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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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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实力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北京访问的邀请，已经有了许多解答和推测，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呢?北京难道忘了，尼龙松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姑息分子”背上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地位的?毛泽东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搞得一团糟，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之时，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枝姗姗来迟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不是为了吃鱼翅才去中国的，那么他的东道主会端出什么别的菜来呢?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能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在我前面的报道中，已由毛主席给我们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诉我，应当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同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按照在他的辩证思想模式中，毛常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他喜欢像尼克松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他继续说．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是的，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能来嘛。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愿意和他谈。事情好办，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家也行，当作总统来说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相信他不会跟尼克松吵架，但是，他当然要批评尼克松。主人们也要作自我批评，谈他们自已的错误、缺点——比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自1965年1月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改变了毛的想法呢?那时我曾问主席，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由我转达给约翰逊总统．他的回答是“无需”，就再未说什么了。即使这样，毛那时候说，越南冲突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并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由于约翰逊轰炸北越，几乎立即把这种“抉择”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会见中，毛说得十分明白，他预料美国人在畏途难通、知道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是越南给美国的教训，而不是更换了总统，使得毛在1970年提到尼克松时调子会有所改变，“经验”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其他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个受北京单方面支持、联合河内(越共)、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的同盟的形成，中国自己内部也起了变化，这变化包括核导弹和运载工具的稳步发展。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面前摆着多种抉择，并且他确实在一个时期曾利用它们作为战术上的威胁——如在柬埔寨和老挝，但是终点已经迫近。一旦决定从越南撤出，显然美国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总统不仅要保卫他的后背地区不致遭受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可能破坏，而且也须对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从天安门所看到的总的形势。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也仍在继续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1969年夏，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而中国人注意到了。美国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重开华沙会谈。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这个会谈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立即停止了。但尼克松在向前走，实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解除两国间旅行的禁令。早在这年春天，一个总统属下的委员会鼓吹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应归大陆中国，并且第一次正式称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的领导人仍持怀疑——特别疑心莫斯科和华盛顿相勾结，干出卖勾当。
到1970年秋末，好几起紧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证明的探询转到了中国，表明总统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对这种探询的间接答复，还包含在11月周恩来对我的谈活中，当时他说，只有当美国人对谈判表示“认真”的愿望时，中美会谈才能开始。据了解，所谓“认真”首先意指抱着现实态度制定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如毛和周所认为的，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充分的保证显然是来到了。1970年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周恩来领我和我的妻子站到毛上席的身边，并照了相．没有任何美国人曾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明眼人看出，一些新鲜的事正在发生。接着来了个乒乓球上的姿态。毛主席在12月间同我谈过，在乒年球上作出姿态以后，我就能够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先生或他的私人代表来北京了。一种新局面已经在望了。
我登在《生活》杂志上那篇关于我同主席谈话的报道，已译成汉文，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广泛传闻，因此，他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公报当然不会感到惊讶了。虽然中国的报纸可能只登了几行文字，但整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组织中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只有一种事可能使中国人惊讶：基辛格先生竟然能成功地保守他的访华秘密。中国的领导人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早就不相信美国人能够守密。
当然，中国人不但非常了解尼克松的计划的国际影响，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国国内将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好处。谈论尼克松可能访华时，主席随便地提到，总统选举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可能先派一个使者来，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不大可能会到北京来。
到1970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大清洗的严峻考验，国内建设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为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许多篱笆必须修补或新建。内部的紧张时期大体上过去了。现在，如果有收复台湾的机会——毛统一全国的最后目标——并使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它的大国地位、成就和潜力都受到重视，那为什么不瞄准这样的机会呢?毛的思想或教条中，从未号召过进行一场反美战争或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毛的思想体系也从来不信原子弹，制造原子弹和用于反击的地下发射井，负担的确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会愈来愈重；中国不止一次呼吁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国的重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善它对付俄国的战略地位。如果美国离开了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消失了，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其机动力量显然会增强。
