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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绪言：贝尔学术思想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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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 · 贝尔 Daniel
Bell 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五十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 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九 和哈佛大学 一九六九至今 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遐迩的刊物《公众利益》 Public
Interest 。一九七二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二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 二 ○○○ 年委员会 ” 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与编撰文集计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一九五一 、《意识形态的终结》 一九六 ○ 、《极端右翼》 一九六四 、《今日资本主义》 一九七一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一九七三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一九七六 ，以及新近发表的《蜿蜒之路》 一九八 ○ 。上述著作中《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在我国已有译本。这里译成中文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译者征得贝尔教授的许可之后，旨在介绍新知、扩大学术交流的一项努力。
鉴于贝尔的特殊学术地位及其理论上的相对难度，也考虑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经典意义，有必要在开卷之首作些背景解说与内容提示，以助我国读者的理解与思考。
一、贝尔的学术思想结构
作为当今美国主要的批判社会学家，贝尔在学术与思想结构上与众不同。用他自己反复强调申明的话来说，他 “ 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 。这种 “ 组合型 ” 思想结构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和重视，并被当作一种典型的 “ 现代思想模式 ” 加以评论。但对中国读者而言，贝尔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有悖于传统区分标准或 “ 非此即彼 ” 的判断习惯，从而引起困惑或误解。因此，若要比较准确地评价贝尔的理论，首要的前提是把握他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冲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复杂立场。
贝尔与马克思主义 贝尔一九一九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 他的家族原姓波诺斯基，后由其叔父改为贝尔 ，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排犹倾向深有体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运动促进了他的思想早熟。十五岁那年他便向拉比宣布他不再信奉上帝，转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街宣讲革命道理。像其他后被称为 “ 纽约文人 ” 的犹太裔进步青年一样，贝尔一度思想激进，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不仅驱使他在大学选择了社会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也为他成名之后在同行中博得 “ 精通马克思 ” 的声誉准备了条件。
然而，贝尔青年时代的激进经历并未使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课程及任教初期，正值左翼文化运动退潮，大批同路人知识分子因对苏联政策不满，对国际共运幻灭，转而拥护罗斯福新政，肯定并颂扬美国民主传统。四十年代末，以莱昂乃尔 · 屈瑞林为首的纽约文人暨《党派评论》集团主动引导美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变，重建 “ 新自由主义 ” 学术思想体系。作为纽约文人中的后起之秀，贝尔积极地参加了战后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活动，并在总结三十年代左翼运动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即认为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 “ 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 ” 。
这一时期贝尔确立了他居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既继承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以左翼运动过来人的体验批评社会主义革命的 “ 乌托邦 ” 倾向，主张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平等，藉此 “ 为知识界的适度与自尊确立基调 ” 。这种带有 “ 激进 ” 色彩的自由派 “ 第三条道路 ” 当然同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但持有这种立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从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力量 —— 贝尔在这一类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贝尔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之间的交错渗透现象有它深厚的文化与种族渊源。身为移民后代，贝尔在青年时代自认是处在美国文化边缘的 “ 精神漂泊者 ” 。当他同其他纽约文人相继成名之后，又深感 “ 世代流浪，有家难归 ” 的精神焦虑。犹太思想传统、欧洲文化背景和俄国革命的感召固然给予贝尔重要的思想影响，美国现实生活的启示与吸引却又使他获得与欧洲人不同的比较和批判眼光。这种 “ 身在其中又置之度外 ” 的独特处境，可以说是导致贝尔悬浮超越意识的主要原因。
