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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求学篇--报名


  一晃的功夫,那决定命运的1984年10月便来到了。东洋大学的招生考试将在10月29日和30日两天举行。对于初到海外,初次经历外国大学考试的我来说,那实在是两天既神秘又恐怖的日子。强烈的上学愿望与对考试的不知所措扭结在一起,使我无法控制内心的战栗与不安。可别考不上,一定得考上!这声音终日在我耳边萦回。
  对于日本大学之难考,我是作了不少思想准备的。而对于日本大学之难报名,我却连作梦也没有想到。报名,那有什么!到学校报名处报上自己的名字,再领一份准考证不就万事大吉了吗?谁料想,日本的皇历偏偏与中国的不一样。
  从10月4日到10月8日五天时间,是东洋大学外国考生报名的日子。全然没把报名当作一回事的我,原本是打算最后一天(8日)去报名的。可4日那天,看到同校十几个想考东洋大学的同学一窝蜂似地都跑去报名了,我便也有点儿心动:早报也好,早点省心。于是就打算第二天(5日)去。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五,因为舍不得放弃森户老师的课,所以直到吃完中午饭才不慌不忙地去报名。
  一进学校二号楼走廊,我便吃了一惊。那从报名处拐来拐去延伸出来的队伍竟有那么长。难道留学生全都涌到东洋大学来了?我无可奈何地站到队伍后头。
  时间仿佛是有意地放慢了脚步,而那队伍前进的速度更是慢得熬人。不过是报个名,领张证,怎么至于这么慢呢?真纳闷儿。正站得腰酸腿疼,抬眼看见我认识的一对马来西亚姐妹从报名处出来,脸上布满愁云。我便招乎他们:“报完了?”
  “嗯,没报上。不发给我们准考证。”
  怎么不有这样的事?我惊讶了:“为什么?”
  “说我们不够十二年学历。”
  “什么十二年学历?”
  “就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十二年正式毕业了才行。”
  “那你们?”
  “我们在马来西亚上的是华语学校,差一年不到十二年。”
  “不能跟他们好好说说吗?”
  “唉,嘴都快磨破了。他们只咬定这是日本文部省的规定。”姐妹俩的眼圈儿红起来:“好不容易出来,就是为了上大学读书。父母兄弟全对我们寄着希望呢……”
  “如果到别的大学试试看呢?”我试图开导她们。
  “全一样,只要是日本的大学。因为对他们日本人来说根本不存在问题,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全是义务教育,谁都必须读完十二年。可我们……”
  谈话之中,又见不少碰了钉子的人忿忿不平地走出报名处。我突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书包去摸那叠厚厚的材料--毕业证书,推荐信,成绩单,履历表……没问题,我对自己说,上过中专还上了职工大学,早不止十二年了。他甭想卡住我。然而,刚才还满不在乎的心却不由得提了起来。万一不是因为考不上,而是因为报名报不上进不了大学,那才叫冤枉呢。
  那蜗牛般慢吞吞爬行的队伍直到下面午4点半才算把我带到了报名处的大桌子前。我打开书包,一件一件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递到坐在桌子对面的招生人员手里。这是一位相当年轻,漂亮的女事务员。她接过材料慢慢地,一丝不苟地翻阅着。我仿佛在面临着一场宣判,我的心跳加速了。她终于把头抬起来,用由于太疲劳而带着倦意的眼睛望着我,发问了:
  “你没上过正式的初中,高中,只上过中专?”
  “对。可中专就相当于正式的高中。”心跳。
  “你中专并没有念完,对吧?”
  “念完了。看,这是毕业证书。”我用手指着那个红皮小本本,指尖微微发凉。
  “毕业证书我看见了。可是你的履历上写着,你看,毕业之前一两年你就离开学校到农场去了。没错吧?”
  哦,下农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是有这么一回事。可是那是因为……”我如何才能用几句话将这曲折,黑暗的一段对她讲清楚呢?冒汗。”但是我有毕业证书呀!”
  “我不明白,没有把全部课程学完,你怎么能得到毕业证书的呢?”
  “那是学校后来补发给我们的,正式补发。”心头冒火。
  “补发?”那双疲倦的眼睛突然睁圆了:“没有学习,怎么可以得到学历呢?对不起,我无法对这毕业证书予以信赖。”
  我差一点跳起来!难道是我不愿意完成学业吗?难道是我情愿丢掉专业去插秧,拔草,喂猪,脱坯吗?难道我愿意让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旋涡中丧失殆尽吗?可是,这一切,我怎么才能对她说清讲明呢?我强压心头火,对她说:
  “请问,您听说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吗?”这一问不知为什么竟然使她笑起来:
  “每个从中国来的人都喜欢谈文化大革命。”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一段历史事实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可是很遗憾,这里是日本。我们有我们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不能改变。”她的声音很温和,但那话分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无奈中我只好又拿出另一个挡箭牌:
  “我在职工大学还学习过四年,全加起来够十二年学历。”
  “职工大学,”她缓缓地翻动着我的职工大学成绩单,“这……是一种什么大学?不是夜校吗?”
