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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钢条封锁的窗口望苍穹，漆黑一片。月牙与星辰都躲进了严冬的帷幕。又是一阵撼动灵魂的颤栗，他感到袭人的寒气正从脚底浸上背脊漫过头顶，生命已到尽头这一现实残酷地定格在他的脑海。刑期将至，那声撕心裂肺的枪响，仿佛随时会击碎他那衰弱得不能再衰弱的中枢神经。要知道，自己刚刚在监狱中度过60岁生日啊！这是一个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而他却永远失去了。 今天的结局是他始料未及的。此刻，他突然想起前不久看过的电影《新中国第一案》，当刘青山与张子善这两个当年为人民打江山的“红小鬼”被人民推上历史审判台的时候，他心悸了一阵子，但他庆幸自己比他们略高一筹。岂料，他今天的结局与刘、张当年的归宿完全相同。 “……被告人石仁富自1983年任沪州市招办副主任以来，利用手中权力，向学生家长4O5人索要收受贿赂款计411310元，此外，尚有337837．47元被告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已构成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院依法作出如下判决：1、被告人石仁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没收财产88117．53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88117．53元。2、被告人石仁富受贿赃款411310元和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337837．47元予以追缴。” 这是1993年12月22日，在庄严肃穆的审判庭上，当审判长唐先智宣读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法庭上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无疑，这掌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此时，被告席上的石仁富面无表情。他同往常一样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蓝色的卡中山服。单看装束，他很像一个农民，岂止外表如此，日常生活中更是寒酸得令人吃惊。石仁富在法庭上陈述，他自参加工作以来的几十年间没有买过一张卫生纸，手纸全是用办公用过的写有字的废纸。就这一习惯，他没少挨老婆的骂。就是在社会上掀起高消费的热潮时，他也从未买过价值上80元的衣物。这似乎与他所充当的社会角色不相协调。其实，我们翻开石仁富的成长史，便会觉得这一切并不足为奇。 石仁富出生于四川沪县一个清贫的家庭。母亲帮人洗衣，后帮人弹棉花，父亲系挑夫，他们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全家的生计。石仁富为了自己能多读一点书，很小便学会放牛、送牛奶等活计以换取学杂费。16岁那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中，他跨人军营，同年3月（即1950年3月），他与战友们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作为“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员，踏上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那片热土。在那里，他舍身忘死，英勇抗战，在著名的秋季攻势中，留下了他此生中光辉的一页。两年之后，他转业到沪州小市区政府工作，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那年他刚好20岁。 这个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从悲壮地倒下的战友们身边走过来的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和平年代，国内开展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目睹了一些衣冠楚楚的人在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的情景。以后，他调到市委宣传部，后又在沪州的重点中学“六中”搞共青团和人事工作，后又任党支部副书记。 1983年，沪州列为省辖市时，他从六中调到市招生办公室，出任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三十多年来，他可谓是一帆风顺，步步青云。