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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左翼出山 三个摩登女性 情人上场 一位猎艳高手


  且说阮玲玉在《三个摩登女性》中,扮演了一名自食其力、有理想有追求的新女性形象——淑贞。淑贞因为“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发动事变,护送母亲来到上海,并考入电话局为接线生。
  淑贞有一位同乡、未婚夫张榆此时恰巧也在上海,并且当上了电影明星,以英俊风流的姿态获得盛名,张榆和交际花虞玉过往甚密,完全忘却了一片真情的淑贞。
  淑贞看了张榆在银幕上的演出,还在电话接线中时常听到张榆和虞玉的绵绵情话,深感不安和痛苦。她不仅为自己失去一名钟情的未婚夫而难过,而且深深地为张榆的前途担忧。
  在国难家破之时,张榆陷于醉生梦死之中,淑贞不顾被张榆拒绝的女性自尊心,从电话中坦诚相对,而张榆一意孤行,不接受淑贞的忠告。
  后来,“—·二八”事变再起,张榆在爱国意识的促动下,断绝和交际花虞玉的情爱关系,热忱投入发动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之中。
  在此期间,张榆从工作中,从接触中,深深为淑贞的真知灼见和纯洁不凡所吸引,认为她才是当代真正的摩登女性,不觉一往情深,产生前所未有的爱慕之心。
  淑贞则因被张愉伤透了心,不愿接受这种感情。最后,在一次电话局罢工活动中,淑贞当众演说被坏人击伤,送入医院,张榆日夜守护在病床旁,终于重新获得了淑贞的爱情。
  田汉写这个剧本是有感而发。他把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视为真正的“摩登女性”。他认为,他在电影里批判了追求官能享受的虞玉和伤感殉情的若英这样的“摩登”,歌颂了自食其力、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淑贞这样的“摩登”。
  现实生活则为田汉的剧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虞玉这样的女性在上海的有闲阶级中多得很,而金焰家里不少女影迷的热情来信,便成了若英的素材。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电话公司正闹罢工风潮,女接线生的行动,就是淑贞形象的来源。
  《三个摩登女性》的剧本交到了“联华”名导演卜万苍的手上,在演员的选择方面,男主角是最容易确定的,张愉自然非金焰莫属,可以说,这个角色就是田汉以金焰为模特而写就的。
  女主角的人选却令卜万苍颇费踌躇。在他以往导演影片时,女主角的首选都是阮玲玉,他也是最先了解和发现阮玲玉的演戏才华的。然而这一次他却犹豫了。
  影片中的第一女主角无疑是女工周淑贞,这是一个全新的银幕形象,而阮玲玉以前在《白云塔》、《情欲宝鉴》、《故都春梦》中成功地扮演了一些刁钻狡猾、风骚放荡的女性,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周淑贞这一朴实正直、无私无畏的青年女工的角色,阮玲玉能演得好吗?如果选择她来饰演,怕容易演成一个“骚”女工的形象。即使阮玲玉在《野草间花》中有出色表演,那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与《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卜万苍举棋不定。
  若用阮玲玉来演周淑贞的话,很可能演砸了,而此时的“联华”已不允许再有失败,而且这么好的一个剧本,若因自己没能选好演员而导致失败,也太可惜了。因此,卜万苍决定该片就不请阮玲玉来主演了。
  阮玲玉读完《三个摩登女性》剧本后,被剧作者全新的艺术视野和思想境界所折服。对阮玲玉而言,剧中的三个女性角色饰演虞玉难度最小,作为一个不得不经常出现在交际场所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经常能见到像虞玉这样的女子,而且她在以往的影片中,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
  但阮玲玉却对淑贞的形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一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刺激着阮玲玉,她的思想也在变化,她想通过自己的银幕表演为社会做点事,而淑贞的形象正好是个契机。何况,她也一直想改改戏路,拓宽自己的表演层面。
  不过,卜万苍却没有像以往那样,一拿到新的剧本首先来找阮玲玉。卜万苍的态度让阮玲玉担忧,她也知道他的想法,于是,她便主动地找到卜万苍。
  见到卜万苍,阮玲玉恳切地提出了要求:
  “卜先生,周淑贞一角定了吗?我想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对我太重要了,我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银幕形象。”
  卜万苍知道阮玲玉从不跟别人争角色,这次她肯定有想法,怎么办呢?卜万苍有些为难地说道:
  “阮小姐,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不过这个角色可能确实不适合你,再说,现在的情形和老板的态度你也是知道的,万一演砸了,收不回成本就坏了。”
  “卜先生,那没关系,演砸了我负责。如果不成功,我赔偿公司的损失,可以用我的家产担保。”
  阮玲玉的执著感动了卜万苍,他想了想,对阮玲玉说道:
  “那好,我这一关你通过了,其他方面我尽力为你争取,我也相信只要你努力,你是能演好这个角色的。”
