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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刚一有所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又是搬家。神宫老头那座脏，乱，吵，破各方面都达到了“尖端”水平的简易公寓，毕竟是无法长期忍耐下去的。 这次因为手头不象上回那么紧紧巴巴，所以找起房子来格外顺利。只用了半天功夫，就在东池袋租到了一套面积六叠，带有洗脸间，厕所和厨房的房子。房租每月3.5万，外加一千五百块的清洁费(房东负责环境卫生)。 我的日子总算象个“日子”了。躲开了“四害”，躲开了噪音，躲开了垃圾，躲开了男女不分的厕所……自己也终于得着机会焖焖干饭，煎煎荷包蛋，炒炒青椒肉丝什么的了。慢慢地，桌椅板凳有了，书架有了，锅碗瓢勺有了，电冰箱有了，彩色电视有了……甚至后来边电话也安上了。 然而，生活从来不是一条笔直前进的线。它象起起伏伏的波浪，时而由低到高，时而又由高到低。在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原本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可不知为什么我曾一度把它忘得干干净净。满心以为日子一旦好转起来，从此便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就在自己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经济危机的风暴突然袭来，叫我饱尝了一通没有“铁饭碗”的滋味。 那是放暑假的时候。我本打算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更多的教些课，打些工，挣些钱。却不料日本8月份放暑假的并不只是大中小学。前一年的暑假我回北京了，所以不了解这个情况。 7月底，先是几个搞日中贸易的公司职员－－我的学生－－来向我请假，说是8月份他们都要回老家度假，中文课上不了了。 紧接着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8月份的假期之后，他要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所以中文课就到此结束。 我一想，不好！这么一来，8月份我就要少掉两笔收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律师先生竟然也来凑热闹。他倒不是因为要放暑假，而是因为突然到手了好几件十万火急的案子，任务又重又急，8月份只能停课，以后的情况“到时候再联系”。 天哪，又少掉了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情况严重起来。 算了算，我唯一的后路只剩下岛本和味道园了。岛本那里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三万块钱总是可以保证的。而味道园，我只要每天照着八小时给它拼，一个月下来总能捞到个十万吧。 这口气刚要松下来，突然又听说味道园8月份也要放两个星期的长假。连味道园也放暑假？！我的鼻子都气歪了。这不是成心砸我的饭碗吗？这下在味道园也只能挣到四五万了。8月份满打满算也只能得到八万左右的收入。要在住“鸡笼小屋”那会，这些钱倒是绰绰有余了－－那时一个月连吃带住连五万也花不了。可现在呢，我“家大业大”啦！ 立刻把搬来以后几个月的所有水电，煤气，电话，健康保险，报费，房租之类的发票全翻出来，要看看光这一切每个月究竟需要多大开支。拿出电子计算器一个月一个月地算下来一看，光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玩艺儿，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块。如果在吃饭，交通，洗涤等方面拼命勒一勒的话，一个月八万块总算可以将就过去。 算完帐，心里又稍许踏实了一些。同时也后悔自己以前太缺少思想准备，好象谁一旦跟我学上中文，就会从此管我一辈子似的。结果每月除了往银行存几万块钱的学费以外，别的全都这一笔那一笔地置家置掉了。骂了自己半天笨蛋，这才想起应当给岛本挂个电话，把这一系列遭遇对她说说，或许她还能帮我找一个一星半点儿的出路。 电话打通了，刚说了一句：“我的另外几个学生8月份都要放假，”就听岛本在对面接了茬儿：“我也正想请假呢。”我脑袋“轰”地一声，在一片耳鸣声中听见她还在说着： “两个孩子都从北海道放暑假回来了。家里的事特别多，晚上没法儿上课。星期天白天的中文课呢，我正考虑把它改成英文学习。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不错的英文老师。所以，从9月份开始，咱们的中文改为每周只上星期二晚上一次怎么样？8月份就先作一个月的暂时休假，好不好？” 是啊，大家都放假了，而我却失业了。我没法怪罪他们。因为学不学中文，本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可是学生们不来上课，当然也就不会向我这个老师交学费。那么，我拿什么去交房租，吃饭，上学呢…… 由此我便想到了中国的铁饭碗。你能干也好，不能干也好，甚至你干也好，不干也好。国家都保证叫你生活得下去。可在这里，全凭一个“干”。你不光得豁出命去干，还得看有没有你的“英雄用武之地”。否则的话，你活不活得下去，饿没饿着肚子，别人管得着吗！ 清楚地记得一次在电车上，看见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一路用中文说着颠三倒四的疯话。一看就是个抱着过大奢望来到日本而却被残酷的经济困境逼疯了的中国人。当时我还很看不起他呢，“堂堂一个男子汉，这么没出息。跑到这儿来丢中国人的脸！”然而此时此刻，我竟也真的有了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这个月的收入只剩可怜巴巴的五万了。好在银行里的那点学费可以先拿出来“填坑”救急。问题是，那并不是长久之计。