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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听见没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保证人安藤先生那略显激动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急促地传过来：“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学生。她答应每月付给你三万块钱的学费。对对，三万块。这下好了，你的房租问题等于解决了。” 那正是我在生活上最感困苦的时期。住在川崎家，每月光是房租就得交她三万块，交通费又贵……而我的工资来源仅仅只是味道园那一小时六百来块的收入。突然之间，听说有一个人愿意当我的“学生”，将我那沉重的三万块房租包揽下来，我怎么能不千恩万谢呢。这个好人，她是谁呀？ 几天之后，在一家株式会社的大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我的第一位学生－－一位身材娇小，眉目清秀不俗的中年日本妇女。她和颜悦色地望着我，用发音标准的中文对我说： “我叫岛本贞子，今后望您多多关照！” 头一眼，她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而接下来的不断接触则更使我发现，我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并且是一个富用同情心的好人。岛本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便走进了我的留学生活当中。就好象她本来对我负有什么义不容辞的责任似的，对我的事，从生活到学习，点点滴滴，她都往自己身上包揽，以至于她在我心目中与其说是“学生”倒不如说更象个靠山。 特别记得，当初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从川崎家搬出来。岛本不但理解我，而且跟我同样着急。就在我四处奔忙寻找合适的房子的时候，她也在四处为我物色房子。一个星期天，我去她家上课。一见面她就对我说： “走，跟我去看房子，咱们今天不上课了。” “看什么房子？” “你不是想要三叠的房子吗？我帮你问到了一间，房租一万三。我跟房东讲好了今天带你去看。”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家附近。能搬过来的话，将来我照顾你也就方便了。” 三叠的房子，又是一万三，当然求之不得。 其实那个地方岛本自己也没去过，她是通过房屋介绍所打听到的。由于认为很近，她干脆连衣服也没换，只穿着一条在家穿的裙子，光脚拖了一双拖鞋就带我出门了。已经快12月了，气温挺低，又刮着点小风。一出门我就感到了凉意，忙问岛本要不要回去再加点衣服。她却不在乎地挥挥手： “没事没事，很近的。再说你等会儿还要赶去打工，晚了不好。” 我开始紧跟着兴致勃勃的她，在大街小巷中穿过来穿过去地找。虽说这不是大海捞针，可要在如此人口稠密住房爆满的地方找出那么一个缩在某个旮旯儿里的破简易公寓，却也是相当费劲的事。渐渐地我觉得冷起来，而走在我前面的岛本那两条光着的腿也由白变青了。她却还是热情不减，一个劲儿地走一个劲儿的打听，就好象那要找的房子并不是我而是她自己要去住。 好不容易，在一个公用洗澡堂的背后，小山似的一大堆乱石旁边，我们找着了那座阴暗丑陋的小公寓。还没进去，岛本就先泄气了：“怪不得房租这么便宜呢，原来是这个样，我看，算了吧。” “不不不，我想看看里边什么样。”我当时就图便宜，别的全不在乎。 岛本看我不愿意放弃，立刻又率先进了公寓门。外边是晴朗的大白天。里边却黑得伸手看不见五指。按理说，门边走廊上是该有电灯的，但我们摸索了半天也没找着电灯开关。只好跟个瞎子似地黑咕隆咚地脱掉鞋(日本的房子一进门全得脱鞋)，又黑咕隆咚地爬上楼梯。木板地凉嗖嗖的，脚就象踩在冰上。我好歹还穿双袜子，岛本却连这薄薄的一层也没有。楼梯窄极了，走廊也窄极了。整个公寓静得好象死人的世界。既看不到房东，当然也就无法知道哪个房间是等待出租的。回去吧，好不容易才找到。不回去吧，却又连个鬼影子也见不到。呆呆地站在黑暗里，两脚冻得直想跳。 “咱们敲门试试看吧。”岛本说着就敲响了一个房门，没人答应，推一推，是锁着的。又敲另一个门，照样没人答应，一推，居然开了。主人没锁门出去了。这是一间三叠的小房间，榻榻米上横七竖八地乱堆着没叠的被褥，衣服，报纸，书，杂志，脏碗，锅，酒瓶子，水壶……半空中的绳子上还杂乱地挂满了五花八门的东西。这间本来就小得不能再小的空间被这么胡乱一塞，简直恨不能将一个人生生打里面推出来。 “算了算了，走吧，这样的房子白给都不能住。”岛本拉着我就往外走。其实要是让我自己作主，这样的房子我宁肯住了。不是才一万三千吗！ 没办法，我只好继续为找房子的事发愁。而岛本也同样为我的房子操着心。 又过了几天，岛本又对我说：“这一次我真的给你找到了一间不错的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比上次强得多。走，我带你去看。” “上完了课再去吧。”我没有忘记我还收了人家的学费呢。 “上课不要紧。这间房子要是不赶快定下来，万一又被别人要去了怎么办？” 这倒也是。于是，我跟着她去了。 