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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反潮流


            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嘞),
            三大革命打冲锋(哟嗬)

                        ——电影《决裂》插曲

  1974年的初春,中学生像“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又造起反来。几乎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的玻璃窗几乎被砸烂个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砸坏不少,在这群患了政治甲亢症的学生中;我们13岁的小英雄黄帅由几篇日记开始,不幸成为70年代反潮流的象征。后来人们也原谅了黄帅,她毕竟是个孩子,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是个天资聪颖、有好学精神的孩子。黄帅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女学生,她所道出的,不过是对学校里的某种现象的苦闷心情,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按理说也是人之常情。然而70年代里学生们的歌谣:“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究竟谁怕谁……师道尊严一定灭亡”和全国教育界的一片沸腾,使得这个并不懂得世道险恶的女孩子一次次拨弄好自己的红领巾,被上层人物一次次召见。谁也没有想到,几篇较有个性的日记,会使教育界失掉了最后一层体面,教师的凛然和威严,在红小兵的小拳之下已破碎不堪,踏着这些碎片,黄帅越发显得像个“革命小将”了。虽然黄帅形象及其所谓的“黄帅”的日记,事后证明是有人故意推波助澜,但对于当时既成的“英雄”事实,不辨真假的小学生也只有顺势而为了。

  黄帅现象引发的社会震荡绝不是70年代的孤立现象。如果说当初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索要的是一种纯洁的权益,那么,更多的成人对权益分配的不满,则是出于弥漫于这个时代的普遍的怨恨,1974年怪诞的社会风景,使人心变得更加无常。

  在历史的某个时期,人性的自觉本来是自我拯救的一个心灵起点,尽管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罪孽中拒绝文化的历史积淀乃至达到拒绝文明的程度。但在上山下乡后,他们仍然感受到农村的落后陋习,比红卫兵自己更排斥文明——或者是现代文明之风还未能吹到农村。王安忆曾悲哀地说:知识青年不仅没有给广大农村带来“知识”的春风,相反,中国农村的愚昧像汪洋大海般地吞噬了他们。面对农村经济、文化、人民觉悟的落后,红卫兵(知青)难以忍受城乡之间的文化反差,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但面对70年代恢复的旨在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素质的高校招生制度,以张铁生为典型的少数“知识青年”,终于开始了命运的大逃亡。

  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区1968年下乡的知青,恢复招考后,开始萌动求进的想法了。在政治亢奋时期过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在农村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一心一意想上大学,并以此为契机,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公社一级的文化考察,张铁生以一剂偏方(给领导写信自我推荐)通过了考试,在兴城区文化考试中,他遇到了难关,其实这考试是开卷考试,考题也不偏不怪,比如“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等老生常谈的内容。无奈张铁生天资不足,也未曾下过悬梁刺股的功夫,加上当时既要作政治的先锋,又要作学院淘金者,实在鱼肉熊掌不可兼得。结果张的语文考了38分, 数学得61分,理化仅得6分,几乎等于交白卷。眼看升学无望,张铁生又亮出一剂偏方,在理化卷的背后给领导写了一封牢骚满腹的信,不想竟得了个满分。

  尊敬的领导: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干自己的本
  职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
  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
  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实
  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
  考试被他们这帮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
  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
  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
  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说些什么,总觉
  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动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工作所排斥了,代
  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知道的,
  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两
  天的复习的时间,我是保证把它答满分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都清
  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
  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生之中,能对我这个
  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其实,平心而论,像“考试被他们这帮大学迷给垄断了”的句子,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信奉者最真实的失落。时代的哲学总纲要求人们去如此这般地做,然而却要把机会赐给了并不十分信奉它的人。这种矛盾,势必在70年代引发出一场新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铁生也道出了某种真实的辛酸。但是,本来可以到此为止的一篇文字却导致了一场恶性事件。后来有人说:这封信使人想起狐狸与萄葡的故事, 对于爱读书的“呆子” 们,按照这个时代的逻辑就算“不务正业、逍遥法外”!在张铁生语言不太通畅的自白之中,我们似乎明白,知识青年不得擅自读除毛选、《学习与批判》、《征途》以外的书,就是那个时代的大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这一“大法”的。这样看来,张铁生代表的知青“先锋”们,希望这次入学“加以考虑为盼”,这岂不要以身试“法”吗?现代中国的狐狸与葡萄的寓言,应该加一句新的台词:“就算葡萄是酸的,我也要吃它”。

