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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叫到营部。教导员问我，我的家离丁水生家有多远。 我的心怦怦跳起来，知道有一桩棘手的差事要落到我头上来。我说：“顺利的话，坐车大半天就到。” “好！三排长。我们考虑来考虑去，丁水生的善后工作，由你去做比较合适。政治处群众干事出差到贵州了，一时回不来。丁水生的事不能再拖。” 营部的书记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没有喝。 “有什么困难吗？”教导员说。 我坦白地回道：“我是担心，不好跟丁水生的父母亲说话。” 教导员问：“丁水生有弟妹吗？” “有两个妹妹。他家只有他一个儿子。独子不征兵。那年他是死缠着当地政府和征兵办的人才参军的。有天夜里，负责征兵的武装干部睡熟了，听见有人敲窗。开门后，丁水生提着一条十几斤的大鲤鱼撞了进来。问他作甚，他说，他想当兵，敬给征兵同志一条大鱼吃。武装干部呵呵笑了一通，说：‘水生愣子，你以为你贿赂我一条鱼，我就征你了？’丁水生羞得满脸通红……” 教导员听毕，沉吟半晌才说：“你主要还是找当地政府和基层组织，请他们帮助做工作。你去不去看丁水生的父母亲，对丁水生的父母亲怎样说，你看着办。……啊，对了，你离家三年多了，也该探一次亲了，这次给你一个月的假。如果有合适的，就趁机会找个对象嘛！注意啊，对象可要找准罗！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什么的，都要注意！不然，你们有了感情了，生生死死的了，部队政审的一关却过不去——你知道，我们部队政审比别的部队更严——就麻烦了，懂不懂？” 我点了点头，临了觉得点头不在重，便慎重地补充了一声：“是！” 我获得一次出差和探亲的机会，得到不少人的羡慕。老兵邓炮生把我拖到一角，说：“排长，假期快结束时，你就拍一个电报来，说你病了，或者说你的父母亲病危……懂不懂？” 我当然懂。我握握老邓的手，感谢他对我不设防。但我只是笑笑。我毕竟是排长，我需要顾及的东西比他多些。 我没有多少东西收拾，也没有一个象样的提包。老邓探过两次家了，他从他包扎得牢牢实实的包袱里，拿出一个大旅行袋给我；提着它，满象回事的。 比较难检点的是丁水生的东西。他的东西虽然不多，整理起来也不容易。几套军装，几条省下来未用的白毛巾和一双解放鞋，还有棉衣棉裤、线衣绒裤、蚊帐被单，以及他自己用军用布票买的背心。他的包袱里还有一个纸包，拆开后，见是一些金属的手榴弹拉线环。我们猜测，这恐怕是丁水生投掷实弹时留下的，可能是预备以后回家用它做渔网上的网扣。这些东西尽管不多，但要提起走，也是一个负担。胡文富等人弄来一个纸箱，将丁水生的东西统统塞进去，邓炮生贡献了一根导火索绳，七横八竖地捆紧了它。 班车在营部。胡文富执意要送我，他嫩嫩的肩膀掮起了纸箱。我把我的旅行袋，把丁水生的纸箱扔上班车后，发现胡文富突然背过脸不看我了。我鼻孔一酸，扶住卡车的车板，用劲跳了上去。卡车发动时，胡文富猛地转身，抓住我的手，象小姑娘舍不得大哥哥似的跟着车跑了几步。 “排长，排长……” “小辣椒，再见；胡文富，再见！一个月以后再见！一个月……” 我重复一个月，重复地说它！我想，即使乌峒如何伤透了我的心，一个月后我也一定回来，我不会做小动作延长哪怕是一个小时的假。我憎恶乌峒，恨不得把它夷为平地，但乌峒有一种比恐惧和死亡更伟大的力量吸引着我！我说不上它是革命情谊，还是一种誓同生死的肉道般的义气，反正，我要和我在这里的战友在一起。太阳在乌峒山峦上缓缓升起，一种深沉的离愁攫住了我，我心里轻轻地呼唤着：小辣椒，我一个月后一定归来。你也要等着我，这一个月里。你可不能有变故啊！ 乌峒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地模糊，慢慢地只剩下一个线条简单的锯齿形的轮廓。 