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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思文说得不错,那些故事都在我心里。

  跟舒明明认识,是我自己也没料到的。那时思文刚刚出国,我们欠下了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朋友介绍了一个晚上教自考学生的机会,我就答应了。授课的时候,我发现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姑娘总注视着我,我敏感地觉得这种注视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姑娘一停止笔记,目光就停在我身上。有一次我把目光转向别处,然后突然朝那边望过去,她就很羞涩地低了头去记笔记。这种羞涩使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着课不时将目光扫过去并停留一下,她竟不敢再抬起头来。她的长相并没有激起我心里的某种特殊体验,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好玩。下课的时候她站起来,我甚至有点失望,她身材矮小。另外两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含蓄的媚人微笑对我点头,从讲台边经过,她们神态沉着,举止从容大方而有分寸,显然相当老练,对自己的风采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收拾了教案准备走,一个男学生拦了我问一些问题,那姑娘也站在几个人中间听着,闪避的目光中含着几分稚气的崇拜。不久好象是突然发现讲台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我正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便羞红了脸悄然离去。讲了几次课以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舒明明的女孩写来的。她将自己描绘了一番,我就知道是她了。她的信中流露着自卑,希望得到我的特别帮助,并请求我借几本书给她。我猜想着这中间也许有着别的意味,一种好奇心顿然产生。把信收了起来也没有再去多想。

  谁知有一天中午,我刚准备睡午觉,有人敲门。开了门一看是舒明明,吃了一惊,她见我有些惊讶,马上申明说自己是来借书的,又问我肯不肯。我总觉得借书是一个借口,但还是借给了她,心里笑着:“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一点。”她拿了书停了一停,见我不说什么,就说要走。等她站起来准备走,我忍不住好奇心,问她现在做什么,家住在哪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好奇心中也潜藏着不自觉的动机。她告诉我,她前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痛哭一场之后决心用三年时间通过自学考试。已经考过了几门,我教的这门课她感到最没有把握。她现在在一个公司当出纳。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调平静又略带着点羞怯和哀愁。我想着她的胆子真是很大,居然敢找上门来。但她的神态又是这样淳朴,毫无矫饰,也不掺揉半点媚惑。我说话时望着她,她又微微红了脸,低了头不敢迎了我的目光。这种神态大大地激发了我心中的某种情绪,深心不由地一动。我问她对我讲课的意见,她用了尽可能好却不太精当的评语,其中包含着掩饰不住的热情。我笑了笑,出乎自己意料地大胆说了一句:“我哪讲得这么好,你的评价带了点感情色彩吧。”这种大胆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她马上绯红了脸,低了头瞧着地上,鞋尖在地上前后摩擦。我沉默着,使气氛变得沉闷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温和的窘境中,我感到了一种快乐。她终于抬起头来说:“高老师,我走了。”我觉得有必要消除了那种压力,又把话题转向她的生活种种。原来她是工程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她自从高考失败以后,就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之中。她的话激起了我的爱怜,却没意识到这种爱怜已经悄然地和不自觉的情欲纠缠到了一起。她出门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说:“是的,现在是一个人。”一种诚实的愿望促使我想告诉她,我妻子出国去了。但一种专横的内心力量阻挡了自己说出这句话来。

