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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可救人 藏学家语透性理 佛门当造福 牧羊倌顿破尘埃 自古以来，人们对宗教有着一种特殊的心态，信佛者，以为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尤其在人生苦难中，茫茫无助时，万般无奈之中，便只有寻求宗教的庇护，以求得一份暂时的心灵的安宁。 本章讲的是两位身世不同，经历各异的“新三届”大学生。前者身为藏族子弟，受尽苦难，少年时于绝望之中，曾一度求助于佛经，乞渡人生苦旅；而另一位汉家后人，却在学业上，关注于佛学研究，成为一个献身佛学的奇人。 人与人不一样，对佛学的心仪与研究，也有各自的殊异。在此录下二人的人生经历，亦可供人一思。 他开始听起了佛经 50年代初出生的丹珠昂奔在不满40岁时就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并且是藏族最年轻的教授。在外人看来，他的前途也许是一帆风顺的，却不知，这位年轻的藏学专家却是经历过艰难的求学之路的。 丹珠昂奔是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人，他出生时，乡邻们都来祝福，对他母亲说，这孩子出生的那个时辰，我们看到有两道彩虹把这所房子围在里面，有祥瑞之气呵！他们说有这种吉兆的，不是大活佛转世，也是一方头人。他母亲心里也指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为有出息的人，便把儿子取名为丹珠昂奔，意为“心想事成，掌握千万权力”。 可是，在小丹珠的童年生活里，可很少有“心想事成”的机会。他的父亲小时候在蒙藏学校里读书，后来军阀马步芳扩军，父亲被强迫参加了马步芳的部队。此事便成了其父历史上的洗不清的污迹，1958年，青海、四川、甘肃的藏区发生了叛乱，后来清查叛乱搞扩大化，抓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有名望与影响的人，丹珠的父亲也被抓走了。 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被抓走后，他们这一家就遭了难。母亲因出身不好，过去家境富有，是牧主成份，自然也在被管制的队列中。家里只剩下4个孩子，最大的大哥才上小学，丹珠4岁，大妹不满3岁，还有才几个月的小妹。一家人怎么生存呢？大哥只好辍学，哭着拿起了放羊鞭，带着丹珠到通往泉儿沟的小路上放羊、放牛。他们哥俩成了家里的男子汉，除了干农活，还要挑水、拾柴，做家务活。他们吃得很差，穿的鞋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3年自然灾害使得丹珠一家更加遭难。村里人都被叫去大炼钢铁，原有的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得一干二净。草场荒了，牛羊一群群地饿死冻死。家里没吃的，也没喝的，丹珠的大妹妹就在饥饿中悲惨地死去了。 这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一个石膏矿里劳改，一起被抓走的许多人都因种种原因死去，他父亲凭着年轻力壮的身体和顽强的毅力才活了下来。1962年，这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一路要饭，回到家中。 父亲回来了，这一家人才有了一点活路。丹珠可以上学了。他带着青棵面饼子，走四五里山路去上学，感到生活真是十分美好，前途一片光明。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丹珠都是班里最刻苦用功的学生，每次都获“三好学生”称号。 但是，“文革”开始，他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学校乱起来了，他又没学可上了。他哭着回到家，重新拿起了放羊鞭，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圈。所谓“做圈”，就是赶着牛羊，到离家很远的草场上搭起一个小窝棚，白天晚上都住在那里，看管着牛羊。 幸好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又能上课了。东坪小学附设初中，学校的一位很看重他的老师来找丹珠，劝他去上初中。丹珠虽然很希望能上初中，却是犹豫再三。原因是，在那所学校不远的山坡上，正是关押着他父亲的牢房，每天都有民兵在那所房子外走来走去。 但最后读书的欲望还是战胜了屈辱与恐惧，丹珠仍然去上学了。他只是变得沉默寡言了，上课时他认真听，下了课便独自做作业，很少与同学们说话，脸上总是带着忧郁之色。同学中有同情他的，也有讥笑他的。 这是一段难以忍受的日子。丹珠每天早早地从家里带着吃的到山坡上给关在牢房里的父亲送去，然后再下坡上课。他每次都是低着头去，又低着头回来。因为他的出身不好，红卫兵组织就没有他的份，每次开“可教育好的子女”会时，都少不了叫他。他感到十分压抑，而这种压抑也使得他更加好强，在学习上更加勤奋努力，在班上考试总是得第一。 在这种背景下，少年丹珠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佛经是从小就听母亲和其他乡邻们吟熟于耳的，所以，他在苦闷时便以背诵经文解闷消愁。谁知有一天，他在课堂上轻吟佛经时，无意中出了一点声音，正好被连长（班主任）听见，就找他谈话，严肃地批评他。那时，正大搞破四旧立四新，读佛经是要挨批斗的。 不能读佛经，还能干什么呢？丹珠学完了学校布置的功课，完成了作业，在家里无事，便把家中珍藏着的《创业史》、《林海雪原》、《子夜》、《儒林外史》等书偷偷地找出来读，读得十分投入，十分入神，他从中得到了精神上安慰与解脱。然而，这种难得的读书日子也很快结束了，初中毕业，他就又无书可读了。 过了一段时间，忽听县里的高中要招生，他还不敢相信。有一天，有一个干部下来招生了，那人原是县里的教育局长，被打倒后才恢复工作，见了这位干部，丹珠才喜出望外地报了名，接着就去县城上高中了。 丹珠在县城里上学，得到了原在文化馆当馆长的大舅的支持。大舅还暗地里借出一些外国名著给他看，其中有《安娜·卡列尼娜》、《欧根·奥涅金》、《青年近卫军》、《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神曲》等。