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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老屋


作者:王立新:姚建国

引子 好一个农民的天堂

  “这简直是农民的天堂啊!”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位曾经在美国西海岸见过大世面的小姐,慕名来到河北省唐山市半壁店村。面对这里庄园式的高级别墅楼群,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今天的半壁店正处在新旧世纪的交界点上。正是从这个千载难逢的季节起,半壁店的父老乡亲们开始告别低矮破旧的老屋,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地乔迁到祖祖辈辈都不敢梦想的天堂般的高级别墅。
  这到底是怎样的乡村别墅呢?
  双层楼建筑,一色矮墙的围院,铝合金的门窗,绛紫色的尖顶,茶色的玻璃,镶着花纹地板砖的卧室,洁白瓷砖到顶的厨房和带浴池的卫生间,别具一格的抽水马桶,欧式的拱形走廊,宽大的带多宝格的前厅,能接收卫星节目的闭路电视,直拨世界的程控电话,相当于城市居民楼三倍的宽大阳台,煤气、暖气、热水一应俱全……如果你不去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几乎不敢相信这里的确诞生着中国农村极为少见的神话般的农村天堂。难怪北京来客也惊叹:中央的部长也未必有这么好的住宅。
  这是国家建设部现代化农村的试点工程,在全国能获此殊荣的仅仅四家,半壁店居占其一。凡是半壁店的村民家庭,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老弱病残,都有其居。街道里标示着红领巾路、共青团路,俨然是城市的布局。三十栋高级别墅楼已由村民于一九九三年进住。风格更为新颖别致的六十七栋别墅楼即将落成。已经兴建的有商场、医院、理发店,即将兴建的还有卡拉ok厅,老年活动中心、豪华宾馆和电梯上下的七层办公大楼。
  这是一日长于百年的历史性瞬间,远比几个世纪还要神圣。
  半壁店的父老乡亲们,虽然仍是生活在祖先赋予的农村里,但古老而僵化的农民观念,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那些相以为命,苦难相托,大半辈子都将老屋当作命运之舟的老人们,都依恋而向往地感觉到,这是半壁店作为古老乡村的最后一个夏天,也是作为城市化乡村的最初一个夏天。
  半壁店是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的“河北第一村”。经济效益不仅称雄于燕赵大地,而且,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当你告别宁静的居住区,就会在城市与农村的交叉部位觅到一片厂房林立的钢铁城。轧钢厂、钢铁厂、转炉厂等十八家企业,巍然站立在古老乡村的上地上。新开的工地,新搭的脚手架,会骄傲地告诉你,这里又将有几座中型钢铁企业即将诞生。在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新购买的百亩土地上,即将兴建轻工业城。一九九一年,工农业总产值一点七亿元。经国家农业部等五个部门对全国三百一十七个产值在五千万元以上的富裕村调查排列,半壁店人均产值居第十位。一九九二年工农业总产值四点五亿元,超过一九九一年的三倍。一九九三年,工农业总产值九点七亿元,又超过一九九二年的两倍多。
  一个小小村子,办起了这样大的钢铁企业,而且效益这样好,这的确是中国农村的奇迹。
  半壁店已经实行了工资制、劳保制、退休金制、公费医疗制和助学金制。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成为村办企业的工人。到过半壁店的经济学专家给这个村庄冠以一个辉煌的称谓—一
  超级大村庄!
  乡村大都市!
  这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半壁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这样两句激动人心的话—一
  “感谢党的政策好!”
  “感谢韩书记!”
  韩振国是半壁店的党委书记兼半壁店钢铁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正是这位朴实憨厚的农民,带领半壁店人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第一章 立志篇


  “韩书记,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韩书记,半壁店养活不了我们哪!”
  “韩书记,我一家老小都张着嘴等着吃饭哪”
  “振国,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手艺人,为什么不到唐山搞点营生赚点钱,你家人多嘴多,生活负担重,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
  一九七八年那个饥寒交迫的冬天,贫困的恶魔暴风雪般袭击着颤粟的冀东平原。为了觅口饭吃,半壁店一个又一个乡亲流着泪走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员唉声叹气地走了,悲耸的阴云笼罩在这个北方农村的上空。
  党支部书记韩振国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土路上,逆着逃荒的人流,拦截和规劝着绝望的乡亲们,发出痛切肺腑的呼唤。
  “不,无论如何不能放你们走!你走了,他走了,村里上千名乡亲比我们还苦,扔下他们我于心何忍。”韩振国双眸噙泪,喉头发颤,“半壁店穷是穷,可我不相信会永远穷下去,我压根就不相信农村变不了样。不是我不听你们的话,不是我留恋贫困,那种为买几把条帚就挨门挨户凑钱的苦日子,我一天也不想过。不仅我不走,还要劝你们不走。城市就那么好?城里的钱就那么容易挣?早晚有一天,有让城里人羡慕我们的时候,只是对机未到,时机一到,半壁店会富裕起来的,到时候你们别后悔,不信你就看!”
  韩振国话语深沉而坚定,逃荒的乡亲们茫然地望着他,认为他的许诺就是一场虚幻的梦。乡亲们沉思片刻,最后还是摇摇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走了……
  韩振国痛心疾首,他并不责怪乡亲们,因为他深深知道,是贫困把乡亲们逼上了这条路。望着离去的乡亲,他有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然而,韩振国决心未泯,走的人是一时劝不回来了,那就让他们去吧!眼下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员们先截回来。
  他截回的第一个人是杨万鸣,半壁店的一位老共产党员。杨万鸣是一九五六年从外地逃荒落在半壁店的。一九五九年,韩振国任生产大队长时,他是副大队长。一九六四年四清的时候,杨万鸣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之一。因为从大队买了一斤平价咸面、三斤豆油和五斤棉花,被扣上了“多吃多占”的罪名,被清查了好几个月,从此下野落荒。眼下村里一天比一天贫困,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最后他也和乡亲们一起,踏上了远离故乡的路。韩振国找到了他:“万鸣,还是回到村里来吧!”
  杨万鸣长叹一声:“振国,你知道我家人口最多,老婆孩子燕儿似地等着吃喝。我看半壁店没希望了,我想在城里再干几年临时工,收入是不多,可总比呆在村里强。”
  韩振国一把抓住了他,满腔热忱地说:“万鸣,听我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又当过多年干部,咱们一起度过苦难的日子,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你了。你困难,我更困难,我家人口不比你少,又让我当支部书记,连着村里乡亲们的命运,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说我不找你还去找谁?回来吧,咱们一块干,非把半壁店弄好不可!”
  杨万鸣被感动了:“我回来,把这个月的临时工的工资拿到手我就回来。”
  “多长时间?”
  “一十天”
  “我等!”
  二十天后,杨万鸣终于在韩振国的感召下回到了故乡。他去找韩振国:“究竟让我干什么?”
  “还当你的第三生产队队长!”
  杨万鸣又一次走马上任。
  韩振国截回的第二个人是刘桂芝。她一九七二年嫁到半壁店,有文化,打得一手好算盘。她到缸窑公社副业组当了会计,党员的组织关系还在半壁店。为了请她回村,韩振国几乎是三顾茅庐。刘桂芝大惑不解:平素很少接触,韩振国为什么这样执拗地请她回来?她去找韩振国:“韩书记,让我回来究竟干啥?”
  “村里准备搞副业,就缺少你这样的会计。”
  “半壁店能搞好吗?”
  “只要下决心干,不愁变不了样!”
  刘桂芝第一次见到这样信心坚定的人。公社书记也劝她:“既然韩书记这么热心请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干不好呢?”
  “那你就再回来!”
  她终于没有再回到公社去。
  韩振车截回的第三个人是韩润祥。倒退三十六年,韩润祥还如游子样漂泊异乡。一九五七年,他毕业于张家口财经学院,被分配到西安国营飞机制造厂工作。而后被调到南昌八一棉麻厂基建科做财务工作。一九五九年,故乡沉浸在饥饿的阴影中,家中来信了:母亲多病,家庭困难,请他回来。
  他即退职回到了故乡,当上了大队会计。一九六四年,韩振国在四清运动中被莫须有的罪名赶下台,他接替韩振国当上了大队长。文革开始,韩润祥代理了一段时间的党支部书记。因为他的父亲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三哥在国民党撤退北京时受过训,定为中统特务,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受过残酷的批斗,受过监狱一样的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二年,他才拖着满身的伤痛回到半壁店来。这时他已三十六岁。可还是一条光棍。
  他的婚姻还是在韩振国的关心下促成的。
  韩润祥好不容易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姑娘刘和平,但公社不予登记,因为她的父亲是“特务”。
  在村委会的一间破屋前,叶振国以老大哥的关切心情倾听了韩润祥的诉说。韩振国深深知道:如果许诺了这桩爱情,上级追查下来将是怎样的结果?然而,庄稼人特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良知,成了他们的救世主。
  韩振国问韩润祥:
  “你不怕挨处分吗?”
  “不怕!”
  “真不怕?”
  “我认为她父亲的事是个冤案,早晚会水落石出。以这个理由阻挡我们的婚姻是没道理的。我了解她的人格,了解她的家庭。你知道,我是个穷光蛋,她不嫌我穷。她家三个妹子,一个兄弟,日子很难过。我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背离她、”
  韩振国考虑再三,最后说:“按照现实的政策,你们这个婚姻我们不同意;但是,婚姻自主是法律的规定,你自己拿主意吧。”
  “行了!”韩润祥明白了这番话的真实含义,他真想向韩振国深鞠一躬。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下午,他与刘和平领来了结婚证。这大红的证书得来不易,是韩振国在公社党委经过多方诉说,才成全了韩润祥和刘和平。
  为了养家湖口,他走上了远离故乡的路。热心人告诉他:“开平郊区准备办一个钢铁厂,缺个文化人,能识图的人不好找,你去吧。钱不多,总是点收入。”他决定去。
  韩振国一听说韩润祥要走,急忙来拦截这个难得的人才。在那个四壁空空的土屋里,他与韩润祥相对而坐,如同兄长面对兄弟,依依不舍,语重心长,一番话把韩润样的心头打得火热:“别走了,还是在村里干吧。不然,你也走,他也走,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半壁店今天是穷,可不能老是穷下去,我这个人压根就不信农村变不了样,只是时机未到。时机一到,走了的乡亲还会回来,不信你看。”
  韩润祥最终被一席焐心的话挽留住了。在党支部研究大队会计人选时,韩振国点了韩润祥的名。
  百川终归海,如今刘桂芝是半壁店党委副书记,韩润祥是村委会主任,杨万鸣是农场场长。决心把半壁店从苦难中拉出来的执著感使他们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在韩振国精神的感召下,他们辅佐着这个信心十足的党支部书记以从未有过的冲撞力,参与了半壁店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


