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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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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 1500-1763年
中世纪大半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百端，并受到了威胁。由于地处传统的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蹬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因而，出现了一批批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国衰落、使他们有机可趁，他们便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了。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挺伸组成，俄国从陆上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地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诚然，在这数十年间，土耳其的禁卫军以亚洲的无数前辈为榜样，正进逼多辎河流域、围攻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但是，若将此事置于世界历史舞台上，这只不过是一次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小规模行动。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最初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扩张、稍后西北欧洲人的话动以及与此同时俄国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陆上扩张。这些也是本编以下各章要论述的主题。
第六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 1500—1600年
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亚当·斯密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 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居首位。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种族和宗教的多种多样成为穆斯林统治留下的一份剩余遗产。此外，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伊比利亚的国家迅速衰落了，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么，如何解释16世纪时西、葡两国短暂而辉煌的扩张呢？本章首先探讨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起源问题，然后论述东方和美洲大陆的帝国建立过程，最后阐明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衰落的原因和征兆。
一、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样显得更其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圣战记忆犹新，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 15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为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 1415年以他在攻占直布罗陀海峡西岸的城市和要塞仲达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出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象葡萄牙人先前在仲达所做的那样。伊莎贝拉干1482年开始对格拉纳达的讨伐，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向前推进，直到1492年获取最后胜利。胜利后，西班牙人立即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梅利利亚城。1492年，女王还下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开西班牙；10年后，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
当地理大发现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灭，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于从盲目崇拜中解救出来时，伊比利亚人的讨伐运动扩展到了大洋彼岸。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阿方索·德·亚伯奎在围攻马六甲时，曾用这样一些赞美之词激励手下士兵，他说：“我们将为我们的主出色地效劳，把摩尔人从这地区驱逐出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远不会重燃。”同样，曾追随科尔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贝尔纳·迪亚斯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废除了印第安人中间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给男人、妇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们的灵魂可能已下到地狱。”
诱使伊比利亚人去海外的还有四群岛屿——沿非洲海岸而依次南递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西越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这些群岛所以很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们富饶多产，还因为它们提供了战略基地和泊船港口。葡萄牙人于 1420年开始拓居马德拉群岛，他们首先获取高质量的木材，然后生产可致厚利的蔗糖。当巴西人制低糖价与他们抢生意时，他们从克里特引进了白葡萄；直到现在，独特的马德拉甜葡萄酒仍是用这种葡萄酿制的。
马德拉群岛无疑隶属葡萄牙人，加那利群岛则大不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要求占有它。经过上诉罗马教皇和在当地进行凶猛的争斗之后，葡萄牙人放弃了对加那利群岛的要求，而西班牙人则承认其他三个群岛归属葡萄牙人。这一解决办法迫使葡萄牙人南下时须远远驶入大西洋，以避免以加那利群岛为基地的西班牙私掠船。因此，他们的第一个泊船港口是亚速尔群岛。他们有条不紊地勘探亚速尔群岛，至 15世纪中期，已抵达最西面的岛屿；到那里，约需横越大西洋的四分之一。
整个 15世纪中，水手们不断发见位于大洋远处的岛屿。自然，他们会设想有更多的岛屿尚待发现和开发。为了替前往东方提供踏脚石，大西洋航海图上密布了这种想象中的岛屿。1492年，哥伦布与伊莎贝拉达成的协议规定，他应率领一支探险队“去发现和获取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和大陆”。
不过，在 15世纪的海外冒险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姗姗来迟，而且，它投身海外事业通常是出于对葡萄牙首创精神的反应。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三面为西班牙领土所包围。这有效地保护了葡萄牙人不会因受诱惑而将自己的财力浪费到欧洲战争中去。由于亨利王子的领导，他们开始致力于远洋事业。其二是葡萄牙掌握较多的航海知识，主要是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的。里斯本地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与佛兰德人之间的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人通过在皇家海军中雇用意大利船长和领航员，趁机获取了航海知识。亨利王子还进而加以发展，他集合起一群出色的、颇有才能的海员，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加泰隆人，甚至还有一名丹麦人。此外，亨利去世后，“国王继续从事亨利的工作，使葡萄牙人在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成为所有欧洲人中最有知识的。由于这种稳定的、始终如一的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葡萄牙人取得了对西班牙邻人和竞争者的决定性的优势。
