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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了戊辰年的最后一天，人们撕掉日历上的最后一页，从五内深处发出一声蓄压已久的重叹——“唉！总算过去了。这个倒霉的龙年！”十亿刚过完“本命年”的龙人那根始终绷紧的神经才被一把硕剪“咔嚓”剪断。 当然，1988年这个龙年在华夏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和每一个十二年就要轮回一次的龙年一样，井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之处，那条千年老龙乘风而来，在它无数驯服的臣民面前张牙舞爪，摇头摆尾，喷火吐雾，肆意发泄一番便逍遥而去，这老龙对它的臣民太熟悉，臣民对这条老龙也太熟悉，因此尽管这一年九州方圆风云迭起，气象万千，全体中国人在被震惊的同时依然默默地生息着，笑的还在笑，哭的还在哭；死的照样死，活着的照样活着。如果想用一双普通人的凡胎肉眼把1988年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事情都看清楚，恐怕是强人所难。因此，当我寻访了从这一年里生活过来的许许多多同胞手足，他们之中有： 在劫难逃的受难音 “从一而终”的老教授 忍无可忍的“杀父”人 丈夫与情人之间的女性 囊中丰盈的关外老汉 逍遥自在的个体户 灰色世界里的畸形赌爷 绿色国有森林里的疯狂暴徒 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叛逆 “大海”边茫然而立的老妪 现代迷信的痴情布道者 龚自珍式的爱国诗人 我对他们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他们值得更多的了解，中国人真是个伟大的群体，悲怨和喜悦没有明显的界限，愤怒和宽容可以混为一谈，清醒和麻木来得一样深沉，热望和忍耐又体现得一样厚重…… 这不愧是一个神圣得无以取代的民族。 一个永生而不死的民族。 离出事已经快一年了。 有勇气坐到她的对面，像平日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采访没有丈夫或其他亲人突然在一天就死去了的人，委实不是件易事。 田明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熬到四十岁，总算是熬到了一套房子。如今，那里头只住着妻子和十一岁的儿子。他一摆手就去了，在一月十八日那个黑咕隆咚的夜里，从天上一头扎进离重庆机场垂直距离只有五公里的一片稻田，这是他妻子谷声应对我说的。“一摆手”，这位常年出差跑外的丈夫和父亲，哪次离开家也没那么轻松然而明确地向妻儿摆过手。其实田明走的那天，我就感觉很不对，当天晚上连续梦见他两次，我们认识二十年，结婚十七年，这是我第一次在梦里见到他。 田明出事时，我们的儿子刚过完十一周岁生日，可那天，他在我眼里一下子就长大了，因为这个家以后他是惟一的男人了。下午二点我回到家，就那么直愣愣地对儿子说：“谷迁，你爸爸没有了，从此你是家里的男子汉了，还记不记得你爸爸走时对你说的要学真本事……” 孩子听我说完先打了个愣儿，接着猛然从我怀里挣脱出去，“哇”地一声开始大哭，像只疯了的小野兽一样在两间屋里来回蹿，把屋里的一切东西部翻得乱七八糟。他先翻出他爸爸临行前留给他的在重庆要住的地址，然后是爸爸曾经送给他的玩具、用品…… 看到我这头疯了一样的“小野兽”，我的心碎了。我才感到灭顶的灾害真真实实地来到了我面前。 田明不死，我不信邪，可田明的死，留下很多谜，由不得你不信。 贺小平是重庆总工会办公室副主任，他是田明的好朋友，事发后，他最早赶到现场，以后几天没合眼，后来他实在困得不行打了个盹，据他说只有几分钟，可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田明在现场旁边的一个小竹林边上出现了，穿着米黄色的派克服，绿色的隐花毛衣，一双黄色的旅游鞋，没系鞋带。边向他走边叫：小平，我来找你来了，说着，一只手还把衣襟往后撸。 小平怎么能说出田明那天的装束，一样也没说错？出事以后他根本没有见到田明啊！ 我在出事现场不知跑了多少时间，一件田明的遗物没发现，我绝望了。绝望中不知怎么突然想到小平曾讲过的梦里看见田明的那个小竹林，我立刻向竹林跑去，真不敢相信，就在小平描述的田明曾经站过的地方，我发现了两样我熟悉的东西，一只尼龙袜子，旁边还有一只，我扭身就大叫儿子：“谷迁！谷迁！来看这是不是你爸爸的！” 儿子跑过时脚下那个快呀，根本不像在坑洼不平的农田，他跑过来，一看这双袜子，“扑通”跪在了地上，哭叫着向我证明：“妈，没错！是我爸的！” 火化那天，“奇迹”再次出现。