  阮玲玉用自己的决心争取到了周淑贞这个角色,她不敢掉以轻心,用心揣摸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对周淑贞这个人物揉进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她也有过人生痛苦的经历,有过奋斗的历程,影片中所描写电影界的事,她又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她以充满激情而又纯朴自然的表演使周淑贞这个形象立了起来,并在银幕上大放光彩。
  1933年元旦前夕,《三个摩登女性》片成公映,在1933年初即成为整个影坛为之轰动的作品。影评者在对影片给予好评的同时,对三个女演员的表演作出的评论是:
  阮玲玉:“甚佳”;
  黎灼灼:“甚可”;
  陈燕燕:“努力但过火”。
  阮玲玉通过这部影片开始确立起自己新的艺术风格,她的表演得到影评界的肯定,也为一般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阮玲玉终于跳出自己原来的表演路数,以一个特具个性的劳动女性的形象。体现出了她不可多得的表演天才,从而也更增强了她在表演上的自信,为她今后进一步拓宽戏路开了个好头。
  《三个摩登女性》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它以左翼电影运动的先声而被载入史册。三个月后,“明星”出品的由夏衍编剧,胡蝶主演的《狂流》公映,这是一部正面描写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影片,因而被视为左翼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也许是因为周淑贞形象的感染吧,阮玲玉拍完《三个摩登女性》后,心情也好了许多,她憧憬着新的生活、新的天地。
  我们说任何表演艺术家的成功决非偶然,阮玲玉的成就自然也不单靠天赋。
  在默片时代,演员们往往较多地借用本人的性格、形象、气质来扮演角色。如当年以演悲剧擅长的女电影明星王汉伦;擅演深锁双眉、有淡淡哀怨的妇女形象的张织云;擅演贤妻良母型的林楚楚;还有擅演三种不同型的少女的王人美、黎莉莉和陈燕燕。
  在二、三十年代,这些电影女明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素质、外形,自然地用在角色的创造中,取得了成功的。
  阮玲玉与她同时代的电影女明星一样,也以自己的素质,外形和本人的气质上的魅力,作为创造角色的基础。只要稍为了解阮玲玉身世和遭遇的人,就会惊异地发现,她所扮演的角色,与她的经历是如此相似。
  在这方面,曾与阮玲玉在数部电影片合作过,又对表演艺术理论有较深造诣的郑君里,有过精辟的论述:
  “我以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所获得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她所塑造的人物与她的切身社会阅历有着密切的关联。她在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有力地支援了她的艺术创造。……如果把她所创造的几种女性形象按编年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的弱女;被阔佬损害的风尘女子;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要求和劳动人民结合的有初步觉悟的新女性。
  “这些人物的思想演进过程,同她本人思想发展颇有隐然偶合之处。从横向看,她个人的阅历和感受与她所扮演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大同小异的关联;从纵向看,她的生活道路也跟她所创造的人物同发展、同进步。”
  郑君里的这一评语,正是从阮玲玉的艺术实践中如实地总结出来的。
  如她初入影坛时在《挂名夫妻》一片中扮演少女史妙文,史先与青年王定章相恋,但在家庭包办下,嫁了一个毫无感情的富家子弟方少琏,从此隐痛终身。这一角色,和阮玲玉的遭遇相似,容易为她所理解。
  影片中,阮玲玉扮演的史妙文,拒绝了王定章的爱情,默默地回到方少琏身边时,她表现出一种贤淑、善良的神态,低着头,脸上布满了愁云,生动地塑造了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子形象。
  又如,在阮玲玉主演的《情欲宝鉴》、《白云塔》、《故都春梦》中,曾表现出她善作妖媚、泼辣的表演特色,这也和阮玲玉在外形资质上的一些特质有关。
  她的一个同学,在回忆阮玲玉于崇德女校读书时的情况说:
  “她既不漂亮,又不摩登,不过脸上几点细麻麻得很俏,态度也生得风骚一些,尤其是那一双眼珠,滑溜溜的真摄人魂魄。”
  1932年,当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阮玲玉也有强烈追随时代前进的心清,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又主演了要求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新的妇女形象——一《三个摩登女性》等。
  但,如果认为阮玲玉的表演艺术仅仅如此,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假若如此,她是不会,或者说是不可能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就像我们现在看过她的影片后所评价的那样,说她的表演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也就是说,阮玲玉的表演,除了与她同时代的女星有着共同的特点以外,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来构成她表演艺术整体的一个部分。
  后来,阮玲玉在主演《再会吧,上海》与演员何非光的一席话,道出了阮玲玉表演的奥秘:要“多看”生活,我就常观察我母亲是怎么样打牌的。
