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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元帅的孩子


  父亲贺龙在我眼中,除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他的另一个最高荣誉便是爱。我们也只能通过爱才能真正与他接近。
  父亲的爱常是通过笑来表达,或无声地笑,或哈哈大笑,有时甚至一边笑一边用两个拇指轮替抹掉眼角笑出的泪。我们考试成绩好,他笑;我们打枪打的准,他笑;我们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他笑;我们游泳超过他,他也笑。他笑起来时,眉眼和嘴巴都成细细的月牙形,那种只属于父亲的慈爱之情便从“月牙”里一泄而出……
  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很深。
  父亲特别喜欢女孩子留长发,梳辫子;他很懂辫子,三股辫,四股辫,脱三股,脱四股,因为清朝时老人们都梳过辫子。我和妹妹小时候都留长辫子,后来岁数大些了,我实在想剪头发,父亲不答应:“别剪,不要剪,女孩子留辫子好看。”
  我又想剪头发,又怕父亲不高兴,决定和父亲开个玩笑,先试探试探父亲的反应。我把辫子折上去用带子一扎,从正面看不见辫子了。我从屋里出来,见父亲站在门外,双手叉腰笑。
  “爸爸,我剪辫子了。”
  “我看看你怎么剪的?”父亲走过来,不等我避开,那只大手已经探到我脑后,从发根往上一捋,辫子垂下来,一切都露馅子。
  父亲笑得好开心,甜甜的,于是,我便不忍心剪头发了。我也曾试过把辫子拆开,扎成马尾巴。父亲仍然摇头。我说:“爸爸,我这么梳不好看吗?”
  “哎,这么梳也挺好看啊,”父亲勉强说,“进步了。”
  我知道父亲还是喜欢辫子。从此再不作剪辫子的打算。
  父爱不只是对自己的子女,而是对着整个后一代。星期六,一个侄儿回来说,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学生偷馒头吃,被抓住了,准备开批判会。父亲贺龙本是极憎恶偷盗,这次却不唱高调了,皱起眉说:“困难时期,他是饿的么,你告诉学校,不要批判了,还是孩子,下面教育几句就行,不要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那样不好。”
  他的司机开车,和一辆马车相蹭,出了交通事故,被停止开车。他听到消息,马上散步到司机班看望司机,批评几句安尉几句鼓励几句。回家后对我们说:“人家出了事,正需要关心,我能不去吗?”再说了,我要不去看看,他以后还能开车吗?”
  在怀仁常看话剧《青年一代》,我坐过道边,恰好刘少奇也坐过道边。剧中萧继业念母亲在狱中留下的遗书时,我发现少奇同志哭了,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再看父亲,也在用拇指擦眼角。剧终散场,父亲对我们说:“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就一个愿望啊,接好革命班,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最能体现贺龙那种伟大父爱的故事还不是这些,那故事开始于解放之初,发生在四川重庆市,至今为许多知情者传诵着。

  一天,我们家的门口,摇摇晃晃走来个小脚老太太。她是土家族的打扮:头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厚厚的黑布,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衣,身边簇拥着四五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一溜。面对卫兵的盘问,她表现出一般农村老太太所没有的从容和大度,不慌不忙说:“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桑植一个姓钟的穷老太太看他来了,有事想求他。”
  卫兵打量这位脸孔黧黑,饱经风霜的老太太,又打量那群衣衫褴楼,面呈饥困之色的孩子们,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你们是贺老总家乡来的?”
  “对头,你告诉他一声。”
  “来这么多……孩子。”卫兵略一犹豫,还是向里面通报了。胜利后,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亲友找上门要求帮助和照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话,并且作出榜样,一律不能搞特殊……
  卫兵不及多想,里面已经传来声音:“快让他们进来!”
  钟老太太领着孩子们走进院子,贺龙已经从屋里匆匆迎出来,喊一声:“二姐!”
