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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科学革命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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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中，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掀起了一场对科学革命或科学进步的方式进行各种各样分析的热潮。在这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中，有费耶阿本德，库恩，拉卡托斯，劳丹，波普尔，夏皮尔，图尔明，以及我本人。在此期间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很多都对这些分析中的这种或那种分析内在的一致性、广泛的适用性或普遍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争论的主要部分集中在T．S、库恩的思想上。要正确地评价库恩的那些论述的真正价值，并无必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他一致。库恩的论述很独特，它们都是以“范式”这个概念为基础的（1962；1970；1974；1977）。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在库恩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他认为，科学形势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之为“常态科学”，这种活动通常是由“解难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承认的知识的储备。这种常态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反常出现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的范式的革命。
在应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库恩是在数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词的（马斯特曼1970；库恩1970）；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所有的革命都是从危机中产生的；还有一个问题，即这一整套模式在物理科学中的应用的效果似乎要比它在生物科学中应用的效果好（迈尔1976；格林1971）。不过，库恩的分析有个实实在在的成就，那就是提醒我们注意到：革命的发生乃是科学变革中的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特征，而且，科学中的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新的范式被科学共同体接受。库恩业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使得人们的讨论从科学思想之间的冲突转移到持有这些思想的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之间的冲突上了。此外，他还着重强调了革命的某些特征，例如：反常的出现（它会导致危机状况的生成，从而促使革命的发生），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的不相容性（它成了跨越范式的那种有意义的对话的障碍），以及在大革命之间有小型的革命存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现代科学已经存在四百年了，我本人的研究与库恩研究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一直在探讨：对这四百年间科学中所发生的那些革命性变革，参与其中的目睹者和同时代的分析家们各持什么态度。这种探索方法把革命这～概念看作是一个复杂的、从历史上讲是不断变化的整体——它必然也要受到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事件的影响——而并非单单只是有关科学变革如何发生的一种观念。我也做了尝试，只要有可能，就把同时代人对待革命的看法与以后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说明，包括我们当今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说明在内，并列而论。我对科学中的革命的辨别。主要是以对历史证据的检验为依据，而不是看它们是否符合某一固定的分类（参见第3章）。其首要的一步是考察科学中引起革命的那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的模式，在我撰写的《牛顿革命》（1980）这部书中，我就曾以这种方法探讨过牛顿的那些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之举。下一步就是对科学革命的细微结构加以考察，正如这里所做的那样，我把新思想或新理论的起源或者新体系（或新范式）的起源当作出发点，然后追溯它们公布于世和普及传播的过程，最后，明确划定那几个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阶段，亦即导致人们所公认的革命的那几个阶段。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一场革命已经发生了呢？