1415年占领休达以后，葡萄牙对探险的兴趣迅速增强了。穆斯林战俘泄露了有关穿过撒哈拉沙漠、同苏丹诸黑人王国进行古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情报（见第五章第一节人那时以前的数百年中，后者一直用象牙、奴隶和黄金来换取各种制成品和盐。由于西欧那时普遍地极缺乏金银，葡萄牙尤其如此，所以，开发这一黄金贸易的可能性引起了亨利王子的兴趣。据他的副手迪戈·戈麦斯说，亨利听说了“商人们从突尼斯沿海到延巴克图和冈比亚的坎托的通道”。戈麦斯还说，这一消息“使他‘亨利’想经由海路探寻这些地方”。换句话说，亨利最初的目标仅限于非洲，未扩展到东方。
1445年，葡萄牙早期的探险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这一年，亨利王子的船长们通过了沙漠海岸，并在它下方发现了一片绿叶繁茂的新地区；这片新地区“为棕榈树和其他美丽的绿色树木所覆盖，甚至那里的平原也如此”。到亨利去世时，葡萄牙人已沿海岸勘探到塞拉利昂，并建立了许多沿海两站，使他们至少能吸引自己想得到的一部分商队贸易。后来，至1487年，葡萄牙人又在内陆货物集散地沃丹设立了一个商行驻外代理处，使他们能获得更大一部分南北向的商队贸易。
在此期间，甚至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向往的目标已开始不仅仅是非洲，还包括印度。当时，欧洲前往东方的通路为控制整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势力所封锁，对欧洲人来说，地中海是一所牢狱，而不是一条大道（见第二章第七节）。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前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亨利王子最初开始他的行动计划时，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越来越往前驶去，他的视界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从那时起，发现和控制香料路线成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亚伯奎激励围攻马六甲的部众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时，他也强调了得到物质利益的前景。他说：“我确信，如果我们从他们（摩尔人）那里夺去马六甲的贸易，开罗和麦加将会彻底毁灭，威尼斯将得不到香料，除非它的商人到葡萄牙去购买。”
二、哥伦布发现美洲
如果考虑到葡萄牙在远洋航海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伟大发现即美洲大陆的发现乃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取得，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识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进，并正确地估计出哥伦布的计算给果是错的。 15世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陆对海洋的关系。哥伦布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估计（一个过高的估计），根据这位旅行家关于日本距亚洲大陆有1，500哩的报告（一个极为过高的估计）以及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一个过低的估计），推断出分隔欧洲和日本的海洋宽不到3，000哩。因此，他认为前往亚洲的最便捷之路是通过横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这也是他向各朝廷提出的方案。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的缘故而富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并较好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他们确信地球比哥伦布所认为的还大，诸海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为此，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请求资助时，遭到拒绝。两年后，哥伦布来到西班牙朝廷，起先也遭到拒绝，但最后赢得了伊莎贝拉女主的支持。
1492年8月8日，哥伦布率领由可靠的水手和饱经风霜的能干的船员操纵的三艘帆船，从帕洛斯角启航。到9月6日，远征队已把加那利群岛丢在后面，驶入烟波浩淼的海洋。很幸运，一路顺风，但是，随着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船上的人们烦操不安起来。为了平息他们的忧虑，哥伦布发布了有关已行航程的假消息。10月7日，发现了飞鸟，但在地平线上仍没出现陆地。甚至哥伦布也焦虑起来，这时他已西航很远，按他的计算；应已见到日本。10月9日，他许诺要是三天内再看不到陆地，就返航。恰好在三天期满前，瞬望台发现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命名它为圣萨尔瓦多。这是预示着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时刻。
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他确信圣萨尔瓦多岛离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是找到日本。当他向西南航抵美洲大陆时，他相信自己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某地。哥伦布坚持自己的错觉这一点，带来了重大结果：它鼓舞人们进一步勘探南北美洲，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笔财富。但是，如果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仅仅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离亚洲大陆的新世界，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会离开这片最初看来既没吸引力、也无利可图的荒原。假使那样的话，美洲大陆也许会在数十年内无人理会，尤其是因为葡萄牙的达·伽马在此期间已开辟了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极为有利的航路。
西班牙君主忠实地支持哥伦布，投入大笔资金为他装备了另外三支远征队。但是，直到 1518年西班牙人才在墨西哥偶然发现富裕的阿兹特克帝国。从哥伦布首次探险至这次意外的发现，时近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间里，随西班牙人踏勘西印度群岛中看来似没什么前途的无数岛屿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首次远航中，哥伦布在回国以前探勘了古巴和海地。 1493年，他又率领一支由17条帆船组成的、令人敬畏的舰队离开西班牙。他这次远航的目的是要在海地建立起殖民地，以此为基地，继续航行到附近的日本和印度。尽管对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很勤奋，还是未能发现与他所寻找的东方诸王国有一点相象的任何国土。而更糟的是，哥伦布虽是一位老练的航海家，却是一名拙劣的行政官。他作为海地新殖民地的总督是失败的；当他于1496年返回西班牙时，土著在反抗，殖民地处于一片骚乱中。二年后，哥伦布开始第三次航海，这次他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奥里诺科河河口。但是，由于海地再次爆发骚动，他的总督职务被取代，继任者用镣铐将他解送回国，他的君主仍支持他，于1502年派他进行第四次亦即最后一次的航海。他探查了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一长片沿海陆地，但是仍未见到有中国的迹象。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绝进一步支持他；他虽没有穷困潦倒，却满怀怨恨，于1506年死去。
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来象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前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然而，美洲大陆的发现确引起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直接反应，它促使葡萄牙人环航非洲，由海路直接抵达印度。
三、葡萄牙在亚洲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他们沿非洲几内亚海岸的贸易中获取相当大的利润。粗胡椒、黄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隶这时已通过葡萄牙进入欧洲贸易。仅仅奴隶贸易就供养了里斯本的六、七十个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征服者迪亚斯在阿兹特克首都看到奴隶拍卖时，曾情不自禁地评论道：“这奴隶市场的规模和葡萄牙人在几内亚的黑奴市场一样大。”
