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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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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通过那么古怪的方式，到她父亲家里作客以来，我对伊蒂丝·利特的个性，自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不难想像，自从昨天晚上发生那件事情以后，我会比以前更想念她了。我一开始就感到她特有的那种既明朗坦率又天真直爽的态度，就像一个高尚天真的男孩似的，而不像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孩子。由于好奇，我很想知道，这种可爱的品质究竟有多少是她本人特有的，同时，又有多少可能是我那个时代以来妇女社会地位改变的结果。那天，我单独和利特医生在一起时，找到了一个机会，便把话题引到这方面去。
“我想，”我说，“现在的妇女已经摆脱了繁重的家务劳动，除了修饰打扮以外，也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就我们男人来说，”利特医生答道，“如果她们不做别的，而只是修饰打扮的话，我们也就认为她们已经像你们惯常所说的那样，充分地尽了本分了。但是你可以完全相信，她们志气很高，不情愿只是坐享社会劳动的成果，即使说由于她们为社会增添了风致，理应得到这种报酬。她们对于能够摆脱家务劳动确实感到高兴，因为这种工作本身不但使人非常劳累，而且和合作方式相比，也极其浪费人们的精力；不过，她们之所以愿意放弃这类工作，只是为了要通过其他更有效、更愉快的方式来对公共福利作出贡献。我们的妇女正如男子一样，都是生产大军的成员，只有当她们要去完成母亲的职责时才离开工作。结果，大部分妇女在她们一生的不同时期内都在生产大军中服务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左右。那些没有孩子的妇女就做完整个服务期限。”
“那么，一个妇女结了婚，也不需要离开生产工作吗？”我问。
“和男子并没有两样，”医生答道。“她为什么要离开呢？你知道，结过婚的妇女现在没有管家的责任啦，而她丈夫又不是个小孩，干吗一定要她照顾呢。”
“人们都认为，要妇女做那么多劳累的工作，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文明最令人痛心的特点之一，”我说，“但是照我看来，你们对妇女的要求却比我们更多。”
利特医生笑了起来。“我们确实像要求男子那样要求她们。但这个时代的妇女是很愉快的。在十九世纪，如果现代有关材料没有使我们产生很大误解的话，妇女是很可怜的。今天妇女所以能够比以前更有效地和男子一同劳动，并且又非常快乐，就是因为我们对待她们的工作和对待男子的一样，都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把最适当的工作分配给每个男女。妇女在体力方面不如男子，而且也不适宜担任企业中的某些特殊工作，因此，留给她们的那类工作，以及她们进行工作的环境条件，都是参照这些实际情况而决定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较重的工作都留给男子，而让妇女去作较轻的工作。并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根据劳动的性质和强度，任何工作如果不完全适合一个妇女的性别，那就决不容许她参加。此外，妇女的工作时间要比男子短得多，享有更多的假期，并且当她们有需要时，就会非常周密地安排她们的休养。在今天，男人们充分体会到，他们生活的主要乐趣和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都归功于妇女的美丽和温雅。他们所以允许她们去工作，也只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在她们体力最旺盛的时期，要求她们进行某种适合她们能力的经常劳动，对于身心都有好处。我们相信，现代妇女出色的健康，和你们当时妇女往往带有病态的样子显然不同，这多半是由于她们毫无例外地参加了对健康有益的、令人振奋的职业的缘故。”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说，“女工也属于生产大军，但是既然彼此的劳动条件那么不同，她们怎能同男子一道遵守同样等级和纪律的制度呢？”
“她们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纪律，”利特医生回答，“与其说她们是男子生产大军的组成部分，还不如说是同盟军。她们有一个女总司令，并且完全归妇女领导。这位将军，正如高级长官一样，是由生产大军退休的全体妇女推选出来的，其方式与推选男子生产大军长官和国家总统相同。女子生产大军总司令是总统的阁员，可以否决有关妇女工作的方案，并得向议会提出申诉。在谈到司法制度时，我本来也该说一下，法官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她们是女子生产大军总司令任命的。凡双方都是妇女的案件，就由女法官审理。如果案件的双方是一男一女，判决必须得到男女法官的同意。”
“在你们的制度下，妇女似乎被组织成为一种主权内的主权了，”我说。