对此存在着两类标准。一类来源于根据严格的定义所作的逻辑分析，另一类则来源于历史方面的分析。科学中有许多重要的革命，例如牛顿革命、达尔文革命、爱因斯坦革命、化学革命以及近年来的分子生物学革命和地球科学中的革命等等，都是从这两方面的标准被证明是革命的。它们都通过了我在第3章中给出的那些对革命的检验。在本章中，我的目的就是考察：我所发现的构成了科学革命之特有顺序的那些前后相继的阶段，以及参与其中的目睹者和同时代的分析家们在为这类革命提供文献证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科学中确实有革命发生，我认为这是已知的事实，尽管我意识到：有些人不相信这一点，即使在那些相信者当中，对于科学发展的哪些事件构成了革命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从思想革命到论著中的革命
在对大量的革命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所有的科学革命中都有四个主要的阶段，这四个阶段清晰可辨、前后相继。第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曰“自身中的革命”。当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小组）发明了解决某一个或某一些重要问题的根本办法时，或者发现了一种新的使用信息的方法时（有时候是使信息的有效范围大大超出现有的界限），当他（或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框架、而现有的信息在此之中可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到表述时（从而导致一种谁都未曾料想到的预见），或者引入了一组改变现有知识特性的概念或提出一种革命性的新理论时，第一阶段的革命就会发生。简而言之，这革命的第一阶段，乃是在所有科学革命的萌生之时总能发现的、由一个或数个科学家去完成的过程。它是由某一个人的或某一个小组的创造性活动构成的，这种活动通常与其他的科学家共同体没有相互作用。它完全是在自身中进行的。当然，这种创新也是从现有科学的母体中产生的，而且常常总是现行科学思想的一种根本性转变。此外，它表现出与为人们一般所接受的哲学的某些准则、与当时的科学模式和科学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新的科学中表现出其自身具有革命潜力的那种创造性活动，往往都是私下或单独进行的。
新的规律或发现，总是作为日记本或笔记本中所记载的事项。或者以一封信、一组短文、一篇报告或一份详尽的报告书的概要等形式被记录或记述下来的，它们最终也许会作为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发表、出版。这就是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对一种新的方法。概念或理论的信仰。通常，这一阶段的构成是：写出研究纲领，也许，还要像拉瓦锡那样，指明其结果将“注定”（参见格拉克1975，用户给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一场革命）。不过，这种信仰的革命依然是私下进行的。
科学中的每一场革命，全然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或科学家小组的思想活动而开始的，然而，一场成功的革命——一场能够感染其他科学家讲能影响科学未来的进程的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口头或文字告知同行们。对于科学中所发生的革命而言，最初的思想革命阶段和信仰革命阶段，都是私下进行的，不过它们必然要导致公开的阶段：把思想传播给朋友、同事、同行，以至随后在整个科学界范围内传播。今天，这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可以采用以下这几种形式：如打电话，通信，与朋友或最亲近的同行们座谈，或者，在某人所在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内举行小组讨论会，随后，更为正式的介绍将会在研究室传统的学术讨论会或某次科学大会上进行。如果没有引起同行们强烈的反对意见，或者，批评者或学术报告的作者本人没有发现根本性的缺陷，那么，这初步的交流也许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它不是公开地而是作为非正式的出版物流传于世，也许，有人会建议把它作为一篇科学论文或一部专著正式出版。“论著中的革命”这个术语，确切地描述出这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一种思想或一组思想已经开始在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中广泛地流传了起来。
思想革命，往往要等到科学家把其思想完全付诸于文字时才算结束。牛顿在天体力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1679年，在与罗伯特·胡克的通信中，牛顿获悉了一种新的分析行星运动的方法，随后，他便把这种方法用于解决当时用面积定律尚不能解释的行星沿椭圆形轨道运动的原因问题。接着，他又把他的初步发现付诸文字，不过，（据我们所知）他并没有把他的思想及其推论完全写出来。在哈雷（168年8月）来访询问有关力和行星轨道的事宜之前，牛顿甚至未曾公开承认过他业已取得了这样惊人的进展。后来，牛顿把他的成果整理成了一份丰富而详实的报告，并且，在哈雷的建议下，牛顿于1684年11月把他的成果送交皇家学会注册，从而使他的发明领先权可以得到保护。哈雷十分清楚，在牛顿之前，还不曾有人对导致行星运动的力提出过全新的、具有革命特性的分析。不过，在牛顿刚刚为哈雷和皇家学会准备好那篇论文之后，亦即，在他于1685年的头几个月将其私下的思想中的革命转变成公开的论著中的革命之后不久，牛顿就在他那卓越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进而发现，太阳和每一颗行星彼此之间总是要以引力形式相互作用，因此，每颗行星既要作用于其他行星，也要受到其他行星的作用——这是通往发明万有引力概念之路最为重要的步骤，而万有引力这一概念，则是牛顿的科学革命的基础（参见科恩1981；1982）。