而对丹珠影响最大的还是另两本书，一本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还有一本却是没封面没扉页的半拉于书，直到上大学时，他才知道那是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集。这两本书丹珠一直带在身边好多年，有些章节他完全可以熟练地背诵出来。 读书的日子里，丹珠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家里还是那么穷，每月只有七八元的伙食费，一天三顿饭，早上一碗稀饭一个窝头，中午炒圆白菜，晚上一碗面条，就这样对付着吃。到了暑期，他还得去打工，帮人家干活，挣一点钱，凡十天下来，人晒黑了，累瘦了，攒下几十元钱，刚够交下学期学费的。到了寒假里，他得回家帮着家里砍柴、背柴。冬天天寒地冻，没有柴禾会冻死的。 读高中时的丹珠已有十七八岁，渐渐长大成人，懂得世事艰辛，人生苦情。他除了发愤读书，便是喜爱乐器，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样样都会。他还学会了作词和谱曲。有时，他什么也不做，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到茫茫无际的草原上，把自己沉浸在无边的苦思冥想之中。 两年的高中生活，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读书的道路似乎已完全堵绝了。接着上大学的念头想也不敢想。他回到了家，即与二哥一起去修路。那些日子里，他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天不亮就扛了一把铁锨出门，一直要干到天黑透了才能到家。这时候，他对生活差不多不抱什么希望了。 忽然有了一个对他来说不算坏的消息：县中学的几个城里来的教师走了，急需教数理化的教师，丹珠原先在学校的成绩特别好，数理化考分都在90分以上，那所学校的一些学生竟自动跑到丹珠这里来请教他。所以，中学的一位原先教过他的老师特意推荐了丹珠去充作一个民办教师。 丹珠先是当初中教师，每月15元钱，接着又上起了高中课程，工资提高到20元。他什么都得教，从语文、数学到音乐课，只要是缺门课，学校都会想到让他去顶。他这个高中毕业生担任了高中班的教学，实在是太累了。为了补充自己的能力，他开始自学大学课程。这段日子里，他对生活有了一点自信，看到自己的教学有了成绩，心里也有些甜滋滋的。这期间，他担任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还是学校革命领导小组成员。 但是，丹珠却还是一再地承受着过去多年给他的压力与打击。那几年每年都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他多想去上一回大学呵！他的许多同学都是经他的手推荐上大学的，但一旦丹珠要求去上大学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不行！ 还是那个原因：你的家庭社会关系不好。学校的领导和教育局的头表面上还很客气地说，你是我们学校的教学骨干，不能让你走了。可丹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资格”进入“工农兵”大学生的行列。有一回他实在气愤不过，就给县教育局长打电话，申请辞职，那位局长气势汹汹地说：“你辞什么职呵？是要辞共产党的职吗？” 一气之下，性格刚强的丹珠果真就辞去了教师职务，离开了那所学校，走进了海西草原的深处，投向了一个偏远荒凉的地方。那里是一个牧区，那里的人知道他是个教师，便非让他在一所小学里教书。 丹珠就在那儿再次当起了教师。草原牧区比他过去生活的地区更孤单，更寂寞难耐。丹珠在寒冷的冬季里，看着天冻得发青，看着雪把枯黄色的草原染成白色，狂风一次次地吹起号角，肆无忌惮地钻进他住的小土屋里，搅得他无法安睡。天太冷了，羊肉挂在屋子外面，一块块冻成了冰疙瘩。他只好每天拿斧头砍下一块羊肉，放在嘴里，用嘴里的热气把羊肉化软了，就这样生吃了填肚子。 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只能以酒浇愁，有时一醉就是一天。但他并不总是那样的。更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苦闷与期盼注入一迭迭的白纸上。他写小说，创作出了第一部处女作，中篇小说《云狮》，还有长诗《马雅雪莲》，就是在冬天的北风里一点点写成的。 那段日子里，他一边写作，一边想着，我这样苦苦地创作，写出来了，可以后又有谁会读我的小说和诗歌？我再怎么奋斗，也还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民办教师。他在作品里流露出自己的心音：肥美的草原呵，在我生活的希望里给予了什么？假如生活是美丽的，为什么我的生活的天地里却有这么多忧愁的流水，苦闷的山岗？ 后来，他曾在一篇小说《小银马》中，描写了当时的心态，“这一夜我做噩梦，梦见在一条河里游泳，突然窄窄一条河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海洋，我游呵游呵，怎么也游不到头，终于精疲力竭坠落水中。我死了，我的尸体赤裸裸飘在河面上，随波逐流。” 在这段艰难岁月中，惟一的欢乐，是每逢过年过节时，一些学生的家长便会来请他去做客。他们真诚地说：“丹珠老师，到我的穷窝里坐坐吧，没酒没肉，喝一口清茶，也是我们的心意呀！聪明的骏马是知道吃了哪里的草料长膘的。我的孩子都夸你教书教得好，工作负责，心地特好。” 他连续熬夜写作 丹珠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就这样一天天地度过去了。谁知，有一天，他突然听一个亲戚对他说：“丹珠，你知道吗，高考开始了，你快复习一下，准备考试吧。” 他一下就呆住了，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的那份考大学的心早就死了，过去学过的书本，有的也早已放弃了，底子几乎空落了，说起复习，就连书本也找不到了。他沮然想，就是考，也只是白考。 他对参加高考并没抱大希望，所以也没好好复习，只是临到要考试时，才找了几本残缺不全的课本看了几眼。而且在考试的前一天，他心情矛盾不已，竞喝了整整一夜的酒，快天亮时又昏昏地睡着了。 第二天，他醒来时已经很晚，酒意未尽地套了一件破藏袍，走到中学的考场，已经晚了15分钟了。