  张铁生的闹剧被毛远新当作“有棱有角的石头”砸向周恩来的现代教育思想,原本可以恢复比较正常形态的文化教育再一次被扫进读书无用的垃圾堆。中国再一次陷入自我蒙昧年代。而张铁生自己,作为“教育革命”的闯将,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担任了铁岭市农学院的领导,当上了四届人大的常委会委员,

  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传奇,一度倾斜了混乱时代的人心,以至于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招生以后,有大批的考生模仿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信,对考试指手画脚以图出奇制胜。从张铁生自相矛盾的信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张对学习机会真诚的需求,如果不是历史的荒诞太深以至于我们把荒唐当作了真理的话,张铁生也许不会身败名裂,相反,他一定会痛定思痛,下一番苦读的功夫的。

  这个被咒诅为文明“慧星”的张铁生,如今在辽宁农村的一个诊所行医为生,这也算是一种象征——医治创伤的象征吧。

          ※   ※   ※   ※   ※

  文革十年很自然地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政治高的民族心态。文革的每场运动,大多数的青年总是满腔热忱去冲锋,但最后的结果呢?“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政治命运的屡败屡战导致青年心理的挫折感增强,使大多数青年,总是处于社会生活的非主流地位。自己付出全部的政治热情但却无前途可言,到头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读书升学”之上,又屡遭打击,这是怎样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年代呵!

  继张铁生之后,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的15岁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在卷子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
    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
    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张玉勤的不良情绪受到学校的批评,小小年纪不知何方来的满腹怨愤不能排遣,竟投河自尽。 张玉勤的死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不幸,在1974年1月,张玉勤的班主任被判刑2年,唐河县有关人员也被株连280多人。黄帅的“首义”,张玉勤的死,张铁生的呼应,共同构成了1974年青少年一代的情感倾向。于是乎,“白专道路”人人喊打,知识成为人世间最无用、最卑贱的事物,70年代的荒诞风景,让人感慨又无奈。

  在第一次大学招生口语面试室里,主考老师准备考一位报考日语专业的学生。

  老师说:“请你先写几句简单的日语句子吧。”

  考生摇了摇头说:“我只会说,不会写。”

  教师问:“那你凭什么来报考大学呢?”

  考生伸出一双大手,伸开手指,满手黄亮亮的老茧:“凭这个,不过,日语我是会说的。”

  老师想了想,就说:“好吧,你就说几句吧。”

  考生想起了几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精神为之一振,拉起粗噪门喊:“你的,太巴壳(日语香烟之音)的拿来,我的米西米西的有。”

  他见老师猛地瞪大了眼睛,心中更得意,将手往空中一挥,做了个劈刀的手势,大吼:“八格牙鲁,你的瞪眼睛的不要……”

  这种幽默,只属于70年代。

                年度记事

         ★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受到批判

  1月30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这个所谓批判,以“高、大、全”和“假、大、空”苛求于一位外国人,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文章说,安东尼奥尼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文章还说,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群众,但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 8年来首次上映国产新故事片

  1月16至20日, 国务院文化组召开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张春桥对《战洪图》、《火红的年代》、《年轻的一代》等影片的意见。于会泳在讲话中对周恩来关于“中央对故事片抓晚了”的批评进行攻击。故事片《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这是文化大革命8年多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影片。