  母亲薛明跟在父亲贺龙身后,虽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想必是有亲缘关系,便也跟着叫二姐。
  不过,一下子发现这位二姐身边簇拥了那么一大群孩子,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愣住了。
  钟老太并不在意贺龙发怔,轻轻拍着孩子们的头:“跪下,跪下磕头,都给老爷爷磕头。”
  呼喇喇,孩子们跪下一片,齐给贺龙磕头。
  “这是怎么回事?”贺龙手足失措,”二姐,你也讲个明白嘛。”
  钟老太太仍然对着孩子们讲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孩子们一边磕头,一边学舌:“给老爷爷磕头,留下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先造成“既成事实”。
  “起来起来,都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贺龙叫孩子们起来,眉毛微微一皱,显然不悦,“二姐,你该了解我贺龙是什么人。你们来看我,我欢迎。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不合适……”
  “我明白你们的章程,不能鸡呀猫地都跟着升天。”钟老太太指指孩子,“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父兄,他们的爷娘都是跟你闹红牺牲了!”
  贺龙身体一震,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孩子。一张面孔一张面孔仔细地看过去,渐渐固定不动了,仿佛坠入亿念的沉思中,仿佛面对了一页用血写成的历史。谁要学会眼睛的语言,谁就可以从贺龙那双深邃似海的眼睛里听到湘鄂西的天风,洪湖水的浪涛,如雷激荡的呐喊。多少次揭竿而起,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只要贺龙登高一呼,活着的父老乡亲便会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战斗下去。为了今天这个胜利,贺龙牺牲了八十多位亲人……
  “贺兴亚、贺兴同、贺兴国、贺腾蚊、贺学雨、贺婉珍……”钟老太太指点孩子们叫名,然后又说一遍他们父兄爷娘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在贺龙的心中唤回经久不息的隆隆回响。他的眸子时而闪烁如燃烧的火,时而黯淡如悲痛的海。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摸靠近自己的一名少年,从少年的眉眼和脸孔的轮廓追寻过去所熟悉所亲热的影像。钟老太太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响:
  “他叫贺兴洲。当年你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划船接你的就是他爹!后来跟着你闹革命了,马前马后一直到牺牲。他死了,他的伢儿连口饭都没得吃……”钟老太眼圈红了,轻轻摇着头,“今天胜利了,你,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哪!”
  贺龙垂下眼帘,两道浓黑的眉有力地弯在眼棱上方,又仰头深吸一口气,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是啊,家里牺牲的人太多,贺氏家族就上百口人。可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如果是其他烈士子弟,也许要容易下决心……
  贺龙望住他的二姐,湿漉漉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一种不能描绘的复杂内容的存在,沙哑地说:
  “为了今天的胜利,贺家牺牲上百人。可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牺牲了两千万烈士……”
  “我明白你要说的道理。”钟老太太虽然裹出一双小脚,头脑却早在“闹红”时就得到解放。她说:“桑植穷,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如果成人了,我也不会带来找你。可他们太小,都是孩子,没有独立,没人抚养啊。共产党留清名,也不能不念旧情,不问该不该……”
  “二姐,”贺龙叫一声,显然又受一次震动。他望着钟老太太,抿抿嘴唇,点点头,目光忽然变得柔和平静,脸上甚至有了笑容。那是拿定主意后轻松的笑:“二姐在理。烈士后代,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就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顿了顿,转向薛明说:“这里有公有私,要管,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就只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薛明说:“有我,还有老聂呢。”
  我们家里的管理员叫聂占新,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跟随贺龙。
  “快给老爷爷磕头,谢谢老爷爷给一碗饭吃。”钟老太太那边一声招呼,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抱起这个扯那个,一连声说:“都是我的儿子,以后都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聂占新还有点不同想法。他既然负责管理这个家,就不能只算政治和感情帐,还要算经济帐。我们兄妹四个,一下子又增加了十多个孩子,只靠父母两人的工资,生活会太紧张。聂占新提议:“他们都是烈士子弟,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负担一下嘛。”
  “你这个理不通。”父亲贺龙摇头。
  “怎么不通?”聂占新坚持意见,“他们是烈士子弟。”
  “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
  “他们都是贺氏后代,都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负担。”
  聂占新一时没话讲了。想一想,叹口气:“唉,反正我讲不过老总。留下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抚养时又不论烈士子弟,论起贺氏家族了,这道理还能变啊?”
