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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清和孙晨菲的死因终于查明了。他俩在南下云南边境的一列货车上，遇上了一群北京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不仅有着纯正的革命血统，而且沸腾着投笔从戎、去越南抗美前线建功立业的革命豪情。小将们萍水相逢，年龄相近，目标不约而同，自然倍感亲切，彼此无所不谈，共同憧憬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一起分享壮怀激烈的革命豪情。孙晨菲同其中一位文质彬彬的女红卫兵，尤其情投意合，谈花木兰，谈保尔·科察金，还谈《红肩章》，《青年近卫军》，《法国大革命》，和塔维尔金的《拿破伦传等》。谈着谈着，话题就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和目前的处境。北京女红卫兵惊讶地发现：新交好朋友慷慨奔赴抗美战场的真正动机，原来是为了逃避“红五类”子女的革命铁扫帚！内心苦苦挣扎搏斗了几个小时，终于向自己一伙红卫兵的头领告发。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们，蓦然发觉革命队伍里混进了妄图投机革命的黑狗崽子，不由怒不可遏，去越南抗美前线建功立业的权利和机会，是阿狗阿猫谁都可以摸一摸，舔一舔的么？两军对垒，如果让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与敌人遥相呼应，那不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却不知道是怎么落的吗？想到这种严重后果，不由一身冷汗；立即解下腰间皮带，挽起袖管，双目怒睁，喝斥怒骂与飒飒飞舞的皮带抽打声交相混和。直把两个妄图混迹于革命的黑狗崽子打得奄奄一息，然后趁列车爬上高高山坡之机，推下列车，眼看着两个满体鳞伤的身体，咕辘辘地滚下一脸严峻的山坡，革命队伍得到纯洁，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自觉为革命干了好事，当他们在中国驻河内使馆所设的专门接待站受到询问时，就毫不犹豫地讲出了他们所作的革命壮举。两个横遭暴虐而又不甘心中途失去抗美援越权利的“狗崽子”，在密密层层的亚热带原始森林里，拖着伤痕累累、精疲力竭的身子，凭着阳光和星斗的指引，餐风饮露，相互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向着中越边境的方向艰难迈进。那高高矮矮的树木，绿光盈盈地充满着生机，密密麻麻地举着肥大厚实的宽阔叶子，毫不礼貌地拦阻艰难跋涉者的进路。那参差披拂的藤萝，和兀伏遍地的巨大板状根勾结起来，磕磕碰碰地合伙羁绊变得越来越虚弱的腿脚。当他俩的身子一个拖着另一个一起被绊倒的时候，鼻孔里便嗅到了湿热熏人的腐土气息，而从厚厚的枯枝败叶中蹿冒出来的奇花异草，却会假装亲热地与他俩磨蹭接吻，以一片五颜六色的脉脉温情，来掩护它们那些身长尺余的蜈蚣和遍体花斑的腹蛇邻居，向陌生的远方来客发动可以致人死命的恶毒攻击。当一弯惨白的月钩阴森森地挂上黑咕隆咚的树梢时，远远近近，低一声、高一声地，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嗥叫。猛禽扑翅惊飞，树叶在震颤摇晃中沙沙作响。草虫唧唧，在忽现忽闪、忽明忽暗的幽蓝磷光中，哼着悲哀的歌谣。两个虽然年轻却热力不断消散的身子，在极度疲乏中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直到过多的内出血和极度的饥渴，耗尽了内中所积存的最后一点精力和生命。 当真相大白于众，噩耗传遍延安中学校园时，那些以往同死者相好的同学，那些家庭出身跟两位死者有着类似背景的同学，心中的悲哀、伤痛和愤怒，就象在黑夜里涌动的大海狂涛，地层下汹涌奔流的炽烈岩浆，左冲右突，痛苦地寻找着渲泄迸发的出口。在一个阴霾满天的上午，这些人在张本度的带领下，终于群情激忿地围聚到了工作组办公室的门口，要求正忙于作撤退准备的季家驹，为死者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季家驹并不知道，提出这一要求的背后策动者，就是他顶头上司之顶头上司之夫人杨玲。他向顶头上司恭鹏志打电话作请示。恭鹏志没有找到，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答应会尽快地转告。然而这“尽快”两字对此时此刻的季家驹来说，毫不管用。办公室门口的人越聚越多，诅咒、叫喊、怒骂不绝于耳。而另一方面，听说因头上挂彩而多日不在校园露面的黄军公开扬言，如果工作组答应召开这样的追悼会，就是用死人来压活人，红旗团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自从出了“九·一九事件”，红旗团在市内名声大振，更不把学校工作组放在眼里。恭鹏志的回电迟迟不到，季家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大热白秋的天气，紧闭上房门在室内团团乱转。当此手足无措之际，却有一名眼尖脑灵的工作组成员，十分慎重其事地把组长拉到窗前作观察眺望。季家驹不明所以，站到窗前顺着手下人的手指举目一望，瞧见市委武副书记的夫人杨玲和两个女同学一起，正各自手挎着一个小竹篮子，在向众人发放用白纸做的小花。他立时明白过来，立即破门而出，面对几乎有些忍无可忍的同学明确表示：工作组对两位优秀同学的惨遭不幸，与同学们一样深感悲伤。但是为了顾全大局，照顾各方面的想法和情绪，工作组不可能出面组织和主持召开这样的追悼会。如果同学们自发举行，工作组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 对季组长所作的这种表态，一部分同学虽然感到不满意，但是张本度等几个为首者与杨老师一商量，却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死揪住工作组并无意义。他们知道：工作组在心里是向着他们的，因此用这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实际上已经为召开追悼会开了绿灯。