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丹尼尔·贝尔著 

 

引言 从文化到政治

 

 


  在各个领域断裂的过程中,文化、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节奏,在时间的先后长短上也迥然有别。尽管时尚在消逝更新,文化和宗教领域里的变化 —— 采用眼下时兴的术语,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情感和道德趋势的变化 —— 却毕竟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结。如前所述,这些变化不会臣服于人的操纵或社会的干预,因为它们或是衍生于共同的经历,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或是由一些令人深信不疑的象征性术语加以表达,因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 消声匿迹 或为新的情感所代替。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得以立足就几乎花费了三百年的时间,而且正如吉本在论及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时所评论的:罗马从此以后便进入它历史上的一段狭隘时期,一段持续了二百五十个年头的狭隘时期。 

  政治体系完全是另一种领域。如果说宗教和文化企图确立终极意义,那么政治体系则不得不应付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问题。它必须制定正义的准则,强化公理和权利。它规定交换的法则,并为它的公民们提供日常的安全保障。由此而不可避免的是,它既是党派之争的活动场所,又是自成一体的力量 —— 是一个社会的控制系统:左右它的外交政策,稳定它的金融体制,并且对它的整个经济体系起着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 

  正是这些新兴的、扩充了的职能,在社会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 “ 矛盾 ” ,这些矛盾与前述的文化矛盾有所不同。政治的矛盾起源于这个事实:自由社会在其建立之初 —— 在精神气质上、在法律上和在奖励制度上 —— 是为了增进个人目的 [ individualends ] ,然而现在它却成为一种必须约定集体目标 [ collective

  goals ] 的相倚经济体系。加上这些集体有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有时就是社会整体的本身,这种状况就更趋复杂化。沿用较为通俗的说法就是:社会必须愈来愈致力于公益产品的生产,而不惜牺牲服务于私人利益的产品生产;必须愈来愈致力于对公有部门的资助,而不是对私有部门的资助。依据平等这一轴心原则,社会必须增加对群体 而不是个人 权利的注意力,并且给予补偿。 

  如何去完成这些新的任务 —— 如果它们是能够完成的话 —— 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直接的影响。倘若社会是难以控制的,各个机构是僵化的和反应迟钝的,那么分裂的趋势 —— 在某些条件下表现为两极分化,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表现为四分五裂一一就会加剧。倘若社会能够通过一种新的令人敬仰的大众哲学,通过行之有效的机构做出反应,那么,也许还可以为另一种过程的完结赢得时间,即更加缓慢的文化的重建过程。 

  在本书的第二卷里,我首先 论述近 二十五年来发生的事件,并预测一下 下 一个二十五年,目的是从与社会动荡有关的 暂时因素 中挑选出结构因素。在第二章里,我将从政治的角度再次探讨享乐主义这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接着,我将提出几种方法,调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使之成为一个正义的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价值准则,而这个现代社会在全社会的管理方面必定带有公社组织的特征。这是一个我称之为公众家庭 [ public

  household ] 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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