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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高潮，马进带着王小燕等一班投入四清运动“经风雨、见世面”的苏南工学院学生，仓促地从农村退回锡城市校园。而此时此刻，王小燕烈士父亲的那个老部下，原省委宣传部部长武遥，也在进行一个人生道路上的战略大转移。 列车铿锵，背靠套着惺红绒套的软座椅，随着车身的轻轻晃动是惬意的。江南地区从梅雨季节刚钻出来，就撞上第一个热浪，气温骤升到３５度左右。幸好夏天第一个回合的进攻，也许准备得不够充分，气势汹汹嚣张了几天，就无声无息地消退了。列车地板上的地毯，也是惺红色的，与惺红色的椅套相映辉，就使整个软席车厢里，充溢着一种暖乎乎的气氛色调。如果是在寒冬腊月，这种暖洋洋的色调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如今将要进入使人汗流浃背的盛夏；前几天，在享有“三大火炉”盛誉之一的南京，晚上已经有人在汗水中辗转翻侧，不能安睡，这种暖色调的装饰布置，就显得不合时宜。武遥想：对政治气候的变化，人们所作的反应和调节，往往是敏感而及时的；但是对自然气候的变换，有时候却显得反应迟钝，有些麻木不仁。但是他随即又想：这样下结断似乎也不对，车厢里的空调不是开着吗？丝丝的冷气舔着端着报纸的手臂，汗毛孔上可以感受到阵阵寒意。显然，列车长已经充分估计到，有了这种寒意，就足以抵消红色氛围造成的暖意。但是武遥心里又反驳：热浪已过，这空调这样开着，未免有些浪费；因为据他所知，这沪宁线一带工业地区的能源供应，并不宽松。应该厉行节约，随时随地精打细算才对。你上海铁路局不归地方管，但是节约了煤炭，可以通过铁道部，调拨支援那些能源燃料紧缺的地方，关键是他们对那些缺柴少火地区人民的困境，缺乏体验。武遥前两年，去苏北农村检查“四清”工作进展情况时，知道好多地方，烧饭煮水的燃料都保证不了。县里的领导借机乞求呼吁，“请上边支援一点工业用煤吧！”武遥却当场就在心里拒绝了；因为他知道这几无可能。他与省委工业口子的领导很熟悉，知道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国面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封锁，为了使正在摇篮中的现代工业逐步成长发展，必须委屈一下五亿农民兄弟。因此每当在农村贫困地区，看到那些几乎惨不忍睹的情景时，他的心境基本上是平定的，咬紧牙关再熬上十几年，暂时的局部的牺牲，是必不可免的。然而此时此刻，就因为他感到汗毛孔被冷气冲得有些凉，就觉得心中老大不安宁似的。在宣传口子干了十多年，他似乎得了多愁善感的毛病。对于看到听到的任何事情，只要跟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联在一起，他就会变得过于敏感，耿耿于怀。其实这空调的事，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他今天如果不搭这班车，这空调也照样开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乘上了这班车，也轮不上他来摆布干预这件事。在软席车厢里，比他级别还要高的首长相信有的是，也不一定都能管得了这件事。物理界有惯性，惰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着惯性惰性走。老的习惯固然不容易打破，而新习惯一旦建立，也就马上产生跟老习惯同样具有的顽固性。夏天来了，把红色换成绿色要跟惯性惰性作斗争。热浪退了，要把前几天开顺手了的空调重新关上，也要与惯性惰性作斗争。武遥想：一个社会如果总是被惯性与惰性所摆布，恐怕就会产生一种危险性。中国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在变。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当然也时有挫折和失败，使那些不愿意看到变化的人心怀不满，抱怨不迭。然而就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带来了众目共睹的历史进步。中国在走一条前人所没有走过的路，哪能处处一帆风顺呢？武遥重新把思路集中到手头的报纸上。 一段时间来，中央看来发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事情。首先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人注目地把前几年农村刮起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与历史剧《海瑞罢官》联在一起；并断言：“《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前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报界耐人寻味地沉默了十几天之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都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洋洋长达万言的文章。开始时，《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首当其冲。武遥听说：毛主席早就要北京市市长彭真，组织力量批判吴晗这个剧本的政治问题，可是彭真认为，把《海瑞罢官》跟“翻案风”挂在一起，纯属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有人从北京回来告诉武遥，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已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武遥对彭真宁可冒犯毛主席而不愿触动吴晗的做法，并不很理解。