  阮玲玉,作为一个演员,她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表演理论的学习,这使她不大可能依靠艺术技巧和理性分析去进入角色。从她的艺术实践来看,她更多的还是靠着观察生活来进入角色创造。
  如阮玲玉在1931年主演《恋爱与义务》时,年仅21岁的阮玲玉,既要扮演女儿平儿,又要扮演老年角色平儿的母亲杨乃凡。为了演好这母女两代人的角色,在生活中她既注意观察了与片中女儿明快开朗的性格相近的姑娘,又特别注意观察与母亲性格相近的老人神态。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一位老年妇女,居然紧紧地尾随其后,仔细观察,细心模仿,直到被这位老人发觉……。
  由于阮玲玉在《恋爱与义务》中表演的成功,使该片成为我国初次打入欧洲的巨片。当时除向法国卖出2个拷贝外,南美洲、加拿大等均慕名而来,纷争罗致,影响广远。
  阮玲玉创造角色的特点,是一方面用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气质、外形直觉地进入角色;同时,她也到生活中去攫取人物的素材,进行角色的再创造。
  如果没有后者,如果她没有注意不断地从生活中吸取营养,阮玲玉是不会在《三个摩登女性》中,成功地创造了与以往角色完全不同的电话工人周淑贞,也不会在《小玩意》中塑造一个热情泼辣、勤劳朴实的手工业者叶大嫂,以及后来创造的,艺术形象更为完美的《神女》、《新女性》的角色。
  阮玲玉扮演过小家碧玉、大家闺秀、村姑、老太婆、尼姑、丫头、妓女、乞丐、姨太太、卖花女、女学生、歌女、女作家等等。
  如果把她的杰作汇集起来,差不多是一本中国社会大观。她在银幕中曾自杀4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忧伤、癫疯、被杀、病死等等。
  如果一个演员,不能对自己的角色作性格化的创造,她是决不可能塑造好这么多类型的人物。所以,阮玲玉既是大家所俗称的本色演员,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擅演多方面性格的性格演员。
  默片时期,演员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排练,有时演员根本没有剧本,只能根据导演在摄影场中临场的要求,演员需要作即兴的创造表演,例如导演要求说,“你哭,悲伤一些”,“你笑,热情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演员很容易从本色出发进行表演。
  阮玲玉的整个艺术生活,是在默片创造时期度过的。面对拍摄场中即兴表演的方式,她是如何创造出那么多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的呢?
  阮玲玉是很有表演天才的,而她的表演天才,还是在脚踏实地地准备角色,可以说她的角色不是到摄影场中完成的,而是到摄影场以前就创造成功的。
  她常常为了避免干扰,躲到一个开服装公司的好友家里,将自己关在试衣房里,对着试服装的镜子练起来,动作起来,以至在与友人接触时,还口中念念有词。她解嘲地嘻笑说:“我是个疯子。”还说:“我甚至做梦都在想着如何来表演她(角色)。”
  阮玲玉的表演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当她掌握了一个角色的思想感情之后,就不需要再苦苦地缠住它,而是随时都可以进入角色。后来与阮玲玉合作的著名导演艺术家蔡楚生曾说:
  “在要正式拍戏时,阮却能在瞬间变换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形体动作,从容而又敏捷地进入角色,待摄影机一转动,她——或者就是一个在身心上长年遭践踏与创伤的老妇人,她以无穷的哀痛,苦泪交流地在注诉着什么……使许多内外行的参观者为之惊叹不已。”
  在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合画报》第5卷第7期上,曾登载过这么一段对阮玲玉表演的评语:
  “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了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水准之上者,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事隔20多年后,与阮玲玉合作过3部影片的著名导演孙瑜回忆说:
  “导演阮玲玉拍摄影片,是任何导演的最大快乐,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导演们在摄影场里,平常总致力于如何启发和帮助演员创造角色的表演,但阮却在很多时候反转过来启发和帮助了导演,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当一个导演对阮玲玉具体地规定了某些机械的、不真实的形体动作时,阮并不要在镜头前停下来,和导演面红耳赤地争论一大篇,她只消满怀信心地、真挚地把她的角色在规定情景中所应有的形体动作表演出来,便能使导演心说诚服了。作为导演之一,这就是我所可能给予任何演员的最高评价。”
  这些,是阮玲玉的表演艺术真正吸引人、最可珍贵的地方。这种表演素质的技艺,不是每个演员都能达到的。
  后来,在阮玲玉去世后,“联华”因为公司的台柱明星阮玲玉陨落,实力大损,演员阵线顿形软弱,大有后继无人的恐慌。
  在公司已成名的演员中,或因个性与阮玲玉不同,或是因天才有限,造诣已止,都没有递补阮玲玉地位的资格。为此,“联华”只有把注意力移向新人。
  恰巧“联华”女演员中,有两位新演员,一个是貂班华,一个是梅琳。貂班华在《新女性》等影片中,酷似胡蝶,联华公司让貂班华极力摹仿胡蝶,以此与明星公司抗衡。
  梅琳踏进影圈,为“联华”吴邦藩所发现。他认为她的芳容正和阮玲玉十分相像,因而设法聘用,来递补阮玲玉的虚席。梅琳虽有阮玲玉的桃花脸、柳叶眉,却缺乏阮玲玉的演员素质和纯熟的表演技巧。后来,梅琳在“联华”的《无愁君子》等影片中的表演,都未达到预期效果。
  其实,阮玲玉的表演,何止一个梅琳难于望其项背呢?