过了8月还有9月，10月……一个学生的课停掉了，岛本的课时减了，田村早已远走他乡，律师先生今后或许就一直忙下去，而9月份一旦开了学，想满打满算地在味道园端盘子也难以做到了……收入成了大问题。 那几夜几乎全是瞪着眼睛瞪到天亮的。玩命地绞脑汁，差不多快要象伍子胥似的一夜之间急白了头。琢磨着如何能找到新的工作，琢磨谁有可能帮助我。 要找工作就得求人。我先是给一位曾在日中友协任过职的先生打电话，想得到他的帮助。没想到他已经搬家了。于是我又给一位向来对我很关心的东洋大学老师打电话，结果说是出去旅行了，要到开学前才回来。只好又给一个曾跟我关系不错的中国餐馆的老板娘打电话，但是左拨右拨拨不通。我索性亲自到店里去找她。不料迎头撞见的却是贴在门上的出卖店铺的告示，她破产了。明明几个月前还神气活现地做着买卖，怎么转眼之间就垮掉了呢？我问隔壁的老板，回答说不知道，并连连地摇头叹气： “唉唉，难哪！在这里作生意太难啦！挤得没有活路呀！”又指指不远处一幢五层的楼： “那里有一个出版公司，知道不知道？” “不清楚。”我说 “前两天那家公司的经理上吊自杀了，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夜里。” “为什么？” “负债太多，公司要垮了，还牵连到很多其它的公司。他在自杀的遗书上写着，死后可以得到一亿几千万的生命保险，叫公司的人拿这笔钱去还债，拯救这个公司。”我不能再听下去，怀着一颗冰凉的心往回走，一边不住地想着：究竟是他(她)们太软弱了呢，还是这个世界确实太黑暗，根本不给人以生路呢？ 后来我又给安藤先生，川崎等熟人打了电话，但心里仍然感到空空落落，一片渺茫。仰望着天花板，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冥思苦索：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想起以前曾听人说过什么写自我推荐信的事－－翻遍全东京的电话号码簿，把所有搞日中贸易或日中关系的公司名称全记下来，然后一封一封地给他们写信寄相片，毛遂自荐。据说运气好的，还真的捞到了待遇不错的翻译工作。虽然命中率很低，但也不妨试一试看。 我猛地又来精神了，马上坐起来起草自荐信。老王卖瓜，胡吹了一通之后，又翻电话本，胡乱地抄了几个公司名字，把信发了出去。心里却明白地知道，我这个瞎猫是撞不上死耗子的。 翻电话本倒叫我想起了旅游公司。那些专搞中国旅游的公司需不需要口译和异游呢？我知道去这种公司需要有人介绍并经过面试的。可我找谁给我介绍呢？ 学生们一“罢课”，我的日子变得难熬之极。学校放假，白天已经够闲的了，而到了晚上又猛地失了业，既无中文可教又无盘子可端，整日游游荡荡，迈着四方步还觉得光阴打发不完。本来“有时间”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我眼下的这种“有时间”是被强加到头上来的，更何况是付出了金钱的代价的，因此分分秒秒都伴随着精神的痛苦。我读书，读不进去。写东西，写不出来。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却偏偏不想找人交谈。呆着，想走动走动。走着，又想躺下。屋子里静得烦人，一开收音机－－甭管是以前多少爱听的曲子，一听立刻感觉吵得受不了。电视机更是绝对不看。不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不知道困，却又总也打不起精神。脑子里似乎在想一千个一万个办法，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只是在等，等，等。心里似乎是冰凉冰凉的，一切随它去，听天由命；却又仿佛是火烫火烫的－－工作，出路，整日在烤我，煎我。 不过三四天的功夫，我觉得象是过了一个世纪。收入一没有，竟连日子都不敢过了。只要一开灯，一拧水龙头，一点煤气，一买东西……都立刻会想到“钱”，我正在一点一点地挖学费，我的宝贝学费呀！不行，我得干，我得挣，我得找差事。无可奈何，我还得打电话求人。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老同学。她也是搞音乐的，比我早来日本几年，因母亲是日本人，现在全家已经在日本定居了。我还是在来日本之前得到过一个她的电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她一听说我有困难，立刻深表同情： “那滋味我尝过，知道。你先别着急，需要钱的话，我先借给你。” “钱不需要，就是想找事。” “当然，我这就帮你去打听。我以前干过一阵儿舞蹈伴奏，后来教上钢琴那个工作就不干了。我马上打电话去问那个舞蹈老师，看她那里缺不缺伴奏。这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教中文的工作的话……” “那个我也帮你去问。我丈夫前一阵儿在日中友协教过一段时间中文，不知道现在那里怎么样。过两三天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你结果。” 三天之后，我又给她打电话。 “舞蹈老师那里，我打了几次电话她都不在。她儿子说她最近正忙于什么舞蹈学校建校多少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天到晚有活动。不过我再接着给她打电话，一定找到她本人。中文的事不太好办，人家现在有老师。你难道非教中文吗？笔头翻译怎么样？” “有吗？” “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搞什么杂志的人，听说他那里目前需要搞中文笔译的。” “我从来没干过，不过不妨试试看。” “好吧，那我把那个搞杂志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他叫大谷，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光有一张他的名片。” 第二天，我就跑去找这位大谷先生。 大谷先生是个七十过半的小老头。头发虽然全白了，人却精神矍铄。讲话声音很大，在椅子上一会儿也坐不住。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日文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干吗到我这里来？”