一·一八空难以后的几天，重庆一直大雾连连，阴云不开，可就在火化田明的那一个时刻，天晴了，雾散了，焚尸炉高大的烟囱把田明不灭的灵魂直直地送进光天之中（等火葬完毕，天又重新合上）。眼望着天空只开启了一瞬，又慢慢合了的口子，我心里得到了一丝慰藉，我竟在替不得复转的田明想，外国宗教当中好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天之说真不啻是对一个死者的最大安慰，当然这么想完以后，我更为自己感到悲哀，随着那一把火，我对于田明别的指望再也没有了，我只能用这无稽的异教邪说来为死者开脱、为活人宽解。 说到龙年老天爷要收入，过去我不理会，但仔细想想可不是嘛。1976年那个龙年，中国百废待兴，多么需要政治领袖，可老天爷收了朱、毛、周，三巨头一去，老百姓差点没把天哭塌。今年这个龙年，中国搞建设正是关口时刻，需要专家、学者、经济建设的各种人才，可回头看看哪天的报上没有讣告、那些名字多么熟悉：蒋南翔、陈曾固、叶圣陶、许涤新、庄希泉、沈从文、萧军、梁漱溟、马海德、钱昌照…… 我要诅咒这龙年，诅咒任何借了龙年的“屠刀”杀死了这许多人的不可抗拒的和本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事故“背景”。不公平啊！老天爷一边无情地收走像田明这样想干事业正干得起劲的壮汉，另一方面却让无数计划之外的龙子龙女降生，1988年全国没有户籍的“黑孩子”超过一百万，超生率已高达百分之三十，而由于劣生多育每千名新生婴儿当中就有十三个出生缺陷！这是上帝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别恩赐还是报复？说是恩赐，我们过去已经从这每十二年轮回一次的恩赐中得到了什么？说是报复，我们面对这也是十二年轮回一次的报复又有什么应付的办法呢？ 在中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眼里，如果说一九八八戊辰龙年神秘的天人感应使中国再度处于被上帝戏弄的尴尬境地的话，那么这一年灾害性的表现并不是嫩江、柳江铺天盖地的洪水，澜沧、唐古拉山高达六七级以上的频繁地震，不是四次严重列车颠覆，八次大大小小的飞机失事，也不是瘟疫、干旱、热浪，而是其他。 其中最突出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物价暴涨”。 红杏大爷并不是这次抢购风当中疯狂的抢购者，相反，他本是个什么事都想得开的人。三中全会以后，红杏大爷老是老了，身子骨还硬，笑声也还爽朗，孤身一人上山承包了大队的果园子，跟本队说好，每年上交五万元人民币，剩下的果子全是他的。几年下来，红杏大爷的土炕炕洞儿里装满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钱票子。 这一遭，红杏大爷又来沈阳看养女。临出门随便从炕洞儿里掏出一把票子揣在腰里，没有细数，大概也有千儿八百。回来的那天，想起山沟里的人托他买几双拖鞋，红杏大爷就提早半天从养女家出来，准备买了拖鞋再上汽车。他先到了太原街五交大厦，进去一看，好几层楼柜台前都是厚厚的一层人。他嘴里叨咕了一句：真奇怪！转身沿着墙边下楼，又拐进别的商店。谁知这里人更多，他还是一样找不到卖拖鞋的柜台。问问别人这算干啥子，一个小伙子怀里抱着刚买的电风扇：“抢啊，不快换成东西钱就白瞎了！” 听小伙子这么一说，红杏大爷才联想起这几天听她闺女晚上回家唠叨的，什么抢购风什么的。 红杏大爷站在百货大楼售货大厅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鼓鼓的腰际，钱还在那，可在那说不定比不在那更安全。要知道这些钱来得其实也不易呀，哪一张票子不是他贪黑起早修枝、剪叶、浇水、施肥，汗水里浸泡过的？就这么让他白瞎了？不能，自然不能！他也得去赶快把它换成什么东西，不管换什么，只要是摸着有形、听着有声，或能穿能使唤的物件，就比纸票子强！ 他这么想了，找了一个队就去排，买拖鞋的事早忘了。那是小东西，要抢自然不能抢这类玩艺，得抢个百八十元一个或更贵更值钱的东西。 很快红杏大爷靠近柜台了。售货员见他手里没事先攥着钱，似乎有点奇怪：“您老买不买？”“买”。“买几个？” 红杏大爷赶快从腰里往外掏钱。边掏才边想起来问：“这，卖的是啥？”售货姑娘显得不耐烦：“哎呀，闹了半天您还不知道卖的是啥，那到边上先想好了再买。快！下一个。” 红杏大爷有点生这丫头的气，但想想这丫头也没什么错。他赶忙说“俺买，俺是要买的。” “您买几个？快拿钱！” “那，那就先来五个吧！” 就这样，红杏大爷把五个装着日产吸尘器的长方形的硬纸盒扛上了长途汽车，又走了好一截的山路，才扛到家里，摆在自己藏着许多钱在炕洞儿里的土炕上…… 1988年6月，作为中国电视文化一个显著突破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被推出了。