我点燃了一支烟，这是向邻座讨来的。我并不吸烟，但这时不知为什么非得把这么一根东西叼到嘴上不可。 我不知道，五十年代我们的志愿军从朝鲜战场上回来，跨过鸭绿江，一脚踏上祖国宁静美丽的土地时是怎样的心情。我猜想那顷刻间最初泛上的一定不是亲切感，而是安全感。安全感象温暖的风一样充溢了整个心胸，才会去端详那似曾相识的广袤的田野、纵横的阡陌、牵着牛在阡陌间吃草的牧童、以及行道树、规格的苗圃和一张张姑娘的脸庞。我呢？我现在有些惆怅，我象一颗脱离了旧轨道、但又未寻到新轨道的流星，有一种无所适从、飘忽下坠的感觉。我尽量抑制自己不朝后看，我唯恐汽车虽然走老半天了，但是一回首，铁灰色的乌峒还象魔鬼一样跟踪着我——我既有深沉的离愁，又想急切地摆脱，这种复杂的情绪一直左右着我。后来，停车了，换车了，我身边的旅客已不是清一色的穿草绿色军装的人了，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健康的肤色，我的皮肤和同我年龄仿佛的少男少女相比、显得老气和粗犷。 我轻轻地喘口气。 但我马上感到不习惯，我这条来自乌峒的鱼，似乎一下子无法适应那突然来临的十分澄清十分平缓的一潭湖水。 烟头烧得我的手指尖发疼了…… 请原谅我，我知道我的变态，我正在克服。我戴好军帽，如果现在有镜子，我会看看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我故意与周围的旅客搭讪，我变得很饶舌，我需要迅速地忘记什么，迅速地接受和适应什么。 一切都感到新鲜、陌生和生动！这生动是由乌峒绝对没有的凡尘气息编织的。从车上下来后，有一束温暖的、猩红色的太阳光透过云层，天空中的云翳堆积成各种蘑菇形状。即使是从高层建筑物上抛下一块香蕉皮，我也觉得那并非是讨厌事。电车大腹便便地从身边碾过，电车的吊绳在电缆上猝然去出一朵深蓝色的电火花；一个褴褛的乞丐突然把一只肮脏的手伸向我，我给他一枚硬币……这些那些，都让我心悸又让我兴奋。我象一个从沙漠归来的既渴极了又饿极了的汉子，现在只知道吃和喝，只知道贪婪地吸收，既不愿意也没有资格去挑剔。 但是，我并不想上街，如果不是要买一点东西，不是火车又晚了点，我会把自己关在需要换乘车次的站台上，因为我毕竟不是孩子了，我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回到家，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脏那不规则的跳动。我走向市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霓虹灯变幻莫测的闪烁，把我的一身草绿色的军装，照得惨青惨青的，衣服上面似乎极多油腻极肮脏。我神了种衣服。连我本人也说不出，我怎么竟会突然注意起自己的衣著来？在乌峒，在坑道的纵深，一切都是那样严肃，一切又都是那样随便，我们即使穿一件破得露出了白絮的工装，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但是，现在换一个环境，好象就不同了，现在不但不能臃肿，还要整洁、精神！我自嘲地望着一位迎面向我走来的年轻姑娘，这姑娘收拾得挺好，即使戴一顶风雪帽，扎一条廉价的纱巾，都挺精心，都有颜色的层次和点缀。与她相比，我则相形见绌了。我第一次发现我日常崇拜的军装穿在身上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譬如衣袖长了些，下摆宽了些，还有裤子，裤裆嫌肥，坐车坐久了，裤上的褶多，膝盖的地方凸起两股，抹也抹不平……我感到有点累，将提在右手的提包换到左手上。我想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歇一歇。 一盏接一盏的路灯照着我脚下的柏油路，流动的行人在青色的柏油路上拓出一条条或高或低、或胖或瘦的人影；我的影子被人们踩着，我也踩着人们的影子。