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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货币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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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涉及的是与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报联系的、一再出现的两大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这种价格波动与货币供给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价格变动与产量方面的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经济的历史进程充满着大量的价格波动。每当这种波动发生的时候，总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明。一种为所有的波动所共有的解释是：价格的变动反映了货币数量的变动，尽管货币方面的变动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通货之被损毁到黄金之发现，到货币本位之变动，到纸货币之印刷，到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所进行的存款货币之创造与收缩．另一种解释是通过下列个别事件的某些特殊情况来进行的：收成的好坏；国际贸易的恶化；信心的缺乏；“谋取暴利者”或“垄断者”出售商品的活动，或者雇主力图压低工资的活动，工人或工会使工资提高的活动；等等，各式各样。这些解释的一个共同核心可能在于：它们通常把价格的波动归因于个别人或集团的、被社会性地错误引导的行为。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尽管这些其它的解释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长期当中或在较大的价格波动中它们的作用很小或者一点也没有，除非当它们影响到了货币供给的时候才可能间接地发挥作用。很明显，要想在本文的篇幅内对这个意见加以详细的论证是不可能的。我对这一观点加以表述的原因是想说明：我正在将这类解释放到一边，而代之以侧重于运行中的货币力量。
货币供给与价格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如此频繁且如此全面的探讨，以致于我几乎不能希望在分析水平上增添许多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涉及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尽管它是长期变动及大规模的价格变动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它却常常被放到一边，予以忽视——这也许部分地是由于人们追求新意的愿望；另一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的广泛的实证研究将为这一分析结构增添内容，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补充内容所达到的程度仍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及论证之一是要对这一研究工作的某些广泛发现加以概括①。在第一部分当中我将对货币与价格的较长时期的变动加以论述，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对货币与价格的较短时期的变动加以论述，从而完成这一概括。
关于价格问题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必然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价格变动才是社会所希望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上涨的价格水平对于产量的迅速增长来说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就我们现阶段的知识水平来说，对这一问题还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第三部分给出了证明这一主张的某些分析与证据。
本文的最后部分给出了某些政策含义，这些政策含义是由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以及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原理所给出的。
1．在较长时期内货币存量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象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动及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联系一样的、以如比多的证据为基础的、涉及到如此广泛的情况的经济现象之中，可能不存在任何实证规律。②据我所知，不存在这种情况：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动，脱离了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规模变动而发生。③反之，我也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却不存在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同方向的大规模变动。而且，关于价格与货币存量一同变动情况的记载已经延续了许多世纪，涉及了地球每一部分上的每一国家，共涉及了许多种类的货币安排。
关于这一统计联系问题可能存在的疑问很少。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影响方向方面的任何问题，而且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最大的分歧。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不论因何缘故而发生），将导致货币存量的相应上升或下降，从而货币变动成了一个被动的结果。此外，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货币存量的变动产生了价格同方向的变动，从而货币存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的控制。借以观察货币与价格变动之相互关系的各种货币安排，有力地支持了第二种解释，即货币存量的大幅度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大幅度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当然，这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存量的反作用。这一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取决于货币安排（可以在任一方向上）。④