  下一次去讲课的时候,我一进教室就看见舒明明坐在中间第一排,我猜想她是早早到来占了那个位置。讲课中我偶然望她一眼,她就会意地微笑。她不再低了头回避我的目光,显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下了课我擦干净黑板,转身看时学生都走光了,舒明明也不见了。我若有所失地停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失望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开来。这样的姑娘我不知接触过多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她们都不能和思文相比。但今天是怎么了?我明显地感到了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寂寞中的幻觉罢了,过几个月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样想了,那若有所失的感觉仍没有消除。我推着单车出了那所中学的校门,正准备骑上去,黑暗中一个拘谨的声音在叫:“高老师。”随着声音,舒明明从黑暗中闪了出来。我说:“你躲在这里!”她说:“高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又怕别人笑我,这等在这里了。”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边走。我说:“舒明明,你的胆子很大。”她吃惊说:“大家都说我胆子小。”我说:“这么晚了你不怕我?”她说:“你是老师,我怎么会怕你?”我说:“你别以为你老师前老师后,我们就只是学生和老师了。”她说:“反正你我是不怕的。你我就是不怕。”她问我几个问题,也没怎么问到点子上,我回答了她。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说:“我要从这边去了。”却站着不动。我说:“你走回去,不搭车?”她说:“都走有一半了,走回去算了。”我说:“送送你吧。”我上了车要她跳到后座上去,她说不敢跳。我又停下来让她扶了我的肩在后面坐稳,骑了起来。我提醒她坐稳,她两只手怯生生地抓住我的衣服。到了她家楼下,她说:“高老师,到我家去吗?”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怎么不行,我爸爸妈妈都很好的。”我想告诉她思文的事,又觉得太突兀,说:“今天晚了,下次去吧。”她指了楼上的阳台给我看,告诉我她家在四楼,又说:“没事来玩吧。”我说:“星期六请你跳舞去,去不去?”她不做声。我说:“不想去就算了。想去就说去。”她说:“去。”我说:“我怎么叫你?”她说:“我在家等你。”我说:“我怕你爸爸妈妈。”她吃惊说:“那怕什么,他们真的很和气的。”我说:“你爸爸知道你跟别人去跳舞,会打你的。”她说:“那你在楼下叫我。”我说:“叫你你妈妈还不跑到阳台上来看。我叫范娟娟,你就下来,好不?”她答应了。化名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显然使她感到兴奋,她默默地念了几遍“范娟娟”,说:“那就这样,你自己别忘记了。”她口中轻轻念叨着那个名字上楼去了。

  这种带有秘密性的约会使我有着特殊的感受,我想舒明明更会有这样的感觉。星期六傍晚,我在楼下叫一声“范娟娟”,她马上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挥一挥手,两分钟后就下来了。我注意到她今天化了妆,比平时漂亮一些,走过来时也显得特别轻捷。她走过来要搭我的车,我用手势阻止了她,要她跟在我后面走。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扶着她坐上去。她问:“怎么要到这里才搭我?”我说:“那边有你的熟人,看见了不好,天还亮着。”她说:“那怕什么,又没做坏事。”我说:“别人要说闲话的,明天又会告诉你妈妈。”她说:“想告诉我让他告诉去,又没做坏事。”

  她不太会跳舞,但身子轻盈,很容易带起来。跳了几曲,在闪闪烁烁的灯光的刺激下,那些歪七歪八的念头在我心中闪闪烁烁。跳完一曲,我拉着她的手回到座位上去,她顺从地跟着我。她坐下来,我说:“舒明明,给你说一件事,听不听?”她说:“是不是好事,好事我就听。”我说:“不是好事呢?”她说:“那我也听。”她把脸转向我,神色紧张又充满期待。我说:“我们算不算朋友?”她说:“你是老师。”我说:“这里谁跟你说老师学生那一套,问你算不算朋友?”她说:“当然。”我说:“算什么朋友呢?”她说:“好朋友。”我被她逗笑了,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又跳了一曲回来,我把心一狠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走远了才让你搭车,这中间有个原因。”她疑惑着望了我。我说:“你是小孩子,很多事不明白。对不明白的小孩子说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太心狠了点。”我把思文的事简单地跟她说了。还没说完,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这时一曲完了,对面几个人回到座位上来,我捏捏她的手说:“别哭,他们过来了。”她止了哭,脸转过去对了墙壁抽泣。我想,怎么回事,至于吗?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又拉她去跳舞,她转过脸来,可怜地望着我说:“等会再跳好吗?”我说:“别跳了,我们走吧。”她轻轻抓住我的衣袖跟我出去。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说:“明明,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对不对?”她不做声点点头。我说:“你上去吧。”她说:“你先走。”我说:“我看了你上去。”她说:“我看你先去。”我说:“那我走了。”骑了车头也不回走了。骑了很远看见她站到了路中间,在幽微的路灯下看着这边。我在心里叹一口气,又往前骑,心里觉得失去了什么,又觉得一种轻松。

