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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语言的机制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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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没有一种通讯理论能对语言问题避而不论。事实上，语言，从某种意义讲来，就是通讯自身的别称，更不用说，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通讯得以进行的信码了。在本章后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编码消息和译码消息的采用，不仅对人是重耍的，而且对其他生命体以及人所使用的机器也是重要的。飞鸟之间的通讯，猴子之间的通讯，昆虫之间的通讯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通讯，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信号或符号，这些信号或符号只有建立该信码系统的参与者才能理解。
人类通讯和其他动物通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甲）所用的信码是精巧而复杂的；（乙）这种信码具有高度的任意性。许多动物都能使用信号来沟通彼此之间的情绪，并在这些情绪信号的沟通中表示敌人或同类异性的出现，而且这类消息是细腻到极为丰富多样的地步的。这些消息大都是暂时性的，并不存贮起来。把这些信号译成人语，则其中大部分是语助词和感叹词；虽然有些信号可以粗略地用某些字眼来表示，它们似应赋予名词或形容词的形式，但是，动物在使用它们时是不会相应地作出任何语法形式的区分的。总之，人们可以认为，动物的语言首先在于传达情绪，其次在于传达事物的出现，至于事物之间的比较复杂的关系，那就完全不能传达了。
动物的语言除在通讯性质方面有上述的限制外，它们还非常普遍地受到物种的约束，在该物种的历史上一成不变。一只狮子的咆哮声和别的狮子的咆哮声极其相近。然而，有些动物，例如，鹦鹉、燕雀和乌鸦，似乎能够学会周围环境的声音，特别是能够学会其他动物和人的喊叫声；它们还能够改进或扩大自己的语汇，虽则改进的范围非常有限。但即使是上述这些动物，也不象人那样方便地使用任何可以发出的声音作为信码来表示这种或那种意义，不象人那样方便地把这种信码传达给周围的人群，使得信码系统成为公认的、为该群内部所理解的语言，而对该群外部讲求，则又几乎没有意义可言。
鸟类之能够在极大的局限性下模仿人语，那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下述若干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社会生物，寿命较长，又具有记忆力，后者除以人的精确记忆作为衡量的标准外，从任何方面看来都是极好的。毫无疑问，会讲话的鸟，在专门教导之下，能够学会运用人和动物的声音，而且，如果人们留心去听，其中至少具有某种可以理解的因素。然而，除人以外，在动物界中，即使是最会发音的动物也不能象人那样地善于给予新音以意义，并在语言记忆的范围内把特定的信码化了的声音存贮起来，更没有能力去形成罗素之用来表示关系、类和其他实体等“高级逻辑类型”的符号。
但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语言不是生命体所独具的属性，而是生命体和人造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有的东西。我还要进一步指出：人在语言方面的优越性最清楚不过地代表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赋予人的，而不是赋予人的近亲——类人猿的。但是，我将表明，这仅仅是作为可能性而加之于人的，它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成为有益的东西。
通常，我们都把通讯和语言仅仅看作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手段。但是，要使人向机器、机器向人以及机器向机器讲话，那也是完全办得到的。举例说，在我国西部和加拿大北部的荒僻地区，有许多地方造于建立电站，这些地方和工人居住的任何居民点相距很远，要是为了这些电站的缘故而去建造新的居民点的话，那么这些电站就嫌太小了，虽则它们又渡有小到可以被电力系统予以放弃的程度。因此，经营这些电站的理想方法是，不用留驻人员，在管理师定期前往检查的前后几个月内，让它们实际上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中。
耍做到这一点，有两桩事情是必要的。一是引进自动化机器，要它保证在发电机没有达到正确的频率、电压和周相以前，不可能和汇流条或连接环接通；还要它以同样方式来防止电的、机械的和水力方面的偶然事故。如果电站的日常运转不会中断，也不会不正常的话，那么这种管理方式就够用了。
但是，情况不会这样简单。发电系统的负载是由许多可变因素来决定的。其中有经常变化的工业方面的需要，有使系统的某一部分停止运转的临时事故，甚至还得包括天上的乌云在内，它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办公室和家庭在白昼打开电灯。这样一来，自动电站就得跟那些有工人管理的电站一样，必须处在负载调度员的经常监督之下，他一定得能够给机器发布命令，而他是把相应的码化信号发给电站来做到这一点的，发讯的办法或是通过为此而设计的特定线路，或是通过已有的电报线或电话线，或是利用电线本身作为传送系统。另一方面，要使负载调度员得心应手地发出命令，他必须事先洞悉发电站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他必须知道他所发出的命令究竟是已经得到执行还是由于装备的某种缺陷而受到阻碍。因此，发电站的机器一定得能够把回讯送给负载调度员。于是，这里就有了由人发出语言并且指向机器的一例，也有了与此相反的即机器向人讲话的一例。
