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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一场夺权的风潮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了。先是上海市委的大权被夺，接着便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省委大权被夺，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林彪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就是天下大好。可高兴之余，不免又深深地遗憾竟没有一个军区的大权被夺的消息传来。他虽是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较大的军权，但他对军队里那些不怕他、不吹他、不捧他、不服他的人，总看不顺眼，而且把他们看成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行为，无异于鼓励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到达武汉处理问题，同时，谢富治、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经过协商，16日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但王力和谢富治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晚上，就违反了周恩来的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有意识地与造反派谈话，暴露身份。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下去后，他们却公开采取压一派支一派的手段，逮捕了13名“百万雄师”派的负责人。在周恩来飞回北京后，又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提出所谓“四点指示”：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种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做法，激怒了武汉的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月20清晨，愤怒的群众来到东湖宾馆，要找王力说理，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群众忍无可忍，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军委大院批斗。7月20日至23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此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这就是影响很大的“七·二零事件”。 这一事件中王力被批斗，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事件的发生则是林彪、中央文革推波助澜的结果。可林彪却反咬一口，危言耸听地说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并把“七·二零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为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奠定了一个基调。对这一事件的直接引起者王力和谢富治，则捧为英雄，在北京西郊机场为他们的回来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仪式。 北京街头也一夜之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字报。这预示一场指向军队的大批判就要开始了。 7月25日下午他们又在天安门前召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林彪本不想参加，但在快要开会时，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表示要亲自参加，说：“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下午五时，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 7月26日上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把该会开成了批判会，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武汉事件徐向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让他们讲话。会议休息期间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他们进行武斗。会议开得很长，吃过晚饭后再开，陈等人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陈便对坐在那里不讲话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还没说完，康生就恶狠狠地打断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他们这样大加讨伐，主要是为了吓唬人，让人不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否则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有了这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陈再道、钟汉华想在劫逃脱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钟的职务。但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不过是他们的借口、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掀起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批斗陈、钟的同时，也着手大搞舆论宣传。7月22日，也就是王力、谢富治乘机返回北京的当天，林立果就迫不及待地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零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中央文革在研究“七·二零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他说：“为什么不能搞军内一小撮？”7月25日，他告诉王力，谎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除了大搞宣传之外，他们另一手就是发动各地造反派去闹，以造声势。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华召开有各地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党内的—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掀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一时间，浊浪滚滚涌来，铺天盖地。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造反派冲击军队，揪“陈再道式人物”的事件。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领导同志被打成了“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区负责同志惨遭迫害，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地造反派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的指挥陷于失灵状态。 就在他们干得起劲，干得高兴的时候，毛泽东震怒了。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关锋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毛泽东看后挥力批示说这是“大、大、大毒草”，怒喝：“还我长城”。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多次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批示说：“不用”，退给了林彪。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林彪、江青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慌了起来，急着找借口为自己解脱责任。叶群立即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只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谁加上的呢？江青、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而且他还是舆论总管，主要怪他。陈伯达处境危急，只好求助于第一夫人。考虑到把陈伯达打倒了会引起全国反对“中央文革”，因此江青、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不久姚文元探听到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吓得急急地辩解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关抛出去最合适。 正好这时有人提供新材料：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宣传要点”的清样上的亲笔签字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王力正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宣传组组长。关锋主管《解放军报》。这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关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到了王、关的头上。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机溜了。毛主席同意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关锋。 其实最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康生，不过其老谋深算，改口道：请示毛主席，主席根本就没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不仅如此，康生连夜翻查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关锋也被定为“特务”。后来，俩人受到隔离审查，这是罪有应得。不过他们绝不会想到的是竞会被自己的同伙以如此之罪名投进监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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