这果然是一间挺不错的房子。宽畅，干净，明亮，有做饭的灶台和水池，而且是在二楼。岛本和房东都用满怀希望的目光望着我，等我点头。这么好的房子我哪能不满意呢？可是我却不能点头。它的面积是四叠半，一个月的房租是二万六。如果把礼金，手续费之类全加在一块儿，我头一个月至少得拿出十八万块，这……我很不愿意扫岛本的兴，但是想想自己的财力实在有限。憋了好半天，我才不得不开口道：“好是非常好，就是……有点儿……贵。” “两万六还贵？”房东脑门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两万六实在不算贵了，这么好的房间。”岛本也劝我。 “这我知道，可是一下要拿出来十八万左右呢。” “这笔钱我给你出，我早就想好了。这你一点儿都不用发愁。”岛本一脸的坚决。 我说不出有多么感谢她，但我怎么能白要她的钱呢？十八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可我还是住便宜些的房子好。那样，我心里踏实，每个月的负担也轻。” 白白地枉费了她的一片好心，她大概要生气了吧，我想。结果她只是当时表示了一下遗憾。接下来，还是继续关心我的房子。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神宫老头的鸡笼小屋，自己满意得不行。告诉岛本，她的高兴竟也不亚于我，立刻自告奋勇地去帮助我打扫了“新居”。 “现在你家离我近了，今后象洗澡，洗衣服啦，吃饭啦，就到我家来，不要客气。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做，需要什么，我给你预备……”岛本毫不吝惜地对我敞开了她家的大门，使我每到她家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啧啧啧，你看你这双白球鞋都变成黑的了，快脱下来让我给你刷刷。” “你这只书包太旧了，扔掉吧。把这只新书包拿去用。” “你上书法课需要的全套用具我都给你买齐了。看，这是砚台，毛笔，毡垫，镇尺……” “天凉了，你被子够不够，给你买床新被子吧。”第二天，被子店给我送来一床又大又厚的新棉被。…… 渐渐地，她在我眼中已经快跟父母，兄弟，至交没有多大区别了。于是自己再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也不再对她隐瞒。而她，对于我的任何请求从来都是尽力而为的。 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北京来了一封信。信中告诉我，她的男朋友自从留学到日本，一年多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她十分痛苦，希望我帮她找到这位姓王的男朋友，并亲手将她的信而交给他以求答复。好友的痛苦压着我的心。但是东京这么大，地理这么复杂，要找到一个地点，一个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事。 上中文课时，我向岛本打听： “你知道目黑在什么地方吗？” “目黑区很大，你要问目黑区的什么地方呢？” 我掏出那封信，指着上边的地址： “是这儿，你知道吗？” “没去过，不晓得。不过可以打听。这是个什么住宅呢？独门独户还是什么公寓？” “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住在那里的是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男的，姓王。他的女朋友托我找到他。可是……” “噢，”岛本一下子全懂了：“你不用担心，我去帮你找，一定能找到。” “不，不，还是我自己去找。就是想请你帮我弄清楚去这个地方怎么走。” “没关系，我比你熟悉东京，可以比你少花冤枉路费。把这封信交给我好吗？” “不行，人家让我一定亲自面交。另外，我也想亲眼看看那个男的究竟生活怎么样。” “也好，”岛本微微一笑：“那我就光抄下地址来吧。下个星期准给你消息。”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一见面，岛本就向我报告：“那个地方找到了，但是没有姓王的。” “地址绝对没弄错吗？” “我想不会错。你看，这是目黑区的地图。”她打开一张复印的地图，上面有她用红铅笔勾出来的地方。我看了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会不会有相同的地名呢？” “我查过了，似乎没有。不过，下星期我打算再去找一趟看看。” “能不能根据这个地址查出来他的电话呢？如果能打通电话……”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我总还是应当再去找一趟。”她十分认真。 又过了一个星期。 “电话号码查到了，但是不对头，人家说不姓王。那个地方我也又去找过，还是没有。” “这就怪了。按理说她总不至于把自己的男朋友的地址弄错呀。” 听我这么一说，岛本以为我不相信她，说：“下星期天，我们两个一同再去找一趟好不好。” “我还是自己去吧。” “不行，那个地方找起来很别扭，我还是陪你一起去。” 星期天，我们挺早就出发了。换了好几趟电车，曲里拐弯地走了不少路，到了信上所写的那个地方。左右打量了一下，一家独门独户的小洋房，两幢老掉了牙的简易公寓，另外就是些小店铺。 “两边这几家我都问过了，没有那个姓王的。”岛本在一旁告诉我。 但是，我仍然雄心勃勃地要把那个姓王的小子“挖”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朝那个小洋房走去，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一个打扮得俗不可耐的胖女人出现在门口，惊奇地盯着我：“你要找谁？” 还没容我开口，岛本一步抢了上来：“还是想打听那个姓王的中国留学生。” 一见岛本，那女的立刻不耐烦了：“不是已经告诉你好几遍了吗？我们这儿压根没住过姓－－王－－的！” “真对下起，这么一遍又一遍地麻烦您，”我赶紧插进话去：“您知道不知道这附近－－比方说您隔壁的简易公寓里－－从前有没有住过中国来的学生，男的。” “简易公寓的事你干嘛不去问它的房东？我又不住在那儿，我怎么晓得？” “那么请问您知道它的房东……” “除了我们家的事，别的我一概不晓得。”她的气越来越粗了。 岛本在身后捅了捅我，我知道确实没戏了，只好赔礼道歉地退出来。 是啊，简易公寓里住过什么人，只有房东知道。可房东本人是不会住简易公寓的。上哪里去找呢？不管怎么说，既然花了时间，路费，好不容易跑来了，不敲开一个一个的门总不能甘心。我朝旁边的简易公寓走去。 “算了吧，结果是一样的。”岛本在一边直劝我。 “你在外边等我吧，我一个人上去再问一下。”我独自爬上楼梯。这个小破公寓楼上楼下一共才六个门。我一扇一扇地敲过，没人应。每个门上挂的姓名牌也全是日本人的名字。莫不是这小子改名换姓不想当中国人了？我忿忿地想着。敲到最后一间，门开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站出来，虽然一看就知道她不姓王，我还是挺高兴： “对不起，我想打听一下这楼里有没有住着一个中国留学生，男的？” “不知道，”她困惑地摇摇头：“我跟邻居们没有来往，不了解别人的事情。” “那么你听到过什么人讲中国话吗？比方说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来客人的时候。” 她又摇摇头：“从来没有听到过。” 没办法，我只好从楼里走出来，看见岛本正跟一个邮递员说话。只听邮递员说道： “这一带好象没有从中国来的信，姓王的这个姓，也没见过。不过我调到这里才半年，以前有没有就不知道了。” 我又上了对面一座公寓。还是一扇门一扇门地敲。到了第三间，我感觉里面有动静，就使劲敲，不开，敲得更使劲。于是听到里面的人朝门口走来。我正高兴，只听门“忽拉”一下子拉开了。一个头发蓬乱睡眼惺松的男人怒气冲冲地朝我嚷道： “你死敲个什么！一到星期天就来敲门，敲个鬼嘛！逼我搬家还是怎么着？！” 我目瞪口呆。岛本正巧上来了，连忙替我向他道歉。他一见岛本火更大了： “又是来找那个什么中国人？简直活见鬼了！”“嘭”，门关上了。 “跟你说不要再这么问了，没用。”岛本把我往楼下拉，“咱们去派出所打听打听看，不行，我再去区里调查，反正一定帮你找到他。这总行了吧。”可我还是紧盯着每个门上的姓名牌不放过，唯恐会漏掉个”王“字。 到了派出所，岛本将几次找人的情况对警察讲了一遍。警察一边翻着一大本一大本的户口簿，可惜没有找到。 ”在我们这里登记注册的人一般都是在这里有固定产业的。”警察对我们说，“姓王的留学生是个学生，没有固定产业和职业，只是一个房客，这种人在居住上流动性很大。所以找起来很困难。当然还可以通过简易公寓的房东去打听。” “问题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住在什么人家里还是单身住在简易公寓里。只知道这么个地址门牌。”岛本说。 “那么这样吧，”警察耐心极了，“我们先按照这个地址门牌去找一找有关的房东，有了消息打电话通知您，好不好。” “只好麻烦你们了。”于是岛本把自己公司名称，家里电话一一写下来给了警察，又把派出所的电话也记了下来。 不久之后，派出所来了回话。说是经过一番调查，那一带的确没有住着姓王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分析他早已搬走了。至于说搬到了什么地方，别的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直接去问他的保证人。 “快给你的朋友写信去，“岛本象是抓住了什么线索似地，”叫她立刻去她男朋友的家，把他日本保证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电话全打听清楚了告诉你。我们只要知道了他的保证人在哪儿，就不怕找不到他了，对不对？“ 于是，我只好如此这般地给我的女友发去了一封信。 很久很久，女友迟迟不回信。岛本竟等得比我还心焦。一见面总要问： ”还没来信吗？真奇怪，为什么没有信呢？“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的女友才回信告诉我，她自己已在北京街头撞见了那个男朋友，并且知道他早就跟别人结婚了。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岛本，她听了以后沉吟了半天才不无惋惜地说： ”我没能帮上这个女孩子的忙，太遗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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