我们把机器列入格言领域，然而几乎全盘否定了蚂蚁的语言，读者也许对此感到奇怪。但是，在制造机器时，赋予机器以人的某些属性，这对我们讲求常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些属性则是动物界成员所不具有的。如果读者愿意把这一点看作我们人格的具有隐喻意义的扩张，那我欢迎这样看法，但我要提醒他注意这一点：对于新型机器而言，一当我们不再给予人的支援时，它们是不会因之而停止运转的。
实际上，我们向机器在接发出的语言包含着一个以上的步骤。如果单从线路工程师的观点来考虑，那么沿线路传递的信码自身就是完整的。对于这种消息，控制论或信息论的全部概念都可以应用上去。我们可以在其全部可能的消息系集中决定其几率，然后按第一章中阐明的理论取读几率的负对数，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它所携带的信息量。但是，这并不是线路实际传送的消息，而是该线路和一理想接收装覆联结时所能传送的最大信息量。实际使用的接收装置所能传送的信息量则取决于该装置对于收到的信息的传送能力或使用能力。
因此，我们从发电站接收命令的方法导出一个新的概念。在发电站中，电门的开和关、发电机周相的调准、水闸流量的控制以及涡轮的开或关等实际演绩，其自身都可以看作一种语言，都具有一个由其自身历史给出的行为几率系统。在这一结构中，每一可能的命令序列都有其自身的几率，据此来传送其自身的信息量。
当然，线路和接收装置的关系可以处理得如此之完善，以致从线路传送能力的角度来看信号所含的信息量。或从机器操作的角度来度量已经执行了的命会的信息量，都和线路及其接收装置构成的复合系统所传送的信息量相等。但是，一般说来，从线路到机器，中间还有一个转换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信息可以逸失而永不再得。的确，除最后的或生效的阶段外，信息传送过程可以含有好几个依次相续的传送阶段；而在任何两个阶段之间，都存在着信息转换的活动，都可以使信息逸失。信息可以逸失而不再得，如前所远，乃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控制论形式。
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已在本章讨论了以机器为终端的通讯系统。在一定意义上说，一切通讯系统都以机器为终端，但是，普通的语言系统则是以特殊种类的机器为其终端，这种机器叫做人。人，作为终端机器，有一个通讯网络，可又把它区分为三个阶段。对于普通口语讲来，人的第一阶段是由耳以及与内耳作经久和固定联系的那一部分大脑机构所组成。这个仪器，当它和空气中的声音振动仪器或电路中的性质相当的仪器连结时，便代表一种和语音学有关的机器，即和声音自身有关的机器。
语言的第二方面，或语义学方面，与语言的意义有关。举例说，把一种语音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字义之间的不完全等当就限制着这一语言的信息向另一语言流动，其中的种种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同在语言中出现的统计频数，人们可以选出一个词汇序列（两个字构成的或三个字构成的字组），来求得和一种语言（例如英语）显然相似之物；由此而得到的胡言乱语也会与正确英语具有显著的令人信服的相似性。从语音学观点看来，这种有意义的言语的没有意义的类似物实际上等同于有意义的语言，虽则它在语义学上是妄语；与此相反，一位富有学识的外国人所讲的英语，尽管在发音方面带有本国的特征，或者，他讲的是半文不白的英语，却都是语义学上好的而语音学上不好的英语。再者，普通人茶余酒后的谈话，语音学上是好的，语义学上则是不好的。
要想确定人的通讯仪器的语音机制的特征，虽然是可能的，但也是困难的；因此，要确定何者是语音学上有意义的信息并对它作出度量，同样是可能的，但同样也是困难的。举例说，耳和脑显然都具有一个有效的频率限制器，用来阻断某些高频的进入，这些高频声音是能够穿过耳朵或是能够通过电话传速到耳朵的。换言之，不管这些高频信号能给合适的接收器带来什么样的信息，都不会给耳部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信息量。但是，更困难的问题则在于确定和度量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
语义的接受要借助记忆，所记下的东西都长期保留着。在重要的语义阶段中，凡是抽象的类型都不仅要和人脑中神经元局部装置建立固定的联系，例如，和那些在知觉几何图形时一定起着重要作用的神经元局部装置有联系，而且它们还和神经元丛（internuncial
Pool）的若干部分所构成的抽象探测器有联系。神经元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暂时装配起来的，它们是一组一组的神经元，可以形成种种较大的装置，但不把神经元永远固定地封闭在该装置中。
这些高度有组织的和固定的装置无疑在人脑中存在着，我们在那些与特定感官相联系的部位上可以找到它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除此以外，人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开关和连结，它们似乎是为了特定目的而暂时形成的，诸如学习反射以及其他。为了形成这些特殊的开关，一系列备用神经元一定可以为此目的而装配起来的。当然，神经元的装配问题是和一系列用来装配的神经元的突触阈有关。鉴于神经元不是处在这种暂时性的装置之中，便是处在这种暂时性的装置之外，所以，值得给它们一个特殊的名称。如我已经指出的，我认为，它们颇为接近于神经生理学家所讲的神经元丛。