科学中的革命在这最初三个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有可能会失败。也许，一个发明者或发现者私人的文献材料被放在档案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人问津，以致落满了灰尘，而这时再想用这些思想引发一场革命，已经为时过晚了。倘若作者及早决定把其发现送去付印，或者以其他的形式进行广泛的传播，那么，一场革命也许业已发生了。在托马斯·哈里奥特（1560－1621）未发表的有关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中，在伊萨克·牛顿（1642-1727）的数学手稿中，就有两个这样的例子，它们本来都可能成为巨大的科学迸步，然而由于这些材料未能付印出版，所以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这进步才发生。我并不想暗示，如果哈里奥特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的发现（雪利1981）或者牛顿在数学中的新发明（牛顿1967）付梓问世了，那么，它们必然会引起一场革命。我只是想说，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巨大的科学进展，很有可能仅仅由于未能被人们问津，因而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在我们这个时代高深的研究计划实施之前，它们都未能发挥出它们所具有的革命潜力。
在某些情况下，革命的失败也许并不像哈里奥特的情况和牛顿的情况那样，是因为科学家未能把其著作送去公开出版而造成的。从埃瓦里斯特·伽罗瓦在代数方面所做的基础性工作（群论）中，就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伽罗瓦（181－1832）确实是将其成就付诸文字了，并且把它们送交给法国科学院准备发表，但是，这些成就却未能被承认。伽罗瓦还没来得及把其所有的数学发现和研究计划整理好以便全部撰写出来，他就在一次决斗中被杀死了。他的生命赋予他的时间，只够他完成一份短文来说明他所创立的群论的思想；而那些在当时可能会使其同时代人信服并有可能引起数学革命的论著，却始终未能完成。
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经历，则是对在公开论文阶段革命进展又一次被延误的说明。1633年，他抛开了《宇宙论》的激进的手稿，这部手稿的主要论题是宇宙起源学，其中包含了对惯性的一般定律首次完整的阐述。他刚刚听说枷利略和哥白尼的天文学学说被判有罪，而他想象不出怎么能在此时出版他那部含有哥白尼天文学理论的《宇宙论》呢？他甚至把《人论》这部著作中有关生理学的部分隐匿了起来，因为他难以想象把对生命科学的论述与作为其基础的哥白尼学说分割开来。即使这样，笛卡尔革命也没有被完全彻底地、永久地埋没起来，因为在笛卡尔去世木久，《宇宙论》这部书中有关宇宙学以及生理学的部分就发表了。除此之外，笛卡尔还不停地撰写他的另一部著作《哲学原理》，并且出版了这部著作；在这部书中，他阐述了惯性定律和他在宇宙学方面的部分观点；不过，实现这场革命的强有力的工具，却在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
从论著中的革命到 即使某位科学家的著作公诸于世了，但在有足够数量的其他科学家开始相信论著中的理论或发现、并且开始以新的革命的方式从事他们自己的科学事业之前，科学革命仍不会发生。在此时此刻，能够导致科学革命的手段，只不过就是把某位科学家或某一科学家小组成员思想上的成就进行公开的交流。这就是每一场科学革命的第四个或者说最后一个阶段。
据科学史记载，许多革命性思想从来都没有超出过公开发表的阶段。催眠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梅斯梅尔曾提出过一个具有革命精神的医学“科学”系统，这是一个与他的医疗实践相关的系统。尽管他在外行人中（达恩顿1974）和某些改宗了的医生中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梅斯梅尔的概念和方法最终还是被医学和科学的研究机构拒绝了，因为这些机构发现，这些概念和方法没有科学价值。它们无法证实动物磁性说的催眠“流”的存在。
在本世纪，很多具有革命性的“现象”领域，也都类似地因为科学评论家们无法找到它们存在的真实依据而被拒绝了。1903年在法国发现的N-射线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射线曾在科学共同体中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而它们的发现者勒内一普罗斯佩·布隆德洛也曾名噪一时，不过后来却又声名狼藉。因为最终表明，N射线只存在于它们的发现者的内心之中，而其他一些愿意相信它们的科学家们，显然只是在内心中暂时中止了他们正常的科学怀疑（罗斯莫达克1972；奈1980）。本世纪20年代在苏联发现的生育辐射也是如此。根据假定，这种辐射含有一些由生长中的植物或其他生物释放出的射线，它们能够穿透石英，但却不能穿透玻璃。对于植物生理学与辐射物理学交界之处这个令人兴奋而且具有革命性的新问题，发表的论文数以百计。然而最后，精确的实验证明，这些射线并不存在。在另外一场这类失败的革命中，保罗·卡默勒在维也纳宣布，他已经证实了获得性特征的遗传。1926年，那个也许会成为他证明获得性特征能够被遗传的蟾蜍交配的标本，其实是搀了假的；他在蟾蜍皮下注射了墨汁。
