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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孔祥熙，略懂中国现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依靠与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的特殊关系，运用手中的财权和行政权，在金融界呼风唤雨，捞取巨额钱财。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官僚资本，象淌向干裂上地的流水，向实业界四面八方猛烈地渗透，然后把资本所流经的企业一一据为己有。华西兴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华西兴业公司是胡仲实、胡叔潜弟兄于1932年兴办的一个综合性公司。它由地方军阀、官僚政客以及金融界等投资组成，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术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华西猪鬃厂、华西建筑工程部，并有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还办有华西专科学校，培养所需人材。华西的经营活动也引人瞩目。它所承建的重大工程有：新建的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和改建的重庆自来水厂。在内江、江津、成都、沪县、遂宁和湖北武昌等地新建和改建了一批电力厂，在重庆、成都等地承造的较大建筑如银行、学校、机关办公厅、仓库和住宅也颇多。这一个个有份量的工程项目，有犹一个个精彩华美的广告，在无声地向人们宣传着华西兴业公司，使得华西在西南广为人知，名噪一时。 但胡氏兄弟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辉煌，他们打算再筹资金与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合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添置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不料正好碰上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奉行消极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土地很快沦陷，蒋介石政府感到南京不是久留之地，准备搬都重庆。一向统治四川的军阀刘湘，因蒋介石即将入川而惊恐不安，已感到自顾不暇，于是华联添置设备的计划即告搁置。但不久胡氏兄弟以及公司常务董事宁芷邨，经理胡子昂又看到了重新上马的一线希望。抗战初国民党政府在京沪等地失陷前，曾发动工矿企业内迁，在撤退至汉口的短暂时期里，仍觉不安全，于是又重新部署计划把各兵工厂和钢铁厂迁往重庆一带，并大力倡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求“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并电令重庆行营成立“西南实业建设协会”，用扶植与补助等方式，策动实业界人士共同努力。这种“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的政策，使胡氏兄弟深受鼓舞，他们设想借此东风把华联扩建为一个全国较大型的钢铁企业。 胡氏兄弟过去的经营一贯坚持与地方军阀打交道的“借其力量以谋发展，经营管理力保自主”的原则。因此为了获得贷款，他们频频地与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进行接触，重庆行营于是把他们的贷款申请向当时尚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转报。当时掌握国民政府财经大权的是孔祥熙，他同时担任着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等职，一个十足的“财神爷”，权势如日中天，贷款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取决于他金口是否开言。因此，胡氏弟兄一面函电在汉口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兼任华西董事），请其代表华西与孔祥熙及经济部长翁文灏接洽，一面又以桑梓情谊电恳孔系要人、财政部次长、四联总处理事兼秘书徐堪从中摄合，还派经理胡子昂专程赴汉与孔、翁等人洽商。孔祥熙当时也正想在西南迅速树立经济势力，多方面伸展自己的触须，现在华西找上门来他正求之不得呢。于是立即派亲信、中央银行总务处长、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为代表与胡子昂在武汉初步商谈。不久，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孔祥熙亲率自己的几个人马与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宁芷邨等进行正式商谈。 经过谈判和暗地里的调查，孔祥熙了解到了华西是一条“肥鱼”，顿生吞并之念，一个设想在他心里萌生，迅即发散构成一幅宏伟蓝图展现在他的脑海里，就是：一旦将华西全部转移到手，就加以综合扩建，使之成为自己所掌握的重工业企业，并以此为基础，使抗战结束后逐步发展扩张至华中、东北等地，在中国建立一个为孔系所操纵的“重工业之霸”。这构想实在诱人，以致孔祥熙陶醉其中，久久回味，连傅沐波进来他都不知道。 孔祥熙见傅来到，忙说；“我正想找你呢，请你去华西探问他们是否愿意投资合办。”傅沐波当然不知道这话的意图是什么，但又不便多问，只唯唯地答应愿在与他们谈判时试探一下。 但当这问题传到华西的董监会上时，随即遭到有力的反对，认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贴后患于无穷，主张坚持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合”，不让其渗入内部。孔祥熙得知后，虽感到气恼，但决不因此而轻易放弃。让这肥鱼溜到他人的盆子里。当时四大家族除蒋介石把持兵工业及资源委员会的“国营”工业外，宋子文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孔祥熙急忙嘱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但只贷给少量的六十万元，而华西所需的是150万元，这六十万自然是杯水车薪，华西请求多增，但受婉拒。既然不行，也总比没有好，华西公司也只好先将这钱解决部分急切问题比如建厂的基建工程，趁海路现时还畅通的时机，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 钱当然很快就花光了，这是孔祥熙所盼望的。华西又只好再向他续借，孔祥熙则有意刁难地说；“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你们还是回去吧。”华西自知现在他们已经进退两难了，工程已做了三分之一了，一旦停下来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开工，损失将是巨大的。