老头挺直。 “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有信心。” “好吧，那你就先翻些东西看看。” 他的助手交给我一打小稿子，一看，全是介绍日本经济的，我二话没说塞进书包。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如果我们认为你这东西翻得不好的话，稿子就不选用，稿费当然也就没有。” “这我知道。” “怎么，看你好象不太高兴？”老头歪着脑袋盯着我。 “没什么，生活上有点小麻烦。”本来并不想说，话自己从嘴里跑出来了。 “哦？有什么困难？” 既然他问，我就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 “嘿，真够呛！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偏偏想跑到日本来，不知道日本生活没你们那边舒服吗？” “知道是知道……” “那你现在怎么办？吃饭的钱有吗？” “暂时还没问题，如果尽快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话。” “比方说，什么样的工作呢？” “教中文。” “学生不好找呀！” “大谷先生，您认识旅游公司的人吗？” “唔－－倒是有一个朋友，你为什么想去旅游公司呢？” “听说收入很好，而且我现在放暑假，正好整天没事干。” “这样吧，过几天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临走前，我对他拜了一遍又一遍，真希望大谷老头能给我一根救命的稻草。 两天之后的晚上，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我没法出去“迈四方步”，只好黑灯瞎火地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心疼电费，不敢点灯。心里七上八下地全是工作的事。惦记着舞蹈伴奏的事不知怎么样了，也惦记着旅游公司的事有否希望。实在弊不住，就又拨起电话来－－明明知道老打电话催是件不礼貌的事。 老同学一听是我，说：“我昨天又给那位老师打电话了，她还是不在，说是陪客人去大阪了，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倒是把你的情况跟她儿子讲了，可她儿子说他妈妈那里现在有三四个伴奏，听那口气好象不那么……” 又凉了，“这么说希望不大？” “当然我还是尽量帮你争取，等她从大阪回来以后。顺便问一句，你弹过芭蕾舞的伴奏吗？” “反正我弹过舞蹈伴奏。” “是基本功训练的吗？” “训练的和排练的都弹过。” “告诉你，这个老师就讨厌人家弹奏时看谱子，你即兴伴奏怎么样？” “反正，我给她干两天她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我就这么对她说。” 老同学的确很热心，然而我还是感到了莫名的绝望。犹豫了一下，拨响了大谷老头的电话。 “啊，是我是我，你怎么样，已经把那篇稿子译好了吗？” 咦？他把我的大事忘了。 “正在弄，弄完立刻给您送去。” “不着急不着急，下一期刊的稿件已经齐了，你慢慢来。” 是啊，你不愁稿子我却愁钱哪！ “大谷先生，旅行社的事……” “哦！对了，还有这么一回事呢。唉，人老了……” 我顿时全蔫了。 “这次一定不忘，你不用担心，一定不会忘了。” “那么谢谢您了。”我正想把电话挂断。 “正在家里作什么？看电视吗？”看来他还想跟我聊聊。 “哪里看得进去，愁都快愁死了。” “唔－－”大谷先生长长地沉吟了片刻：“我说，你这位青年朋友，”电话里他的声音突然扬了起来，“不要发愁，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今年七十五岁了，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钉子都碰过，还不是过来了。困难，总是暂时的，一定会过去，要相信这一点。你们的毛泽东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大谷先生的话这时突然变成了慷慨激昂的中文“'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知道吗？要提高勇气，勇气！” 我的眼框一下子湿润了，两行温暖的泪扑簌簌滚过脸腮。大闷了几天的心，头一回感到了一丝畅快。放下电话很久很久，大谷先生的声音还停留在耳边。光明，勇气。静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暗暗地身上仿佛又生出了力量。 第二天突然接到一位姓方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也是个从北京来的自费留学生，只是他的保证人对他就象亲儿子一样，不仅包了他的吃，住，学费，甚至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供职。 “喂，你最近有空吗？”他在电话里问我。 “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空。” “那太好了，帮我代几天课怎么样？” “代什么课？”有活儿干，还能不高兴！ “教中文，教英文，教唱歌儿。”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寺院搞慈善事业，组织附近的小学生们每周搞一次学习性的娱乐活动。他们需要一个老师组织那群小孩儿唱唱歌，跳跳舞，学几句英文，再说几句中文。我想到你正好会弹钢琴。” “你为什么不教了呢？” “不是不教，是公司派我去北京出差，大概9月份回来，所以请你代课。” “代课倒可以，可是我的英文很差。” “没事，那儿全是小毛孩子，你一次就教一句英文，一句中文就足够了，他们光知道玩儿。” “一次教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五千块钱。8月份你如果全代下来的话，我这两万块钱就归你了。” “地点呢？” “很远。不过，第一次我请一个叫崎上的人带你去，这份工作起先就是他介绍给我的。