  阮玲玉的演员素质和纯熟的表演技巧,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的“多看”,而阮玲玉的“多看”,不仅是多看表演艺术的原形—一生活;同时,也要多看表演艺术的成品——电影。
  过去,在她没有参加工作以前,为了拿不出一张买票的钱,她常常只得在影戏院门前望洋兴叹。如今,生活宽裕了,自己的职业又是演电影,“看电影”就成了阮玲玉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阮玲玉周围的人,只要细心一点的都会观察得出:她很少看中国影片,大多时候看的是外国影片。30年代初,葛丽泰、嘉宝是好莱坞最好的女明星,她曾以精堪的演技和迷人的风姿使世界上千百万影迷为之倾倒。
  嘉宝的重要影片,都曾在我国上映,除默片外,1930年上映了嘉宝的第一部有声片《安娜·克立斯蒂》和数年后上演的《琼宫恨史》,都曾得到过我国影剧界的赞誉。
  可阮玲玉最喜爱的影星,并不是嘉宝,而是1931年在世界电影中,使人震惊的德国影片《蓝天使》里的女主角玛琳黛德丽。阮玲玉酷爱这位德国的影星的缘由,并未告人。
  可是,如果看过她俩所拍摄的影片,并与之相比较研究,就会使人强烈地感到:她们在形体、表演风格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等影片中娇姿啊娜,体态窈窕,出色地表演了一个迷惑道学先生的歌女。当时的西方电影对女电影明星的形体美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玛琳黛德丽就曾以她的大腿美著名干世。
  《蓝天使》的导演冯·斯登堡,就是“用隐藏在吊袜带与黑色花边下面的大腿的扭动”来突出她的淫荡。
  阮玲玉在她同时代的电影女明星中,她的银幕形象也是轻盈敏捷、啊娜多姿的。阮玲玉的艺术生活,整个是处在默片时期。默片中的演员,只能借助字幕表示人物的语言,所以默片时代演员的语言应用,不可能像现在这么丰富,这就更多地要求演员在表演角色时,不仅需要丰富的面部表情,而且需要身体灵活,气质优雅,以加强整个场面的感情、艺术效果。
  纵观阮玲玉所拍摄的影片,她是很能领略其中之精髓的。在生活中,她一方面爱跳舞,请人教授形体健美训练;另一方面,在饮食等生活上也甚为注意。
  如1934年,阮玲玉在《香雪海》中第一次扮演了一个尼姑。她在拍戏时是吃斋的,在拍完戏后,她用饭时还吃素的。后来,她平日几乎都是素食,只是有时阮母心疼女儿辛劳,做些广东家乡的腊味饭、鸡球粥、珍肝面,这她才品尝一点。
  阮玲玉虽然并不胖,但对经济渐渐富裕、生活安排甚为舒适的女演员来说,她却是很警惕的。“联华”服装工作人员都知道,阮玲玉的腰很细,市面上所出售的束腰围带,就没有像她那么小的。
  与阮玲玉同时代的电影演员——谈瑛,最近在香港记者采访她时说:
  提起阮玲玉,她喜欢得不得了,说那是她最喜爱的中国女演员,而且真人很美,腰只有甘三、四寸,腿又修长,羡慕死了。
  阮玲玉训练、爱护自己的形体,一方面适应了默片时代演员以造型、动作为主要塑造人物手段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她在扮演各种角色时,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她不像当时一些体态过于丰硕的女演员,只能演富家女性,不能扮演贫家女子;只能演城市女性,不适宜扮农村妇女。还有另外一些女演员,单就她们的外形看,总使人自然将她们规划到某种类型的女性之中。阮玲玉却演一人有一种模样。
  赵丹在生前曾这样称许阮玲玉说:
  “穿上尼姑服就成为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这不仅说明阮玲玉是一个素质很好的可塑性演员,也因为她的外形对各类妇女都具有适应性。
  阮玲玉与玛琳黛德丽的演剧风格也是甚为相似的。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中,一举一动,每一姿态,极其真切销魂,冶艳无比。这点,集中展现在她的一双不凡的眼睛上,这双眼睛在镜头前,具有一种朦陇,好像有点“焦点不清”,透过这双朦朦胧胧的眼神,有着强烈的魁惑力。
  在阮玲玉的艺术生活中,特别在她的早、中期,也有一类角色是一些妖媚娇艳的女性。如在《故都春梦》中饰演的妓女燕燕,迷惑了家中有贤妻的朱家杰,并以自己狡黠的交际手腕,为朱觅得一份要职。
  阮玲玉扮演的燕燕,除用自己形体上轻盈敏捷、啊娜多姿为体现人物的手段外;也靠她那一双发虚的、“焦点不清”的眼睛的魁惑力来蛊惑人心。角色正是依赖于这种魅惑力,才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故都春梦》之后,阮玲玉塑造的角色,离这一类型的人物越来越远了。开始是温柔、善良,后来发展到扮演追求革命、要求进步的新女性。自然,塑造这些角色,是不能用以前那种人物造型和眼神去表现的,但阮玲玉在扮演那些人物时具有的那种魅惑力却没有消失。
  阮玲玉只是在将“美艳”化为“温柔”,将“迷惑”换成“质朴”的同时,有着一种态度大方、仪容优雅的气度。
  郑君里回忆说:
  她的演技熟练、朴素而自然,丝毫没有雕凿的痕迹。每个人物都烙印着她特有的清丽而优美的表演风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既使她扮演一个庸俗的“交际花”,也有一种脱俗的韵味。
  却说1933年初,上海出现了一件令影迷们感兴趣的事。元旦这天,一份新的报纸在上海创刊了,这就是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
  在该报的创刊号中,对开展此次评选活动的目的作了如是说明:“鼓励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事业之发展。”并宣布,选票印在每日《明星日报》的报端,选票的截止日期是两个月后的2月28日,其间《明星日报》将逐日公布各位明星所得的选票的票数。