  半壁店最初的起步是艰难的。
  半壁店,三百多年前还是一片荒原。一八七八年,李鸿章在这一代兴办开平煤矿,半壁店一带迅速发展起了陶瓷作坊。背井离乡的农民纷纷到这里落户,先后迁来刘、赵和郝三户人家,渐渐出现了半西街,稍有村庄的模样。一位秀才来这里造访,叹曰:“说村不是村,说街不是街,是个半壁小店……”
  这就是半壁店得名的由来。
  半壁店人一直以种庄稼为生。一九七八年,正当青苗一筷子高的时候,突然上面来了人,通知他们:唐山钢铁公司看中了这地方,准备作为废料处理场。韩振国惊呆了,人们惊呆了。这少得不能再少的土地也保不住了。
  但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他们只好忍痛割爱。九万元赔偿费就这样拨到了半壁店村。
  红了眼的农民团团围住了韩振国,仿佛他就是那九万元的化身似的。那是一双双穷怕了的眼睛啊;那是一副副苦怕了的神情啊!只要他一张口,这钱就会落在乡亲们那炙热的掌心里。他何尝不想分呢?三百多户人家,他韩振国也在其中啊!
  到底分不分?
  他的回答让乡亲们的五官都挪了位置。
  “不分!”
  一句话,重如千钧!
  “为什么不分?为什么不分?”
  愤怒的潮水几乎将他无情地吞没。
  他如实相告:“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过了,准备建个机械厂!”这是半壁店生存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大决定。
  人们怀疑声四起:“咱们这些人种地内行,搞工厂行吗?要是砸了锅,这九万元就连根烂了!地又少了那么多,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异想天开!”
  又一阵滔天巨浪!
  韩振国最了解乡亲们,他们仍是最讲实际的,凡是没有亲眼看到的一概不轻易相信。可干部们思想不统一,问题就更严重了。
  有的干部承受不了压力,说:
  “要不就依了群众……”
  “不!不能分!”韩振国苦口婆心,“不要责怪乡亲,他们不是拆台,而是提醒,担心咱们搞砸了。所以机械厂只能办好,不能办坏!等到乡亲们见到了成果,不满的情绪就会烟消云散!……”
  认识好不容易统一了。然而摆在韩振国面前的问题还是严峻的:九万元,真的能建成一座机械厂么?他心里明白,单凭这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办个简陋的机械厂,至少也需要二十万元,因为光厂房、围墙设施就得上万元。怎么办?资金不够,就废物利用吧!韩润祥带人到老村址和矾土矿附近拉回了四百多排子车的石头,垒起了围墙,盖起了包括加工和翻砂的两个车间。半壁店历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机械厂,就这样神话般地诞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它相当低矮破旧,甚至让人联想起旧时的手工业作坊。然而这却是半壁店人向新生活迈出的第一步!
  愿望只能通过妊娠般的阵痛才能实现。不管韩振国怀着怎样的抱负想把乡亲们拉上致富之路,而世世代代以农为本的农民并不因一夜之间进入厂房就使他们在意识上瞬间变为工人。更不会一夜之间成为企业家。
  不是么!悲剧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新厂房建立起来了,设备上哪去求购呢?大厂家价格太高,买不起!有人告诉韩振国,山东乐陵县杨安镇机械厂准备处理一台旧机床很便宜。多好的机会听!韩振国动心了。对方说:“要买,先汇八千五百元。”
  “还是先去看看吧!再决定买不买……”韩振国派韩润祥去了。韩润祥拉上了开平机械厂的一名也是半路出家的师傅,千里迢迢地直奔齐鲁大地。开始了开天辟地的南下之行。
  杨安镇距县城十多华里,也是个镇办厂,一台弃之不用的旧机床就倒卧在破落的车间里。
  “怎么样?”对方在问。
  韩润祥看了又看:
  “多少钱?”
  “八千五百元!”
  “好,我们买下了!”
  对方诡秘地笑了。
  韩涧祥为这么快成交而激动不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嘿嘿,花这么点钱就买台设备想不到啊!……”
  当这第一台机械运回半壁店时,全村轰动了。街道上挤满了人。恰似一九五八年第一次见到康拜因一样欢欣若狂。“明天就安装调试!”韩振国跃跃欲试。这是决定半壁店命运的时刻。人们簇拥在这个异乎寻常的时光里。电源接通,机轮飞转,好一阵欢呼,然而这喜悦没持续多久,就被一瓢冷水浇了下来,使韩振国和半壁店人凉了半截。油浆从床头箱泉水般奔泻,堵无法堵,修无法修。这时的韩润样才想起那诡秘的微笑,知道上当了。这其实是一台早已报废的机床。“你们没在那儿试一试?”韩振国问。
  无言以对!
  悲怆笼罩着半壁店村。“我们要求退货!”他们向杨安镇机械厂“申诉”。对方回答得更干脆:“退给你们一千元,设备我们不要了!……”原本他们甩都甩不出去呢。半壁店人还能说什么呢?把设备拉回山东?茫茫数千里,光路费就掏不起呀!认头吧!
  无独有偶。韩振国派人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一家机械厂购买摇臂钻和电动葫芦,花去整整两万多元,可捡回来的同样是废品,只好饥不择食地向唐山市乡镇企业局求援买了一台机床,结果又是同样的命运。
  几万元拉回了一堆垃圾!
  韩润祥哭了,韩振国的眼睛也湿润了。他们从未这样伤心过。北方男子汉的泪呀!
  半壁店陷入了绝境。韩振国再三思考:我们是农民,干工业真是不行!不能再瞎碰了,这关系着全村人的命运啊!
  “还是请个懂行的吧!”他们走进了耿家营办事处机械厂,请来了远近闻名的技术权威常中环。常中环来到半壁店一见到那堆破铜烂铁就苦笑起来:“你们认为这是过自家的小日子买东西越便宜的越好?办工厂不能凑和,买设备要买最好的,不要怕花钱!听我的,再进几台新机床吧!”
  常中环带着他们跑了一趟山东济南机床厂,花了两万元买了几台新机床,中头刨等设备。有了工厂,他们就四处揽活干。唐山市陶瓷厂开了恩,让他们加工些简易的零部件。这样,半壁店机械厂算是第一次艰难地“转动”起来了。命运之神到底偏爱不屈不挠的半壁店人。仅仅在建厂这一年,产值高达两万多元,这在困难重重的一九七八年,对于一个乡村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数字了。他们乘胜前进,利用这笔资金,又扩建了一个铸造车间。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农业为主体的半壁店开始向工业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这是春风第一枝啊!
  韩振国望着这纪念碑式的厂房,蔫蔫实实的庄稼人双眼闪出了悲喜交加的目光。
  让泪水冲刷小生产者的心吧!我们祖祖辈辈精打细算,一分钱也要掰八瓣花的农民兄弟啊!他们想以古老的方式营造最现代化的殿堂,却遭到了科技之神的奚落和嘲笑。只有跨跃了农民意识这根陈旧的秤杆,才能踏上霞光初照之路。


  一九八三年,一场包产到户的风暴从淮河两岸漫卷开来。刚刚扬起头的韩振国又一次垂下了头,他在思考着一个严峻的命题:半壁店将向何处去?不分吗?庄稼人穷就穷在大锅饭上。这位当过十多年生产队长的党支部书记,对这苦辣辣的滋味早已尝够了。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春荒时节,他是怎样给社员打路条的。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无亲无友的自谋生路。还能这样下去吗?不改革半壁店就没有出路,况且这是党中央的决策。自己又是共产党员,能不保持一致吗?如果不分,他能顶得住吗?他觉得自己轻微得像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思想解放的大潮汐不可阻挡!他陷入了对立的思考之中。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常常半夜爬起来,推开吱呀作响的门,走出沉睡的街道,在村东头的机械厂忘情地抚摸每一台设备,像是就要与亲生儿子离别。车间里,工人们议论纷纷:
  “干不了几天了!”
  “谁说的?”
  “外村都把集体财产分了!”
  “咱们村会分吗?”
  “这可是上边的精神哪。”
  “要是分了,这厂子可就败家了。”
  “不分,能顶得住吗?”
  “我看最终得分。”
  “党票不要了!”
  “如果分了,要想再搞起来连门儿都没有!”
  这是乡亲们的呼唤。
  他久久凝视着这摇摇欲坠的机械厂:那机床,那炉火,那铁屑都在深情地牵引他。这可是他献给半壁店的杰作。这杰作给在贫困中徘徊的人们带来了欣慰的火光。容易吗?这一年半壁店的工副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固定资产高达一百多万元,年产值二十多万元,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转到乡镇企业,人多地少的半壁店已经开始了艰难的起飞。分了,乡亲们勒紧裤腰带兴办的工厂就会七零八落。车床既不能拆又不能卸,只能心疼地闲置,这等于将凝着半壁店人心血,寄托着半壁店人梦幻的家业白白断送掉。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和茫然。可他没有勇气走进车间参加工人们的讨论,驻足了好一会儿。又默默地离开了。
  韩振国处在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陡坡上。山一样的压力,浪一样的冲击!这压力不仅来自村里,也来自村外;不仅来自下面,更来自上面。
  四周的村庄都处在分田的狂潮中,唯独半壁店成了按兵不动的孤岛。韩振国到公社开会,听到的都是“一包就灵”,“下地不用钟,承包一阵风”的谈言话语,这在他的心头激起了澎湃的潮声。平时老爱往前站的他,挤在偏僻的角落里,半蹲半坐,忧心忡忡。他知道对抗上级的指示无疑会被扣上思想僵化的帽子。
  “老韩,你说说吧!”公社领导点将了,把他从角落里招到了台前。顿时数十双眼睛都在诧异地望着他那张苦闷的脸。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韩振国口气很重。
  “当然要说真话。”
  “那好,”他终于吐出了一句令人大为惊骇的字眼,“从我们半壁店看,我认为还是不分为好!”
  会场凝固了。接着,爆发出愤怒的呼喊。半壁店这个“思想僵化”的典型,不仅轰动了公社,也震撼了区委。区委书记巴连阁百忙中专程来到半壁店,想揭开这里的秘密。
  区委第一把手亲自出马,韩振国深感大祸临头!检查?批判?还是撤职?他都想到了,可他毕竟是有主见的人,尤其面对着区委书记,更应该襟怀坦白,不应顾及个人安危。二人坐定,一场交锋开始了:
  “听说你们半壁店跟上面‘对着干’,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巴连阁打量着韩振国这个多少有些激动的老共产党员,既不强迫命令,亦不以势压人,而是认认真真地想听听他的思考。
  韩振国站起身来说:
  “走!”
  “上哪儿?”
  “机械厂。”
  韩振国拉起巴书记就走。在伴着机器轰鸣的大厂房里,韩振国和巴书记一起沐浴在斜射的初霞中,韩振国颤抖的声音在回荡:“到底分不分田,关键要看实际。不是老讲实事求是吗?我们半壁店不是广义上那种以农为本的村庄,它处在市郊,人多地少是个现实,光靠农业没有出路。第一,村子距农田很远,少则四华里,多则十华里,耕作条件十分不便;第二,大部分农田处在塌陷区,坑坑洼洼,依靠一家一户难以改变面目;第三,地块多而散,石多沙厚,一遇旱年,颗粒不收……。”
  巴书记理解地点点头。
  韩振国的眼眶快要淌出泪水:“我们半壁店的全部希望都交给机械厂了,要是垮了,半壁店就得从头开始,起码得倒退五年。包产到户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也符合绝大多数农村的具体情况,我完全赞成!但是不能一刀切呀!我们将责任制引人工副业生产中去,实际上也是一种包产到户。可集体企业不能分,一分就失落了江山……”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吗?”
  “不,这是绝大多数乡亲的意见!”韩振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这个人喜欢说心里话,袖口褪棒槌,直是直点,可真诚。分虽然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可最终还得依靠集体的力量。为什么刚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反而又不实事求是了呢?我们吃够了瞎指挥的苦头,还能不吸取教训吗?……”
  难得的肺腑之言,巴连阁脸上放光了。应当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听到韩振国这番披肝沥胆的一席话,他也会用党性原则强令半壁店包产到户。然而今天,他懂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老韩想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不仅着眼于现实,更着眼于未来。一种理解,一种同情,一种钦佩,使上下级的关系缩短了:
  “不分就不分吧!”
  “批准了?”
  “批准了。”
  韩振国说不出怎样感谢巴书记,在这关键的当口,一句值千金。这是半壁店命运十字路口一次最严峻的选择。今天的半壁店人非常赞赏韩振国的远见卓识,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半壁店了。实践已经证明,不分的选择对半壁店这样一个刚刚走向富裕的乡村来说,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有巴书记支持,韩振国心里踏实、胆也壮了。他想在机械厂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提出了令乡亲们都吃惊的“双百万计划”:争取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万斤,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万元。到了年底,除了粮食由于城市工业占地过多而未能如愿之外,工业产值圆满兑现。一百万元啊!该是多么富有力度的腾越。正是有了这么雄厚的资金,半壁店人才又兴办了钢铁厂、轧钢厂、高频制管厂。这些灿如星群的企业如同五月的原野,到处盛开着诱人的希望已花。半壁店不再是原始农村的代名词,它以金蝉脱壳似的蜕变正在向工业化迈进。恰在此时,唐山钢铁公司将北碴山交给半壁店开发。土地范围扩大了,韩振国领人栽上了行行国村,每到秋天,香飘四溢,果实累累。继而,全村工农业总产值高达三千多万元,人均收人一千三百六十三元,是一九七0年的十一倍。彩电、冰箱、洗衣机已经走进了乡亲们的家中,不再为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这所谓的三大件津津乐道了。半壁店的奇迹轰动了市里和省里,中共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文明村”的大红排匾悬挂在村委会的高高的门楣上,如同彩虹一样辉映着半壁店开拓奋进之路。
  这是解放思想的结晶啊!
  解放思想是艰难的,难就难在强调解放思想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思想解放。


