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医疗和人口控制
|
| |
(五) 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象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象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 什么是针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国的医学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包括成千上万万的卷籍、处方和各种疾病及其治疗的详细记载。
关于针刺，我同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谈过多次，但是我发现，关于针刺的最好的简要说明，仍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医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报告，我以前也曾引用过他的话。陈医生在全面调查过程中，根据他个人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根据对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医生的资料的研究，并根据对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较重要”的二十五种)上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分析，对针刺提出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种凭经验的医术，有四千年的实际经验作基础。
它对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机能上阴(反)和阳(正)两种力量的调
和或不调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没有作出什
么贡献；但有关草药、药物以及记录了各种疾病观察所得经验的医学论文
等大量卷籍，却是宝贵的。使用这些药物和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效
果，确实有其实验价值。……
针刺，包括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针可细可粗，可
短可长(从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当针刺进去，并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
的组织或器官时，就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刺医生需要学习消毒技术，基础解剖学和相当于“中级医生”必修的各门科学课程。他们全都隶属于医院，差不多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针刺医生。很多人都使用低电压的电针。针刺治疗有时间放射疗法结合起来。陈医生继续写道：
假设：扎针所产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并在大脑里面
对病理的刺激起抑制作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同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似乎是协调一致的。
针刺实际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从诸如阑尾炎那样的外科症状以
至象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症状。据信，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由神经引起的
疾病，疗效最好。在治疗脸部麻痹、关节和湿疹方面，据报告也有良好的
疗效。一位俄国医生声称，使他长期受苦的关节炎，针刺之后已大有好转。
1958年，一位去中国研究针刺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的价值有一定的怀
疑。但是，后来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已得到显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窦炎，
也用针刺治好了。（“医药与卫生”，《中国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医院里，就遇见患阑尾炎、湿疹、风湿症、窦炎、结核病、偏头痛、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治疗。我在汉口见到一位病人，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经西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用中药和针刺治疗后，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国的草药和针刺是并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刺医生。翻译中国的传统医学术语是困难的，但其基础就是阴阳这个“矛盾”的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疾病由于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间失去平衡引起的，治疗就是恢复平衡和协调。这是通过使八个主要方面，即阴阳、表里、冷热、虚实的紧张“对立”得到缓和而实现的。
在针刺的详细入门书中，根据那些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体绘成了图解。在正常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处于均衡状态。当发生“不统一”(疾病)时，那就是一个器官或一组机能已疲劳过度，刺激过度，受了损伤，或受到别种扰乱。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对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复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的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西医常常只问症候和病历。中医却把一个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内部紧张所支配的统一体。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他同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什么个人的不满，生活上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所有这些都要作为诊断的参考。”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
“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从这次和以后各次谈话来看，似乎很清楚，中医病理学家也有几分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了，针刺是常被用作冲击疗法的。在现代中国，由不能解决的紧张或忧虑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国狂热的竞争制度下为多，我不知道。据上面引述过他的话的陈医生报告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不管它证明了什么)大致相同（中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共产党人正在企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社会压力所引起的内心紧张，显然是很厉害的，而且又很少有发泄的地方，因此求教于中医的人数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医生最后说：“共产党人企图使传统医学同现代科学的医学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医学，这一雄心壮志能否获得成功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不管结果怎样，它的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予以注意的。”
已故的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是一个热烈相信针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报道说：“现在国际针刺会议正在召开，”几百名欧洲医生正在试图“把西方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同古老的中国针刺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还说：
把一根针扎到膝盖下腿部的表皮里面(或别的部位，针也可扎得很
深；操作很熟练，是不致于出血的)，竞然会影响到肝的功能，这显然
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机体里，(中国人认为)有
气血在不断地循环。……针使气血的流动改变方向和正常化。
据中国针刺医生的说法，在人的四肢、躯干和头部里分布着以某种方式与各个器官相连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络”。赫克斯承认这是“一个由经验所证明的事实的问题。”他接着说：
在这些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针扎进其中一个穴位，就会
影响同这个穴位所在的经络相连的器官的机能。熟练的针刺医生扎了若干
选择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气血的正常循环，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我们会又一次耸耸肩膀，说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读了最近召
开的针刺会议的会报，我们就知道，实验人员使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
已能探索出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的路线。当针扎进一个重要穴位时，就能录