我一会儿打电话联系。你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可以？” “什么可以，惨透了，都快揭不开锅了。” “有那么严重？” “不骗你，教的几个学生……”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 “那你现在怎么办？” “四处求人再找路子呗！宝，难透了。你那里要是再说什么……” “别提啦，我保证人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急得要命。要不怎么风风火火派我去中国呢。” “为什么？” “日元升值。你不是也知道吗？这下可好，日本的产品往中国推销不过去了，谁买你这么贵的东西！结果呢，靠这个买卖过日子的日本贸易公司全都吃不了兜着走了，一赔再赔。最近就因为这个，破产的日本公司一个接一个。我们公司现在敢快玩不转了。万一真的一倒台，我的保证人就全完了，那我也就没戏了。所以我现在也急得要命。” “叫我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英文那么好，俄文那么棒，日文也不赖，中文当然更不用说，有这么多的本事找个饭碗还不容易。” “会几门外语算什么？在日本，懂英文的人多得得用簸箕撮，谁要你这个中国人？俄文，没人用俄文。象咱们这种人，在这个鬼地方，每天能踏踏实实有碗饭吃就念阿弥陀佛。那些真有本事的人哪象咱们这副穷酸相。” “真有本事的？” “比方说会画国画啦，会刻图章啦，这就不得了了。你认识G吗？” “谁是G？” “咳！国画大师的儿子嘛。日本人也不知为什么那么买他的账。我想他要是在中国，顶多也就是个二三流画家吧。到了这儿可不得了了，大笔一挥就是好几十万，个人画展不知开了多少次了，肥得不能再肥了。还有个C，知道吗？” “不知道，谁呀？” “你怎么谁都不知道，这是个无处不存在的人物嘛。他的爸爸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 “那么他自己呢？” “他是日本大画家平山郁夫的弟子呀！他要不是因为有那么个老子，平山郁夫能收他当徒弟？！这下，他可如虎添翼，不可一世喽！我还知道个刻图章的，” “你怎么谁都知道。” “听呀，这个人起先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普普通通一个职员，什么'家'也不沾，什么'名'也没有。到了这儿，你猜怎么着，成了大书法家，大篆刻家了，你说新鲜不新鲜！他的字儿，篆刻要是搁在中国，有谁希罕？” “这就叫本事呀！他以前能刻刻图章，字也能凑合写写，在国内时通过不知什么微妙的关系认识了现在他的保证人。这位保证人是想通过他来发大财，于是就在日本拼命为他作宣传，拉客户，要大价钱，这么一来二去的他就被抬起来了。他到日本后一天工没做过，连日本语学校都只上了一半就退学了，干什么？整天刻图章，写字。起先是保证人交他的定额，到后来，他的翅膀也硬起来了，一个月就是几百万，富得连许多日本人都干瞪眼……” 真是天上地下呀！几天之后，小方说的那位崎上先生带我去寺院。路非常远，左换车右倒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我们坐在寺院那高级而又现代化的会客室里等呀等呀，本来说学习是从5点半开始到7点，结果一直等到6点半还没见一个孩子来。去问寺院的住持，她也闹不清怎么回事。派人去找了半天，回来说，好几个孩子都随父母去外地旅行度假了。 这一趟就这么白跑了。第二个星期又去，结果又扑了一场空。于是我便知道，那两万块钱又不翼而飞了。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崎上先生，一个在日本奋斗了大半辈子却仍然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人。这位先生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对人却格外热心。他一听说我急着找工作，就主动表示愿意尽力： “你别着急，这种事得慢慢来。我有一些挺不错的朋友，我帮你去向他们打听打听，有了消息马上给你回话。” 尽管那成功的希望渺茫到了几乎不存在，可听到有人肯向我说这样的话－－在当时那种一筹莫展地时刻，心里总是暖暖的。 后来，我就常常给崎上打电话：“喂，有好消息吗？” 他也从来不烦：“很抱歉，还没有呢。给好几个朋友都打过了电话。他们不是忙得顾不上，就是还在别的地方度假或出差。你别着急，啊，心里烦躁对自己没好处，要想开，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 其实，直到最后崎上先生也没帮上我的忙，但我那时就象一个身负重创急望止痛的人，即使找不到麻药，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就会好的……”我便会觉得那“疼痛”真的好象减轻了许多。 从大谷先生那里拿来的稿子很快就译出来了。日译中我是不怕的。我拿着它到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去。 大谷先生自己读不了中文，所有的中文稿件他都要请几位“中国秀才”(大谷先生的话)看过之后再决定。 “旅行社的事，我问过朋友了。”大谷先生对我说，“但是据他讲，他们不大喜欢使用中国人。说是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就尽想往自己家里跑，工作不踏实。所以他们更喜欢用懂中文的日本人，日本人工作起来向来卖劲。” 又完蛋了！我丧气地想。 “不过呢，”大谷先生接着说：“我反复说了你的情况，希望他能帮助你。所以他答应叫你去一趟。” “谢谢您，我什么时候去呢？” “我这个朋友的工作也很忙，具体时间很难定，我回头再跟你联系吧。” “太麻烦您了！”心里出现了一丝光明。 “你呢，情绪好一些吗？”大谷老头笑眯眯地望着我。 “好一些。” “对嘛，青年人不要怕困难。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又来了！ “大谷先生，您为什么会背毛主席语录？” “因为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呀！”