他是最后一个走进考场的考生。 这天他的头脑一直昏昏然，考得怎么样，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记得作文时，他在文章里写了一首诗。 考完后，他自以为自己考得一塌糊涂，也不抱什么希望，心想就是考得再好，政治审查也不会通过的。于是，他就自顾自地回家过年去了。 很快过了正月十五，听说高考成绩下来了，他去西宁打听消息。丹珠的一个堂舅在西宁省委党校当副校长，他就去找那个堂舅。堂舅问了他的考试情况，安慰他说：“家庭情况不要过分担心。现在政策好了，你这样的人也能录取上大学的。我给你向招生办打听一下吧。” 这位堂舅给招生办打了一个电话，那儿的人让丹珠过去看看，丹珠就去了省招生办公室。 招生办的同志很热情地请他坐下，然后拿出一个很大像账本似的大本子，让丹珠自己翻着查找：“你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有，那就是有学校录取你了。” 丹珠忐忑不安地翻着那个大本子，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心里一阵阵地急跳。呵，他一下子站了起来：这上面果真有他的名字“丹珠昂奔”，录取学校是“中央民族学院”。 他傻乎乎地站着，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招生办的同志看着奇怪，说：“你怎么啦？这上面是不是没你的名字？有？那就是录取你上大学了嘛。” 丹珠还不相信似的问：“我真的是被录取了？这是真的吗？” 招生办的同志拍拍他的肩，“小伙子，这千真万确，上面有你的名字，录取在中央民族学院。你就开开心心地回去准备行李，到北京上大学吧。” 不知怎么的，丹珠一下就流出了眼泪，泪水哗哗如小河似地流个不停。他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忘了向招生办的同志告别，冲向大街。他在西宁那条宽畅的大街上独自走了很久。然后，就给母亲写一封信，告诉家人他被大学录取的好消息。 母亲接到儿子的来信，激动地拿着信，高举着，笑着，跌跌撞撞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一面高喊着：“乡亲们，你们听见了吗？我那苦命的儿子要上大学啦，他要去北京上大学了！” 丹珠回到了草原。他又一次喝醉了。这一次是因为过于兴奋，过于激动。他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骑上一匹黑骏马，任那马儿在草原上狂奔不止，他在马上大声地吼着叫着。很久很久，马儿累了，他也乏了。人与马都停住了。 丹珠跳下马，倒卧在雪地上，双手猛地插进雪地的黑地里，紧紧地攥着枯草根，禁不住大哭起来。他想到，自己终于要告别这苦难的岁月，从此有了奔向新的前程的大好时机。这时，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个人与社会是有着那么紧密的联系，也只是在这时候，他才深切地体会到，党的政策是可以救人的，可以救他这一批经历过许多磨难的年轻人，甚至是几代人。 还有最后的一道难关，等着他去度过。到了2月份，到北京上学的都已经坐上火车走了，唯独丹珠还走不成。他回到海西草原那个小学转关系时，那个大队的书记却卡着不放他走，不给开介绍信。 此事也有缘故。当初丹珠来这里时，书记要他当会计，他硬要当教师，所以就种下了怨气。书记手里捏着印把子，转关系得要他开介绍信呢。丹珠无法可想，只好去找公社的干部。他遇上了妇联主任，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心地很善良，听了丹珠的叙说，很同情他的遭遇，就骑上马去找那个书记，终于让那人给丹珠的介绍信上盖了公章。 这样，丹珠直到3月份才到北京报到。 走进大学校门时，丹珠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做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大学的助学金只有十几块钱，他没有申请补助，只靠着这点钱吃饭，还省下几块钱买一些自己的喜欢的书籍与杂志。放假时，他口袋里没钱，就不回家，留在学校里看书、写作。4年之中，他只回家一趟。 读书期间，他对创作十分投入，上大学的第二年，他把许多精力投入写作之中。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雨中的花瓣》和《丫丫和他的女儿》等7个短篇，另还发表了40多首诗。 丹珠热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熟悉本民族底层人民的生活，他写普通藏族百姓的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一个民族的心音。他为了写作，经常是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因表现出色，他被评为“三好”学生，还获得了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 大学毕业后，丹珠以其出色的成绩留在母校，进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较轻松，每星期只需去一天，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安排。对于丹珠来说，这真是莫大的幸事。 自毕业后的1982年至1990年的8年间，他为自己安排了这样的两条工作路线：创作与研究。这8年之中，他充分利用时间，要么出去考察，要么静心读书，要么潜心创作。 1983年7月，他去兰州开会，到了甘南藏区。他在与朋友的闲聊中，突然萌生以吐番历史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的念头。这种想法激发他阅读了大量的汉藏史籍和国外学者的学术专著。之后，他便着手写作这部小说。他花了整整3个月写成了初稿《第一座雪山》，后改名为《吐番史演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发表在河北的《神州传奇》杂志上，后又由花山出版社出版。 丹珠创作小说时，简直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他为了创作，吃饭睡觉都可以不管不顾。