  聂管理员肩负起这些烈士后代的责任。孩子们进了巴蜀小学、中学,那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都住校。学费、伙食费、每月零花钱及换季衣物等一应杂事由管理员操心负责,贺龙和薛明工作之余也关心照顾一下。每到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家来,贺龙必要开心地笑,边吸雪茄边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两个桌子坐不下……”
  确实坐不下,因为父亲贺龙的孩子还远不止这十几个。

  在一个星期天,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
  虽然都是姓贺,贺炳炎与贺龙并非亲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又非常亲。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
  “老总啊,看你来了。”贺炳炎熟门熟院,自己就闯进屋,马上吃一惊:“哈,你这儿这么多孩子啊!”
  “都是我的孩子。”父亲惬意地摸摸他那两道著名的黑胡子,眼睛和嘴又笑成了月牙形。
  “够一个班了,哪里弄来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朝薛明挤挤眼睛。
  “桑植来的,”薛明说,“都是烈士子弟。”
  贺龙便指点那些孩子们,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牺牲了的亲人。
  贺炳炎到贺龙家历来很随便,从收音机到腌泡菜,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毕竟是当过警卫员,家里人一样。这次却忽然变得正经起来。
  “多好的孩子们啊,都这么懂事有礼貌。”贺炳炎将军像唱赞歌一样夸奖,捏捏下巴,冲贺龙一笑:“老总,我们雷生可是跟你有缘份啊。”
  前面讲过,贺炳炎的儿子是随着天上轰隆一声雷响脱离母体,所以取名叫雷生,贺龙的儿子是大雨中出生,所以曾取名而生;民间传说贺龙是水龙,家里的房子三次被国民党放火,三次天降大雨将火浇灭;许多老将军开玩笑说,贺炳炎跟随贺龙多年,沾了龙气,所以响雷生儿,这是一种缘份。
  现在,贺炳炎看见贺龙家里一大群孩子,动了心思,便绕山绕水说:“我那个姜平年轻幼稚,教育孩子不行,说不出道理来。哎,薛明,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你多照顾点。”
  “那时困难,大家都困难。”
  “可你还是尽心照顾了。”贺炳炎绕了圈,绕国主题,“薛明,这次还得麻烦你。”
  “你又困难了?去哪儿打仗呀?”
  “唉,你别逗我么。说正经的,你这儿这么多孩子,教育的又好。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让我的雷生也跟你们吧,跟着老帅我放心,小兄弟们也能建立起感情。”
  薛明还没来得及开口,贺龙已经笑响一串,说:“好啊,来了就都是我的儿子。”
  于是,贺炳炎将军也把儿子送来了。
  于是,我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
  聂管理员对我的母亲嘀咕:老总脑子里不想收入多少,养起养不起,就知道喜欢孩子,就是高兴。一个孩子要十五元生活费,再养几个就快揭不开锅了……

  北京协和医院一间高干病房里,空气紧张,沉重又略带几分凄凉。
  陈希云将军仰卧在病床上。雪白的墙壁、雪白的褥单、雪白的被子、雪白的枕头、还有医护人员身上雪白的大褂,他就像卧在雪天雪地一样抖个不止。他的脸孔就像行将凋谢的木兰花一样青白而泛灰,两只枯瘦竹节似的手在被子上抽搐着,干皱的皮肤下隐隐显露出缕缕青筋。谁能想像这就是当年驰骋疆场、气吞万里的红军将领?他的生命已近弥留之际。
  但是,他不肯离去。顽强地坚持着。他的头发蓬乱,脸孔每过片刻便抖抖地偏侧一个方向,一双眼窝塌陷的已经变混浊的眼睛不甘心地瞧瞧这个又看看那个。他的喉结痉挛着,不住地倒气,又突然地使大劲抽动一下,用难以想象的努力完成一次呼吸。
  周围的战友和同志瞧着这情景真有说不出的痛苦,纷纷俯下身,安慰着:“老陈,薛明同志马上就要赶到。你再坚持一下一要不然,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陈将军嘴唇一张一合,喉结抽动着像是吞咽什么东西,喉咙深处咯咯地响过几声,终于又完成一次呼吸。
  外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说:“来了来了,薛明同志来了!”