亨利王子的后继者继续进行亨利对西非海岸的开发。 1487年，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因为这一年，当巴托洛米乌·迪亚斯沿海岸探险时，遇上大风，大风连续13天将他的船队向南刮去，其时一直见不到陆地，当风变小时，迪亚斯朝西非海岸驶去，但发现他们早已不知不觉地经过了海角。他在印度洋的莫塞尔贝登陆，并想要进一步探险，但手下那些疲倦的、受惊吓的船员迫使他返航。返航途中，迪亚斯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角，定名为风涛角；他返回后，葡萄牙国王重新命名为好望角。
1487年，葡萄牙国王派身为语言学家、士兵、间谍和外交家的佩罗·达·科维利亚由陆路出使印度；以搜集有关这一国家的情报。科维利亚会说阿拉伯语，他沿传统的商人路线行进到开罗和亚丁，接着乘一条阿拉伯独桅帆船到印度的卡利库特。他侦察了印度西海岸即马拉巴尔海岸诸港口，然后搭另一条阿拉伯船返回东非。在东非，他先访问了许多阿拉伯城镇，再回到开罗，最后在阿比西尼亚结束全部行程，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一生的最后13年；不过，在离开开罗之前，他已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一份千金难买的报告，寄回里斯本。
这些探险与其他几次取道陆路和海路的探险一起，使葡萄牙人成为欧洲地区内对世界地理学和商路最有知识的人。然而，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因素，他们在迪亚斯绕过好望角后未能继续前进。结果如前所述，哥伦布成为抵达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尽管他坚持声称美洲为东方。较有见识的葡萄牙人虽然从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这时也加紧开辟和占有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 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于1498年5月底驶入卡利库特港。这一航海功绩不及哥伦布的伟大。达·伽马能在南航途中停靠葡萄牙各贸易站，而且，他通过各种来源知道了东非沿海诸阿拉伯城市。他曾停靠其中一座港市米利恩迪，在那里结识了著名的阿拉伯领港员艾哈迈德·伊本·马德吉德，后者指导地渡过了印度洋。由于这次航海的后果，伊本·马德吉德对自己所做的悔恨莫及；他死后名声很坏，至今仍受到他同一教派的人的咒骂。
达·伽马在卡利库特未受到热烈欢迎。居住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自然会因他们传统的垄断受到威胁而惊恐，尽力阻挠这些欧洲闯入者。此外，葡萄牙的贸易货物多半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物，不适合印度市场。事实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级程度。这从达·伽马奉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物的品种——羊毛织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脸盆以及罐装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来；这类礼物肯定不会给人以好印象。因此，达·伽马与卡利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他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达·伽马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没能……使这些货物按我们希望的价格出售……因为在葡萄牙能卖得 300里尔的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在这里仅值……30里尔，而30里尔在这国家是一笔巨款。”
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 1499年9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60倍。令人眼花缘乱的视野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的称号。对这些称号的接受是相当认真的。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沿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坚持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达·伽马曾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将船上的任何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还有一个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宣称：
诚然，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经过数千年的地区隔绝之后，使欧亚大陆的两种文化首次面对面的这一划时代的会合的性质就是如此。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这种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统治，乍看起来是难于理解的。为什么只有大约 2O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高度文明的、拥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亚洲诸国家呢？
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运气极好，能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供给。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得恰是时候，使葡萄牙有足够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正如达·伽马所发现的，葡萄牙制造的衬衫的价格等于印度衬衫价格的 10倍这一事实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难找到可用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香料的东西。这种东西由美洲的银矿提供了。东方总是渴望接受金银。达·伽马离开印度时，卡利库特国王让他转交一封给葡萄牙国王的短简，内容是，“贵王朝的瓦斯科·达·伽马先生来我国，我很高兴。我国盛产肉桂、丁香、生姜、胡椒和宝石。我请求您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鲜红的布。”美洲提供了国王所需求的金银，从而使绕好望角航路的贸易得以充分发展。因此，有人评论说：“哥伦布的航海是对达·伽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葡萄牙人到场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彼此不和。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有着单一的、持续不变的目的，这种目的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他们资源方面的低劣状况。欧洲人显然是不团结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纷争。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需要向东扩张，以获取利润并战胜伊斯兰教。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欧洲人所表现出的志在成功的决心比亚洲诸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定。整个 15世纪中，葡萄牙人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富，派出一支又一支远征队；这种持续不变的远征运动是亚洲所没有的。当达·伽马完成历史性的航海而归来时，葡萄牙朝廷准备迅速地扩大成果。它为有组织的贸易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在马拉巴尔诸港口设立商行驻外代理处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许状的舰队。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葡萄牙人具有将舰艇编队布阵的本领，而不是依靠组成舰队的舰艇各自单独作战。更重要的则是葡萄牙人的海军火炮和射击技术。西欧人当时正发展起新的、有效的海军火炮，这种火炮使他们能将舰船用作流动炮台，而不是用作为部队提供膳宿的运输船（见第二章第四节）。火炮而非步兵这时成为海战的主要工具，火炮是用来攻击敌舰而不是攻击舰上人员的。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海军力量，从而控制香料贸易。