这个一般性的证据为许多更为特殊的特征的历史证据所加强。这一更为特殊的特征证明了：货币存量的变动（至少当货币存量相当大的时候），可以对价格产生独立的影响。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于联盟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经历。1864年，“在三年战争之后，在全面破坏及军事失利之后，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失败，这一在减少货币存量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货币改革，却停止不前并转变为长达几个月的价格上涨，且在大部分战争期间里，上涨的比率为月10%
！组织一个管理较好的实验来证明货币供给的重要作用这将是十分困难的。”⑤16世纪新大陆中贵金属的发现，19世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及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19世纪90年代南非采矿的氰化物处理工艺的发展及黄金的发现，在各种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货币的印刷，包括我们自己的革命战争经历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经历等，这些事件的影响都是说明将带来价格上涨的这种货币存量增加的有力证据。19世纪后半期世界许多地方的长期价格下降，是将带来价格下降的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之减少的一个不太有力的例证。
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十分紧密，但毫无疑问，却并不是精确的或机械不变的。两种主要的因素产生了不一致：产量的变动与公众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相对于公众的收入）的变动之间的脱节。
就目前来说，我们将把产量视为独立于货币与价格的变动而决定，而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推迟到第三部分中去讨论。很明显，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矛盾的简化，但是对于这一部分中所讨论的这些较长时期及较大规模的变动来说，十分肯定，这一简化既不与事实激烈冲突，也不会造成结论方面的重大失误。
假定在一若干年的期间内货币存量保持不变，但在这同一期间内总产量增加一倍。很明显，人们会期望价格下降——其它方面保持不变——一直下降到大约原有水平的一半。可以说该货币存量所做的“工作”总量增加了一倍，且相同的名义货币数量唯有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才可以进行这一“工作”．大致说来，这正是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879年硬币支付恢复这一期间内美国所发生的情况。1879年的货币存量大致与1865年的货币存量相间——如果有所不同的话，前者大约比后者高出10%
；而在这一斯间内产量的增长十分迅速，大约增长了一倍以上；批发价格为原有水平的一半。所以，对于价格波动而言，相关的变量是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而不简单地是货币的总存量。
可以使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相脱离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公众愿意保持的现金余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③，这里的公众包括个人、非银行的商业企业、非盈利性的机构、等等。当然，每一个人所希望以现金形式持有的美元数量一方面取决于价格水平——在2倍的该价格水平下，他将希望持有大约2倍的该美元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他的收入——他的收入越高，推算起来他将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就越大。但是，我们正努力加以阐述的是这一价格水平，而且我们已经将产量变动的影响考虑进来了。这就是我们通过公众希望持有的现金余额与其收入之间的比率来表述这一因素，而不是通过公众希望持有的美元数量来表述这一因素的原因。
大致说来，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它自己无法影响可供持有的美元总量——这主要是由货币机构决定的。分别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似乎可以这样做；事实上，某一个人通常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的现金余额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减少或增加他自己的现金余额。举一个例子：如果所有的个人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减少他们持有的美元数量，那么他们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而做到这一点。然而，在试图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增加支出流量，从而增加货币收入的流量，且这样一来将降低他们的现金余额与他们的收入之间的比率；既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将趋于上升，那么他们的现金余额的实际价值将下降，也就是说这些现金余额所能够购买到的产品与劳务的数量将下降；这一过程将继续下去，直到这一比率或这一实际价值与他们的希望相一致。
许多方面的实证证据说明：人们愿意保持的现金余额与其收入之间的比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比较稳定的。下述两种主要因素的影响除外：（1）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或者也许是人均实际财富水平；（2）持有货币的成本。
（1）很明显）现金余额的持有被看作是与教育及娱乐一样的一种“奢侈品”。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不仅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以更大的比例而增加。从美国过去75年中的证据可以断定：人均实际收入的每1%
的增加，将伴随着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的大约2% 的增加，从而将伴随着现金余额与收入之比率的大约1%
的增加。在187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漫长的时期内，这一趋势是高度规范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趋势尚未显现，然而，至于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还是仅仅对于战争期间所达到的、过高的现金余额比率的一种反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2）持有现金余额的成本主要取决于其它资产所能得到的利息率——这样一来，如果某种债券的收益率为4%