  一九八七年,半壁店又处在一个异乎寻常的当口,韩振国在兴办机械厂的基础上决心再建一座大型钢铁厂。这是半壁店经济振兴的重大举措。机械厂的效益本来是可观的,乡亲们很知足。一天六角钱工值的半壁店人居然有了数十万元的集体积累。这可是了不起的天文数字。对于土里刨食的半壁店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奢望呢?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一畦青菜就是他们理想的田园,一只母鸡就是他们造福的银行。也许受的苦难太多,农民最容易满足。四平八稳,不求进取,就是他们安然的所在。单就这一点,乡亲们就对韩振国投以兴奋而满意的目光。
  “你们这届班子为半壁店人造了福,是历史上大的功臣!”
  到处都是赞扬和鼓励。
  小家即安的现实令半壁店人陶醉不己,连韩振国本人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欣慰和惬意。
  可是,现实不允许他浅尝辄止,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外出的机会,绕道走了一趟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方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在这个“中国第一村”,他觉得仿佛置身于玫瑰色的天国。那现代化的别墅楼群,那鳞次栉比的街道,那豪华气派的高级轿车,无论如何让人不肯相信这是事实。韩振国对故乡的未来有一个恢宏的构想,然而,究竟是什么样子,却很朦胧。大邱庄的现实与他的理想碰撞了,他找到了那个梦想的所在。对比起大邱庄来,半壁店还十分寒酸。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感到了差距。
  他决心好好看看这个村庄。
  大邱庄万国公司的经理刘万全,领着他们到钢铁厂、印刷厂和缝纫厂看了个够,又到乡村别墅小坐。那过去皇帝也无法享受的豪华生活却成了今天农民最普普通通的生活。
  一片眼花缭乱……
  “你们公司产值多少?”
  “八千万。”
  “天啊!”
  半壁店人几百万就心满意足了,可人家却是他们的二十五倍。
  顿开茅塞的韩振国再也坐不住了:“不行,光小打小闹不行,还得上大型轧钢厂!”
  一个更大的计划在归途中诞生了。
  消息传到村民中,还在三百万元中自得其乐的半壁店人又一次卷起了漫天的风暴。
  “还未站稳,就想跑?”
  “贪心不足,蛇吞象!”
  他们甚至找到有关部门咨询,得到的同样是否定。
  初步预算,建一个中型轧钢厂需要资金五百万元,即是说:三百万元的积累都投入进去,还缺二百万元;如果搞砸了,三百户的半壁店人,平摊下来,每家都是一个负债万元户。
  “韩振国疯了?”
  “到时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
  外村人的风凉话更尖刻:“现在社会上鼓励高消费,你们半壁店人怎么反着来?有钱不花,硬要‘打水漂’。要是船翻人毁,还不把老本蚀进去!你们应当劝劝韩振国!”
  风起云涌。
  韩振国主意巳定:
  “不行,咱们得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就凭这种小家即安的思想还得受穷!”
  然而,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上哪里去寻找这么多的资金空缺呢?他从银行只借来贷款五十万元,还差一百五十万元没有着落。不管怎么苦苦哀求,城市信用社和市区银行,都不肯贷出这笔巨额资金,因为半壁店不过是个小小乡村,实力太弱。
  恰在此时,浙江省冶金厅的人来到唐山,为下属企业搞投资合作项目。得到了信息的韩振国动了心,在副区长的带领下,与人家谈了谈,倒还顺利。可人家到半壁店看了一看后却动摇了。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对方一拍屁股就走,从此杳无消息。
  正在着急的时候,命运之神眷顾半壁店来了。唐山市物资公司经理张宝旺兴致勃勃地来找韩振国。
  “北京电子工业部物资处想搞三百五十万元的钢铁有偿贸易,你们半壁店敢不敢接?”
  “接!”韩振国脱口而出。
  这是雪中送炭的天大喜讯啊!
  电子工业部的冯步伦处长来到了半壁店,为的是解决紧迫的钢材需求。而半壁店又正在为筹建轧钢厂的巨额资金而愁苦不迭。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他们以市物资公司为中介,签订了一个三方合同。这是一九八四年。
  议议合同规定,一九八六年的第二季度为半壁店偿还钢材的最后期限。
  冯处长不无担心地问:
  “能兑现吗?”
  韩振国充满信心地说:“能!”他算了这样一笔帐:以一年的时间建起轧钢厂应当是绰绰有余的,一九八五年底投产满有把握。一九八六年第二季度兑现全部钢材是有充分余地的。他相信自己的计算。
  八月一日,电子工业部将第一笔资金汇到唐山,早已按捺不住激情的韩振国立即调兵遣将,四处订购设备,为轧钢厂的上马创造条件。
  韩振国亲自出马,首先出现在吉林长春市电炉制造厂,可人家的生产任务安排得满满的,根本就没有时间接受一个村办企业的设备制造计划。
  怎么办?时间已经不容许他再等了!他同计划科长攀谈起来—一
  “哪里人啊?”
  “石家庄!”
  “咱们都是河北老乡啊,照顾一下故乡人怎么样?”
  “……可以吧。”
  “老乡”的确是一种财富。它能使你在陌生中变得熟悉,它能使你在疏远中变得亲密,它能使你在对抗中变得和谐,一句老乡的呼唤,胜过千金的价值,甚至会把根本无望的梦幻变为现实。
  与韩振国北上的同时,韩润祥却在南下。在天津重型机械厂,订货时,人家答应的交货期是“最早在一九八六年第四季度”。
  韩润祥说开了好话,软磨硬泡,最后厂方答应提前交货,但要多交一万八千元的赶工费和图纸费。韩润祥咬了咬牙,答应给。用钱换工期,值!
  设备订好了,只差盖厂房了。
  麦收一过,韩振国四处联系施工队,操待着基建工程上马。谁想到就是在这最有把握的环节上,却上演了一场“大意失荆州”的悲剧。
  自打包工队背着行李卷,拉着排子车进了村,韩振国全部心思都被工地所占据了,他几乎每天都到施工现场转游,看一道道地基是怎么挖出来的,看一堵墙高墙是怎么垒起来的,看一根根大梁是怎么竖起来的。实指望,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投产,早一天兑现合同,不然三百五十万元债务可不是好玩的,一年的利息下来就像山一样沉重。
  期望值越高,失望也越大。
  一天早晨,他又到工地上转悠,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工棚内人迹缈无,昨天还是沸沸腾腾的所在,今天却是死一般的冷寂。他深感异样:人呢?包工队的人呢?
  有人告诉他:“走了!……”
  他纳闷了,没完工怎能中途撤走?
  “钱花光了!”
  韩振国傻了。
  这已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底,按原来的想法,正是计划中竣工的季节。可三万元包下的工程盖了六个月还没完工,工程撂了,落下了半截厂房,像遗弃的古城旧墟。
  好端端的计划落空了。原来,乡下包工队也有着韩振国“借鸡下蛋”的想法,一旦囊中羞涩,喧闹的“鸡群”也就扑啦啦飞走了。对韩振国来说,这沉重的打击无异于五雷轰顶。
  到了决定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眼看要到交货的日子了,连厂房也未建起来,怎么向电子工业部交待?
  祸不单行。
  一个更大的打击从北京传来:因为“受骗上当”,三百五十万元有偿贸易付之东流,冯步伦被撤职了。电子工业部通报全系统:“要警惕任何形式的皮包公司。”这不明明指的是半壁店吗?
  一种沉灭的负罪感,简直要逼着韩振国去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食其言,而对无法抗拒的压力,他觉得自己的本分与正直都在这失衡的瞬间被撞得粉碎。
  冬天。很冷,很冷……
  韩振国呆呆地站在扑面而来的风沙中,凝视着车间遗址,凝视着胡乱堆放的机械设备,仿佛一个战败的将军,面对着横尸遍野的战场,这的确是他命运的一次“滑铁卢”。
  烈火中烧,双耳轰鸣,“嗡”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病倒了,被紧急送往医院。
  变革的岁月竟是这样沉重而艰难,半壁店又开始了忧心忡忡。
  如果说冯步伦面临的只是上面的压力,那么,韩振国却处在腹背受挤的夹隙中。因为这轧钢厂本来就是在乡亲们一片反对声中上马的,他的失算激起了惊涛拍岸般的喧哗与躁动。
  半壁店卷在旋涡之中。
  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躺在医院里韩振国辗转反侧,耿耿难眠,第一次体会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
  庆幸的是在这危急的关头,上级党组织出面拯救了他。开平区委书记巴连阁走进了他的病房,一是来看望他。二是请他带病出山。巴书记知道他这病那病主要是心病。千药万药,把轧钢厂搞起来就是最好的药。“十二月底前一定出钢,不然村子垮了,厂子垮了,你想躺也躺不住了。什么时候回来,我派车接你。”
  巴书记一番火热的话语把韩振国感动得老泪纵横。他摇摇晃晃上了巴书记的车。
  车子越往前走,他的心头就越感到敞亮。当车子拐进乡村大道,老远就看见村头路南已经竖起了高大的厂房。他让司机停车,想仔细看一看这豁然耸立的庞然大物。乡亲们都来了,迎接他带病回乡。看到熟悉的乡亲们,他眼睛明亮,精神也随之昂奋起来。车间建好了,设备安装好了,只待出钢了。人们告诉他;这车间是韩润祥和党支部副书记刘桂芝的功劳。就在他病重的日子里,他们硬是顶着四方的压力,重新请回了包工队,将中途下马的高大厂房耸立起来。人们还告诉他;这些设备的安装是巴书记的功劳。就在他遭受挫折的时候,巴书记就将唐山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请到了开平区招待所,共商挽救半壁店命运的大计。总工程师乐于助人,带来一支安装调试的队伍,在一个月内安装调试了设备。韩振国感激不尽。“明天就点火,非要炼出开平区的第一炉钢来!”巴连阁催促着韩振国。
  这是一九八六年的最后一夜,也是一九八七年的最初一夜。巴书记带着四套班子的全体人员守在高炉旁,守在新年即将到来的钟声里,与半壁店人一起观看点火。当火点燃的时候,半壁店沸腾了!这不仅仅是半壁店,也是开平区第一簇希望之火啊!第一炉钢水终于迎着元旦之晨流出,揭开了半壁店工业化进程的新的一页。