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伦敦《观察家报》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说：“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很有效验”的那些病理症状中，有“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几种的抑郁和忧虑，据推测它们同器官的受到扰乱有关，只要气血一恢复正常循环，这些症状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病榻上躺了几年也得不到的疗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根针扎两三下却可能得到。”
想到中国的医学文献对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础科学，严格说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知识，对于消毒也只有朴素的概念，因此，人们对针和草药疗效的热忱或许也有其限度的。在预防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面，中医学说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在1971年让一个外行人去判断，中国的那些可能仍在继续反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几分理由，也许仍然为时过早。
在我看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些医生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所得到的威信，还是感到不安的。许多医生至少对强迫学习中医这一点，一定很恼火，正象要所有的西医学习接骨术那样。在文化革命对西医人员的影响中，除去更强调深入农村地区服务外，就是他们对于群众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意见也采取了更加谦虚的态度。针刺的效果及其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已经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它的疗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们讨论把这种新的麻醉方法应用于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术，甚至应用于切开心脏的手术时，林巧稚大夫说，“现在还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学理论来说明针刺。”她最后说，“我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早日得到一个‘突破’”。
(七) 性和人口控制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妇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哩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召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引起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的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象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
现在粮食供应的余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总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收获成绩：粮食总产量二亿四千万吨，另外有国家储备粮四千万吨。这个产量比1959－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人员将乐于看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这是他们今后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期间将继续努力使全国的粮食节余储备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不断提高。
(八) 一些特殊情况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期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红卫兵及其浪漫行为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医务界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撼和原有的控制工作陷于瓦解的缘故。大学关闭了将近三年，中学两年，中级和大专医科的学习都中断了，教职员工星散，党对医院管理系统的领导也动摇或解体了，而1968年在军队的指导下，新的公共卫生组织的形成又很缓慢。
人们听取任何官方的情况介绍时必须留神“受骗”，这些介绍大都忽视了革命变化期间为公共卫生工作中丧失的专业时间所付出的代价。象现在这样的更加需要依靠针刺和传统疗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数医务工作者被派出“向农民学习”一段时间，去从事由别人来做将更加合适的劳动所引起的呢？不去提这个问题倒也很自然。新的道路是否能完全胜过一些相反的做法，局外人也还不可能来下判断。
先进科学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扰乱，在核武器的研制之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1965年9月，中国的生化学家们成功地合成了胰岛素，制出了生物学上有生命力的蛋白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研究的国家。断肢的治疗继续取得进展，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断指、断趾、断手、断脚、断臂和断腿的再植技术，现在已予以广泛传授，在比较简陋的农村医院中也时常进行这种手术。
1964年我在上海一所很大的市立医院里，曾同工伤事故中断了手的一位工人握手，这只手是被切断两个多小时后，从车间地板上拾起来再重新接到他的手腕上的。他再使用这只手，功能已接近正常。这一次1970年，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很小的公社卫生院里，遇见了一个施行过四个断指再植手术的病人，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使用那只手了。
中国人取得的另一项技术成就，据说非西方所能比拟的，是对严重烧伤的治疗。受到三度烧伤、烧伤面积大到全身百分之六十的人，也得到复原的事例是很多的。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有点令人可怕的疾病的详细情节，在英国创伤外科学家洪若诗先生的报道中（《消灭一切害人虫！》，伦敦，1969年，纽约，1970年。洪若诗，即乔舒亚·霍恩）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洪医生于1969年归国前曾在中国担任教学和医疗工作长达十年以上。
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工业中的工伤事故是否特别多。各地工厂给我的统计数字，看来并不过高，不过自1960年以来，这一项目的全国统计数字，象其他许多项目一样，一直没有公布过。在短暂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批评期间(1957年)，对预防措施的不充分曾有过许多责难。在我再次访问的几个工厂里，随着工厂的进一步现代化，安全条件已有了改进。把工厂劳动同从高小起的课堂教育结合起来，一个好处就是能教育每个人爱护机器和如何去使用它们。
我在北京和林大夫在一起时，我们访问了一间是妇女的病房，她们正处于一种特殊类型癌症即绒毛膜上皮癌的恢复时期，这是生在子宫里的一种癌。这种可怕的疯长的细胞侵袭滋胚层，并迅速增长，转移到肝脏。林大夫说：“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人们常说，‘如果你说治好了绒毛膜上皮癌，那你的病人就不是患绒毛膜上皮癌。’现在我们使用一种包括化学疗法的混合疗法。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得救了，即使癌症已经转移，扩散到了胸部。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子宫仍能保留。”
林大夫停下来为我们介绍她的同事，外科医生戴玉华(译音)，戴本人就是用学疗法治愈了绒毛膜上皮癌的。她的子宫没有取去，后来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当林大夫说明她之所以能够复原一部分要归功于信仰疗法即对毛泽东的信仰时，戴医生眼里含着泪水。戴医生的孩子取名“健章”。是健康的良好的意思吗？全然不是。这个孩子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我后来在陕西遇见一个农妇，她的两个小孩取名叫“反修”和“反帝”，那时我自然不再感到很惊奇了。不要叫我来解释：那是中国－－而且在进行文化革命。)
林大夫曾志愿去农村做医务工作，在长江以南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住过半年，最近才回来。她在那里协助培训助产士和“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农民一道下田劳动而得名的。很大一部分城市医务人员曾深入内地，在农村公社担任医务工作，并辅导这些年轻的“赤脚医生”，使能担任相当于经过训练的护士一级的工作。他们的培训(有些被送到县或城市的医院学习)费用，由他们所属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支付，他们依然是公社的社员。
林大夫继续说：“农民喜欢就地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大想依赖医院。当然，这两者我们都需要，但就小病而言，赤脚医生是适合的。他们又是避孕丸和计划生育教育的主要传送人。”