  “不,是为成人办的大学。”我一口咬定。她的的眼睛却充满着狐疑:
  “从名称上来看,这可不象一所正规大学。这种学历恐怕……”
  “我们国家是承认的。”我斩钉截铁。
  “是的,你们国家。可到了我们这里,却……“她带着一种类似同情的微笑,动手将我所有的材料归整到一起,往我面前一放:“对不起,很抱歉,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无能为力。”
  当头一棒!几个月来,不,几年以来的美好梦想如同一件撞击在石头上的精美器皿,顿时粉碎。这现实实在太难以让人接受了?难道千辛万苦的一场奋斗就这么一下子吹了?我不能甘心!
  我象一条被大浪冲到沙滩上来的鱼,鼓着一双眼睛,竭力抽动着双腮,固执地要作垂死挣扎。
  那女事务员早已示意下一个报名者上来了。那是个从台湾来的男青年,戴着宽边眼镜,半长不短的头脑发用头油梳得溜光水滑,散发着浓浓的香气。他把从小学到高中一张张如同大奖状似的毕业证书,用英文书写的推荐信,一一递了上去。那神情里分明流露出某种得意与骄傲。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同样是人,是青年,想求学,我的各方面能力并不见得就比他差。但仅仅在“学历”这么个客观因素上,我却要由于中国政治上的一段曲折而被剥夺求学的权利。本来,白白地丧失了十几年的大好光阴就够惨的了,难道现在想弥补失去的一切都不可能吗?
  那条被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猛然扭动着全身跳了起来。我一步上前把退回来的材料又固执地推到女事务员面前:“很对不起,打断一下。我有毕业证书,按理说,学历能够得到承认。”
  “但你中专的学习没有期满,”她把脸转向我不紧不慢地说:“职工大学也不能被认为是正规大学。到这里来报考的中国学生几乎都存在这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
  “但考大学主要应该是凭能力呀,有学历并不等于就有能力……”我真想跟她进行一场大辩论,给他们日本人脑瓜子通通气。没想到那个台湾来的学生不耐烦了:
  “各国总有各国的章程喽!你以为你们那边的一套在哪里都行得通?”
  我被那尖酸刻薄的目光与声调大大激怒了。但,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我只向他投去刀刃般的一瞥,谁输谁赢咱们走着瞧!我用极严肃的口气问女事务员:
  “如果中国大使馆给予证明,承认我的毕业证书有效,承认职工大学正规,那么我的十二年学历就不存在问题了吧?”
  “那当然。只要你能拿来中国大使馆的证明。”
  搁浅的鱼终于又冲进了大海。我飞身而出,恨不能坐上火箭到大使馆去。我坚信只要到了大使馆就会一切逢凶化吉。日本人不了解我们,大使馆还能不了解吗?跟日本人说不通,跟着大使馆还能说不通吗?大使馆不支持我们还有谁支持我们(拯救我们)呢?
  遗憾的是,时针已经指向5点。花一个多钟头赶到大使馆,人家也下班了。只有等明天--星期六。一大早起来我就去向他们求救,然后再返回来找招生的算帐!我想,明天准是个大晴天。
  然而,第二天却是阴雨绵绵。我冒着霏霏细雨,怀着一腔希望赶往使馆。来日本半年了,我还没去过大使馆。并不是不想去,而是总舍不得失去一次次上课或打工的时间。中国大使馆是什么样的呢?我想起在北京常见的外国驻华使馆:漂亮的洋楼,五花八门的国旗,站岗的卫兵。我想象不出,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大街上,在各式各样离奇古怪的建筑,店铺丛中,有一小块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一座中国式的建筑,飘扬着我们庄严的五星红旗。这该是一种什样的气氛呢?我在小雨中匆匆行走着,寻找那亲切的五星红旗。大使馆终于被我找到了,奇怪的是却没有见到国旗。又厚又重的铁门紧紧关闭着。
  怎么回事?我问在一旁站岗的卫兵。被告知,星期六和星期天使馆不办公,休息。星期六也休息?我着实大大地吃了一惊,这真叫入乡随俗呀!但日本的公司,企业也不都是星期六休息呀。这可好,大使馆连着两天不办公,到了星期一(10月
  8号)--东洋大学报名的最后一天,万一要是大使馆不能痛痛快快地给我开证明,……不就全完了吗!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他们说一说。我请卫兵开门放我进去。他指指大门旁边一个小窗口,让我按那里一个电铃与里边联系。按了两下铃之后,“有什么事?”小麦克风里传出了问话。
  “我是中国留学生,遇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今明两天不办公,你星期一来吧。”
  “对不起,这事儿很急,务必让我进去一下,行吗?”我恳求。
  里面的人犹豫了片刻:“那你进来吧,不过,现在谁也不在。”
  我身边一扇小门突然神奇地自动缓缓打开了。一条又宽又平的甬道展现在我眼前。甬道两旁的浓荫中正烂漫地怒放着桂花。那浓郁醉人的香气使人想起彼岸的祖国,故乡,一股柔情漫上了我的心。
  在前厅值班处,那位刚与我进行过无钱电通话的人简单地听了我的“遭遇”:
  “象你遇到的这种问题,是归教育口负责的。你得去找他们谈。不过教育口不在大使馆里,在别的地方。你拿着这张地图,按着图不算难找,就是这一段路没有电车,你得走。”
  又得跑腿儿!
