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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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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衰落
行将结束的中世纪是转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长，接着由大饥荒和像1348年那样的瘟疫所加剧的衰退，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为西方经济提供贵金属方面发生的麻烦，造成了先是对白银然后是对黄金的需求，战争又加剧了这一需求——这就是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形成了货币形式，这动摇了社会关系。在这一发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城市各阶级之间产生了分化。当现在受剥削日益严重的手工业行会在某些区域（弗兰德、北意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趋向无产阶级化，同时生活条件下降到农民大众水平时，同时靠刚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的各项活动与新被吞并的地租为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同旧的统治阶级：贵族、修会修士和最上层的世俗的教士结成一体。他们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种骤变的形势，使之有利于他们发展。在这个调整转变的过程中，各项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权力急速扶植经济势力。它将使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维持几百年之久。那是一个王侯的时代。人们只要为其服务，成为其官员或廷臣，就能获得财富、权力和荣誉。过去的大人们懂得这一点，跟专制政治与君主制度缔结了盟约。同时又有受王侯庇护的新的权力人物挤到他们中间。
在这一背景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的一击。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死亡和这种转化。 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
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变化
中世纪末期的大学成员，最终在归属劳动阶级还是加入特权集团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西方国家，将有几百年之久的时间，不再有任何的知识劳动者。或者不如说，理应得到这一名称的是地方学校的无名教师。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革命运动中，例如1378年佛罗伦萨梳羊毛工人的骚动中，发挥了作用，但他们在知识分子运动中没有占据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学成员没有放弃他们从有报酬的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不仅如此，在这个艰难时世里，他们顽强地抓住这点不多的收益。他们越来越贪婪地要求大学生为听课付钱——教会在这方面最终已无力干预。他们增加关于赠礼的规定，这些赠礼是大学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送给教师的。他们对大学里所有可能增加他们负担的开支都作了限制。可以无偿地听课和攻读学位的穷苦大学生的数量，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减。15世纪初在帕多瓦，每个学院只有一个这样的大学生。这是个带有理论意义的措施，包含着教会所捍卫的原则。它近似富有的商人从其盈利中为救济穷人而向上帝捐献的金币。
与此同时，原来涌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流逐渐停止，他们曾经是各个院校的活力所在。从此以后，他们之中能上大学的，只有那些得到一个庇护者供养并由此紧紧依附于他的人，或者是像维庸那样满足于把求知置于次要地位的流浪汉生活的人。
在帕多瓦，有一个关于民法博士学位的引人注目的决议，鲜明地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关系的这种变化。一项来自1400年的规章的新规定，引入了受教师们欢迎的大学权利中的浮动工资制度，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助学金被固定在一定比率上。这一大学政策因而适应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于西欧各国的普遍现象。由于物价上涨，管理机关和雇主们尽力冻结工资。他们毫不承认生活开销和报酬之间的相应联系，而这种联系能够导致引进浮动工资制度。另一方面，享用地租、利息和赁金的人，通过以实物结算，或把以结算货币单位确定的支付数目变成实际货币，经常能成功地使自己的收入同生活费用的价格相适合。
这一例子表明，大学成员已转到依靠封建的，确切地说领主的或也是资本主义的收入生活的社会阶层方面。
大学的成员们多数靠以上这种方式的收入，来积聚自己的财富。这方面首先涉及的是教会的领地，但也涉及不动产：房屋与地产。波伦亚大学的《规章》尤其表明了13世纪末令人注目的大学财产的结构。教师们已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主，尤其是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挣得也较多的教师，不过这种状况偶尔也适合于教师的大多数。此外他们还仿效其他富人的榜样，热衷于投机事业。他们变成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把钱借给急需的大学生，作为押金，他们收取价值比借款高两倍的抵押物：书籍。
弗朗西斯科·阿库尔修在布特里奥和欧梅托拉拥有财产，还有一所漂亮的别墅，别墅的浴室带有一个液压供水的轮型装置，这在当时几乎是奇迹。在波伦亚，他和他的兄弟们有一所带塔楼的华丽住宅，那是今天市政厅的右翼建筑。他和其他博士经营一家商社，商社在波伦亚和国外从事图书销售。他放了那么多高利贷，以致他临死时不得不请求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赦罪——这一请求照例被满足了。
老奥多弗雷多的儿子，阿尔贝托·奥多弗雷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non
paeciol，ma sovrano）放高利贷者，除了许多地产，他还在一家亚麻企业里拥有股份。
1326年教师乔万尼·丹德利给了女儿诺弗拉600个金波罗尼尼的嫁妆，这是个惊人的数目。
但由于他们积聚货币，以及货币贬值与危机不断的中世纪末期的种种金融变化，这一收入带来了封建赋税与地租方面的亏损。许多大学成员的财富减少了，房屋与地产相继被出卖。因此他们寄希望于谋取别的方面的赢利：学费与考试费。因此也产生了一部分大学人员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更新。同样也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最终把大学成员推向新的财富中心，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
通向世袭贵族之路
然而大学人员的更新，由于大学成员要求根据继承权雇佣人员的倾向，部分地中止下来。早在13世纪，著名的法学家阿库尔修就已经为博士们的儿子们，请求在波伦亚大学得到空缺的教师职位的优惠权。但地方当局在1295年，1299年和1304年均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但成效不大。当1397年法学家学会的新章程规定，每年博士学位只限于授给一个波伦亚市民时，博士们的儿子、兄弟和侄甥都不计在内。由此他们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得到。在帕多瓦，人们于1394年宣布，一个博士，只要他属于某一博士的父系世裔，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即使世系中有一员不是博士也无妨。1409年规定，一名博士的儿子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各项考试。这种大学寡头政治的形成，导致知识水平大大下降，同时赋予大学人员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大学人员成了一种特权阶层。
正像马克·布洛赫出色地描述的，大学成员们为替自己建立贵族体制，不得不求助于通常社会阶层与个人为进入贵族社会而使用的手段：他们过贵族式生活。
他们用他们的衣着和他们职位的标志，搞起贵族的象征。讲桌越来越多地装饰起华丽的华盖，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神气活现。金指环和博士四角帽，以及人们在“正式集会”（conventus
Publicus）或“开学”（inceptio）的日子献给他们的帽子，也日益变得不再是职务的标志，而成了荣誉的象征。他们身披长袍，被风的兜帽是灰鼠皮做的，经常还带着银鼬皮衣领，更重要的还有在中世纪作为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的长手套。规章制度对博士学位申请人为参加考试而赠送博士们的手套数量要求得越来越多。波伦亚1387年规章的一段文字规定：“申请人有责任在取得博士学位前的适当时间，在教堂司事那里为教师学会的博士们送去数目足够的手套……这些手套必须有一定的长度与宽度，以便盖住手臂的中段。它们必须用上等鹿皮制成，足够宽松，保证双手能轻快和舒适地套进去。所谓上等鹿皮货，是指一打手套里至少有一双要用23（里拉）可以买到。”