(九) “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换了个地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的另一个综合医院。它有大约八百张病床，十三个科，二百五十一名西医，九名中医，二百五十四名护士，十一个病房。每天要接待门诊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这所医院原来是苏联人建造的，医务和管理人员也是苏联人，当时称为中苏友谊医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称“反修医院”，现在叫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来，同座的有：北京卫生局革命委员会代表王康久；医院军宣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著名的儿科医生，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他以前是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
在听取革委会讲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以前，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在二十年前继承下来的卫生问题之严重性是有益处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国公共卫生署威廉·Y·陈医生向一次美国医生组织的讨论会提出的有文件证明的报告。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他写道，“医疗卫生组织尚在幼年时代，远低于现代标准。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并有六千万人需要“日常治疗设施”。陈医生对中国的需要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低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个医生，每一千人有五张医院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总人数(1949年)，估计只有一万二千人；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向大约五百所医院提供五百名医科毕业生……。”医院的病床总数是七万一千张。
“因为在农村地区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医药费，对这种悲剧的唯一及早解决办法，据信是一种由国家(或社会)供应医药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国的著名医生们就持有这种主张了。而“县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则大都是受过美国训练的医生们所计划、形成和实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仍生活于中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骨干。”
在头十年中，符合西方条件的医院病床和医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这还远低于陈医生的“最低标准”，但他说，“卫生、保健教育和预防工作的改进方面已有很大进展。……斑疹伤寒、回归热及其他必须‘通知’或‘报告’的传染病，已经受到控制。在控制主要寄生虫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几百万患疟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疗，其发病率显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并且治好了三千六百万钩虫病患者。
革命后七年就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英国医生们，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情况的人来说，下面引用的一节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种经常在进行的进一步控制(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的方法，说明了
已经达到的普遍协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够以十分巨大的规模发展之
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宝贵的肥料。幸而危险的血吸早卵在粪
便中如果不与水是活不长的。因此只要把粪便保藏好就不会传染。由于高
明的宣传，粪便的这种必要的保存已成为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事实了。现
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厕所，一只手提的色彩鲜艳的桶。每天早上，把桶
里的东西倒在公用的陶制大容器里，装满之后把容器密封，经过适当的时
间使发生的氨起杀死虫卵的作用，然后这些就可以安全使用于农田。家庭
粪便的收集因为付给代价，所以是有保证的，根据年龄每人一天多少钱，
按比例付给家庭。这个办法也被用来控制渔民对河水的污染，现在每条渔
船都有收集粪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项收入来源。
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中国通而已，我在1960年问过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喊道：“苍蝇！我从没有想到他们能把苍蝇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马海德医生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也就能够完全应该地半退休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1969年，在反修医院看病的大约九十万病人中，只发现两个赤痢病例。当然，死亡的两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
现在，再回到前面讲过的北京卫生局的王康久医生。他的职责及于整个北京市特别行政区，有大约六百万人口，包括郊区十个县、二百八十个人民公社。这里共有十七个市级医院和三十个区县级医院，病床总计二万九千张，公社和工厂诊所的病床未计在内。这个地区有医科大学毕业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还有中医二千人左右。
关于最近的“革命变化”，王康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事实：
“毛主席在1965年说过：‘卫生剖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人们已习惯于在指挥时把语录当作政策一样来背诵。)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思想。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我们还把六千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派到四川、云南和内蒙古去。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干部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这个地区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
除训练赤脚医生外，所有的医院还培训隶属于邻近地区或工厂诊疗所的红卫医，并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队的卫生员，在市内的三百三十五处急救站“为人民服务”。反修医院目前正在培训四十一名这样的青年，为期三个月。它还派出八名工作人员参加一支五十人的医疗队，去几内亚从事医疗工作。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经常分批到田间工作。巡回医疗队的任务是：直接为群众治病，提供预防性和医疗性服务，而以‘预防为主’；培训当地的基本医务人员；促进计划生育；提高现有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工作；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批判资产阶级作风，以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老张，”我说，“你是怎么离开北京的？”
“我是我们医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中的一个。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这个生产大队有八百人。”
“谁派你去的？”
“谁也没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农民结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兼副院长。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和医生啊。我是作为一个干部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我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看待。当他们要我治疗时，就说‘请您’。耕种和收获季节，我白天黑夜地同他们一起劳动。现在他们叫我‘老张’，我们都一样了。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决心在那里过一辈子。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也不懂针刺，不懂中医。现在我已经学了一点，发现它很顶用。这样我就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不再留恋城市生活了。我正在为需要医生的各地培养青年医务工作人员。有着广阔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们仍在北京。他每月回来探望他们一次。当新的党组织需要他时，也许会把他再召回城市来－－当他已经把青年人培训好，能接替他在生产大队的工作时。也可能他的家搬到农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和医务界革委会委员们进行的许多小时谈话的摘录，它也许至少可以表达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气氛。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
“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老张说。在我到过的十一个公社里，我没有听到过和这相反的话，但也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关于这一点和公社的其他问题，留待后面再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