五十年代之后，贝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采取 “ 非意识形态化 ” 的学术研究态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承认其学说之于现代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并呼吁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未来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演进规律时并不以马克思为准，而是将其思想同圣西门、韦伯、凡勃伦、桑巴特、熊彼得等人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作通盘比较，各有取舍，自成一家。
例如他近来闻名于世的 “ 后工业化社会 ” 理论，便批判吸收了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熊彼得的 “ 创新理论 ” 和加尔布雷思的 “ 新工业国 ” 概念。在沿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某些基本观念的同时，贝尔却认为 “ 具体资本主义 ” 的现代发展已突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依次更迭的 “ 理论图式 ” ；而科技发展和 “ 中间阶级 ” 指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专家与白领 的壮大，将引导所有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
对此，有些苏联学者曾指责贝尔 “ 反对马克思主义 ” 、 “ 为资本主义辨护 ” 。在贝尔自己看来，所有涉及资本主义演变的现代社会学说都是 “ 同马克思的对话 ”—— 既是对话，也就难免争执、冲突以至背逆。虽然贝尔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持有不客气的看法，他仍然愿意自己被人较为客观地称作 “ 后马克思主义者 ” ，把他与他的苏联同行们一视同仁。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专著的批判精神来看，贝尔虽与马克思多有分歧，他在前人基础之上追踪研究，解剖现实，力图有所创新的意图确实较为明显，而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注意。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如果说五十年代美国知识界 “ 意识形态的终结 ” 导致过一段基本和谐沉稳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统治，那么，经过六十年代政治冲突与文化骚动之后，原以罗斯福－肯尼迪改革哲学为轴心的新政联盟终于在七十年代初宣告破裂，而学术思想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也在内外夹攻下趋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日益强盛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它越来越有力地支配着尼克松与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方向。
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既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新保守主义者一反六十年代的过激倾向，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提出一系列偏向节制、冷峻和实际的观点，强调要控制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缩减福利开支，抵制过分的平等要求，恢复道德约束与文化秩序，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
这些形形色色的政策、理论和文化情绪之间充满着矛盾和差异。在被统称为 “ 新保守派 ” 的庞杂阵容里，不但有右翼政客、军方鹰派、宗教领袖、 “ 里根经济学家 ” 及种种 “ 美国中坚 ” 势力的代表，而且包括了一批前自由派学术权威。其中有从纽约文人集群中分离出来的贝尔、波德莱茨、克里斯托和李普塞，以及常在《评论》、《公众利益》和《美国学者》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著名政论家，如亨廷顿、莫伊尼汉、科帕特里克和诺瓦克等人。
贝尔与这群所谓的 “ 新保守主义智囊 ” 关系接近，交流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过他们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自由派自我批判活动。但他作为素来审慎的 “ 自由派社会科学家 ” ，对政治 “ 新右翼 ” 和具有反智倾向的原教旨主义平民运动一直怀有戒备和疑惧。另外同那些从自由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学者相比，贝尔既没有莫伊尼汉、科帕特里克 这二位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的参政热衷，又不同意波德莱茨和诺瓦克等人对资本主义 “ 潜在精神力量 ” 的肯定 后者因此指责贝尔的 “ 社会主义思想比例过大 ” 。甚至当被问及《公众利益》的 “ 新保守主义宣言 ” 事件时，他申明那 “ 不过是欧文 · 克里斯托一个人的主意 ”—— 以此与别人拉开间距，保持自己的个人立场。
贝尔之所以反对别人加附于他的 “ 新保守派 ” 标签，认定这种 “ 单一层面上的排队毫无意思 ” ，同他历来严肃的思想习惯有关。事实上，他每次应时代之变而调整自己的立场时，都注意到前后连贯，平抑偏激。同时扩大视野，以达到新的均衡 —— 这大约是他有别于其他新保守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特征。
回顾他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化，我们发现贝尔并未远离他 “ 中间偏左 ” 的经济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尽管他受到了亨廷顿有关 “ 民主政治危机论 ” 的影响，强调要摆平 “ 自由与平等 ” 的关系。当人们在六十年代对他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提出质疑，并批评他过于排斥理想主义时，贝尔仍然坚持自己的 “ 理性变革 ” 立场，反对 “ 意识形态政治 ” 的乌托邦倾向，并确认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以公民政治与科学态度为基础的 “ 经验乌托邦 ”—— 因为 “ 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不是由信仰筑成，而是经验的铺垫 ” 。
面对六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激进运动，贝尔先是告诫青年勿 “ 将思想当成世俗宗教 ” ，以免引起 “ 社会动乱和暴力行径 ” ；继而在新左派学潮的猛烈冲击下，以及在有关现代主义反文化的争辩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深沉冷静的 “ 文化保守主义 ” 意识。