而现金的收益为零，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某人持有100美元的现金而不是100美元的债券的话，那么他将放弃4
美元的年收益。此外，持有现金余额的成本还取决于价格的变动率——例如，如果价格以每年5%
的比率上涨，那么，在这一年底100美元的现金只能购买到年初95美元的东西，所以，对于该个人来说，持有100美元的现金而不是100美元的货物的成本为5美元。实证证据表明：虽然第一个因素——即利率——对所持有的货币数量有着系统的影响，但这一影响相当之小。第二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率——在价格变动较小的正常时期里，对每年百分之见的成本序列没有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迅速的县长久持续的价格变动时期，这一影响是非常明显且重要的，正如极端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期一样。③一种迅速的通货膨胀将带来现金余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的大幅度下降；而一种迅速的通货紧缩将带来这一比率的大规模上升。
当然，即使我们已经对人均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及持有货币的成本方面的变动予以排除，现金余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仍然不是完全稳定的。但是这一比率中仍然存在的波动程度很小，毫无疑问，大大小于货币存量本身所发生的波动。
至于美国在校长的时期内这些变动的数量大小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比较而得到某些印象：将最近期的、完整的商业循环中各项目的平均值，与我们所掌握的数据中最早的商业循环中各项目的平均值加以比较；前一种商业周期从1949年的最低潮到1953年的最高潮，再到1954年的最低潮，后一种商业周期从1878一年的最低潮到1892年的最高潮，再到1885年的最低潮。在这70几年的时间里，货币存量增加了67倍，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9倍，所以单位产量货币存量增加了7．5倍。价格的上涨大约小于3倍，所以货币存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的比率大约增加了3倍。在最初的循环周期当中，货币存量平均为年名义国民收入的约24%
——即现金余额与大约3个月的收入相等；在最终的循环周期当中，货币存量平均为年收入的67%
——即现金余额与大约8个月的收入相等。在整个这一时期当中，货币存量以年6% 的平均速度增加，名义国民收入以年约5%
的速度提高，价格以年约1．5%的速度上涨，总产量以年约3% 的速度提高，且人口以年约1．5% 的速度增加。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平稳地发生的。图17．1更为详细地反映了这些情况，且是以自187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这19个商业周期中每一周期的平均值为依据的。很清楚，在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方面的波动与价格方面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唯一的主要差别在于货币存量的更为迅速的长期增长，这依次地又反映了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的影响，及货币存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的合意比率的相应提高。
2．在较短时期内货币存量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前一部分中所考虑的较长时期内，在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业已排除的情况下，单位产量货币存量的变动超过了价格的变动。然而，在涉及这些波动（我们称其为商业循环）的较短时期内，尽管其一般的且平均的相互关系十分相似，但每单位产量的货币存量的变动超过价格的变动的程度却较小。在这样的时期内二者之间的联系较松的原因大概在于：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价格方面的变动都比较小。在较长的时期内，这些波动累积起来，并趋于清除含意的现金余额、实际国民收入与持有货币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伪任何偶然因素；在正常的商业循环当中，尽管从绝对意义上讲这些偶然因素可能并不更为重要，但相对于货币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来说这些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
平均说来，在一商业循环的扩张时期内，价格将会上升；而在收缩时期内，价格将会下降。在自1879年以来和平时期的通常相当温和的周期内，从低潮到高潮，批发价格平均上涨了大约10%
，而从高潮到低潮，批发价格下降的幅度大约小于这一数字的一半。除了上升与下降之间的关系以外，这个一般模式没有很大的变化。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价格通常为下降的时期内，收缩期间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扩张期间价格上升的幅度；在接下来的这一价格通常为上升的时期内，情况刚好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在部分收缩期间内价格继续上涨；在20世纪20年代，价格的上涨与下降与此大致相同；在战后的这两个周期，当中，价格的上涨幅度绝对地大于价格的下降幅度，正如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一样。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温和的商业周期本来可以产生出一总体向上的价格趋势的。在和平时期内未能产生出这一趋势，这是时常发生的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的结果。在紧缩最为严重且可以称作大萧条的这5个商业周期内（1891－1894，1904—1908，1819—1921，1927—1933，1933－1938），扩张期间内批发价格平均上涨了大约10%，与温和的商业周期内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在后来的收缩期间内批发价格的下降幅度为这个数字的2倍以上，最后停留在平均低于循环开始时的价格水平大约12%
的位置上。正是这些大萧条时期内的价格下降，作为一种经历，抵消了温和的商业周期内的上涨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爬行式的通货膨胀”决不是一种唯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现象。