  一九八八年,又一个难题出现在半壁店人面前。
  轧钢厂上马才半年,就亏损了三十多万元。半壁店资金有限,是苦挣苦业得来的,而亏损如此巨大,还能折腾多长时间?
  怎么办?党支都会上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这些摸惯了锄把子的庄稼人面对大工业的高墙一筹莫展。
  有人出语惊人:“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将轧钢厂改成大车店,还能增加点收入,不然连老本都会输得精光!”
  “车间呢?”
  “变成停车场。”
  “办公楼呢?”
  “改成客房。”
  “吊车、转炉呢?”
  “当废铁卖掉!”
  “那还得挂盏灯笼。”
  “就叫半壁店骡马大车店!”
  “……”
  农民眼里的大车店就是了不起的存在。阴影蒙在韩振国的心头。已经跨入工业化门槛的半壁店能再退到中世纪的田园童话中去吗?
  “老韩,你说说吧!”
  人们把目光投向绷紧脸咬紧牙的韩振国。他显然被大车店的构想所激怒,说话显得有些激昂:“这也改那也改,就是改不了你们的老脑筋。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大车店?亏你们想得出!我看亏损原因不是别的,是糊涂庙里糊涂神!我们不懂技术,不懂经营,办不好大工业。”
  “我看出路倒有一条,就是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具体的办法就是与唐山钢铁公司联营,由对方主管经营,实行利润分成。我们半壁店人当副手,搞配合……”
  此言一出,会场上喧腾起来。“这不是卖厂求荣吗?”厂长韩润祥首先拍案而起。让建厂的功臣屈尊于外人之下,他怎么能心甘。
  会议不欢而散。韩振国的选择震撼了乡亲们。有人甚至说。“如果韩振国敢在联营协议上签字,就掀翻他的桌子!……”
  夜深沉。被否决了的韩润祥跌跌撞撞回到家里,把半瓶二锅头一饮而尽,让苦辣的酒液烧灼他的五拉六腑。韩振国反复思考众人的意见,仍然认定争取与大工业联营是唯一挽救轧钢厂的出路。他推心置腹与韩润祥和其他干部交换意见,终于说服了他们。
  这样,韩振国找到唐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袁瑞新。得到了袁瑞新的理解和支持,并很快签订了联营合同。唐钢选派了一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徐子和出任联营厂的厂长,韩润祥担任副厂长。
  徐子和在唐钢是有名的技术权威。一步入这家乡镇企业,他就敏感地发现这支队伍素质低下,不会管理,不懂经营。他不摆架子,不以自己是技术专家而去低看农民兄弟。他承担起了厂长的责任。很快,工人与农民,大企业和小厂子,在半壁店就紧密结合起来了。这使韩润祥对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也深感自己狭隘的小农民心理不适时宜。
  说来也真神奇,短短的四个多月过去,令半壁店人一筹莫展的难题,在新厂长徐子和的手里竟迎刃而解了。轧钢厂再不是原来死气沉沉的样子,而是焕发了蓬勃的生机。生产指标连连上升,只轧钢率就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收入高达三百多万元。副厂长韩润样很欣慰很震惊。而徐子和又一鼓作气,改造了加热炉,使吨耗煤量降了一半。单此一项就节约三十多万元。联营前只生产七百吨的轧钢厂在改进工艺后,产量高达十一万吨。到一九八九年,联营厂一跃成为唐山市的一级企业。炼钢炉的火花辉映在这方厚重的土地上,先进的管理和科学技术挽救了这个工厂,改变了半壁店人的命运。那些扬言要掀翻桌子的人不仅没有演出恶作剧,反而心悦诚服地佩服韩振国的远见卓识,韩润祥也后悔当初的鲁莽。
  没有科学知识就驾驭不了现代化的企业,这一简单的道理是通过沉痛的教训才领会到的。炼钢炉不仅冶炼出一炉炉的钢水,也冶炼了半壁店人的灵魂。醒悟后的半壁店人一鼓作气,先后聘请了一百四十多位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充实到工厂中来,同时还派出大批的高中生到大专院校和大企业中深造,单是唐山钢铁公司技术学校就编了一个近百人的半壁店班。
  在今天的半壁店,骡马大店的构想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话,可人们都不会忘记它的愚昧,它的浮浅,它的荒唐。人们想起这段往事,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滋味儿。
  为了感谢徐子和,韩振国代表党总支做出决定,奖励他一辆桑塔纳轿车。

第二章 沧海篇


  有人告状了!
  告状信很长很厚,一封封投到区委、市委,省委乃至中央。信中措辞严厉,道出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忧虑:“韩振国到底想把半壁店引向何处去!……”
  告状人并不掩饰自己的真实身分,在信的尾部都非常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大名——
  张体仁!
  张体仁与韩振国的分歧,集中在兴建那座大型轧钢厂上。
  张体仁是半壁店唯一的大学生,曾经在省级大机关搞过多年的农村计划工作,非常熟悉计划经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他回到故乡,曾经当过会计、“改正”以后,他在唐山工作,但仍住在半壁店。他关心家乡的发展,关注着韩振国的每一着棋。
  远在轧钢厂刚刚筹建时,他就不只一次陈述过自己的见解;乡镇企业不列入国家计划,资源没有保证,销路不能按计划分配,用电也是问题,城市用电都非常紧张,能顾得上这个小小的乡村?村里缺少专业技术人员,质量难以保证。半壁店本来就是个缺水的地方,平常饮水都十分困难,而一个轧钢厂需要水量非常巨大。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要想创造国家都不敢轻易举措的轧钢厂,对半壁店这样一个弹丸之村,更近似荒唐!……
  韩振国知道张体仁是善意的,他是担心搞不好会使乡亲们回到穷困的老路上去。但韩振国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因此他寄出了一封封告状信。
  后来轧钢厂终于建成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半壁店不仅还清了拖欠电子工业部的全部钢材,而且偿还了全部利息。当韩振国和韩润祥带着大红锦旗和大红感谢信,走进电子工业部大楼时,物资处轰动了,电子工业部轰动了。他们终于认清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行骗的皮包公司,而是历尽艰辛的乡村企业家。在认识了半壁店人的同时,也重新认识了冯步伦。电子工业部为他做出了官复原职的决定。从此他成了半壁店的义务村民。半壁店的乡亲们都很感激他,深深知道他在命运变迁中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的春节是一个套红的春节,历尽坎坷的半壁店人露出了惊心动魄的笑容,喜讯一个连着一个。每户分得三斤鱼,二十斤猪肉和煤气设备。在发物的大会上,韩振国无异于在朗读新世纪的宣言:“咱们半壁店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净挣了一座轧钢厂,纯利润九十五万元!”全村上下,一片欢腾。
  张体仁在事实面前服输了。他从韩振国这位普普通通的庄稼人身上觅到了一片令人鼓舞的新天地。
  韩振国并没有因为张体仁告状而嫌弃他。
  一九九0年,张体仁离休回乡。他极想和韩振国一起披荆斩棘,参与乡村的变迁。然而,他又有一种对不起韩振国的内疚。这时,韩振国却走进了他的家门。他有些惊讶。是来算帐?还是责备?他惶惑不安,怯愣相望。
  他估计错了,韩振国向他发出了深情的要求:“咱们半壁店准备拆老屋,建设新村。你有文化,在知识,懂得规划,就由你来当这个规划师吧!”
  张体仁愣住了,喉头发热,以往的纠葛令他异常惭愧:“……我……”
  韩振国摆摆手:“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了解你,你告状不是出于个人目的,而是为全村人的命运担心,我能正确对待。我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干工作是为了大伙,不能光听好话,有不同意见比没有不同意见好。避免走弯路。你退休了,肚子里的墨水别白喝,你是半壁店人,今天的变化你都看到了,应当给村里写部村史,教育后代……”
  张作仁喉头呜咽:“我能干好吗?”
  “能!我相信你。”
  没有比这更让张体仁心灵震撼的了。
  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双手紧握,张体仁泪水模糊,一切隔阂都溶在这难得的理解中了。
  韩振国的信任使张体仁干劲十足,仅仅用了不到一月的时间就写出了一份长达三万字的村史初稿,题目是《半壁店的变迁》。在写到“韩振国的追求”一节时,他用深沉的笔触由衷地赞美韩振国:“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他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的胆略,对集体、事业的炽热情感,是永远不会减退的,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不会停顿的。这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别墅新村动工了,张体仁忘情地奔波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人们看见这位平常稳稳重重,卷着旱烟叶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像一位青年。他告别了灵魂的老屋,为半壁店描绘着最美丽的图画。