于是就分头忙碌准备；并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给学校里的大中红卫兵团和红旗团一起发了邀请。他们明知后者不会参加，却有意用这一方式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抗议示威。对黄军扬言要采取“行动”，张本度更是磨掌霍霍，瞒着杨老师暗地里把自己练武的一班师兄师弟，也悄悄地带进了学校，悄悄隐蔽在靠近会堂的一只教室里。 下午一点，天空中灰灰的云块变得更厚更深，沉甸甸地压在校园上空，也压在鱼贯而入走入会场、胸前都佩戴着小白花的追悼者的心头。那极低的气压象块极大的无形磨盘，把人们的胸口堵压得又慌又闷。高空深处，不时有沉闷的雷声隆隆地滚过，把阴暗光线笼罩下竖在会场前方的几个大花圈，震得颤颤颠颠地摇晃；在花圈的中间，竖着一个披着黑纱的大镜框，框内放着袁世清、孙晨菲昔日在全市考试竞赛优胜后，上台领奖时和俞市长、董校长及杨玲等站在一起的合影。两个人的神情都显得腼腆不安，似乎当时就意识到：两年以后他们会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下，面对同学们一种令人心碎的目光注视。暴雨来临前的疾风，一阵阵地扑进会场来，使两头用绳子固定的追悼会会标，和那贴着“袁世清孙晨菲同学追悼会”白纸剪字的黑布，不断地在风中跃动挣扎，就象附上了死难者两颗苦痛的灵魂，在雨点般的皮带抽打下，扭动着身子在哀哀地呼号求救。这种几乎要使人窒息的气氛，连同由它派生出来的不断尖利地刺疼着人们心灵的可怖意象，使一些神经脆弱且近来家中也有亲人横遭不幸的女同学，不等追悼会开始，就已经在会场一角嘤嘤地抽泣起来。杨老师脸色庄重地站在主席台上，对身边的张本度和闻讯赶来的俞彦感慨地说：“老天有眼，老天似乎也在为我们两位同学哀伤难过啊。”这时候，有几个晚来的女同学急促地跑了进来。她们的头顶上，虽然用举着的手帕作成一顶小雨伞的样子，身上却已经沾满了湿漉漉的雨点。这时不知有谁悄悄地说了一声：“下了，终于下了，老天也忍不住哭了。”这句悲切的话，引得那些女同学的原本嘘嘘的抽泣声，一下变成了一片哽噎呜咽声……“同学们，我们开会了。……同学们，我们正式开会了。”杨玲站到讲台前，想以这种机械性的重复提醒，劝那些感情脆弱的女同学们先克制一下自己。然而没用，流泪的女生们内心很想遵从杨老师的呼唤，管住自己太过冲动和伤感的情绪，可是流泪的眼眶和抽咽的喉咙口却仍然犯自由主义的毛病。杨玲见状不得不说得更明白：“希望同学们克制一下感情，我们开会。”她这么婉转地批评不懂自我克制的与会者，自己的眼圈，却也开始红起来。并且觉得鼻梁间热辣辣的，有热流拼命地朝两边的眼眶处挤。她强忍住。她必须忍住，否则今天这会就甭想开起来。她不再等待脆弱的抽咽声完全自我休止，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就掏出一张纸，举在手中朝台下扬了扬：“什么是对袁世清和孙晨菲同学最好的悼念方式呢？我这里有他俩离开学校前，托张本度同学留给我的一封信。我给大家念念，大家就会更加理解：他俩是为什么死的？他俩的死，为我们留下了那些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提示？敬爱的杨老师：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有红旗团的要好同学暗中通告：他们头头决计要拿我俩开刀，首先抄我们的家，然后把我们与有问题的父亲放在一起批斗，然后迫令我俩与黑帮分子一起关进＇牛棚＇，接受监督劳动，以杀一儆百，使我俩今后在学校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乍听到这一密报，我俩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别是在红旗团当头头的史苏星同学，她品学兼优，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为什么突然会对自己的同学变的那样狠毒残忍？难道，只因为我俩出身在自己无法选择的家庭，就真的成了革命的敌人吗？他们因为有好爹好妈，就应该对没有好爹好妈的人，象秋风扫落叶般地残酷无情？难道我们不是同样在红旗下长大的吗？他们口口声声强调＇阶级烙印＇，党的教导，党的关心培养，党在这么多年给我俩发的那么多奖励奖状，社会的各种正面影响，难道都是一文不值的吗？我们在学校所学的第一首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会呼唤的第一句口号，就是＇毛主席万岁！＇我们学焦裕碌，学雷锋。当我们候在大桥的斜坡前，用稚嫩的双臂帮助推动一辆辆上桥的板车时，当我们不论刮风下雨，一清早就去搀扶导引福利厂的盲人伯伯阿姨时，当我们得到行人赞赏的眼神和夸奖的鼓励时，我们觉得做新中国的小公民，是那么地甜蜜和骄傲！可是突然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我们成了阶级敌人的同谋者，反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没有参加革命大串连的权利，我们成了贱民，成了在别人面前处处低人一头的狗崽子，这是合理的吗？不！对于这种充满反动血统论的封建糟粕，我俩决不接受！ 匹夫可杀不可辱！我们不会自怨自艾，消极逃避；更不会忍声吞气，听任那些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同代人来凌辱欺负，任意摆布！我们走了，义无反顾，昂首挺胸，直奔抗美援越的战场！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同学，无论是同我们心心相印的，还是对我们抱有敌视之心的，当在我们的骨灰盒上看到闪亮的军功章时，他们就会发觉：在我们身子里流淌的鲜血，同样地滚烫滚烫，革命的热力，一点都不比那些以流着爸妈血液而荣耀的天生革命者差！ 永别了，杨老师！青山处处埋忠骨，我们并不打算在炮火连天的残酷环境中侥幸生还；而只想……只想证明自己的人身价值，给那些要想粗暴糟蹋作践它的人，以一记响亮的耳光！杨……杨老师，请……请为我们祝愿。等着我们……我们的军功章！” 杨玲念到这最后几句话时，已经断断续续不能连贯成句，竭力忍住的眼泪，亮闪闪的，终于盈满了眼眶。当台下的女同学看到要求她们克制感情的杨老师，自己也拿起手帕擦起眼泪来，再也无法控制得住自己，借着室外暴雨鞭炮般急骤敲打着屋顶的雨点声，应和着一道道电闪雷鸣的发作震怒，几乎个个都失声痛哭起来！