我觉得我有很多的不自然。后来，从一个比较繁华的十字路口，过来一个挺拔的军人，这军人腰束皮带，皮带上扣一支短枪。我与他隔几丈远，他炯炯的眼睛就盯住我，并且迈着沉稳有力的脚步靠近我，使我怪不自在。 这位军人离我三四步之地，他首先立正，向我敬礼，之后执行他的任务：“同志，请您戴好帽子，扣好风纪扣！” 我马上明白过来，来人是城市的军人纠察。 我戴好和扣好了一个军人需要戴好和扣好的全部行头。 他走了，我坐在路边的一条石凳上歇一会。 我坐着的地方有几棵生长得不差的冬青树。还有一尊雕塑。我才坐下不久，有一对男女青年到塑像下摄影，他们用的是闪光灯。男的照毕，男的先从塑像的台阶上跳下。女的张开两手跳下时，鞋跟在坚硬的地面上趔趄了一下，男的俯身挽住她。他们没有出格，我却不大习惯地闭住了眼睛。我已荒疏了这种甜腻腻的生活。青年男女的笑，唤起我久久压抑在心里的什么东西，这东西一旦苏醒就迅速成长，变成一股重力似地让我暗自心慌。这东西最贱的一部分变成一股酸性的情绪，我似乎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一群，为一群年轻军人嫉妒。我恨不得这里的一切突然乱了套，恨不得周围那些漂亮的建筑物刹那间象我们掌子面的大塌方一样塌下，埋住那辉煌的、象银河一样向远方延伸去的路灯，埋住我们乌峒没有的东西。可是，冷静地想一想，这实在太愚蠢！他笑和她笑，仅仅证明他和她有值得美的事，他和她并没有破坏别人。各人有各人的轨道。我的轨道，在我的脚下。我目送着他们携手而去，心底里回荡着另一阕平和的旋律。 但发现自己很象个丑陋的老妪，很容易妒嫉比我年少貌美的少妇。我虽然再不是参军前的孩子，但我仍不够成熟，仍不够大度。我望着被城市的灯光映得微微泛红的夜空，心绪一时儿既十分迷茫，又异常恢宏。 我叩响了家门。 没有人应。 我又叩了一次。 “谁？”屋里问。 “我！小三！” 屋里的灯一下子亮了，并且不止一盏，里间的，外间的。“小三回来了？小三！……”首先是妈妈的声音，接着是大哥、妹妹、还有另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那大概是大嫂。 大哥打开门，他在灯光下，我在灯光稍远的暗影里。他见到我，动作变得迟缓犹疑：“啊…啊，你……你……你是小三的战友？” 大哥有一只眼睛丧失了视力，但这不是主要的；我已经长高了，模样儿变化不小，就是说话，也从童音变成地道的男低音了。 “大哥……我是小三。”我真想扑过去。 大哥的动作又变得果敢有力，他大手攥住我的胳膊，拖我至灯光下，直到确认了真是他的弟弟，才拖我至母亲的床前。 母亲穿着一条睡裤，激动得步履蹒跚，手脚发颤。她在灯光下端详着我：“啊，长大了，长出一副傻样子了！” 念高中的妹妹对我的一身军装感兴趣，说：“哥，明儿我要穿你的衣服，照相！” 大哥把一直倚在一边的不作声的那个陌生女人介绍给我说：“这是你嫂子，王平。” 一时间，我很笨拙，竟以军人式的机械动作，向这个家庭的新成员伸出了手。 妈说：“(口也)，一家人还握手，啧！”我闹了个大红脸。 一刻钟后，妈妈从厨房把一碗冲蛋端到我面前。 “孩子，你们是不是在山沟里，很苦，是工兵？” 怎么回答他老人家呢？有些东西不是单单可以用一个苦字去概括的，正如你不能光用“死人”去囊括战争一样。 “妈妈，你看我不是很好吗？我们是……特种兵！” 为了妈妈，为了六元钱保密费，我只能这样回答。 在家里歇了三天，我坐不住。纸箱子摆在屋里，就是一个严肃的存在，我不付讫了它，做什么都无心。 第四天，我来到了洞庭湖畔的K县，我一下汽车就去找县民政局。 办公室里没人。我问院子里一个正在摆弄蜂窝煤的瘦老头：“老同志，办公室负责人呢？” 他并不停下手里的活： “不在。下乡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老头的态度使我很不愉快，犹豫了一会，不得不再问：“他们在哪个公社？我想挂个电话。” 