博士学位通过后的庆祝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贵族趣味的内容：芭蕾舞，戏剧演出，体育竞赛。
大学成员的住房变得豪华富丽。他们之中最富有的，像阿库尔修，其住宅有塔楼，这理论上只有贵族才能享受。他们的坟墓都是真正的纪念碑，就像那些至今仍在装点着波伦亚教堂的纪念碑，它们或者进而被安置在开阔地方。
波伦亚大学的院长们很快按规定过上贵族式的生活，其中人们也可偶然发现有出自勃艮第公爵家族或巴登伯爵家族的人员。他们获得携带武器和可以由五人卫队护送的权利。
那些较少受到尊重的“人文学者”至少也取得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大学生是够富裕的，他们还可以找人替他服兵役。
教师的头衔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起先在12世纪，“师长”（magister）是手工业的师傅，工场的领导。学校老师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样是个师傅。他的头衔标志着他在劳动建设中的作用。但这很快成为一个荣誉头衔。配第一彭特的亚当就曾责骂他的一个堂表姐妹，她从英国最落后的地区往巴黎写信，没有用他所希望的头衔称呼他。13世纪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教师们并不教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而是要教学生怎样让人叫‘拉比’。”根据福音书，“拉比”是对主人的称呼。14世纪，“师长”就被人家跟“主人”（dominus）一样看待了。
波伦亚的教师们在文献里被称为“高贵的人”（nobiles
vin）和“头等市民”（primarii eives），平常则称为“法学家”（dominilegum）。大学生称呼他们爱戴的老师为“我的主人”（dominusmens），这一头衔令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一位语法学家，米诺·德·科勒，甚至对他的学生解释说：“大家如此渴望对知识的占有，比占有其他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它把穷人从卑贱中提拔起来，它使一般平民成为贵族，并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它还使贵族成为优秀分子，胜过一般平民。”
从此以后，知识又变成占有与财富，变成权力的工具，不复再是无私的追求。
就像惠钦亚极其尖锐地指出的，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知识、信仰和骑士精神是维特里的菲利普的百合花冠（1335年）中的三朵百合，人们可以在布契考的马雷夏尔的实用手册里读到：‘由于上帝的意志，有两样东西就像两根柱子，为着支持神及人的法律秩序而竖立起来。这两个支柱就是骑士制度和知识，它们彼此配合得十分协调。’”1391年，弗鲁瓦萨区分了佩剑骑士和“法律骑士”。皇帝查理四世拥抱巴尔特尔，并授予他在波希米亚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发展趋势的顶点是，1533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宣布巴黎大学的博士为骑士。
人们懂得，这样身份高贵的要人就不会甘冒被混同于劳动者的风险。这就是说，根据《丧失身份法规》要放弃贵族称号，这是一项在法国尤其牢固，路易十一没有反对成的法规。知识分子赞同公众意见，对手工劳动表示极度鄙视。就像亨利·豪塞尔中肯地指出的，这一点到了人文主义时代，还会由于从希腊－拉丁作品滋养起来的偏见，变得更加恶劣。从此以后， 12世纪和13世纪城市里那种把人文的和机械的技艺综合为普遍的物力论的渴求，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就这样，在经院哲学中已露端倪的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相脱节的危险，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医学界人士那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医师－教士和药剂师－调料商之间发生了分化，外科医生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14世纪，法国通过一系列的公告和命令，认可外科医生的分化。第一道公告由“美男子”腓力四世签署，1311年发布。从此以后大家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穿长大褂的外科医生，根据章程（其中我们熟悉的最早一个章程是1379年制定的），他们必须持有中等会考的证书或准许证，从而形成了外科医生贵族阶层；另一方面是理发师，他们理发刮脸，做些不起眼的外科工作：他们出售油膏和药草汤剂，放血，敷贴伤痛膏药，整治驼背，他们也给癌疡开刀。两个不同的兄弟会——宗教模仿社会组织——把他们分别组织在一起：对前者是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兄弟会；对后者是圣格拉勃茂兄弟会。不难理解，医学科学家阶层和开业医生阶层之间，科学界与技术界之间的这堵隔墙，会给科学的进步设置什么样的障碍。
学会和大学的贵族化
大学的贵族化也在学会的发展中反映出来。这里需要正确地说明学会的意义。作为慈善基金会，学会一开始只是为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敞开大门的，它们也不是后来被改造成的教学中心。虽然以后有些学会为自己争取到某些课程，导致如1257年罗伯特·德·索邦建立的学会同神学院合并，并以此命名巴黎大学；虽然以后牛津与剑桥的大学分化为学会，它们按照至今仍大部分有效的体制成为教学活动的基础，但总的来说，学会并没有充任人们事后试图派给它的角色。有许多学会很快就出了名：同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一起的有哈库尔学会（1280年）和纳代拉学会（1304年）；1307年由阿尔博诺兹枢机主教在波伦亚创立的西班牙学会；牛津的巴利奥尔学会（1261－1266年），梅尔顿学会（1263－1270年），大学学会（1280年左右），艾克塞特学会（1314－1316年），奥利尔学会（1324年），女王学会（1341年），新学院学会（1379年）。林肯学会（1429年），1438年为悼念百年战争中阵亡的英国人的亡灵而创立的众英灵学会，圣女学会（1448年）；剑桥的彼得家园学会（1284年），国王会堂学会和米歇尔家园学会（1324年），大学学会（1326年），彭勃洛克学会（1347年），贡维耶学会（1349年），三一会堂学会（1350年），基督圣体学会（1352年），上帝家园学会（1441－1442年），国王学院学会（1441年）、女王学院学会（1448年），圣卡德琳娜学会（1475年），耶稣学会（1497年）。尽管这些组织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大楼，像自成中心的教学机构明显的组成部分，它们仍然跟人们习惯上把它们想象成的样子截然不同。它们成为领地统治的一种中心，租用或购买房屋，起初是在较邻近的地区，然后转向乡下和周围的农村，对它们进行商业性的剥削。它们承担起城区的执法任务，管理周围街道的交通。在它们的房舍里，尤其在巴黎，居住着大批高级官员的家庭，特别是议院的高级官员家庭。就这样，索邦神学院区变成了巴黎城的“法学苑”。学会倒退到早先修道院的作风。它们是大学贵族化的结晶，体现了他们封闭性的特征，同时还把大学成员及教学内容上的宽容态度，都变成了一种——主要是法官式的——寡头独裁。
这样，大学本身转化成暂时固定的权力机构，变成了所有主，它们在经济上的操心超过了社团事务和领地主权方面的经营管理。大学社团组织以前的荣誉标志，印章，现在变成了贵妇人的武器。
经院哲学的发展
与上述这一会社团体的发展相应的，是经院哲学的平行的发展，后者甚至否认自己的基本要求。我们将从 14世纪和15世纪极端复杂的哲学与神学中举出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它们已离开13世纪经院哲学的立场。这就是由邓斯·司各特和奥卡姆奠定基础的批判的和怀疑的思潮；由牛津的梅尔顿学会成员和巴黎的博士们（奥特雷柯尔，布里丹，欧雷斯默）发展为经验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还有阿威罗伊主义，它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和尧顿的约翰起就主要同政治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下文将谈到），伟大的异教领袖威克利夫和扬·胡斯也部分地采用阿威罗伊的学说；最后是反唯智论，它很快使得中世纪衰亡时期的整个经院哲学黯然失色。它产生于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理论中，并在十五世纪经由彼埃尔·戴利、热尔森和库萨的尼古拉而得到普及。
理性和信仰的分离