她们不仅为信中慷慨悲壮的而又高傲的情怀所深深打动，更为写信者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结局，以及他俩对祖国对革命的无限挚爱和忠诚所换来的结果，感到撕心欲裂的伤痛！……雷声，还在隆隆作响，仿佛余怒未息。雨，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老天爷似乎为自己哗哗奔泻过多的眼泪突然感到自惭羞愧，重新扳起了灰沉沉的脸孔。俞彦以大中红卫兵头头的身分，最后一个登台发言。他那严峻刻板的长方脸上，也挂着泪痕。但是，男子汉的眼泪在有些场合，并不意味软弱。尤其是象他这样的一校一派之学生领袖，更不会被女同学们孱弱的眼泪，蒙蔽自己清醒的革命理智。面对一个“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绝妙良机，他把眼光射向会场后排，声音沉稳地问道：“请问，今天的追悼会，有红旗团的同学前来参加吗？是红旗团的成员请举一下手。”他问完，顿了一会，似乎是给举手者以机会；虽然他明知没有人会举手。他在杨老师读信时，瞟见有好几张熟悉的脸孔溜进了会场的后排。“同学们，”俞彦见没人作答，就运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红旗团的人勇敢地亮一下相呢？因为他们的头头，总抵赖对我们两位死难同学的责任。刚才大家听杨老师念了那封信，可以很断定地说，这种抵赖是没有用的！我们有权利，要求红旗团对此作出交待！敢于在市委门口闹得天翻地覆的勇士们，为何此刻就失去了你们的勇气呢？” 会场中人的眼神，随着俞彦打住的话语，随着他灼灼逼人的目光，一齐朝后排扫去。杨玲这时才发觉：她高三（１）班三名尖子高材生中硕果仅剩的那位史苏星，也在会场之中。她此刻正迎着无数怨恨憎恶的目光，无所畏惧地向台前走来，后面还跟着两个形同保镖的红旗团男同学。在她向主席台越走越近的时候，在她朝俞彦步步逼近的时候，会堂外边，两个出口处和一溜大窗户前，不知什么时候，也人头济济地冒出了好多红旗团的人。会堂里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杨玲此刻的心情，特别地紧张。袁世清和孙晨菲的死亡，９月１９日市委前的大动干戈，使她觉得自己一向详和的苏南古城家乡，充斥着暴戾血腥之气。而当她最初想到要给两位死难同学开追悼会时，老武第一个警告，就是要防止激化学生中的矛盾冲突。她因此而犹豫了好几天。可是，她觉得如果不促成这个追悼会，她的良心就无法安宁。她总感到自己对两位宠爱学生的死，也有一分难以推卸的责任。他俩对她是如此信赖，在迈出人生最关键性的一步时，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透露，却告诉了她。这是何等感人至深的信任和师生情谊啊！她作为这一信任和情谊的承受者，作为更成熟更有社会经验的长辈和导师，照理应该随即作出反应和行动。可是她却一直拖延不决，似乎因担心他俩在学校的险恶处景，真心希望看到他们能在越南战场上建功立业，自己也能连带着脸上生辉。直到第三天，在老武知情后直怪她的糊涂时，才急忙向公安局报告。公安局的同志说，八月份以来，本市因类似情况出走的，已有好几党，都因为发觉报告得早，在半途就被拦截劝说回来了。而最终发生这种恶性死亡后果的，在全国还是第一起！而这种死，杨玲老觉得跟自己没有及时报告有关系。她也不相信，两名同班同学的死讯，对毕竟还是孩子的史苏星，会一点触动都没有。因此在校园里每次遇见这位“学生领袖”的时候，特别留意观察她的表情。似乎感觉到了杨老师逼人的眼光，史苏星每次看到杨玲时，总是匆匆擦肩而去，绝不正眼回看她一眼。于是杨玲就以为，就断定，这位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已经感到内疚，从而判定开个追悼会，并不会象丈夫和季组长所担心地那样，在学生中引起一轮剧烈的冲突。如果他知道张本度在会堂附近的教室里埋下了伏兵，如果她知道头上还缠着纱布的黄军咬牙切齿地发誓：“决不允许狗崽子借机示威反扑！”她一定会改变初衷，劝说同学们取消这个惹事生非的追悼会。但是已经晚了！她一听到俞彦的开口第一句话，就情知大事不妙，第一感觉就是：经过数月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小将们，在政治上已经显得身手不凡，成年人的一番良善用意，可以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接过去加以利用，心中已生老大不快；正在竭力思索挽回局面的对策时，史苏星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主席台，一声不响地直逼俞彦。台下屏息敛气观望的人群中，现出一片轻微的骚动，或提心吊胆，或兴奋激动，焦焦地等待着不知要发生什么情况。杨玲见形势一触即发，就断然抢上一步插入他俩中间，急促地问道：“史苏星，你想干什么？” “杨老师，老同学不幸遇难，可以让我说几句话吗？”史苏星不慌不忙地回答。 “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张本度在旁边一声怒喝。 “俞彦不是刚才要红旗团作出交待吗？”史苏星一只手已经坚定地抓住了会场扩音器的话筒，一面朝张本度冷冷回了一句。这时门口也有人猛叫：“不许张本度撒野！” 杨玲一见这种情况，就示意俞彦松开也抓住会场扩音器话筒的手，且听史苏星说些什么。 “同学们，”史苏星昂首挺胸面对众人：“我听了杨老师读的信，心里也很难过。我们确实有过要对袁世清和孙晨菲采取行动的想法，但是到底怎么动，我们内部是有争论的。但有一点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是一开始就想把所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同学，都吸收进我们红旗团来的。如果有人不信这一点，可以上我们团部查阅有关会议记录。其实，我从来就不相信＇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因为我父亲，也是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中，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因此，我对袁世清孙晨菲想跑到越南去革命的想法，就特别受触动，特别容易理解！