孔早就料想到华西会有这一天的，现在主动权回到他的手上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牵着华西的鼻子走了。于是他马上再派傅沐波与胡仲实等商谈，阐述官商合办的必要性，说抗战时期军需、民用钢铁的数量大，应当扩大建厂，以适应需要，也才有前途，并指出扩大建厂所需资金较巨，而贷款有限，难以成事，但这项事业关系抗战建国，政府和国家银行可以考虑投资官商合办。华西见已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孔祥熙听说后，非常高兴，连说：“好！好！……”。然后叫傅沐波请华西的主持人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等到他的清寺范庄官邸来，见面后，孔祥熙竭力地称赞华西在川中所办的各项事业均有成效，最后还暗示性地说：“过去你们三位有相当的成绩，公司初办非请有经验的人主持不可。” 胡氏兄弟们听了孔的一番赞赏的话后，竟认为孔是可以依靠的大山，认为有了他就不愁以后没有出路；而且孔所主张的扩大建厂，也与他们正欲建立一个全国实业界中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企业的愿望相吻合。于是同意接受与官僚资本投资组合中国兴业公司，并商定公司资本额为法币一千二百万元。公司成立后，孔祥熙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使财政部令饬中央信托局、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并分函经济部、四川省政府投资外，孔还指示他自己所经营的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投资。华西方面，则由本身所拥有的机器厂、矿场和华联、中电等生产设备经估价后作为投资，并另外拉来了一些地方军阀和地方金融界参加投资，把这些股份列入商股。结果官僚资本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强，商股仅占百分之十九弱。 孔祥熙诱“鱼”上钩的计谋实现了。下一步决定给点厉害它尝尝了。1942年春，因法币不断贬值，中兴资本随之增值二倍，孔、傅随机提出另增资二倍，新增资本二千四百万元，共计资本额为六千万元。当时中兴的建厂工程大体告完成，商股认为无增加的必要，表示不同意。孔、傅二人则以企业经营必须正常化和巩固企业基础为理由，于3月11日在范庄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孔亲自主持，最后以绝对多数的官股股权，通过了增资决议案；“……计增新股二千四百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商股股东如有不愿加认者，由政府（指四行和经济部）或其他股东代为认定。增认的股本须于本月21日前交清”。由于商股原本筹资就有困难，加以须在十天以内把款缴清，更加无办法办到，只得放弃，而官僚资本独享增资权利。孔祥熙凭借拥有股份的绝大多数开始完全控制中国兴业股份公司，胡氏兄弟们失去了对公司的发言权。但这仅仅是孔祥熙初试牛刀。 不久孔祥熙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入中国兴业公司。而这一问题在商谈投资的过程中，孔都故意回避，每当谈到新企业的组织问题时，他都含糊其词地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共同的目标都是在于合力建成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华西的人听了以为是仅指扩建华联钢铁厂而言，不涉及其他的企业。没想到孔竟在1939年2月4日在范庄官邸召开的一次筹备会上提出上述“三个组织合为一个公司”的建议。华西人感到吃惊继而坚决反对，只同意以华联钢铁厂与官僚资本合组中兴，其他企业保持独立。孔则坚持要华西全部企业都加入，以免日后发生“肘腋之患”。实际上这是孔祥熙在实施鲸吞之策。 看到以疏通说理的办法难以说服华西服从，孔祥熙于是搬出权力这张王牌逼迫华西。他在由财政部、经济部批复的投资公文中，以威胁的口吻提出“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必须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合组中国兴业公司”，并说“此举深荷总裁（指蒋介石）赞许。”胡仲实觉得硬斗不行，只好妥协，经过协商，孔只勉强同意华西可以独立，其他一律归并。为了掩盖自己的锋芒，孔还嘱由胡仲实等以发起人的名义，将筹组中兴的经过情况，呈报行政院批准，好象这主意不是由他而是由胡仲实提出似的。 1939年7月1日，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成立了。在此之前，华西公司虽一直受孔的支配，但他们总觉得依靠自己原有的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的班底，有资格获得“中兴”的经营管理权。他们把这一愿望寄托在“中兴”公司的人事安排上面。但孔祥熙的一条公司章程就把他们的梦想击碎了。这第十八条章程规定：“本公司各股东每股（一百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自十一股起，每五股有一表决权；一百股以上者，自一百零一股起，每十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计算，官股共占九千八百五十一权，商股共占二千三百十一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寡来决定的。这样在选举中当然对官股、对孔祥熙有利。因为官股占有23个董事席位中的16席，超过三分之二，所以在第一次董事会上互推的常务董事十一人，官僚资本占了九席，商股仅得二席。尽管孔祥熙会前为避免“清一色”之嫌，曾表示说：“董事会应尽可能多有一些四川朋友”，但选举结果仍没有把这话反映出来。 至于董事长人选，华西当然不再敢争了，心里都明白这非孔祥熙莫属。但孔却故作“谦虚”，股东大会虽选举了他，可他并不急着要出来，而硬要等到徐堪找胡仲实等联名“上书拥驾”才珊珊就任。而且一任就达十年之久，直到蒋政权覆灭为止。在这期间孔始终保持住对董监会的控制局面。公司的总经理、总会计都由他的人担任，而让不太重要的协理、总工程师职位给华西人担任。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加放任地安置私人，盘踞于各部、处、室。傅沐波更是大权在握，独断专横。而商股在职的主要负责人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则受到上下一致的排挤，逐渐被冷落，胡子昂后来曾干脆辞去协理一职。原来从华西调到“中兴”的技术人员又被分化收买，日益陷于孤立，纷纷拂袖而去，整个企业即被以孔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所控制。 华西人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企业被一步一步地蚕食掉，而毫无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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