有一天，他熬夜写作一直到凌晨4点多钟，后来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可他早上7点多醒来后，又握笔写了起来。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忘了吃早饭，又忘了吃午饭，直到天又一次黑下来，他才把笔放下，摇摇晃晃地走到学校食堂去吃饭。他实在饿坏了，要了两碗面，吃了还觉得饿，又要一碗，吃下还觉得饿，就再要一碗，连吃了4大碗还饿……但等他站起来，头脑猛地一阵晕眩，就倒下了。医生对他说：“你这是脑动脉血管弹性减退症，以后再不能那样写作了，会送命的！” 丹珠的工作十分出色，他的才能得到了校方的肯定，1990年，他担任了藏学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3年，学院将藏学系和藏学研究所合并起来，丹珠担任了系主任一职。他成了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此时他还只有30几岁。 对于热爱写作与研究的丹珠来说，当系主任实在是个苦差事，因为他得做许多行政事务工作，这一向是他最犯怵的，上有榔头，下有拳头，作为系主任夹在中间很累。但丹珠也有自己的工作原则：一是不谋私利，不贪不占；二是办事公道，坚持原则，团结同志。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把藏学系工作干顺了。藏学系是中国第一个藏学系，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只有维也纳有一个东方语文化与藏学系，而且实力不如中央民族学院的强。丹珠把做好藏学系工作看得很重，他拿出创作那股激情做工作，从系的藏、英文名称、师资队伍的建设、课程设置到学科走向和发展规模等，都作了全面研究与调整，付出了大量的功夫与心血。 当了系主任以后，丹珠自’己大块写作的时间几乎没有了。他只能借夜间有限的空余时间写一点东西，做藏学研究。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写出《藏教与藏族文学》、《藏族文化散论》、《藏族神灵论》等3本学术专著。 这以后，他就专以藏学研究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丹珠被作为中国藏学家代表团成员到欧洲一些国家讲学；在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学术专著受到国外专家的注意，他的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介绍他的学术成就。这位中国年轻的藏学家成了一位藏学研究上的新星。 1993年，丹珠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藏族最年轻的教授。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开设了“藏学基础”、“藏族文化史”这两门课。成为专家教授的丹珠最近又被提升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 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行政事务工作也更多更繁琐了。但他一如既往地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有人对他说：“你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又是最年轻的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出过洋，讲过学，功成名就了，为何不休息休息，享受享受人生的快乐与轻松呢？” 丹珠回答说：“我认为学不可歇，歇则退；做不可歇，歇则疏，歇则无食；思不可歇，歇则废，歇则万事休。”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人生如大树，大忌为惰。少惰毁根，壮情毁茎，老情毁枝叶。人间有高峰，峰顶站几人，遍问攀登者，十有九勤奋。” 丹珠是从苦难与挣扎中挺过来的人。他现在虽以“最年轻”著称，但他心里更清楚，他真正年轻的时候，已经把世上干般苦情都尝尽，把世间诸理都识透悟透，现在他这个“新三届”的幸运儿，正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目的很清楚，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现在拼命干，为的是登上事业的高峰。 宣传把他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的人 身为藏族的丹珠昂奔，在苦难中曾想到向佛经救助，与他命运相似的另一个男人，出生在北京的汉族青年王志远，却从另一种途径，渐渐地走向了佛学研究。 王志远自幼爱好的是画画，这是受了其父的影响。他也下过乡，也是在草原上，不过他插队是在内蒙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后来他还曾以画入选过全国美术展。但他在考上大学后，却选择了中文系，后来，因一个特殊的原因，他竟迷上佛学，最后又以佛教事业为自己的最终归宿。 王志远生于1948年4月15日。他的家庭在北京也算得一个颇具传统色彩的中产阶级之家。他的父亲曾是一个私营企业家，有资产，同时也还是一个热爱书画的性情中人。他与许多大书画家有交情，如陆九禾、王雪涛、汪滇生、郭宪亚等。正因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王志远从小便喜爱书画，在少年时，还曾向王雪涛学过国画，向彭八百学过书法。就是这些自幼打下的基础。给了王志远后来插队时混饭吃的一种本领。 那时生孩子没有计划生育一说。他母亲很能生，居然接连生下他们兄弟姐妹11个之多，王志远排行老六。 童年时的王志远生活还不算坏，但是一到1957年，他父亲被划为右派，麻烦便来了。到了“文革”时期，曾为资本家的父亲便首当其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对象。抄家者把他家的所有书籍与字画都卷走，连王志远用自己零用钱买来的线装书也被一扫而空。 王志远想了个聪明的办法，把家里仅存的几幅字画藏在镶有毛主席像的镜框里，把毛主席像端端正正挂在正中墙上。