我愿借这个机会在此向大家宣布：红旗团从今天起，就跟反动的血统论彻底决裂！凡是愿意参加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会后可以立即去我们团部报名。大家一定都已听说过＇红联指＇吧，我们跟苏南工学院的长征兵团，是两家最主要的发起单位。我们９月１９日在市委门前所进行的斗争，震动了全城，并且已经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肯定！” 台下轰然。人们绝对没有想到，史苏星上台会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几分钟之前的悲伧气氛，被新的信息冲击波一扫而空。“你说你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肯定，能告诉我们具体是那一方面吗？”台下开始有人提问。 “林杰。听说过《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林杰吗？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 史苏星的话刚落音，有个脸上还明显带着泪痕的女同学，在会场后面怯生生地问：“你说红旗团不再搞反动血统论，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呢？听说你们以前打算吸收我们，只不过是让我们当什么红旗兵，仍然是两等公民。” “这样跟你说吧：按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的思想认识是不断提高进步的。你们现在如果加入红旗团，就全部都是光荣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允许内部存在所谓的两等公民！还有，如果你们不相信红旗团跟反动血统论决裂的决心，就到校门口去看看吧。我已经吩咐同学，天一见晴，就把一副新的对联贴到大门口去。＇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你们等着瞧好了，这几天我们要把这副新的对联贴遍全城……”杨玲绝对没有想到：今天的追悼会最后会开成这样一个结局。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宣布散会后，对着史苏星说：“袁世清和孙晨菲如果能听到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他们会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史苏星这次仍然没有正视杨玲，但是却也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垂着头，踌躇着，顿了好一会，终于开口说：“杨老师，能给我一朵小白花吗？” 杨玲没有说话，默默地把自己胸口的白花先摘下来，递给史苏星。史苏星没说任何表示感谢的话，也没有把小白花别上自己的胸口，而是笼在手里，然后一扭身，跑下了主席台。 杨玲瞧了一眼脸色阴沉若有所思的俞彦，然后走下主席台，随着人流走出会堂。抬头望望天空，天空已经露出一条个圆形的大窟窿，从中热辣辣地泻下一长道白茫茫的光柱，使人立即感到：炎热的夏天尚未过去。离开会堂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象一群欢腾的小羊跟随在史苏星的后面。他们是去报名参加红旗团吗？杨玲诧异史苏星那番讲话，竟在几分钟内就发生如此神奇的功效。《红旗杂志》，中央文革，对天真无邪、充满革命渴求的中学生们，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啊！她看到有两个女同学经过她身边时把脚步放慢了，看到她在看她俩，终于站住。她俩是另一个班上的两名优秀生。“怎么，你俩也想参加红旗团？”杨玲又疑惑，又惊讶。 “杨老师，”其中一个朝四周看了一下，断定没人注意她，就低声说：“前几天俞彦他们去执行一个革命行动。想不到打起来人来也那么凶，那么野！把所抓人的大腿骨打成粉碎性骨折，还游街示众，直到昏倒在卡车上才送急救；现在正躺在我爸医院的骨科病房里，据我爸说，要躺一两个月，弄不好会变瘸腿。那个人听说还是个党员，却被硬套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的罪名；他单位有好多人都不服，都去探望他。有人还说我们学校的人手正辣，有朝一日要来找人算帐。所以我俩想，还是参加红旗团；他们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一定错不了。” 另一个女生这时也插上来，声音比前一个还要低：“杨老师，你念那封信时，我瞧见史苏星的脸神好象也不好受。她性子象男孩，会装犟，轻易看不出来。” “听人说她跟袁世清本来就好。”前一个女生又低低补了一句，还想说什么；可是突然惊醒：杨老师并不是自己说这类悄悄话的合适对象，连忙打住；匆匆告别而去。 杨玲却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她俩最后说的话和欲言而止的神情。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她刚刚有些平息和宽慰的心，一下又剧烈地摇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俞彦带大中红卫兵把人毒打致伤的消息，在她心头所造成的震骇，一点不比听到袁世清孙晨菲的死讯差！如果说，前两者的少年早夭，只是这场伟大革命的灾难性效应刚刚露出冰山尖的话，那么，她一向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俞彦，及大中红卫兵所表现的令人发指的暴虐行为，却好象整座冰山都在向她排山倒海压过来，使她觉得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切，都会被这种无视人类现代文明的暴虐所撕裂粉碎，陷入灭顶之灾！而俞彦这批人，他们大都出身优越，父母大多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的地方领导干部。他们从幼儿园起，就接受党的精心培养教育，先做少先队的干部，再成为共青团的领导骨干。