他自豪地说。 后来才知道，大谷先生确实是位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政治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同情中国的革命。战前战后，文革前文革后，他频繁地往来于日中之间，并且曾十分积极地学习过毛选。 那天在大谷先生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回家时因为刚好同乘一辆电车，所以随便聊了几句。 “你是官费生吗？”我问他。 “对。你呢？” “自费。” “自费好哇！” “为什么？” “自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 “可我还直羡慕你们官费生呢。” “官费生有什么可羡慕的？” “不用为钱发愁，操心呀，全由国家包了。” “那点钱能算钱吗？” “多少钱？” “象我这类的(指官费生的种类)，一个月才七万。” “可是不包括学费和房租水电，对不？” “对，可是七万块够什么？” “天，这真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晓得我们的日子有多难吗？” “难什么？你干不就得了。日本遍地都是工作，随便找个干干一下就是好几万。” “哪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以为我想干什么就能干得上什么吗？再说我还得上学，一个星期只有七个晚上能做工……” 咳，他们哪知道我们吃的苦，发的愁呀。真叫“话不投机”！ 下了车没有直接回家，想到丰岛区的区立图书馆去看一看。结果在大门口撞上了以前日语学校的同班好友小郑。意外的相遇使我们俩高兴得要命。 “你怎么这个时间还在街上逛？没去打工？”她问我。当时已经快6点了。 “我们店休假两星期，快把我闲疯了。” “走，上我家好好聊聊去，好长时间不见了。” “你也不打工？” “我呀，咳！找工作找了一年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她使劲一拽我：“走哇，别站着不动，去我家。” “连洗碗的工作也找不到吗？” “说的就是嘛。我不愿意端盘子，也干不了。” “洗碗的工作会找不到？” “骗你干嘛。” “这种工作按说不难找吧，满街都是饭馆。” “谁不是这么说呢，可我的运气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好，问了不知多少家店－－当然是离我家近的，太远了跑不起－－说来也怪了，明明在门上贴着招工要人，可我进去一问，回回都是，人家一下子就给我顶回来了'不要！'我直纳闷儿，是不是我的日语发音太差呢？可我还没说什么话呢，不至于刚张嘴就露馅儿吧。后来，我琢磨过来了。” “因为什么？” “长的不好。就因为这个。”她指指自己的脸蛋。 我不由得打量了她一眼：短头发，戴眼镜，干瘦干瘦的－－记得她以前好象没瘦到这种程度。 “不会因为这个吧？”我说。 “就因为这个。他们日本人特看这个。尤其一个女的，要不你得年轻，别超过二十五岁；要不你得漂亮。象你就比我强多了。” “你不会化妆吗？” “是化妆了，也不行。简直都快气死我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干脆不想去找了。” 小郑的母亲是日本人，她们是全家一起迁来的。现在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负担。她父亲在国内是个高级工程师，可来到这里只能找些临时性的工作干，常常失业。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我又问。 “嗯，去年夏天从家里搬出来的。家里住省是省，就是地方太挤，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就出来了。” “房租多少？” “一万七。”一听价钱就知道那房子的模样了。 “那么房租是向家里要了？” “爸爸每月给我们姐妹每人三万块钱。唉，爸爸一个人负担太重了。我姐姐身体不好，打不了工。我呢，死活找不着，妹妹还算不错，混上了一碗饭。” 我们顺着春日大道一路朝西走。 “你每天都到图书馆来？” “每天。图书馆多好，有书，有资料，有冷气，还有桌子椅子。我那屋子呀，你去了就知道了，什么都没有，又小又闷。” “不用看我也知道，”我笑了，“前几个月我也住着那样的房子，兴许比你的还差。现在住的是强多了，就是开支大得活活能把人压死。” 说话来到一个超级市场门口。 “你也没吃饭吧？咱们买点什么到我那儿去做饭好不好？”她说。 “你每天在家都吃什么？”我知道她那间屋子是做不了什么饭的。 “咳，我可简单。天天吃面包，最便宜的那种。还有一阵儿地天天吃豆腐，上午吃半块晚上回来再吃半块，倒上酱油，又好吃，又营养，还便宜。” 怪不得她瘦成这个样。我尽管穷，还不至于一天只吃一块豆腐呢。 “不要做饭了，我知道你没钱。咱们今天也吃豆腐，好不好？”我说。 “那哪儿行，好容易来了稀客。我也要借机会解解馋哪。”好不由分说地走进了商店：“你喜欢吃什么？爱吃肉对不对？”她直奔肉柜台而去，我急忙拉住她： “我在家每天吃肉，今天就想吃清淡的，就想吃豆腐！” 她认真地看了看我：“真想吃豆腐？那也不能光吃豆腐呀。别的呢？买点儿什么菜？” 我完全清楚她的屋子是不具备炒菜条件的，却不好点破她，就说：“一弄菜，咱们就没时间说话了。今天就简单点儿，求求你。有现成的方便面买两包算了。你把我当成客人，我倒不好意思去了。” 她看我说得恳切，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便买了一块豆腐，两包方便面，又自作主张地买了一包香肠。我们走出商店。 叫她这样一个平均生活费用每天不能超过五百块钱的人为我破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空着手作客。已经到了她住的简易公寓门前，她正往里走，我对她说了一声“我回头就来”，便扭头往路口一个小水果摊跑去。掏出钱包一看，一共只有三百五十块硬币。我便拿眼睛搜寻三百五十块以下的水果。看来看去，不是太贵，就是太差。忽然看见四个一包的苹果还不错，正好是三百五十块钱，便对卖水果的说：“我要那包苹果。”