通过弗朗切斯各修会杰出的博士约翰·邓斯·司各特（1266－1308）和威廉·奥卡姆（约1300－纳1350），神学同经院哲学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平衡问题，发生了争论。正像戈顿·勒夫正确地指出的，大约从1320年起，安瑟尔姆的“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传统就被抛弃了，随同被抛弃的是把创造物同神性统一为一体的努力。圣奥古斯丁的门徒和圣托马斯主义者虽工作方式不同，但都曾致力于这种统一。对此还需补充的是，在14和1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比圣托马斯的思想流传更广，当时的思想家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邓斯·司各特第一个把理性从信仰的事里驱逐出去。上帝是这样自由，他是远离人类的理性的。上帝的自由变成了神学的中心问题，并且从此以后它对理性来说是无法接近的。威廉·奥卡姆继续了这项工作并通过把司各特学说的结论应用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备了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分离。他区分抽象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不同，抽象的知识“并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存在的事物是否存在或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否不存在……直观的知识则是这样一种知识，我们通过它认识到，存在的事物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并不存在。”正如保罗·韦伊诺指出的，奥卡姆理论的逻辑，无疑并不一定通向怀疑论。认识过程并不是必然以认识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真理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得以达到：证据只涉及人们可以凭借经验加以确信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属于玄想的范围，不带有任何可靠性，最多不过是可能性。但这一原理经过奥卡姆本人着手应用到神学上去，导向了怀疑论。因为上帝只是由于它的万能得以阐明，现在“它变成类似某种不可确证的东西，它不再是万物的尺度……结果必然是，理性从此之后既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而且信仰只能退出讨论的舞台，让出地盘给事实，或者屈服于统辖整个非感性领域的怀疑。”
凯·米夏尔斯基曾详尽地说明，奥卡姆学说的信奉者是怎样从上述原理出发，把哲学和神学进一步发展为批判主义与怀疑论的。大学里的教育深深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迄今为止一直起着神学学说试金石作用的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评注，现在越来越被鄙弃。奥卡姆以后，“问题”的数量减少了，并越来越集中在“上帝的万能”和“自由意志”上。与此同时，自然与神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可以不依靠“神恩”，实现上帝要求的一切。每一种教条主义的学说都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价值都受到怀疑。善与恶不再必定相互排斥。人类的力量只能与自然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并与经验对照。
在另一方面，奥卡姆学说的反对者，像牛津的托马斯·布拉德瓦蒂纳，也走上同样的道路，提出同一类的问题。他们的权威主义，使教义的权威成为所有真理与全部知识的中心点，导致对理性同样彻底的排斥。正像戈顿·勒夫十分确切地分析的，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一怀疑主义神学的破坏工作，“就既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宗教改革”。从此以后，通向唯意志论的道路畅通了，它将以丑化和反常的形式宣布权力欲的合法性并为封建王侯的专制制度辩护。最后一点顾虑一扫而空，卡勃利尔·毕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声明要为他的老师奥卡姆辩护，不管怎样他没有背叛他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一门神学不能为信仰提供一点理解和论据，那将是可耻的。”或者如彼埃尔·戴利，他提出一个纯修辞学的保留意见：“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和十分有益的，如果不能以可信的论证为它辩护和给予它支持，那是不合适的。”
经验科学的局限
上述批判主义学说，构成梅尔顿学派成员的逻辑学和科学著作的基础，如威廉·哈埃脱斯伯里和理查德·斯旺斯赫德——另外也体现在格罗塞特斯特和罗吉尔·培根的著作中——以及巴黎人奥托雷柯尔的尼古拉，约翰·布里丹，萨克森的阿尔贝特，欧雷斯默的尼古拉等人的著作。他们满足于经验：“我不谎称所有一切都是确凿无疑，而只要求神学家先生向我说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这些教师被称为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伟大学者的先驱：如曾是巴黎大学校长的约翰·布里丹，后世之所以知道他，奇怪的是因为他同纳伐拉的约翰娜的所谓骇人听闻的私通，以及他那头著名的驴。据说他“预见了现代动力学的基础”和给物体运动下了一个定义，它十分接近伽里略的“动力”（ impeto）概念和笛卡尔的“运动质”。“当人投掷标枪时，一根轻的木制标枪和一根重的铁制标枪，它们长短大小一样，形状一样，并以一样的速度运动，铁标枪会飞得更远，因为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推动力更强大。”萨克森的阿尔贝特则以他的重力理论，“影响静力学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激励列奥纳多·达芬奇、卡尔达诺和伯纳德·帕里西去研究化石。”欧雷斯默的尼古拉清楚地认识到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地球一天的运动和坐标的应用，有人说他是“哥白尼的直接先驱者。”按照彼·杜恩的看法，“他论述这些问题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远远超过哥白尼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这些是有争议的观点，对此也曾有过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学者很有灵感，终究长期一直没有结果。在寻求成果的努力过程中，他们的灵感由于中世纪科学狭窄的通道而受到妨碍。那就是缺少科学的象征主义，这种科学的象征主义本来有可能以一种明晰的、在大范围内容易应用的形式把握他们的科学的原则；还有无力把理论发明拓展到实际应用中去的落后的技术；以及阻碍“人文学科学者”进行明确的科学抽象的神学专制。靠了亚·柯伊莱，阿·勒·迈耶尔，安·康贝斯，马·克拉格特和盖伊·博儒昂的研究工作，14世纪学者们逐步展示了他们的奥秘。但他们似乎只是败坏了理性主义的声誉，后来，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反唯智主义
他们加入了目前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唯智主义。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对中世纪末期大部分思想家有着明显的吸引力。1449年，中世纪最后一篇重要的经院哲学总论的作者，库萨的尼古拉，起而捍卫埃克哈特，抨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博学的无知辩解。“智者们告诫我们，最大危险来自思想家对奥秘的传达，这些思想家受根深蒂固的习性的权威所奴役，因为长时期循规蹈矩产生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放弃习惯；犹太人、萨拉逊人受迫害和其他不思改悔的异教徒受难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由于日积月累而成为他们习惯的见解当作法规看待，并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宝贵。今天亚里士多德学派压倒了一切，把矛盾的冲突看作谬误邪说，只不过因为对这一原理的接受能够通向神秘主义神学。在那个学派里成长起来的人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并同他们的学说原理相对立。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向高峰攀进，那将是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宗教皈依……”库萨的尼古拉在捍卫埃克哈特长老的学说以后，用以下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给你寄上这些说明，供你阅读，并且只要你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传给别人阅读，以便这一奇妙的种子由于你内心的热情而萌芽生长，并让我们自己提高到观照上帝的真理的高度。因为我已听说，依靠你热情的努力，这一在全意大利热心人士中间传播的种子，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抽象推论将会战胜全体哲学家所有那些钻牛角尖的恶习，尽管放弃传统的习惯很难。千万别忘了，让我经常从你不断的进步中获得教益。因为只有通过你的进步，我才能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靠一种神圣的养料，愉快地聚集起新的力量；这方面我依赖的是博学的无知，并不断努力以享受那种目前我仅仅超过遥远的图景而望到的生活，但我日日都在下功夫接近它。但愿我们衷心向往与永远赞美的上帝，在我们从这个尘世获得解脱的时候，让我们最终达到它。阿门。”
14世纪中叶，理查德·菲兹劳尔夫就已经把他自己背离哲学而向信仰主义神学的皈依，作为一个事例提了出来，并在向基督作祈祷时进行了描述。他向基督祷告说：“真理的化身呵！在我把你当作导师之前，我懵懂无知地听着哲学家们的喧嚣，听着他们反对你的废话，那里有狡狯的犹太人，大胆狂妄的希腊人，崇拜物质的萨拉逊人，和无知的亚美尼亚人……”他在自己的《总论》里有意识地把经院哲学的论据搁置一边，只用圣经的经文。