对于较长的时期来说货币存量所表现出的与这些周期性的价格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图
17·1中所描绘的完全一样。在温和的周期当中，不论是在扩张时期还是在收缩时期货币存量都几乎一成不变地增长着，但扩张时期的增长速度快于收缩时期的增获速度。另一方面，在前所列出的这些大萧条周期内，在收缩的过程中货币存量一成不变地下降着，且只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其它周期：在这一周期内，在收缩的任一期间内，都存在着明显的、绝对的下降（1894—1897）。货币存量的周期性波动与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之间的这一类似，不仅平均说来是这样，而且在每一周期当中也是这样，尽管对于单个周期来说，毫无疑问，变动性会更大一些。
在较长的时期内及在商业周期完成其运行过程的较短时期内，以及在主要的战时事件期间内，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手这一方面的证据人们几乎深信不移。但是，如果不想让这一事实错误地指导政策的话。我们还必须牢记下述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我们的货币与银行体系的性质意味着：收入的扩张促进了货币存量的扩张，这部分地是通过使银行更紧密地调整现金准备。部分地是通过使公众手中持有的现金相对于存款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实现的；同样地，收入的缩减促进了货币存量的减少或增长较慢，这是通过对银行准备比率及公众现金比率的相反影响而实现的。这样一来，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既是收入与价格变动的结果，又是收入与价格变动的一个独立的原因（尽管一旦发生了货币存量的变动，它们会依次地对收入与价格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这一考虑混淆了货币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并没有颠倒二者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大量的证据说明：即使在商业周期当中，货币存量也是发挥着一种基本独立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计时问题将在下一段中予以讨论）。对于大萧条期间来说，这一方面的证据是极为直接的且极为清楚的。例如，在下列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之处：1920年1月及1920年6月（1920年1月开始紧缩5个月之后又一次地紧缩），联邦储备系统急剧提高贴现率的行为，在接下来的货币供给减少及史无前例的价格迅速下降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联邦储备政策在1929-1933年期间内货币存量下降1/3这一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次货币存量下降是有据可查的整个时期内最大的一次下降。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不得不涉及到货币供给变动与收入及价格的变动的计时问题。货币供给的这一普遍上升趋势使得从货币供给本身的增减变动来判断这些时间关系成为困难；货币供给的这一普遍上升趋势说明了不仅在扩张期间内货币供给是持续增长的，而且在经济活动的大部分收缩期间内货币供给也是持续增长的，尽管增长速度较慢。由于这一原因及其它原因，我们发现：以对货币供给变动率的波动情况的检验来替代对货币供给的波动情况的检验，这将是最为有用的。货币供给的变动比率表现出了界线分明的循环周期，而这些循环周期一般说来约经济活动的变动周期紧密吻合，且前者的发生早于后者，其中的时间间隔很长。平均说来，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其高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高潮大约早16个月；而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其低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低潮早12个月以上。
这一证据是货币变动之独立影响的一个虽则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它还具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它意味着：货币变动的影响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感知——很明显，现在所发生的货币供给变动率的变动，年均说来，在12到
16个月的时间里是不会从价格或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而且，在不同的周期当中，时效问题变动很大——自1907年以来，货币高潮期超过商业循环高潮期的最短时间间隔是13个月，而最长的时间间隔是24个月；而低潮期相应的时间间隔是5个月到21个月。从意在以历史记录为依据而建立起经济规则的科学分析这一角度来看（这正是人们对这些数据加以计算的目的所在），这是高度一致性的行为；它证实了所引证的这些平均值及方法具有相当的可信程度，以致于无法轻易地将它们简单地归因于机遇的偶然变动。但是，从意在控制某种特殊波动（例如当前的衰退）的政策这一角度来说，这些时间差异是相当大的——它们意味着。按照过去的经历，今天所采取的货币行动可能会在6个月之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或者在大约不超过1年零6个月的时间里再一次地产生影响；而且、毫无疑问，过去的实践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特殊的事件可以在任一方向上建立起新的限制。
这种长期时滞还有着另外一种重要影响。它在导致了货币政策方面的一系列错误以外，还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的错误理解与错误概念。由于货币变动的影响并不是立即发生的，所以，货币政策被认为是不起作用的。最为近期的一个例子是1956年及1957年的紧缩货币政策，这一紧缩的货币政策与上涨的价格水平同时存在，但其滞后影响却是在当前的萧条中才为我们所感知。一个类似的然而却更为有力的例证是1928年早期开始的紧缩货币政策，及与经济扩张同时存在的、货币供给之相应的增长不足，然而这一紧缩的货币政策及货币供给之相应的增长不足，却导致了
