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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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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正是在你们把生产大军注册以后，主要的困难就要发生了，”我说道，“因为它和军队的类似之处只以此为限。士兵们所做的事情是极为简单而且都是相同的，即练习使用武器、学会行军和守卫等。但是生产大军必须熟习并从事两三百种不同的行业和职业。这需要有怎样一种行政才能，方才可以明智地作出决定，使这样一个大国的每一个人在职业方面都各得其所呢？”
“行政机关并不决定这件事。”
“那么由谁来决定呢？”我问。
“每个人根据自己天赋特长来决定，而我们则尽最大努力使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天赋特长究竟在哪个方面。我们的生产大军的组织原则是，根据每人在智力与体力方面的天赋才能，来决定他应该做什么工作才对国家最有益处，对他自己也最为相宜。在不得逃避某种工作义务的情况下，在必要的规定范围以内，依靠自愿选择的方式来决定每人将担负的特种工作。因为每人在服务期间是否感到满意，要看他的工作是否适合他的兴趣。因此，一个人从儿童时期开始，父母和老师们就注意他的特殊才能的表现。对于国家生产制度以及各项重大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基本知识的全面研究，构成了我们教育制度的重要部分。在劳作训练不得妨碍作为学校主要目标的一般智力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充分给青年以劳作方面的训练，从而使他们除了获得有关国家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外，还能熟悉各种行业的工具和方法。我们学校的学生经常去参观工场，还常作长途旅行，对某些特种工业企业进行参观访问。在你们那个时代，一个人除了本行以外，对于其他一切纵然一无所知，也并不感到惭愧。但是今天，这种无知对于我们要使每人都能明智地选定自己最爱好的工作这种观念是不相符合的。一个青年通常在他注册参加工作前，很早就已经选定自己理想的职业，并已在这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迫切地期待着开始工作的日期。”
“不过，”我说，“愿意参加某一行业的人数未必刚好是这个行业所需要的人数，一般说来总是过多或不足的吧。”
“我们总是使志愿就业的人数恰好符合需要的数目，”利特医生说道。“行政机关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实际情况确能如此。它要密切地注视各个行业的志愿就业人数的比率。如果某个行业的志愿就业人数显然大大超过所需人数，这就说明了这个行业比别的行业更能吸引人。反之，如果在某个行业中发现有志愿人数不能满足需要的趋势，就说明这个行业被人认为比较艰苦。行政机关的工作就是在劳动条件方面经常使各种行业保持均等的吸引力，使一切行业各自对于志愿相近的人都能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所以就按各行各业工作的难易，定出了各个不同行业中长短不同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较弱的行业，由于在十分舒适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因此工时较长，反之，在劳动艰苦的行业中，例如开矿，工时就很短。这里并不根据什么理论，也不根据什么先决的标准来决定各种不同工业的吸引力。行政机关只是根据志愿者人数的多寡所表明的工人自己随时调整的观点来作出决定，减轻这一部门工人的工作，而把它转移到另一些部门。掌握的原则是，不能使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比别人艰苦，工人自己应该成为裁判者。这个规定的使用范围，不受限制。假使有一项职业本身非常艰苦，为了吸引志愿者，有必要将一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十分钟的话，那也必需照办。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仍旧无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就停止不办。不过事实上，只要适当缩短一些工时，或者增加一些别的优待，人们所需要的任何一项工作自然都可以获得足够的志愿者的。要是确实有这样一件必需的工作，具有无法避免的困难和危险，即使增加利益作为报酬仍无法克服人们对这种工作的厌恶，这时，行政机构只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宣布这是‘特别危险’的工作，参加者特别值得国家感谢，志愿参加的人就会非常踊跃。我们的年轻人非常重视荣誉，不会放过这种机会。当然你知道，为了做到职业选择的完全自由，必须在所有职业中消除一切不卫生的现象或足以残害性命和肢体的特殊危险。保证健康和安全是一切产业设备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国家不象你们那个时代的私人资本家和大公司那样摧残并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
“如果要想参加某一行业的人数超过工作需要，你们怎样决定人选呢？”我问道。
“首先把机会给予那些对这行职业具有最丰富知识的人。但是，任何人如果连续几年坚持申请要在某项特殊行业中表现其才能，最后都会得到这种工作的机会。同时，如果有人不能一开始就参加他所喜爱的工作，一般说来他都有一项或多项其他爱好的职业，虽然不是他最擅长的，也都多少是符合他的才能的。事实上，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注意自己的特长，以便在选择职业方面不但有第一志愿，也还有第二或第三志愿。这样，当他在开始工作时或参加工作后，由于科学发展的进步或社会需要的改变而不能继续第一志愿的工作时，仍然可以合理地获得兴趣相近的职业。这种在选择职业方面允许有次要志愿的原则，在我们制度中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还得说明一种相反的可能性，如果某一行业发生志愿者突然不足的现象，或是有的行业突然发生需要增加工人的情况，固然行政机关一方面可以按照规定的自愿的制度来补充，同时也始终保留着征集特别志愿者或从任何部门调集所需工人的权力。不过，所有这类性质的需要，一般都可以靠不熟练的工人或普通工人来补充。”
“这批普通工人是怎样招募来的呢？”我问。“当然不会有人自愿做普通工人的。”