在杨玲的心目中；黄军那伙军队子弟对董校长所施行的野蛮暴力行为，是不应该在他们身上重现的。因为无论是他们的长辈，还是他们自己，都更有知识，更有教养；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更有自觉性。１９４９年大军南下时，每进一个城市，就把军队中最有文化、最懂政策的干部留下，与当地的原地下党一起担负起管理建设城市的重任。而那些骁勇善战却缺文少字的干部，就大都仍然留在了部队。在军队的高级干部里，大字不识几个，甚至一字不识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人们如果把血统论反用到革命军人子弟的头上，也许可以说：老子粗野儿粗野，大体如此。然而事实却从另一个侧面，再一次证明那付对联的荒缪：按刚才所听到的情况来看，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所作所为的野蛮程度，想不到竟给人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觉！ 如果在一个民族中，人们有理由认为应该是最文明最讲道理的那部分人，也变得不文明不讲道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指靠吗？杨玲为自己突然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不由在心里打了一个寒战！自己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有一个脑波文字显示图，把她的内心想法展示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这不是公然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吗？她发觉这段时间里，或许是父亲也受到了批判冲击，他的退休市政协委员的头衔、女婿的显赫身份，都未能使他免遭同一类人都在遭受的厄运。或许是因为她自己也品尝到了被斗批的滋味，杨玲觉得自己的整个头脑，好象正跟党所要求的那个头脑，变得越来越南辕北撤，格格不入。她跟老武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日俱减；本来还以为是因为他太忙碌所造成的。这时突然间，却好象有一道电光照示出了一个真正的原因。她对自己内心异端的想法越来越多感到害怕，并不是为自己；而是怕这些异端，一旦显露于高度忠于党性原则的老武面前，其后果：或者两人会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感情上，变得格格不入，愈分愈远；或者会使老武接受她的影响，不惜自毁前程，走上跟党的现行路线背道而驰的道路！这两种前景，当然都是她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她实质上是在向丈夫隐瞒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最新成果：“情投意合的夫妻之间，却要打起思想埋伏来！”杨玲的脑子里“咯噔”一下，又蹦出一句反动话。这次她没有打寒战，而只是苦笑了一下。如果此时有人注意到她嘴角边因自说自话而独自挂上那样一丝突然其来的笑纹，也许会觉得怪怪的，疑心这位女士的神经是否哪个地方出了故障。 奚大雄觉得身背下面软软的，眼前白晃晃的，鼻孔里充斥着好象什么药水的味道。他想动一下右腿，却发现右腿骨沉甸甸的，立即有一种压迫性的轻微钝痛向他作警告：石膏尚未去除，不要当作好脚好腿乱移乱动！这里已经不是电影院，也不是那亭子小桥，而是自己早已“筑营下寨”了一段时日的骨科病房。身背下软软的，是弹簧钢皮条托底的病床；眼前白晃晃的，是被夕阳反射映照的很亮的天花板；而鼻孔里的味道么，就是病房里通常所具有的那种味。然后，他开始再次追忆往事。他记起了自己昏厥前那段时间的情形。他记起了自己硬撑着钻心疼痛的右腿骨，站立在卡车上接受游街示众的场面。卡车一阵快一阵慢地走着，在特别人多热闹的地段，还会有意停下来，仿佛体现公平原则，在别人观赏他的时候，也让他有机会观赏一下人们从车下射上来的各色目光。那些目光，或者显得疑惑，或者显得好奇，或者显得鄙视嫌恶，却极少有显出同情或不平的。他的头，被两只手使劲按着，不能朝旁边转动，就无法朝身边旁顾。但是不用转首旁顾，他就知道身边还站着谁。他还能想象她那一刻是副什么样的模样，揣测她心中悲愤欲绝的羞辱苦痛。他为此而觉得心里阵阵绞痛，深恨自己放纵深藏的感情欲求，明知这样的放纵会有危险，却还会自己寻找种种借口理由。胸前那块标有“蜕化变质分子”的招牌，虽然使他感到奇耻大辱，他却更多地把招致这种奇耻大辱的责任，归于自己的轻举妄动。劈头盖脑一顿乱棒使他感到：无论如何，他是不该跟凌漪一起出来看电影的。结果不仅自己遭灾，而且使她也跟着受难，虽然没有一丝一毫越轨之举，却使她再次承受不白之冤！尽管他不能不承认：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凌漪已经悄悄地超越取代了玉芳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她的遭难受辱，就使他心中分外地痛楚，分外地悔恨。两颗心，可以相互呼唤甚至碰撞；而两个身体，却必须遥遥相隔，形同陌人，这是现实。不尊重这个现实，就要为此付代价……。 而后奚大雄就想起床，但是觉得没有睡醒似的，就仍然躺在病床上不动，思绪迷迷糊糊的，有很大一部分，老是牵挂在凌漪的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他又闭上了眼，却看到了那个满头凌乱乌发下低垂着的鹅蛋脸，那道被雪白肤色映衬得分外鲜红的血痕，那沾着泥灰的光裸脚丫和挂到脖颈上去的乳黄色皮鞋，还有那“大破鞋”的触目黑字……。所有这一些，都是他在被推上车厢前端的一刹那所看到的，时过境迁，它们应该变得模糊淡薄，可是不，这一切却好象变成了电影中的一个定格，固定不变地存留在他的脑海中。他似乎老感觉：他仍然挨在她的身边。那身边周围的场景是黑黑的，暗暗的，仿佛还在市人民大会堂的影剧场里。他抚摸着她那肌肤滑润的脸蛋，在找那条血痕，却横竖找不到。凌漪扒开他的手轻声地说：“不要找了，我已经把它转移到心里去了。”“离心近了，那是不是会更觉得疼呢？”他急切地问。“不会的，只要有你在我身边，什么疼痛我都不会感觉到。”凌漪柔声地回答道。