当然，由此并不可以得出，葡萄牙人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海军火炮控制范围以外的陆上地区。实际上，印度人很快就开始雇用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来加强他们原始的大炮。大约 12年后，有个葡萄牙指挥官评论说：“我们与之作战的民族不再和过去一样……火炮、枪支和要塞都依照我们的惯例。”这意味着，葡萄牙人以其非常有限的人力，没有希望征服一个陆上帝国。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和战略。
他们的目标是垄断香料贸易，并在可能的地方击败穆斯林敌人和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排斥以往一向把香料从产地运送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阿拉伯中间人。这并非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阿拉伯人经营这一贸易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从亚历山大到马六甲的整个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有着很深的根基。此外，阿拉伯人是爱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们在经济上为自己所定居的地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只要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公正对待，他们就不企图夺取政治权力。因此，随着每个外侨社团都能享有习俗、宗教和贸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区呈现着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 1442年，即葡萄牙人到来前仅半个世纪时，有位波斯旅行者访问了卡利库特，之后，他报道了一种理想的、放任主义的统治方式；
安全感和公正原则已稳固地确立，因此，商人们把许多货物从沿海各国运到那里；他们不会想到有必要检查帐目或照管货物，便卸下货，毫不犹豫地送货利市场和集市上去。……每艘船，无论它来自哪里或将开往何方，入港时都会得到和其他船一样的待遇，不会遇到任何须忍受的麻烦。
根据上述背景，可以理解，要求作为“海洋主人”的贸易垄断权的葡萄牙人，会被看作是无法容忍的野蛮人和狂妄之徒。因此，葡萄牙人不仅不得不与阿拉伯商人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还不得不和当地印度教的大多数王公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葡萄牙人尽管遭到反对，还是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在数十年间使他们大发横财的亚洲帝国。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亚伯奎，他从 1509至1515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他的策略是，通过夺取对出入印度洋的狭窄的海上通道的控制，粉碎阿拉伯人的贸易网。他攻占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是分别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关口。在印度，他企图占领卡利库特，但失败了，遂攻取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他以果阿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和大本营，果阿直到1961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属地。在东面，他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两年后，即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葡萄牙人起先同中国政府闹纠纷，因为马六甲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他们逃到北京控告凶暴、野蛮的欧洲人。但是，葡萄牙人及时地获得了在广州下游的澳门设立货栈和居留地的权利，他们从那里继续从事在远东的交易（见第四章第四节）。
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每年，葡萄牙船队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着向船只提供粮食和整修的贸易站——南航，绕过好望角后，驶入葡萄牙的另一属地、东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风越洋航抵科钦和锡兰，在那里，把从周围地区收购来的香料装上船。再往东去是马六甲，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进入东亚贸易；在东亚贸易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和运输业者的角色。因此，葡萄牙人不仅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获利，还从纯粹的亚洲贸易——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中牟利。
凭借这张由贸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亚伯奎实现了他在围攻马六甲期间向部下提出的目标。他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和威尼斯商人争夺他们以往通常在地中海东部请港口获得的“香料”。亚伯奎取得成功的程度可由以下事实中估计出来：在 1502－1505年的四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获得的香料平均每年仅100万英镑，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他们曾获得过平均每年为350万英镑的香料。与此相反，葡萄牙人的香料进口却从1501年的22万4千英镑上升到1503-1506年间平均每年的230万英镑。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了为什么埃及人会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 1508年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帮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的侵占他人权利者从印度洋中赶出去。埃及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于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继续从事反对葡萄牙人的运动，在以后数十年中派出了好几支舰队。他们也没有成功，香料依旧绕过好望角流向欧洲。不过，不该因此以为那些经由中东的老路已完全废而不用。实际上，它们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又重新获得大部分已失去的贸易。
结果表明，并非所有优势都在外洋航线这一边。诚然，葡萄牙人的船比较起往返于红海、波斯湾与地中海诸港口之间的商队的有限运输量，能承运较多的货物。此外，若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只须进行一次长距离运输，而若取道从香料群岛到印度、再到红海和波斯湾、再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路线，则须进行多次代价很高的装货、卸货和重新装货。
但是，绕好望角长距离航行时，船只常失事，代价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于没有任何商品可用来交换有利可图的海外货物，就用船装运美洲大陆的金银去收购香料；因而，他们出售香料的价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国内航行的费用。结果，葡萄牙人进口的香料在西欧比起由陆路从中东购进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此外，人们普遍认为，香料在长距离的海上航行期间往往会失去香味。这也许是威尼斯人散布的流言，但很有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葡萄牙人的货物是装入口袋，由漏水的船运送，它们得通过有剧烈的气候变动的地域。
还有，葡萄牙人未能对外洋航线建立完全的垄断，因为葡萄牙的贪官污吏为求报酬，通常乐于让阿拉伯人的船驶入红海和波斯湾。最后结果是，在达·伽马远航之后，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远远没有被逐出贸易领域；整个 16世纪中，他们成功地与葡萄牙人相竞争。直到下一世纪印度洋上出现更能干、经济上更强大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时，老资格的意大利中间人和阿拉伯中间人才被排挤掉，传统的中东商队路线才因外洋航线而黯然失色。