以上所讲的至少是一个关于神经行为的合理理论。语义接收器在接收和翻译语言时并非逐字进行的，而是一个观念跟着一个观念，往往还要采取更加一般的方式来进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接收器能够唤起全部过去的、其形式已经有所变化的经验，而这些长期保存下来的东西在语义接收器的工作中并非无关宏要的部分。
通讯的第三阶段，部分是语义阶段的转换，部分是更前的一个阶段即语音阶段的转换。这是个人经验进入行动的过渡，不论他自己意识与否，别人是观察得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语言的行为阶段。在低等动物中，这是在语音输入后我们唯一可以观察到的语言阶段。实际上，这个阶段人人都有，除非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他的任一给定通道都作了特殊的规定。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才能了解后者的内心思想。这些行动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直接的显见的行动，这类行动我们也可以在低等动物中观察到，另一是信码化了的和符号化了的行动系统，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谈话或书写的语言。
从理论上讲，我们并非不可能建立一种关于语义语言和行为语言的统计学，使得我们能够很好地量度出它们所含的信息量。的确，根据一般的观察，我们可以证明：语音语言在到达接收器时其全部信息量小于原先建出的信息量，或者说，无论如何不比通向耳朵的传援系统所能传送的多；还可以证明：语义语言和行为语言二者所包含的信息化语音语言还要少。这个事实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必然结论，而且，在每一阶段中，如果我们把所传送的信息看作一个适当信码化了的接收系统所能传送的最大信息量，那么上述事实必然是真的。
现在让我提请读者注意一个也许被认为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即黑猩猩为什么不会讲话的道理。黑猩猩的行为长期都是那批跟这些有趣的动物打交道的心理学家的一个谜。小猩猩特别象小孩，在智力方面，它显然和小孩相等，甚至有可能超过小孩。但是，为什么一只在人的家庭中养大的并且受到一两年言语训练的黑猩猩仍然不会使用语言作为表达方式，仅能偶尔发出婴儿式的话语呢？动物心理学家对此不能不感到惊奇。
这种情况也许有幸，也许不幸；多数的黑猩猩，事实上是所有迄今观察到的黑猩猩，都坚持要做一个好猩猩，而没有变成准人类的白痴。但虽然如此，我以为，一般的动物心理学家都颇为渴望着黑猩猩由于沾染更多的人类行为方式而给它的类人猿祖先丢脸。迄今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黑猩猩的智力不足，因为也有有缺陷的衣冠禽兽，他们的头脑足以使黑猩猩感到羞愧难当。这恰恰不是畜生讲话或要求讲话的问题。
言语乃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以致人的近亲和他的最积极的模仿者也无法掌握。黑猩猩所发出的为数不多的声音，的确，具有大量的情绪内容，但是，这些声音在明晰程度上是缺乏精细性的，在组织程度上是缺乏可以重复的准确性的，而这二者却是把它们改造为一种远地猫叫更为准确的信码的必耍条件。此外（这更加表明这些声音和人语不同），黑猩猩所发出的这些声音通常是一种不用学习的、生来就有的表示，不是特定社会团体中的成员经过学习而后表现出来的东西。
一般而言，言语是人所特有的；特殊形式的言语则是特殊社会集体的成员所特有的——这个事实最最值得人们注意。首先，看一看现代人的整个广阔的活动范围，我们就会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个社会不为构成此社会的个体在听觉或智力方面的残缺不全而变得支离破碎，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自己的言语样式。其次，言语的一切样式都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虽然十九世纪时有过建立发生学的语言进化理论的种种尝试，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丁点儿作出下述假设的一般理由：现代言语的全部形式都是源自某个单一的、原始的言语形式。十分清楚，如果让一批婴儿单独生活，他们也会企图讲话的。但是，这些企图只是表明他们自己具有发出某种声音的愿望，并不因此表明他们是在模仿任何现存的语言形式。几乎同样清楚的是，如果有个由儿童所组成的社会，其成员在形成言语的临界年龄内，却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长辈的语言，那他们还是会发出某种声音的，尽管这些声音很不顺耳，但无疑是一种语言。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强迫黑猩猩讲话呢，又为什么不能强迫儿童不讲话呢？为什么要讲话的一般趋势乃至于语言之表露于外和蕴藏于中的一般方面对于大批人群说来是如此之一致，而语言的这些方面的特殊表现又是如此之千变万化呢？部分地阐明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讲来至少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当我们说，人异于人猿，他特别具有使用某种语言的冲动时，我们只不过在陈述一些基本事实而已；但是，特殊语言之得以使用却是一个应该在每一特殊情况下进行学习的问题。我们对信码和讲话的声音都会心神专注，而我们对信码的专注又能够从言语方面扩展到与视觉刺激有关的方面去，这些显然都是人脑自身的特性。但是，在这些信码之中，没有一点点断片会象多种鸟类的求爱舞或者象蚂蚁识别并驱逐突然闯到巢穴里来的不速之客的办法那样地作为预定和谐的典则而印刻在我们心中的。言语的天赋不能回溯到分裂于通天塔中的亚当后裔的共同语。它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言语不是天赋的，言语能力才是天赋的。
