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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刀杀人的温体仁


  古往今来,所有的阴谋家与野心家都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夺得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显示个人的极度权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以玩弄阴谋,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损人利己,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些人眼中,一切都是手段,只有权势是目的。他们在这种病态的心理支配下,干出了一桩桩罪恶的勾当,从而也留下了遗臭万年的恶名。
  卑鄙龌龊的温体仁,虽然与历史上的大奸大恶如秦侩、魏忠贤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似一只蛀虫,蚕食着明崇祯朝庭,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他同样为了个人权力欲的满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无辜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登天之路。
  明末名将袁崇焕在熹宗朝时奉命监军辽东,他胆略过人、精通兵法;治军严谨、处事得当,到任后很快重振宁远、辽东等边地城防,使昔日风雨飘摇的城镇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商贾可以安心买卖。在粉碎了后金的几次军事骚扰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稳定了,袁崇焕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做庇护神。朝庭上下也都交口称赞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将他和他的将士们喻为“辽地长城。”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适逢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组织兵力奋勇抗敌,大败金兵,取得了“宁远大捷”。就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流炮击中,身负重伤。金兵抬着负伤的太祖皇帝仓皇北逃,回到黄龙府后不久,努尔哈赤终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从此,后金对袁崇焕既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皇太极即位后,在夺取天下的壮志中不忘杀父之仇,为报国恨家仇,他发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焕。一年后,崇祯帝登基,这位明庭新皇帝猜忌、多疑,自以为是,朝野上下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感。皇太极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可利用的时机,打算使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队再次出动,却避开与明军正面交锋,绕过明军防备严密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然后由喜峰口入关,直驱京畿地区。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部众日夜兼程赶回京都保驾。袁崇焕命令大军在左安门外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密切观察后金兵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拚死抗敌。
  此时的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朝廷命官惊恐万状,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唉声叹气,听天由命。崇祯三天两头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布置防卫以备不测。可是,崇祯朝庭如临大敌、惊慌失措,而后金只是按兵不动;崇祯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极的葫芦里到底装些什么药,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魁其实,皇太极表面上按兵不动,背后却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细混入城中,到处放风说袁崇焕暗通后金,图谋不充;此番后金起兵,已与袁崇焕密秘约定:里应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买了两个汉奸,跑到官府作假证,一个告发袁崇焕曾托他给皇太极捎过信,另一个谎称自己知道袁督师勾结后金叛国谋反的全部事实。官府竟然问也不问就信以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汇报给朝廷。
  金兵入关时顺便捉住了两个太监,皇太极正好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反间计。他先是叫部下在关押太监的帐外窃窃议论袁崇焕之事,说袁崇焕与后金订约,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让两个太监“窃听”了去。然后又创造条件让他们“越营逃跑”。果然,两个“死里逃生”的宦官自以为刺探到了绝密情报,逃回京中后立即向崇祯皇帝密奏了袁崇焕通敌的假情报。崇祯这一向总是听说关于袁崇焕投敌谋反的风言风语,听了两个太监从敌营中刺探来的情报,心中的疑云更重了。就在崇祯将信将疑之际,心如毒蝎的温体仁乘机落井下石,两次密奏崇祯,劝他赶快逮捕袁崇焕。
  温体仁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焕呢?细说起来,袁崇焕与温体仁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个人恩怨。一个是领兵在外的武将,一个是弄权朝中的文官;袁崇焕也没有机会参与朝中的党争,自然没有得罪过温体仁。
  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现象透视温体仁的内心,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居心何在。
  一年前,通过钱谦益事件,温体仁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次事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在的好处,由于握有朝中实权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替钱谦益辩护,斥责他居心叵测,用意不良;随后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弹劾他的不法行为,温体仁没能实现共挤入内阁的野心。因此对钱龙锡等人怀恨在心,伺机陷害。袁崇焕投敌反叛的谣言一起,温体仁立即紧抓不放,他知道,钱龙锡、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焕,事事支持、维护袁崇焕,便想以袁崇焕事件为利箭,狠狠射向钱龙锡等人,从而铲除异己,为自己夺取大权扫平道路。温体位打着“尽忠”“报国”的旗号向崇祯大进谗言,怂恿皇上惩办袁崇焕,同时又提及钱龙锡、王冶等人包.庇、袒护袁崇焕,诬告他们实为一党。
  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果然以通敌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袁崇焕,从而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使朝廷凭白损失了一员大将,毁坏了边防长城。而温体仁通过袁崇焕冤案一箭双雕,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崇祯的信任,而且铲除了异己势力:钱龙锡被罢斥戍边,王洽死于狱中。
  如果说崇祯皇帝出于维护王朝利益的动机冤杀了袁崇焕,是失于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标准衡量,崇祯不是一个明主圣君。而温体仁为了争宠夺权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诬陷袁崇焕,为敌人的奸计推波助澜,成为误国误民的罪人。无论照何种礼教标准衡量,温体仁都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奸佞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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