“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如此，”利特医生回答，“不过你也会承认，这种内部的主权大概对国家是没有多大危险性的。你们的社会有无数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你们不大同意两性之间这种不同的特点。男女之间存在着情欲的吸引力，常常使人理会不到这种巨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在许多方面却使得男女互不了解，而只能关心自己的同性。正因为充分发挥了两性间的差异而不是企图抹煞这种差异，男女本身的幸福和彼此间的吸引力才能同样得到增进。你们那个时代的某些社会改革家所作的努力，显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你们那个时代，妇女除了同男子进行那种不合人情的竞争以外，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我们却给她们以自己的天地，她们可以有竞赛，有远大的志向和发展的前途。我可以向你保证，她们在自己的天地里是非常快乐的。我们认为，在你们那种文明的制度下，妇女要比任何其他阶级遭受更多的灾难。她们的生活使人厌倦而没有前途，结婚以后又受到束缚。她们狭窄的小天地，从物质上来说，往往被家庭的四壁所包围，从精神上来说，又被个人兴趣的小圈子所限制，因此，即使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想到她们的某些情况，总令人觉得她们非常可怜。我现在所说的并不只是那些总是劳苦到死的比较贫苦的阶级，我所说的，还涉及到中等阶级和有钱阶级。她们无法摆脱人生巨大的哀愁和无聊的忧虑，也不能到外界人类蓬勃的活动中找到立足的地方，除了家庭以外也没有任何别的兴趣。就是对男子来说，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必然会使他们的智力退化或逼得他们发疯。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变了。今天，再听不到有哪一个妇女希望自己变成男子，也再没有喜男厌女的父母了。我们现在的女孩正和男孩一样，对于自己的前途有着远大的志向。如果她们到了结婚的时候，那也并不意味着她们将从此被幽禁起来，也决不会使她们和社会上更广泛的兴趣以及世界上生气勃勃的生活隔绝开来。只有当一个女人的心灵中充满了母爱，引起她的新的兴趣，她才会暂时摆脱世务。以后不论何时，她可以回到原来岗位上和同志们在一起，她也不需要和大家断绝联系。现在的妇女和人类过去历史上的妇女相比，是非常快乐的，而且她们使男子获得幸福的那种能力当然也相应地有所增加。”
“我想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我说，“由于女孩子是生产大军的成员，并且有希望获得其他荣誉地位，因此她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兴趣可能使她们不想结婚。”
利特医生微笑着。“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韦斯特先生，”他答道。“造物主已有妥善的安排了。不管男人和女人的性情随着时间的转移会有什么其他变化，他们之间的相互吸引力将永远不变。在你们那个时代，人们为了生活而进行斗争，很少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同时，茫茫的前途也令人有这样的感觉：要尽父母的职责，往往就像冒着犯罪的危险似的，即使是这样，还是免不了要有婚嫁的事情，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是无可争论的了。至于现代的恋爱，我们有个作家说过，过去由于男女不关心生活而在心中留下的空白，现在已完全被柔情蜜意填满了。那种说法，请你相信，也多少是有点夸张的。至于其他方面，由于结婚已绝对不再成为妇女事业的障碍，女子生产大军中的高级职位只有那些既是妻子又是母亲的妇女才能担任，因为只有她们才能充分代表女性。”
“取货证是否也像发给男人那样发给妇女呢？”
“当然。”
“我想，既然妇女时常为了家务而要中断自己的工作，她们得到的配给额就会少一些吧。”
“少一些！”利特医生惊讶地说，“呃，不！我们全体人民的生活供给都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例外。不过，假使像你说的那样由于中断工作而生活待遇上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也只是应该把妇女的配给提高，而不是减少。你还能想出哪种服务能比生育与抚养国家的下一代更有权利博得国家的感激呢？按照我们的看法，谁也不能比贤明的父母更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了。没有一件工作能像抚养孩子那样毫无私心，那样不期望报答了，尽管我们在心里会获得很大的安慰，因为在我们死去以后，我们的孩子将会共同建设这个世界。”
“根据你的话来推测，似乎妻子已决不需要在生活上依赖她的丈夫了。”