1929年大危机，并加剧了1929年大危机的严重性．这些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效应这一事实反过来又使货币当局产生了误解；在这些情况下，且更为清楚的是在1920年，这些情况使得货币当局相信：更强有力的措施是必要的，所以打算过度地实行抑制性政策。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在那一次大灾难前期及1932年，向放松银根政策转变所采取的种种尝试性措施之未能取得立即的效果，使得货币当局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无效的，从而允许并促进了货币存量的急剧减少，在那一事件中，货币存量的急剧减少不仅发生了，而且还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第三个问题是刚才所讨论的那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时效方面的变化多样意味着：短期当中，在货币存量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之间的准确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还存在着其它因素，这些因素也在起着作用，从而导致了这些变化，而且，意味着：即使货币存量的变动是极有规律的、且一致性的，经济活动与价格也仍然会产生波动。当货币变动较大时，货币的变动将趋于胜过这些其它因素——或者，也许我们最好这样来表述：货币的变动将迫使这些因素按照某一特定的方向而起作用。这样一来，在下面这一主张问题上几乎好象不存在姓何疑虑：在一相当短的时期内，货币供给的大规模变动将迫使收入与价格按同一方向变动；反之，在短时期内。收入与价格的大规模变动——大规模的短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如果不是在货币供给的大规模变动的条件下，则非常不可能发生。这当然地是为大萧条周期及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时期的证据所支持的一个结论。但是，在货币变动较温和的时候，这些其它因素则各归其所。如果我们对这些其它因素了解得足够多的话，如果我们对货币变动的详细影响了解得足够多的活，那么我们则可以按货币尺度来对这些其它影响加以计算。但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通过对货币变动作以极好的调整，从而对一般价格水平加以极好的控制这一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如此明确的限制．
3．在较长时期内的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
在循环周期内，价格与产量趋于一起变动——两者都是在扩张期间内趋于上升，而在收缩期间内趋于下降。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二者都是周期性过程的一部分，且任何可能促进大规模扩张的因素（包括货币变动），都可能促进价格与产量的大规模上升；反之亦然。前一部分隐含地假定了这一关系。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不明确，且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将产量情况看作是既定的。现在，不论是作为一种表述方法，还是作为对现实的一种第一近似，这似乎都是完全合理的。在长期当中，一国的产出如何变化，首先取决于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可得资源；该社会的工业组织；知识与技术技能的增长；人口的增长；资本的积累，等等。这才是货币与价格作为一个配角而借以发挥其作用的舞台。
在货币存量及价格的变动影响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且几乎没有异议的主张：价格方面的大幅度、出乎意料的变动，不利于产量的增长——不论价格的这些变动是上升还是下降。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所发生的这种价格上涨，严重地妨害了资源的有效使用。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如1920－1921期间所发生的，及1929-1933期间所再一次发生的那种价格骤减，毫无疑问地造成了广泛而巨大的资源浪费。
到现在为止，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温和的价格变动的影响问题。一种广为人们所持有的意见认为：价格的缓慢上升刺激了经济产出，并带来了更快的增长比出（与价格不变时的情况相比）。为支持这一观点人们提出了许多理由：（1）据说，价格（特别是工资）是具有刚性的。在一市场经济当中，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再分配，要求相对价格及相对工资的变动。据认为，如果这些变动可以在其它的价格与工资不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某些价格与工资的提高而发生，那么这些变动在不存在磨擦与抵触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就会容易得多。即使价格是稳定的，由于经济增长意味着工资相对于价格而趋于上升，所以，相对工资的某些变动仍然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这一方法而实现，但相对价格方面的变动却不行，而且，毫无疑问，即使是对于相对工资的变动来说也不可能存在着足够的变动余地。（2）据说，成本（特别是工资）比售卖价格更有刚性。所以，广泛上升的价格将趋于使利润率提高，这既使得企业有着更大的动力去增加产量，扩大资本，又为企业提供了为所需资本筹集资金的方法。（3）前一种观点的最新普遍说法是：成本不仅对于下降具有刚性，而且作为强有力的工会的一个结果，具有被拉上的趋势（而与需求状态之间的关联甚小）。如果货币存量被阻止增长，据认为，结果将是失业（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及较高的价格水平（尽管不一定是一个上涨的价格水平）。据认为，温和的价格上涨将通过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名义工资提高，从而趋于抵消这一拉上压力。（4）与价格上涨相适应，利率将非常的低。如果价格（比如说）以每年3%
的速度上涨，那么货币贷款6% 的利率只相当于价格稳定时的3%
利率。如果放贷者对于价格的上涨作了充分的调整，那么这不过意味着第一种情况下的利率比第二种情况下的利率高出3个百分点。但是事实上这是不会发生的，所以生产性企业将发现借贷成本相当之低，从而具有更大的投资积极性（与价格水平不上涨时的情况相比），而且，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相应的转帐拨付，使得生产性企业有着更多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
与这种观点相反，一还有人提出。普遍上涨的价格水平减轻了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方面的压力，刺激了相对于工业活动的投机行为，减少了个人储蓄的积极性，且由于个别价格为了相对于其它价格而保持不变必须有所变动，所以保持一适当的相对价格体系更为困难。而且，人们认为，一且价格的上涨普遍为人们所感知，那么前中段中所列举的那些好处都将消失：价格或工资的自动调整条就或其经济等价物，将消除价格与工资刚性，消除工资比价格所具有的更大刚性；强有力的工会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资要求、以便将价格上涨的因素考虑进来；而且由于价格的上涨，利率也将提高。若要想实现这些好处，价格的上涨率将不得不加速，且在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之前这种加速上涨是不会停止的。从这一点看来，很明显，表面相似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取决于价格的上涨是如黄金的发现等非人格事件的非预先确定的、且基本上不可预知的影响呢，还是某一共同体所采取的蓄意的政策行动的一个预先确定的结果。
