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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我只简单地写了蒋介石对宋庆龄仇恨万分，多次想下毒手，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她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前后进行监视。有时，特务们写信或打电话进行恐吓、侮辱，她不但不曾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吓倒，反而更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最后，蒋介石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离宋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威吓她。我写到这里便没有再写下去，实际上，当时特务处对她搞的阴谋活动还有不少，我都没有详细写出来。特别是没有写出蒋介石指示戴笠对她进行的许多罪恶活动，都有我的一份。 那时，我感到她住在法租界内，是我们法租界组一个最大的包袱，每天除了要写“监视日报”外，还要去侦察与她往来的人，所以我曾两次寄手枪子弹对她进行恐吓，只想促使她离开法租界，住到别处去或出国，这样我就可以省去不少的事。 戴笠还一再命令我：一定要派人设法打进她的家中，收买她身边的人。我就派了一个女特务，去设法接近她身边的一个女佣人（可能是姓李，已记不清楚）。当时那女佣才二十多岁，我满以为有把握收买她。而那个女特务接近她一个多月以后，跟她一道去过宋家几次，就引起了宋先生的注意。她叮嘱女佣人少与这个女特务来往。不久，这个女特务开始向女佣人打听宋家来往客人的情况，并送她不少东西。女佣人便将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先生，宋先生除叫她把东西全部退还外，还叫她坚决不要再和这个女特务往来。这一招失败后，我并没有死心，又通过宋家邻居的几个女佣人去做工作，仍然没有成功。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可以达到收买甚至吸收宋家女佣当特务的目的，那就是我派的那个女特务在和她往来的一段时间中，得知她刚与一个不务正业的丈夫离了婚，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对象。想到她还那么年轻，总不能不交男朋友，我便决定采用“美男计”，设法使她上钩。 如何具体进行呢？我考虑再三：如果叫一个长相不错的青年特务化装成知识分子去勾引她，那样彼此的身份不相称，会引起宋先生的注意；如果化装成一个工人，附近又没有工厂，一个工人经常远道去勾搭她，似乎也不妥当。最后，我叫一个特务化装成汽车司机，这不但彼此身份相当，不容易引起宋先生的怀疑，而且常有机会在附近或别处与她相遇。果然，不到三个月，这一招初步见效了，化装司机的男特务与她常有往来，可为了做到一切不使她怀疑，从不探问她的主人情况。我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订婚或结婚之后，就不愁她不“嫁鸡随飞，嫁狗随走”了。 有次戴笠到上海，我去见他时，把这事向他报告，他很高兴，要我把这个男特务带到上海特区接头站与他见面，还指示应当力求避免引起宋的怀疑，千万不宜急躁，不要露出马脚，并发给这个特务100元作为奖励。 而这个女佣人对宋先生一向很忠实，主动把自己交男朋友的情况告诉了她。宋先生仔细查问了双方认识的经过，听说介绍人是附近一个开私人车的司机，便叮嘱她应多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再带他去见见面。说实在的，当时我对此真感到有些不理解：像宋先生这样有地位并且工作繁忙的人，怎么会亲自来过问一个女佣人的事？ 由于我的精心布置，女佣人到这个男特务家里去的时候，看到来往的人，都是一些汽车司机。这是因为法租界组有个叫范广珍的组员，既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探目，又是帮会头子，他手下有的是司机、工人等等。那天，女佣人应邀去男特务家里，也许是有意去看虚实的，我让范广珍故意安排一些汽车司机模样的人来来往往，有的驾驶出租汽车，有的给私人开车，都和那个男特务称兄道弟，而且对他比较尊重。女佣人看到这些情况，认为那个男特务不像她过去那个丈夫流里流气，感到相当满意。这样，第一关总算过去了。 为了把这一台假戏唱好，我又让这个男特务搬到法租界辣斐德路靠近白莱尼门马浪路口的一家私人小汽车出租行的楼上居住，而且给他安排在那家出租车行当一名义务司机。这样，宋家女佣人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那家车行找到他。有两次下大雨，宋家女佣人为送客打电话到车行雇车，这个男特务都是马上把车开去，这不但可以取信于她，而且可从送客当中得到一点情报。这一布置，我自认没有露出半点破绽。谁知等到他们快要订婚的前几天，突然，宋家那位女佣人不愿再见这个男特务了，这个男特务在附近守候了好些天才遇到她一次。她看到这个男特务，气得哭了，一个劲儿地骂他是坏蛋，想欺骗她。当时还不兴骂“特务”二字，但从那坚决的态度和语气看，似乎她已发觉了男方的卑劣手段和不正当目的。我再三责问那个男特务什么地方露了马脚，他经过仔细检查，觉得完全没有使对方产生怀疑的任何言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一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我当时实在猜不透。直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是怎样被发觉的。 这一“美男计”失败之后，蒋介石和戴笠仍未放弃对宋先生的迫害。有天我去南京，走进鸡鹅巷53号戴笠的办公室，戴笠问我：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我沉思片刻，提出可否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她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他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我也曾想到过这一办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当时我的阴谋是这样的：搞一辆构造结实的德国小车，由我亲自驾驶，挡风玻璃换用保险不碎的玻璃。因为一般车祸发生，司机受伤往往是挡风玻璃碎片造成的，只要把它换成保险玻璃，撞后没有碎片，头部就不会受伤，再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何况又是存心去撞别人的车，有思想准备，更是可保无虞。我还声称，自己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 戴笠对我的这一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对我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凶手更加满意，一再称赞。我回答说：“士为知己者死，死亦无憾！” 接着他就问我：何时何地最宜？我说，一定要在租界内，紧跟宋的车后，看到宋乘坐的车碰到红灯刚停稳时，便朝她的车后撞过去。因为只有在车停稳后撞上去，才能把车内的人撞伤，而如果在车行进时撞上去，可能把对方的车撞出很远，但车内的人不易受重伤，撞过之后，再马上把自己车内的制动器弄坏这样，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负的责任就可以轻一些。我还表示：为了工作，不怕坐几年牢。 戴笠对于我所提的意见和表现的态度，自然十分称心。平日我去南京见他，遇到快吃饭时，我总是赶快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到大饭厅和内勤特务一道吃饭。这次他却不让我走，留我和他一道边吃饭边继续谈。他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坚定信念，并说，即使万一事件发生后被租界的法院判了刑，他也会想办法让我很快出来。 我从南京回到上海，约一个月左右，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给我弄到了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我试了一下，车子很好，只等他一声令下，就可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通常经过的几条马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口等处下手最为适宜，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后疏通也方便些。 我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我总要去问：什么时候下手？他总是答复：“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的。” 可大约在一年以后，他来到上海，要我把小车交还杜月笙一个学生开的汽车行，说这一计划决定不实行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一个周密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答，却笑着问我：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我说：“没有经验”。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来查去，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脱不了身。我虽然一再保证决不会说出来，即使要我抵命也决不后悔，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并暗示是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所以才决定取消这一计划的。 -------------------------------------------------------------------- （摘自《沈醉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isbn7530104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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