他给我把苹果包好递上来，我把手里的硬币倒向他的掌心。刚要走，他喊住了我： “对不起，还少十块哪！” “什么？不是三百五十块钱吗？”我奇怪地问。 “可您这是三百四十块呀。” 不可能嘛，刚才明明看了是三百五十。他一个硬币一个硬币重新给我数了一遍，的确还缺十块。 我急了，钱包里已经再也没钱。我蹲在地上仔细地寻了半天，也没把那可恨的十块钱找出来。脸上烧得恨不能钻地缝，后悔出门没多装几个钱。没办法，只好又把到手的苹果还给了卖水果的，换了一小堆酸葡萄捧到小郑住处。 坐在光光的榻榻米上，两个人就着一只小锅吃了面，又就着一只碗吃了酱油拌豆腐(小郑屋里只有一只小锅和一只碗。调料也只有一瓶酱油)。肚子里半饱不饱的，我们便边嘬酸葡萄边聊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她还有过更狼狈的日子。有一个月底，家里给她的三万块钱花光了，知道家里也没钱，她不好意思开口再要，硬是一连四天没吃饭。 “你居然能撑得下来，我真服了你了！”我说。 “不撑怎么办？那一阵儿我爸正失业，姐姐又病着。当然，我也不是一点都不吃。” “吃什么？” “一饿就喝咖啡。刚搬来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瓶咖啡，我不喜欢喝，就一直放在那里没动。后来，身上连一分钱都翻不出来了，就想起这瓶咖啡来了。” “喝咖啡管饱？” “多少好一点儿呗。可是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去上学，刚一下楼梯就栽倒爬不起来了。”她的眼圈儿红了，停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那时候为了找工作，你知道我都快急死了。到处碰壁。三十岁的人了，找不到工作，还得叫爸爸拿钱养活着，心里是什么滋味！就为这个，连上大学都不敢想－－不能再叫爸爸替我交学费呀。有一回逛书店，随手翻到一本杂志，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说是你如果想使自己的某个愿望得到实现，就缝一个布娃娃，在布娃娃的肚子里塞上一张纸条，写上你的愿望。然后就天天晚上抱着那个布娃娃睡觉，睡上三个月，愿望就一定能实现。其实，这种骗人的玩意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可我当时居然就鬼迷心窍地信了。回家真做了一个布娃娃，并且写了一张纸条塞在里面。纸条上写着：马上找到一个月能挣十二万的工作。我天天抱着布娃娃睡觉，整夜不敢撒手。一直这么睡了四个月。” “后来呢？” “后来你不是看见了，连个两万块钱的工作都没找着。气得我把那个娃娃烧掉了。打那儿以后，什么邪门歪道我也不信了。在日本，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特多！”说着，她又笑起来。 “找工作的事，找找停停是不行，得坚持。干任何事最忌讳自暴自弃。”我倒劝起她来了。 “是啊，我妈也说我。这不，最近我又开始找起来了。既然餐馆之类的事不合适，我打算试试别的。那天看见邮局在招送信的，我正考虑呢……” 与小郑相遇不久，味道园的暑假结束了，我晚上终于又有事可干了。然而其它方面的情况并没有丝毫进展。交纳房租，水电，煤气，电话费的日期却在一天一天逼近。我去银行取钱，看着存折上那位数本来就不高的数字，想着这样下去也维持不了多久，心里真是冰凉而又沉重。出路到底在哪儿？希望到底在哪儿？困境何时才能摆脱呢？…… 焦急忧虑地度过了好多个日日夜夜，9月份眼看就要来到了。我急不可耐地又给大谷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旅行社的事有否结果。 “我最近太忙，”大谷先生在电话里说：“你若有时间干脆自己去那个公司跑一趟问问吧。去了就找公司的经理，他是我的朋友。” “好的，那我明天就去。” “你去完那儿再顺路到我这儿来一下，谈谈你的译稿问题。”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大谷先生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那家旅游公司。经理在是在，只是正忙着，似乎抽不出空来跟我谈话。一位中年办事员问我找经理有什么事，我便把自己的愿望简单地讲了一下。 “这事恐怕不好解决，我们公司现在不需要中国人作导游。当然你还可以跟经理再谈谈。” 一听这话，我便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又想到眼下已快到9月，就算人家给我这份美差，开了学我想干也还是干不了。可是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这里，什么都不说就走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等着，等着，一等等到了日头偏西，肚子已经咕咕乱叫了，更要命的是去味道园打工的时间已经晚了。坐在那里，走不是，不走又不是。心里盘算着打工迟到四十钟少挣多少钱，迟到九十分钟少挣多少钱……越算越烦。 经理先生总算露面了： “大谷先生对我谈过你的情况了。可是很遗憾，我这里现在没有工作能给你做。旅游的大忙季节是8月，你如果6月份来的话，倒还好商量，可是现在都9月了。另外呢，”他忽然把话停了下来，手指敲着沙发扶手，象在想什么，然后咳嗽了一声，接着说：“我听说你是自费留学生，以前在中国没有专业学过日语，对吧？我们这里以前用过的中国留学生－－不过我们一般不用－－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些人来日本之前都有过好几年的专业日语基础，并且有过带旅游团的工作经验。从工作能力讲，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手指头又开始敲沙发扶手：“你嘛……还可以找找其它方面的工作嘛。导游这个工作，你知道吗？要求是比较高的……另外，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开朗的人，这种性格作导游不太合适。