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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VitaActiva与摩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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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沉思与行动的倒转
摩登时代的发现也许最具重要性的精神结果是沉思和行动等级秩序的倒转，同时也是唯一不能避免的结果，因为它对阿基米德支点和同时兴起的笛卡尔怀疑亦步亦趋。
为了理解这一倒转的动机如何使人信服，首先有必要把我们自己从这一当前的偏见中摆脱出来，这一偏见由于其应用性，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归于一种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务实愿望。现代技术并不起源于一些人们为减轻其劳动和提高人类的技能而设计的工具，而是起源于对无用知识的完全属非实际的追寻--一这是一种历史记录。这样，人类的首批现代工具之一的手表并非发明出来用于实际的生活，而完全是用于进行某些自然试验的、高度的"理论'唱的。当然，这一发明的实效性一旦昭彰，它就能改变人类生活的整个节奏和外观。但从发明者的观点来看，这纯属偶然。如果我们必须依赖一个人所谓的实际的本能，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技术可言。尽管在今天，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携带了某种可能产生全面改善的冲力，但我们由技术决定的世界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更不用说进一步发展了，如果我们仍然一直确信人主要是一个实际的存在的话。
不管这一点如何成真，沉思和行动倒转的背后的基本经验，恰恰是人对知识的渴望只有在他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之后才会得以缓解。问题不在于真理和知识变得不再重要，而在于它们只能通过"行动"而非沉思才能取得。正是一种工具，如一个人双手的产物望远镜才最终迫使自然，或确切地说，迫使宇宙放弃了它的秘密。相信做与不相信沉思和观察的理由，在最初积极探讨取得结果之后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在存在与现象分离，真理再也不在观看者思想的眼睛面前出现，再也不展示和封闭自己之后，产生了追寻具有欺骗性的表象背后的真理的真正需要。比起消极的观察和纯粹的沉思，再也没什么能使取得知识和接近真理更不值得信任的了。为了确信，人们必须有把握；为了知道，人们必须做。知识的确定性只有在一种双重的条件下才能达到：首先，知识只与一个人自己已经做的事有关，这样，其理想成了一种数学知识，在那里，我们只处理自己制造的思想实体；第二，这一知识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做更多的事并对此加以测试。
自那时以来，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便分道扬镳。科学真理不仅不需要永恒，它甚至对人类理性而言，也不需要可理解性和充分性。在人类的思想大胆到完全正视现代性这一含义之前，它吸引了许多代的科学家。如果自然和宇宙是神的产物，如果人的思想不能理解人本身并没有做什么，那么，人就不能期望去学习任何有关他能理解的自然。他可能通过一些机巧去发现，甚至模仿自然过程的一些发明物，但这不意味着这些发明物对他有什么意义--它们并不必须是可理解的。事实上，假定的超理性的神的启示和深奥的哲学真理，并没有像现代科学的一些确定的结果那样如此炫耀地冒犯人的理性。人们的确可以用怀特海德的话来说："上天知道，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用不了到明天就可以被表明是真理。'匈
事实上，17世纪发生的变化比在沉思和做之间确立的传统秩序的简单倒转来得更剧烈。严格地说，这一倒转只与想和做之间的关系有关，而沉思就其最初的观察真理的意义上来说则完全被取消了，因为思想和沉思不同。传统上思想被认为是一种最直接、最主要的导致沉思真理的途径。自柏拉图以来，或自苏格拉底以来，思被理解为一种人与自己的内在对话（回想柏拉图对话中的流行的风格）。尽管这一对话缺少所有外向的表现形式，甚至需要或多或少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活动，它在自身中构成了一种高度活跃的状况。而它外在的不活跃与消极（一种完全的静止，在这一静止中，真理最终在人面前展现）是两回事。如果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把哲学看作是神的婢女，那今它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两个人尽管背景不同，但都认为，这种对话式的思想过程是一种提练灵魂，并将思想引向关注思想和演讲背后的真理的方式。这种真理--正如柏拉图指出的--无法用词汇加以传递，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无法用言谈加以表达。
这样，摩登时代的倒转不在于把做提高到沉思等级中人类有能力胜任的最高状态，好像从此以后做成了之所以要沉思的最终意义，正如一直到那时代之前，做的所有活动在其使沉思成为可能的程度上受到了评判和证明。倒转只涉及思，自那时以来，思成了做的婢女，就像做过去是中世纪哲学中沉思神的真理的婢女，以及是古代哲学中沉思存在的真理的婢女一样。