  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韩振国面前。
  启用不启用刘建军?
  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小伙子精明能干,是个能挑大梁的角色。可谁也不敢当着韩振国的面提起他,因为他们知道再心怀大度的人,也不会容忍过去那刻骨铭心的仇恨。刘建军的父亲刘绪东曾经陷害过韩振国,几乎使韩振国遭了灭顶之灾。
  韩振国意识到人们的顾虑。他也格外看重刘建军。于是在讨论转炉钢铁厂厂长的人选时,韩振国以果断的口吻提议刘建军担任厂长。
  “让刘建军当厂长?”会上一片惊讶。随后是一阵沉默。
  “算了吧!”有人打破了沉默,随之是一阵附和声,理由都是刘建军家与韩振国有宿仇。韩振国深感不安,他深知这种否定的意见大部分来自对他尊严的维护。
  但他作出了果断的抉择:
  “我不同意大家的看法。过去他父亲的罪恶不应当由刘建军承担。我已经六十多岁,我必须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为了一点小小的恩怨就埋没人才,历史不会答应!”
  人们瞪大了眼睛。但随后都同意了韩振国的意见。
  当把任命决定告诉刘建军时,这位平时见到韩振国都躲着走的年轻人感到惊愕,久久地凝视着这个虚怀若谷的老人。父亲造成的失落、耻辱和悔恨一起涌上心头,他真想给韩振国长长的一跪。
  父亲的祭日到了。过去,他祭奠父亲,既不敢烧香,也不敢上供,怕人家议论。今天却准备好了成捆的烧纸和满篮子的供果,来到父亲的坟前。他举起酒杯向坟的四周浇了几圈,然后跪在坟前,深深一拜。他告诉地下的亡灵,被其害过的人,今天正在改变其后代的命运。
  这是不堪回首的记忆。
  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中,韩振国与老书记郑连清一起被批判,下台了。就在此时,刘建军的父亲刘绪东粉墨登场了。
  刘绪东本来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文化人,曾被乡亲们当作半壁店的骄傲。一九五0年,他成为半壁店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一九五七年,他进入市陶瓷厂,因为工作出色又有才华,很快被提升为宣传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他后来犯了错误,被放逐回乡。
  四清工作队将韩振国和村干部赶上了楼以后,刘绪东,这个平常最不关心村里的人却趁机兴风作浪,对老实巴交的韩振国集中火力进行攻击,加给韩振国“集体盗窃”、“投机倒把”、“砍伐树木”、“多吃多占”等许多罪名。
  韩振国是个外来户。一九五二年,为了养家湖口,他来到了小商小贩云集的半壁店落户。他的持重,他的诚恳,他的热情,连坐地户都感叹不已。乡亲们很快把他推到了领导岗位上。一九五八年当选为队长;一九五九年当选为大队长。他上任之始,就破天荒地兴办了一座小小的陶瓷厂,为半壁店人增加了一些收入。但这个给乡亲们带来希望的企业并没有给韩振国带来荣誉,反倒成了他的罪证。刘给东所攻击的内容之一,就是冲这个厂来的,请工人师傅吃饭和给外地工人的奖金,都成了韩振国的贪污。韩振国花钱买木料盖了四间房,也成了他的罪过。七审八审审出了他多占集体财产八百多元、这在一分钱都掰成八瓣花的贫瘠小村里无异于是个天文数字。于是,韩振国被押进了公社的“反省交待班”。
  他起程的这一天,妻子屠广珍正值临产。她挺着沉重的大肚子,在铺着稻草的空床板上大汗淋漓地痛苦地呻吟,没有人陪伴,没有人接生,只有靠她自己挣扎……
  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当屠广珍绝望地意识到丈夫可能永远不再回来时,门打开了,丈夫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
  寒冷并未消散,工作组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交出钱来,否则就将把韩振国一家大小赶出老屋,到大街上风餐露宿。
  韩振国时常被提去受审,没有自由可言。屠广珍强挣扎着赶往工作组长的住地,跪下求情,得到的却是斩钉截铁的冰冷回答——
  “不行,掏不出钱来就拿房顶!”
  “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
  “不管!”
  屠广珍焦灼不安地回家,直愣愣地打量着在严寒中瑟缩的老屋,破旧的炕席,缺了沿儿的面盆,褪了色的板柜。一种为丈夫洗刷耻辱的信念使她在泪水中站立起来:“卖掉,统统卖掉!”
  第二天开始,屠广珍就每天背上家里的各种杂物,赶向二里之外的开平集市上去典卖。能卖的都已卖出去了,已是家徒四壁,满屋空空,钱却还是凑不齐。
  工作组对穷得底朝天的韩振国再也榨不出油来,只好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算抵了那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刘绪东的阴谋得逞了。“四清”结束,他踩着韩振国的肩膀,登上了权力宝座,当了主宰这方土地的党支部书记。
  哪知蜉蝣命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文革”爆发。刘绪东成了炮火攻击的对象,被赶下了台。
  “文革”使半壁店人走到了路的尽头。留给人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九年的数九寒天,瑟瑟发抖的乡亲们为了挣钱糊口,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拿着铁锨和锄头,潮水般涌往村西塌陷区的一个土丘前的坑道里,冒着奔流的激水、吸着随时可能使人窒息的瓦斯,钻进随时可能塌方的深坑里去挖煤,又像劳工那样一筐一筐地背出来,去换回几个微不足道的“铜板”……
  一个令人焦虑的命题,在乡亲们心头升起:到底谁能拯救半壁店的命运?
  一九七一年,在庄严的党员大会上,全村十二名布尔什维克,一致推选韩振国为党支部书记。经历了苦难岁月的半壁店人,把沉重的希望交给了这位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
  “老韩,你说几句吧!”
  人们都想听他的就职演说。而他满眼闪着泪花,既无感谢之词,亦无兴奋之语,完全是一种责无旁贷的郑重与庄严:“咱们半壁店为什么这么穷?根子在哪里?是群众落后吗?不是,绝对不是!半壁店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残破的样子,我看党支部是有责任的,我们每个党员是有责任的!我大话空话不说,乡亲们早听腻了,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今天,咱们恢复党支部,目标就是富裕,办法还是搞副业,多增加收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韩振国说到做到,那个停顿了多年的小瓷厂又恢复起来了,收入虽可怜,可毕竟是收入。半壁店的西部是一片起伏不平的沙土地,瓦砾四布,杂草丛生,长期以来是被遗忘的角落。独具创见的韩振国,硬是要在这个角落里挖出“金子”来。他带着乡亲们赶往这片渺无人际的荒滩,筛出了一堆又一堆的沙子,用马车送到火车站去,换点钱回来。
  乡亲们被动员起来了。百无聊赖的刘绪东,惊魂未定地注视着村里正在发生的变化,那火热,那沸腾,那喧闹使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他怕见到韩振国,更怕见到乡亲们。每当乡亲们归来的傍晚,他都悄没声地躲进茅屋里不敢出来。他认为韩振国无论如何是不会用他的,不会忘记当年的仇恨。
  他想错了。
  韩振国不仅没有忘记他,还特意找到他:“绪东,别老在家里自寻烦恼了。火车站月台上堆满了沙子,应当有个人负责丈量沙方,计算车次。你有文化,适合干这个活,我给你安排好了,明天就到火车站看堆吧!”
  刘绪东感激涕零,没有解释,没有诉说,第二天就泪眼汪汪地赶往火车站。乡亲们都津津乐道地称赞韩振国这异乎寻常的选择。
  哪知,刚刚走上正路的刘绪东终于耐不住情感的寂寞,旧病复发了。在和一个女人的纠缠中,杀死了那个女人。
  一个半月后,刘绪东在沸沸扬扬的斥责声中,被押往挖好了尸坑的荒滩上。正义的枪声响了!
  刘绪东是个具有二十一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个骇人听闻的悲剧,强烈地震撼了半壁店人的心,更震撼了韩振国的心,每每谈起这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他就感慨万端——一
  “如果一个党员脱离了群众,不管他有多大的一本事,也会自已把自己枪毙!不论早晚,总会垮台!”
  旧的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韩振国以豁达的胸怀处理历史积怨,果决地起用了仇人的儿子。
  刘建军是怀着一腔洗刷耻辱的心情走上领导岗位的。现代化的生活激荡着,鼓舞着他,压抑过久的人也许更能焕发出聪明才智。转炉钢铁厂离村子不足一里路,他几乎天天住在厂子里,天天出现在车间里。轧钢机塑造着乡村企业家的灵魂,短短的几个月中,钢铁厂展翅腾飞,连韩振国都惊叹不已。
  起用了一个刘建军,救活了一个企业,也救活了一个灵魂。
  乡村是古老的,人们要告别的不仅仅是物质的老屋,更重要告别的是前辈留下的精神老屋。只有这样别墅村才不是空洞的。
  “一个人走路总会寂寞……”
  一支歌在半壁店上空回荡。