换言之，使小猩猩不能学会讲话的障碍物与语义有关，而与语言的语音阶段无关。黑猩猩完全没有建立起一种机构，能把它听到的声音转变成据以组合自己观念的东西或者转变成复杂的行为样式。关于陈述中的第一点，我们无法证实，因为我们没有观察这种现象的直接方法。关于第二点，那完全是一个显著的经验事实。它可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人建立了这种机构，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人的非凡的学习能力，指出它是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种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使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蜜蜂、蚂蚁以及其他社会性昆虫的社会生活，虽则二者，有其表面上的类似。有关儿童与世隔绝到超过通常学习语言的正常临界年龄的材料也许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狼孩”的故事曾使吉卜林（Kipling）写出他所幻想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这些故事以及书中所讲的公立学校的熊和英国陆军学校的狼等，其本来面目之荒诞程度是那样地难以合人置信，就跟《丛林之书》中经过幻想润色后的情况之难以令人置信近乎相同。但是，有证据说明，临界期是存在的，在此期内，学习讲话最为方便；倘若过了这个时期还没有机会跟自己同类（不管是什么种族）接触的话，那么，语言的学习就变成受限制的、缓慢的和十分不完全的了。
对于被我们看作天生技巧的许多其他能力说来，这个观点大概也是真的。如果一个小孩长到三、四岁还没有走过路，那他也许一辈子都不想走路了。对干正常的成年人讲来，步行习惯可以变得比驾车习惯还要困难些。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是瞎子，后来通过白内障切除手术或角膜移植手术而复明了，那么，当他去做原先在黑暗中完成的那些动作时，恢复了的视觉在一个时期内除了带来混乱外，肯定一无用处。这个视觉可以一点也不比他小心学到的、价值很可疑的新才能更有用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言语是正常表现出来的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如果人不在适当时期学会讲话，那他的全部社会品格就会停止发展。
总的说来，人对语言的兴趣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对编码和译码的兴趣，它看来在人的任何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言语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我是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儿子而受到教育的，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技巧等；问题，我从做小孩的时候起就感到兴趣。现代通讯理论对语言理论所促成的那样全面的革命，其成果不可能不影响到过去的语言学思想。由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异端的语言学家，他的倾向是把语言学引到和现代通讯理论对之发生种种影响的非常相同的方向上，所以我想在下面谈一点我个人关于语言史和语言理论史的业余研究。
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认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斯芬克斯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phinx）就是关于智慧的一个原始概念。的确，“riddle”（谜）这个字本身就是从“to rede”（解谜，或猜出来）的字根引申出来的。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书写和巫术并无多大区别。在中国的若干地区，人们对书写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致破烂的旧报纸和毫无用处的断简残篇都不愿意扔掉。
和这一切表现密切相关的乃是“名字巫术”，这个现象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们要在一生中使用好几个假名，其用意就是不让弄妖术的人知道他们的真名并加以利用。在这类例子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Jehovah）这个名字了，这个字里的母音都是从上帝的另一个名字“Adonai”取来的，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至尊之名可能被不敬之口所亵渎。