这一倒转的激进性有些被另一倒转所模糊了，人们常常用后一倒转对这一激进性进行鉴别，自柏拉图以来，这一激进性支配了西方思想史。不管是谁，只要根据希腊史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Cave寓言，就能很快认识到，Periagoge即柏拉图要求的哲学家的交替）实际上达到了荷马世界秩序的倒转。正如荷马的哈德斯主宰阴间的冥王一样，不是死后的生命而是地球上的普通生命在"洞穴"之中，在地下世界之中；灵魂不是身体的影子，而身体才是灵魂的影子；荷马归之于哈德斯中死后灵魂的无生命存在的、无感觉的、幽灵般的运动现在被归于了人（他们不离开人类生存的洞穴会关注空中可见的永恒的思想）的无感觉的做。围
在这一背景下，我只关心柏拉图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传统是以倒转为其开端的这一事实。最初的倒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思想的格局，在这些格局中，西方哲学差不多自动地跌落到不是由伟大的和最初的哲学动力激励的地方。事实上，书生气的哲学自此一直就被一种从无结束的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先验论与内在论、现实主义与唯名主义、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之间的倒转所支配。这里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系统的可转换性，即它们在任何历史时刻无需历史事件或历史变革在结构因素中包含的这种倒转，即可"上下"翻转，或"下上"翻转。这些概念本身依然如此，不管将它们置于各种系统秩序的什么地方。一旦柏拉图成功地产生这些可倒转的结构性因素和概念，知识史进程中的倒转只需纯粹的智力经历（一种概念性思考自身框架内的经历）就行了。这些倒转在古代晚期已经随一些哲学学派而开始，它们一直成了西方传统中的一部分。正是这一相同的传统，这一以对偶形式出现的相同的智力游戏，在某种程度上统治了著名的精神等级的现代倒转，正如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了过来，或尼采对感觉和自然的重新评价以反对超感觉和超自然。
我们这里讨论的倒转--伽里略发现的精神后果，虽然它常常被依据传统的倒转来加以解释，因而成为西方思想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倒转。客观真理不是给予人的，而是他能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不是怀疑主义的结果，而是一种可演示的发现的结果，因而它要么导向一种重复的活动，要么导向绝望，而不会导向一种放弃。反思发现意识是一种内在感觉，人们以它来感觉其感觉，发现它是现实的唯一保证，现代哲学的世界性丧失不仅仅在程度上不同于哲学家对世界和对其他与之一起享有这一世界的人抱有的长期怀疑；哲学家再也不从靠不住的易死的世界转向另一个永恒真理的世界，而是远离两者，回归自我。他在内在自我中发现的不是一种其永恒性可以被观察和沉思的形象，恰恰相区，而是感觉过程的不停运动，以及思想同样不停地活动。自17世纪以来，当哲学通过自我反省的最高努力调查了感觉和思想的过程时，它已经产生了一些最具争议性和最少争议性的结果。在这一方面，大多数的现代哲学的确是一种认知和心理理论。在极少数例子（在那里，笛卡尔的反思方法的可能性被帕斯卡、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彻底实现了）中，人们被诱惑说，哲学家修炼自己的剧烈程度绝不亚于科学家对自然的试验，其勇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能对整个摩登时代哲学家的勇气深表赞赏，并对其非凡的创造力表示敬意，但不容否认，他们的影响和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减少了。不是在中世纪，而是在现代的思考中，哲学才开始扮演第二，甚至第三提琴手的角色。自从笛卡尔将其哲学建立在伽里略的发现之上以来，哲学一直看来被责备老是跟在科学家及其令人惊异的发现之后，它的原则旨在发现expostfacto，并对人类知识的实质作一整体解释。不过，这样的话，哲学不再为科学家所需，他们（直至我们这时代）至少认为他们不需要使用婢女，更不用说一些在"优雅的女士面前打灯"（康德）的人了。哲学家要么成了认识论者，担忧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整体科学理论；要么成了黑格尔想要他们成为的人--Zeitgeist的器官，即时代的一般感情以明确的概念得以表达的口状物。在两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是观看自然还是观看历史，他们都试图以没有这两者将发生什么来加以理解和妥协。很显然，哲学从现代性中所受的折磨要多于人类努力的任何其他领域。很难说，它所受的折磨是更多地来自一种对全然出人意料和史无前例的尊严来说几乎是自动兴起的活动，还是更多地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强调我们整个传统的真理概念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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