某些相信缓慢的价格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认为：与缓慢的工资增长相对应的稳定的产品价格是最为有利的，这将稳定的价格预期的优越性与相对工资调整所带来的某种摩擦缓和地结合起来。另外一些人将缓和的价格下降及稳定的工资视为最有利的，理由是：工资调整方面的其它问题将为对节俭及积累的刺激所抵消。
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相互关系方面的历史证据杂乱无章，无法为这些主张中的任何一个提供明确的论据。（1）在美国，1865－1879这一期间是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同一期间内，价格下降了一半。的确,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都不是有规律地进行的。在这一时期里，很明显，产量在周期性扩张期间内的增长最为迅速，而这时价格却是温和地增长的，或是大致平稳的；大部分的价格下降发生在周期性收缩期间。然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种周期性的相互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较长时期内的相互关系，而且在下面这一点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疑虑之处：在整个这一时期当中，价格的下降是大幅度的，且产量的增长是大幅度的。（2）1880－1897这一时期是价格的普遍下降时期，1897－1913这一时期是价格的普遍上涨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第二个时期通常被认为比第一个时期表现出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但这是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尚不清楚。19世纪90年代早期所出现的、程度较高的货币不确定时期是与普遍地受抑制的情况相联系的，并很快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如果将这两个时期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价格普遍下降。而在世纪之交之后则普遍上升，在其余的各时期里，人均实际产量表现出了相同的增长比率。此外，尽管价格上涨，但1908－1914这一时期却是增长相当缓慢的时期。（3）在从1920－1921大衰退中复苏以后，20世纪20年代这10年，是迅速增长的10年，且价格水平相当稳定。（4）在英国，与后来的价格普遍上涨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19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在价格普遍下降的时期当中，人均产量明显地具有一较高的增长速度。（5）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英国意在取得缓慢的价格下降的努力，伴随着种种相当大的经济困难，并几乎接近于经济停滞。
总而言之，也许唯一得到了证实的结论就是：在价格变动相当稳定、规模适中，且可以被合理地预期的情况下，或者价格的上涨，或者价格的下降，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概要到别处去寻找。但是，很明显，价格方向不可预测的反复无常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干扰作用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作用是一样的。
4．政策含义
前面对长期及短期内货币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于增长及稳定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某种相当直接并相当即刻的意义。
（1）为了使价格水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保持合理的稳定性，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使其与产量的增长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此外，若要想让过去的模式继续下去，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在公众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满足公众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之比率的愿望。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持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年3%
一5% 的货币存量增长率是必要的。
（2）为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既避免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又避免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与为价格稳定所必需的年3% 一5%
的增长率相见，货币存量的增加既不能过分地快于这一水平，又不能过分地低于这一水平。货币供给的过分快的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快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决不会发生。货币供给的过分低的增长率（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的绝对减少），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低的或负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紧缩决不会发生。
（3）一个高度波动的价格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干扰程度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程度是一样的。即使这一点得以避免。对于经济稳定来说，什么样的长期价格模式才是最佳的这一点仍不十分清楚——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温和上涨的价格水平？还是温和下择的价格水平？然而这一点的确是明确的：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的。如果必须通过价格水平目标来表述目的的话，那么，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有着极大的优越性：（a）易于公众理解；（b）确定性，它使得准确的目标方面的一系列变更较为不可能；（c）这大概是实现对社会各个成员平等相待的最佳途径。然而，确保任一价格水平目标的大致实现所存在的困难告诉我们：最好通过某种变量（而不是价格水平）来表述即刻的政策目标，如将即刻的政策目标表述为货币存量的、年4%