  《明星日报》此举的确颇合许多影迷的兴趣,投票很是踊跃,两个月内,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报社邀请了各界名人及律师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莱社举行了揭晓仪式。
  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21334票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既不是也不是最后一次选举“电影皇后”,早在20年代中期,张织云就获得过“影后”的桂冠,但是,没有哪一次评选有1933年初的这次影响大,究其原因,主要与特殊的时机和候选人有关。
  在这次评选中,阮玲玉名次较胡蝶稍后,并不是阮玲玉在表演艺术方面的造诣不如胡蝶,而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
  原因其一,是这次评选并非专家投票,最多的选票恰恰来自于非专家和非知识阶层的观众,在他们的眼中,胡蝶确实有着别人难以取代的位置。而许多喜爱阮玲玉的知识阶层的观众对这类的评选活动根本就不感兴趣,因而阮玲玉失去许多选票。
  原因其二,张石川、郑正秋等名师的指点和财大气粗的“明星”的大力宣传使胡蝶具有其他演员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而“联华”并没有像“明星”捧胡蝶那样刻意力捧阮玲玉。这使得胡蝶的当选非常顺利。
  原因其三,胡蝶能够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也是分不开的,她所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端庄娴静的淑女,程式化的表演足以应付。不过如果仅仅就演技而言,阮玲玉是足以与她匹敌的。
  当时曾有人将阮玲玉和胡蝶作了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虽然不是科学的,甚至有些肤浅,但却代表了一般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
  阮玲玉、胡蝶于电影女明星中并以美艳著称,论仪容,则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不如胡蝶庄严;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亦易为人轻视;胡之演技,滞钝呆板,但态度大方,有人喜亦有人不喜。
  阮玲玉所以未能当选“影后”,有着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既使如此,选举结果后,还是有许多观众为阮玲玉抱不平:
  选举的结果令我大大地失望。我觉得一百个电影迷之中,……至少有九十九人应当拥护阮玲玉。为什么呢,自从“联华”的作品问世后,阮玲玉参加的片子由《野草闲花》以至最近的《三个摩登女性》,扮荡妇像荡妇,扮乡女像乡女……她一举一动,莫不把剧中人物的个性表现得痛快淋漓。美丽固然重要,可是艺术比其他的一切条件更是重要……可惜得很,我只有唯一的感想:“何以欣赏艺术的同志这么少,而崇拜美人的同志那么多”。
  “明星”老板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对曾在“明星”数年的阮玲玉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阮玲玉性格刚烈、感情奔放,在摄影场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戏来,表情自然。但她对石川这个大导演的指派并不言听计从。石川对她有些伤脑筋,因此,也就没重视培养。”
  不管外人怎样议论纷纷,阮玲玉本人对“影后”评选这类活动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好友胡蝶当选,阮玲玉也为她高兴。即使胡蝶本人,对当选“影后”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称之为“游戏”。
  其实,在评选“影后”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还都没有达到她们表演艺术的巅峰时期,代表她们表演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后的两年中拍摄出来的。
  这两年中,阮玲玉在“联华”的默片中一展其长,胡蝶则在“明星”的声片中尽显风流,她俩交相辉映,声震影坛。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电影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有一份强烈的事业心,她俩的敬业精神是影圈内人士有口皆碑的。
  客观地讲,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是言听计从的;阮玲玉则更多的独立思考,注重体验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艺术魅力。
  就在“影后”的评选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摄。
  《城市之夜》是费穆的导演处女作。费穆早年曾辗转各地,尤以北平和天津为常驻地,对城市生活有独到的观察与了解。加上他早就细心钻研电影的艺术表现与技术技巧,虽第一次执导演片,就出手不凡。