掌握着全市四百多万父老乡亲的子女的升学大权的石仁富，从外表看仿佛依然如故，实质上他的骨子里早已开始腐化堕落。 1993年12月6日上午检察院在石仁富家中查出：银行定期存单63张，计5O3500；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各类企业、银行债券、持有卡280多张，金额248000元；现钞85O00多元。 这便是简朴的石仁富所占据的80多万元的非法财产。 这使人联想起长江下游一带做红桔生意的商人，他们对保藏红桔有一整套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让红桔外表鲜活诱人，而里面的果肉却早就腐烂变质。石仁富就是一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红桔”。在朴素的外衣下，石仁富严重违反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滥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权谋私，大肆进行权钱交易。 那么，石仁富是如何导演这场权钱交易的丑剧的呢？我们不妨翻开那对本厚厚的卷宗，看一看他精湛的“演艺”。 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聚集钱财，这是石仁富担任招办副主任期间所作的重要“工作”。索贿的花样之多，手段之高明，堪称“武林高手”。 镜头之一：转眼又到九二年度的大中专招生季节了。A，沪县某乡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唯恐心爱的儿子名落孙山，便八方打听如何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后来，他找到了“救星”石仁富。未见到石之前，中介入便很诡秘地告诉他：“找石主任帮忙，至少要花两条烟。” 于是，他顶着烈日步行到小市中码头的烟市场，忍痛买下两条翻盖“红塔山”，用纸小心翼翼地包好抱在怀里，好像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的确，200多元钱的礼物对于一个庄稼汉来讲可能是一年的心血。可当他敲开石主任的房门，满脸堆笑地取出烟来时，石主任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心花怒放地客套一番，而是微微地皱起眉头问道：“这烟是哪里买的唷？” “小市，小市，听说那里的烟市场在外面很有点名气。” “唉，这你就不知道了，那里的歪货最多。” A一脸尴尬，不知所措。 石接着又说：“你知道我到成都办事，身体又不好，哪里有体力搬东西哟。”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看了一下A：“我这人出门很少带东西，都带钱，需要东西，不在当地买。”他把“钱”的吐音加重了点。A木讷地站在那里，用心听着，忽然听出个道道来。忙说：“石主任，这样，干脆你说，需要多少？”石慢悠悠地伸出左手，把五个指头拱在一起：“至少要这个数。” A闻言，面露难色，因石主任提出的数对他来说犹如天文数字。 “我帮你儿子弄读书的事，要上成都，沿途的吃、住、行等费用不算，还委托人找关系……” A终于从身上取出500元交给了石。儿子升学与否，就全押在了这叠现款上。 镜头之二：瘦骨嶙峋的老农B夫妻二人带着全家的积蓄15O元钱来到石仁富家，请求石主任一定帮忙让其三女儿读上一所委培的学校。 他们是沪县农民，家里虽然贫困，却希望三个娃儿都能考上学校跳出龙门。然而坏消息却一个接一个。先是大女儿没考上气得精神失常，接着二女儿也名落孙山，悲痛之余小小年龄就嫁与他人为妻。现在三女儿统考成绩又不太理想，因此希望石主任看在同乡的份上，高抬贵手。 石说：“帮忙可以，但是，要这个。”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大拇指与食指拧了两下。 B夫妻忙说；“带得有，带得有。”边说边把带来的150元钱递了过去。石接过来一清点，有点不悦地说：“这点钱怎么够？”夫妻二人赶紧出去在亲戚处借了15o 元钱，凑足300元钱交给了石。石说：“过几天来听消息。” 过了几天，B又来找石，石说：“我给你用了200元，还剩100元。你娃儿考得太差了，人家不要。”边说边反复数那1O0元钱，丝毫没有要退还的意思。B等了一阵，很勉强地说：“石主任，算了算了，钱就不退了，你也辛苦了。” 这时，石才有些笑意地说：“那也好，明年你娃儿考好点，我一定帮忙。” 镜头之三：沪县太伏镇某村老实巴交的农民周××，为了儿子读书，只好找教书的表姐，表姐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石，要求联系周之子读沪大之事。 石说：沪大的委培费还要提高，最近我要到成都，我在成都给你联系学校，你在两天内拿4000元钱来，一是我要帮补些，二是联系好了要交些费用。 