从名字巫术出发，只要前跨一步，就可以达到更深刻、更科学的语言兴趣了。就象根据原文来鉴定口碑和手抄珍本的兴趣一样，这种语言兴趣也可以回溯到古代的一切文化。一本圣书必须保持其原来面目。如果有种种异文，那就要由某位擅长鉴定的注释家作出决定。因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圣经、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圣书、佛教徒的典籍以及孔丘的著作都各有其早期的注释家。为了维护真正的宗教，人们所努力的都归结为文字的修养，而原文鉴定就是智力训练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在上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史被人们归结为一系列经常表现出对于语言本质惊人无知的教条。当时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型理解得过于呆板、过于盲目了。因为这一整个论题和我们关于通讯本质的见解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要用一定的篇幅来评论它。
认为希伯莱语是天国的语言，而语言的混乱是从建筑巴比伦通天塔的时候开始，这种早期的玄想除了作为科学思想的原始迹象外，我们这里无须给予更多的兴趣。但是，语言学思想的后来发展却长期保持着一个与此类似的朴素观念。各种语言彼此相关，它们都经历着进步的过程，这些变化终于导致全然不同于过去的语言等等现象，对此，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语言学家不可能长期不予注意。一本象杜康：《中世纪拉丁辞源》（Ducange’sGlossarium
Mediae atque Infimae Latinitatis）那样的书籍，要是不弄清罗马语不仅源出于拉丁语，而且是源出于拉丁俚语的话，那是不可能编纂出来的。一定有过许多学识高深的犹太教拉比，他们深深认识到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类似。当东印度公司在臭名远扬的W·赫斯汀斯（Warren
Hastings）的劝告下在威廉滩创办起该公司的东方研究学校后，人们就再也不能忽视下述的事实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一方，梵文作为另一方，其实都是从同一种衣料剪裁下来的。在上一世纪初，格列姆兄弟（brothers
Grimm）和丹麦人腊斯克（Rash）的工作，不仅表明了条顿语要纳入所谓即欧语系的轨道，而且还进一步弄清了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又弄清了它们和一个设定的原始共同语言的关系。
因此，语言进化论乃是生物学上作过细致研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这个进化论事实上是有效的，它很快地就在生物进化论所不能应用的地方开始显示出对于后者的优势。这也就是说，人们是把语言看作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是由它的内在力量和内在需要来规定。事实上，语言是与人类交际同时产生的现象，它受到一切社会力量各自不同的交际模式的影响。
鉴于混合语的存在，例如佛兰卡语、斯华希尼语、意第绪语、支奴千土语、甚至还有在相当范围内的英语，所以有人企图给每种语言找出一单个合法的祖先，而把参与创造这种语言的其他语言仅仅看作新生婴儿的教父或教母。有过一种学究气的区分办法，即把合乎已有规律的、合法的语音形成物同临时语、民间语源和俚语等等之类的令人生厌的、非正规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语法方面，最初的企图是强迫不论其来源为何的一切语言都穿上一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裁制成的紧身衣，继之而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几乎同样雷厉风行的企图：要给每种语言拟订出其自身的语法结构形式。
直到O·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近著问世，任何著名的语言学派都未必是足够客观地给自己的科学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所讲的和实际所写的语言表象，他们所提出的毋宁说是一种陈腐浅薄的东西，企图教爱司基摩人讲爱司基摩话，教中国人写中国字。这种不恰当的语法修辞病，其后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在这些后果之中，也许，首先就是拉丁语被自己儿女所扼杀，就象古典诸神的前辈被其后辈所扼杀一样。
在中世纪，性质在变化着的拉丁语一直都是牧师们和全西欧学者所通用的语言，其中最好的拉丁语是书呆子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完全接受的，正象阿拉伯语直到今天还是许多穆斯林国家所通用的语言一样。拉丁语之所以有这种余威，乃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著作家和演说家乐于借用其他语言或在拉丁语本身的框架内去创造新词，以供探讨当时生动活泼的哲学问题之所需。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的拉丁语不同于西塞罗（Cicero）的拉丁语，但是，西塞罗在其自己的拉丁语中就无法讨论托马斯的思想了。