四、世界的分割
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发现引起了关于新发现地区的专有权问题。这一问题以往从未搅乱过中世纪欧洲，因为同其统治者们有任何真正的关系的整个欧洲地区，已为一些在情感和体制方西相象到足以能开始相互交往的国家所占有。当欧洲开始扩张时，欧洲各国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一种便利的原则，即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还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的地区的世俗专有权。早在 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过一道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进时所发现的一些地区。这篇训令的措词和其条款一样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经过细致的审议，并在考虑了我们所作的审议之后，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授予阿丰索国王以侵入、征服和统治所有尚处于基督的敌人萨拉森人或异教徒统治之下的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完全而绝对的；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是希望这位阿丰索国王、王子及其所有继承人以独有的权利占领和占有上述的岛屿、港口和下述的海洋，因此，所有虔诚的基督教徒未经这位阿丰索国及其继承人的允许，决不可侵犯他们的专有权。在已经获得或有持获得的征服地中，凡是伸展到巴贾多角、几内亚海岸的诺恩用以及整个东方的征服地，从今以后永远归阿丰索国王专有。
当哥伦布从他确信自己已抵达东印度群岛的首次远航中返回时，西班牙朝廷担心葡萄牙人会提出反要求，遂敦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的专有权。 1493年5月
4日，亚历山大教皇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一分界线，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则授予葡萄牙。1494年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议定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分界线再西移270里格。这一改变的结果是使葡萄牙获得对美洲巴西的所有权。当时，西班牙人相信通达东印度群岛的路线是向西，以为自己在谈判中占了便宜。实际上，这一分界线使葡萄牙获得当时前往印度唯一可行的航线。
葡萄牙继达·伽马远航之后在香料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使其他欧洲国家狂热地深寻别的通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哥伦布寻找中国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毁掉向西航抵亚洲的希望。从到那时为止发现的种种荒凉地带之间穿过也许仍是可能的。西班牙冒险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在巴拿马地峡的达连勘探黄金时，看见太平洋；这一偶然发现促进了探航的希望。两片汪洋为一狭长陆地所分隔的这一新知识，鼓励着探险者们去寻找前往东方的无从捉摸的航路。
在这些情况下，一类新的职业探险家于 16世纪初出现。其中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是当时最有知识、最富经验的探险家），所以，他们忠于本民族的精神不太强，为任何愿意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意大利人中包括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阿美利哥·韦斯普夺，为法国航海的约翰·韦拉扎诺和为英国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则有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胡安·费尔南德斯和斐迪南·麦哲伦，他们都为西班牙航海。
只有麦哲伦找到了通往亚洲的航道。西班牙派遣他，是因为随着香料货物经常运至里斯本，西班牙认识到在围绕香料群岛的这场竞赛中自己正被打败。西班牙声称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的分界线是笔直环绕全球的，遂派麦哲伦去开辟西往亚洲的航道，希望他至少能找到位于分界线的西班牙一边的香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麦哲伦的远征是航海事业中一篇伟大的史诗。他率领一支由五艘均为 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于1519年9月10日从塞维利亚启航。3月，他到达巴塔哥尼亚，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叛乱，这可能是由葡萄牙奸细煽动起来的，因为葡萄牙激烈反对这种对它在东方的优势的挑战。麦哲伦设法镇压了叛乱，处死了反叛首领；至10月，抵达如今刻着他名字的海峡。大海汹涌澎湃，他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越海驶入太平洋。其间，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被遗弃，他率领剩下的三艘船沿智利海岸向上方航行，至南纬15 o处时折向西北。
后面 80天中仅见到两座杳无人迹的荒岛。一名船员生动地叙述了这数月间忍受的苦难。
我们所吃的饼干不再能称为食物，它们只不过是些粉末和吞噬了饼干的蛆虫，而且，粉末浸透了耗子撒的尿，散发着叫人无法忍受的臭气。我们不得不喝的水是同样恶臭、令人作呕。为了不饿死，我们甚至被逼得吃一张张皮革，这些皮革是遮盖大桅下桁、防止其磨损绳索用的。它们经常受水浸、日晒、风吹，变得非常坚硬，得先在海里泡上四、五天才能变软；我们将它们泡软后就煮来吃。实际上，我们常不得不靠吃木屑过活，就连耗子这种极叫人憎恶的食物，大家都贪婪地寻找，一个耗子能卖得半个达卡金币。
苦难不止于此，我们最大的不幸是正遭到疾病“坏血病”的侵袭；得病后，牙床肿得老大，把上下领牙齿都包藏起来，使病人无法咀嚼食物。我们有 19个伙伴死于这种疾病。……除开已死去的人，我们还有25至30个水手患病，他们的胳膊、腿和身体其他部位都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3月6日，他们驶抵一座岛屿，可能是关岛，他们在那里得到了粮食。同月16日，他们到达菲律宾，麦哲伦和手下40名船员在当地一次战斗中被杀。残存的西班牙人靠当地领港员的帮助，航行到婆罗洲，再从那里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他们最后抵达香料群岛的时间是在1520年11月。葡萄牙人那时已在那里，他们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离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所有的障碍，西班牙人仍能获得丁香货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启航回国。试图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饮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向上方驶去。1522年9月3日，这最后一艘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费力地驶入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货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西班牙人又派出一支远征队，它于 1524年到达香料群岛。但是，这次远征是一次惨败，因为葡萄牙人已在那里站稳脚跟，向他们挑战已无利可图。此外，西班牙国王当时正同法国交战，亟需金钱作军费。因此，1529年，西班牙国王同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通过这一条约，他放弃了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并接受在香料群岛以东
15 。处划定的分界线；作为回报，他得到35万个达卡金币。这一条约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史上一个重要章节的结束。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605年该群岛丢失到荷兰人手中之时，而西班牙人则继续对菲律宾群岛感兴趣并最后于1571年征服它们，尽管该群岛位于萨拉戈萨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以东。不过，在这之前很久，西班牙已将注意力转向美洲大陆，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其价值和东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笔财富。