我们的客人不喜欢不爱说不爱笑的……” 他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心灰意冷到了根本不想开口争辩的程度。我站起来向他彬彬有礼地告辞－－脸上确实没有笑容－－匆匆向大谷先生的办公室奔去。一路上我都在不服气地想着：自费生又怎么样？以前没专业学过日语又怎么样？难道就命中注定该比他们矮一截儿？说我不是开朗的人，真笑话！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肚子咕咕叫，还笑得起来吗！ 本以为大谷先生叫我去商量译稿是意味着那篇东西通过了，没想到迎接我的却是当头一棒。 “很抱歉，这篇稿子我们不能用，你拿回去吧。”大谷先生把一只装着我的译稿的大牛皮信封交给我。 “为什么？”我觉得意外极了。 “据说有不少词翻得不准备。再说这是一篇论文，不能译得象那种随随便便的说话。” 这可是我认认真真翻出来的东西，怎么给我带来了这么可怕的结论呢？我着实有些接受不了。 “这是谁说的？”我口气生硬地问。 “一个专家，北京大学来的专家。他可是个有经验的先生哟！” 既然是“北京大学”的，又是“专家”，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来，就连大谷先生门下的这条羊肠小道(凭翻几篇文章在国外本来就是糊不了口的)，在我面前也被彻底堵死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心头“腾”地现出了这么漆黑漆黑的八个特写大字。 “不过，我知道你最近十分困难，”大谷先生又说：“刚才我的朋友也来电话告诉了你去他那里的情况。因此，虽然你的稿子我们不用，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些报酬。这五千块钱，虽然很少……” 我穷！我难！我走投无路！可我凭白无故要人家五千块钱干什么－－既然我的译稿分文不值！一股难以压抑的极强极强的东西突然从我胸口往上冲。 我推开大谷先生拿着钱的手，想说声“再见”都说不出来，弯腰鞠一大躬，飞奔而出。刚一踏上电梯，便开始“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发再也不可收拾。走在马路上，流泪；站在月台上，流泪；坐在电车里，还流泪。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窃窃私语。我干脆不管不顾地任凭眼泪肆意流淌，甚至连擦都不擦。随人家看，随人家说，随人家笑。什么面子不面子，这种时刻还管它什么面子！一路哭到了家－－索性连味道园也不去了－－一头扎进房门，更是惊天动地地大恸起来…… 这确实是我留学日本以来情绪最糟的一天，在这两年多的海外生活中，我还从没象这个8月似的一连碰这么多的钉子。但是，我哭，绝不是因为悲观，失望，而只是因为我不能服气。 哭到眼泪一干，心仿佛也横了。你们看不起我，我可是偏偏看得起我自己。我就不信，自己是一团没用的该扔的垃圾。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没有人了解我，需要我，支持我，帮助我。我相信自己是一块铁，一块钢，它一定有用武之地。我要穿上铁鞋把那用武之地找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渡边寒鸥先生。他是一位日本著名书法家，曾多次到过中国。我来日本后，曾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他一面。当时他对我说过：“今后生活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尽力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在我的眼中既是位大名人又是位大忙人，所以一直没跟他联系过，以至于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翻找渡边先生的电话号码。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地翻。从今年的翻到去年的，又从去年的翻到前年的。终于从一个旧通讯本子上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边想都没想就扑向电话机，拨完号码，那头的电话已经响了，我这才看见表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这个时间打电话太不礼貌了。刚要把电话挂掉，那头有人接了： “喂，喂，”是个女人的声音。 “对不起，请问是渡边先生家吗？” “是呀，您找谁？” “渡边先生在家吗？”一边这样问，心里却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礼貌。 “他今天出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还没有回来。您是哪一位？” “我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您是渡边先生的夫人吗？” “对。” 渡边先生的夫人，我也是在那次宴会上见到的。 “您还记得我吗？……” 就这样，我跟渡边夫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并且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近来遇到的一系列麻烦全对她说了。她听完了，立刻安慰我： “等我丈夫回来以后，我马上把你的事告诉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你不用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听到了电话铃的响声。谁这么大老早给我来电话呢？一拿话筒，吓了我一大跳： “我是渡边寒鸥，早上好！” 居然这么快，真是没想到。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我已经考虑了几条帮助你的方案，需要你来共同商量。今天晚上到我家来吧，有空吗？” “有，有。”晚上本来是要去味道园打工的，但是事到这一步，那五千块钱扔掉也值了。 