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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青浦县有三个大镇，即青浦镇（县城）、朱家角镇和练塘镇。 练塘镇便是陈云的故乡，那儿地处上海市最西南隅，距市区约60公里。 一条名叫市河（当地人称“市河港”）的小河，流经那里。小河两岸建起一幢幢房子，沿河形成了长带形的练塘镇，河上架起八座桥梁。这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米行、酱园、南北货店、竹木行、烟纸糖果铺，簇拥在市河两岸。 公历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这座江南古镇。那时，这座小镇大约6千来人，叫“章练塘镇”，比现今多一个“章”字。相传这里古代为官塘，唐朝天祐年间，高州刺史章仔钧携妻杨氏，住在小镇。杨氏世居练溪，人称练夫人。于是，以“童练”命名官塘，称“章练塘”。解放后改称“练塘”。 章练塘镇有两条街，一条叫上塘街，一条叫下塘街。在下塘街潭业里闵宅旁边，有一座低矮的小屋，那是陈云父亲早年居住的地方。后来，他父亲迁往陈徐祠堂东面一座平房里，陈云在那儿出生。陈姓是章练塘的大姓，沈、张、陈、王四姓在小镇上最多。陈徐祠堂，是陈、徐两姓宗祠。 陈云尚未降生，父亲便已病逝。母亲艰难地带着陈云和他的姐姐两人过日子。 疾病和贫穷紧相随。陈云尚不足4岁，母亲又被病魔夺去！从此，他和姐姐成了孤儿，只得靠外祖母抚养。不久，外祖母也离开了人世，舅父母收养了他。 陈云的舅父母收养了陈云，改姓廖，因此陈云小时叫“廖陈云”，有时也写作“廖程云”。 舅父以裁缝为业，家境也不宽裕。于是，舅母设法相助，在临街的小平屋里放了张四方桌，几条板凳，砌了个灶头，开起小酒店。不过，舅母亦患风湿症，手臂力弱，陈云稍长，便成了舅母的小助手。小店里劈柴、洗菜之类杂务，由陈云承担。他还照看体质孱弱的表弟。 7岁时，陈云进入本镇贻善小学读书。贫困的家，无力支持他上学，不久他便陷入失学的痛苦之中。天无绝人之路。在舅母小店的顾客之中，有一位占叫杜衡伯的，乃是小镇上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常来喝酒，见陈云聪明伶俐，手脚又勤快，觉得失学太可惜，答应让他免费入学，这样，陈云有了求学的机会。陈云一直记得颜安小学给予他的帮助。1986年9月，当颜安小学希望陈云题写校名时，陈云欣然命笔。 离陈云家咫尺之遥，有一“混堂浜”。那里有清朝末年开设的练塘镇上第一家书场。名叫“畅园”。镇上的居民喜欢听评弹，“畅园”生意兴隆。于是，另一家名叫“长春园”的书场也在混堂浜冒出，跟“畅园”唱“对台戏”。做完功课，忙完小酒店里的杂务，陈云的最大乐趣就是听评弹。好在小孩子家不收费，陈云成了“评弹迷”。从评弹中，他懂得了许多历史故事，也增加了他的文学修养。至今，他仍是评弹的热心听众，跟评弹界有着许多交往，最初的渊源便始于“混堂浜”。 评弹引发他对音乐的兴趣，他学会了吹箫、吹笛，也会拉一手二胡。 1919年，14岁的陈云小学毕业。贫苦的他，没钱进入中学学习。他的老师张见仁十分喜欢他。张见仁的弟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就介绍陈云到那里当学徒。这样，陈云离开了练塘小镇，进入了大上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印刷商业簿册、表报，故名“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夏瑞芳善于经营，由印刷簿册转为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工具书、科学和文学著作。不久，清朝进士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因参加戊戌政变遭革职，由官场进入商务印书馆，创办广有影响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以及编辑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于是商务印书馆名声大振。 陈云来到商务印书馆，如同遨游于书海、书城，知识猛进。最初，他在排字房当学徒。后来在发行所当店员。到今，陈云用牛皮纸包书、用绳子捆扎，那动作仍很利索，便是当年当店员时练就的基本功。他的毛笔字也不错，那也是因为往外寄书，得端端正正在牛皮纸上用毛笔写地址及收书人姓名，练出了一手好字。 陈云思想活跃，又富于组织能力，很快就成了工人中的核心人物。1925年，20岁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迄今尚存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第一届执行委员们的合影之中，身穿白色长衫、理平头的陈云居中而坐。 1927年4月，陈云突然回到了老家。那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陈云被列上了通缉名单。 陈云化名“陈明”，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回到了家乡，从工人运动转到农民运动。 人熟地熟，陈云在农民中如鱼入水。练塘镇不远处，有个小蒸镇。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0月25日），小蒸庙会，人头济济。陈云出现在那里，向数千农民发表演说，进行鼓动。1928年1月初，“沪杭路（松江段）农民革命军”成立，陈云出任党代表，正、副总指挥为吴志喜和陆龙飞。1月19日，在跟敌军作战中，正、副总指挥双双被捕。1月26日，正、副总指挥双双牺牲于刑场！陈云处境危急，他转入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农委书记。 1928年9月下旬，陈云在练塘召开秘密会议，被敌人察觉。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老同学刘国桢把陈云藏进小船，悄悄离开练塘，前往上海。 在上海，陈云担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共法南区委书记。 1930年9月24日，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里，神不知，鬼不晓，46名中共高级干部聚集在那儿，开了四天会。这便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主持会议的是戴近视眼镜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他便是瞿秋白。他刚和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陈云以“寥程云”这名字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李立三（当时叫“柏山”）“左”倾错误。在这次会上，补选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八人，内中有“廖程云”、朱德（未出席会议）、恽代英、陈潭秋等。这样，陈云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之中，这时他不过25岁！ 由于陈云自身的努力，也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强调重视工人出身的干部，陈云出身于印刷工人，他得到器重。4个月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八号，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秘密举行。26岁的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又过了8个多月——1931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成员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 这样，陈云进入了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核心。 1933年1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 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 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得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同志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 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 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统一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同志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 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 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同志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11月底，他在起草给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地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他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 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 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个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 1948年1月，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并参加组织指挥辽沈战役。 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中央认为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军解放战争中，坚定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10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才能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当时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他通过调查研究，首先领导了反击投机资本家哄抬市场物价的严重斗争，很快就平抑了市场物价。