  “刘富银,你马上跑步到办公楼来!”
  高音喇叭一声炸裂长空的严厉呼唤把半壁店乡亲们惊呆了,大街小巷立即激起了好一阵喧哗。刘富银正在办公室里欣赏着“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的对联,沉浸在一片墨香的陶醉之中。惊雷从天而降,他来不及思索,就脚步匆匆地走进了韩振国的办公室,见到的是严父般愤怒的面孔和严厉的质问。
  “刘富银,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他怯愣愣地望着韩振国。
  “提拔和使用干部是决定半壁店命运的大事,可你竟胆敢不经党总支批准,自己擅做主张,提拔一位副厂长。你了解这个人吗?你这是在拿半壁店老百姓的事业当儿戏,你要向党员们说清楚!”
  刘富银心里却在嘀咕:“我一个堂堂的厂长就无权提拔一个干部吗?你韩振国太霸道、太独裁了!”
  两代人在这紧张而凝重的空间里站立着,既不让坐,也不递烟,对半壁店未来的忧思和对权力的不同理解,使他们中间隔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韩振国不能容忍下属厂长滥用权力。钢铁厂原任的厂长就因为权力欲的膨胀而犯了错误被撤职了。韩振国“挥泪斩马谡”,心里很难过。不曾想,今天又有人在强调“我的权力”,这使韩振国心情沉重。他要好好敲打敲打刘富银。
  刘富银是个复员军人,曾在部队当过理论教员,韩振国很器重他。但他性格执拗,行为乖僻,有一次竟帮人偷盗排子车。当时,韩振国顶住了公社的压力,保护了他。韩振国希望他成为一个人才。刘富银很感激韩振国。而在随后的唐山大地震中,他更清楚地看到了韩振国这个带头人的非凡风采。
  在大地震中,韩振国的老母和小儿子不幸遇难。是他强压着内心的悲痛,站在废墟上说:“乡亲们,咱们不能老哭啊!如果哭能把死去的亲人哭活,我宁愿哭上三天三夜!死的已经不能重生,可我们还得活着,像模像样地活着。水得喝,饭得吃,房子得盖,地得种。为了死去的人,活着的人更应该抹干眼泪,咬紧牙关,挺起腰杆千……”
  这是信念的支柱啊!站在人群中的刘富银眼泪汪汪。
  正当韩振国把人们由悲绝转向救灾时,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出现在韩振国眼前。他在迷离的夜色中依稀辨出了这些特殊的人们:韩润祥,刘桂芝,杨万明,赵广勤,当然也有刘富银……
  十二个!整整十二个共产党员!
  “看,十二名共产党员都戳在这儿,这就是半壁店千金难买的财富!”韩振国转而面向大家,泪水中透着深沉和坚定,“现在咱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分片开会,组织抢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是震后的第一个党支部大会,传达的是一个庄严的号召,更是一个紧迫的命令。
  救人开始了。韩振国柱着一根根子,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从夜里奔波到黎明,终于组织人扒出了众多的受灾群众。
  天啊,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的半壁店死亡者高达一百二十四人。
  “半壁店完了!”悲天恸地,满眼绝望。
  此时,又是韩振国淋在雨幕中,坚定地对大家说:
  “上半年是过去了,离年底还有四个月,整整一百二才天。今年咱们半壁店的工值起码不能少于一元五角,粮食亩产不能少于八百斤!”韩振国用简短的口号鼓舞着地震幸存者们。这是震后的第一个奋斗目标。
  人们从泪水里站立起来。
  为了实现从死亡到再生的艰难转折,双腿带伤的韩振国和韩润样,走出了纸钱缭绕的村庄。先是从丰南和滦县花二十多万元买了四十多头大牲口,抓紧秋耕秋种,又利用废砖乱瓦搭起了勉强能过冬的简易民房、学校和大队部。一九七八年,他们又操持起了村里的第一个机械厂,使乡亲们得到了少许收入。刘富银就是这个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
  对战胜灾难,韩振国有一种超常的耐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半壁店恢复得这样快,令刘富银感叹不已。他从韩振国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精神世界!
  一九七九年,唐山市建筑公司招收一批正式工人,复员军人处在优先之列。当时刘富银正在机械厂学铣床,韩振国当着面把这个难得的名额交给了他。
  “我不去!”
  “咋不去?”
  “我想跟你一块干。”
  也许正是这一点,感动了韩振国。钢铁厂落成时,被韩振国破格提拔为副厂长。
  可刘富银毕竟是刘富银,外露的锋芒和粗暴的个性独立存在时倒也不明显,而一旦掌握了权力,不能容忍的我行我素性格就暴露出来。自从他走马上任,本来平静的钢铁厂就一天没有安生过。他唯我独尊,吵吵嚷嚷,几乎闹翻了天。小轧钢车间上马时,请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师傅。因为刘富银压根就瞧不起,硬是被气走了。村里一位老同志叫赵广琴,是钢铁厂的第一副厂长,刘富银又嫌对方没有文化,老赵又被气走了。短短的三年中,气走的师傅不下十余位,连区委巴书记一提起刘银富也头痛,曾对韩振国提出过警告:“半壁店轧钢厂只要有刘富银,就永远也不会办好!”一九八八年,唐山钢铁公司与半壁店钢铁厂联营,韩振国下决心把刘富银从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并且不给安排工作。从来就觉得自己本事最大的刘富银这下才慌了手脚,不论怎么解释和求情,韩振国都置之不理。
  韩振国是有意这样做的。冷淡也是一种艺术,有时比热情更能起作用。
  刘富银在家里呆了三天就坐不住了,又去找韩振国要求工作。韩振国执意要考验刘富银,告诉他:“村里准备成立一个经济开发科,你去当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谁当科长?”
  “赵广勤!”
  “仅仅一个小学文化程度,能搞什么开发!我不听他的,要干得我当第一把手,赵广勤得听我的。”
  韩振国满脸严肃:“我看你不知天高地厚,回家继续‘休息’去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韩振国感到刘富银开始有了变化,这才再一次对他委以重任:“根据刘桂芝和韩润祥的提议,让你重新出来工作。村东机械厂的大院里有一台久搁未用的小轧钢机,由你去操持起来。你不是老想当第一把手吗?就让你当这个还没有工厂的厂长。”
  说是个小轧钢厂,其实是满目狼藉的荒地,既无车间,亦无厂房,等于平地起高楼,一般人是绝对不敢接这个职务的。可刘富银接了,他觉得这比“休息”强百倍。他像从笼中放出的斗牛一样,天天扎在工地上,率领着一帮生龙活虎的人马,先是修好了轧钢机,安装了生产线,又盖起了高大的厂房。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轧钢厂就神奇地出现了,当年就轧了七百多吨钢材,连韩振国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历史提醒韩振国,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还需要千锤百炼,稍一放松,成功就会成为包袱。韩振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刘富银擅自提拔一名副厂长就是证明。
  这次,韩振国同刘富银又做了语重心长的谈话:“从一九八一年开始,我就观察你,认为你将来可能是个人才。如果你不走正路,也可能被败坏掉。你肯干创业,却不善于守业,你只会进攻,不会防守。你以为这就是勇敢?这就是坚强?这就是才能?作为一个丈夫,你可以婆婆妈妈,斤斤计较。但作为一个厂长,一个很大权力的厂长,必须心胸开阔,容得下五湖四海,带领群众一道往前奔,才能够赢得事业的成功。孤军奋战的将军永远不可能打胜仗。我没有少告诉你老婆,兜里无论如何不能给你多装钱,最好一分也不给,省得你在外边喝酒惹事,你的权力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乡亲们给的。如果不是乡亲们挽救你,你早就成了监狱之客了……”
  无需再多的叙述,刘富银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他心情激动,难以自持,禁不住挺直了腰板,双腿并拢,向韩振国行了一个军礼。
  阻隔的大坝坍塌了,两人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心灵贯通,融汇得像澎湃的河流。

第三章 乡情篇


  “如果不让我们上北京旅游,我们就钻车轱辘!你韩振国胆子再大,还能让大轿车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这是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满载半壁店“赴京旅游观光团”的大轿车刚要启动,就被一群气势汹汹的妇女团团包围了。
  嗓门最高的是一位老年妇女。韩振国的冷静,激怒了她。她脚一跷,手一挥,妇女们就横躺在大轿车前……
  韩振国面对这群头疼的妇女们,一种突升的怜悯袭上心头。这是一张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在如火的田野里她们出现过;在荒凉的丘陵上,她们出现过;在尘土飞扬的麦场上,她们出现过。半壁店穷的时候,她们受尽了苦,流尽了汗,今天富裕了,却又垂垂老矣。她们将大半生都交给了半壁店力昨天,篱笆小院的困扰使她们没有机会走出乡村看看。尽管离北京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她们却从来没去过。
  要冲出老屋,这可是半壁店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
  这情绪是韩振国赋予的。
  今天的半壁店人正经历着观念上深刻的变革,八面来风荡涤着封闭已久的村落,欲望和憧憬正冲撞着传统的篱笆,呈现出瑰丽多彩的美丽画卷。建几栋别墅,盖几栋高楼,并不是韩振国的真正目的,真正用心是要让乡亲们走出灵魂的老屋,去承受共和国大地蓬蓬勃勃的改革浪潮,去看看那些正在崛起的大酒楼,大饭店和现代化的立交桥,回首峥嵘的岁月,看到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让她们看到村庄的差距,他相信这种冲击力会使她们从更高层次审视半壁店的今天。
  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着眼于未来的构想,韩振国代表党总支和村委会宣布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决议,一为了褒奖为半壁店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人们,特意组成了“旅游观光团”。
  这可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开放啊!
  韩振国为这些老人考虑得不能再周到了。先是提前一周就派人到北京丰台区联系好了住处;怕妇女们在汪洋大海般的城市里走失,专门派两名干部带队;怕旅途疲劳,吃不好,睡不安,除了每天五十元的伙食费外,又特批了每天十元的补助费;怕留不下记忆,专门请来了照相师傅;怕阵容不整,每人都配发了一顶黄色旅游帽和一杆黄色三角旗,让人联想起穿越人行横道的小学生队伍。
  矛盾却意想不到地爆发了。
  按照规定,只准领取退休金的老人前往,而领取生活补贴的妇女不在此列。这可激怒了以那位妇女为首的“婆娘们”。为了挤进这个史无前例的“旅游观光团”,这位妇女领袖居然秘密串联,发起了“飓风行动”。
  韩振国能说什么呢?
  他终于表态了——
  “去,吃补助的都去!”
  妇女们胜利了!平素只管为儿女们看孩子的老年妇女们,都旋风似地匆匆返回家,出嫁似地精心打扮起来。穿上了只有走亲戚才穿的新衣服,脸洗了又洗,头发梳了又梳,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还觉得不够气派,仿佛缺少点什么。儿女们都上班去了,她们把孙子、孙女关到门外,甚至送到大街上,为的是怕后代看见她们偷偷使用平时反对使用的珍珠霜和“夜巴黎”香水。有的妇女居然跑到窗前,特意摘采一朵盛开的白萝花插在髻上,摇摇晃晃地赶往大队部。无论怎么打扮,都抖不掉乡村的土气,服装皱巴,装束不伦不类,以致于到了天安门广场时,惹得那些留着长头发,穿着牛仔裤的北京嘎小子们奚落地呼喊:“看呐,卖‘十三香’的!”她们执意创造美,却成了被人嘲笑的象征。现代化都市与古老乡村的反差,使她们第一次有了耻辱感和惶惑感。这本是人生经历上的一次最大满足和最强显示,在这里却变成了丑陋和失态。一种登临更高更美的意境的渴望,使这些得意洋洋的妇女们心潮澎湃,局促不安起来。
  现在该是我们仔仔细细端详这位妇女领袖的时候了,因为正是在她身上,我们寻觅到了半壁店由乡村走向城市的鼓舞人心的最初信息。
  她叫邱金兰。
  在半壁店,邱金兰可是个厉害角色。不过,她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她丈夫刘月鹤是个声望颇高的教育工作者。在两个砖头厚的《当代河北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大辞典》的上万名杰出知识分子行列中,就赫然写着她丈夫的名字。丈夫退休时,按政策家属可以农转非,这使邱金兰高兴得彻底难眠,丈夫为她带来了走出老屋的机会。她渴望离开农村,离开这个只给她泪水的一角空间。
  她的确吃过不少苦。她是十九岁那年出嫁的,当时刘月鹤还在天津师范大学读历史系,家境贫寒,几乎是靠她牵着毛驴卖柴交出学费供出来的。空房的日子很苦,公公又是个家教很严的人,进门只准规规矩矩地站着,她就这样整整站了三年,直到公公患肝癌去世,才告结束。刘月鹤是兄长,弟妹很多,都是靠她抚养的。婆婆也是在丈夫不在家时发葬的。连刘月鹤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刘家足以立纪念碑的功臣,她将整个身心都交给了这个家,从不敢有更高的奢望。没想到时来运转,现在可以农转非了,这在乡村姐妹中间如同腾云驾雾上了天,大有一览群山小的感觉。她真想高兴地大哭一场。
  她乐不可支地找到韩振国,要求退掉农村户口,韩振国却不屑一顾,一瓢冷水浇下来,邱金兰的心凉了半截——
  “农转非就那么好?”
  “总比在农村好!”
  “从我的心思不愿你农转非,咱们村正一步步走向富裕,将来还准备盖别墅,到时候你就不后悔?”
  “不后悔!”
  “你硬要走我不拦你。可你一走就不再是半壁店的人了,村子再有什么好处永远也不会有你的份,到时你可别哭着向我求情!”
  “说话算话。”邱金兰得意洋洋地办了农转非。
  韩振国描绘的图景,当时还只是望梅止渴的想象。在邱金兰看来,乡村变化再好也永远不会赶上城市。
  但她过低地估计了韩振国的构想。正当她沉浸在“农转非”的喜悦里悠悠然的时候,半壁店正诞生着北方农村的奇迹。一个破天荒的决定,从党总支和村委会颁出:村里实行退休劳保制度,凡为本村做过贡献的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六十元生活费。与她同工的姐妹们都吃上了劳保,每到月初,点着票子从办公大楼喜不自胜地走出来,脚步都显得轻盈而自豪。
  邱金兰后悔不迭。这个令她祈盼了多年的农转非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呢?看病吃药,买油买粮,都要掏自己的腰包,本来略有结余的工资,反而因她而吃紧了。唯一的变化就是购粮时买回一些并不新鲜的商品粮来,其它全无,本想轻松一番却加剧了沉重,本想自豪一番却加重了艰难。她有些抱怨丈夫了,更回味起了韩振国对她的执意挽留……
  邱金兰满怀着委屈之情,两次走到村办公楼去找韩振国,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要求把“农转非”变成“非转农”。韩振国似乎早料到这一步,半玩笑半认真地连连摆头:“你再找也没有用,当初我就不同意你走,可你偏要走!咱俩已经说好了,永不反悔,如果特批你回来,就会有更多人提出这种要求,半壁店岂不成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旅馆啦!”
  平常最不知沉重的她,第一次知道了痛苦是什么滋味。但她不死心,竟去找乡政府了。跑了两趟,乡政府说办不了。她只好赶往十八里外的开平区政府信访组。接待她的是位三十多岁的妇女。
  “您老就别再受累了,我们和乡政府打个招呼。”
  “有把握吗?”
  “估计问题不大。”
  她又放心地走了,满怀希望地走了。
  但仍无消息。
  再去找!她又出现在乡政府,同乡党委副书记闹了一场。
  邱金兰大闹乡政府,让韩振国看到她对故乡刻骨铭心的真情。当邱金兰再次出现在韩振国面前时,一句盛情的话使她高兴万分——
  “欢迎你再次成为半壁店人!”
  邱金兰所制造的冲击波强烈地震撼着这方土地的人们,唐山市计委退休干部张体仁和原陶瓷研究所退休的高级工程师王贺勤也带着将家属非转农的请求,走进了村委会的大门。
  别看邱金兰有时顶撞韩振国,她最佩服的偏偏就是这个韩振国。
  有件事,永远叫邱金兰感动万分。这就是在丁宝友去世时,韩振国撒下的那杯祭奠之酒。
  丁宝友是一九八九年秋天开始吃劳保的。他患有严重心脏病,本该在家休息,然而,外边的世界吸引着他,硬是挤进了“观光旅游团”,不顾死活地要潇洒走一回。他在旅途中病情突发。不得不“打道回府”。可回到家里,他突然自我感觉良好,胸不再闷了,神不再慌了,心不再颤了,他甚至觉得经过这次历史性的旅行,病情已经好了,完全好了。
  “下次旅游我还去!”
  悲剧就发生在这第二次。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清晨六点钟,是半壁店“观光旅游团”规定的上车时间,他的心脏病正在隐隐发作,妻子劝他留在家里,可他偏偏要去:“我得去,散散心,开开眼界。”但他最后却没有去成。原来,他一大早起来,发现铁门已经从外面反锁了,无论怎么(口光)当,怎么也拉不开。村委会的喇叭里已经传出了催促人们上车的声音,他更加迫不急待,生怕汽车开走,便以纤弱之躯越过高墙,摔坏了身体。
  妻子劝他不要去了,他却非要去不可。妻子无法,便搀扶着他,勉强挪到旅游车前。这时,他的心脏病又复发了,浑身颤抖,双腿酸软。死亡的威胁已经不允许他再做长途旅行了。他只有用双手向即将远去的乡亲们缓缓告别,为失去这再次走出老屋的机会而深深地遗憾。
  当观光旅游团从北京到避暑山庄,最后赶往风光旖旎的北戴河,即将结束这最后一站时,韩振国驱车出现在父老乡亲们的面前。他是专门为他们洗尘的。在招待所里,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他给每一个人斟满了一杯酒,代表党总支和村委会向这些半壁店的老功臣们致意。以邱金兰为首的妇女们,经不住感情的冲动,竟然泪花闪闪,因为她们知道患有肝炎病、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的韩振国是从来不喝酒的,今天却为他们破了例。韩振国又斟了一杯,缓缓地站起身,把沉重的酒杯高高扬起,环视众人:“这杯酒献给本来该坐在这里的丁宝友,可惜他永远来不了了,我替老丁喝下这最后一杯酒!”
  活跃的气氛顿时凝固起来。邱金兰凝视着韩振国手中那樽小小的酒杯,凝视他满含泪水地一饮而尽。然后又见韩振国斟满第二杯,弯下腰,轻轻地将酒抛洒在潮湿的地面上。这情景带动了乡亲们,也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将晶莹透明的祭奠之酒抛洒在地面上。
  丁宝友是为了追求幸福而去的。
  中国的农民封闭和压抑得太久了,才产生那么强烈的走出老屋的巨大冲动。然而,希望的太阳也许降临得太灿烂太耀眼,才使从阴沉角落里走出来的人们禁不起这炫目的诱惑,以致于不得不背过脸去,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哭笑皆非的悲剧,为我们展现了一脚留给了历史,另一脚踏向未来的尴尬与悲壮。
  没有谁比邱金兰更为韩振国的举动所感染。透过高高举起的酒杯,她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樽肝肠欲烈的奠酒,更是托起了这位共产党人如渤海湾一样心胸博大的仁爱之心!