周没有那么多钱，只好出去借，借了十几家才凑齐4000元。钱全是零的，表姐拿到石的办公室，石不收他的零钱，表姐又到银行去换了大额票子，石只收了大额的3500元，另5OO元石说小张算了，退了周。周之子到校后方知石根本未替他交任何费用。 镜头之四：这是成都一家私人住宅，主人原籍沪县，现在成都荷花池搞批发生意。他为孩子能读上某建筑学校的委培班，在石的身上，先后作了数次“投资”。当其子顺利被录取后，石仁富主动找上门来说：“事情办好了，你不知道为娃儿投资节约了多少钱，假如小孩继续在农村，买个城市户口，少说要花1万多元，以后他参加工作，还要用去一截票子。现在什么都好了，你做生意赚了那么多钱，娃儿又不要你帮补了，简直是肥上加膘。而我们机关人员，穷得要命，一月就那点工资，还要买房子，还要办其他事情，这日子……”他感叹着自己的命薄。混迹社会的老板当然明白石的言下之意，只得追加“投资”。他先后在石的身上投资总额达6000元。 随着镜头的不断延伸，石仁富的财产也在不断地“增长”。如果说，1990年以前，考生家长把水果、烟酒和少量钱财主动送上门是因为心存感激的话，此后，石则是明目张胆疯狂地向考生家长索要财物了。索要数额少则50元，多则数千元。然而石仁富毕竟是石仁富。既经历过战争，也目睹过和平年代的各类群众运动，他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在索要钱财越来越胆大的时候，他更加注意处理“细节”与“技巧”。 一方面，他通过中介入去做“广告”，向需要读书升学的考生及家长介绍他石仁富有能耐联系委培单位、读上书、包分配，然后，便像一个十足的垂钓者抛下诱饵，放长线，等鱼上钩。于是，收取信息费、填表盖章费、提档费、活动费、联系费、差旅费等等理由与借口便很当然地应运而生了，一切都好像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他为了给自己预留一条退路，把“索要”很巧妙地演变成了“借款”。因此，当案发后，石仁富曾向检察官们宣布，他的相当一部分钱是借别人的，以后有钱了，要还别人。那么，借款真的如石所说的那样，会还吗？我们来听一听证人的证词—— ×××：我是通过杜××认识石仁富的，通过他帮忙我的女儿读上了某纺织学校。我与杜到石家表示要其帮忙，因为打听到别的考生都出点钱，我当着杜给了他4000元，他说：“拿钱给我我不要，若要，我就打个借条，算是暂借，今后经济条件好了再还你。”于是，石写了两张同样内容的借条，一份给我，一份他留着。 等我与杜分手到了沱江旅馆，石便追了来说：“你把借条还我。” “我已经给了杜了。”石说：“不行，快拿回来。”我便赶快去杜那里把借条拿回交给了石。这时石说：“以后，你找我办事一人来就行了，不要第三者。”我说：“石主任，这些我懂。”石仁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以后小孩的事办好后，我单独又送去了4000元，这次，他再也没有打借条，也闭口不说还款之事。 沪县某个体老板：我的小孩通过石帮忙读上市财经学校后，石找我诉了一番苦，说进此校何等的不易，他是如何见缝插针把名额挤上去的。我明白石的意思，送了石3000元“辛苦费”，石推辞了一会，说：“好吧，还是打张借条，算是我借的。”我会意一笑，接下借条。说是借，其实谁都明白。 ×××：93年夏季的一天，石仁富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单位买了一套房子，钱不够，要借点钱。我说2000元钱够不够？他爽快地答道：可以。 石仁富的确是在教委购买了一套价值不到4000元的公房，可他把此作为最好的一项借口，先后向帮过忙的7位考生家长“借”购房款达两万余元。此后，也就是在被捕前不久，他因准备出国考察（因其他原因未逞）又采取同样的手段索取考生家长的现金逾万元。当检察官们找到这些借款人时，他们说：“借是说的，他又帮过自己的忙，他不主动还，我们怎么好意思要他还嘛？” 这就是石仁富收取贿赂的另一高招——借款。 每逢招生季节，石仁富的寝室里宾朋满座，高峰时节拜见石仁富的考生家长、亲友必须列队等候，队列从石四楼的寝室门前蜿蜒排到楼底的院门口，而石则安居寝室，让静候在客厅中的客人依次—一进人，分别闭门交谈，一切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常常就在此拍板。 尽管教委有关领导曾多次向石提出严厉批评，并规劝他不许在家接待学生家长，但石仍我行我素，照样在办公室打电话约请家长到他家里“研究”娃儿读书的事。 在石仁富简陋的住房中有一间长年上锁没住人的寝室，在这间谈不上任何陈设，只有他一人可以自由出人的房间里，石仁富收贿、索贿的罪行一览无遗。这里除有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80多万元外，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类高级补品、家用电器、名酒、饮料、皮鞋、衬衫、毛毯、床单、毛线、金戒指、灯具等物，其品种之全，数量之多，足可以开一个杂货铺。 