的稳定增长之取得，然后让价格处于与这一货币目标相一致的任一水平上。由此而产生的价格水平几乎不可能较大地背离相对稳定性，而且毫无疑问，决不会是剧烈的不稳定的。
（4）对于周期性波动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货币变动成为波动的根源。如果我们可以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上，且在短期当中不存在货币存量的无规则变动，那么，发生下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们将经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急剧的价格上涨；或者，我们将经历如1920－1921期间，1929—1933期间，1937－1938期间所发生的那种大幅度的价格下降或产量下降。
（5）尽管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防止我们过去常常经历过的那种广泛的波动，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稳定性。力图更进一步利用货币方面的变动来抵消导致扩张与收缩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一构想是十分吸引人的。尽管可得证据已经证明了：如同在较长的时期中一样，在商业周期的过程中，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收入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也在通过货币政策的良好调整从而产生出经济活动的良好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上，洒下了凝重的疑团——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是如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货币变动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其影响，而且所需要经过的时间又是变化不一的。例如，按照过去的经历，为抵消目前的衰退而在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在
6个月内，或在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1956年晚些时候及1957年大部分时间里所实行的紧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是为抵消那时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的——对于那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只是到了现在才产生其影响，并促成了当前的衰退趋势；1956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本身又不能部分地是为抵消1953－1954年衰退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个滞后结果。这样一来，在一个自行决定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限制，而且这样的货币政策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自1951年以来的联邦储备政策截然地优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初期时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业已避免了货币供给增长率方面的广泛波动。与此同时，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且在我们现有的机构水平下，即使是这一政策也绝对地不如下面这种简单得多的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货币供给增长保持在一项先确定的比率上，而同时对季节性的影响加以考虑，但并不打算按货币情况来调整增长比率。
（6）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应该强调的是：刚才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决不是为货币政策所特有的。财政行动也涉及到时滞问题。的确，与自主性的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自主性的财政行动来说，从采取行动之必要性的认识到行动之采取之间的时滞，毫无疑问地将较长：货币当局可以迅速地采取行动，而财政行动却因国会考虑带来严重的延误。有人提出：财政行动的这一缺陷可以为行动与其影响之间的较短时滞而抵消。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一方面的具体实证证据很少，但这一点是有可能的。这一信念是以合理性的一般考虑为依据的，而合理性的一般考虑又可能是一个错误指导的目标。而且，的确不存在任何理由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能够表明：与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财政行动来说，这一时滞（不论其平均长度如何）的变动程度较小。所以，货币政策的这些基本困难及限制将同等程度地适用于财政政策。
（ 7）在当前的公众态度状况中，很明显，面对着相当温和加价格上涨，或者相当温和的价格与就业下降，“采取某种行动”的政治压力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从前面两点中所引出的主要教训就是：向这些压力屈服所带来的坏处通常会大于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最好”常常是“好”的大敌，这似乎是与此高度相关的。某种极高的经济稳定程度无疑地是一辉煌的目标，然而我们取得这一目标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避免极度的波动，但是如何避免较小的波动我们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不量力而行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干扰，它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同所有的这类戒令一样。这一条也必须适当地加以运用。这是在综合考虑及平衡意义上的一条要求，而不是在重大问题面前不负责任的一种托词，也不是在未能改正过去的错误问题上的一种托词。
版权：1969年，奥尔全·德·格瑞特，纽约。经允许重新出版。
摘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最优数量及其它论文》（芝加哥；奥尔金出版公司，1969年）．最初出版于《价格与经济稳定及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协会出版物（华盛顿D·C·：美国政府出版署，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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