也许有人认为，欧洲民族语言的兴起必然要标志着拉丁语作用的结束。但情况并不如此。在印度，新梵语虽然有所发展，但梵语直到今天还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我讲过，穆斯林世界就是统一在古阿拉伯语的传统之下的，虽然大多数的穆斯林并不讲阿拉伯语，而今天所讲的阿拉伯语也已经分化为许多很不相同的方言了。一种不再是一般通讯所用的语言完全可能在若干世代甚至若干世纪之内一直是学者所用语言。希伯莱语在基督时代已经废弃不用，但现代希伯莱语在消灭了两千年之后还活着，的确，它又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代语了。至于我现在所讨论的只不过涉及拉丁语作为学者语言的有限用途而已。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拉丁学者的艺术标准变得更高了，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趋势要把古典后期的新辞记全部铲除掉。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手里，这种改造过的拉丁语可以是而且常常是一种艺术品；但是，掌握这种优雅而精致的工具所必需的训练，对于科学家讲来，超过了作为一项次要训练所需的程度，科学家的主耍工作毕竟是关心语言的内容，而不是关心形式的完整性的。结果是，教拉丁语的人和用拉丁语的人逐渐分成两类，距离愈来愈大，事情竟然达到了这个地步，除了最精致的和一无用处的西塞罗语言外，教师完全不教自己学生别的东西．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他们除了作为拉丁语专家外，终于失去了自己的任何作用；当拉丁语专业因此而变得愈来愈不合乎一般的需要时，他们就又失去了自己的作为拉丁语专家的作用。为了这一骄傲自大的过失，我们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欠缺一种适用的、远比Espereanto这类人造语更加优越并且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需要的国际语言。
可惜，古典主义者的态度常常是知识界俗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最近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的会上有幸听到一位古典主义者的致辞，他悲叹当前学习的离心力增大了，这使得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距离变得愈来愈大。他用一次想象中的游览来说明这种情况：他给复活了的亚里士多德充当向导和顾问，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大学。他从现代知识的各个领域中的专业行话所构成的笑柄讲起，—一列举，自以为这是向亚里土多德提出令人震骇的种种例证。我不知道可否评论一下：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遗产都只不过是他的学生们的学习笔记，这些笔记是用世界史上最最晦涩难懂的专业行话写下来的，它们对于当时任何一位没有在亚里士多德学园学习过的希腊人讲来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由于这种行话已被历史奉为经典，于是它自身就变成了古典教育的对象。这桩事情和亚里土多德无关，因为它发生在亚里士多德死后，而不是发生在他的生时。重要的事情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语是随时准备向一位才气焕发的学者的专业行话让步的；与此相反，他的饱学的和个人尊敬的继承者们的英语却不愿意对现代言语的同样需要作出让步。
让我们带着这些忠言回过头来讨论一个现代的观点，即把语言翻译的操作以及由耳与脑进行语言解释的有关操作来和人工通讯网络的演绩及其耦合过程这两个方面予以揉合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和现代的并曾经一度被看作异端的叶斯柏森及共学派的见解相一致。语法不再象原先那样规范化了。它变成了与事实相一致的东西了。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信码，而在于我们用了什么信码。在我们仔细研究语言的时候，规范化问题的确起着作用，而且非常微妙，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它们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后成长出来的美丽的花朵，而不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基本的那些阶段。
这样，我们就给人的通讯的最简单因素奠定了基础：当两个人是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通过语言的直接使用来通讯的。电话、电报以及其他类似的通讯手段的发明，表明了人的通讯能力根本不受个体直接出现与否的限制，因为我们有许多办法把通讯工具带到海角天涯。
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会生活而言，社会的大小受语言传送困难的限制。在好几千年里，这个困难足够使国家的最适当人口减编到几百万人左右，一般还要少些。值得注意的是，超越这个限度的大帝国都是靠通讯工具的改善来维持的。波斯帝国的心脏就是皇家大道和沿路设置的传送皇帝诏书的驿站。罗马大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只是由于罗马筑路技术的进步。这些道路不单是用来调动军团，而且也用来传送御诏。使用飞机和无线电，统治者的话就可以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以前妨碍建立“世界国家”的许许多多因素现在已经消除了。人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主张：现代通讯迫使我们去调整不同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和不同的航空网等国际性的要求，这就使得“世界国家”成为不可避免的东西。
