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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诈施缓兵计


  阳春三月,气候温和,荷塘里的荷叶亦已泛绿,塘的四周是开着各色鲜花的奇树异草,树上则时有莺歌啁啭,煞是一片大好春光。而此时,池塘上正停着扁舟一叶,舟上一个长得敦厚壮实的男子戴着斗笠,手执着钓杆正在钓鱼。细一观察,不禁觉得怪异,此翁虽拿钓杆却不看渔标,只见其时而闭目养神,时而凝望沉思,看起可真有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风度。
  这一个看似闲情逸致其实心神不定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曾在朝中担任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
  他干1909年1月2日被摄政五载沣以“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开缺回藉养菏”。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客套的表面之辞,真正原因是自己的权势日益增大,皇亲国戚们怕危及他们的安全和利益,才采取的软杀人的办法。
  从此,袁世凯开始了在家乡的闲居生活。河南著名风景区百泉和苏门是他常流连的地方。那流水清澈、毛发可鉴的百泉,那雄伟玲拢的楼台亭阁,那嵯峨苍绿的苏门山,那珍禽异兽,那多彩的花草树木,给了他无限的快乐和美的陶冶。大自然以它的纯真和妩媚荡涤着他的心胸,恰治着他的性情;诗人骚客的往来唱酬,妻妾子女的天伦之乐慰烫着他那受伤的心灵。渐渐地他的身心恢复了平衡,萎蔫之气也被洗荡全无。他重又找回那曾失去的感觉。闲居生活开始有些不适应他了,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那生生不息的权力欲望开始复苏了。袁世凯又变得不安份起来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甚至不惜违法地在家里开设电报处,让那嘀嗒的电报机声打破他周围过于平静的氛围。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张开着敏锐的眼睛,随时捕捉着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他迫不急待地想知道这一机会能在什么时候光临,于是去请了一个较有名气的盲人八挂先生给测算测算。结果令他满意,先生告诉他:“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
  事情果然应验。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发生的抢米风潮和起义,以及统治层进行的立宪斗争和争取路权的斗争,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更雪上加霜的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又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仍没有救。
  这时,英法德美等国,害怕起义会冲掉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利益,纷纷给清廷施加压力。美国、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贾恩纳都认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美国还派了人入宫觐见,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清廷;“不是任他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洋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会引起同样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御责。”
  许多人满以袁世凯定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洽,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这,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响应武昌的起义,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漳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拨直、奉两省武器装备新募兵员,并允许他将“不得力将弁,准其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缩不前者,即按军法从事,不得优容迁就。”对干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帐,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除了说一通“惟以时事方艰,不敢不竭尽血诚,勉图报称”,“终期荡平逆匪,借以仰答生成”之类的空话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示了。真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体是急死还是急活。
  10月29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屯兵滦州的张绍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潘知楹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三十日,昆明新军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总督的军政府。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也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改办事迟疑不决的作风,于十月三十日以皇帝名义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与南昌进行交接。奕劻看到袁已经出山,而且国事已日非,就干十一月一日奏请辞职,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暗呼“万岁!”。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
  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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