他一听这话，就觉得很冲动，就情不自禁地想把她的整个身段搂抱住，可是两条胳膊却好象被谁死死按住了似的，难以自由行动。而那道放电影的光柱，似乎窥破了他的企图，立即威慑性地转过来，直直地逼照着他俩，他顿时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涌上头顶，整个身子都似僵住了一般。然而影剧场里的观众，却并不随着那耀亮的光柱看他们。人们只管盯着银幕看，还窃窃私语地发表着各种使他感到很惊异的评论……“那个女人不就是押在卡车上游街的＇大破鞋＇吗？”有个声音却突然高喊，好似觉得别人对银幕上主角的窃窃私议，比起他坦直的大声疾呼来，是一种更大的不礼貌。“她会跳舞，跳得美极了！她跟各种各样的人跳，就是不跟银幕上的那个男人一起跳。”有人补充说，而且也提高了嗓音。奚大雄这时才发觉：人们所以对他俩暴露在雪亮灯柱下的亲昵情景熟视无睹，是因为那灯柱同时担当发挥了两种功能，边摄影，边播放，把他和凌漪的一举一动，都分毫毕现地投射暴露在银幕上了。而那银幕上所出现的，同实际情况却又有非常大的出入。在灯柱下，他明明是想动而不敢动，想动而不能动，而在银幕上，他俩却已经滚在一起，扭成一团。行动根本就没有受到丝毫的束缚。那种龙腾虎跃挥洒自如的样子，竟极象他跟玉芳在床上度欢时的情形。这时他又听到了另一句评论：“她怎么会跟他一起跳呢？那个男人乡下有老婆。你看到没有，他跟她老婆在一起，干得多带劲，多欢快！还说是回乡做农忙呢。”奚大雄闻言后仔细一端详，方才发觉那女的原来是玉芳，一下子害躁得无地自容，全身汗如泉涌，他怎么跟玉芳当着怎么多人的眼睛，也折腾上了？于是就惊醒。 这是奚大雄被送进医院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他这样子从午睡中完全醒过来，觉得身上还真有一点汗渗渗的，欲伸手抓挂在床头柜上方的毛巾擦汗，手却突然停住，这是怎么回事？奚大雄定一定神，让视神经适应了突然变化的瞳孔，眼睛睁得非常非常地大。然而，即使眼睛的括约肌已经扩展到了极限度，他仍然不能相信所看到的情景。他极少看小说。搞不清自己是否梦中套梦，仍然处在远离现实世界的虚幻境地之中？还是确实已经恍然梦醒，回到了人间？他没有用指甲尖压一压哪块皮肉，以检查自己有无痛觉，或采取小说家喜欢描绘的其它动作，来检测他的此岸性或彼岸性。而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他俩刚在梦中相会，此刻竟然在现实中不期然而然地重逢了！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在黑暗中，并不是手拉着手，脸挨着脸，而是隔着一排窗户。窗户是开着的，但是有挡蚊蝇的绿纱掩隔。绿纱外的阳台上，那熟悉的身背腰肢，那雪白滚圆的胳膊，使他心室砰然狂跳。那胳膊摆弄着的，是一些衣衫衣裤，胳膊的主人，正在把它们一件一件晾到阳台上方的晾衣绳子上去。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床底下脚盆里的换洗衣服，都已不见了。他分辨不清自己此时此刻的确切感觉是什么。极度地不安与震动？极度地感激与感动？他那些也从午睡中醒来的新病友，显然都不能看出他此刻心中卷起的万丈狂澜，而他却能清楚地看出，在他们注视的他的眼神里，都包含着一种羡慕。羡慕什么呢？有一个美丽而勤快贤惠的老婆？误解，天大的误解！如果此刻真是老婆在场，如果老婆目睹这一情景，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寻死觅活，大吵大闹？不，不会的。当玉芳哭哭啼啼地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告诉他的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跟她闹离婚，不要使她无脸见人。其它一切，她都会顺从他的旨意。临分手前，她还怯生生地问道：凌姐好吗？直到这时，奚大雄才发觉：老婆这一句问话，并非出自偶然或多余。她和凌漪一样，聪明而敏感；她仿佛已经预见和猜测到了一点什么。他自己，却为何对此显得好象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呢？ 其实，奚大雄应该能够预想到今天这个场面。他住进医院的第二天，诸申、冯有强就到病房里来探望他，并告诉他：李惠康正在跟郭贤联系，商量对策。他想问他俩怎么找到他的，心中却猜度一定是凌漪作的通告。但是，他却不敢在他俩面前直言其名地提凌漪。倒是他俩主动跟他讲了，完美无缺地印证了他的猜想。这在他们似乎也是第一次，而过去他们也总在他面前回避这个名字。他们说，凌漪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包括那份见证书的底稿，也给他们看了。在他们的广泛传播下，公司里好多人现在都知道了事情的全过程。对于工作组歪曲实情、蒙骗利用不明真相的学生把他毒打致伤，都很愤慨。人们对凌漪，也开始重新审视，刮目相看，对她在历史上和目前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越来越多的人深感同情。也许，就是这种同情，给了她异乎寻常的力量和勇气，使她以一个有夫之妇之身，光天化日之下敢冒天下之不韪，来病房为一个有妇之夫洗衣服。也许她可以把这种行为冒充成学雷锋的举动，但是这种冒充实在是既拙劣又牵强，因为不仅学习者的年龄高了一大个层次，而且时下是以革命为重，没有哪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文章，继续在提倡号召学雷锋。如果奚大雄是一个卧病在床的残废战斗英雄，或者一个功勋卓著的老红军，也许舆论又会另当别论。可是他都不是。刚进医院的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身分不明、使医务人员神志混淆不清的人物。他们分明看着他象一头死猪似地被红卫兵小将扔进急救室里，而且在扬长而去时，还特意留下了把那块标有“蜕化变质分子”的牌子。那个同时留下来的脸色严峻的中年人，很严肃地出示工作证，亮出了他那市货运公司保卫科科长的身分。然后有好事者，打听这个昏迷者“蜕化变质”的具体情节。可是傅科长却又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从第二天起，就有公司同仁前来探望已经苏醒并被固定在石膏架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本以为只不过是少数香臭不分者或同流合污者。