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三章 民主时代文学的特征

 

 


  走进美国的书店,看一看书架上摆着的美国出版的图书,使你觉得书籍的数量倒是很多,但知名作家的人数却少得可怜。

  你首先会看到一大堆介绍人们的基本知识的初级读物,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先在欧洲出版,后由美国人翻印而出售的。

  其次,是多得几乎无法计算的宗教书籍,比如,圣经、布道集、醒世故事集、教义辩论书和慈善团体报告等。最后,是数量也不少的政治小册子。在美国,各党各派并不出版互相论战的专门著作,但却以难于置信的速度印发小册子,而出版以后当天就被人们遗忘了。

  在这么一大堆乌七八糟的人类精神产品当中,偶而也会见到少数几个为欧洲所知道的或值得称为名家的作者的杰作。

  尽管在当代的文明国家当中,美国可能是最不关心文学的国家,但那里也有很多人注意精神方面的事物。他们虽非终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至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其上了。不过,这些人需要的书籍,大部分靠英国供应。英国的一些重要著作,几乎全都被美国翻印。大不列颠的文学天才,还把他们的光辉射入到新大陆森林的深处。拓荒者的小木屋里,几乎都有几本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得,我第一次阅读史剧《亨利五世》,就是在一间用圆木构筑的小房子里。

  美国人不仅每天都从英国的文学宝藏中汲取精华,而且使我们可以确认他们还在自己的国土上发展了英国文学。在美国从事文学创造的人数不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原来就是英国人,并在表现手法上也往往是英国式的。因此,他们把奉为楷模的贵族制国家流行的文学思潮和风格,也移入自己的民主制度里来。他们借用外来的情调来渲染自己的作品,因而几乎无法再现自己所在国土的现实,以致很少受到人们的欢迎。

  美国的公民本身也认为他们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他们而写的,通常只是在他们的某一作家在英国有了名声以后,才开始高度评价这位作家。这就象迫使画的原作者放弃判断自己作品真伪的权利。

  因此,严格说来,美国的居民还没有文学。在我看来,称得上美国作家的,只有新闻记者而已。这些人虽然够不上大作家,但他们说的是美国人民的语言,而且说出来的话是给美国人民听的。至于其余的一切作家,我都把他们看成是外国人。美国人对这类作家的看法,跟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模仿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家的看法一样,只对他们表示不可思议,而没有引起普遍的共鸣。这些作家虽然快慰了人的精神,但没有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我已经说过,这种情况决不能只归因于民主,还要到与民主无关的某些独特的环境条件中去找原因。

  假如处于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下的美国人是另有来源,并被移居到另一个国土,则我毫不怀疑,他们也将会有自己的文学。他们目前虽然如此,但我仍然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产生自己的文学。不过,这种文学在性质上将与当代美国书刊所表现的不同,而要具有自己的特点。预先给这个特点画出一个轮廓,并不是不可能的。

  假如有一个文学繁荣的贵族制国家的智力劳动跟政务工作一样,全被一个统治阶级所掌握;它的文学活动跟政治活动一样,也几乎全被集中于这个阶级或与它最密切的几个阶级之手。这样,我就足以得到解决其余一切问题的钥匙。

  当少数几个人,而且总是这几个人,同时进行同样的工作的时候,容易彼此了解,共同定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如果这几人所从事的是文学,则这种精神劳动不久就会被他们置于一些明确规定的守则之下,谁也不得违背。

  如果这些人在国内占有世袭的地位,那末,他们自然要不仅为自己定出一定数量的固定规则,而且要遵守祖先给他们留下的规章。他们的规章制度既是严格的,又是世世代代相传的。

  由于他们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劳,实际上也未曾为此操劳,而且他们的祖辈更是如此,所以他们能够一连几辈人都专注于精神劳动。他们向来理解文艺,他们始终为文艺而爱文艺,并看到自己适于文艺工作而感到博闻强识的快慰。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人从出生到死亡,始终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所以他们自然要从享乐中精选最好的享乐,爱好精美和高雅的消遣。

  此外,在这种长期而平安无事地享用荣华富贵当中不断形成的某种温和精神与心理,又使他们不太爱好过于突然和过于激烈的享乐。他们要的是安乐,而不是激动。他们愿意从享乐中生趣,但不会被享乐引致发狂。