从此以后，正如我们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成了主要敌人。菲兹劳尔夫同样写道：“从前我的思想沉湎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论证中，它们只是对极度虚浮的人才显得有深刻意义……”巴黎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彼埃尔·戴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显而易见的论证的理由……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意见。因此那些顽固地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人，理应受到严厉谴责。”
约翰·热尔森也这样认为，他是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巴黎大学另一名著名的校长，《仿基督论》一书据信是他写的，书中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人问你们知道些什么，相反，要问你们做了些什么。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
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这种虔信反映在热尔森和戴利虔诚的布道词和神学小册子里。这样知识分子就接近某一种人文主义的唯灵论。人文主义唯灵论的近代献身者（ devotiomoderna），熟知它的魅力的，举例来说，就有伊拉斯谟。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
在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进程里，大学也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它们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
从13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西班牙重新从伊斯兰教徒的占领下收复而带来的进步，由于伊比利亚王朝统治的巩固，出现了教学机构。它们之中虽然有些是从以前就存在的学校发展而来的，但它们不再是自发的和像波伦亚、巴黎、牛津各大学那样逐步形成的。它们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参与之下创建的真正公共性质的学校。
在巴伦西亚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失败以后，在1220至1230年间，由于莱昂的阿尔封索九世的努力，出现了萨拉曼卡大学。它的存在，通过1254年阿尔封索十世的诏令——阿尔封索十世号称“贤明者”，他自己也是著名的学者——和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允准教谕，最终得到了认可。接着先后成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大学（1290年），莱里达大学（1300年），佩尔尼昂大学（1350年），韦斯卡大学（1354年），巴塞罗那大学（1450年），萨拉戈萨大学（1470年），帕尔马·德·马略卡大学（1483年），西奎恩礼大学（1489年），阿尔卡拉大学（1499年）和巴伦西亚大学（1500年）。从14世纪起，这一创办大学的浪潮遍及中欧、东欧和北欧。1347年，根据皇帝查理四世的意旨，布拉格大学作为第一所罗马帝国的大学，由教皇克莱门六世建立。查理四世想借此首先来促进他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大学还有：1365年由鲁道尔夫四世和乌尔班五世创立，1383年由阿尔贝特三世重建的维也纳大学；爱尔福特大学，虽然它由两位教皇克莱门七世和乌尔班六世先后在1379年和1384年发表教谕宣布成立，它的真正问世是在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1409年由于布拉格大学的危机而成立的莱比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特里尔大学，它在1454年就宣布成立，但真正存在是从1473年开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456年）；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1455-1456年）；巴塞尔大学（1459年）；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它虽在1459年就获得教皇庇护二世教谕的批准，但从1472年起才开始正常运作；此外还有美因茨大学（1476年）和蒂宾根大学（1476－1477年）。在同一时期，于1425年创办的卢汉大学吸引了勃艮第地区的学生。1364年由卡西米尔大帝建立的克拉科夫大学，1397至1400年间，在符拉第斯拉夫二世雅吉罗在教皇博尼法佐九世的支持下重新修建。在佩奇，1367年起就开始讲授教会法；于1389年建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在1410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繁荣，1465至1467年间成立了普雷斯堡大学。瑞典于1477年成立第一所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丹麦是在1478年建立第一所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统治着英国的学界时，英格兰的国王们相继建立三所大学：圣安德鲁大学（1413年），格拉斯哥大学（1450－1451年）和阿伯丁大学（1494年）。
在意大利，往往是因为教师和大学生脱离波伦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时在摩德纳、雷齐奥-艾米利亚、维琴察、阿雷佐、韦尔切利、锡耶纳和特雷维索部出现了大学。由腓特烈二世作为反教皇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那不勒斯大学，只繁荣于腓特烈二世统治时。其他各所大学，只有当获得意大利各王公的支持时才有重要性，他们想把大学当作自己公国的装饰品。这些大学中最重要的是1222年建立的帕多瓦大学，它从1404年起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大学。早在1244年，英诺森四世就在教皇宫廷建立了一所大学，14世纪和15世纪的教皇们试图使它富有生气，一如他们要巩固他们在教皇国的统治权一样。锡耶纳从1246年起原有一所大学，由于1357年皇帝查理四世的诏令，和1408年教皇格雷高里十二世赐予的特权，它重新进行修建。在1248年徒有其名地建立的皮亚琴察大学，1398年乔万尼-伽里·维斯康提予以复兴，使其名实俱全，成为米兰共和国的知识中心。对建立于1361年的帕维亚大学，也在1412年得到维斯康提这方面的推动。在1349至1472年之间，佛罗伦萨大学作为最早的人文主义中心，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洛伦佐大公更喜欢把1343年诞生的比萨大学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学所在地。1430年埃斯特家族使1391年在费拉拉建立的一个大学获得了新生。从1405年起，皮蒙公国拥有一所命途多变的大学——都灵大学。阿拉贡与西西里的国王，豪华者阿尔封索，也于1444年，在教皇尤金四世的支持下，在卡塔尼亚建立了一所大学。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法国大学地区分布。除了在12世纪就已成为重要学校中心的巴黎、蒙彼利埃和奥尔良的大学之外，除了其历史至今尚不清楚的昂热大学之外，前文已谈到，还在1229年为着同阿尔比教派的异端邪说作斗争而成立了图卢兹大学。其他地区，大部分由于与军事有关的原因，只出现一些短期存在的或不知名的大学。博尼法佐八世在1303年就已建立的阿维尼翁大学，只在教皇住在该地期间，有过一段相应的繁荣期。1332年成立的卡欧尔大学只在一个短时期开过课。由王位继承人昂贝尔二世建立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在1339年以后只是勉强维持着；皇帝建立的奥朗日大学在1365至1475年间谈不上有更大成就。从1407年起，普罗旺斯的路易二世——照蒙彼利埃各民族的用语——把勃艮第人、普罗旺斯人和加泰隆人吸引到了艾克斯。由勃艮第公爵“善心人”腓力在教皇马丁五世的支持下成立的多尔大学，在1481年关了门。王位继承人即以后的路易十一在瓦朗斯创办了一所大学，从1452年起授课，课程限于法学。路易十一作为国王，还在1464年，在他的家乡布尔日建立了一所大学，与此同时布列塔尼公爵又于1460年在南特创办了一所大学，该大学在1489年由查理八世重新使其恢复生机。
法国在由英国人和查理七世分治时，出现了三所大学，它们以后将相当繁荣。英国人方面是卡昂大学（1432年）和波尔多大学（1441年），法国人方面是普瓦捷大学（1431年）。除了蒙彼利埃大学是医学专业知名的学府外，巴黎大学继续是法国各地或法国影响范围内国家的重要知识中心。
然而，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普厄尔·基勃勒曾对 14和15世纪大学中多民族现象的消失作了研究。
大学成员和政治
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总体发展中。在这个总体发展里，中世纪末期的重要大学成为政治力量，在社会各阶层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有时是突出的作用，并成了大学内部组织起来的民族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这些民族从此以后为民族情绪所左右，最终适应国家新的民族结构。下面我们就奥卡姆和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阿威罗伊主义政治学说，布拉格大学的危机，以及巴黎大学的政治作用简短讨论一下这一发展。