“她们当然不必依赖了，”利特医生回答，“就连孩子们也不需要依赖父母了。这指的是生活方面。在感情方面，他们当然还是少不了父母的抚爱的。当孩子长大以后，他的劳动所得将增加公共财富，而不是增加他们将要死去的父母的财富，因此，便用公共财富来使他得到良好的教养。你必须了解，不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的费用账目一概都由国家直接负责，从来也不通过任何中间人，当然，除非父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孩子们的监护人。你可以看到，由于个人和国家关系密切，由于他们是国家的一分子，他们有权获得生活供应。这种权利，同他们和其他个人的关系毫不相干，也不受其影响，因为他们和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成员。如果任何人要依靠别人来取得生活供应，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这是非常荒谬的，而且按照任何合理的社会理论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根据这种安排，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知道，你们自称在十九世纪是自由的，然而在当时，这个名词的概念绝对不能和今天等同。否则，你们一定不会使用这个名词来形容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每人在生活供应方面都对别人有一种难堪的私人依赖关系：穷人依靠富人，雇员依靠雇主，妇女依靠男人，孩子依靠父母。你们并没有使用那种似乎是最自然、最明显的办法，即把国家产品直接分配给人民，而从实际情况看来，你们却费尽心机想出了一套私相授受的分配办法，从而使接受配给的各个阶级都受到了莫大的个人屈辱。
“至于妇女依靠男人生活，这在当时也是惯常的现象，当然啰，在由于恋爱而结婚的情况下，男女间的自然吸引力时常使得这种依赖关系可以令人忍受；不过对于有血性的妇女来说，我想这永远是一种耻辱。至于妇女为了生活，不论是否通过结婚的形式，而必须把自己卖给男子，那么，在无数这样的实例中，这种依赖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即使你们同时代的人对于他们社会的最可恶的现象熟视无睹，似乎也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不过，他们也只是由于怜悯，才对妇女们的悲惨命运表示感叹。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掠夺，也是一种残酷行为，因为男人们霸占了世界上的全部产物，却让妇女们来乞求或者用甜言蜜语来求得她们的一份配给。哎哟！——你看，韦斯特先生，我真的对你唠叨个没完啦，就像那些可怜的妇女所忍受的掠夺、悲哀和耻辱，并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或者仿佛是要你负责似的，其实你对这件事情无疑地是和我感到同样遗憾的。”
“对于当时世界的情况，我也必须承担一份责任，”我答道，“我能提出的一切解释就是，只有等到国家有条件实现目前这样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妇女的地位才能得到彻底的改善。正像你说的那样，妇女软弱无能的根源在于她们个人依赖男子生活。除了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那种社会组织形式以外，我也想不出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使妇女不依赖男子，同时也使得男子互不依赖。而且我猜想，妇女地位有了这么彻底的改变，这就不可能不对两性的社交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我倒很有兴趣想研究这个问题。”
“你能看到的改变，”利特医生说，“我想主要是那种十分坦率而又毫无拘束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男女社交的特点，这和你们那个时代矫揉造作的男女社交关系形成了一个对比。现在两性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毫无拘束地来往，他们互相追求，只是为了爱情而没有其他目的。在你们那个时代，妇女依靠男子赡养，因此事实上主要是妇女这一方受到了结婚的好处。我们根据当代的记载可以判断，这种情况在社会地位较低的阶级中大致可以看出，但在比较文雅的阶级中，却被一种繁文缛节所粉饰，目的是要造成恰恰相反的印象，就是说，主要是男子这一方受到了好处。为了保持这种习俗，就有必要让男子一直装成一个求爱者。因此，倘若一个妇女在男子表示有意娶她以前流露出对男子的爱慕，那就再没有比这更失体统的了。真的，我们图书馆里就藏有你们那个时代的作家的著作，内容恰恰就是讨论妇女是否能在某种假定的条件下没有被人追求便吐露爱情而又不失其女性的尊严的。所有这些，在我看来，是极端荒谬的。不过，我们也了解，在你们那种环境下，这个问题可能有其严重的一面。当一个妇女对一个男子求爱，事实上就等于是要他承当赡养的重担时，人们不难理解，妇女一定会由于自尊和羞怯而不敢流露真情。韦斯特先生，当你和我们的社会发生接触时，我们的年轻人往往会向你盘问这个问题，你得准备怎样应付才好，因为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旧习俗当然是很感兴趣的。”①
①我可以说，我个人的经验已经充分证实了利特医生的警告。现代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对于他们喜欢称之为十九世纪式恋爱的奇风异俗，产生了极为广泛而又浓厚的兴趣。