但是，尽管通讯机构变得如此之有效，它们还是要象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受制于熵增加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受制于信息在传送过程中要逸失掉的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除非我们引入某些外界的动因去控制它。我已经提到一位具有控制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以这种描述为基础，B．曼德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博士曾在一种最适当的语言中做过若干关于字的长度分布的计算，并且把这些结果和各种现存语言中所算出的分布进行比较。曼德勃洛特的结果表明：在一种最适当的即符合于若干假定的语言中，字的长度非常确定地表现出了一定的分布。这种分布和Esperanto或Volapuk这类人造语中所找到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大多数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实际语言中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极为相近。的确，曼德勃洛特的结果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字的长度的绝对不变的分布，在他的公式中，还存在着若干必须进行选定的量，或者，如数学家所讲的，还存在着若干参量。但是，适当选用这些参量，则曼德勃洛特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就和许多实际语言中的字的分布非常密切地吻合，这就说明了它们之中存在着某种自然选择，说明了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
语言的磨损可能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语言也许只是力图反抗跟它捣乱的自然趋势，也许只是力图反抗人们有目的地搅乱其含义的企图。正常的通讯谈话，其主要敌手就是自然界自身的熵趋势，它所遭遇到的并非一个主动的、能够意识自己目的的敌人。而在另一方面，辩论式的谈话，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辩论以及如此等类的东西，它所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的自觉目的就在于限制乃至破坏谈话的意义。因此，一个适用的、把语言看作博奕的理论应能区分语言的这两个变种，其一的主要目的是传送信息，另一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顽固不化的反对者的头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曾经做过专门的观察并提出理论上的陈述来把这两类语言依我们的目的作出必要的区分，但是，我完全相信，它们在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以后在讨论语言和法律的那一章中将进一步讲到辩论式的谈话。
作为一门控制语言意义逸失的学科，控制论应用于语义学方面的愿望已经在若干问题上得到了实现。看起来，在粗糙的信息和我们人类能够有效使用的信息之间，或者，把这句话改变一下，在粗糙的信息和机器能够有效操作的信息之间，作出某种区别是必要的。依我的意见，这里的基本区别和困难是由于如下的一个事实产生的：对行动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发出的信息量，不如说是进入通讯装置和存贮装置的足以作为行动扳机的信息量。
我已经讲过，用任何方法传递消息或者从外部来干预它们，都会降低它们所含的信息量，除非利用新的感觉或原先处在信息系统之外的记忆馈进新的信息。如前所述，这一陈述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说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本章前面所讲的那种用来控制小型电力站的信息系统。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传送给线路的信息，而且在于这个信息经由终端机械装置去打开或关上水闸、校准发电机以及完成类似的工作时还剩下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终端装置可以看作附加于传送线路的过滤器。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乃是通过线路以及过滤器的信息，并非仅仅通过线路的信息。换言之，当我听到一段音乐时，大部分声音都进入我的感官并达到我的脑子。但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对音乐结构的审美理解所必需的训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就碰到了障碍，反之，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那它就碰到了一个可以对它作出解释的结构或组织，从而使这种模式在有意义的形式中展示出来，由是产生了审美价值和进一步的理解。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在机器中一如在人体中那样，乃是能够通过接收系统中的激活机构的信息，尽管存在着人或自然乃至人和自然二者结合起来的捣乱企图。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界定了信息意义的范围并使它在通讯系统中免于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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