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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伯颜，字廷俊，宋朝徽州祁门（今属安徽）人，进士出身。因向朝廷献河北边防十策，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相州（今河南安阳）。 这一年的十一月，全国因垂涎河北三镇的土地，向宋廷提出以康王赵构为人质进行议和。十九岁的康王赵构奉旨离京北行，一行人来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磁州守臣宗泽，宗泽以为金人一向言而无信，诡计多端，只怕康王到了金国，金人又生出什么新的伎俩，造成不测，因此竭力劝止康壬继续北行，请他暂留磁州。当时金人充斥四野，每日都有数百名甲兵来到城下，康王所在也常能看见金人的踪迹，赵构因此对出使金国心存畏惧。这时汪伯彦也送来帛书，请康王回到相州，并亲率部众一路风尘扑扑远道相迎。赵构十分感动，当场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荐公为京兆。”这一句话便奠定了汪伯颜日后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再说京城汴梁，金兵的侵袭搔扰更加变本加厉，日胜一日。钦宗无奈，命使臣持蜡招来到相州面见康王赵构，封其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陈亨伯为元帅。赵构赶快践其诺言，让汪伯彦与宗泽同为副元帅，然后与众人商议大军去处。众人意见纷纭，各执一端。有人以为应向北挺进，向金兵决战，有人以为应退至江南，以求保全。赵构当然很害怕打仗，不愿向北挺进，汪伯颜窥破了赵构的心思，就说：“非出北门济子城不可。”此计正中赵构下怀，他高兴地说：“廷俊之言有理。”于是引兵渡河，由郓州、济州到南京。康王又上奏钦宗请封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这时钦宗又下诏书与赵构，说金人正准备与宋朝议和通好，康王将兵在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对赵构表示应严格恪守皇帝谕旨，宗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金人狂谲不可信，表面求议和通好，实则想施缓兵之计，如果我们相信金人之言，那么日后悔之晚矣，我以为应及时进兵。”汪伯彦觉得宗泽总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对自己今后的晋升是很大威胁，应该把他赶离康王左右，才能使他不再干预朝政。干是对康主说宗泽英勇善战，可命他领一支人马到开德、卫南一带作战,保卫康王安危。这样宗泽离开元帅府，康王将黄潜善召到身边，任副元帅，大军安然不动，静观其变。谁知不久传来消息，金兵攻破京城，徽、钦二帝被俘，张邦昌僭位代主。赵构闻听一时哭得涕泣滂沱，可惜“落花流水春去也”。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登基称帝，即宋高宗。主子当了皇帝，汪伯彦又摇身一变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再拜右仆射。 高宗初登帝位，无疑给中原人民和许多爱国将领士兵带来了一线中兴的希望，于是万众瞩目，希望高宗能不孚于民望，抗金卫国，收复中原，请归二帝。高宗自己也一度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汪伯彦与黄潜善之流却十分恐惧，一旦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中将很难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到那时，无权无位，何得专权自恣、为所欲为。他抓住高宗也有些害怕请还二帝后自己当不了皇帝的心理，极力怂恿议和。他和黄潜善狼狈为奸，开始对主战派的中坚人物进行迫害和排挤。 他们第一个要挤出朝廷的当然是右丞相李纲。李纲一向以驱除金敌为己任。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兵败盟城下，他曾刺臂写血书上疏，请徽宗禅位太子，以号召天下。钦宗即位以后，他也坚决主战，反对迁都。并以尚书右丞为亲征行营使，积极备战，逼使金军撤退。高宗称帝，他再上奏议国、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等十议，主张迁都关中，以示不放故都，从而使天下归心；并要求铲除汪伯彦、黄潜善等奸侫，处死张邦昌，以振民心士气。这一系列主张直接或间接地威胁着汪伯彦的个人利益，使他寝食难安。他决定先在皇帝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先迎合高宗惧敌的心理，力主南迁，驳斥李纲建都关中的主张是要把皇帝置于险境，不为天下黎民着想，高宗深以为是，从此对李纲心怀异意．把握住了皇帝的心思，他又开始一心一意寻找李纲的过失． 这时李纲上疏高宗，请求朝廷派命官招抚失地的百姓和一些自发组织的抗金队伍，从而扩大抗金的战斗力，并举荐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汪伯彦赶快和黄潜善密谋，借此机会弹劾李纲，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先指使党羽馅害张所，又诬告傅亮不立刻渡河无故逗留，贻误军机。李纲看出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向高宗申述：“设置招抚司、经制使是里向陛下建议的。张所、傅亮也是巨所举荐而汪伯彦、黄潜善凭空诬陷张所、傅亮，分明是指斥巨。臣常以靖康年间大臣失和、朝无定策，以至国败家亡为鉴，遇事先与汪伯彦、黄潜善先议而后决。二人反与臣相逆，臣举足无地，肯请致仕归田。”高宗向来耳软心活，听了李纲的话也不知如何是好，又与汪伯颜等二人商议。汪伯彦与黄潜善又攻击李纲招兵买马，心存不轨，应早去为快，高宗终于坚信不疑，一举罢免了李纲，一时天下大悲而二人独喜。 赶走了李纲，拔除了汪伯彦的一个眼中钉，他又把目光投到老元帅宗泽的身上。前面已经说过，汪伯彦曾设计将宗泽赶离了赵构左右。赵构称帝以后，宗泽以为中兴有望，激动得老泪纵横，他昼驰夜奔赶到南京，满怀热忱地向高宗陈述兴国复帮的大计。汪伯彦唯恐高宗为之心动，立刻和黄潜善巧言游说，百般污蔑，然后劝高宗封宗泽为龙图阁学士出知襄阳，明升暗降，再次把他还离赵构身边。 不久宗泽又上疏高宗，请求高宗明察是非，罢黜奸党，勤政保民，中兴王室。汪伯彦与黄潜善十分惶恐，觉得不除宗泽永无宁日，他们加紧谋划，说宗泽功高盖主，不可重用，否则蛊惑民心，预谋反叛，则朝廷难以收拾。还派人暗中监视宗泽的行为，利用职权扣押宗泽的奏折，使这位老英雄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以至忧愤成疾，最终含恨九泉。 李纲被罢，宗泽又去，汪伯彦更加无所顾忌地和黄潜善一道误国专权。继而，金人攻进陕西，东京、山东一带盗贼猖獗，张遇又焚真州，队伍开到离行车只有六十里处，天下一片混乱，汪伯彦和黄潜善却粉饰太平、匿而不报。高宗被蒙在鼓里，兀自逍遥取乐。内侍邵成章上疏论汪伯彦、黄潜善误国，被除名发落；御史马伸也因弹劾二贼被谪监濮州酒税，在中途身亡。高宗常对辅臣说：“元帅旧僚，往往沦谢，唯汪伯彦实同艰难。联之故人，所存无几，宜与牵复。”大奸臣秦桧原和汪伯彦共同受馆于王氏，张浚又是汪伯彦举荐，所以他们二人听了高宗的话都说：“臣等已议日郊思取旨，更得天笔明书其旧日功劳，那样则内外深信无疑。” 建炎九年（公元1139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联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之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意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唏嘘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而高宗却不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故人象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终将塌倒的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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