这些例子（卡默勒及其搀了假的标本也许应该除外；参见凯斯特勒1971）的说明，自欺欺人的行为和大批追随者的激动心情，几乎都有可能把论著中的革命变成科学中的革命。从一定的程度上讲，这些应属于“边缘”科学甚或“病态”科学的范畴（兰米尔1968；罗斯坦德1960），但是，一场失败的科学革命未必就是这样——尽管通常很难区分什么是过分激进的东西，什么是病态的东西。兰米尔解释说，总的看来，“不诚实的行为寥寥无几。”科学家们也会“因主观印象、不切实际的妄想或知觉阈的相互影响而误入迷途，他们对人类自己究竟能做到什么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自己上了错误结果的当。”
两次流产的革命，一次是维利科夫斯基的辐射宇宙物理学，另一次是聚合水，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困难。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试图用一组有关太阳系是如何进入其目前状态的激进观点，使物理学发生一场革命。他的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是：根据《圣经》与其他早期记录，仅在几千年前，金星曾重复地与地球和火星发生过碰撞；当时，金星是颗彗星。无庸赘述，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与有关动力学和引力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他认为在行星相逢时，电力和磁力超过引力的作用。尽管他的思想激进，尤其在一些公开出版物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却没有被科学共同体承认。事实上，他们已有了一些严肃认真的看法，甚至还出现了一大批反对势力。1973年，在美国科学发展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曾发生过一场争论。五位科学家（其中有卡尔·萨根）对行星碰撞理论进行了抨击；只有维利科夫斯基本人为它作了辩护（参见戈德史密斯1977；萨根1979）。在1979年12月2日（亦即维利科夫斯基逝世两周之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有关这一事件的评论中，罗伯特·费斯特罗列举了维利科夫斯基三个业已得到证实的预言，另外还有七个重要的预言却受到了直截了当的反驳。他不无遗憾地说，“问题”不是“别的”，因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目睹一场科学思想的革命更令人激动的了。”然而“不幸的是”，他得出结论说，“证据并不支持这种可能性。”
聚合水，最初被称之为“异常水”，是1961年由一位在一小型的省级科技研究所工作的俄国化学家发现的；俄国一位著名的物理化学家鲍里斯·V．杰里亚京，苏联科学院一个很有威望的研究所中一个庞大班子的领导者，几乎立即接手了这项研究（参见弗兰克斯1981）。这种液体是从普通水中产生的，但它与我们所知道的水的性质几乎没有一点是相同的：它的沸点与水的沸点不同，冰点也不同。在1969年6月27日出版的美国最主要的科学杂志《科学》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光谱学上的证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这些物质的属性“再也算不上是什么异常的情况了，确切地说，它们是一种新发现的物质即聚合之水或聚合水的属性。”这种聚合需要“一种以前未被认识到的粘合工艺，以便来构造一个只含有氢原子和氧原子的系统。”起初，西方的科学家们对这项发现并不怎么重视。但是不久，关于聚合水的研究就在英国展开了；随后，美国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召开了许多讨论会，美国国防部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作为支持。因为审定研究投标的一位人士写信给美国空军科研局说：“这种类型的工作将会导致全部化学（包括与空军有很大关系的那部分在内）的一场革命。”（弗兰克斯1981，186）英国著名的结晶学家J．D．贝尔纳曾欢呼说，聚合水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化学发现”（同上，49）。
没过多久，有关聚合水的研究论文，就宛如潮涌一般发表在一些较有名气的科学杂志上了；1970年11月杰里亚京在名望颇高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种“超密度水”的说明。这种新发现的内在意义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思考。在读者面很广而且很有权威性的英国杂志《自然》上（1969，224：198），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教授发出了警告，他说，如果“以牺牲外界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找到的普通水为代价使（水的）聚合体状态出现，”那么，地球上的生命也许就会全部灭绝。“地球上水的聚合化也许会使地球变成金星的一个毫无二致的复制品。”他总结说，必须极为小心谨慎，因为“一旦聚合核在土壤中散播开，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当然，持怀疑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有些相当坦率。他们劝告海军科研局、空军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不要用财政赞助来支持聚合水的研究，以免最后给人一种荒唐可笑之感。在写给《科学》杂志（1970，168：1397）的一封题为《“聚合水”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中，乔尔·R．希尔德布兰德，美国物理化学界的老前辈，表达了科学共同体的许多成员对聚合水是否存在的怀疑。最终表明，聚合水的那些属性，纯系（弗兰克斯1981，136）“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拼凑的产物。”《自然》杂志的一篇社论沮丧地说：“有好几位实验者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以寻求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那样的拼凑也许可以用来说明他们的大部分观察，但是实验失败了，而且是没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失败。”