贝尔的这种保守意识与其说是一种立场迁移，不如说它补充并坚定了他原有的多向批判和 “ 有选择地反叛 ” 立场。随着年龄与地位上升，他已经站在思想精英和文化监护人的位置，对大众文化和平民 “ 解放 ” 运动采取严峻的审查态度，并有意承当对自由主义改革哲学的自我批判任务。从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露针砭，以及注重信仰和权威，维护文明的延续等观点来看，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传达出他对历史的参悟及一种已臻成熟睿智的思想境界。近年来，他非但不因其 “ 文化保守主义 ” 而感到自相矛盾，反而抓紧时间，集毕生精力，要在他多年坚持的三位一体思想原则基础上，将自己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 “ 后工业化社会论 ” 和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批判上升改造成一个囊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综合理论体系。
跨学科研究方法 贝尔的理论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因为他在思想结构中揉合均衡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 异体合成 ” syncretism ，指哲学或宗教上的诸说、诸神混合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蓄意打通不同学科壁垒，以思想大家的恢弘气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未来施行综合研究与预测。
从贝尔近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即可看出，他既通晓 “ 经典社会学理论来源与发展 ” ，熟知 “ 当代社会学中的关键问题 ” 这一类专业基础课题，又积极主持诸如 “ 政治社会学 ” 、 “ 技术与社会 ” 和 “ 哲学与社会 ” 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作为以社会学为终身专业的学者，贝尔并不满足于象牙塔之内的纯学术研究。他的显著特征是贯通古今理论又不为理论所限，擅长于跟踪现实发展，及时总结修正，提出新概念。在学术兴趣上，他自三十年代起就极重视政治与经济研究。他同纽约文人中众多史学家、政论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贝尔的妻子珀尔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学评论家 长期交往、反复撞击的结果，使得他逐步将自己对社会学问题的思考引深到宗教、文艺、伦理、社会心态和历史哲学等不同领域。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两部构成他综合体系的关键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与其深邃的历史意识相得益彰，而他运用人文学科传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现代方法的学术能力已进入自如阶段。
在战后美国学术界分工日细、隔阂严重的局面下，许多学者都曾悲叹大厦倾塌，偶像破碎，往日雄鹰般的宏观研究已为土拨鼠式的狭隘经营所取代， “ 侏儒学究 ” 的时代很难再产生出十九世纪那样的思想巨人。然而，贝尔却以他学术思想上罕见的组合优势，力图恢复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崇高地位，建立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姿态。
贝尔果真有可能建立并完成自己的体系吗？看来他正在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即已反映出他全面探查当代西方 主要是美国 经济技术体制、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另外在学术方法上，他最近也一直非常关注 “ 描述语言 ” 和 “ 分析语言 ” 之间的比较鉴别，试图摈二者之短，创造一种能兼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中介性 “ 社会学图示语言 ” [ sociographic language ] 。在贝尔看来，传统人文学者对 “ 社会世界 ” [ the lebenswelt ] 意义领域的描述性认知，与现代科学家对 “ 物质世界 ” [ the umwelt ] 封闭体系的分析解剖，在方法上日趋冲突，均难涵盖一切。若要使社会学摆脱目前弊端，真正成为横跨于鸿沟之上的包容性学说，必得从马克思、韦伯的经典方法 注重历史主义的概括 和帕累托、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以抽象类型演绎为主 中各取精萃，双管并用，酌情取舍，以期进一步祛除因认识论与研究对象不符所造成的偏差。
二、贝尔与资本主义文化批评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里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问题。他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 狭窄定义上的文化，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 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扼制 —— 这是贝尔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总体批评的理论出发点。
三领域对立学说 在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矛盾已经无法再用某种绝对原则或封闭式整体构造来加以概括。与之相反，他着重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立和多原则支配性质，并据此立场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
首先是经济领域。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部门，历经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改造加强，已经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其中全部活动都严格地遵照 “ 效益原则 ” 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中，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代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社会享乐倾向。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分离独立。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政治与法律部门 相对弱小，偏重鼓励经济的自由发展。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迫使政府集中权力，除去维护社会秩序、仲裁各集团的利益纷争之外，更增加了干预经济生产及分配，处理国际问题的职能，逐渐长成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它的轴心原则，据贝尔断定，是广为派生的 “ 平等 ” 观念 —— 从早先大而化之的人权法案、法律平等说，发展到当今内容具体、无数不包的各种民众应享要求 如种族与性别平等，教育、福利与就业机会均等 。西方各国政府因了这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平等呼声，一方面被迫扩充官僚机构，管以前不管之事，另一方面逐步将传统政治代议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这样，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虽得以控制，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成为大问题，因为政府无法满足众多而过分的平等要求。