  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她在片中饰演的是女主角,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少女。与她演对手戏的仍是金焰,他饰演的是一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儿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当时有人曾在评论中写道:
  “大家都不会忘怀从《城市之夜》中所得来的深刻印象:贫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贫的奴隶、悲苦与荒淫、天堂与地狱。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们无处安身,而同时对于富贵之家的庭前,却添了几分春色。以显明的贫富对照、现实地表现人间的不平,强调地提出了住的问题,严肃地处理了这社会悲剧。”
  左翼电影的领袖人物夏衍用黄子布的笔名与其他人合写的影评也对《城市之夜》给予了较高评价:
  “当我们开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之中,就可以跃现出许许多多这个‘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上的高楼、跳舞场里的客人、跑狗场里的狗……黄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桥头的可怜的非人生活的女人、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边是过着非分的享乐与迷醉中的生活,而一边是受着惨侧的欺凌与压迫下的待遇……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惊叹的一幅都市之写真画。
  而这个《城市之夜》就是这样一幅写真画之中的明晰地浮动之一部分。
  无疑地,对于《城市之夜》,我们以为它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异曲同工的一样有意义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里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评,夏衍等人的影评在谈及演员的表演时说: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那种困苦、贫愁的经验,而是那种贫苦的人物是最现实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现,随时都有得接触的人物,所以演员的表情,容易着力。这样阮玲玉和王桂林就从容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进入了她一生中在电影表演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造就她在这一时期如此辉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张达民的“贴身”纠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第一次能在上海独享清静,而不必担心张达民随时随地会进行骚扰,使她得以将精力集中在拍摄电影上。
  但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进家门,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张达民,很是诧异:
  “你怎么跑回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难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辈子吗?”
  阮玲玉连忙否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在香港干得好好的,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跑回来了?”
  “香港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我为那每月区区200元钱,天天卖苦力,实在不值得,我辞职不干了!”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吗,怎么还不够用?”
  “那几个钱管什么用,还不够我到澳门玩一趟的开销。”
  张达民提到澳门,阮玲玉马上想到,张达民一定又去赌了。在澳门赌起来可是没底,不要说每月几百元,万贯家财赌个精光也没什么稀奇。想到这里,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紧,连忙问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赌债了?”
  “赌债倒是没欠下,只是……”
  紧追慢问,阮玲玉才明白,张达民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款子,要不是何东先生出面,那张达民的纰漏就出大了。
  看着张达民厚颜无耻的样子,阮玲玉气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这等丑事来,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不知说什么就别说呗!”张达民振振有词。
  “我不说不等于别人就不说,你想,这事能不传到联华公司来吗?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面目去公司找我?”
  张达民一听,懵了,只好问阮玲玉:
  “那你说该怎么办?”
  “在家呆几天再说吧!”