然而，探望者却与日俱增，以致引起了公司当局的重视，派那位傅科长前来医院抄录探望者的登记名单。不知骨科主任是讨厌政治把脚伸到他那白衣天使的领地，还是同被探望者建立了情谊，下令不予抄录。官司打到院部，主任在院部的后台硬得很。傅科长得到的回复是：除非拿出定性结论来，证明确有政治必要，本医院不能乱开先例。傅科长就奉令在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内，进病房亲自坐镇，对探望者的人头脸孔，连登记带检视兼监听。可是碰上的第一个被检视监听者，却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司党委书记邱铭。那邱书记跟“蜕化变质分子”明显敌我不分，窃窃私语的模样，倒好象在跟奚大雄商量公司里的党政要事。书记还带来了一大迭报纸，傅科长伸长耳朵一听，才知比公司里的党政要事还高一个层次，他俩是在交流学习报刊文章和关心国家大事的心得体会。临走前邱书记还对他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口吻：“多学习学习报纸文章，不要尽跟在别人屁股后瞎转。”傅科长第一次碰上邱书记对他这么不客气地说话，就不象老受批评训斥者那样，耳朵里有一层麻木不仁的老茧作抗拒，心中不由悚然。邱书记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抢前一步，细细研读起书记所留下的那些报纸文章。读着，读着，背心里就出冷汗。就再也不摆坐镇者的威严模样，就跟奚大雄重叙昔日友情，就向他摆出虚心好学的请教态度。奚大雄一味谦逊，用手指着对面床铺前刚走进来的一个年轻人说：“你请教他吧，他才是够格的老师。我这段时间都跟他学。” 明天，就是奚大雄所介绍给傅科长的那位“够格老师”出院的日子。这位“老师”从凌漪一走进病房，就猜到了她的身份。他去盥洗室刷牙洗脸，见她在为奚大雄洗在床底下搜捡到的衣服，开门见山地对她开口说：“我了解你的情况，奚师傅跟我谈起过你。” 凌漪很惊讶地注视着奚大雄的年轻病友，疑惑之中，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叫曲湘川，是苏南工学院的工人调干生。你听你丈夫谈起过高远吗？我最早从他那里知道了你们的事。” 凌漪更惊讶。她可以分辨出来，对方的目光很友好，就朝他莞尔一笑，虽然不立即回应，却在心里认认真真地思索回忆起“高远”这个名字来。 “原来是《锡城日报》社的，搞文艺版。”曲湘川知道她在回想，就把有关高远的近况扼要谈了一下。 这样一谈，凌漪就回想起来了。然后她就觉得难受起来，进医院前的满腔喜悦，被曲湘川所告诉的有关高远的悲惨故事，扫掉了一大半。她同丈夫过去总以为自己是最不幸的。现在才知道：他俩的不幸，还牵连了其他的无辜者遭受不幸。她再次意识到了丈夫处理整个问题上的固执和偏激，不由为自己最终所作的选择，轻轻松了口气。这一松气，就捅破了嘴边的关拦；面对着一个几分钟前还素不相识的大学生，一下说出了她个人生活中所作的最新决断和结果。而她本打算：她的第一个通告对象，必定是奚大雄。她要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然而，她自己都不明白何以突然来了一个冲动，会把首先得知这一消息的专利权，莫名其妙地在中途拱手交给了一个第三者。 这一回可是轮到曲湘川吃惊了。他久久地盯视着她，仿佛要透过那美丽而平静的脸容，看穿她的心底，摸透她的真实用意；并据此来重新评估这一新情况所包含的整个政治含义和影响。昨天郭贤和王小燕一起来看望他时，三人在楼下花园里足足商量了近两个小时，并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他们对这一意见信心十足，觉得可以受到有关各方的赞同支持。然而情况骤变，他的信心开始动摇。 奚大雄腿上的石膏，处在将去未去之际；身体在行动上，已几乎不受什么限制。不知是受了曲湘川眼神的默示鼓动，还是受自己满腔激情的驱使，他拄起了一个拐杖，移向了窗口，走进了阳台。凌漪虽然不转身，也不转首，却也已经分明地听到了向自己靠近的脚步，身背上感受到了一双炽烈的眼睛。她似乎期待着那双大手，会从背后抱住她的身子；或从她的腋下升举出来，托住她的脸庞；或把他的手指，默默无声地插入她的头发中，轻轻地抚挲。她明知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愿意使自己沉浸在这种幻想型的期待中。然后，她终于听到了一声嗓音沙哑的呼唤。她突然一下扭转身子，把腰背靠在阳台的栏杆上，拢了一拢被阳台上的风吹乱的鬓发，由于身子略往后仰，就使胸脯变得很高耸，圆鼓鼓的，使人觉得在她的身上，青春的活力如头顶上的秋阳一般，仍然保持着热蓬蓬的力度。她看到了一付凝视着她的眼神，潮湿，滋润。在这凝视中，奚大雄又一次看到了那次在宿舍拐弯处所看到的脸容。那种光彩夺目的红润艳亮，那双水波荡漾的明眸，在秋阳的侧射下，显得千般妩媚，万般动人……。他俩就这样，脸对着脸，定定地对视着，四目交会碰撞，在悄然无声中闪烁着电光雷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从病员楼另一侧大街上，传来的阵阵毛主席语录歌声，使这种令人又陶醉又难堪的沉默，更加显得静寂。终于还是奚大雄开口：“今天不上班吗？” “星期天。连日子都过得记不清了？”她嗔怪。 “在这病房里，呆长了会把外面的一切都忘记。”奚大雄自我解嘲了一句。怜爱的眼光，仍然不离开那张脸，并轻声说道：“没有留下疤痕。” “留在心里了。”凌漪轻轻地回答说。 奚大雄很震惊！他记起了方才梦中的对话。他早就听人说过：心与心会有感应，梦跟现实会有照应，却从不相信；可是面对这种巧合，他还应固执己见吗？ 凌漪看出他的神情有异，就用审询的目光盯着他。然而发觉是徒劳，奚大雄似乎并不打算作出解释。于是她就改变话题：“玉芳来服侍过你吗？” 奚大雄摇摇头：“她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我父母，还要出工干活，自己都忙不过来。我都没有让她知道。” 凌漪自觉问得不得体，就换了一个话题，喜形于色地问道：“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奚大雄这会认真想了一想，然后答道：“公司里上午召开斗批会，是吧？怎么样，开得怎么样？”他也变得兴致勃勃起来。 “时红霞，崔志中，还有铁杆老保丁荣兴，叶子栋和童年财，都上了台；也尝到了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的滋味！