老人的脸孔板板的：“怎么，让他们停下手里的事，跑回来接待你吗？” “啊……不不，我、我有急事！” “谁都有事，谁都没闲着！”老人好象与我有私怨。 “我……我……”我得好好地说话。我手中的纸箱要通过他们转给丁水生的亲属。 老人拍拍手上的煤污站起来：“你们军人啊，一进门总是喊急事。什么急事还不是往我们身上一推，自己屙完屎要我们搽屁股！你们的事没有一件不伤神！……说吧，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拿出介绍信，告诉我们部队的番号。 “你们是不是在叫0084号信箱的地方？”看完介绍信后，他问。 我非常惊讶，点头说是。 “又是你们！你们的事最多！” 显然，我们部队到这个民政局来办事的人，绝不止一两个了。 我把一叠封好的档案放到他面前。他拆封后，看了看几张卡片、一份履历表和一摞死亡原因的旁证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的一张），上面有签名，还有手印。最后是打捞现场和遗体照片。 老人把这些材料重新塞入档案袋，问：“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们想请你们把这些遗物交给他亲属，并做好善后工作。至于死亡的真实原因，你们看，能不能跟他家里说？” 老人的嗓门一下子提得很高：“不能说！人家把好好一个儿子送到部队，你们现在一不打仗，二不追特务什么的，怎么一声喊就死了人？你跟人家怎么说得出口？他们会揪你的胸脯，要你还他的儿子！他们会说，我把儿子送上部队的时候，你们不是政审过吗？表现不好的不是不要吗？怎么，你们把我好好的儿子招走才几年，他就变了，落得这么个下场！你们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垂着头，不好如何反驳，只说：“我们部队……特殊，施工条件恶劣……” “你们的事我们管不了。你要交遗物也好，你要做别的什么也好，请你自己给死者亲属送去！”老人忽然冲动地拿起办公桌上的钥匙，打开了倚墙的一个黑漆文件柜：呀，里面竟摆着好几个骨灰盒。“你看，他们一个个都是死得英英烈烈的，都记了功，二等功、三等功什么的。象这样的，我们工作还不好做，何况你——老人把我当成他发泄不满的对象了，“你……连个骨灰盒都没有！” 我试图向他解释：我们那里对这种死亡的战士很忌讳，给死者的评定一般比较严肃。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懂。”老人关上柜，落好锁，“你们部队该体贴我们地方民政部才是！现在不是以前了。朝鲜打仗的时候，我们过去了那么多志愿军，一张张死亡通知书寄回来，我们收到了，又象送一张张报纸似的，送到各个地方，从不停顿。那时候的善后工作好做，也不要作什么善后工作；大家都理解，大家一条心嘛！现在呢，你跟家属说，家属只知道哭。有的死了一个儿子了，你和她说清了，她不哭了，可她提出一个条件，她还有一个儿子，是死去的那个儿子的弟弟，弟弟要去部队继承哥哥的未竟之业，扛哥哥遗下的枪……你怎么说，怎么劝？” 说老实话，我不懂得地方民政部门的工作竟那样复杂，那样难做。这位老人看来是民政部门的老职员，他谙熟自己的业务，而且挺重感情的。我才进门时因老人的怠慢给我的不愉快很快被一种肃然起敬之情代替了。 寒冬的洞庭湖，处于一种不活泼的状态。灰色的云片掠过水天一色的、好象是固体的长列的波涛。极目望去，低沉而郁郁不欢的水面象一片广袤的冻土。岸边的芦苇焦黄干枯，有的苇丛被火燎过，剩下一片一片污黑的、散发着一股腐腥的苇根。如果没有公社武装部长带路，我们根本无法找到芦苇中的那条油漆剥落的小船。 这位武装部长人极豪爽。他过去曾是某边防部队的一个副连长，理解带兵的苦衷。我去找他，他挺热情，不过，他问：“你们给不给抚恤金？” 我不好怎么说。丁水生是那样死的，部队不可能给多少抚恤金；再者，现在又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武装部长叹一口气，说：“恐怕还是要给一点抚恤金。