  一段日子过去了,一天,阮玲玉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有关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广东同乡在十九路军中任财政处长的范其务。阮玲玉想:若把张达民托付给范其务,让他远离上海、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也许他能收心敛性,重新做人。
  于是,阮玲玉给范其务写了封信,请他为张达民在福建谋个职位。范其务很快回信表示,福清县税务所正缺一个所长,张达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后,即与张达民商量,张达民内心当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一听说有个税务所长等着他去做,考虑再三,才同意去试试。几天后,张达民只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张达民到福建不到两个月,便三天两日写信来骚扰了,那似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无非两个字:要钱。为了张达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搅蛮缠,阮玲玉只得花钱消灾。
  眼不见,心不烦,早已与张达民没有了丝毫感情的阮玲玉渐渐地将张达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空间。这位中年男子便是后来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认识还是在1932底“联华”的一次聚会上。林楚楚为他俩作了正式介绍:
  “这位是上海茶界的大亨唐季珊先生,唐先生是以往我们‘民新’的故交,当然也是今天‘联华’的老友啦。这位小姐大概不用我介绍了,唐先生一定早就认出来了。”
  唐季珊含笑点头,欠身向阮玲玉致意:
  “当然。阮小姐好,真是幸会。阮小姐主演的片子我看过不少,的确都是好片子,故事好,阮小姐演得更好。”
  阮玲玉客气地回答道:
  “唐先生好。”
  此次与唐季珊会面,并没有给阮玲玉留下多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她少不了经常出席一些应酬,常会被介绍给一些社会名流互相说几句交际场上的客套话,所以,阮玲玉过后很快也就忘了。
  但是此次见面却使唐季珊久久不能忘怀。他是个典型的上海滩的“白相人”,喜新厌旧乃是他不可更改的本性。他把张织云弄到手后,带到美国转悠了一趟,就一脚踢开了。今天发现阮玲玉这一尤物,使他兴奋不已。
  于是,唐季珊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联华”的片场,且总忘不了给阮玲玉带上一束鲜花。日久天长,阮玲玉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而对唐季珊从心理上没有设防。
  其实,如果仅仅送送花、跳跳舞,那他俩之间也并没什么,所以唐季珊暗自祈祷老天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既能向阮玲玉大献殷勤,让她明白自己的心迹,又不致令她反感。唐季珊耐心地期待着。
  老天不负有心人,唐季珊得到一个消息:《城市之夜》摄影组就要赴杭州拍外景戏。
  几天后,当阮玲玉和《城市之夜》的外景队成员到达杭州时,竟意外地发现唐季珊已等候在车站出口处。唐季珊热情地说:
  “大家旅途辛苦了,我在此等候诸位多时了,我已为各位订好了房间,接各位的车就停在车站前,大家请跟我来。”
  唐季珊看着众人脸露惊异之色,解释道:
  “我在几天前听说剧组要来杭州拍外景,正好敝公司在杭州的茶庄有笔业务要我亲自来洽谈。我既来到杭州,且敝公司在杭设有茶庄,当算得半个地主,诸位和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当尽地主之谊。”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很高兴。
  在此后的几天里,唐季珊几乎与外景队形影不离,外景队有了他后,自然方便了许多。拍片之余,唐季珊又为外景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当外景队完成任务返沪后,大家都觉得唐季珊这人挺够朋友,而阮玲玉也平添了对唐季珊的几分好感。
  凭着在杭州拍外景时结下的友谊,唐季珊不必再常常干耗在摄影棚寻求接近阮玲玉的机会,他开始登门“拜访”了。到1933年新春来临之时,他已成了阮玲玉家的座上客。至此,阮玲玉也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了。
  面对唐季珊的苦苦追求,阮玲玉在情感上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们之中。阮玲玉和张达民走到如今,可以说他俩的爱情已荡然无存。在和张达民同居七年中,她心中那份对于爱的渴求其实始终没有消逝。但是,这七年来,她却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个既爱她而又值得她去爱的人。
  唐季珊可以说是第一个执著地要闯入她生活的男性。而唐季珊对阮玲玉的追求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他不着痕迹地一步步地逼近阮玲玉,他对于阮玲玉是那样地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令阮玲玉为之感动。
  已有所心动的阮玲玉对于唐季珊的第一个思考,自然是拿他和张达民进行比较,其结论似乎十分简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唐季珊都远远胜过张达民。