这是发生在戊辰龙年比台风海啸大水大火更使人心震撼的一件大事。它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心的一个系统化、形象化的表现。 我是把《河殇论》一书的编者、北京广播学院中年讲师崔文华当做忧国忧民的文化精英的一个代表进行采访的。没想到他却给我一个悖喻，他说，他从来部不去忧国忧民，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所谓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其实恰恰是传统社会非常腐朽的情感表现，现代社会不需要这玩意儿。 假如有一天，所有人都从个体出发，都是一个能够自救、自助、自强的个体，他们有权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爱好、向往，能够强有力地保护自己利益而不被任何专制力量无条件剥夺，这时候的社会才会充满了生机，就是说这种心态比忧国忧民要强一百倍还不止，是个无限的数量级，中国要想真正尽快走进现代社会，那么就得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有能力或起码有这种向往自救而不要别人来忧虑他们。 其实中国下层老百姓虽然口头上还希望有人去忧他们，但行动上他们已经凭直觉认识到怎样去自救了，听了崔文华的话，我感到耳目一新，然后我问他：“作为一个个体，你的自救意识是始于何时，现在的自救行为又是什么？” “由于我从小在极其封闭的农村长大，传统教育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很大，我身上依然有着很浓重的二重性，但我正在努力突破自己，赢得自救，比如，我是个教书匠，在广院我教大一学生的文艺理论课。我教给学生的东西，都是我想说的东西。然后我的自救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另外，我还走出书斋，参与社会，跟三教九流各色人打交道，什么事我都干，比如帮人家跑点生意、拉点关系，提供点商业信息什么的，不过每一次我都失败。现在我开始琢磨怎么自费出书。因为知识分子吃纸我想应该是一种比较妥当的方式。比如，我看上你写的一本什么书了，我就想办法去给你找书号，找印刷厂印刷，然后帮你发行，赚来钱咱们俩之间怎么开一下。” 我常想脑体倒挂一方面是体制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无能。 我所以不欣赏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口头上的忧国忧民，其实说到底，他们说的太多了，他们这也抱怨，那也抱怨，腔调跟九斤老太相像之极，就是不起来行动。甚至起来也找不到正确的行动，他们学着自己的老祖宗，也拼命怂恿年轻人克己忍让，无私奉献，却从没好好研究过这种精神究竟具有什么内涵。其实道理很简单，假如，一个社会对全体人都只讲无私奉献，正像老作家杨朔的《荔枝蜜》里提倡的那样，人人都成为工蜂光干活不要东西，死时也躲到离窝远远的地方去，免得污染环境。我们国家先进的知识分子几十年米就搞这种名堂，他们很真诚，很纯洁，他们从心里觉得这种精神太好了。然而就看不到，这样的鼓吹只能使社会上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丧失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而一旦社会大部分人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么势必会纵容一大批掠夺者和官僚。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英世世代代老是宣扬这种东西，岂不恰恰是帮了社会进步的倒忙？因此，这几年，中国知识分子还在高叫文化启蒙，依我看真正需要首先启蒙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自己，启蒙者自己都是蒙昧人，他怎么对别人启蒙呢？如果有一天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再用那种传统的腔调散布这些恰恰不能给我们民族以活力的文化信息时，这个社会倒要好得多。有时，我甚至感到知识分子自己在慢慢成为绊脚石。他们的牢骚、忧患还不如劳动阶层凭着直觉往前闯那样来得有力。 原载《报告文学》1989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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