聚合水这件事对分析科学革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它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而且还在于它最初成功的方式。大部分失败的科学革命，都是一些从未超出过我所说的论著中的革命阶段的革命。也就是说，他们在科学共同体中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支持来重建能够构成一场革命的科学理论。其他一些革命的失败，则是因为实验发现反驳了它们。它们当中的许多革命根本就没有通过最初那很有价值的检验。不过，在聚合水这个事例中的那场革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即使算不上是场确确实实的革命，那也可以这么说：它几乎构成了一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许多信徒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发表了很多研究论文，其中有不少都是由一些很重要、很有名气的财政资助者倡导的；有关这种新物质属性的论述，在一些重要的杂志上扩散开来。为了解释这种异常的聚合是怎样在水中产生的，那就需要一场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讲，也许，把聚合水的发现描述为一种需要一场革命的发现（或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发现），比把它说成是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更为恰当。倘若聚合水意味着一场革命而不仅仅是什么别的革命的产物，那么，也许有人就想说，尽管科学共同体中持有强烈怀疑态度者占有相当数量的比例，这场革命也几乎成功好几年了。然而，这种怀疑态度甚或明显的敌视，是任何科学革命初期阶段都有的一种常规的特征。
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什么聚合水革命，因为严格的实验检验最终要求人们放弃对这种聚合水的信念。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科学家一定要克服他们原来所持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还要加入那些从事聚合水研究的人们的行列之中。这是因为，人们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投身于科学的前沿，要成为为新的有争议的事业而工作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些研究人员们不大可能搞什么阴谋来哄骗他们的科学家同行，但是相反，他们却很可能由于想获得具有建设性成果的欲望过于强烈而自己欺骗自己（参见齐曼1970）。这种被迷惑的情况为数甚多，其历史是一个很值得那些研究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以及科学革命本质的人去探索的问题。聚合水事件的兴衰，展示出在今天激烈竞争的科学系统的压力之下人们在实验室中是怎样实际工作的：他们的所做所为，并不总是与对抽象真理的理想追求这～长期以来业已形成的传统形象相一致的。
任何一位科学家对放弃业已接受并据之推进其专业工作的那组观念，都会有一种自然的抵触情绪，而这常常与积极参与一场革命运动的那种欲望相冲突。通常，新的和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系统所遇到的是抵触而不是热情的欢迎。这是因为，维持现状对每一位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来说，在思想方面、社会方面甚至财务方面都有好处（参见巴伯1961）。当然，如果每一种革命的新观念都受到热情的欢迎，那么，其结果也许将是一片混乱。
既顽固又蛮不讲理地坚持某项论证，是对科学变革进行抵制的一个方面，而这种坚持，实际上也就是实力和稳定性的一个根源。许多已经尝试过或已经计划过的革命根本就没有通过检验。也许它们的预言未被证实，也许其实验基础被证明是错误的或不恰当的，或者可能，其理论本身被揭示出是有缺陷的。假如一种新提出的理论或方法没有什么实际利益的话，为什么要采纳它而断送一门科学的生命呢？正是由于这种严厉的检验，使得许多具有革命性的科学发展遭到拒绝。科学事业不同于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对于不同的科学家给革命以合法地位的各个步骤，科学事业均已承认了；这样，尽管会受到科学中保守势力的抵制，但革命运动并不是非法的，并不会超出已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变革的规范之外。而且，在科学中对革命的拒绝也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它并不依赖什么不可抵抗的压力。