大会结束后，也让他们去街上兜了兜风；真来劲！”凌漪的声调很兴奋。 “哎，前天他们到我这里来商量时，可没有提到要游街啊？”奚大雄和他的同伴在１０月２１日成立了“公路野战军兵团”，并通过曲湘川的牵头，加入了已经有几万名工人所组成的锡城市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奚大雄的病房，几乎成了兵团的临时指挥部。 “傅古宝在检举揭发中，一提到崔志中派他带人来抓你，大家就来了气。冯有强上台一脚把崔志中踢了一个狗趴地。有两个过去受过他整的小伙子，手里轮着铁棍冲上去，给诸申他们拦住了；小诸的手臂上为此还挨了一记重打。大家心里这么火，都说要游街，谁要拦都拦不住。我还记着你以前所说的那句话，凡事由老百姓说了算。这日子，想不到怎么快就来到了！” “大家为什么光找姓崔的算帐，而不找那个时红霞呢？她可是最后拍板的人啊。”奚大雄对这位工作组领导，似乎也耿耿于怀。 “找了，怎么不找呢！”凌漪的声调，这时却突然降低了：“她从头到尾不认错，被激怒的群众打成了肾出血，送进了附近的陆军医院。”说完，凌漪顿了顿，有些犹豫似的，张了张嘴，忍住了，没有把欲言又止的话说出来。 “你想说什么？”男性与女性的不同之处，也许就是一有疑惑，大都就会毫不留情地逼问对方。 “我觉得有些人的手也下得太狠了点，人家毕竟是个女人；他们当初也没有对我动武啊。”凌漪在奚大雄的逼问下，说出了心里的看法。 “到底是女人，豆腐心。这号人，不让她亲身经历经历，她不会想到别人挨整挨打的滋味的。”奚大雄颇不以为然。 “大雄，你会在棍棒下面领受别人给你的教训吗？”凌漪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责问奚大雄，话一出口，就有些懊悔；心想，应该是再次改变话题的时候了。 奚大雄给凌漪一下问住了，不由朝面前的这个女人重新打量了一眼。他再次感觉到：她尽管在逆境中压了这么多年，却并未完全磨灭掉她那待人良善而又执拗的个人主见。 “不说这些了，你是中共党员，自然比我更懂政策。知道我今天还会带给你什么意想不到的消息吗？”凌漪的脸上重新泛出容光来。 奚大雄思索了一下，摇摇头：“我猜不出。” “我已经办妥离婚了。”凌漪的声音说得非常轻。 “什么？”奚大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两眼吃惊得象铜铃。在经历了那样一种冤屈折磨之后，想不到她却会作出这样一种决定！她难道不明白这样做的后果吗？这会使本来存有偏见的人，偏见更强烈；已经解除误解的人，重新起误解！还有，作阿公阿婆财产继承人的巨大物质引诱，她也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她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是为了什么呢？是否隐含着对他的某种巨大期待呢？是的，她已经知道了他同玉芳之间的巨大裂痕，她是否以此向他表明心迹，并且在提示和迫使他也朝同一方向走呢？ “邱书记和老大姐都跟我说了，我那位男人当时话说得太过头了，他的案怎么也翻不转。说实在，没有碰上你的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指望能翻他的案。可是……，”凌漪说到这里时，停住了，把目光从奚大雄的目光下逃避开，才压低了声音说：“这还要连累你。你吃这么大的苦，就是因为有为右派翻案这一条。我一离婚就把这一条划掉了。你起头做的那个见证，就算是光为我做的。邱书记说，这样一来，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开来了，上面也就好处理。也不会影响你现在的造反革命。” 奚大雄听了这一席话，被一通政治话题压制下去的胸中狂澜，又开始汹涌激荡起来。凌漪所暴露的那种处处为他设身置地作考虑的心曲，强烈地扣打着他的心！她没有一点暗示和逼迫他的意思，根本不求回报和偿还；这反倒使他受到一种莫名的逼迫和压力，那“我也离”这三个字，那么强劲有力地冲击着他的咽喉，从心中蹦跳起来，撞了顶，弹回去；又蹦跳起来，又撞顶，又弹回去；又跳起来……；一次比一次都强烈，一次比一次都坚决。他觉得：他的喉咙口就快抵挡不住了，他几乎要被胸中的万丈狂澜淹没了！他在绝望中一侧首，却发现曲湘川正隔着窗户绿纱，在很注意地盯着他。自从９月１９日那个夜晚，这个大学生缠着满头满颈的纱布绑带，被护士从急救室推入这个病房起，他俩就成了莫逆之交。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得归功于郭贤的探望。他当时一踏进病房，就惊喜地发现自己一箭双雕，不期然而然地同时碰上了两个被探望对象。而这一天从奚大雄进入阳台那刻起，这个莫逆之交就一直在注视着奚大雄的一举一动。其他病友当然也时常朝阳台方向张望。但那不过出自一种纯粹的好奇心，并不象曲湘川，那样持续，那样抱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此刻，他似乎明白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就推开阳台门毅然闯进来，对着凌漪很有礼貌地邀请道：“咱俩可以一起到楼下去走走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凌漪很疑惑，朝奚大雄望了一眼。奚大雄也疑惑，但是很肯定地示意她接受邀请。“你把提包留在奚师傅的床头柜上好了，”曲湘川先对凌漪说。又转对奚大雄说：“我俩很快就会回来。” 果然不出半个小时，他俩就回来了。回来时正好是病房订饭时刻。奚大雄要订双份，凌漪坚决表示不要，说她已经同人家约好一起吃晚饭。“那就不勉强了，但我们可以去楼下花园里走一走吗？”奚大雄提议。 “下次吧，今天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凌漪回答说。把一大堆水果点心掏在奚大雄的床头柜上，就匆匆告辞；连奚大雄要送出房门都不让。奚大雄在门口同凌漪的眼神最后一次相交时，终于看出她脸上，有异样的神情，心中变得很纳闷。 “去楼下花园吗？”奚大雄碰了钉子，心想一定跟曲湘川有关系；在床头闷坐了一会，对曲湘川作提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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