“这就是生产大军所有的新兵在服役的头三年所属的等级。在这三年内，他必须参加上级领导所指派的任何工作，期满以后，这个年轻人才得选定一项专门的职业。这三年紧张的训练，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青年们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再走上比较自由的职业岗位，是非常高兴的。如果一个人笨得连选择职业的能力都没有，他就只好一直做普通工人；不过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
“一个人一旦选定并参加一项职业或工作以后，”我说道，“我想他就得终生固定在这方面了。”
“那倒不一定，”利特医生答道，“尽管我们并不鼓励，甚至还禁止经常滥换工作，但是每个工人当然也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规章，根据工作的需要去应征另一产业部门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他看来要比原先选择的更加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申请书是当作他第一次应征那样看待的，而且条件也都相同。不仅如此，每个工人还可以根据适当的规定，在不经常要求的情况下，调到同一产业在其他地区的部门去工作，在这一点上，只问其是否愿意而不问其所持的理由。在你们那种制度下，一个对工作感到不满的人固然可以随意离开，但同时也就失业了，将来的生活问题只好碰运气了。我们发现，要放弃熟练的工作而去另找新的职业，要脱离老朋友而去和陌生人相处，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只有那些能力较差的工人，才会在规章允许的范围内经常调换工作。至于因健康关系而必须调动工作或退休，那当然是允许的。”
“作为生产制度来看，我承认这是效率极高的一种制度，”我说，“可是却没有看出它对专门职业阶级，也就是说那些用脑而非用手来替国家服务的人作了什么规定。当然，你们没有脑力劳动者总不行吧。那么，他们是怎样从一般农民和机械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呢？我敢说，这必须有一番十分细致的挑选过程吧。”
“正是这样，”利特医生答道，“这需要极其细致的考查。因此，每个人究竟应该做脑力劳动者，还是做个体力劳动者，完全让他自己去决定。每人必须担任普通工三年，期满以后，就得根据自己本性所近作出选择，究竟让他自己从事一门技术或专门职业呢，还是做个农民或机械工人。倘若他觉得自己参加脑力劳动能比体力劳动做出更大贡献，便给他各种便利条件，让他去试验自己是否确有想象的那种特长，并加以培养。如果适合的话，便以此作为职业。一切工艺、医药、美术、音乐、戏剧学校，以及高级普通教育学校，对于有志学习的人都是无条件地敞开大门的。”
“那么，难道学校不会给那些只想逃避工作的青年挤满吗？”
利特医生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向你担保，没有人会为了逃避劳动而来进专门职业学校的，”他说。“这些学校是为那些天赋才能和学校所开的功课相近的人设立的，缺乏这种才能的人会发现，在原来行业中加倍工作，要比在班上不落后容易得多。当然，也有许多人真正把自己的才能估计错了，他们发觉自己不符合学校的要求，就会退出学校回到产业岗位。对于这些人，也并不加以责难，因为国家政策就是鼓励每人去发展自己尚未肯定的天赋才能，而这种才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存在。你们那个时代的专门职业学校和工艺学校是依靠学生上学来维持的，因此把毕业文凭发给不相称的人的办法并不少见，而这些人以后便混进专业队伍里去了。我们的学校却是国家设立的机构，能通过这里的考试，就足以证明他们具有真正的专长。”
“这种专业训练的机会，”利特医生接着说道，“每个不满三十岁的人都有权享受，超过这个年龄就不能入学，否则，他们按自己的职业在退休前为国家服务的时期便太短了。在你们那个时代，青年必需在年纪很轻时就选定职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发生了完全选错职业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承认，人们天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因此规定从二十四岁开始选择职业，但可延长六年。”
这时候，我把三番五次欲谈又止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涉及到我那个时代一向被认为是阻碍最后解决生产问题过程中的最严重的困难。“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一点都没谈到关于调整工资的办法。既然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雇主，政府就得确定工资等级，决定每个人从医生直到矿工应得的工资数额。我只能说，这种计划对我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变了，我就看不出现在怎么能够办到。在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对自己的工资或薪金感到满意。即使他认为自己收入已经够多了，他也会觉得他的邻居收入太高，结果还是认为自己拿得少了，如果人们对这问题的普遍不满情绪，不是通过对无数雇主的咒诅和罢工进行发泄，而是集中到一个雇主的身上，那么，作为力量最强大的唯一雇主的政府来说，一次发薪以后，等不到下次发薪日也就垮台了。”
利特医生爽朗地笑了起来。
“说得对，说得对，”他说，“第一次发薪日很可能出现总罢工，而直接反对政府的罢工也就是一场革命了。”
“那么，你们又怎样在发薪日避免引起革命呢？”我追问下去。“是哪位天才哲学家设计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新计算制度，可以按照一切不同的工作（不管是用体力或脑力、用手或嗓子、用耳朵或眼睛），精确无误地算出它们相对的代价？不然，是不是人类的天性本身有了改变，因此，没有人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每人却关心他的邻居的利益’了呢？问题的答案，两者必居其一。”
“可是，一个也不对，”我的主人笑着回答。“好吧，韦斯特先生，”他接着说，“你总不会忘记，你既是我的客人，又是我的病人，请允许我打断我们的谈话，替你开个安眠药方。现在已经三点多钟啦！”
“你开的当然是剂好药，”我说，“我只希望能够见效。”
“保证办到，”医生答道。他的话果然不错，因为他递给我一个酒杯，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我喝了下去，一倒头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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