他们家在回龙嘴上有一间小屋，前不久失火烧了。公社照顾他家是军属，给了他们半个立方的木材和半个立方的竹子，他们接了这个指标，却没有钱去买。” 话毕，他给我们带路。 正是黄昏，归帆点点，芦苇中的渔船已经生火做饭，我们三个男人一脚踏上小船，小船马上摇晃，并有一个搪瓷碗跌到舱底的声音。 小船没有多少特色，长不过两丈，日晒雨淋，船体和舱板的桐油都脱落了。篾织的舱棚壳上，晒着几条裤腿极肥的长裤和短裤，缀着不少补钉。“老丁哪——”武装部长上船即喊了一声。 应声从船棚壳下钻出一个年过半百、面孔黧黑的老人。他动作比较迟缓，但是，见到武装部长带着一个军人突然跌到他们一年四季可能没有一个客人的船上，他马上有些不安，嘴角都一颤一颤的。 武装部长主动寻话，说：“老丁哪，公社拨给你们家的木材和竹子，你还是先去拖了来。公社党委研究了，你以后付款就是。” 不知道丁水生的父亲是否听到了武装部长的话，他的反应不大，他盯着我：“你同志从哪里来；该不是水生部队上的吧？” “老丁，今天我们在你船上吃饭，你有不有鱼？弄条鲤子来尝尝！”也难为武装部长了，寻出那么多的话来说。但是于事无补，丁水生的父亲盯住我不放：“我们给水生去过几封信了，前天，他妹妹又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再有十天不收到回信，我们全家就要去部队，现在，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好，” “大伯，您……我……”我发现，小船上的人都望着我，连同武装部长，连同陪同我来的民政局的那位老同志。 “大伯，我和水生是一个部队上的，我和他睡在一张大铺上……” 我谨慎地、胆怯地支支吾吾，说了头一句话，不知道第二句话会怎样说。湖面上的风并不大，我却感到冷。“……我们施工，搞建设，常发生施工事故，你看，我的脚不久前就被砸了一次！”说着，我捋起裤管，让他们看我脚上的伤疤。我多傻啊，我以为我说出自己的不幸，便能把自己与不幸的丁水生的亲属摆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借此和缓他的痛苦。 “那天，我们一起上工，遇到了大塌方，躲不及，水生他……” 丁水生的父亲眼睛直直的。他让我心慌。他说：“你说，往底下说——” “塌方，塌了好多好多石头……” “你们没有喊人，没有把他扒出来？” “没……不，扒出来了。” “救了没有，” “救了。人工呼吸，送医院！” “在医院停了几天？” “三天……五天，一共五天。” “输了血没有？血贵。” “……输了，输了，几个人给他输我……我也输了一管。” 丁水生的父亲登时冲动地抓住我的胳膊：“你也输了？你……”他突然弯下双膝，给我下一跪，“我替水生谢谢你！” 泪水糊住了我的眼睛，我哽咽得无法再安慰丁水生的父亲，我觉得罪孽，更承受不起一位长辈的大礼！ 我背过脸去。武装部长在猛吸烟。而民政局的老同志，头垂到膝盖弯里去了。 我，武装部长、民政局的老同志，来之前商量过不少对策，就是说，我们预备当丁水生的亲属在冲动时斥责我们，或者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时，我们怎么答复。我是抱有足够的准备的。谁知，我们扶起了丁水生的父亲后，他倒说：“谢谢你们了！我求你们一件事，你们不要去见水生他娘了，她病得不轻，住在岸上她姨家。” 我们能够说什么呢？ 临走前，我把四百元钱郑重地交给丁水生的父亲；当把那一叠薄薄的十元币塞到他手上的时候，我万分羞愧。我感到分量之轻。但我已经无能为力。即使是这四百元里，也有我的一块手表的寄卖款和排里战友们的保密费。 出舱来，芦苇丛中的小船瑟瑟地波动在半边月的寒水里，丁水生的父亲捧着一叠纸币呆呆地伫立在船首。我回首三次，老担心丁水生的父亲会在呆痴间将那叠纸币掉进洞庭湖去。 我在公社机关停了一天。我把丁水生的遗物一一点给武装部长，请他在合适的时候转交给丁水生的亲人。