  “我说,”他补充道:“今天放假,不办公,你跑去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算了吧。”
  可是难道能不去碰碰运气吗?我又开始了寻觅。穿过一条条街,走过一条条路,总算在一个偏僻的小角落里找到了地方。这儿的确是一派放假的景象:大门关闭着,不大的庭院里静无人声,那幢陈旧的三四层小楼的门却是虚掩着,我推门而入。
  前厅很幽暗,没有一个人,死静。我顺着楼梯上到二楼,还是没有一个人,死静。直到三楼,才听到声音了。那是一个女的在大声讲中国话。象迷失在深山里的人突然发现了灯光,我立刻感到了希望。找到那个传出说话声的房门,一听,才知道她是在给谁打电话。我便没有敲门,等待着。谁知,那电话竟打得无比漫长。一个十分钟,又一个十分钟过去了,眼看时针已快指向11点半。我心急如焚,又累又烦。看来若没个什么人打断她,她准能把电话打到下个世纪去。
  正巧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来。算是老天有眼,她终于不得不结束了电话漫谈,去接另一个电话。幸亏那个电话不长,听她刚“咔嗒”一声放下听筒,我立刻不失时机地敲响了房门。
  “谁呀?”
  “对不起,是我。”
  “你是谁?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看见在一张办公桌前坐着一位颇有些年纪的梳着短发的女同志。我的唐突出现,显然使她有些不快。我连忙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不上班?”她一开口就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气。
  “才刚知道。我是头回到这儿来。”
  “到日本多久了?”
  “快半年了。”
  “没报过到?”
  “还没有呢。实在没时间。”
  “这不是理由。”一种不满流露在她脸上,“到了国外,首先应当想到与组织联系。青年学生嘛!”
  “我看你今天就先回去吧,星期一来报到登记,再办你的那个什么证明。”
  “呀,那可不行。”我急了:“东洋大学的报名星期一是最后一天。一天里跑两个地方办两套手续,我怕时间来不及。你不知道,报名是要排大队的,特花时间。一旦赶不上趟,我今年就完了。请您一定帮帮忙!”我只盼她脸上能多少露出一点点同情来,然而她却冷冷的。
  “那你干嘛早不来?整整一个星期都不着急,偏偏等到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话勾起了我一肚子的委屈:“不是我成心不早来,人家报名日期总共就五天。星期四是报名的第一天,因为没料到事情会这么复杂,我没去。报名的第二天我就去了,也就是昨天。结果叫人家给顶回来了。当时我就想来找你们,可时间已经太晚,所以今天才来。”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着急也没用。没瞧见吗?一放假全出去了。”
  “可星期一,万一要是来不及,太悬了!”
  “那有什么关系,再报别的大学嘛,日本大学还不有的是。”
  “但是东洋大学那头我已经交了两万五千块的报名费--不交费不能办报名手续--万一报不上的话,我的钱不就白扔了吗?那可是我一个星期辛辛苦苦的劳动血汗呀!再去报别的学校又是两万五千,我哪来这么多钱?您也知道,自费生在这里混得不容易。”
  “那你找保证人去嘛,钱的问题,保证人应该负责呀。”
  “我的保证人……经济情况不太好。再说,我也不愿意靠人家。”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有啥办法?总不能你想怎么就得怎么。你一开口要证明,别人当时就得给你开?哪有那么容易!就算我手头现在拿着公章,这种事,起码也得等领导上研究研究吧?”
  我的妈呀,他们还要研--究--研--究!她的官腔继续升级:
  “再说,你都来日本半年了,都不说到使馆来报个到,组织观念是否也太差了?你说说,对你这样的人,我们连一点儿情况都不了解,能随随便便给你作证明吗?”