没出半个月，渡边先生就从他自己的大群弟子当中亲自为我招来近30名学生，组成了两个中文学习班，并且把他给学生上课用的书法教室也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我…… 9月清爽的秋风，终于将8月份阴郁的愁云驱散得一干二净。 我又变成了一个忙人。白天急急忙忙去上学，晚上急急忙忙去上班。味道园一个星期只能去一个晚上了，因为我不光要教两个中文班，而且要教新新贸易公司的四名职员，还要教岛本，另外还有那位律师先生－－九月中旬一过，他就迫不急待地打来电话，要求立即恢复中文学习。 偏偏就在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位老同学给我来电话了： “舞蹈伴奏的事我总算给你联系上了。那位老师说，他们每天早晨8点到9点半的基本功训练请你去弹……” 大谷先生也来电话了： “那篇稿子我们还是决定用，送来吧。另外，我给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专管接电话，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一个月工资十万……” 安藤先生也来电话了： “一个《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想学中文。但他每天晚上没空，只能在上午学，你怎么样？” 我想干，我全想干。可惜的是，我却没有时间了－－白天，我得老老实实去上课。 为什么我闲得发慌时，什么好事也不来找我呢？ 为什么在我忙得要命时，这么多好事全一块跑来叫我干瞪眼呢？ 你说，这世界上的事情气人不气人！ ——尾声 写在阳历除夕之夜—— 很远很远地，隐隐约约的，好象飘来了午夜的钟声。回头看看钟，时间刚过零点。我把伏在桌子上的身体直了起来，双手高举着伸了一个懒腰，大声自言自语道： “啊，已经到1987年了。真快！” 这便是我的除夕夜(日本只过阳历年)。孤零零的木板屋子里，一个人。桌上摆着一盏盏幽幽的台灯。脚下烤着一只六百伏的电炉。眼前摊着一沓子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纸。房间里又冷，又暗，又静。找不着一个人来跟我聊天，更吃不上一顿高盘满盏的年夜饭……独自在海外生活本来就是寂寞的，而到了过年，那寂寞感就更添几层。 算起来，这是我来日本后的第三个除夕夜了。 第一个除夕夜，我是在味道园通宵干活儿干过去的，儿乎就忘了那是在过大年。 到了第二个除夕，原本也想那么干活儿干过去，却不料老板说话了：“大年三十晚上，家家都在家里吃饭团圆，店里没有顾客。既然赚不了钱，还不如年三十不营业。” 我真佩服他的会算计，可同时也不禁发起愁来，大年三十叫我一个人在四面透风的“鸡笼子”里熬着，那如何受得了呢？跟我不错的中国朋友，要么在日本有家或有亲戚，要么得打工，反正人人都有去处。我去找谁呢？到所认识的日本人家去过年三十吧，自己心里又不愿意。觉得过年就应当是家庭团聚，我不想去破坏人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时候，东洋大学一位教授向我发出了邀请：“到我们家来吃年夜饭吧，顺便也教我妻子包饺子。当”饺子师傅“？那倒行！于是我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接着就到了今年，干脆连请我去当“饺子师傅”的人也没有了。只好独守孤灯。 在中国，过年是件热热闹闹，大红大绿的喜事。家里红火，街上也红火。放鞭炮，逛大街，买年货，拜年……人人喜气洋洋。可日本正相反。过年时，家里既不红火－－顶多就是吃吃清淡的年夜饭，看看电视，街上更是冷清。店铺关门(只有极少数营业)，行人稀少，无声无息。互相既不拜年也不串门，只是礼尚往来地寄寄贺年片。平常那么热闹的一个东京城，一到过年这几天，简直就象死了似的，一丁点儿活气也没有。 在国内时，最喜欢过年。喜欢那种气氛。挤汽车，挤菜场，排大队，冻鸡冻鸭冻肉大筐小筐地往家拎，切呀，洗呀，收拾呀，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饭桌旁忙来忙去，过节几天不是你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你……忙！比上班还忙！却痛快。在这种忙乱热烈的气氛中体会着生活的乐趣。 出了国，便也失去了这种乐趣。过年没得可忙，没得可热闹，甚至想买个东西都买不到。早上起来，一看大米吃光了，赶快跑出去买。嘿，粮食店关门，面包铺关门，到处全关门。走了好远好远，才从一家杂货铺买回来几包方便面。可恨！这叫过的什么“年”！ 忽听窗外寂静的马路上传来了清脆的木屐声。拉开窗帘，看见一对身穿和服的老人正“得得得”地从路上走过。深更半夜，他们还要到哪里去呢？哦，我一下子想起来，他们一定是到明治神宫许愿去的。 我曾听人讲过，每当新的一年刚刚降临的时刻，许多日本人，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到神社去为新的一年许愿。一到每年正月初一的清晨，东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宫都会长龙般地聚满前来许愿的人们…… 我这个人不信神，也从未许过愿。可是今天，我却觉得心里有一股深深的祝愿，想要寄托给冥冥的苍天。我立刻抓起大衣披在身上，锁好了门，朝着车站，不，是朝着明治神宫急步而去。 我要祝愿亲爱的爸爸重病痊愈， 我要祝愿亲爱的妈妈身体健康， 我要祝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稳步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我要祝愿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屹立在世界东方…… 雪，稀稀疏疏地，轻轻柔柔地从朦胧的夜空飘落下来，飘落下来…… 1987年1月3日 于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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