毛泽东同志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随后，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政务院于1950年3月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接着，他针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困难局势，提出财经工作方针，应该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1953年10月，根据他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建议，党和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保证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价格的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以后的经济领导工作中，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他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他认为，只有按比例发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对改革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陈云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同志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11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 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1956年8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 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 5月，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广西、吉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以及上海等地，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他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同时要留足农民自留地。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发言，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级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他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1962年4月，陈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同志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 1969年他被下放到广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三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就在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1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同志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郑重提出和坚持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 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同志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 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拔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陈云同志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就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 1979年1月，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提请中央审议。 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按照陈云同志的提议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陈云同志从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此后，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他的这些观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推动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我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 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他还指出，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 他在1981年底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 陈云同志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参与制订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 1981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多次强调，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对头。他再次强调，要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公正确，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端正党风，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执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级领导部门，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两个文明一起抓。他高度重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他为加强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对香港、澳门主权的恢复行使，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 陈云同志热切关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保持党的光荣传统。早在1949年6月，陈云同志写信给一位战友的儿子，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记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国老百姓。1983年春节，陈云同志在家里同一批建党初期参加革命、后陆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团聚，对他们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子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也是陈云同志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陈云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1982年7月，他写信给中央政策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他很关心古籍整理工作，认为这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件大事。他还关心评弹艺术的发展，鼓励大家要“出人、出书、走正路”。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89年反对动乱中，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1994年春节前夕，陈云同志在上海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目前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他强调，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是坚强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错的。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陈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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