他心想。这下可保险了，谁敢砸毛主席像呵？谁知，一群红卫兵闯了进来，大声说：“你们这种牛鬼蛇神家还配挂毛主席像？”竟把镜框抢走了！ 他的温暖和睦的家被革命风暴刮散了。父母被造反派强行遣返山东老家，要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北京的住房不再属于他门，财物一洗而光，房子被没收，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子弟四散亡命。 1966年9月，京城里的大革命正热火朝天地闹着，王志远却因无家可归，无路可投，带着16岁的妹妹和14岁的弟弟北上荒原，来到了内蒙古西乌珠穆沁草原，就在那个陌生的地方落了户。 他并不是因胸有豪壮之气，自愿“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走向荒原的。他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有一个不会时时遭受白眼和批斗的清静地方，才来到举目无亲的大草原上来的。 过了一年多后，忽然又有大批的年轻人，其中还包括一些抄过王志远家的红卫兵，也扛着铺盖卷，来到他插队的地方。王志远来时悄然无声，而这批学生来时，公社如迎贵客一般，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喊着口号前往迎接。 王志远好奇地去看了一眼，听到他们大谈“第一批”什么的，一些记者还准备拍照，抓新闻。他就走上去说，我也是插队的知青，我不是第一批，是零批的。我作为先行者，向第一批的知青同志们介绍一下这里的生活与劳动情况。 王志远一出声，公社干部们脸上不好过，怕他说出这里的实际苦情，赶紧把那些记者招呼开，又想法把王志远支走。 但不管怎么说，王志远确实称得上是最早插队到这儿的知青。有一回，他赶着羊群去放牧，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回不了自己的蒙古包，带的干粮也吃完了，只好走到附近的旗里，想弄点吃的。 不料，因为下大雪，旗里干部下不去，下面的情况也报不上来，旗里领导正在为本旗学毛选的知青代表犯愁，王志远“撞到枪口上’了，旗干部便对他说：盟里正在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咱旗的知青代表上不来，你就临时顶一下吧，救个急。 王志远一想，也好，去开会，有饭吃，有地方住，还能记工分，哪找这样的好事呵？就混进去当了一回学毛着的积极分子。开会得发言，王志远把自己来插队的情况实实在在说了一番。有个知青对他说：“看来你在这里挺安心的，与蒙古群众的关系也处得很不错，咱们盟里应该选上你去知青大会上去发言。” 王志远忙推却了，说：“我不想去说那些话。我知道凡是上台说那些豪言壮语的，不一定就达到什么高境界了，只是嘴里说说，为了一种形势需要罢了。” 当时就有一个挺出名的北京女知青代表不服气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觉得你比我们都高，应该让你去而不是让我去？” 王志远笑了笑，“你要知道，报纸上宣传的你已经不是现在坐在这里的你了，宣传把你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那种形态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做的，如果你不理解自己是个生活中的人，那你就是晕了。” 王志远对知青生活从来就没有过多的热情与幻想。但他的劳动与生活却较他人更为踏实，对前景也看得更为实际。他对自己成为一个牧羊人抱着达观的态度，虚心地向当地牧人学放牧经验；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他的这种吃苦耐劳的态度赢得了牧民的好评，虽说他是黑帮子弟，还是受到群众的信任，选他进了大队的领导班子。 也就是这时候，他年迈的父母突然被戴着帽子遣送到王志远插队的地方来了。这在其他知青中是不曾有过的事。因王志远刚进入大队领导班子，队里便征求他的意见，是留还是赶？ 这让王志远为难了。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似乎是不能让戴了黑帮帽子的父母留在这里，但是骨肉亲情更重呵。他做儿子的，在这种危难时刻怎么能把自己的父母推开不管呢。于是他说了一个字：留！ 因为他的父母留下了，他便兼有了知青与黑帮子女的双重身份，刚当上的大队干部也就当不成了，也不能当赤脚医生，不能当民办教师，唯一可干的只有放羊种草，干最苦最累的活。但他从不为此抱怨父母，也不多说一句气馁的话。 王志远对生活是热爱的。他认定自己只能在这里干一辈子，随着年龄增大，一个实际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他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应该找一个愿意与我一起生活的同路人，该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他这么想，还真这么做了。这年，王志远独自启程，回到北京。他打定主意，认真地挑一个爱人，带回到草原去，一起过日子。在那个年代里，像他这样带着浓厚浪漫色彩想法的知青，恐怕也不会多呢。 也是天遂人意。他回到北京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竟真的让他找到一个可心的爱人。他去看望母亲的一个老同事，那位正在住院的老人对王志远十分看重，自动地向他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并且用急电把在延安插队的女儿荫芳从黄河边上召了回来。 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荫芳后来说起来，她在中学时就听老师读过王志远的一篇作文，从此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也得知他去看望自己的父亲，认定王志远是个有情有才的男人，跟着他这样的男人过日子，她放心。 这次短暂的相亲只有7天时间，感情才刚刚燃起一丝火苗，女方的父亲就让他们结了婚，放心地让王志远把荫芳带到内蒙大草原去过日子了。 这对艰难中结成的小夫妻是那地方最早结婚的知青之一。