当然，这种系统并不总能充分发挥作用。在遗传学的基础定律的发现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实例：科学革命的发展出现了中断。在19世纪m年代，格雷戈尔·孟德尔发现了遗传学的基础定律。孟德尔在一家公开出版但鲜为人知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著作，而他的论文也确确实实被编入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目录指南之中。然而，它却被忽视了半个世纪，直到1900年，它又几乎同时分别被卡尔·科伦斯、埃里克·切尔马克、雨果·德·弗里厄斯重新发现（奥尔拜1966）。德·弗里厄斯是偶然看到他的杰出前辈的这一著作的，他使这一著作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在孟德尔发表其独出。已裁的论文的时代，科学界人土所探讨的是遗传的变异和融合，而不是固定性；科学界对他的发现尚无思想准备，因而忽视了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孟德尔也许领先了他的时代半个世纪。
那些受过光的发射、传播和吸收像连续的波动现象这一学说教育的科学家们，显然在19O5年最难放弃这一已被接受了的光的理论，而转过来去承认爱因斯坦那“具有启发意义的”不连续的光的量子概念。对于任何一位按照动植物的物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信念培养出来的人来说，当达尔文于1859年提出物种进化观时，让他们接受这一概念肯定同样也是很困难的。不过，一个激进的理论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有意义，这可以使得人们对它的好感很快超过对旧理论的偏爱。可能，它因能解释一些反常现象或预见一些意外的新现象而赢得一些信徒；也许，它能把各自独立或互无关联的科学分支统一起来；或者，它可以使讨论达到更为精确的程度，甚至能简化那种当时所作的假设。有时候，新的理论会从一个戏剧性的实验或观察中获得支待。例如，1907年爱因斯坦在其广义相对论中预言，光线在引力场中会发生弯曲，而这一点被实际证明则是在1919年发生日全食期间。不过，尽管得到了证实，但在那以后40年左右的时间里，广义相对论并没有成为大多数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仅有相对来说数量不多的一些对宇宙学问题感兴趣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使它有所发展。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亦即该理论提出大约40年之后，广义相对论问题方成了许许多多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实际研究中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就这样，甚至是在该理论已被确证了的情况下，从论著中的革命到物理学领域中真正的大规模革命还被延误了很长的时间。
爱因斯坦在1905年就发表了论述狭义相对论的论文这一事例，为论著中的革命与科学革命之间出现中断的现象提供了明确的证明。爱因斯坦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当时，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所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玻思是由大卫·希耳伯特和赫尔曼·闽科夫斯基执教的一个研究班的成员，这个研究班的研究课题是“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和光学”。玻恩（1971）记述说，这个研究班的学生“研究H．A．洛伦兹、亨利·彭加勒、G．F．菲茨杰拉德、拉莫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研究论文，但是爱因斯坦的名字却未被提及。”1906年毕业后，玻恩去了剑桥大学，在那里听了约瑟夫·拉莫尔主持的电磁学理论的演讲和J．J．汤姆森的有关电子理论的演讲，可是，“仍然没有听说过爱因斯坦的大名。”只是后来，1907—1908年在布勒斯劳时，玻恩才从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那里得知有关爱因斯坦的论文的情况，这两位物理学家是弗里茨·赖歇和斯坦尼斯劳斯·洛里亚，他们建议他读一下这篇论文。他读了，“而且立即获得了深刻的印象。”玻恩回忆说，当时人们对爱因斯坦的了解只不过是，“他是伯尔尼瑞士专利局的一个文职公务员，”这一切显然说明，他不是这个研究班的成员。
在发表其有关狭义相对论的著作的同一年，爱因斯坦还在一家重要的科学杂志《物理学年鉴》上，提出了他对普朗克量子概念的根本性修正。即使如此，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为止，它也未能超出论著革命的阶段。R．A．密立根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试图证明爱因斯坦错了。可是他发现，事实恰恰相反，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大胆的重新阐述，确实预见到了实验所证实的光电效应定律。然而，他却尽其所能断然否认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的修正是正确的。尽管在1913年，对于尼尔斯·玻尔有关新的原子模型的革命性建议来说，爱因斯坦的新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一年推荐爱因斯坦去柏林工作的时候，他的保证人们（其中也有普朗克）都感到，有必要为这位被推荐者在量子领域中的想入非非表示歉意。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新概念并未得到普遍承认。