五、征服者时期
1519年是麦哲伦离开塞维利亚、开始著名的环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离开古巴、发动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同样著名的远征的一年。科尔特斯在远征中，迎来了所谓的征服者时期。从1500至1520年这前20年，已是探险者时期；那时，许多航海者打着各种旗帜探查整个南北美洲的东西两侧，以寻找通路。在随后的30年代，数千名西班牙冒险家赢得了第一个庞大的欧洲海外帝国。
这些冒险家当为伊比利亚征伐传统的产物。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美洲是希望发财，就象留在欧洲的冒险家受雇于外国统治者或去与穆斯林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作斗争，也是期待发财一样。这样的人不会成为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属岛的理想移民。他们太骄傲、太不安定，不适宜做持久的工作。他们互相争吵，虐待印第安人，并老想去寻找经常听说到的金矿。然而，恰恰是这些令他们与定居社会格格不入的品质，使他们能在侵占由美洲印第安人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中心方面立下惊人的功绩。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就是这些运气颇好的战士中的一个。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是位学法律而未成功的学生。 1504年，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5年后，参加了对古巴的征服。在这场征服战中，他战功卓著，遂当选为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险队的总指挥，其任务是调查传说中生活在内地的文明城市的居民。1519年3月，科尔特斯在今韦拉克鲁斯附近的大陆海岸登陆。他只有600名部下、几门小炮、13支滑膛枪和16匹马。然而，凭借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将赢得巨大的财富，并成为一个异乎寻常、高度先进的帝国的主人。他能取得这一惊人成就的原因前面已提到过——是西班牙人的勇气、无情和优良武装，印第安人的不切实际的作战战术，以及科尔特斯能巧妙而又果断地加以利用的印第安人内部的不和。
科尔特斯上岸后先毁坏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们失败，已无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部落达成协议。假如没有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运夫和战斗人员，科尔特斯原不可能赢得他所赢得的一些胜利。科尔特斯通过利用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蒙提祖马的迷信，没有遇到抵挡就进入首都将诺奇蒂特兰城。他虽然受到蒙提祖马的礼遇，却奸诈地将蒙提祖马囚禁起来，扣作人质。这种厚颜无耻的欺骗不可能长久维持。印第安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的祭司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西班牙人毁坏当地神庙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义，起义期间，蒙提祖马被杀。科尔特斯在黑夜夺路逃出都城，出逃时，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辎重。但是，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诚，而且，他从古巴得到增援。数月后，他回来了，以一支由 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2，500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围攻都城。战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个月。最后，1521年B月，残存的守城者交出了他们的城市，城市几乎已完全化为碎砖破瓦。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没留下一处遗迹。
更为鲁莽冒险的是一支有 180人、27匹马和8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者。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大体的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个兄弟一起，动身进行伟大的冒险。皮萨罗在翻越安第斯山脉时耽搁颇久，之后，于1532年11月15日到达已荒废了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胡子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22呎、宽17呎、高达7呎的一堆金银物品。皮萨罗攫取这笔财物后，却以惯常的背信弃义和固执向阿塔瓦尔帕提供这样的选择机会：或者作为异教徒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或者作为基督教徒受洗礼，然后被绞死。这位不幸的皇帝选择了后者。于是，印加帝国处于无领袖的境地，而印加居民已习惯于家长式管辖，所以，他们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第二年，即1535年，他动身去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征服者进入南、北美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多的战利品。他们没有找到可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财宝相媲美的东西，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却掌握了整个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到 16世纪中叶，他们已从秘鲁沿着亚马孙河抵达其河口。至这一世纪末，他们已熟悉了从加利福尼亚湾南达火地岛、北至西印度群岛的整个南美洲的海岸线。同样，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锡沃拉的七座黄金城，跋涉数千哩，发现了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曾在征服秘鲁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埃尔南多·德索托广泛探察了后来成为美国的东南地区。他于1539年在佛罗里达登陆，向北前进到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再往西行进至密西西比河，然后，从密西西比河与阿肯色河的汇合处沿密西西比河抵达其河口。这些人和其他许多同他们一样的人为西班牙人开辟美洲大陆的方式，与后来的拉萨尔、刘易斯和克拉克为操法语和英语的诸民族开辟美洲大陆的方式一样。
六、欧洲的第一个殖民地帝国
到 1550年，征服者们已完成他们的工作。西班牙人继续发展其海外属地的道路这时已畅通。由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不象亚、非两洲的土著居民那样密集或被高度地组织起来，伊比利亚人有可能大批地在美洲拓居并强行推广自己的文化。因此，他们建立起欧洲的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帝国——一个完全不同于非洲和亚洲的纯粹商业帝国的国家。
这些恃强凌弱的征服者作为帝国缔造者是颇为能干的，但作为帝国行政官员则平庸无能。他们不能过安定的生活；他们陷于内讧中，在长期的争斗和目相残杀的战争中使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例如，曾征服秘鲁的皮萨罗兄弟 5人中，只有一人历经这些战争而幸存，而且，他是在西班牙监狱里给束自己的一生。这些征服者如果不受干涉，也许本可以逐渐发展起建立在剥削土著劳力基础上的、分散的、实际上独立的封建社区。但是，西班牙王室无意让这样的事态得到实现。它已抑制了西班牙国内的封建倾向，不会容忍出现新的海外封建贵族。因此，征服者们被强行树立王权和王室公正原则的官僚所取代。
