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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耕初同志似乎并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时期可以有悲剧作品，例如，他肯定了《神圣的使命》。可是，他却千方百计要给悲剧题材划地为牢，硬性地要给这类作品规定一个固定的模式。 什么是王耕初同志心目中的悲剧作品的模式呢？ 一是悲剧不能悲，至少是不应该太悲。他指责《没有被面的被子》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时下确实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歌颂的作品一定比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好，暴露即令可以允许，也不能尖锐深刻，即使是暴露“四人帮”，也最好是温良恭俭让一些。如有人“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表现出“四人帮”血腥迫害的结果，就象《没有被面的被子》一样，写出了家破人亡的爱情悲剧，那就会招来这样的质问：“它能给读者什么教益？什么力量？什么希望？”“只能使人伤感，使人消沉。”等等。于是，我却很是疑心，悲剧不悲，那不是要实质上取消悲剧作品存在的权利吗？不准如实描写，那不是仍然视写真实为异端，视现实主义为邪说吗？这可是“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的理论呵！ 一篇悲剧作品读了令人悲伤和痛心，这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必然产生的结果，不是作品的失败，正是作品艺术力量的表现。由悲伤难过而生义愤，而生出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激起为正义和真理斗争的勇气。这正是悲剧的教育意义，美学功能。问题在于作品是否写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如果每篇悲剧作品不问反映的生活实际，不问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具体条件，一律要在末尾添加一个光明的尾巴，如果悲剧的“悲”只能是“悲壮”，不能是“悲惨”，那真要将本来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弄得公式化、概念化、形式和风格一律了。 王耕初同志的悲剧模式二是“不能停留在暴露上”，主人公只能是英雄。 悲剧本是写好人的痛苦和死亡，它意在暴露假恶丑对真善美的打击和迫害，怎么“不能停留在暴露上”？这实在令人费解。关于悲剧的主人公，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我想，这应理解为悲剧主人公必须具有这样或那样正义或者正面的素质，并非它的主人公只能是伟大人物，只能是英雄，他也可以是一般的人，普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或者其他劳动群众。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悲剧典型。象张志新那样的悲剧英雄人物在全国总人口中毕竟只是极少数，灵子、隽隽这样的悲剧人物可要多得多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取消他们成为悲剧主人公的权力和资格呢？悲剧人物画廊应该有千姿百态的塑像陈列，而不能只是一种人物类型的陈列。“四人帮”那套“根本任务论”的紧箍咒再也不应该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了，我们还要用什么“暴露人民”、“攻击光明”自己吓唬自己吗？ 我们不能同意灵子和隽隽是什么“群氓”的说法。他们本来有幸福的爱情，美满的家庭，那是建立在他们从事正常的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植根于社会主义的沃土里的。只是这一切都被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破坏了，他们单纯的品质，向上的革命热情被人利用，自己也成了牺牲品，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曾经有过的现实。他们上当受骗后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觉悟，但是，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怪他们吗？灵子永远地闯上了眼睛，隽隽可会随着历史的向前行进而觉醒过来，而尤其是因为她带着如此严重的创伤，她的觉醒很有可能比一般人更快，更坚决，人们对这一点难道会有什么怀疑吗？“群氓”的恶谧是不应该戴在他们的头上的，人们应该向“四人帮”讨还这笔血债。 我们和王耕初同志关于悲剧问题看法的分歧是否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四人帮”多年来鼓吹的极左路线，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一些同志，使他们在文艺问题上还怕这怕那，顾虑重重，思想僵化、半僵化，有时甚至弄得十分糊涂，是非颠倒，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四人帮”那种眼光和观点来看待今天的文艺现状。因此，我们要共同携起手来，一起继续批判《纪要》，为促使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文艺局面尽快到来而努力。不知王耕初同志同意否？ （原载《湘江文艺》1979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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