             ★ 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但南越当局竟然于1973年9月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 太平等岛屿划入其版图。我国外交部于1974年1月11日发表声明, 重申南沙、西沙和东沙等群岛属于中国的领土,指出这些岛屿附近的海域资源主权也属于中国。 但南越当局置若罔闻,悍然派出军舰于1月15日入侵西沙群岛之永乐群岛海域,并炮击甘泉岛,无理要求我在甘泉岛附近生产的402号渔轮离开我海域。1月17日,南越武装部队侵占金银岛,并在侵入甘泉岛后强行取下我国国旗。1月18日南越当局又以两艘舰艇于羚羊礁北侧撞毁我407号渔轮驾驶台。中国海军为了中国领土主权和保护人民的正常生产,派出6艘舰艇于1月17日、18日进至永乐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月19日,南越当局竟又派出武装部队进攻我国琛航岛,出动军舰与飞机炮击和轰炸琛航岛,致使岛上渔民、民兵死伤多人,该岛渔民、民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经1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沉敌舰1艘,伤其3艘。1月20日,中国陆军部队在海军和渔民、民兵的配合下,收复了甘泉、珊瑚、金银3岛。共毙、俘敌兵300多名。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2月22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卡翁达并在谈话中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 我国就东海大陆架开发协定发表声明

  2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和韩国签订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的协定一事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1974年1月30日,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流城签订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的协定,背着中国在东海海域片面划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南朝鲜的所谓共同开发区,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中国政府认为,根据大陆架是大陆自然延伸的原则,东海大陆架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如果日本和南朝鲜当局在这一区域擅自进行开发话动,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 黑龙江发现古代猛犸象骨架化石

  4月14日, 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人民公社社员平整土地时,在距离地面约5米处发现一具较完整的古代猛犸象骨架化石。 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次发现的猛犸象, 身长6米左右,体高3.01米,其粗大扭转的门齿曲线长度达1.43米,据推算,它活着的时候体重可达4至5吨。这种动物生存在第四纪晚期,距今至少有1万多年。 这为研究松嫩平原一带第四纪晚期的地层、古生物、古气象、古地理等提供了新的实物根据。

            ★ 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文章《在矛盾冲突中塑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文章说,浩然的《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战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 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萧长春的英雄形象。文章还说,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萧长春,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这一人物之所以高大、丰满而感人,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作者在创作中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突出地刻画了萧长春的英雄形象。

        ★ 8个样板戏“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

  7月1日,《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初澜的文章《京剧革命10年》。文章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早在1968年、1969年就鼓吹的所谓“空白”论、“创业期” 论、“新纪元”论,作了系统的发挥,说“第一批8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过去的10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

              ★ 批判“三字经”

  7月12日, 江青对《北京日报》一个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孙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写了批语:“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国务院科教组于20日将上述批语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此后,在各级学校以至幼儿园又开展了批判《三字经》、《闺训千字文》、《弟子规》、《改良女儿经》、《神童诗》、《名贤集》等旧书的活动,这些当代青少年从未接触过的旧书被大量翻印。

       ★ “江青裙”被作为“新生事物”强行推向全国

  10月14日,天津正式展出了“江青裙”。这一裙装是天津市委的某负责人找人翻古书, 看古画,临摹出100多种唐、宋、明女服饰画图,最后由江青修正审定、正式命名的。 天津市委的某负责人向六省、市代表介绍了“经验”:(1)此裙是个“新生事物” ,推不推广、穿与不穿,是态度问题;(2)市委排上日程,书记亲自抓, 工商局党委保证,局长亲自动手;(3)决定市直属机关女干部和市妇联头头要带头穿; (4)决定主力军(纺织女工)上阵,一下穿出1000件,等等。另外,据沈阳、抚顺、丹东、锦西、旅大统计,他们加工、进货2.9万多件“江青裙”,总价55万余元, 结果压库1.4万多件。如何处理,愁坏了职工,难了领导。末了,不得不统统毁制,大削价,“大牺牲”,摆摊销售,这样,待全部处理完毕,国家损失达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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