居于这一帝国行政结构顶端的是西印度事务院，它设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严密监督。它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对殖民地事务行使一般管辖权。美洲的最高权力是委托给分别坐镇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的两名总督。墨西哥城的总督领导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属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利马的总督负责秘鲁总督辖区，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属殖民地。这两大总督辖区再分成较小的单位，由检审法院即地方议会统辖；检审法院是仿照以往为管理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的地区而在西班牙设立的机构建立的。这些检审法院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专业律师，他们通常没有过多的家族自豪感或军事野心，因而成为理想的王室仆人。 16世纪时，这种检审法院在美洲有10个。
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征服者及其后裔要求拥有放手对付印第安人的权力。他们论证说，土著无能、不可靠、奸诈，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基于强迫劳动的、无拘无束的地方领主统治权。强大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这种论点。天主教传教土——尤其是著名的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坚持认为，印第安人是君主的臣民，和西班牙移民一起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坚决主张，希望居住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应撇开印第安人过活，应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同时，印第安人将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酋长的治理下，不过，他们得服从于仁慈的王室官员的权力，得接受传教士给予的帮助。
最后结果如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是采取有点折衷的解决办法。君主准许以“保护者”即大授地主闻名的有功的征服者有权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提取规定的贡物，还有权征集强迫劳动。作为回报，大授地主必须服兵役并支付教区牧师的薪水。征集强迫劳动的规定显然打开了酷待土著的大门。因而，在 16世纪中叶得到修改。迫使土著劳动的做法仍能实行，但这种强制是来自政府机构而非私人权力，而且，须按官方工资标准向如此征求来的劳动者支付报酬。毋庸置言，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总是得到执行。诸殖民地距马德里太远了，它们彼此间也过于隔绝。然而，事实依旧是，西班牙人严肃、认真地讨论了一个无先例可援的问题；虽然他们实施了一种肯定是剥削印第安人的制度，但不象西班牙的敌人所声称的那么严重。
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金银源源而来。首先，存在着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制作的无数金银物品，征服者们迅速地将它们熔成锭块。接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发现了丰富的银矿，派土著劳力大量开采。他们必须向国王的官员登记自己的所有权，将所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并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即缴纳五一税。从历贴至 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00吨注册的白银和200吨注册的黄金。未经注册、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现被不同地估计为从占总数的10
% 至50%；较小的百分比可能更接近实情。
除了开矿外，拉丁美洲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大庄园的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以及位于热带沿海地区的种植场的单一经营。大庄园雇用印第安劳力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和出售给附近的城市及矿区。种植场则完全不同，主要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而且仅仅生产一种供应欧洲市场的作物。最早的种植场是在大西洋诸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种植甘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这种经营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场以及稍后南北美洲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七、伊比利亚的衰落：欧洲的背景
16世纪时，伊比利亚国家在欧洲海外事业中遥遥领先，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是，到这一世纪末，它们却从各自的领先地位急速倒退。法国、荷兰和英国正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届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要找到伊比利亚国家的这一衰落的根源，就须简要地考察当时各国的政治和战争。因为正是伊比利亚国家卷入欧洲当时的冲突这一点，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它们精疲力竭和衰落的原因。
16世纪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王朝的竞争和冲突。15世纪时，西欧已有一些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发展起来；16世纪时，这些王朝间的均势被通过联姻而惊人地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坏。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哈普斯堡王室的腓力。胡安娜和腓力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联合王国、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普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卡等四个公园和蒂罗尔州）。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玛丽还传给他勃艮第领地，包括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和富裕的尼德兰。为了给这座堂皇的大厦作最后点缀，查理不顾分别来自法、英两国年青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对，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查理五世在19岁当上统治者时，领有的地区比从早7世纪查理曼帝国崩溃以来任何一位君主所拥有的地区还要大。
西欧一度看来似乎会再一次以一个庞大的国际组织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尤其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普斯堡王室的霸权。结果，爆发了长长一系列的哈普斯堡——瓦卢瓦战争；战争主要在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进行。弗兰西斯一世极想找到援助，便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结盟。这一结盟使当时的基督教徒大为震惊，他们谴责它是“邪恶的联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渎圣的给合”。然而，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继续协力反对哈普斯堡王室，从而反映了中世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已为王朝利益所取代的程度。应该记住，查理在进行这些战争时，主要耗费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特别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