石仁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爱财如命，对钱财有了强烈的占有欲。这种欲望最充分地表现在他自己拥有巨大财物后的那份踏实。因此，他躲过妻子儿女的目光，将不义之财堆积于一间屋子。这很像是博物馆，陈列的物品正好是他权力与财力的最充分的显示。 他经常一个人溜进那间房屋，两眼放着异彩，像“君主”一样巡视这些在他看来胜过妻室儿女的“宝贝”。他时常在心中默数折放在“人参蜂王浆”盒子里的存单的数额，一种满足的惬意填满他的整个身心，他不愿意任何人与之分享。因此，他要让这些“宝贝”躲过所有的目光，静静地躺在这里，一次次地接受他的巡视。 石仁富爱财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不愿意“肥水”外流。因此，他不参与凡是涉及送礼的社交活动；出差别人下餐厅，他吃干粮；每月交给妻子生活费70元后连牙膏也不会再买。最有意思的是，石将别人送他的两枚工艺品戒指说成是他托人在沿海带回的金戒，以200元的价格卖给了妻子；他与妻子合睡的床上铺着两床拼接在一起的破席子，而他的密室中却安祥地躺着两床皮席和七床高级凉席，以及若干毛毯和床单。 这些细节都会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葛朗台。 也正因为他爱财，所以，他才会不择手段地索取财物，而一旦到了手的钱，便分文别想再从他的手中溜走。 沪县某中学一教师，曾是石的学生，1992年他的两个小孩欲读委培，便托石帮忙。石口口声声表示看在师生份上一定帮这个忙。另一方面，又找出种种借口要钱，并说，如果孩子未读到书，一定如数把钱退还给他。这位教师信以为真，在92年至93年间，先后送去2000元，而小孩读书的事却如泥牛人海，杳无音讯。这位教师心想书未读成，钱还是应要回来。的确，2000元对于一个清贫的人民教师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当他去找石含蓄地道明来意后，石哼哼哈哈地留他吃饭，却不提退钱之事。这位教师在昔日的老师面前又羞于启口。 案发后，他多次写信到检察机关检举。 有人说石仁富是个“谜”，弄不清他为什么要在笔记本上将行贿者的名字、金额作上暗号记录下来，并把中介入记载得如此清楚，而受贿之财又一个不用，可谓世上独一无双的傻瓜。事实如何呢？每逢招生季节，找石帮忙的人太多了。在共同的“竞争”中，谁胜谁负，“钱”的多少自然成了石帮忙的尺度。多的，则学校好些，少的，则尽量安排在一般的学校。有的虽然安排进了好学校，但当时送的“礼”并不太厚，石自然要进一步挖掘对方的“潜力”。因此，种种原因，都需要石仁富有一个清晰的“帐簿”，可以随时操作。 石仁富对此举的交待是：我怕以后运动来了，被别人乱说一气，自己记录清楚就心中有数，不怕别人硬“栽”在我头上。不难看出，石仁富非常明白自己所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违法之事。但是，他又非常信奉社会上所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即将满60岁，这意味着他将失去猎取金钱的机会，因此，他的“胃口”越吃越大，越吃越疯狂。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个很机灵的投机者。他之所以不放肆挥霍不义之财的原因在于他深谙“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能将不义之财“完壁归赵”全部退清无疑该属从轻处罚的范畴。这种选择也是他的一条非常合法的退路。再有，俭节的生活，是他最好的隐藏罪行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石仁富比一般的经济犯罪分子看得更远，更显得狡猾。 在反腐败的高潮中，一亲友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存那么多钱，可要收拾好呀。”石却面带微笑地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哪里像有钱的人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石仁富并不像外界传闻的那样是个彻头彻尾的法盲。经历无数风风雨雨的石仁富，深谙党的政策，他像冬眠的毒蛇静静地等待着夏天的来临一样，等待着退休。在审讯中他曾袒露过他的心迹：退休后带着他的所有财产依次到他的干女儿们那里“安度”晚年。 生活的目的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 1993年10月6日上午11时，在沪州大学隆重的开学典礼上，石仁富作为来宾安然地坐在会场里。