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 “ 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 ” 恩格斯语 之间。在贝尔称作 “ 文化 ” 的第三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 “ 经济效益 ” ，也不是 “ 平等权力 ” 。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 “ 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 ” 。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历来标榜 “ 个性化 ” 、 “ 独创性 ” 以及 “ 反制度化 ” 精神。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退却抵抗，强化了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西方文明百年来经久不衰的现代主义运动，便是这场冲突战的文化结晶。人们习惯用历史进步和理性尺度去衡量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但在现代派文艺理论与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是返祖和反理性。艺术家们追索原始，顾念传统，表现现实生活的荒诞谬误，并且超越时空地征用和重组全部人类文化遗产。
在上述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矛盾的陈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贝尔对三个领域的再度划分既援引了马克思区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又受到韦伯重视文化思想研究的启示，进而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 含法律 与文化 大致等同于马恩所说的意识形态 分离看待，得出三项各自不同的独立范畴。二、贝尔在哲学上因受康德二元折衷理论和詹姆斯多元、开放世界观影响，放弃并有悖于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是理性的有机整体的观念，偏重描画资本主义社会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态势。
在贝尔看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帕森斯等人的整体论 [ th — eory of totality ] 虽然侧重点不同 分别强调生产关系、价值体系和制度演进 ，但都认为社会由某种单一的决定性原则约束成形。而他的三领域对立说则有意打破这类封闭模式，以经验和理念的结合眼光再现世界的分离和断裂本质。从西方社会学传统趋势上看，贝尔的这一立论确为悍然之举，难免引起震动。
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 贝尔的三领域对立说虽然立论大胆，挑战性强，它在具体论证中却采用了严谨慎密的双重法则，即 “ 透过两个焦距来破译上述矛盾 ” 。第一步，如上一节所展示，是利用现代社会学的虚拟演绎方法，为三大领域分别设计出各自的轴心原则与 “ 理想类型 ” ，以此勾勒基本轮廓，归纳并分析其中的结构差异。但这种静止而封闭的抽象研究无法表现事物演进的复杂过程。贝尔因此又以大量篇幅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潜在根源作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旨在从历史的和经验的角度弥补并确立自己的中心命题。
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研究起步于韦伯和桑巴特。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九 ○ 五 精巧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十八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原本宣扬禁欲苦行，消极地逼迫徒众对天生原罪作终生忏悔洗刷，笃信 “ 命运前定说 ” ，并对奢华懒惰风气严加惩戒，视同魔鬼。这种由欧洲舶来的、比老教更纯粹、更偏激的教义逐渐不得人心，也不利于新英格地区移民开发新大陆的进取要求和内部团结，不久便由一些宗教领袖点化改造，生出新意。他们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 “ 天职 ” ［ calling 〕结合起来，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这样一举消除了财富与罪恶之间的等号，庄严地为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加冕授勋，使之合法化。随着新教伦理由 “ 出世 ” 的纯粹理想境界转向 “ 入世 ” 的俗化心态，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像骗子偷儿般，混出了中世纪宗教的森严门缝，满世界奔跑撒欢。
贝尔就韦伯的经典研究追踪下来，便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已携带有潜伏病灶。 “ 禁欲苦行主义 ” asceticism ，韦伯用语 只是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 “ 贪婪攫取性 ” [ acuisi — tiveness ] 。贝尔将这两项特征分别定义为 “ 宗教冲动力 ” 与 “ 经济冲动力 ” ，并逐步追索它们的演变轨迹。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纠缠难分，相互制约。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
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企业家和艺术家这一对双生子，在合力完成了资本主义开发工作后，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二者本是同根生，在崇尚自由、要求解放的本质上他们是血肉相连的。然而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领域的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激烈进取，贪得无厌，却不妨碍他们在道德与文化方面的保守顽固。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对与 “ 功能合理性 ” 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自发倾向和多变趣味。反过来看，艺术家则把人字一再大写，唯我至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他们对功利、制度化和拜金主义厌恶不已，挞伐不断。近百年来，西方现代派艺术家更采取了决绝和叛逆的姿态，专事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拆台与否定工作，并因此名利双收，逐步建立起与经济体制严重冲突的 “ 文化霸权 ” 。