当时，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国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而不是软弱的地位来准备会谈的?中国领导人尊重基辛格，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通过基辛格的著作了解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老朋友谈到基辛格，他也是周总理在政治上的亲密同志，他对将同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展开舌战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他说，“可是个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所见过的像他那种地位的第一个美国人。同他应该可能谈得拢。”
周和基辛格会晤时所要讨论的眼前问题，以及总统来访时会谈的议程，都非常具体，对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太新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将包括下面三项对尼克松来说是转折点的决定：(1)恢复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把台湾还归于大陆统治；(2)美国完全撤出越南，安排召开一个保证印度支那独立的国际会议，并安排由河内和西贡商定一项解决办法，据此美国炮制的政权将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可以保存其某些外形；(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把一些可以进行谈判的初稿带回给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谈判的，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正如一再阐明的那样，这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美国和中国共同宣布，两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争端，包括台湾的争端。其次，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至于怎样撤出和何时撤的具体步骤将是以后再讨论的问题。
中国坚决主张，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它同蒋介石的中断了的内战则完全是内政问题。一旦美国在原则上承认同意从台湾撤出，许多条件都得明确起来。北京在两个方面多半会表现得通情达理，即取消美国地位的程序和同台湾本身的交涉方面。——甚至可能给予蒋介石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如果他愿意在那里担任省长而终其一生的话。
中国认为，在必要时用武力收复台湾是它的最终主权，它决不会公开宣布放弃这一主权。不过，现在有可能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自己商议出一个非军事的解决办法来，中美开始进行认真的会谈，可能还促使台湾和北京恢复暗中的会商，以寻求可能的统一条件。这无疑是尼克松的希望之一。毛泽东向我指出，和平统一台湾是他的目的——他告诉我有关中国内战时期一些省未经过战斗就过来了的几则事例。
然而，台湾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同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和撤军分开来，后一问题也不能等到前一问题解决之后。只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北京的河内盟友才能满足，这种预示已从河内的反对者那里发来并警告北京防范尼克松的背信弃义。北京不能允许俄国利用这种本质的不同，这肯定使基辛格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充分支持，中国不可能促成日内瓦会议的解决办法。
这些区域性问题必须先行解决，然后才能在东亚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达到全面的缓和。去说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虽非迫切却是平行的愿望，不在这篇报道的范围之内，但这些愿望中包括继续支持革命斗争——“为了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的北京之行中，总统将进入一个同他的国家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真正元首并不担任行政职务。尼克松肯定会同这位党的主席会晤，但大部分的谈判大多由周进行。
总统将见到的周恩来是怎样一个人呢?显然是世界上最能干的谈判人才之一。他俊美，精力过人，73岁了，都不知疲倦。1967年8月周通过谈判摆脱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虽然受到青年的崇敬，但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被50万极左的红卫兵包围两天两夜以上。他们的头头——有一些后来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企图夺取中央委员会和周本人的档案材料。毛和林彪都不在那里，经过不分昼夜地同一小批一小批的群众谈话，周逐渐说服了这些群众——周和我谈话时这样称呼他们——使他们离散而去。只是在发生了这一事件之后，林彪调遣数以千计的军队进入首都，开始认真地停止红卫兵串连并把他们遣散——有较少的伤亡。
据说基辛格呆在北京的49小时里，同周总理会谈花了20小时，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对周访问和交谈过几次，其中一次从傍晚用晚餐时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早晨6点钟。我已精疲力尽了，他好像精神依然旺盛如常。我咕哝着说，“我须得让你睡一会儿了。”
他把头往后一仰，呵呵一笑，“我已经睡过，”他说，“现在我要去工作了。”晚餐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的休息。
周告诉我，他10年中曾度过一次假——生病休假一周。
小心翼翼地避免着去强求个人权力，总理向来是个贯彻执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的热心工作者，他和蔼可亲的态度掩盖了坚强而又灵活的内心；他是贯彻政策的大师，有无限的能力且细致入微。他的个人接触多得不可胜数。凡需要他出现的场合他总无处不在，这与行政效率本来难以统一，他却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缺少、完全信赖的战友。
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关系的最适当的词语。在工作作风和个性上非常之不同，毛和周却能象套在一辆车上前后纵列的两匹马一样，37年半一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存。周从未做过清朝的官，但他的祖父做过，他认为自己有着封建背景，虽然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在农民中间曾度过20年时光。毛是一个生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天才，他凭直觉和得之于人民的经验知识，周习惯性地听从。
毛是一位活动家，一种原动力，一位创始入，是交替动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功的战略大师。他不相信长期的稳定，对变化的步伐从不满足，但他重实际，对分阶段地达到目标能有较大的耐心。
周喜欢具体细致地执行一项计划——这使毛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迅速抓住问题的中心，把不切实际的东两丢掉，必要时佯装不知，且决不行险侥幸
——如若无绝对把握的话，当革命钟摆摆动至平稳之点时，周工作得最好，他是一个建设者，不是诗人。
在我同中国的这两位伟人谈话时，小心慎重地回答主要问题的通常是周，而毛则叫人家讲，插入几句告诫或阐释的话，打开宽广而辩证的思路。周出席频繁不断的盛大宴会，兴致盎然。毛厌倦宴会，喜欢少数的聚会，周饮食讲究，但节俭、毛喜爱湖南辣味的简单食物，两人都很少喝酒，在久经陶冶中各自形成自己的风格。同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周大概会担任实际的谈判工作，并与幕后的毛密切合作，但最后决定将由毛来作出。
不管中国人对尼克松的动机会怎样想，他已获得他们的一些好感，因为他有礼貌地前来会见他们，就会提高毛泽东的威望，增加全体人民的自豪感。以前番属国的国王来北京进贡，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这样做前所未有，这种姿态本身就可能大大有助于减轻过去20年间积累的怨恨和愤慨。这种姿态可能被误解从而有对美国人不利的风险，但更有可能的是它被欣然接受，从而增进互相和解的机会。
太平盛世似乎遥遥无期，眼下的前景是最扎手的调整和斗争。中国必须使朝鲜和越南满意，美国则不能抛弃日本。危险在于，美国人可能想象中国人会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的世界观，变为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在望了，但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一个由各种意识形态掺和起来的可爱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已丧失革命信念，那么当幻想破灭时，只能使深渊变得更深。在北京看来，一个不通过革命来加以变革的世界——中国最亲密的友好国家也将是不革命的国家的那一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对地和平的世界，对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必要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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