“那么，二十世纪的女孩子可以表示自己的爱情啦？”
“只要她们愿意，”利特医生回答，“她们，正如她们的爱人一样，不再装模作样把感情隐藏起来了。一个女孩子卖弄风情，会像一个男子那样受到很大的卑视。在你们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子故意装作冷淡，也骗不过一个求婚者，但现在却可以使他完全受骗，因为谁也想不到会这样做的。”
“我自己也能看出妇女取得独立地位后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我说，“现在男女结婚必然是双方情投意合的。”
“当然如此，”利特医生回答。
“在一个社会里，一切婚姻都是爱情的结合，这真叫人难以想像！哎呀，利特医生，你再也体会不到，这样一个社会在一个十九世纪的人看来是多么令人惊异的现象啊！”
“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想像，”利特医生回答。“但是，你所庆幸的那种纯洁的爱的结合，也许会有你最初还不能体会的更深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毫无拘束地执行了选择异性的原则，及其保留并延续种族中的优秀类型而淘汰低劣类型的倾向。妇女再不会因为贫穷和需要成家，而接受她们既不喜爱又不尊敬的男子来做她们未来孩子的父亲了。财产和地位也不能转移人们对个人品德的重视。黄金再也不能‘使一个傻瓜掩饰他的愚蠢了’。人材、头脑、性情、美貌、智慧、口才、仁慈、慷慨、和善、勇敢等天赋，肯定会遗传给后代的。每一代都比上一代经过了更精密的选择。人性喜爱的那些特性被保存下来，而人性所厌恶的却被扬弃了。当然，有许多妇女在爱情中也会掺杂着对男子的崇拜，企图同地位较高的人结婚。但这些妇女却并不违反同一法则，因为今天同地位较高的人结婚，并不等于同有财产或有官衔的男子结婚，而是同那些杰出的、对人类作出不可磨灭的光辉贡献的男子结婚。这些人在今天成为唯一享有荣誉的社会显要了。
“一两天前，你曾经谈到，我们人民的体质胜过了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的体质。当时我曾说过一些促成种族纯洁的原因，可是，不论哪个原因，都不如自由选择异性这个原则对以往两三代的体质的影响那么重要。我相信，当你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了更充分的研究以后，你会发现他们不但在体质上，而且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有了进步。如果不是这样，那倒是怪了，因为不但大自然的一个伟大法则现在可以自由发挥作用，使种族得到挽救，而且还有一种深刻的道义感在支持这个法则。在你们那个时代，个人主义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思想，但它不仅危害人们之间的友爱和共同利益的一切重要情感，并且也使活着的一代无法实现对下一代的责任。在以往的各个时代里，人们事实上都没有认识到这种责任感，但在今天它却成为人类伟大的伦理观念之一。这个观念以强烈的责任心来加强人们在婚姻中要选择最优秀、最高尚的异性的那种自然的本能。结果，我们用来发展人们的勤劳、天才异禀以及其他一切优秀品质的各种鼓励和刺激的办法，并不是全部都像我们的妇女那样能够影响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妇女处在种族裁判者的崇高地位，只肯嫁给具有优秀品质的人。一切鞭策、刺激、诱导和奖励的办法，都不像妇女的笑脸那样有效；懒汉们会发现，妇女是不会让他们看到笑脸的。
“今天的独身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社会上毫无出息的人。一个女人，由于对这样一个不幸者的怜悯，甘冒当代的大不韪（在其他方面，她是不受舆论指责的），竟然嫁给他，那么她一定是个勇敢的女人，尽管她没有把自己的勇敢用于正途。我还得补充一句，她将发现，在对她的批评中，妇女的情绪要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严厉而不可抗拒。我们的妇女是未来社会的监护人，而且受托掌握未来的命运，这样，她们就已经尽了她们最大的责任。她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感，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皈依。这是一种崇拜，她们对自己的女儿从小就给以这种教育。”
那天晚上回房以后，我坐到深夜，阅读利特医生给我的一本贝里安所著的传奇小说。小说的情节以利特医生最后所说的有关父母责任的现代观念那段话里的某种情况为中心。同样的情节如果让一位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来处理，几乎必然是要激起读者对于一对情侣的感伤的自私感情产生不健康的同情，并使读者对他们所触犯的不成文法表示愤慨。我不需要叙述——因为谁没有看过《鲁思·埃尔顿》这部书呢？——贝里安采取了怎样不同的处理方法以及使用什么巨大的力量来坚持他所说的原则：“对于还未出世的婴儿，我们具有和上帝一样的权力，我们所负的责任也正像上帝对我们的责任一样。我们怎样对待他们，上帝也会怎样对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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