  我再去上课,舒明明坐到后面去了,下了课也就走了。每次出门我在校门口停几秒钟,似乎等待什么,又希望那个声音出现,又怕那个声音出现。过了几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这件事也就这么完了。谁知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了,一进门就说:“高老师,还书给你。”我想,怪了,还书怎么不带到上课那里去呢?我接了书说:“还有一本。”她说还要看看,下次再还。她还了书并不走,坐在那里不做声。我说:“最近还好?”她点点头。我说:“上班忙不?”她摇摇头。我说:“不说话,舌子被猫叼走了。”她一笑说:“没有叼走。”她说着站起来,悄悄向我靠近一点,委委屈屈地低了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我的衣角。我心里冲动着,手抖了几抖想把她拉拢过来。我终于忍不住抓了她的手说:“我看看你几个斗几个箕。”看完我说:“再看看那只手。”她又把另一只手伸给我。我说:“你是两个斗八个箕。”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算命的人有个说法,我也不清楚。”说着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她双手紧紧抓住我一只胳膊,我搂了她的肩,又在她额头上抚摸了一下。她突然一把抱住我的腰说:“高老师,我来晚了是不是,我是迟到的第三者是不是?你为什么结婚结那么早?”说着哭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偷偷摸摸的交往。她来得太频繁,简直一点也克制不住。我怕邻居说闲话,要她在窗外喊“宋志”,开了门她一闪就进来了。我进一步,她就退一步,从来不反抗。这种信任反而使我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那太对不起她了。她什么都不懂,把我当作能够解答一切完成一切的人物。渐渐的我对这种柔顺着了迷,几天不见她,心里就悬悬着怪想的。我告诫自己不要越陷越深,不久以后就要去加拿大了。我也告诉了她,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出国,暗示她对这件事的前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说:“高力伟,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愿意等。我还不老,是不是?”我不敢给她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含糊其辞的应允也会被她当作郑重其事的承诺,那样就把她害了。而且,我在心中暗暗将她与思文比较时,感情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思文那一方面。我说:“明明,我可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好,你还以为我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也没那么大的勇气去离婚,那伤害她太多了点是不是?出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她说:“那你不爱我?你从来没说过你爱我。”我对她从不敢说爱,我觉得这个字份量太重了,那不只是一种感情的趋向,而且是一种承诺一份责任。我说:“我喜欢你,我心里喜欢你我又怕,这对你不公平。”她没察觉我的回避,说:“真的不公平,但我也没有办法,是我自己来晚了。”又说:“我还有点希望没有?那我就没一点希望了是不是?”我含糊地说:“慢慢看吧。”

  那天她走的时候有点不高兴,以后好几个星期没有来。这时课上完了,我也没去找她,心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理智毕竟在她心中占了上风。几次想去找她,我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警告自己:“慎勿造因!这样完了也好,再往下就真会有一场伤心了。”可我心里又总是期待她来,每次出去都觉得她在窗外叫我,匆匆赶回去,怕错过了。到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惘然若失。有天晚上,她在门外叫“宋志”,我开了门,看她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怪可怜的。我见上下没人,示意她进来,她一闪就进来了,说:“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呆了很久,我们和平时一样用很低的声音说话,笑了两个人就都捂了嘴。我床头有一张画,是个执网球拍的少女,她指了那张画羞羞怯怯地说:“拿下来好不?”我说:“怎么呢?”她不好意思地笑,又指指那张画说:“换一张。”我明白了,笑得喘气说:“画片上的人又不是人,怎么就碍着你!”她说:“就是!”外面有人敲门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和她坐着不动,不做声。外面的人说:“有灯怎么没人。”又敲几下去了。我和她相视一笑。快十一点钟我说:“你该回去了,再晚妈妈会骂你。”她说:“好,你送我。”我打开门又关上说:“今晚不回去了好不?”她点点头。我说:“开你的玩笑呢!那你爸爸妈妈还不会骂死你!”(以下略去130字……)我站在门边犹豫一会,说:“还是走吧。”探头看看上下无人,示意她出去,骑了车送她回家。