造成这等怪状的主要原因，贝尔一语道破地指出，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 “ 经济冲动力 ” 。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 ——“ 宗教冲动力 ” ，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对此，贝尔以美国清教传统和小城镇心理为例，细致地阐明它的衰竭过程：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 “ 先劳后享 ” 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是为古罗马与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失去了宗教苦行主义的束缚，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会畸型冒进，相互抵触。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 [ secularization ] 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 [ profanity ] ，资本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现代主义与信仰危机 与宗教冲动衰竭并列的另一个突出命题是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在这个问题上，贝尔从社会学宏观透视角度出发，深入开掘了现代主义作为当代文化模式的多重含义。与其他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文艺理论家相比，贝尔的分析具有独到的犀利洞见。
首先，关于现代主义的生成原因，贝尔确认是 “ 对十九世纪两种社会变革的反响 ” 。一方面，现代世界的剧烈运动和文化变迁打破了旧有的时空顺序和整体意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应能力陷于迷乱。另一方面，信仰上的虚无造成文化传统的 “ 令人畏惧的脱节 ” ，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之后却难以把握自我。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先捕捉到这种感觉的混乱和自我的困惑，因此弗吉尼亚 · 伍尔芙断然宣布： “ 人的本质在一九一 ○ 年十二月间发生了突变 ” 。
针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百年来不断翻新和变更的流派旗号，以及它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的霸权地位，贝尔进一步指出，这一潮流就其本质代表了对资产阶级正统文化秩序的愤怒攻击与颠覆破坏。在它的兴起初期，所谓 “ 先锋派 ” 意识主要囿于艺术创新和在审美领域对资产阶级传统价值发动批判。随着它对 “ 自我无限性 ” 的颂扬，以及对理性宇宙观的否定，现代主义的新文化先驱逐渐形成了自治社团和集聚领地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得以实践并倡导他们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美学思想和生活态度。时至本世纪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文化、商品生产合流，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并迫使守旧的 “ 公司阶级 ” 让位给标新立异的先锋艺术家。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之中的艺术自治也发展为渗透时代意识和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现代主义经过百年反叛，终于 “ 至高无上 ” 地统治了文化领域。
然而，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贝尔认为这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危机：这种新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 “ 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对现代主义的 “ 当代崇拜 ” ，实在是西方人出于本能或潜意识，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和聚敛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
但是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它在本质上是孱弱无力的。文化与经济体系相互对立、迥然不同品格构造，首先就限制了文艺这种松散零乱形式对强大经济系统的影响力，使它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和引导作用。
从表现形式上看，现代派文艺袭用了某些传统宗教用来震撼人心，征服信徒，使人超脱俗念的有效手段，往往能起到类似宗教皈依仪式的宣泄效果。可惜的是，近百年来各种流派一味翻新，不断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荡然无存。现代派文艺又总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评判标准，竭力缩短审美心理距离，追求即兴冲动，同步反应和本能共鸣。其结果是没有一家能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形成控制全局的大气候，只好一浪压一浪， “ 以不断抗争去否定先例的成功，还要接着奋斗来确保自己永远不成功 ” 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 · 豪的讥讽名言 。长此以往，现代主义思潮就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原有的强烈震惊力 [ shock ] 萎缩成花哨浅薄的时尚 [ chic ] ，它藉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日益琐碎无聊。
现代主义文艺的另一个致命克星是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贝尔认为，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落入中产阶级手中便只能叫作 “ 中产崇拜 ” 。它变成了势利鬼和时髦者的游戏。他们将艺术和思想迅速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贝尔对这种 “ 后现代主义 ” 所代表的文化混杂倾向和所谓 “ 反文化 ” 的偏激冲动均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后工业化社会的新宗教 在贝尔以及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文化领域作为 “ 意义的领域 ” ，它的功能便是以艺术或仪式的象征系统去体现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这些人类永远面对的 “ 不可理喻性问题 ” 。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的自由范围，增强了他对自然的控制，毕竟没有能够让他变成超人。