当身着便装与他素不相识的市检察院法纪处副处长陈永全与年轻的女检察官张季敏招呼他出会场时，他既没问来人是谁，也没问有什么事，二话没说，跟着二人直往学校门口走，坐到警车上，张季敏向他表明自己一行的身份后，石仁富仍然面无表情，也没有说一句话，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又好像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石仁富应该预料到会有今天。因此，从他的犯罪行为开始实施直到败露，他都在精心地进行一场又一场的策划。所以，检察院触动他的时候，可以不惊不慌，镇定自如，因为，他深信自己可以自圆其说。 在被突审的那天夜里，他把所有的巨款来源说得头头是道：女儿、侄女存在他那里多少；自己用转业费支持么舅公做生意获利多少；自己做酒生意获利多少；借款又有多少；卖房和出租私房又得多少；在厕所里又捡了多少；平时的省吃俭用又可节约多少；还有利滚利又是多少……但是，就在当天夜里，检察官们连夜调查了石仁富提供的所有财产来源，结果被全盘否定。 石仁富依旧不肯认帐，他还要继续演戏。 但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在石仁富的“密室”里，曾搜出了3张记有数据和阿拉伯数字代号的信笺纸，上面分别标明是90年、91年、92年、93年。 这是其中的一行： O81104（张）→4＋1.5＋1..－10 显而易见08ll04代表考号，那么，其它数字和后面的圈与点以及“＋”、“－”号又代表什么呢？石仁富说，点表示加重符号，1.5表示视力，“＋”号则表示加分，比如是体育尖子。精明能干的反贪副处长卫是等人在调查取证中发现，数字后面的点、圈恰好表示考生送的钱扩大的倍数。如1..则是1O00，“＋”实则表示考生家长连续送钱的次数（也有相加的意思），“－”则表示退还。掌握这一规律后，再次提审石仁富，石交待，这是他90年以来到93年收受贿赂的全部记载。而卫是等人在核对时，发现另外6个笔记本以及另外4张笔记本纸记录的代号、数字有相同的，也有不重复的。至此，石被迫交待信笺纸、笔记本均是收受贿赂的考生代号。而4张笔记本纸上记的全是1000元的大额数目，送钱者多系个体户、包工头等“款”级人物。 从案发前石仁富的种种精巧的伪装到案发后他的种种狡辩，都不难判定：石仁富一开始便在与法律抗衡。石在被捕之前，一直很固执地坚持：他的行为是一种错误，不该收受考生的钱，但这绝不是违法犯罪。 石仁富说，招办在委培工作中的任务，只是向学校提供档案。而我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些。石仁富就是利用招办与各招生学校有联系这个“桥梁”向考生家长提供种种“有偿服务”的。因此他反复强调，经过他办的委培生，95％都是他亲自联系并将录取通知书领回后交给学生家长。因此，他得到的钱是辛苦费、跑路费、劳务费，而不是受贿，当然也就不能认为是犯罪。 在“犯罪”与“错误”之间，石仁富一直都在很小心地选择着措辞。 10月27日，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宣布对其依法逮捕。石仿佛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全身不停地颤抖着，歪歪扭扭地在逮捕证上签上石仁富三个字。 他精心构筑起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企图自杀，以逃脱法律的惩治，但没有获得成功。 石仁富收受、索要贿赂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负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犯罪行为本身的危害。在他大肆犯罪的磁场里滋生了一种寄生犯罪行为——中介入“吃钱”，这种吃，多伴有敲诈勒索之意。最为典型的一例是年仅21岁的男青年杜××的所为， 1991年经石帮忙他读上了某财贸学校，从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起，他就明白了钱的作用。毕业后，他先认石作舅公，然后专门在考生与石之间搭“桥梁”。他的诀窍是不让考生与石直接见面，以利自己从中吃上一截钱。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经他介绍给石的考生就达20多人，他从中获利1万多元。 杜就好比人贩行列中的一些人，从最初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害人者。 某村一民办教师的儿子本是正式考上了，但他为了获取利益，则在中间编造谎话，说不通过石的话，录取不保险，高分也可不被录取。为此，向该教师索要120O 元的活动费。有一个考生为了读上委培，先是花2000元找杜托石帮忙，杜仅给了石1000元。 考生进校后，杜又去该家，要其家长再给他300元跑路费，家长说：“我哪来这么多钱嘛！真的没有了。” 杜威胁说：“不拿可以，我既然可以把娃儿给你弄进去，也可以把你的娃儿退回来。” 