  以后舒明明几乎每次见了我都说:“给我一点希望。”我理解她心中那种没归宿的漂泊感,不安全感,但又哪敢承诺什么?躲躲闪闪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在一次分手之后,她没有任何暗示就突然不来了。我开始还想着,再有半年就出国了,不来也就算了。渐渐的心中变得焦躁不安,不能静下心来做一点事。终于我忍不住,骑了车到她家楼下去叫“范娟娟”,也没人应,去了十几次也是这样。我作了种种猜测,又都推翻了。有几次我在楼下徘徊很久,希望能够偶然遇见她,但总是失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躁,想见她一见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这时知道自己是动了真感情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屋子里枯坐,一个声音在门外叫“宋志”,我激动着去开门,却不见人影,脚下放着几本书,是我借给她的。我用脚把书往屋子里一扫,关了门就追下楼去。只见舒明明在前面走得飞快。她没回头就察觉我在后面,就小跑起来,跑到汽车站那里站住了。很多人在那里等车,我不敢走上去,跑回去骑了车赶来,人已经不见了。我一直追下去,快到她家了,看见她在前面走。我骑上去把龙头一拐,拦住了她,喘气说:“怎么就不理我?”她不吭声,绕过我一直往前走。我又拦了她问:“天天在楼下喊你,听见没有?”她说:“都听见了。”我说:“好狠心啊,你!”她说:“是谁狠心?”我怔了说:“你这样对我!”她说:“你已经够了吧!”说着瞪我一眼。我惊呆了,发怔之间,她已经走了。

  我也只好算了。春节那几天我心里很压抑,骑了车到江边去迎着北风吼几声。初四晚上,我鬼使神差又骑车去了。黑暗中我在楼下徘徊,也没有叫她,叫她也没有用,我只觉得这样离她近一点。我在冷风中瑟缩着,看见她家阳台上几个人出来放焰火。看不见人影,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范娟娟”,有人伸了头出来看一下,等一会仍不见人下来。一会放焰火的人都进去了,我失望着昂了头呆望着上面,用口哨哆嗦地吹出费翔的“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我看见又有人在阳台上探了一下头,我把那首歌反复地吹下去。最后我失望了,推了单车想走,浓黑中一条人影闪过来叫道:“高力伟。”我说:“明明,你到底还是下来了。”她说:“看你挺可怜的。”我说:“你倒是来可怜我了。”她不做声。我说:“我也不怪你,只想看看你就够了。你知道跟我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是不?”她说:“嗯。”我说:“你是对的,谁再痴心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不是?”她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上去吧,我看看你就够了,我走了。”冷不防她一把抱了我的腰说:“你别走。”哭了起来。我摸她脸上湿湿的一片。我扶她站好说:“明明,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理我,我又想你,你理我,我又好怕,我怕自己会害了你。我不想骗你,要跟林思文分手,我也没有勇气。”她说:“我知道,这我早就知道了。”我说:“那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真正的朋友。”她笑了说:“不可能!”我说:“以后叫我高老师,别叫高力伟。”她说:“让我试一试吧。”

  以后她就叫我“高老师”,我心里觉得可笑,太可笑了。但我又不敢笑出来,一笑就失去了必要的距离感。她眼中总是游动着一丝幽怨,使我不敢正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从北京签证回来,她晚上来看我,进了门问:“签到了没有?”我点点头。她说:“要到西方去了?”我说:“是。”她说:“好幸福啊,你,就要看到你的那个了,祝贺你啊,高力伟。”说话声音也变了,一手捂了眼睛,开了门就往外面跑。我在一条小路的树丛下追上她,抓住她的肩膀,她就蹲下来呜呜的哭。我蹲在她前面,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反复说:“明明,别哭好吗,咱们别哭好吗?”她呜咽着:“我还想着你会签不到呢。”我说:“别哭,怎么就哭了呢,我们不是说好是朋友吗?”她说;“那是骗自己的。”(以下略去50字……)我们在树影下蹲下好久,最后她站起来一擦眼晴说:“高老师,我去了。”我说:“今天别叫我高老师。”她说:“就是,你就是。高老师,我这就说最后一声再见了。”我说:“我送你。”她说:“不要,我还是认得路的。”突然用力把我一推,朝大路上跑去。我看着她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渐渐消失,一拍脑袋想,这一次可真的完了。谁知在我离家的前夜,她又来了,进门说:“作为一个朋友,我想我还是该来送送你。”可说着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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