相反，传统宗教的核心命题，即人性的善恶之争，与历史同步前进，在经济与科技的推动下升腾入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达环境中，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甚至咄咄逼人。因此，无论为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反省自我、沟通情感、绵延文化的考虑，当代西方人仍离不开宗教，或是类似宗教的所谓 “ 崇拜 ” 。贝尔认为宗教与崇拜的差别在于，前者置信徒于教会的组织与纪律约束之下，而后者是黑格尔所赞赏的那种自觉自愿，独个领悟和奉行的信仰。对于后工业化社会，贝尔觉得崇拜较为合适。现代主义思想的衰竭和异变使它无法充当这一使命。 “ 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为虚幻，那么人们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 贝在书中提出了一个 “ 冒险的答案 ” ，即整个社会 “ 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 。
这种新宗教或文化崇拜，究竟需要哪些内涵呢？贝尔觉得，它应当适当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例如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之心，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以及对现代人无限制地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在功能上，它应当成为 “ 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 ” 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意见 ，能够具有 “ 将日常经验加以认可和裁判的更高权威 ”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茨语 ，以及帮助儿子 “ 寻觅和验证自己同父亲血缘关系 ” 的心理环扣 哈佛心理学教授艾瑞克森有关文化传统的论点 。
鉴于上述需要与现实世界中的领域断裂，贝尔为后工业化社会设计出一种他称之为 “ 公众家庭 ” 理论的广义文化崇拜。
贝尔的公众家庭崇拜，乍看起来，颇近似原始部族的契约制度，又有点像柏拉图的理想国，甚至带有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味道。其实确有相通之处，因为贝尔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原始公社、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经济分配模式都当作了他的参考群体。他提出，资本主义在前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便集中精力对付机器。到了后工业化社会，自然与机器都已隐入人类生存的大背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欠账过多，急需补救调整。新宗教因此必须在人际关系和个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上求得，成为维持社会一统的精神支柱。
贝尔在阐释他的公众家庭理论时，显然没有忘记要统一他的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如他已述，他在政治上持康德定义的那种自由主义观点，即以个人作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并严格区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其私生活都各得其所。在经济上，贝尔的社会主义倾向体现在他坚持给每个公民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 “ 社会最低限度 ” 配给，并反对富人将其财产转换成其它领域内过分的特权或控制因素。而他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推崇权威原则和合理鉴定，要求恢复文化本身的丰富意义和持久价值。
因此，在贝尔设想的新教堂屋顶之下，个人将作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分子，既有充分参政权利，又不唯我至上，具有比较发达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他将从丰裕社会得到不断增加的基本配给，保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亦能靠个人努力和突出成就赢得社会地位和物质褒奖。他将尊重传统，顾虑将来，反对无节制地享乐纵欲，而愿意为公众作出牺牲，与社会患难共济。而作为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思想体系之间平衡机制的政治机构，也将以长远的公众利益和文化延绵为重，纠正它以往对私有财产的辨护或对群体要求无止境的忍让，在较为均衡的自由与平等、需求与欲求、效益与福利的基础之上仲裁各方矛盾，缓冲不断加剧的种种冲突。
唯有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反之，古代文明由苦行到奢华，由强悍团结到纷争内乱的覆灭之路必将为当代西方人重蹈。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人们不禁会同情贝尔的缅古怀旧之情，体谅他在风烛残年的殚精竭虑。曾几何时，北美资本主义也曾强调精神价值，否定自我，以严格的纪律与道德约束来集中民族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为创建新世界的理想而奋斗不已。立国两百年之际 贝尔这本书正赶在一九七六年出版 ，美利坚民族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它已站在当代西方文明的峰巅和最前列，却出现了贝尔这样的先知式思想家，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崇拜的需要。贝尔的新宗教并不一定管用，这一点他心中也相当清楚。但他所代表的理论倾向和学术思想，对于中国读者或许能有一定的启发 —— 这正是译者持中拿来，平直引荐的初衷。
本书的翻译主要由赵一凡、蒲隆、任晓晋三人承当。具体分工是：赵一凡负责序言、前言和第一章，蒲隆负责第二、三章，任晓晋负责剩余三章。因时间紧迫，曾邀请周发祥和王义国同志初译和补译了第一章和第六章部分内容，在此表示感谢。全书的串通修改及书后译名对照表由赵一凡担任。
贝尔教授于忙碌中来函询问翻译情况，并通过他在哈佛的中国博士生丁学良同学向译者提供技术咨询，选赠了作者近影 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最近摄制的标准版本复制 。在此特向他们师生二人深表谢意。尤其是丁学良同学，他对贝尔学术理论的评价与分析，对译者帮助很大。这部译稿的修订因为是在远隔重洋的环境下完成的，其中难免有误。译者但望能尽量接近原著，少有大错。
另外，本书承三联书店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盛意，得以较快编定付印。这是读书人、研究者和翻译此书的我们，都将铭记难忘的关键一环。
赵一凡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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