  假如你现在设想我方才所说的这些人写了或他人为这些人写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你就不难发现这种文学都是按照一个调子写成的,而且不敢逾越前人的规范。即使其中的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也要在最小的细节上努力着笔润色。这种文学在一切方面都要显示作者的技巧和功力。它的每种体裁都有其不得随便逾越的独特章法,而且不能与其他体裁混合。

  在这种文学中,文体被认为与思想几乎同样重要,形式被认为与内容几乎同样重要,而笔调则必须洗练、文雅和高洁。写作的态度永远是绅士派头,极少有轻狂的表现。作家所追求的,主要是完美,而不是丰产。

  文艺界的人士完全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并且只是为了自己人而写作,所以有时完全忘掉外界的一切,而陷入过分考究和甚至荒谬的泥潭。他们囿于只有他们自己使用的烦琐的写作规则,因而不知不觉有违人们的常识,最后导致他们脱离现实。

  他们力避使用通俗的语言,而去使用那种跟人民群众所用的美丽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惯用语。

  这一切便是贵族制社会为文学的发展自设的障碍。

  凡是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离的贵族,都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把图翻过来,看一看背面。

  也就是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民主社会。这个社会,无论是它的古老传统,还是它的现代文明,都使人感到可以获得精神方面的享乐。在这里,各个等级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知识和权利均已无限分割,而让我说的话,我敢说已经分散到各个角落。

  在这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这批爱好精神享乐的新人物,并没有受过同等的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等;他们不但与父辈或祖辈不同,而且他们本身也时时刻刻在变化,因为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在不断变动。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在精神上并没有被传统和共同习惯联系起来,而且他们向来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愿望和时间。

  而作家就是从这群其貌不扬和容易激动的人们当中产生的,并且是依靠这些人而发迹和成名的。

  我不必下工夫研究就可以知道,情况既然如此,要想在这样的民族的文学当中去找贵族时代的读者和作者都一致承认的那些严格规则,即使是其中的少数几个,也是枉然。这样的民族即使在某一时期同意采用这些规则当中的某几个,这也不能证明以后仍会如此,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每一代新人形同一个新的民族。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使文学服从狭隘的规章,而且这样的规章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

  在民主制度下,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受过文学教育,而且搞所谓纯文学的人,也大部分兼搞政治或从事其他职业,只是偶尔抽暇去体验精神上的享乐。因此,他们从未把这种享乐视为生活中的主要妙趣,而看成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的和必要的排遣。这样的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决不会深刻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他们体会不出文笔的微妙差别。他们用于写作的时间很少,所以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写作时间。他们喜欢价钱便宜、很快可以读完和浅近易懂的书籍。他们所要求的美,是使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新鲜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于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使人立即可以冲动起来的感情,是使人惊异的妙笔,是真伪明显、立即感动他们和好象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情节。

  我还需要赘述吗?我不用解释,谁都可以知道我以下将要说些什么。

  总之,民主时代的文学,不象贵族时代文学那样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而它一般又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它的文体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冗长而罗唆的,但又几乎总是热情奔放的。它的作者们只求快速,而不愿意细腻描写。短小作品多于巨幅长篇,凭才气而不靠实学,富于想像而缺乏深度。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大得惊人。作家们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使人感到美的享受,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打算走另一条道路的作家,而如果他们才华横溢,还会不管作品好坏而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样的例外毕竟是不多的,而且从作品的总体来看是脱离了常轨的这些作家,在细节方面又总是要回到常轨上去的。

  以上,我谈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但是,任何民族都不能立即由第一个极端转入第二个极端,而只能经过无数的阶段逐渐地过渡。在引导一个尚文的民族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移的过程中,几乎总是要经过一段使民主的民族的文学天才与贵族的民族的文学天才相遇和两者一致表示愿意去共同影响人的精神的时间。

  这段时间虽然是过渡性的,但会大放异采:作品丰产而不滥竽充数,活动积极而不紊乱。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就是如此。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永远取决于它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我知道,除了这两个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使文学作品产生某种特点的原因。但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了解前者,才会完全弄清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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