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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在我国逐渐形成一种文化热。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研究相当热闹，而且主要是讲弘扬，很少讲批判，有的甚至认为只有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能“拯救世界”，还有的认为“西方不亮，东方亮，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又有人认为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而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则是精华，或主要是精华。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积累下来，并不断发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反复进行过思考，有些不同的意见。 一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确有不同。无论从理论上或从事实上看，传统文化要广泛得多。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无论是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其中确实是精华与糟粕杂陈。而传统文化中积累积淀下来的传统，固然有好的，但不好的或糟粕则更多些。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愈益严厉和专制主义的惯性，一直到后来还看到它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最为活跃。那正是社会大动荡的时候，旧的贵族势力衰弱，新的地方势力兴起。手工业、商业也有所发展。周天子虽仍然是“天下共主”，但诸侯国日益强大，逐鹿中原，争霸称雄，征战不已。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重视，“重士”、“征士”、“养士”成为一种风气，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对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自然界进行了新的观察探讨，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及史家等各种学派，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在许多方面是这些思想家所阐述的思想学说（加上从印度传来的佛学）的发挥，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或实学等，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学术理论等都有所发挥或发展。但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越到后来也越为缓慢，乃至成为八股教条而僵化，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特别是尊卑贵贱、君道臣节、专制主义尤为严重。 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很长。远在商代，君主就自称“余一人”，以示其独尊无二，其行政治民叫做“牧民”，周代君主称为“天子”，即天之子，“奉天承运”，管治兆民。春秋战国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如管仲说：“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独操也。”生杀予夺，贫富贵贱，皆操于君主之手，正是君主专制的体现。韩非则认为：“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又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治天下而征诸侯，以其威势也”。“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生杀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势，就可以稳固专制独裁。他还提倡中央集权，认为最理想的统治形式，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有深远的影响。 在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儒家主张仁政德治礼教，被称为“王道”。法家强调“不贵义而贵法”，“一断于法”、“以法为本”、“以法为教”，被称为“霸道”。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通互补的。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当然是肯定德政礼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称赞子产的“宽猛相济”。子产是郑国大臣，曾铸刑书，是法家。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子产病危，曾对其子说：“我死，子必为政。”告诉他为政当以“宽猛相济”。孔子得知后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所谓“猛”，即是严刑酷法，不惜民残的。“宽猛相济”，亦可谓德法互补、礼刑结合。这种传统的影响也很大，以后儒法结合即源于此。 秦始皇依据法家学说，厉行法制，富国强兵，削除六国，建立起中央专制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采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颁布严厉的刑法，建立起绝对皇权。他认为自己功盖华夏，超过历代君王，故不称王，而谦称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称自己是这个大帝国的皇帝，自称曰“朕”，朕即国家，并制定一套尊君和统御全国臣民的机构和制度。西汉初年，鉴于秦法繁苛，以致很快灭亡的教训，曾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但仍坚持了秦朝的法制原则。汉宣帝就曾对其太子（后为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以后各代的儒法互补、儒法结合、外儒内法等，实际上都是“宽猛相济”，“霸王道杂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传统。 二 在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传统也是相当长久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竞说，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影响吸收。然而就是在这时，也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如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 如果说孔子“攻乎异端”还不大具体，那么孟子“辟杨墨”就既具体，又狠毒了。孟子与当时的学派多有争论，尤其是排斥杨、墨，最为著名。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又说：“吾为此惧。闲（习也）先贤之道，拒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用这样的语言评论杨、墨，已经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宣判了！为使孔子之道“著”，就必须使杨朱之道“息”，真是“攻乎异端”，排除“邪说”了。谈到孟子的这些话，使我想起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批判，原来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随意戴帽子打棍子之事发生了，是有传统的。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后世影响很大，长期受到人们的称赞，是文化传统中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的。而“辟杨墨”则颇有文化专制的味道，也是应该注意的。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制，是个进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开端。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坑”与“尊”正相反，但君主统治的文化专制则是一样的。从汉代起，历代王朝实行的多是儒法结合，或曰“外儒内法”、“霸王杂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释道结合。但孔子的地位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以至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等称号，儒家被视为官学。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条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展。君主帝王虽然尊重儒学，但对经书中某些对君不尊的话，也是不能容忍的。如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豢养也），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任意践踏也），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后就很生气，命令删去。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也删去不少忌讳的东西。这都是文化专制的反映。 还有文字狱，尤为严重。统治者可以从秦议文书乃至诗词、书信中寻找某些词句任意歪曲，制造冤狱，杀头或流放。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汉代文字狱亦多，如汉宣帝时，杨恽、盖宽饶等“皆坐刺讥词为罪而诛”。汉元帝曾用儒士萧望之、周堪等为重臣，也由于外戚、宦官谮言而遇害，李固、李云等因上书上言而入狱被诛。隋炀帝是个暴君，诛杀尤多。唐代因进言惹怒被杀者亦不少，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李商隐、张说等，均曾入狱、流放，魏征死后也曾被夺去封号。宋代的寇准、欧阳修、秦观、黄庭坚、赵鼎等均曾被流放，或死狱中。苏轼因所谓“乌台诗案”入狱，流放黄州，后又因为反对王安石改革而流放海南，真是多才又多难！明代文字狱尤多。如朱元璋时，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其中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他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说成“秃子”等，认为是对他的讽刺，任意诛杀。清代康熙、雍正都以肃清“反清”思想为名，制造诸多文字狱。乾隆前期较缓和，以后又恢复文字狱，诛杀亦多。他们所镇压的既不是“复明”志士，也不是结党权臣，大多是一些士人。文字狱可说是文化专制中的一个恶劣传统，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 三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摆脱外国列强压迫和国内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时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民主民权、自由平等、进化论、人权说，进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并未能改变专制统治，专制主义可谓根深蒂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向青年陈述“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且明确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它热情宣扬民主和科学，宣传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进攻，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着重批判了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愚民说教、专制主义，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发现自我，追求真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呼唤广大国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但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个启蒙运动未能进行下去，而是很快转入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毛泽东就曾说过，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但是，那时还只是开始。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力气，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种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他还谈到，在我们党政机关存在的特权、家长制、官僚主义、以权代法、贪污腐败等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提出肃清封建主义传统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逐步贯彻实行。 在文化传统中当然有优秀的东西，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奋进、好学不倦、见利思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等等，理应继承发扬。但文化传统中决不都是优秀的好的，对那些消极的因素，我们要坚决批判。有批判才会有继承，否则，笼统地谈弘扬传统文化是不科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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