他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两人相亲相爱，小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荫芳在当地当民办教师，王志远还做他的牧羊低两年后，他们有了新生一代。儿子的出生，给了他们欢乐与希望。 乡邻们对他们的孩子出生也十分关心，邻居张二嫂看着荫芳快生的沉重身子，关切地对王志远说，孩子快落生了，你得快找刘姥姥商量接生的事。刘姥姥有70多岁年纪，营子里的孩子全是她一手接下的。经过60年代的赤脚医生培训，刘姥姥成了“中西结合”的能手，只要哪里有召唤，需要她去接生，她就会迈着一双改造脚，顶风冒雨地去接生。 王志远听了张二嫂的话，没多想，便傻乎乎地急忙跑去找刘姥姥，说：“请您给我儿子接生。” 刘姥姥听了，以为马上要生了，急急抓起接生包就往外走。王志远才知她弄错了，忙改口说：“还没呢，二嫂说还有两三天才生。”刘姥姥笑得一屁股坐在炕上，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小子想儿子想疯啦？闹半天还差好几天，就让我老太太去接生呵？”这事成了王志远的一个笑话，那几天，村里人见了他就打趣：“喂，儿子生没生呵？” 过了三天，荫芳就要生产了。刘姥姥急忙冒着铺天盖地的白毛大雪赶到，吩咐王志远点上大烟袋，然后，开始对荫芳实施近乎原始的接生方式。 不管怎么说，刘姥姥到底是身经百战的老接生婆，没过多久，她便从容不迫地把本地知青的第一个后代给顺利接到了人世间。只听哇地一声哭喊，一个小生命便降临了。喜不自禁的刘姥姥正在低头看出生的孩子是男是女，那小家伙急呼呼地朝着这位老太太喷出生命之泉。 刘姥姥笑着拍了拍婴儿的小屁股说：“好小于，刚生下来就这么淘气，尿了我一身！”屋里屋外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开心地笑了。 王志远早就与荫芳商量定了，如果生个儿子，就给儿子取名为“今朝”。这个响亮的名字是他取自于毛主席的豪迈诗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取得此意，也算是十分有豪气的一个名字了。乡亲们听了，都说：“到底是北京来的有文化的人，取的名字就是不一般。” 得了儿子的王志远荫芳夫妇，受到了同营子的乡邻的热情支援，大嫂大婶们纷纷挎篮提筐地来看望，带来了鸡蛋、小米、红糖。奶豆腐等等，把他们的小屋里有限的一些坛坛罐罐都装得满满当当的。 还有那位热心的杨二嫂，曾一连串生下4个干金，分别是金花、改花、拦花、截花，就是没生下儿子。她听说才生下的小今朝没有奶吃，扔下8个月大的截花，就跑到荫芳这儿，把小今朝抱进怀里，就奶起了孩子。以后，只要她的奶于一涨，总是慌忙放下正在干的活，声称“儿子饿了”，赶到王志远家来，给他的儿子今朝喂起奶来。 这是一幅十分感人的情景：油灯下，一个蒙族大嫂安坐在炕上，一手托着北京知青的孩子，一手则轻抚着孩子轻软的头发，全身轻轻摇晃着，嘴里低哼着一支古老的蒙古族歌谣。这种情景让王志远久久不能忘怀。 过了几天，热情的张二嫂跑来与王志远夫妇谈一件事，说：“就让今朝认杨二嫂做干妈吧。”王志远夫妇一口答应了，这样好的干妈上哪儿找去？ 这地方的习俗是这样的：蒙族人认为孩子有了干娘，就能长命百岁，另外，谁家不生养，就抱个干儿子，第二年保证能生个儿子。杨二嫂喜欢今朝，也希望借着认干儿子的好兆头，给她带一个儿子来。 草原上拜干亲的风俗比较复杂，要儿子的父母扯六七尺红布，做成一条开裆裤，儿子的干娘穿上后，儿子从裤腰里进开裆里出，意思是干娘生过他一回。王志远是有知识的人，觉得这种风俗虽说有点可笑，但也得遵守，倒是两位二嫂照顾到他们知青的身份不一般，就没按这种风俗做。 真是好心得好报。过了一年多，认了今朝做干儿子的杨二嫂果然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兴奋不已的杨二哥特意赶到旗里来向王志远报此大喜，并执意要他给今朝的干弟弟取个响亮的名字。王志远想了想，便给取了“明朝”二字。杨二哥于是带着这个名字回去了。 一家三口都成了学生 从1966年至1972年，王志远做了六七年的牧羊倌，而后又凭着自己的一点绘画技术，到旗里的电影院画了几年电影广告画。那时候，他对回到北京已没多大指望，对上大学更不敢想。从70年代初，各地有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遇。王志远连问一声的勇气都没有。 他记得有一天，他到旗里给大队买农药，看到出身好的一些青年排着队走进考场，猝然感到心里一阵戚然难禁，忍不住对着空旷的天空，大吼了一声：“我要读书！”他没有流泪，而是把泪水流进了心底。 十几个年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儿子渐渐大了，会说话，会走路了，说的是北京话与当地土话混合的语言。王志远与荫芳似乎也就认定了，他们将与自己的后代一起，在这个茫茫大草原上永久地生活下去了。 然而，忽然有一天，阴沉的天空裂开了一道大缝，靛蓝的晴色出现在东方。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遍了大草原：恢复高考了！只要有才学有志向的青年人，一视同仁，都可以参加高考，择优录取。 王志远报名参加了高考，他以全盟第一名的高分考取了内蒙古大学。此时他已经是29岁的壮汉子。 他的画很不错，就在前不久还和朋友一起合作，创作了版画《阳光灿烂》，被选入全国美展。人家以为他一定会报考美院，但他没有。王志远有自知之明，他的那点美术水平只能如此，年纪大了，快30的人再从头学画已经太晚了。 他报的是中文系。他觉得自己在大草原生活了十几年，有许多事情终生难忘，他想用自己的笔把这段人生的艰难写出来。 1978年初，他走进了内蒙古大学。这年9月，他的儿子今朝走进了小学一年级，到年底，爱人荫芳也考上大学78级。这一年，王志远一家出了3个一年级学生！这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象征。 读中文系，王志远觉得很轻松好学。因为这些年来，他自学过一些。有一回，他发觉老师在开佛学课时，讲得很吃力，连基本的概念都讲得不太清楚。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找了一本佛学书看了起来。结果，他发觉佛学是一门十分有哲理的高深的学问，看着看着就入迷了。 到了大二时，他准备考研究生。但是考什么专业让他为难了。有一回，一个朋友对他说：“哎，这儿有个老师是研究佛学的，你既然那么喜欢佛学，还不如就跟他去读研究生算了。” 朋友的这句话好像拨亮了他心底的一盏灯似的，王志远一下子就认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决定要考佛学研究生。 