乔治·德拉伽德在他著名的系列研究《中世纪末期世俗精神的诞生》中，恰好就威廉·奥卡姆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论点和政治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奥卡姆和马尔希留仍然一起在14世纪上半叶，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一道，为反对教皇制度及其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进行了共同的斗争。
从他们作为论战者和政论家的活动中，产生了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主要著作《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除了意大利的地方精神，影响他的其他传统也很容易辨认出来。首先是基卜林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以教会和世俗权力分离的原则，亦即皇帝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反对教皇谋取世俗的统治权。在哲学上它涉及阿威罗伊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亚里士多德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解释，并在社会哲学方面导向经验论，这种经验论被不确切地称为自然主义，因为它致力于把政治从道德中解放出来，把个人意志置于极客观的现实之上，把社会秩序归结为机械上的平衡，用契约来代替自然。此外还有法学家们和克朗·杜博瓦－诺伽累的影响，后者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就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周围，为正在形成之中的君主制度辩护，而同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这部著作同样也是一份替君临一切的国家申辩的辩护词，它坚持一种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基础上的国家的自主。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证论观点导致已创建的制度的神圣权利：“即使您的主人不信神或荒淫纵欲，如果您反对这一世俗统治，那您自己就堕入了永恒的地狱……”全能的国家要求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权力，要大张旗鼓地宣布国家的统一。国家拥有立法权、执法权和审判权。它是君临一切的：在一定的版图范围内任何臣民都不得反抗王侯的统治。最后，世俗的国家并不满足于把教会驱逐到精神领域，它自己要求承担精神上的使命，要求掌管这个领域的权利。它最终废除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的所有真正的差别：“这肯定不是人类的立法者的事务……，去创造和规定宗教信条，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与恩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了解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人——不管他们是世俗教徒或出家修士，神职人员或世俗百姓——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已经完成或忽略不做的事，这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事了。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涉及到严格的宗教问题……”以下语句，人们会以为是路德写下的：“所有不属于内心的恩赐生活的一切，所有教会生活的一切，都属于现世和归国家所有。所有执行现世的道德法规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教会而属于国家。”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理论，它将开辟自己的道路，并将在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在马基雅维里和路德，霍布斯和卢梭，黑格尔和奥古斯特·孔德，列宁和查理·毛勒等人中重新出现。
但奥卡姆，尤其是帕多瓦的马尔希留，最终未曾进一步考虑，如果不是把整个全人类，至少也要把整个基督教社会在一个世俗帝国中联合成一体的问题，从而他们同基卜林党人的传统划清了壁垒。
在所有方面，尤其在这一点上，帕多瓦的马尔希留与但丁截然不同。对但丁来说，皇帝反而应成为国家根本统一的重建者。经院哲学的政治学尝试把已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扩张到全人类的范围。马尔希留的政治学则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多样性。在《和平的维护者》里人们可以读到：“大家都在问自己，如果所有在一个‘公民国家’里生活的人和所有分散在整个地球上的人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是否有益；或者相反，如果在彼此不同的，被地理、语言和道德界线分隔的地区中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合适的政府，这是否会更好。看来大概会是如此，这第二种解决办法会得到贯彻，并且人们必然会在其中觉察到一种天意的影响，这种天意要限制人类不确定的扩展。人们可以同样从中得出结论，大自然通过引起战争与瘟疫以及在人类的脚下设置重重困难，来限制这种扩展。”
虽然奥卡姆和阿威罗伊的学说在政治学方面代表一种远远超出十四世纪条件的极端观点，但它仍引起了明显的反响，因为它们符合理性思考转向政治发展的研究这一个普遍的趋势。这一趋势接受国家统一的结局，同时又从基督教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训，向分离表示屈从。它选择的是地方分治主义。
第一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
这一趋势甚至接受了民族意识。在布拉格就是如此。布拉格大学是在纷乱之中建立起来的。像所有大学那样，布拉格大学原是一所国际性大学，但很快就面临被德意志的教师与学生占有的危险，他们的人数激增，在教会大分裂期间，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巴黎，人数增加得越来越快。对他们的特性和勤奋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捷克人，同他们处在对立地位。种族的磨擦伴随着社团组织的磨擦：问题涉及德意志人统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拥有凌驾捷克“民族”的优胜权？教席与大学官员的职位怎样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矛盾冲突完全建立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捷克人从下层阶级，即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获得支持，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德意志人，主要代表城市里的富裕市民以及大部分贵族与教士。
杰出的优秀人物扬·胡斯，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立了一种哲学与神学学说，这一学说在许多方面要归功于牛津与威克里夫。他还把大学同布拉格人以及波希米亚民族联结在一起，用他的演讲艺术与热情鼓动他的听众，也给软弱的波希米亚国王文采尔四世造成有效的压力，结果引发了冲突。这场冲突以1409年通过的有利于捷克人的“库特纳·霍拉”国王诏令得到裁定。“各民族”的比例关系朝着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大学所有的成员必须宣誓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大学，并在莱比锡建立一所独立的大学。这是中世纪历史的转折点，民族的大学诞生了，知识界适应了政治的模式。
巴黎大学与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的道路，则布满障碍。
巴黎大学：大学政治的光辉与污点
在大量英格兰人因百年战争而退学和大量德意志人在教会大分裂时离开以后，巴黎大学已经在其结构中趋向于成为一所法国人的学校。至迟从“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期间开始，巴黎大学就在政治上发挥了第一流的作用。查理五世称它为“国王的大公主”。它正式出席法兰西教会的全国神职人员大会和各等级联合会议。由于，在“铅锤党人”起义期间在艾金纳·马塞尔、巴黎人和宫廷间发生了争论，巴黎大学应邀做过居间调停工作。它还是特鲁瓦条约的共同签署者。
巴黎大学享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声誉，这不只是它的学生和教学人员给它带来的，同时还因为所有在整个法国与外国担任要职的教师，继续同它保持着紧密联系。
此外，巴黎大学也和教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他们全都是法国人——强有力地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他们通过越来越可观的恩惠约束着巴黎大学。从现在起，巴黎大学每年都给阿维尼翁送去“花名卷”（rotulus
nominando－rum），一个满载教师姓名的书卷，大学以此带着获得教会领地的期望为教师们恳请教皇赐给物品或恩宠。巴黎大学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也是教会的第一所学校，并在神学事务中扮演国际仲裁人的角色。