  这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母子对话,因为这不是一对普普通通的母子。饱含着久违的深情,更充满无尽的思念。
  “我不能回半壁店!”
  “是韩振国让我接您回村的。”
  “谁来接我也不回去!”
  “您老人家怎么这么固执?”
  “你不知道我的心思。”
  “是怕我们不孝敬您?”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
  “怕儿媳妇不尊敬您?”
  “我知道儿媳妇很会孝敬老人。”
  “怕孙子、孙女拖累您?”
  “我喜欢都喜欢不够。”
  “怕我们养活不了您?”
  “谁不知道半壁店现在是个富得流油的村子。”
  “那到底是为什么?”
  “……”
  该问的都已经问过了,老太太硬是不肯松口。老太太盘着双腿坐在床头上,瘦瘦的身板微微地弯曲着,用火筷子拨弄着火盆里的将要熄灭的炭火,眼前腾起尘灰样的烟雾。
  老太太本不想拒绝这个赐予她温暖的机遇,可又有心理障碍,过了许久,她几乎是用一种试探的口吻为自己寻觅着回乡的台阶:“加力,我如果这个时候回到半壁店,你想乡亲们会怎样看我?……”
  刘加力如梦方醒。
  爷爷曾经告诉他,母亲婚后的当年,刚毅倔强的父亲就拉着一队人马踏着茫茫的雪路走了,再没有回来。年轻的母亲在凄然的等待中生下了他。孤身女人的日子实在难以维持,那时,她年仅二十岁。她忍受着生活的折磨,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到了三岁。她把儿子当作丈夫的化身,精心料理,悉心哺育,为的是等待男人归来。然而,命运不济、一张纸片从当时炮火正浓的东北战场飞来。帮她看信的人告诉她:“从今以后,你就自己拉扯着孩子过吧。”不用再解释了,年轻的母亲便已料到了这张纸片上所说的一切。没有比年轻时就失去丈夫更让女人悲痛了。她的精神渐渐不正常了,再也无力照顾儿子。爷爷万般无奈,只好把他送给他二叔抚养。就在这年,母亲走了,带着疯癫走了,嫁给了在开平镇上做工的那个男人。二三十年过去了、生活总是紧紧巴巴的。
  半壁店富起来以后,韩振国没有忘记她,知道她现在仍然生活困难。他叫刘加力去把母亲和继父接到半壁店来。但刘加力解不开母亲心灵上的疙瘩,没有完成使命。刘加力只好请韩振国出马。果然,韩振国找老太太一谈,她心中的疙瘩解开了。回来韩振国憨厚地笑笑,告诉刘加力:“去接你老妈吧!”
  “户口怎么办?”
  “我让刘桂芝书记到公社给你办!”
  不几天的工夫,刘桂芝就将刘加力母亲的户口转到了缸窑派出所。离别多年的老人再次成为半壁店人。搬家这天,刘加力用排子车拉来了母亲和继父,车上的两床被子便是全部家当,无儿无女的继父和母亲在半壁店重获了天伦之乐。在韩振国的建议下,村里还每月发给他们生活补贴。
  后来,继父因病去世,弥留之际,把刘加力叫到跟前,两眼闪着感谢的泪光,留下最后的遗言:“加力,你对我比亲儿子还亲,我唯一不放心的是你母亲,她受了大半辈子苦,不能让她再孤独了。有你这么个孝子,我就不再担心了。原谅她的过去,原谅我们的结合,你就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吧。韩书记可是个大好人,你可要听他的话。”