这是他索取考生家长钱财常常采取的手段 中介入的出现为石仁富拓宽了财源来路，在沪县不少地区，老百姓流传这样一句话：“沪州有个石什么主任，只要你给他钱，就能读到书。” 石仁富索贿受贿的恶劣影响远不止这些。 沪县顺和乡一考生家长经人介绍认识石后，石说要8O0元钱才能把事情办好。但这家人无论如何都出不起这笔钱，于是只好贷款。孩子的学是上成了，但贷款何时能还清呢？为了挣钱还款，孩子的父亲只好天天到木器厂加夜班以求多赚一点钱，尽快还帐。过度的劳累致其精力无法集中，结果在送木材上电锯时，大拇指被电锯锯断，酿成终身残疾的悲剧。 沪县特兴乡家境很贫困的芳，听石的一位中介入说，只要花点钱，便可让其儿子读上省某学校，便托人贷款1OOO元，第一次找石拿合同书的时候给1OO元，第二次找石联系委培单位又给2OO元，儿子得到通知后又给石500元；市某研究所大春的女儿为读纺织学校向别人借了4000元，至今只还了800元，尚有3200元找不到出处。沪县农民大张为了让女儿秀秀读上北京航空某护士学校，在其舅舅处借款1000元，交给了石…… 被迫以贷款或借款行贿，是石仁富索贿带来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造成的社会悲剧，不胜枚举。 而石仁富在其自白书中却说：他是为沪州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家乡多输送了几百个人才。如此说来，他非但不是罪人，反倒是有功之臣了。那么，他又是如何利用手中之权“输送”人才的呢？ 沪县永寿乡D，其父过世时年仅5岁，弟弟尚是襁褓中的婴儿，其母勤劳苦俭，把他们兄弟二人拉扯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D从小就懂事，勤奋而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93年中专考试时，考了579分，分数远远超过录取线。当D的母亲听人说要读中专得花钱时，打着赤脚与孩子的叔娘一道去石家，颤颤地将家里的积蓄1OO 元掏出来，给石作“帮忙”费，石竟毫不犹豫地收下了。但D终究未被录取，原因是送的钱太少，被卡了下来，D只好在沪县某中学念高中。其母还得继续劳作，承担两个孩子的学费，其实她是多么希望大儿子能读上中专，早一天自食其力，为其减轻一点负担啊！而今唯一令她欣慰的是两个儿子的成绩均很优异。 我们不难看出石仁富到底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输送了人才，还是扼杀了人才！ 我们再来看看，被“输送”出去的人才，又是如何衡量这一切的。 在某中技学校校园内，两男两女围在一起，交头接耳，相互在问“你妈妈给了石主任多少？”“你爸爸呢？”……“早就知道，这社会，要钱才能办成事，真是，成绩好，不如关系好，关系好不如钱多好”。这便是石仁富“输送”出去的第一批委培生，在他们透明的心灵世界里，已落下了一抹淡淡的阴云。 在石仁富索取和收受贿赂的考生家长中，有70％是刚刚越过温饱线的农民。正如此案公诉人、市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赖应强、助检员彭学文在公诉词中所言：要知道，我市农村经济并不发达，几百元、几千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不知有多少家长要卖多少鸡鸭才能凑足，不知有多少家长要多少年不添新衣才能凑齐，不知有多少家长要啃多少红苕包谷才能节俭这笔钱…… 石仁富收受索取贿赂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案曝光后，其惊人的数额、阴险狡诈的手段、恶劣的社会影响令社会各界为之一震。据司法部门有关人士透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起招生受贿案，也是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新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后四川省最大的一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沪州一位有关部门领导在谈到石仁富一案时，深有感触地说：“学校、招生系统好比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在光彩夺目的栋梁上容不得任何一只虫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我们不仅要对今天负责，而且还要对明天负责，因此，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蛀虫毁坏我们的“殿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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