那时的欧洲不仅为王朝斗争，也为宗教斗争所分裂。正是在 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公开反对教会的某些做法，从而导致一场后来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阵营的运动。由于路德拒绝放弃其主张，查理于1521年宣布路德为歹徒。但当时，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进逼，在1529年，他们实际上已包围并几乎攻占地处欧洲中心的维也纳城。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当其冲；这就阻止他迅捷对付新教异教徒。待到查理能抽身对付时，他们已与中世纪时期的其他各种异教徒运动迅然有别，强大得教人无法把他们消灭。经过旷日持久的反新教徒斗争之后，查理被迫于1555年接受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该和约允许德国各诸侯和城镇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作选择。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隐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他已对付不了那些极其巨大、使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他将奥地利及其属地传给其弟斐迪南（斐迪南还被选为继查理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将帝国余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属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领地———传给其于腓力二世。腓力同他父亲一样，是个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他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法国的王朝斗争，还继承了和新教的宗教斗争。奥格斯堡和约仅适用于德国，因此，当新教传播到北欧其他地区时，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发展起来。尼德兰的情况尤其如此，腓力试图强迫那里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 1567年，荷兰人反叛，由此产生的一场剧烈的斗争到1598年腓力去世之际仍在蔓延。此外，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
除这些王朝势力和宗教势力之外， 16世纪的欧洲还深深地受到经济竞争的影响。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尽管教皇亚历山大已将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作了划分。因此，英国人论证说：“尚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领土要求只有在业已有效占据的地区才会得到尊重。同样，法国人坚决认为“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地带，他们〔法国人」不该受到干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亦如此，他们也不会同意被剥夺海洋或天空。”
荷兰人进行叛乱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腓力向尼德兰征收繁重的税，并为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对荷兰人的商业实行限制。同样，英国人援助荷兰人，不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们预计，如果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会更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攻击。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实表明： 1562年，即荷兰人开始叛乱的5年前，约翰·霍金斯开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将一船奴隶贩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回来时成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1564年，他又将另一般奴隶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地峡，返回时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他的第三次远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击，惨遭失败。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范，以后数十年间，英国船长们在援助荷兰人的同时，还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1588年，腓力为了报复，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伊丽莎白的富有经验的船长们击败无敌舰队，从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统治欧洲的希望。10年后，腓力和他父亲一样，失望地去世了。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现回顾起来，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主要角色。这与英国后来实行的颇为成功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有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集中注意力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最终结果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八、伊比利亚的衰落：起因和征兆
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相反，这些帝国同母国一样，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
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章第三节），使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投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 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以往，大西洋贸易一向由随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受到促进，然而，约 156O年前后，工业的发展停止了，随即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颇有停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 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较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世纪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这一衰退结束了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经济落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的任何可能性。它也注定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 90
％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话，通过代理人来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这番抱怨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对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剥削，使调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陆地为基地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成为多余之事。… 1600年以后，当欧洲诸维新国家正在对关于特权、“专制国家”、战斗的教会、公共权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称财富的是金银而非产品的观念和做法来示怀疑时，这些惯例和观念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扎下新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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