  薛明像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像是刚爬过一座大山。她顾不上眼熟人们打招呼,迳直赶到陈希云病床旁,俯下身就呼唤:“陈部长,陈希云同志!”
  陈希云是贺龙的老部下,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几十年,曾任八路军一二○军后勤部长,与薛明也很熟悉。
  听到薛明的呼唤,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陈将军忽然“闪烁”了,大约就是人们常讲的“回光返照”吧?他那混浊暗谈下来的双眼重新放出富有生气的光辉,在一张即将熄灭的脸孔上闪烁不已。
  “老陈,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薛明握住陈希云的手,她能感到陈希云也在努力抓她的手。
  “我,心里有,有件事……思、考、好久……”
  薛明点头,她听到一阵咯咯倒气声,接着又是顽强而痛苦的一次呼吸。
  “只、有跟你……说。”
  “知道。你说。”
  “我家里,孩子多……五个……”
  “你放心,老陈……”
  “我挽回不了啦。放、放心不下……孩子。我的爱人,没什么……收入,养……不活啊。”
  “老陈,放心,交我好了。”
  “张,张子仪要了……两上。李贞……要走一个。全分出去……去了……”
  泪水在陈将军眼角闪耀。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来去赤条条,临终不得不看骨肉拆开寄养的现实:
  “老大,洪生,我的大儿子,想托付给你。你和老总,给碗……饭吃。能到你两位手下,把他,把他……”
  薛明眼圈一红,泪水涌出。她忙起身,把那孩子拉过身边,一同站到陈希云面前:“陈部长,交给我和老总了!”
  陈希云死死瞪住薛明和他的儿子陈洪生,嘴角忽然绽出一丝苦笑,那浅浅的笑纹渐渐凝固了……
  陈将军就在这苦笑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孩子陈洪生。
  我们家孩子成群,但相处得好,全是兄弟姐妹,热闹欢乐,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生活的气氛,吸引了不少的人。
  当时,李井泉任四川省委书记,住在成都。他来重庆看望贺龙,见了这一大群孩子,感动不已。
  李井泉曾任贺龙的政治秘书,很熟悉。当年在延安,在晋绥,他工作在父亲贺龙身边,孩子常住我们家,与我们兄弟姐妹很熟,整天玩在一起,亲兄妹一样,感情分不开。现在李井泉见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不觉也动了念头。
  “老总啊,我那孩子黎风,现在快成野孩子了。”李井泉先诉苦。
  “有爹有娘的怎么会快成野孩子了?”父亲贺龙吸着雪茄烟,笑眯眯地问。
  “唉,有跟没有差不多。你也知道,我忙得顾不上家,萧里也忙得顾不上家。她是一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得休息,又是开会又是谈话又是批文件,顾不上管孩子啊。”李井泉说到这里,开始转话头,“黎风可是想你,想鹏飞他们,有感情了,总想见你们。”
  “那就带他们来看看嘛。”
  “你看你这里多好”,李井泉指那一群孩子们,“这么多孩子在一起,互相作伴,有家庭气氛又有集体观念。把我们家黎风也送来,叫他跟着你吧。”
  “你舍得吗?”母亲薛明插一句问。
  “自小就跟你们熟,还有啥舍得舍不得,他来了还能学好。”
  “那就送来吧,都是我的儿子。”贺龙仍是那么开心爽快,眼睛和嘴又笑成月牙形。
  “好,我就等老总这句话,你养活这么一大群,也够紧的,我的孩子抚养费我掏。”
  “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要你的钱。”贺龙捏着雪茄将手一摆:“我还养得起!”
  于是,上小学的李黎风也来到我家,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变。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父亲命令那些造反派送回李明清,警告他们不许碰李明清是因为李明清并不在家,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为李明清担心忧虑,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李明清。
  但是,那一场浩劫,特别是有林彪、江青那样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迫害,贺龙终于没有能保护住李明清,并且自己也被囚禁,受尽折磨,终于被迫害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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