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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机票买得便宜,时间不好,到多伦多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飞临多伦多的时候,从空中往下看,远远的是一片模糊的光,渐渐明亮起来,一片灯海望不到边。然后,一条条街道,汽车的红色尾灯一行行缓缓移动,都看清了。思文指着下面说:“多伦多,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还是被我想到了。”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这一年多伦多是我心中的圣地。”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看她的眼睛,她转了脸望着外面,说:“一年了。”我说:“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出息不了的人到哪里也出息不了。”她说:“那你还逃难似的逃离纽芬兰?”我说:“多伦多不图它别的,图它有两张中文报纸看。在圣约翰斯再呆两年,我都会变成真的文盲了。”

  两部小手拖车拖了皮箱旅行袋,我和思文站在出口处等车。不断有出租车开过来,问我们进不进城。在纽芬兰有人告诉我们,出租车到城里很贵。我随口问了一个黑人司机,到唐人街多少钱,他说:“Maybe fifty dollars。”我吓一跳,还是等着,专线客车只要八块钱一个人呢。在纽芬兰这一年多里我们存了差不多两万块钱,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但能省还是要省,钱来得太可怜了点。思文抱怨说:“来了一年多还用国内的概念来算钱的,大概也只有你了。”我说:“那大概也只有我准备回去。”

  机场到市中心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上巨大的广告牌在夜中闪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车总站下了车,我说:“先找多大的学生联谊会。”思文说:“都十点了,到哪里去找。就是你要买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边有出租车停了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连忙摆手。

  把行李托到候车室,思文说:“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机票钱,去了多的。这就是你高力伟做的事。”我说:“我还有那么大的派头住店,那不杀你几十块钱一晚。实在没办法先在这里蹲一夜,还有靠背椅呢。”思文说:“我去打电话。”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了一些电话号码,别人给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们把两毛五一个的硬币都收拢来,有七八个,她拿了去打电话。过一会她回来说:“只通了两个,听口气不肯来帮忙。”我说:“我一点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币到自动售货机里,按了选择键,掉下两筒可口可乐。又把晚餐没咬完的面包翻出来说:“凑合一餐。”思文接了面包,半天吃一口。我口里苦涩苦涩的,勉强塞进口里,用饮料咽了。思文说:“今晚怎么办?”我说:“在这里混一夜也好,挺剌激的,这么多空位子,随你坐。”她说:“错了就错了,还要找道理。你就没做几件漂亮的事让人佩服佩服,跟了你总是受刺激,还说刺激好呢。”她眼眯了一会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你看看行李,我出去看看。”

  从飞机上看,多伦多象一座玻璃城,现在看去却平平淡淡。我朝着灯亮的那边走,怕走远了找不着回来的路,转一个弯就停下来记住街角建筑物的标志。在一家小店里我买了一张城市地图,对着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离著名的央街已经很近。我便横过去,央街果然热闹得多,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来来往往,是国际大都会风貌。灯光下各种各样的面孔闪烁起伏,如纸糊的脸飘浮在梦中一般。看着这无数的脸在眼前晃动,我觉得很陌生,又觉得很理解他们。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车室,思文说:“啊呀,你回来了。刚才两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说:“还有这么多人啊,怕什么!”又告诉她刚才遇见妓女的事。她说:“第一天来就走桃花运了,以后日子还长呢,这么浪漫的城市。”我说:“一开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坛子。”她说:“我醋坛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我倒希望自己有这种情绪。”我说:“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惭愧。我真是不要脸,我太不要脸了,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又虚张声势打自己的脸说:“看你还不要脸!打这张不要脸的脸!”她笑一声,不说话。我想:“现在有机会就来两下子,看起来离婚真的是无所谓了。”

  思文侧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脚边并排放了,腿分开用脚尖夹了,闭了眼想瞌睡一下,但总是刚一迷糊了又惊醒过来。过一会就有夜行客车进站出站,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我无聊地盯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揣想他们在这半夜行车是怎么回事。思文不时地醒来换一种姿式,又后悔没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一夜。她说:“也就是跟了你,受这样的罪,一错再错。”

  我笑着说:“跟个有钱的这些错都没有了。”她气了说;“你想这样说,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不再说什么,闭了眼假装打瞌睡。一个老年的黑人妇女来讨钱,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总没人理她。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阳报)拿过来看,找到Rent 那一栏,看到一间房都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吓得心惊肉跳。挣扎着熬到天亮,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两人吃了。思文说:“这些东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过来了。”我说:“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她说:“你天天吃餐馆。”我一笑说:“倒也是的。”又说:“我查地图了,这里离多大不远,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近了拖车过去,远了叫部车。”她说:“慢点,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昨天没打通。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回来说:“到门口去等,马上来了。”我说:“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他太太坐在车里。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车开动后,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思文马上说:“刚才到的。”牧师说:“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他太太回过头来问:“你们加入教会没有?”我说:“没有,中国教会少,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思文马上说:“有兴趣。”彭牧师说:“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思文很高兴地说:“那好,我正想去。”车转来转去,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离多大很远,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我马上拦了他,千谢万谢说:“耽误您太多了。”他递了名片给我说:“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上了楼我对思文说:“你要说有兴趣,又多出来一件事。”她说:“没兴趣你去说去,你坐在人家车上呢。”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过客,一人一天十块钱。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便到外面买了《星岛日报》找房子。两天以后,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住进二楼一间房中。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同样一间房,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也没能少一个钱。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电视机也送了人,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正遇上美国国庆,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耽误两天。赶到多伦多,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羡慕得不得了。太太说:“你们幸福了,你们幸福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说:“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要是能够换名字,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不想移民?说笑话吧!两千块,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存去。”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吓一跳说:“这么多!”她说:“一个学期的,一年就发三张。”我说:“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说:“先别高兴太早,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你自己开。”她扯了一张填了,说:“收进来就高兴,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我说:“学费割一刀,房租割一刀,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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