朋友说的那位老师是内蒙古大学哲学系主任杜继文教授。当时杜教授正在办一个佛学研究生班。有心钻研佛学的王志远就时常跑去听佛学研究生班的专题课。他跟着学了两个多月，考了一回佛学专业课，居然得了90多分，不由得信心大增。 佛学是很讲究师承关系的。杜继文教授的老师是吕承，吕承的老师是欧阳静芜先生，而欧阳先生的前辈又是清末开创中国近代佛教的重要人物杨文惠先生。 有意思的是，杜教授专门开办了这个佛学研究生班，想从中挑出能继承他的学业的得意弟子，结果没有一个在毕业后继续走研究佛学的路，倒是王志远这个跑去听课的中文系学生，最终走向了佛学研究。 报考研究生时，王志远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他那时是校学生会的头儿，时常要编稿子，在广播里播音，所以他把播音室当成了自己的常住之处。有那么几个月他连日连夜在广播室看书写稿，很少有时间外出，就连刮胡子这件事也省略了。谁知，就为这个，他的研究生晚上了两年。 那时，因特殊时代的特殊规定，他们这些学生在大二以后就可以考研究生。王志远在1979年报考了研究生，考完后，他带着儿子去见导师。哪里想到，第二天导师就把他的名字从录取名单上划掉了。 导师是因为看到他的一把大胡子而心生不满，认为他这个学生留着大胡子，一定有不良的颓废倾向。 得知此因后，王志远后悔不迭。他报考研究生的志向没改。大学毕业后，中文系原要留他任教，但他执意要考研究生，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系的汉地佛教专业。 考了以后，王志远才得知，报考的学生不少，而录取名额只有一个。北京的老师特意到内蒙古大学来面试。听到老师要来的消息，王志远什么话也不说，急急忙忙就去了理发室。 结果北京来的老师们坐在系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学生来，就有点奇怪，问了，知道是上理发室了，就更奇怪了，怎么临到要面试还要上理发室？ 系里的老师们向北京来的老师介绍王志远的情况，说他这好那好的。北京老师就问：“你们说了快一个小时，都是谈得他的优点，怎么也不谈点缺点？他这个人就好得没一点缺点吗？” 这时，王志远从理发室匆匆赶来，脸面修理得很干净。他遇到系主任，听系主任说北京老师们提出的疑问，就对系主任说：“那么你就说，这个学生最大的缺点就是卫生工作不太好，比如不爱刮脸。” 系主任很高兴总算找到了一条缺点，便与王志远一起走进办公室，对北京的老师们讲了王志远的缺点，也顺带讲了王志远没刮胡子晚上两年研究生的故事。 北京的老师们听了都大笑起来，说：“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在两年前就听说了。不过看来他知错能改，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嘛，我们一来，他就去刮脸。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缺点。” 就这样，王志远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汉地佛教专业唯一的一名研究生。他如愿以偿，正式转向了佛学研究。他的导师是任继愈教授。这位任先生与内蒙古大学的杜继文先生属两个不同的师承关系。任先生的老师是汤用彤，也是近代以来研究佛教史的权威。幸运的王志远受到了两个佛教系统导师的教诲。 3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不知不觉过去了。青灯苦读是为了在佛学上有所造诣，有所成就。王志远毕业后，走进了北京大学，在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做教学工作。他的课是兼的，但教得很累，课时很多。 后来，中国佛学院又请他去做兼课教授。这是在1990年，他本来答应只讲一个学期的，但后来觉得给和尚们讲课很有意思，就乐意再讲下去。这样几年下来，全国许多寺庙的和尚，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每到一个寺庙，那儿的和尚都对他恭恭敬敬，拜为上宾。甚至连王志远的一些朋友也沾了光。只要说是王志远的朋友，不论进哪个寺庙，都可以得到上宾的款待，烧香连香火钱都可以免了。 他还要办佛都大学 王志远在佛学上作过很深的研究，出版了学术专著《宋初天台佛学窥豹》。他走向佛学研究，正是中国的佛学研究重新起动之时，许多承上启下的工作亟需年轻的佛学工作者去做。 王志远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看到上一辈的知识分子有的已垂垂老矣，花费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研究专著出版十分困难，还得仰人鼻息。他就想，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把主动权抓过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佛学研究成果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于是，王志远便暂时放弃了研究，主编起一套《宗教文化丛书》。他按三个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专著系列、译著系列和普及系列。他在筹办时干得很累。一个人既做主编，又做出版人，自筹经费，出版社给书号，一切都是合法的手续。这样使出版社没有经济负担，他们也能出得更快更多一些。 然而，要出好书却有许多的难处。几年下来，王志远硬是顶着种种困难干，为此而犯愁，与人磨嘴皮，跟人家赔笑脸，因为劳累，他见老多了，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 但他的劳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效。7年下来，他主编的《宗教文化丛书》陆续出版了50多种，平均每年可以七八本的数目面世，速度虽说不算很快，但毕竟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出来的，已很不容易了。 有好几次，王志远因工作实在太难而想打退堂鼓，不再往下出书了。