我一再以部队的名义（其实我仅仅只能代表我个人）请公社继续关照他们，那半方木材和半方竹子，不要撤了指标。 “不会，不会。”武装部长说。 第二天早晨，武装部长给我们买了两张汽车票，指给我们一条近路。这条小路通过一片坟滩。冬初天气，北风萧瑟。我们走进一片比较稠密的枯芦苇丛时，听到一个老大娘的抽泣，再走近些，便看到一团火，和一个跪在火前的老大娘。老大娘头发灰白，一双手的指甲上全是泥沙，她在烧纸钱，一堆灰烬被风一吹，袅袅上天。她的动作缓慢，每每抽出一两张纸钱，在火堆上点燃，握在手上烧一半了，炙手了，才把它扔入火堆。我们本来可以迅急地走过去，但是，我却放慢了步伐。我并不认识这位老大娘，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大娘是为谁烧纸钱，但我被老大娘憔悴而诚笃的面部表情感动了，我抬头望望云层很低的天空，很想扶老大娘起来，劝她老人家回家，离开这片萧瑟寒冷的坟滩…… 事情办完了，我买了当天晚上的火车票。临走，我去向陪了我几天的民政局办公室那位老同志致谢。 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在办公室做针线活。他将两块大手帕合起来，缝了一个口袋，然后把一些干辣椒塞入口袋。我看到，桌上还有两瓶用空罐头瓶装的辣椒酱。 “不用谢，”他说，“我陪你到今天，我也要麻烦你一件事呢。” “您……” “你不是在二连三排吗，你认识胡文富吧？你是胡文富的排长吧？这些辣椒，请你给他带去——一” 我实在不应该这般迟钝，直到这会儿才去仔细端详这位老同志，长得多象啊！“您是胡文富的父亲？请问您大名是胡——” 老同志说：“不，我姓丁。文富是跟娘姓，我们离婚多年了。” 于是，我明白了，明白了他悉悉索索地捅蜂窝煤，明白了他的较流利的针线活。 “你替我嘱咐文富，要他……小心，还要他进步！” “好，好的，好的！！”我连连答应他。我感到我全身都在颤动，一道灵光在我眼前闪过。我终于明白了奋斗，明白了牺牲，明白了知道有牺牲为什么还要去奋斗。我想我有一双翅膀就好，我会在我颖悟了一个其实并不深刻的道理的现在，一下子起飞，扶摇直上，飞过千山万壑，找到山峦起伏的、山顶上终年积雪的乌峒，我要带着一股啸声俯冲下来，径直落到首长面前，对首长说：首长，我终于想清了一些事。给我下命令吧，今无的我与昨天的我会有不同的表现的！…… 我没有在家里呆几天，就迫不及待地离家了。我原以为假期一满，我会缠绵悱恻，难舍难分，但我并没有那样。我的自我意识很强。妈妈的眼泪，妹妹背过去的身影，以及嫂子的张罗，我都能平静对待。我发现，我终于成熟了。我不再轻易地激动了，我通身被一股神奇的暴发力托浮着，仿佛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希望有人去拍，去踢，去擂，去砸！我只有在那种强烈的、超负荷的运动中，才能获得一种满足。我整个儿呼吸器官似乎都与乌峒息息相关。我无法呼吸乌峒之外的甜腻腻的空气，以至这几天夜里常常失眠，辗转反侧，直至天明。 我回到了营房。我的战友一下子簇拥上来。我张开胳膊，拥抱我的战友。 阔别多日，一脚踏进窝棚，我不敢问，只是朝晾在那根拉得笔直的铁丝上的毛巾望：一条、两条、三条……我心里有数，应该有多少条毛巾。老邓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捅了捅我的胳膊，喊道：“排长，你辛苦了！你喝水吧。”然后靠近我，悄声说：“没事。这一段时间我们排的人连皮都没蹭破呢！你看。小辣椒来了，这小子每天念你三遍！” 小辣椒瘦了。我甚至看出从他的帽子底下钻出一根白头发来。但这也没有破坏我的情绪，我很高兴。 老邓，你真好，你不愧是个老兵——谢谢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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