因为即使按彭真的说法，“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吴晗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副市长，当然清楚知道那位原国防部长，在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对毛主席犯颜直谏的情况，和八届十中全会定彭德怀６２年写的八万字书为翻案的背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大张旗鼓地宣传海瑞刚直不阿“骂皇帝”的“硬骨头精神”，坚持这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显然与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精神相违背。毛主席还特地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段话，如果把小说两字换成剧本，再结合姚文元文章的一些提法，彭真难道就一点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吗？ 武遥的政治敏感和分析能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１９６６年４月６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载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５月１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一向占据北京政治舞台活动中心的彭真，没有露面。５月１０日，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戚本禹又在《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时隔不久，武遥又读到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亲自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北京还传来了毛主席直接批评彭真的严厉声音：“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宣告：“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 社论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于欺骗、愚弄、麻痹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制造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武遥把这些文字用红笔划了起来，认为它阐明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文章中所充满了的一股前所未有的火药味，不可能不引起武遥的政治警觉。就在同一个６月１日的晚八点，武遥正在忙碌地打点行李，为第二天个人生活中的历史性转移作准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电台联播节目女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广播的内容之异乎寻常，如果不是亲耳聆听，几乎使人难以相信和想象——这是一份北京大学哲学系部分师生，把矛头对准大学党委的大字报。九年前，文教系统那些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所遭遇的下场，至今仍然停留在好多人的记忆中。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会在１９６６年重演吗？ 第二天早晨，省委宣传部的小车送他上火车时，带给了他当天的《人民日报》。横在报纸中间的一条头版通栏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触目惊心地映入眼帘。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全文。这份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一开头就责问：“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对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然后大字报罗列了上述三个人有关在北大开展文革的种种言行，诸如：“……‘现在急切需要领导，领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向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指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大字报刊载版面的旁边，还配上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文章号召：只要谁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坚决地与之作斗争，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 在这两篇文章的上方，则是《人民日报》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社论说：“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是违反辩证法的。那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以后仍然丈夫，以便从此可以随时拜倒在妻子的石榴裙下。虽然武遥比她大了十多岁，杨玲觉得跟他的结合，是幸福的。也许从第一眼见到这个省委蹲点干部起，她就被他那种谦逊坦诚、平易近人的态度所吸引。在一次偶尔交谈时，她了解到他原来解放前在江南大学读过书；再一深入，竟是父亲教过的学生，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就一下缩短一大截。