  “一拜天地——”
  一对年轻的新郎、新娘双膝跪在腥红的地毯上虔诚地顶礼膜拜。
  “二拜高堂……”
  哪知,这句话刚刚喊出来,新郎新娘突然陷入悲痛之中。
  韩振国也来参加这对年轻人的婚礼。他代表党支部和村委会,特意送来了派人新购置的锅碗瓢盆和新婚被褥。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吃着香糖、嗑着瓜子。新郎新娘突然转入悲痛,他完全理解。
  韩振国永远记得大地震的日子。新娘甄文素的母亲张兰阁和继父徐宝臣,不幸被砸死了,只留下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甄文素和弟弟默默地站在废墟旁,他们无力埋葬父母。是韩振国组织乡亲给安葬的。
  “到我家过吧。”韩润祥抹着泪水将这没有栖身之地的姐弟俩接到了自己的家。在地震中,韩润祥也痛失亲子,使他对甄文素姐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简易棚很小很挤,只有稻草的地铺,每每夜晚,他都安顿好这对孤儿,盖上破旧的衣裳。熟睡后,自己才躺下安眠。这里成了她们姐弟温暖的家。
  后来,姐弟俩被他们的叔叔领去了,但韩振国始终惦记着已经离开半壁店的这对孤儿。每到年底都要嘱咐会计寄上二百元钱,供他们吃、穿、上学,始终把他们当作半壁店乡亲们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从没有间断过。他时时期待着来自异乡的消息。孩子早该长大了,早该背着书包上学了。他盼望他们能早点回来。这种远距离的关怀,常常使乡亲们感动万分。可是从来没有接到过这对孤儿的半点信息。他放心不下……
  不知什么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听说他们在衡水上了户口,不再回半壁店了……”
  韩振国将信将疑。
  一日,公社来人核查震后人口,翻到了甄文素这一页,征求韩振国意见:“销了吧……”
  “不能销!”韩振国和韩润祥不用商量就异口同声,“我们要对地震孤儿负责!注销户口要经本人同意,他们已经够苦的了,如果他们长大归来,因为我们的疏忽把他们排斥在外,岂不是雪上加霜!这里不仅有他们的户口,还有他们父母的坟茔,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半壁店都没有权力拒收他们,他们永远是我们半壁店的人……”
  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甄文素的一个远房叔叔从衡水到唐山出差,顺便到半壁店看了看,无意间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甄文素的叔叔因病去世了!
  韩振国如雷轰顶,似乎两个相距遥远的孩子突然间站立在他的眼前。那是两个骨瘦如柴的孩子。那是两个欲哭无泪的孩子,那是两个重新陷入困境的孩子啊!
  “孩子现在跟谁过?”
  “老奶奶。”
  “婶子呢?”
  “已经改嫁。”
  “生活怎么样?”
  “苦哇!日值才五分钱,既缺吃,又少穿。”
  “我们不是每年都寄钱吗?”
  “衡水是个穷地方,有钱都没处买东西去。”
  “钱呢?”
  “钱都让她叔叔盖房子用了……”
  悲怆的心情,使韩振国无论如何不能再问下去了。韩振国迫不及待地说:“赶紧派车,去一趟枣强,把他们接回来。”
  韩润祥建议:“是不是先联系一下?”
  “赶紧!”
  一封充满深情的信函发出去了。
  第六天头上,残阳如血的傍晚,一个颤巍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领着两个长大了的孩子蹒跚走来。韩振国愣愣地望着他们:头发零乱,满脸菜色,衣衫褴褛……如果不是那位老太太拿出那封大队寄出的信,他真以为遇上了前来讨饭的乞丐。他几乎是双手同时伸出,把他们各揽在一侧,久久不肯放开。三个人,不,四个人的泪水搅作一团。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奔拥而至,把他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本来是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然而没有一个人不心酸。
  “还是先到我家吧!”
  突然增加三口人,韩润祥家里无疑有些紧张。韩振国特批了半年的口粮和一吨煤,火一样的温情重新点燃了两个孩子孤苦的心,孩子脸上有了难得的笑容。
  孩子已经安顿下来了。老太太却要走,孙子、孙女是半壁店人,可自己却是河北衡水人。
  韩润祥把老太太的想法向韩振国一说,这位村党支部书记就陷入了长长的沉思。他知道,多进一个户口,尤其是城市郊区户口比登天还难。但就因为这一点,再一次让甄文素一家骨肉分离吗?韩振国于心不忍。他和韩润祥琢磨了好久,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那就是不迁户口,每月发生活补贴,只当是雇了个职工照料两个孩子的生活。就这样,老太太成了不是半壁店的半壁店人。
  韩振国提议,由大队出资在甄家原来的旧地基上,为他们盖起了新房。搬家那天,韩振国专门去看了看,生怕安排得不好。乡亲们这家送张年画,那家送把椅子。空空落落的四壁内漾溢着一种温馨的心情。一个家庭,一个已破碎的家庭就这样重新诞生了。激动得一家三口一夜未眠。老太太、孙女孙子又重新爬起来,像忘掉了什么似的,老太太从小小的包裹里取出一张原来挂在衡水老家中儿子和媳妇的照片,又端端正正挂在人们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的正面墙壁上,点燃了一炷香火,向着死去的英灵禀告韩振国和韩润祥的大恩大德。
  这恩德远不止此。党支部村委会安排甄文素到村机械厂当了工人。春季征兵时,又把她弟弟送到了部队上,成了一名精神抖擞的解放军战士,复员回乡被安排在大队部当警卫。
  甄文素的奶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她的远房的亲戚们来到半壁店,要接她的灵柩回乡安葬。
  韩振国告诉正在为丧事发愁的甄家亲戚:“只管放心!车我们半壁店派;遗体,我们半壁店送。老人在半壁店生活了整整五年,户口虽然在衡水,可情感上早就是我们半壁店人了。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准备派两名干部专程送行,不仅代表我个人,也代表全半壁店一千多名乡亲。”
  甄家亲戚们感激万分,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半壁店。
  韩振国很富有人情味,事后他说:“半壁店越是变富了,越不能落下一个乡亲。生老病死无法抗拒,我们不照顾,甩给谁?如果把甄文素姐弟这样的地震孤儿甩给社会,让他们成为沿街乞讨的乞丐,那是我们半壁店人的耻辱!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日夕祸福,说不定我们哪个人在一个早晨就摊上这种命运,帮助甄文素一家,不仅是表达一份善心,而是要让走上富裕之路的乡亲永远也不要忘记在我们身边失去幸福的人……”

尾声 最后的老屋

  “轮到最北边一排,分房的顺序从西往东开始!”
  这消息一传出,半壁店的父老乡亲们就喧哗躁动起来,潮水般地涌向韩振国。尤其是居住在西头的乡亲们更是耐不住性子,直面陈言:“不行,过去分房都是从东往西,这个规矩不能改,不然,我们就不搬进洋楼!”
  “这是党色支的决定!”
  “不,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谁不知道韩振国就居住在最后一排的东头呢?这等于是韩振国把自己排在了最后。不仅仅如此,刘桂芝,韩润祥也仍住在老屋里。
  的确,韩振国一家何时搬进洋楼,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种关注越多,乡亲们就加重了自己的失衡心理,在他们看来,这位带领乡亲破天荒地跨入了天堂的人,理应第一个搬进洋楼,可至今仍然居住在最后的老屋里。这是在唐山大地震后的废墟上盖起的老房子,距今已有十八年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一座北方常见的农家小院,两间正房,一道穿堂,西屋居住着韩振国老两口,东屋居住着大儿子一家。老式的土坯火炕,老式的红漆板柜,老式的木制坐椅,老式的土台锅灶。这与已住进高级别墅的乡亲们那豪华的设施相比,判若两个世界。
  乡亲们于心不忍,一再劝解:“振国,你把乡亲们一个个都送进了洋楼,可把自己留在最后,我们心里怎么过意得去!”
  韩振国摇头:“乡亲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搬在最后是应该的。不是还有直到死还没有住进洋楼的吗?”
  人们知道,他说的是唐瑞兰。
  唐瑞兰是当年创业时三个生产队长中唯一的女性。在乡亲们潮水般涌入城市挣钱糊口的严峻日子里,正是这位唐瑞兰和韩振国一次又一次截在路口劝说乡亲,倾吐了改变命运的火热心愿;在寒风呼啸的极左年代,也是这个唐瑞兰和韩振国、杨万鸣一起隐蔽在没人高的玉米地里秘密研究生产计划;还是这个唐瑞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和韩振国,杨万鸣一起开荒造田,凿井汲水,负重收割。尽管他们倾尽全力,仍不能使乡亲们摆脱贫困恶魔的缠绕。为此,她流过不少泪,受过不少苦。到了六十岁已是重病缠身:高血压、心脏病,把她那胖胖的身躯压垮了,以至于卧床不起。她把整个人生都交给了贫困中抗争的半壁店,而当富足之神即将降临时,她却没有能力像当年一样迎接希望的曙光。没有任何一位妇女比她更有资格享受乔迁“洋楼”的权利,那柔软的席梦思应当属于她,那镶着图案的落地大窗帘应当属于她,那展现着无限美景的二十五(口寸)大彩电应当属于她……
  那次,韩振国和韩润祥、刘富银等在乡党委书记唐恩普的带领下,前往遥远的江苏省无锡市钢铁厂考察转炉设备。这是半壁店即将上马的新项目。临行前,韩振国进了她的老屋。见她气喘嘘嘘的样子,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叮嘱:“赶紧住院,费用由公司报!孩子们都忙,就由大队派人看护你!你要好好活着,你受的苦实在太多了!半壁店有今天,你倾注了不少心血,是德高望重的功臣!你应该更早地住进别墅村,过一段咱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舒心日子!……”
  韩振国恋恋不舍地走了。十余天后,他满怀考察后的喜悦回到家中,已是夜半时分。长途疲劳的旅行,使他破例很早睡下了。就在这时,老伴屠广珍告诉了他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老唐已经去世了……”
  韩振国呆住了。从来不吸烟的他也卷起了一支旱烟,狠狠地抽着。由于思情过重,以至于烟头快要烧到手指时他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他勉强睡下,眼前却老是唐瑞兰那当年抹不去的音容笑貌,耳畔老是前几日病榻前那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
  清晨五点钟,屠广珍从被窝里爬起来准备做早饭,无意间发现丈夫被子里空空的,人早已不见踪影。要是在往常,她也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韩振国总是睡得晚起得早,到村里各处转转。今天却担心不已,因为韩振国身体不好,重病缠身,睡觉前喝了一瓶又一瓶安神静脑液才勉强睡下,旅行归来,还没来得及得到充分休息,万一出现脑溢血倒在半路上,那可有生命危险啊!她琢磨了好一阵,眼前一亮,想起昨天晚上丈夫听说唐瑞兰逝世时那种坐卧不安的神情,来到大街上,敲开了尚未营业的百货商场那紧闭的铁栅栏门买了一捆黄色烧纸,踏着初冬的寒霜,迫不急待地向村西走去……
  韩振国站在唐瑞兰坟前。
  韩振国发现了妻子,没说一句话,理解的情感都在这默默对视中交流了。夫妻俩不约而同地弯下腰去,把烧纸放置在唐瑞兰的坟前,掏出打火机点燃。风吹着,火越烧越旺,映红了冻土覆盖的小小坟茔。
  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瑰丽的曙光已经升起,别墅村那尖尖的楼顶缠绕上了一层桔黄色的丝线。身后的田野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沉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由单一到多重。韩振国缓缓转过身,首先发现第一个走来的是抱着纸钱的老队长杨万鸣,接着是刘桂芝韩润祥和不少的乡亲们。他们手中都抱着一捆又一捆烧纸,一一投放在已经燃烧的火堆里。
  韩振国抹了把满眼的泪水,以深沉的口吻对老伴说:“你知道我最佩服老唐了,乡亲们也最感谢老唐了。如果立一块纪念碑,老唐的名字应当刻在头一位!辛苦了一辈子,可刚到六十就去了,连新房都没住上,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么?”
  乡亲们理解了他分房的选择。
  一座小小的墓碑,在工业区与别墅区之间荒凉的开阔地上,在朦胧的寒月中,默默屹立着。韩振国和乡亲们肃立在坟前,犹如一组永恒的雕像。凛冽的寒风吹拂着他满头灰发,一双深沉的目光越过坟丘,投向苍茫的原野。“月光还没有完全沉下去,微露的黎明之曦却已经给遥远的东方扯出了一条还不太清晰的地平线。半壁店正处在历史的暗夜和现实的辉映之间的交割之中。”
  别墅村沉浸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惺蚣之中,在朝霞的涂抹中显得更加诱人。对于韩振国这个早在三十年前就立志让城里人羡慕农村的老人来说,这个誓言兑现得实在太迟了。今天的半壁店人望着这新的变革,人人都有了一种蓬勃向之的力量。越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就越是想起长眠在地下的唐瑞兰……
  太阳升起来了。苍苍莽莽的大地上回荡着一首凝重的祭歌。

                      一九九四年春写于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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