教派分裂打破了这一平衡。巴黎大学最初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但后来就对教廷越来越多的干扰感到厌烦，也操心起教会的重新统一来。为此它敦促法兰西国王暂时不再支持阿维尼翁教廷，并不知疲倦地要求召集一次宗教会议，以便通过让对抗的教皇逊位来结束教派分裂。同时，巴黎大学又充当先驱，主张宗教会议对教皇具有制约权，和民族教会相对独立于罗马教廷的高卢主义。前一个主张在基督教界为巴黎大学带来了很高声望。但后一个主张迎合了一种摆脱教皇制度的努力，仅仅有助于君主制度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影响。
它的成功最终看来十拿九稳。巴黎大学充当领导角色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似乎庄严地确证了它的胜利。但有几位大学成员在那里的举止令人惊奇。正如伊·弗·雅各布指出的，英格兰的大学成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租借领地的问题上站在教皇党一边。当时他们所考虑的，肯定是从这方面看来更好地体现代表的自家利益。
但是巴塞尔宗教会议（顺便提一下，英格兰人在这次会议上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却以巴黎大学的失败和教廷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次宗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这次是全法国性的危机，大大地动摇了巴黎大学的地位。
查理六世统治的混乱，在巴黎发生的卡博什党人的暴动以及接下去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领土分割中达到顶点。巴黎变成了英国国王的首都。无疑巴黎大学没有立即和完全倒向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公爵从传统上同巴黎大学相敌对的托钵僧团那里获得了支持。大学强烈谴责了为谋杀奥尔良公爵作辩护的让·珀蒂，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英国人占领期间，许多教师离开了巴黎，追随在王位继承人、查理六世的王太子的左右，在布尔日形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内阁，并挤满了在普瓦捷新创办的大学。
但留在巴黎的人员，起初勃艮第化，继而又向英国人的意愿屈服。巴黎大学在“英国人占领”期间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它迫害贞德的暴行。通过把自己摆在同她——不顾热尔森的反对——对立的地位上，就不只是帮了它外国主子的一个忙。它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支配，这种社会舆论，就像《巴黎资产者》所流露的，对这位奥尔良少女极端仇视。它也表现出，那批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普通少女伟大光荣的天真与纯洁的无知，是多么无能，无法抛弃他们那学者的自傲。大家知道，巴黎大学对贞德进行了审讯，并带着毫不掩饰的自得对英王亨利六世通报了它的判决。
焚烧鲁昂女巫贞德的柴堆灰烬，给巴黎大学的声誉抹了黑。巴黎被收复以后，查理七世和后继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学这个“叛徒”，尽管巴黎大学支持他们的高卢主义政策，并决定拥戴国务诏书。
1437年国王查理七世撤消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消，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国王查理七世支持1452年由教皇特使、迪斯都特维耶枢机主教执行的新的改组行动。1470年路易十一强使教师和学生中的勃艮第人宣誓效忠。最后，1499年巴黎大学失去了它的罢课权。它成了国王掌中之物。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教学内容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为一个双重的发展所取代，这一发展使得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对立得到解释，并在这一理智的激烈论争中阐明从经院哲学向人文主义的过渡。
经院哲学的僵化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尝试，尽管有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传统同新的需要协调一致，经院哲学仍然没有活力。它还进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们现在毫无生气，是理念化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现代派”，他们聚集在由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的旗帜下。但他们仍在研究形式逻辑，无休无止地为词语的定义绞尽脑汁，拘泥于矫揉造作的分类和再分类，束缚在“术语学”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过在1471年就已废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学说与书籍。“现代派”中最活跃的是司各特分子，他们徒劳地试图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义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义唯意志论 调和为一体。他们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当作经院哲学的化身，对他们大加讽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过在年轻的庞大固埃在圣维克多图书馆翻阅的诙谐的目录中，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样的次序被当成笑柄的有：“唯名论的十分机智的宣扬老”托马斯·布里考， 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义的首领彼埃尔·塔特莱，托马斯主义的革新者彼埃尔·克劳卡尔，以及声名狼藉的奥卡姆主义者诺埃尔·贝蒂尔，让·迈尔（麦约尔）和雅克·阿尔芒。
维庸也取笑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学院的课堂上只听见词句空洞声响的人管用。
我正要结束。在烛光下
我正好写出了最后的几页。
夜色来临，从索邦那里。
给我送来了钟声。
它召唤虔诚之徒，准备念
这时刻的“三钟经”。
我准备就绪，起身做祷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样。
这时候，就好像我曾痛饮
罪恶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个脑壳昏昏沉沉。
在一半纷乱的思绪里
我看到“记忆”太太
把各种各样边角杂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进箱子柜子，
外加别的才智上的东西：
猜想力，评价力，
人们靠它们作出预测；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问题之前，
先造成了他们的梦游症。
啊，我曾经是个大笨蛋，
花费好几个夜晚，
攻读亚里士多德的废话。
这就是它变质的、漫画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首先排斥它。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大学的教学却向人文主义这一新潮流开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经院哲学在那里没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样的传统，那里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保存得更好，并通过罗马时代的更新再次获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学者的到来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荣。在波伦亚，彼德罗·德·穆格利奥从1371年到1382年讲授修辞学，科卢乔·萨卢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时间停留。从1424年起，波伦亚大学开始希腊语的教学，费莱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来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为此欢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间，有名的枢机主教贝萨利昂，作为向教皇与校长负责的城市最高长官，改组了波伦亚大学。从此以后，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
humanitatis）就在波伦亚大学不间断地进行着。
帕多瓦大学也许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义开放的发展过程，十五世纪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为出色的进展。阿尔多·曼依乔曾对此作了热情报导。在盖利诺、费莱佛、维多里诺·德·费尔特雷之后，拜占廷的流亡学者，像德米特留·恰尔孔蒂拉和马尔克·莫索洛等，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这里，贝萨利昂的影响比在波伦亚还要深远。
