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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 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于帽子的文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的，只剩下10余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己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的记录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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