有时候，由于革命的科学家缺乏正统的凭证，论著中的革命也许就不能转变成一场科学中的革命了。对于已被确立的科学专业而言，出自该专业队伍之外而对它所做的那些根本性修正，科学家们对之总是不屑一顾。毫无疑问，维利科夫斯基及其思想最初遭到敌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事实：他本人并非是某个公认的科研部门的成员，他并不是某所大学、某个研究所或某个工业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位非专业人员，一位业余爱好者。此外，他最初是在《哈珀斯杂志》一篇通俗性文章中而不是在一家严肃的科学杂志上提出他的思想的，这违反了正统的程序。当然，维利科夫斯基思想最终被拒绝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不正确，或者说，它们不精确，不是定量性的，以致于无法用观察或实验对它们真正地进行检验。
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70年代，J．H．范托夫遇到了几乎与此完全相同的情况。当时，他提出了不对称的碳原子概念；这种带有革命色彩的思想修正了正统的化学理论，对此，大部分化学家持敌视态度，甚至未给予认真的考虑。德国伟大的有机化学家赫尔曼·科尔比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之所以不重视范托夫的思想，部分是因为，范托夫只不过是“乌得勒支兽医学校的”一个成员。科尔比写道，他不是去追求合乎逻辑的和“精确的化学研究”，对此他“毫无体验”，相反，范托夫“曾认为，骑上珀伽索斯相当方便（显然，兽医学校给他贷了款），而且可以相当方便地表明……在他飞往化学的帕尔纳索斯山顶峰的大胆飞行期间，原子是以什么方式在整个宇宙空间中自己聚集起来的”（科尔比1874，477；参见斯内尔德斯1974，3）。范托夫思想遭到反对的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曾把原子和分子描写成仿佛是具有物质实在性的，而这与大部分有机化学家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化学家们愿意使用原子和分子概念，但对它们是否真实存在却持怀疑态度。今天，范托夫有关不对称碳原子的革命性思想，业已被公认为是立体化学的基础了。
假如在通往科学革命的道路上有这么多的障碍，那么，任何新的理论或发现取得成功，或多或少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事实上，许多革命思想并非是以或许能被它们最初的提倡者们承认或接受的形式幸存下来的；相反，在以后的革命者的手中，它们均已发生了变化。举例来说，在lop年开普勒发表经过他本人彻底重建了的哥白尼天文学学说以前，哥白尼于1543年在其著作《天体运行论》中详尽阐述了宇宙学体系，并未对天文学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觉察出，从开普勒那时起，天文学开始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以牛顿的工作而告结束。然而，这场革命并非仅仅是一场被延误了半个世纪的哥白尼革命。确切地说，这门新的天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哥白尼天文学（尽管人们仍然常常把它称作是“哥白尼革命”）。在重建中，开普勒基本上拒绝了哥白尼几乎所有的假定和方法；所保留下来的，只是其原来的中心思想，即太阳是固定的，而地球每年则在环绕太阳的轨道上运行一周，同时，它每天还自转一周。不过，这种观念也并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来的，这一点哥白尼很清楚；它来源于他的一位古代老前辈萨摩斯岛的阿利斯塔克。
在大陆漂移理论的历史中，显然也有与上述相同的变化现象。在魏格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表他的革命性学说到这场革命于20世纪60年代最终被承认之间，我们又可以看到有着一段明显的历史间隔。不过，魏格纳所想象的是，各大陆曾经在海中像巨大的平底船似的分散地航行着或被推动着，它们就是这样在地壳上运动；而最终革命的发生则是基于海底扩张这一概念，即海底扩张使地壳的巨大断面（板块）以在一边增大、在另一边裂开的方式运动着。由于这些板块可能环绕着大陆的陆地块体，因此，它们的运动就引起了大陆的分离。与上述哥白尼革命的那个例子相同，在这场革命中，魏格纳理论中所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这一思想：今天各大陆彼此相互所处的位置，与它们在地球形成时的情况并不相同。
失败的科学革命通常也就销声匿迹了。但一场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1848年的那些革命和1905年流产的俄国革命）失败了，它仍然可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件，它可以用来作为社会政治条件或问题的一个标志，值得历史学家们去重视（兰格1969；斯特恩1974；乌拉姆1981）。有些失败了的政治革命，其目的也许仍旧能在以后的革命时期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实现。然而，科学史家一般则不考虑革命的失败，除非它们是些“反常”科学的例子。其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大多数科学史都是由科学家自己写的，他们对历史上真理的成功和发展阶段，比对历史中真理和谬误混杂时的兴衰沉浮阶段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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