  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其主要标准无非是事业和感情。在事业上,张达民一事无成,还陷在了嗜赌的恶习中难以自拔;唐季珊却是一个有大成的人,说他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商界骄子并不过分。
  在感情上,张达民对阮玲玉的感情早已化解成一个字—一“钱”,张达民是一个既不懂得感情又丧失了感情的人。唐季珊在感情上当然也难以令人满意,他既有原配夫人,又曾与“影后”张织云同居,用情不专,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阮玲玉身上,比之张达民,自然要胜出一筹。
  至于在其他方面,唐季珊比起张达民来也毫不逊色。年近不惑的唐季珊虽比张达民大10岁,但更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魅力,他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事业成功者的得意与矜待。
  张达民虽然刚届而立之年,但沉溺赌海,生计无着,早已风度尽失而迹近无赖。他更可怕的嘴脸,还表现在一个空架子少爷的嘴上,没有钱还想充大爷。
  说起对于阮玲玉事业上的关心,张达民更是无法与唐季珊相比,张达民也常常“光顾”阮玲玉拍戏的片场,但去的目的只是要钱。唐季珊只要有空,定会手持鲜花出现在片场,热情地眷顾,默默地陪同,情幽幽,意长长。
  但阮玲玉还是有一些隐隐不安的,那就是张织云的前车之鉴使她对唐季珊能否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不免心存犹豫,然而她又下不了决心割舍这段对她说来颇为难得的感情。她因举棋不定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聪明的唐季珊早看出阮玲玉这段心思,因此,只要有时机,他便向阮玲玉大谈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小心翼翼地主动提起他与张织云的往事。
  他把他与张织云同居说成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结果,至于他和张织云的分手,那自然是因为张织云爱慕虚荣不懂爱情的缘故。
  唐季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使原本心存疑虑的阮玲玉大大地放松了对他的戒心,而他赞颂阮玲玉的甜言蜜语,对于久困于与张达民恶梦般同居生活中的阮玲玉来说,则不失为一针镇痛的吗啡。
  来自于唐季珊的爱犹如艳丽的罂栗花,既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又隐含着致人死地的危险,在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徘徊中,随着唐季珊爱情攻势的一浪高过一浪,阮玲玉越来越倾向于冒险接受这份爱情了。
  可以说,在事业上,阮玲玉不愧为一个强者,她从16岁起,由不会演戏到会演戏,又从会演戏到争取饰演不同性格的角色。可在生活中,却有女性脆弱的一面,她常常因重感情而失理智。
  在唐季珊以前不久,曾有一华侨富商,向她表示爱慕,追逐热烈,为她修造洋房,高价购赁饰物,用以金屋藏娇。后因为有人识破他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劝解阮玲玉与他割断了关系。
  事后,阮玲玉也十分庆幸自己未踏进这一深渊。阮对劝解她的这位友人赤诚袒露自己的心怀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地爱他!”所以,阮玲玉在艺术上除了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期外,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而唐季珊为了取得阮玲玉的爱恋,恰恰是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把心思不但用在阮玲玉身上,还用在阮母和阮玲玉的女儿小玉身上,打一场迁回战、包围战。
  唐季珊每次到阮家常常带些小衣裙、洋囡囡,小孩子思想单纯,每当见到他,小玉就拉着他亲如家人。唐季珊对阮母,更是恭敬得五体投地,极尽阿谀奉迎之事,“阿婆”“阿婆”地叫个不停,将上海好的衣料、点心买了送她不算,还常陪她打牌,设法将钱输给她,以博得她对自己的好感。
  经过大半辈子动荡贫困的阮母,见着很有经济实力的唐季珊主动来巴结她,也时常被他哄得笑逐颜开。况且,阮玲玉离开张达民后,也需要终身依靠。
  确实,他的力气并没有白花,阮玲玉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心中已对唐季珊有所心动。但是,如果不是一件事情的发生,阮玲玉和唐季珊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这件促使阮玲玉下决心和唐季珊走到一起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被称作“新闻舆论”的某些小报干的好事。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阮玲玉和唐季珊经常双双出现在一些社交和娱乐场所,引起了那些专门探究名人隐私的小报记者们的兴趣。他们跟踪了几次,遂发现了唐季珊还经常出入于阮玲玉家的秘密。探知了这一隐密的记者犹如发现了一颗可以投向公众的重磅炸弹,兴奋不已。
  试想,平日无事时,他们尚能煞有介事地造出一些名人隐私来招徐读者,现在有了这重要线索,如何肯轻易放过,于是大大地添油加醋了一番,在小报上渲染开来,大谈电影明星阮玲玉与茶界巨商唐季珊的所谓恋情,暗示他俩早已同居。
  而小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却正中唐季珊的心怀,欲知唐季珊将采取什么措施,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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