  挨了没头没脑的一桶冰水,我傻了。眼前腾起一片黑暗。完蛋了,我那遥远的梦;完蛋了,我那一番艰难的努力。眼泪象开了闸的流水涌出来……到日本半年来,碰的钉子不算少了,我却从来没掉过泪。因为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支撑我--祖国。而今天,我仿佛被人拔去了根。
  “你哭什么?哭又解决不了问题。”
  我当然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她知道我们自费生的求学生活有多难吗?!
  “你看你看,我也不是不知道你的事急。可是这会儿我们的领导不在,在的话,你倒是可以直接跟他谈谈看。”
  闹了半天,原来她不是个头儿。叫我一场虚惊。
  “您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吗?”希望之火重又点燃。
  “那可难说。现在已经12点多了,大概最早也得下午两三点以后吧。”
  “我可以在这儿等他回来吗?”
  “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哇,他回来的时间又不一定。我看你还是先回家去。下午往这里打电话问问,要是他回来了,你再同他商量商量。”
  真不乐意回家。那么远,往返一趟要花多少时间,路费,精力呀。但我还是出来了,整个后半天,我是在针毡上度过的。一次又一次打电话。但都打不到他。不是还没回来,就是刚回来又出去了。不在,不在,不在。打最后一个电话时已经是夜里12点半,可他仍旧没有回来。接电话的正是上午不十分友好地“接见”我的那个女同志。或许我这一整天的焦急万状多少有点让她感动,这回她说话的声音不那么冷冰冰的了:
  “今天已经太晚,你就不必再打电话来了。我一定给他留一个条子,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明天早饭以前你再打电话来,那个时间他一定在。千万别晚了,吃完早饭他没准儿又出去了,明天是星期天。”
  这一天就这么一无所获的过去了。留给我的只是过度的疲劳和紧张。明天将如何呢?整整一宿,我辗转不安。
  第二天一早7点半,我终于在电话里找到了他。
  “昨天回来我看到条子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用恳求的语气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噢,就是要证明你的学历够了12年,是不是?这种证明我们开不了,你得去领事部,他们负责开这类证明。”
  咦?怎么半道儿又杀出个领事部?我又转向了。从头到尾,我得白绕多少圈儿啊!
  “领事部在哪儿呀?”我问。
  “就在大使馆隔壁的一座楼。你明天一早到那里去,带上你的证件,马上就能开出来,很简单。不用担心,没问题。”
  万一要是他们不痛痛快快给我开怎么办?”我仍顾虑重重。
  “不会的,不会的。要是你实在不放心,也可以事先找一下李XX同志,她是专管这类证明的。”
  看来,是凶是吉只有等到星期一见分晓了。
  当地球又开始了它新的一圈自转时,披着一身金色阳光的我又一次匆匆奔往大使馆。我从来就喜欢太阳光,因为它总能使人感到自信和力量。这三四天为了报名,我碰了一回又一回钉子。可是你看,今天出太阳了。
  大使馆与领事部的大门都还关着。我来的太早了。正发愁没个去处,刚巧一辆小汽车从使馆里开出来,我就势“蹭“地溜了进去。
  “你,干什么的?”正在大厅值班的人,一见我这个不速之客,立刻提高了警惕。
  “对不起,我要找这儿的李XX同志。”我满脸堆笑地回答。
  “哦,她说话就过来。可你是打哪儿来的?外边的大门不是关着的吗?”
  “没--错儿!可你不知道,”我故作神秘地“我会穿--墙--术。”
  他扑哧一声笑了:“是留学生。”
  “可不。就是还得加上‘自费’两字。”
  “是吗,来多久了?”
  “刚半年。”
  “怎么样?”
  “唉,一言以蔽之:难!”
  “哪方面?”
  “哪方面都算上。”
  “这倒也是。不过瞧你这个样子,倒看不大出来。”
  嗬,他还没瞧见那天我那顿哭鼻子呢!
  正这时,从院子里进行几个人。值班的就喊:“小李,这儿有个学生正找你。”
  “是谁找我?”一个皮肤黝黑,稍胖的年轻女同志走过来。
  “是我,”我迎上去:“是教育口那边的负责同志叫我来找您的。”
  “有什么事情吗?”她的口气亲切,和蔼。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这没问题,等会儿一上班,我就给你开证明。你一会儿就能拿走。”
  “太好了,谢谢您。”
  “这是我们的责任,没什么可说的。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遇到。不少自费留学生好不容易来到日本,就因为学历不够考不了大学,多可惜。这事儿,要是我们不给你们作主,谁还能给你们作主呢?放心好了,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决不会眼睁睁地撒手不管。”
  下午,当我再一次走进东洋大学报名处,再一次向女办事员递交我的各种材料时,我的心跳动得那么平稳,有力。因为在那叠各种材料之中,有一份不同寻常的证明。它上面庄严地盖着一枚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叫人感到踏实的吗?
  我终于得到了东洋大学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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