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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



  上午我起来洗了脸,煮了牛奶,张小禾还没一点动静。我以为她去了学校,试着一推门,居然还开着。我一看,她还睡着呢。我走到床前,看见她一支白嫩的胳膊在毯子外面曲着,毯子紧裹着身子,曲线毕现。我弯下腰去,她感到了有人,轻轻哼一声,却仍闭着眼。我在床边坐下来。俯了身子吻她的唇,一只手就搁在她的胳膊上。她并不睁眼,吐了舌尖轻轻触我的唇。我心颤一颤,说:“你看是谁,可别是个流氓犯!”她仍不睁眼,喃喃地说:“就知道你是谁,闻出了你的气味。”我把她另一支胳膊也从毯子里抽出来,看见上面有青紫的痕迹,吃了一惊,说:“怎么回事。”她睁了眼一看,说:“怎么回事,问你自己昨天。”我把另一支胳膊转了一看,也有几道青紫。我说:“怎么得了,谁知道你的皮肤么细皮嫩肉就青了?”她把内衣拔开一点,露了肩给我看说:“还厉害些。”我说:“怎么得了!”她说:“也不痛,不理它就好了。”我说:“下次可不敢了!”

  她轻轻抚着我的手背,半天说:“要你敢。”我说:“懒虫,还去学校,都快九点了。”她说:“真的?我还以为刚天亮。”又一看表,”真的,你出去,我要起来了。”我说:“我坐在这里看你穿衣服。”就坐到床那一头去。她在毯子里伸出两只脚蹬我:“你出去,你出去。”又俯睡着,两只脚伸到毯子外面蹬我。我搔一搔她的脚心,她闪避着两只脚在我身上一挖一挖的。我说:“两把锄头挖什么挖呢!”她支起身子穿衬衣说:“衣服穿了。”我说:“腿上的衣服还没穿,我坐在这里保证不动。”她说:“你不出去我就不起来。”我说:“那你好好坐着,我开始看书了。”拿了本书在手里翻着。她说:“让我起来。”我走过去抓了毯子一角说:“这毯子要洗了。”说着轻轻一拉。她双手抓住了说:“我要叫了,这里有流氓,大家来抓!”我说:“已经背了这个名,我来真的,坏名声背也背了,还不如名副其实。”说着又把毯子一扯。她抱了毯子缩成一团,说:“好人,出去一下吧,我真急着要到学校去了。”我又吓她一吓,走了出去。

  张小禾吃了东西急着要去学校,背了书包走到楼梯口。我看见她脖子上红红的一小点,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说:“神经兮兮笑什么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镜子,惊叫着冲出来伸手要打我。我缩到厨房里把门顶着。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门,嚷着:“叫我怎么出去,怎么见人!”僵持了一会我在里面说:“我找片膏药剪一小块给你贴上好不?”好说:“你快点,上课迟到了!”贴上了我说:“来一个吻别。”就在她脸上轻轻咬一口,说:“没有印子。”抬头看见房东念初中的儿子正往楼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说:“看见了。”她说:“管他呢,又没做坏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张小禾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觉得躲不过这几天,说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会有那件事了。躲躲闪闪也有了这么久,谁又是圣人呢?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千万条道理也说不服一个最简单的愿望。那件事离我这样近,而我也克制了这样久了。但一想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我简直就绝望。我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觉。我也不能设想自己就这样混着过了这一辈子。社会拒绝着我无法进入,我也拒绝着社会无法投入,但我得这样长久呆下去!这可能吗?近三年的经历告诉我,不会有奇迹发生,不会有的。尽管心中极不愿意,我还是决定挣扎一下。

  我跟《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都熟,我决定去向他们求助了。我写的文章长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呢?刚进去再怎么别扭,总有一天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会有点出头之日的。为了张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得让自己难堪,得对自己残忍一点。想到这里我不让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犹豫了,跳下床抓起电话拨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室。对方一说“哈罗”我就知道是纪先生了。我说:“纪先生吗,我是孟浪。前几天寄给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没有?”他说:“明天就发出来。稿子长了点,删掉一点没关系吧?”我说:“按你的意思删就是。”他说:“又写了什么没有?先拿过来看看,眼睛不要盯着《世界日报》,还是我们的读者多。”又问我上个月的稿费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你们读者多,稿费怎么比《世界》还低些?”他说:“那要问老板。”我说:“中午请你去饮茶,给不给面子?”他说:“今天中午倒还有空,有什么事没有?”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他说:“到哪里,我请客了。”我说:“上次是你,这次轮到我了。”约好十二点半到翠园酒楼。

  放下电话我心直跳,抓话筒的手也出了汗,湿了。两三年来我找工作无数次,人也变油了,什么牛也敢吹,哪里还知道怕。可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紧张,觉得自己欠了点资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个人物,别人跑上门来口口声声请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在水房对镜子照了。这是第一次穿西装打了领带去找工作,觉得别扭,这一身装束也带来了点压力。骑着车我出了门,还是甩不脱那种紧张,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跳什么跳,这心!这是去唐人街买菜呢,不过顺便去找纪先生说几句话,有什么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发现自己出来太早,把单车锁了放在街边,慢慢在街上溜着。龙城上的电子广告牌正报告着新闻,昨天政府宣布,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贩的蔬菜便宜,想买又不能买,提袋菜去见纪先生总不好。

  一个人拍着头从一家店中出来,是一家理发店。我搔搔自己的头发,又提起额前一小撮把眼珠轮上去看看,太长了。今天与平时不同,花几块钱理个发是应该的。(以下略去1100字)

  纪先生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在Ho─Lee─Chow,我说:“没有做了,公司把店卖了,新来的老板嘴一天到晚念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么事也没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说:“经济不好,到处都一样。报社的广告也少了,老板也不高兴。”推车人送点心过来,(……以下略去900字)

  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去,还越说越越远了。我怎么就张不了这个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拧了一下,逼自己张嘴。结帐的时候纪先生抢着用信用卡付了帐。下了楼眼看要分手,我心里急得直痛,换了一种神态,说:“纪先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也算个写东西的,要到哪家报社谋个事,不知也有点希望没有?”他一愣,马上说:“你可以到《世界》去试试,他们的报是台湾人办的,说国语的多。”我说:“《世界》的人我不那么熟,也没和那里的总编说过什么话。”他说:“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说:“在家里闲起来也无聊,还不如找点事有意思些,呆着日子也难过。”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星岛》呢,现在广告少,版面也撒了几个,老板也不高兴。”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整天这么呆着不是个味道。”

  笑着和纪先生道了别,还挥了挥手,挥手之间手掌一飘特意显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拐过街角,我的心一沉,几乎就站不住,扶稳了墙靠着,喘着粗气,头脑中轰轰的一片什么也不能想,口里反反复复念着:“完了,完了。”就这么近乎呆傻地一直念叨着往前走,手脚身子飘飘的没有感觉,好象浮在梦里。过了好远想起单车还在那边,又回过头去找了单车,昏沉沉骑了,回到家里。那一个星期张小禾总是问我心情为什么不好,我说:“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着怎么跟她去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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