她想，丈夫不愿承认对自己政治安全所发挥的保护作用，不过是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词，都会无微不至地体味照顾到她的心理和感受，这使她感到满足、幸福和陶醉。而这种体味照顾，并不是光为讨好自己的夫人而承担的一种额外负担。如果仅仅是为了讨她的欢心而专门做出来的话，这固然能使她感到高兴，却并不会使她感到自豪。她对丈夫这方面之所以特别满足和自豪，就因为这几乎是他个人品格中的一种内在特性。它具体反映在他对高远去向问题上所抱的关怀歉疚之心，他在罢工问题上对闹事者所表示的理解和同情，他在下雨天对小车驾驶员开过低洼处不要溅着路边行人的关照……，诸如此类。他觉得丈夫的所作所为，在干部中不算绝无仅有，也可算得上是凤毛麟角。因此她在拥有许多妻子都能够拥有的满足之外，还拥有其他妻子无法拥有的骄傲。在她少女的心灵刚刚绽开青春蓓蕾的时候，他父亲就告诫过她：你要找一个不仅是全心全意对自己好的人，而且要找一个对他人也同样好的人。杨玲仔细咀嚼品尝父亲这句忠告，直到和武遥结合后，才完全体味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深邃哲理。然而，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妻子，几乎都认为自己对丈夫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妻子，能够完全避免在这种评价中，夹杂个人情感的因素，杨玲也不例外。她丈夫虽然帮了高远，但是在他的动员鼓励下，报社积极投入帮党整风的响应者中，一共有十一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其他十名倒霉蛋，当然并没有个个仿效高远向他写信求助，即使写了，武遥恐怕也只能采取装聋作哑爱莫能助的态度。而在涉及维护她政治生命洁白无瑕的事务上，杨玲对丈夫的猜测，更是违反实际情况的。为了证实自己所作抵赖的真诚可靠，武遥骇人耸听地告诉她，是毛主席，而不是他这位几乎都一度自身难保的蹲点干部，最终保护了她，”不相信吗？你一定看过这篇《人民日报》社论吧——《论职工闹事》，最近我才知道，这是毛主席亲手写的。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省委对我写的报告，也有激烈争论，有人甚至质疑我的政治立场。是这篇社论救了我，也救了你，“武遥说着，把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旧报纸，递给了杨玲。杨玲一下记起很耳熟的这个社论题目来，记得那天早晨看到这篇文章时，心情沉重的她，顿时好象被打了一剂强心针。但是她既不知道，最终是这篇文章决定了她的命运，更不知道，这篇文章原来竟出自伟大领袖之手。 毛主席在这篇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３日发表的社论中说：“在我们国家里，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企业的领导人员则是代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来管理企业的，因而领导者同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接着问：既然如此，在他们中间存在的种种矛盾，本来完全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却为什么会有罢工情愿之类的事情发生呢？他的回答是：“分析这类闹事的起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群众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的。” 毛主席接着说，职工闹事，大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就说清楚，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是，由于有些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合理的、办得到的要求，由于官僚主义，对群众的疾苦没有如同身受的感觉，不去办；不合理的、办不到的要求，也由于官僚主义，不同群众推心置腹地说清楚，甚至对群众打官腔，说假话；在与群众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领导者言行不一，处理不公；所有这类情形，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这样那样的官僚主义，都是直接同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是群众不满意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闹起来；通常也还是先提意见，出墙报，写信上告，总之还是希望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来解决的。这时候，领导者要是头脑清醒一点，真正把群众的意见听进去了，对自己的工作认真检查一番，错了就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错就对群众恳切地解释，那么问题还是可以烟消云散的。但是遇到了官僚主义者，事情就不好办了，就有‘一种条件反射’，总觉得提这种反对意见的人‘思想落后’，甚至‘存心不良’而从不愿意反躬自省。他们对于提意见的人不但不尊重，不感谢，而且采取种种方式加以打击。这样，就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大门堵死了，群众就只好起来闹事了。” 毛主席又问：群众闹了事，是不是要加以禁止呢？他回答说：“很明显，禁止的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禁止闹事并不能解决所以闹事的矛盾，反而会加剧这种矛盾。”