正在出现的领地政权促进了这一潮流。在佛罗伦萨，除了著名的柏拉图研究院，大学里还有卡马尔杜利修会修士昂布罗修及奥里斯帕、盖利诺和费莱佛在讲授西塞罗、德兰斯、琉善、品达、狄摩西尼、普罗丁、普罗克勒斯、斐洛和斯特拉波的著作。自从伦洛佐大公在1472年把佛罗伦萨大学迁移到比萨以后，很快就在那里开设诗学、演说术、数学和天文学的讲席。维斯康提和稍后的斯福查也在帕维亚采取同样的措施，它将在15世纪和意大利战争期间促进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费拉拉，埃斯特家族采取相同的政策，聘请当时研究希腊文化的学术领袖之一西奥多·伽扎，担任费拉拉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在罗马的知识界，由于费莱佛，埃诺克·达斯柯利，阿吉罗普洛和西奥多·伽扎讲授的古典文学，充满着同样高涨的热烈情绪。
在牛津和巴黎，人文主义并非不受欢迎；布拉格的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14世纪中期，在查理四世和新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周围，形成了一个受意大利影响的——从佩脱拉克直至科拉·第·利恩佐——精选的人文主义圈子。早在14世纪初，在牛津、伦敦和巴黎讲学的尼古拉·特利弗特，就曾评注老塞内加的《诵读集》（Deklamationen）和小塞内加的悲剧，及提图斯－李维的历史著作。最主要的是格洛斯特的亨伏累公爵，在1439年和1443年两次把所藏的大量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及意大利作家的著作赠送给牛津大学，传播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牛津大学准备让林纳克、格罗辛、柯莱特与托马斯·摩尔教课。大学还在期待着伊拉斯谟的到来。
法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蒙特勒伊的约翰、克拉芒斯的尼古拉、贡底尔·柯尔、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等同巴黎大学联系在一起。蒙特勒伊的约翰在致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的一封信中，把热尔森总监当作人文主义者来赞扬：“……你按照自己的声誉，没有忽略任何值得知道的事情，这我随手就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而我则一直十分惊奇，你没有追随巴黎大学名望卓著的总监这位有杰出教养的人的道路。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或他在基督教或神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即你们两人都作出十分优异和极端重要的贡献的领域。我指的是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它们首先建立在修辞学与演说术的规则上，靠它们人们才掌握了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如果没有它们，那么表达——我把它看作文化的目标——就会没有效力、空洞、贫乏……”1470年把印刷术介绍到索邦神学院的学会中来的神学家纪尧姆·斐西，是贝萨利昂的一个朋友，他试图把自己对佩脱拉克的钦佩和对圣托马斯传统的尊重融为一体，并盼望柏拉图主义的重新复兴。教会法学院的院长罗伯特·伽奎因，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受佩脱拉克鼓舞的人文主义者，并同佛罗伦萨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讨厌让·斯坦彤克为首的蒙塔古学会野蛮纪律的伊拉斯谟，他在巴黎大学期间仅仅留下了对那里讲授的陈腐的经院哲学的鄙视。但人文学科教师、枢机主教勒莫瓦内学会的教授雅克·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巴黎传播一种形式最纯粹的人文主义，对此人们可以参阅奥古斯坦·雷诺德的出色描写。
虽然人文主义主要攻击的是迂腐僵化的经院哲学，虽然大学成员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人文主义所吸引，终究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对诗歌与神秘论的回归
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通过人文主义，原来因其语言和风格不像哲学家而未受阿尔贝都·马格努斯重视的柏拉图重新得到了承认，并且由于柏拉图是位诗人，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尽管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精美版本，但他的心仍为诗人与神秘论者而激动。他的理想是玄思冥想的知识。他出版了《秘藏丛书》——采用马尔希留·费契纽斯的译本——它们是伪托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莱蒙·卢路的思想录，圣维克多的理查德的神秘主义学说，宾根的圣伊尔德伽和吕斯勃吕克的著作，最后是库萨的尼古拉的著作，他使自己成为博学的无知的信徒。
甚至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最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严谨的古典语文学家洛伦佐·瓦拉，也于1457年3月7日在罗马多米尼克教堂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布道中，阐明他同托马斯的方法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深信，一个人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准则，就不能成为神学家。对此该怎么说呢？我是否该害怕把我的想法完全说出来呢？我赞赏圣托马斯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我钦佩他的勤奋，我对他学说的丰富多采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赞赏所谓的形而上学；那都是些令人厌烦的知识，人们最好别去研究这种东西，因为它妨碍人们认识更为美好的事情。”对瓦拉来说——对勒费佛尔·台塔普勒也如此——真正的神学是圣保罗的神学，圣保罗从来不像腹中空空、哗众取宠的哲学家那样（per
philosophianm per philosophiam et inanem fallaciam）说话。
哲学应该藏身于修辞学与诗歌的裙裥里。它的尽善尽美的形式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
15世纪上半叶，有一位经院哲学家和一位人文主义者，彼此就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问题发生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争论。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优美语言的回溯
列奥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新译本。正如他所说的，这一重译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以前的译者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不像据信为圣托马斯工作的缪尔贝克的威廉，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差，错误触目皆是，文辞殊不雅驯。
枢机主教阿隆索·伽西亚·德卡塔日纳，身兼布尔戈斯主教和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对此发表了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
正像这位枢机主教正确指出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形式与内容而展开的。对人文主义者来说，形式是高于其他的一切；而对经院哲学家来说，形式仅仅是思想的女仆。
阿隆索·伽西亚写道：“我所反对的是，虽然列奥纳多运用了足够的语言技巧，但他很少显出有哲学文化的修养。”他着重指出人文主义者由于追求绚丽的辞藻而造成的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曲解，并为以前的译者辩护，他进而说明以前译者的意图：“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还尽可能地对它如实作了阐释，他似乎既不缺少最高度的典雅，也不乏最优美的修饰，如果他想要使用它们……但旧的译者，更多地执着于哲学的真理，为了避免错误，不愿做过多的修饰，而新的译者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以前的译者明白，拉丁语并不具有同希腊语一样丰富的表达方式。”
他还给人文主义者上了一堂历史语言学的课：“拉丁语不仅经常向希腊人，而且也向野蛮民族和全世界所有民族借用语言修辞手段。以后拉丁语也以同样的方式用高卢语和德语的词汇丰富了自己。如果有相应的简短与精确的口语词汇，那最好还是用这些词汇，而不要重新启用古典语言里冗长的委婉措辞。”
经院哲学家让·迈尔作了同样的回答。伊拉斯谟学说的信奉者和人文主义者针对野蛮愚昧和哥特人的嘲笑激怒了他，他说：“科学不需要辞藻绚丽。”
可以肯定，经院哲学的拉丁语已濒临死亡，不再能为一门自身已僵化的学科充当表达手段。大有前途的各种口头语言，正在赢得自己的尊严，而人文主义者也已准备好在这方面帮助它们。但是人文主义的拉丁语最后还是使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人文主义使科学失去了它除了数字和公式还能拥有的唯一的国际性语言。人文主义使拉丁语成为精英的老古董。