但他是个硬汉子，既下了决心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做好。他当年说过要出齐100本书的，他想无论怎么样也要出齐它。他计划在本世纪末，把这个心愿了结。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王志远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新世纪将使人们重新抖落种种历史灰尘，经历了现代文明阐释的世纪宗教的世纪，是在物质文明成功推进基础上从罪恶之渊中爬上来，向人固有之的善良本性方向复归的世纪。 王志远认定，许多人总是经过一生奋斗，老来皈依宗教，那并不是消沉，而是成熟中的冷静，那是只有经历过之后才有的觉悟。如果21世纪人类能成熟一点，或许能放弃战争与暴力，走向觉悟与和平。那正是宗教文化千百年来所企盼的归途。 1992年底，在出版宗教书籍上闯出一条路子的王志远受到了我国宗教界元老赵朴初的青睐。赵要求王志远能去主编《中国佛学文化》杂志。王志远欣然接受。他有言在先：就干3年，干得好就干，干得不好就走人。 编这份宗教杂志可是个苦差事。这原是一个内部刊物，一年只印2000多本，到处分送，最后也还有100多本没法送走。所以王志远刚接手时，人家问他，你准备印多少本？他伸出一个手，人家问是不是印5000本？他说不，我要印5万本。 对方吓了一跳，劝他不要一下子印那么多，万一亏损太大，会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的。劝他最多只能印2万本。王志远摇摇头说：“不，我就要印5万本，只怕还不够呢。” 果然，他印了杂志后，向全国所有的新华书店，每家寄去7本，这样就差不多寄走了4万本，然后又加印了2万本，所以这一期就印了7万本。这一试销，竟让他打开了销路，征订数一下子升到了1万多本，让邮局都感到不可理解了。 任主编这3年中，王志远从组稿到发稿，从校对到发行，都是自己动手干，十分辛苦。有人劝他，当主编一般都是动嘴不动手，没他这样干的。他说：“只要我在这里干，就得每期的每个字都看过去，如果我不干了，出现错别字我可以原谅别人，但我当主编出现错别字，我不能原谅自己。” 他在3年中只向上要了3万元起动费，后来都是自己向别处借来的。到了第三年，杂志发行到了3万份，成为佛教界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不仅经费自给有余，还把原先欠下的债都还了。 3年到期，王志远便坚决辞职了。他有自己的想法，还想干自己更想干的事。他想自己办学，做一个启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他先是创办了一个“幽州书屋”，而后改名为“幽州书院”，请了著名学者舒乙出任院长，他则做一个实干的讲学者。他们的合作很不错。 这个书院在中国也算得一种文化特色，每个星期天办“星期义学”，不收费，面向公众做义务讲学。一开始，王志远设了文、史。哲、艺术、经济5个大门类，这5门课几乎概括了社会的全部知识内涵。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太合适，面过于广，反而会缺乏特色，就转向专门讲授传统文化，开设清朝系列、明史系列、北京文化系列等。 搞义学没有收费，经济来源很少，所以书院给老师的讲课费就特别少，几十元一次，就是像侯仁之、戴逸那样的大学者，也就这么点钱，而且他们还不肯收，说真要给他，给1000块钱，他们还不想去呢！舒乙先生引用其父老舍先生的话，感慨地对王志远说：“偏偏就有这么一帮子‘傻子’，在这里干着这般‘傻事’。” 幽州书院办得红火起来，名声在外，内部的经济情况却是很窘迫。国家不给一分钱，教委方面还要收督导费。督导费是要收取你收费的3％，可他们实在是没有收一分钱的费用呵。交涉了好几回，才把这份督导费给免了。 幽州书院办起多年，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有过上百上干的学员，学员中有作家、高级知识分子、工人和干部，也有小学生，有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一直学到去世。也有的学员来上学听课，一早五六点钟就拄着拐杖出门，为的是听九点多钟的那堂课。多年来听课人数多达数万人。 王志远还有两个具体的奋斗目标：其一是到陕西省法门寺建一座中华佛教文化城。他要把这座占地3000亩的文化城办成一个可把佛教的历史和知识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作全面展示的大舞台。 这是一个空前规模的大项目。王志远从1992年就着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1993年申报国家专利，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是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经过3年的努力，最近已获陕西省立项，即将全面展开这项伟大的工程。 建造一座佛教文化城的投资起码要十几个亿，对一介书生的王志远来说，这是他毕生的一件大事业。赵朴初先生看了他的规划后，非常激动，对王志远说：“这个计划，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辉煌的梦想，我希望这个梦想变成事实，在中国大地上建起佛教城，希望大家都来做好这件事。” 王志远的另一件大事业，便是创办一所佛教大学，也想把它设立在法门寺。这件事已经得到陕西省教委的高度重视，并要王志远去当校长。王志远已经接受了这二工作，还是他当年办《中国佛教文化》时的那句话：干不好，我随时走人，干好了，一到期满我就辞职。 时光过得很快，作为一个老知青，作为一个77级的新生，王志远从大城市走向大草原，又从大草原走向大学校门，再从大学回返大社会，经历了许多，积累了许多知识和人生经验。他干成了不少自己想干的事，时光也渐渐磨去了他的青春岁月。不再年轻的王志远现在更觉得时间的宝贵，而对于浮名与利禄，他已看得很淡。他对人说：我现在只有一颗平常心，该做什么事，就随缘而做。我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做一点承前启后、造福人间的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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