他认为：“闹事可以解决矛盾，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可以教育领导者和群众。”但是，他又明确表示应当尽量避免闹事。避免的办法，“首先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扩大企业中的民主管理，加强群众的监督。”对此，他在文章中说他打算专门另行专题讨论。同时，毛主席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要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共甘苦。 第二，要把工人群众看作自己人。他说：“明明有困难，偏偏说一切都很好。结果事情反而搞坏了，群众会说你骗了他们。事实上也是你骗了他们。为什么不敢把困难告诉群众呢？……职工群众都是自己人，你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来看待，有什么事都一五一十地端出来，群众是讲理的，是可以想通的。不是有许多职工申请要房子，后来听说国家有困难，就撤消了自己的申请吗？” 第三，要谦虚谨慎，乐于听取反面意见。他说：“旧社会有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现在有些同志在群众面前，似乎是‘天下无不是的领导’。但是事实是相反的：天下无不犯错误的任何领导者。聪明的领导者可以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这就常常需要听取反面的意见，发现自己做出决定中的错误。……” 这些话语，对当时运输联社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颇有一点针对性。闹事的起因，就是涉及了同职工利益切身相关的住房问题。联社动用一部分集体积累资金盖了一些房子，本来说是要解决那些居住条件特别困难的职工住房问题。可是房子造成了，有一部分却被运输联社上级部门的少数干部占用了，于是工人们就闹起来，说是当官的占据了他们的劳动果实。而按照上级领导的理解和解释：联社职工的劳动收入，也是同上级机关领导所付出的脑力劳动分不开的。而且他们恰恰是按毛主席在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刚一听到反对声音的时候，就起了“一种条件反射”，觉得提反对意见的人“存心不良”，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种种方式加以打击。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大门死死地堵住了。谁知那些拉板车、扛包子出身的装卸运输工人性子犟得很，面对压力不仅不买帐，反而越压越闹腾得凶，终于走上了罢工闹事的路！而在象俞迁那样的市级领导眼里，他们对开始时的起因并不很注意和在意；心中更关心的，却是罢工闹事的后果和影响。不管领导部门有什么错，如果下面闹一闹，上面就作检讨退让，那就不是“天下有没有无不是的领导”的问题，而是按锡城市民的“蜡烛不点不亮”的俗话，领导会不会在群众眼里成为“蜡烛”的问题。在没有见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和省委的书面指示之前，他们很担心，如果给老百姓尝到了罢工闹事的甜头，造成“领导是蜡烛”那样一种错觉，今后他们就很可能动辄放火点“蜡烛”，那市委领导成天当消防队员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心思来抓生产建设！这就是他们原想严厉打击、杀一儆百的主要考虑。这场风波，最后终于由同社论精神具有不谋而合想法的武遥出面平息了。当时，他也许从未想到，十年以后他会重返锡城。这一次，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在等待着他呢？ 驱车去火车站接客人或首长，是许洪元在市委车队上班时的例行公务之一。然而，象今天这样，由市委办公室主任恭鹏志亲临押阵，却并不是十分经常的情形。恭鹏志三十多岁，爱修饰，注重仪表，戴一副金丝眼镜。雪白的夫绸衬衫，两只袖官的纽子扣得严严正正的，与贵宾候客厅里那些把袖管挽在胳膊肘的候客人士，形成鲜明对照。在小车队司机的眼里，恭主任是一位官架子最小、并且愿意和他们闲聊、为他们解难分忧的领导。他在手下人面前，那笑容常开的脸神，给人以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在市委大院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人士中，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把甚至不属干部编制的小车司机，放在眼里的。“一介车夫而已，”许洪元常常以这种自嘲的语气，向人作这种自我身分介绍。而那些属于大院之外的闻言者，不管许洪元对自己的职业如何自我作践，仍然会显示和保持肃然起敬的神态。毕竟，这些车夫是属于最有机会接近核心人物的人士之类，首长的威仪，和对这种威仪表示的敬畏之心，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有失分寸地摆渡到他们的身上去。许洪元似乎颇觉得有些当之有愧，在真价实货的当之无愧者面前，就很知趣地夹紧尾巴做人。尤其是在今天，他有一份告状信要请恭主任笑纳，就分外做出一副殷勤巴结的模样。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的恭主任却变得有些难说话。许洪元苦苦等待这个机会已经好几天，可是当他把那份上告材料草草扫视一遍后，却冷冷淡淡地塞回许洪元的手里：“我最近太忙，顾不了这类事。还是按正常渠道走，送信访办公室吧。” “我在信访办已经留了一份，但是他们那里最近积压得很厉害。你对奚大雄也熟悉，他希望我能把它直接交给你。”许洪元看到自己有辜负战友之托的危险，心里不由着急起来。 恭主任眯缝着眼睛想了一想，开口说：“这样吧，我建议你直接交给今天所接的这位首长吧。他是省委派下来的接班人。” 常给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开车的司机，多多少少都知道，市委书记和市长之间由来以久的矛盾，越闹越厉害，两人都已年过六十岁。接班人？哪一位的接班人？