贵族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则从一开始就置身在精神与天才的旗帜下，尽管他为著书立说而消瘦憔悴，或者他的语言艺术散发出通宵达旦的油灯气味。他为内行的人写作。当伊拉斯谟发表《阿达契亚》后，他的朋友们就对他说：“你泄露我们的秘密！”
确实，人文主义者诞生于其中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那种激动不安的，对一切人开放的，同时推动所有的技术，并愿意在一种共同的经济中联系起来的城市建设的环境。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建设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人文主义的环境是团体、是封闭的研究院这种环境，而当真正的人文主义征服巴黎之时，它不是在大学里教学，而是在精英机构“王家学者学会”里教学，它是未来的“法兰西学院”的前身。
人文主义者在王侯的宫廷中如鱼得水。看来阿隆索·伽西亚在同列奥纳多·布鲁尼的语言学论争中，就已预感到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文雅’是用来表示那种在语言和实际中都向往荣誉的‘人性’的。‘市民’则是表示那些习惯于下跪、褪下自己风帽致敬，就是在自己同类人中间也拒不接受优先地位和前排座位的人。不过我们也称他们为‘宫廷人士’。或者假如你因这个称呼在民法中另有意义而不喜欢这个称呼，并允许我使用市民口语，我们就管他们叫‘宫廷侍从’，并把‘文雅’称作‘宫廷礼节’，或者采取骑士用语的说法，叫作‘宫廷气派’。”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巴尔塔萨·卡斯蒂格利昂将把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概括为“廷臣”（IlCortegiano）了。
词源学在这里充分采用它的完整意义。我们从城市世界（urbs）转到宫廷世界。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不仅是在知识结构上，而且主要的也是更突出的是在社会地位上。
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大人物、官僚阶层和富豪们庇护的环境中。贡底尔·柯尔是法国和诺曼底的税收官（在诺曼底他同纳伐拉的查理一起发了财），是伯利公爵的秘书。他也是公证人，然后当了国王的秘书，税务总监，国王的两个司库之一，大使和特使。人民仇恨他，卡博什党人洗劫了他在巴黎的住宅。作为富裕市民的儿子，他已经能长期从事研究，然后利用他的资产和官职，急剧扩充他的财产。他被封为贵族，有权征收桑斯地方许多房屋的房租，有一份位于帕隆的带有葡萄园的领地，还在巴黎的维伊叶·杜·坦普尔路有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他生活豪华气派，僮仆如云，地毯壁毯充堂盈室，有骏马良犬猎鹰，是一叫寻欢作乐的浪荡子。但这不妨碍他以古人的方式称赞“圣洁的单纯”（sancta
sim－Plicitas）。他是以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为首的查理六世“恋爱宫廷”（CourAmoureuse）中的一员。蒙特勒伊的约翰有许多庇护者和官职，他是国王、王太子、伯利公爵、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的秘书，喜欢当着熟人的面夸耀他的这些交往、熟人们阿谀奉承他说：“你在宫廷中发挥影响，与其说是为你自己，更多地是为你的朋友们。”同时他得到大量的教会薪俸。只是出于纯粹的自私自利他才甘当光棍汉：
先生，你这是为我们好，上帝保佑！
你把我们从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上帝保佑！
他在致枢机主教萨琉西的阿弥策的一封信里，说自己“满意得无以复加”。他有“大量的图书，足够用一年的储存品，许多的住房。衣服、马匹、艺术品、多得不可胜数。他是一个单身汉，有许多无与伦比的朋友们”。接着他策划一个计谋，企图获得一份肥美的领地。
王侯们给自己保留着文明的生活。人文主义者经常为王侯效力，但始终把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他们。人文主义者在清静中工作。此外他们还隐瞒他们的额外工作。他们强调的是空闲时间，用美文学来打发的“闲散”以及古典时代贵族的“悠闲”（ otium）。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写信给蒙特勒伊的约翰说：“不要由于这高贵与光荣的闲散感到羞愧，伟大的思想家们始终从中得到乐趣。”
回归乡村
还能有什么地方比乡村更适宜从事这种精心选择的、好学敏求的闲散呢？在这里完成一个循环，使知识分子从城市回到乡村。同时，这里也充分体现出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新富起来的市民和王侯们把资本投入土地，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财力，建起或简朴或奢华的别墅与宫殿。在卡列格吉，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研究院就同梅迪契的别墅毗邻。
蒙特勒伊的约翰、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和贡底尔·柯尔都拥有三幢别墅，他们退隐到别墅，忙于业余的人文主义研究。蒙特勒伊的约翰称赞谢利修道院的幽静，克兰芒斯的尼古拉欣赏芳丹·奥·布瓦修道院的清静。他们在那里重新发现了圣伯纳德那样潜心内修的人，只不过手捧的是西塞罗与贺拉斯。蒙特勒伊的约翰解释说：“你会逃离宫廷的豪华和城市的喧嚣，在乡村居住，喜欢空谷独处。”
伊拉斯谟所著的《虔敬的盛宴》就是这样开头的：
优昔波斯：此刻周围的河谷草地多么青翠葱绿，让我们看了满心喜悦！我真不明白，会有这种人．他们喜欢待在烟雾弥漫的城里。
狄摩修斯：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鲜花与绿色的草地，泉流与小溪；即使他从它们旁边经过时并非无动于衷，他更喜欢的也还是别的东西。就像一个楔子会挤掉别的楔子一样，一种乐趣会推开另一种乐趣。
优昔波斯：你大概是指高利贷者和别的贪得无厌的敲竹杠的家伙吧。
狄摩修斯：也指这些人，不过不仅仅是他们，我的好朋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无数其他的人，包括神父和修士，他们为了牟利，通常喜欢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他们在这方面并不遵照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的学说行事，而是学瞎眼的叫化子的样，叫化子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感到最自在，因为他说：哪里人山人海，哪里最好讨到东西。
优昔波斯：就让叫化子去多得好处吧；我们是哲学家。狄摩修斯：就是世界大智者苏格拉底，比起乡村来，更喜欢城市，因为他必须认识自己内心的欲望，在城市里他可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乡村虽有树木与花园，泉流与小溪，足以赏心悦目，但它们不会说话，不能给我们有任何教益。
优昔波斯；苏格拉底所说的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你一个人在田野里闲逛，尽管大自然依我之见并非一言不发，而是到处以千百种声音向一个个人叙说，如果它遇到一个目光敏锐而又博学多识的观察者。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造物主的智慧与美德更能传达绿色自然光采照人的风貌呢？但是就在那种乡村的孤独偏远之中，苏格拉底在那里给学生们讲了多少斐德鲁，他自己又从他的那班学生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
狄摩修斯：在这样一个社会，除了避居乡村，没有别的更叫人高兴的事。
优昔波斯：我们何不壮胆一试？我在城郊有一份小地产，它不大，不过倒是个名符其实的珍宝匣。我想邀请你们明天去那里进餐。
狄摩修斯：我们人太多了。会把你所有的好东西都吃个精光。
优昔波斯：绝不会！整顿饭都是蔬菜，就像贺拉斯说的，一顿不用买什么的饭。葡萄长在我自己的园地里，黄瓜和甜瓜也不花钱长大。无花果、梨、苹果和硬壳果都由树木献上——要是我们可以相信琉善的描写，那就像在“幸福岛”上一样。最多再添上一只鸡舍饲养的母鸡。
狄摩修斯：那好，这我们就不想拒绝了。
科学与教学的脱节
这样，人文主义者背离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职责：同大众的联系，以及科学与教学的结合。人类的文艺复兴肯定会长期地带来一种孤傲工作的成果。它的科学、观念和杰作，将为人类的进步提供给养，但在一开始那是个退步，是个倒退。甚至印刷术，在它普遍推广书写文化之前，一开始也是对思想传播的束缚。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优秀分子——独占了丰富的文化。别的人仅仅获得了经院哲学的只言片语，那是事前在大学里受过 教育的中世纪的教士和人文学科学者传给他们听的。极有可能，在反宗教改革时期才第一次出现一门艺术，它以也许是有争议的形式，但完全带有说教与布道的意图，尝试着使民众参与文化生活。
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当时绘画中描绘的正在工作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之间反差。一幅画中是个正在讲课的教授，被学生们围绕着，被许多长凳簇拥着，长凳上挤满了听众。另一幅画是个孤独的学者，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在这间宽敞的、陈设富丽的屋子里他有许多地方，他的思想就在其中自由翱翔。
这一边有学校的喧哗，大厅的尘土，以及面对共同工作的环境的漠不关心，然而——
那一边的一切都是美与享受
和谐，平静和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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