许洪元知道，恭主任刚才向他透露这一点，已经对如果从政治含义上去理解，无论是跟人们经常在电影和照片上看到的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相比，还是与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实的美国国会山或英国海德公园对照，则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但是有一点，是与那些闻名于世的政治中心不能相提并论的：人们聚集在这块地方，并不象中国的人大代表或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也不是象海德公园里那些名不见经传却激情洋溢的演说家们，抱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或使命感。运输五场的驾驶员们所以汇集到这里，抽象笼统地讲，用落后一点的说法，是为了吃饭，挣工资；用革命大道理来统率，则是为了全世界四分之三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解放全人类，当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先行官。但是如果具体确切地讲，首先是因为这地方有他们的壁橱，壁橱里放着那些要伴随他们出征四方的各类用品。其次，他们来这里是贯彻就近原则，等待着有一门相通的调度室里，能很快传来叶子栋的呼唤，就可闻风而动，随即起身去接运输路单。接到运输路单，就意味着公里费已经朝着自己的口袋，行进了一半路程；或者说是已经煮熟了一半的鸭子，就差没有进入嘴巴；因为有了运输路单，只要不发生三长两短，一笔相应的公里费就可以指日而待地进入自己的口袋。再次，就是人们除了有挣钱吃饭、养家活口方面的物质需求，还有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当时，西方什么“人类需求五层次”的时髦理论还没有传入中国，或者说虽然已经传入，但是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还不能见之于大庭广众。但是这一理论似乎具有普遍的适应性，不信？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如下情形： 隔壁调度室里的电话铃声特别稀疏，好象电话机也要休息打盹儿；叶调度叶司令呢，当你凑上调度桌的柜台前，自告奋勇地询问今天的革命任务时，他回应你的声调是无精打采的，脸是死样怪气的。这就意味着这一天的革命任务短缺，供不应求；意味着司令手里没有路单可以分发，也就没有公里费绽开笑容向你亲切招手致意。这时候，仍然在休息室里流连忘返的驾驶员们，物质的考虑显然就退居第二线；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其中确实会存有这样的少数派，其嘴巴，在加入有关公司外部世界海阔天空的闲聊，或涉及公司内部机密的信息交流；其耳朵，却仍然在注意倾听隔壁的电话铃声；可谓身处斗室，心系随时可能从天而降的革命任务。而占据优势的多数派，明了粥少僧多的基本形势，认定在这种革命任务特别缺少的情况下，自己与叶调度的个人交情之深度，也不足以获得关键时刻所需要的革命信任和委托。平时大家各奔东西，难得有此相聚一堂的良机，如果不是为了和开车的弟兄们畅舒胸臆，互通信息，尽可以在公司大墙的范围之内各奔东西，处理形形色色的个人或工作杂务。之所以在这斗室里面留下来，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与同事从事思想沟通和精神交流的需求。开车时虽然路途寂寞，但是行万里路，见许多事，种种触动与感慨，极想与人分享。同时，树高千尺，落叶归根，公司是自己的老窝；自己在外“树高千尺”的时候，老窝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最新动态，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鼓舞或使人惶然地牵连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他们应该时刻加以关切注意的。这类思想动机和精神状态，一部分显然还达不到人类需要与他人精神交流的层次，因为这似乎仍然停留在对个人利益和安全方面的关注；一部分，也许已经超越了单纯与人交流的欲望，而是要掌握自己受命在外时，企业内部的动向和职工的情绪，明目张胆地或隐诲曲折地，表露自己个人意欲充当企业主人翁的雄心或野心。而按照严格的定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主人翁，是一个集体名字而非个体称谓。这一集体中的每一单个成员，如果真想成为一个企业的主人翁，弄不好，会使人联想起过去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的老板来。于是在这些聚会者中间，就并不家喻户晓地存在着极少数特殊的加入者。这些加入者通常都是“组织同志”，即所谓的“圆圆头”——党员，也有个别正在积极争取成为“圆圆头”的建党对象。他们积极参加聚谈，一是作为公司领导的触角，弥补在这个“议事中心”欠缺窃听器的不足，倾听了解人们有些什么牢骚怪话，在牢骚怪话中是否有值得警惕注意的动向，或者有可以吸取正面的营养。二是侦察是否有自觉以“企业主人翁”思想和姿态自居的对象，如后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清这个对象是真心实意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弘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还是潜藏要想做企业老板的痴心梦想。因此，这些忠实履行党员职责的聚谈者，实质上，既是在发挥企业基层民主运作的功能作用，又在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新形势下，担当站岗放哨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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