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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文科第一名获得者唯一享受 马捷莎，北京市“老三届”高中生，1968年去黑龙江北大荒，在生产建设兵团中当一名兵团战士。她做过各种活儿，喂猪、伐木。种地、售货、教书，还进医院当过护理员。 1974年，她被招工回北京当了一名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时，这位始终靠自己努力奋斗、又长得一表人才的高级干部子女，以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入学时，她已经是30岁的已婚妇女了。 马捷莎也有自己的爱情生活。当初，她谢绝了几个科研人员和高干子弟的追求，同从外地插队回来不久的代课教师张大也结婚了。说来真有些寒酸，结婚时，她连件新衣服都没有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几百元钱全部拿出来，替婆婆家还了债。 出于对丈夫的爱，从小娇生惯养的她，十分敬重清贫持家的婆婆。她的公公是位烈士，早年在日本留学，学业结束，老人谢绝了海外朋友的邀请，回到祖国，后来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婆婆从26岁开始守寡，拉扯着一儿一女，最难的时候，家里连咸菜都买不起，只得喝撒了盐的粥。可是，老人家从来不向组织上伸手要补助。婆婆的善良，大也的刻苦忠厚，加之捷莎的挚爱，使这个家庭很和睦。可是，家庭的问题远远不是这般简单的。 同在1977年，张大也考上了大学。一上学，当代课教师的他自然也就断了经济来源，捷莎的42元工资加上婆婆的50元收入，就是全家的全部生活费。这笔钱，不仅要负担大也的生活，还要负担插队回来待业的大也的妹妹。为了不失掉上大学的机会，捷莎噙着泪，去医院把肚子里已有3个月的胎儿打掉了…… 上学后，每顿饭她只敢吃半个菜，有时，把同学们挑给她的肥肉片回锅加上素菜炒炒，就是绝妙的好菜了。她舍不得看一场电影，舍不得吃一口零食，最奢侈的一次是在夏天，她在大家的劝说下，狠狠心，花了2元多钱，买块便宜花布，给她自己做了一条裙子，这是她几年大学生活中唯一一次做女人的享受！ 但是，尽管读大学这么苦，她却还是对读书着了迷，甚至有了“野心”。她终于支支吾吾地告诉丈夫大也，她准备攻读硕士学位！ 大也听了她的计划，默然不语，然后给她细细一算：“捷莎，你大学毕业，然后再读硕士，等你再读完二年硕士，得到硕士学位，那时你都已经37岁。” 捷莎点点头：“我知道，那不是还不到40吗？” 她终于还是考了研究生。哪料，她在这时却怀孕了。 一件很简单的事，在捷莎身上却变得复杂了。她怀孕后，头晕、厌食、呕吐，血压长期在190和200之间徘徊。她的腿脚奇肿，穿着男人们40号的大鞋，还系不上带子。这是严重的妊娠中毒！她默默地忍受着，按部就班地坚持听课。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可她还得听课，还得做作业，还得考试…… 一天上课时，她的肚子忽然痛得难受，她强忍了两节课，脸上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几乎要昏倒了，同学与老师看到了，都劝她快去医院。课后，她艰难地骑着自行车到医院去检查，医生愤愤地教训起她来：“你怎么搞的，都这样了，你还去听课、念书，念书就不要命啦！” 为了保障母体的安全，医生给她做了剖腹手术。 在产房的手术台上，她苦苦哀求医生“顺便”给她做绝育手术。但医生没有听她的请求，不敢那样做，谁敢保证那小小的早产儿会一切顺利呢？ 捷莎给这个小小的女儿起名叫难难。 8个月就匆匆来到人世间的小难难骨瘦如柴，额头奇凸，罗圈儿腿，哭声弱得像只刚降生的小猫儿，可酣声却又像个壮汉子！她得了一种怪病——小儿先天喉喘鸣。医生讲，这种患病婴儿长大以后，呆子、傻子居多。 抱着怀中那条可怜的小生命，捷莎伤心极了。这是她的骨肉，她一定精心侍弄她，爱护她。但婆婆却不这样，每天下班回来，亲手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给早产的孙女难难“恶治”： 冬天，屋子里虽然点着炉子，可一张嘴还能见着呵气，老人家居然只给小难难穿条很单薄的小棉裤，娃娃的脸儿手儿冻得发紫！腿儿弯么，简单得很，用宽布带子紧紧勒上，天啊，孩子那几根细细的小骨头！老人也从不把商店里时髦的“精”呀“素”的放在眼里，很早就开始给小难难喂玉米面糊糊了。 捷莎看得心疼，却不能劝阻婆婆的做法，她只能按婆婆的意思，停止对难难的护理，还去专心读她的书，去学校“打硬仗”。产假的一个月后，她就返回学校上课了。 可每当放下书本，她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可怜巴巴的小生命，难难，她的孩子实在太弱小了，弱得让当妈妈的一想起她来就哭 实在耐不住了，捷莎只得眼泪汪汪地向同宿舍的女伴儿们哭诉，大家陪着她抹抹眼泪，然后说：“不管你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最终，你马捷莎还必须得直面人生。如果你认为自己最初的选择没有错的话，那么，就应该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尽管这条路很苦……” 多怪，就在捷莎在绵绵思念中苦读的时候，小难难居然奇迹般地被奶奶“治”好了！她的腿直了，御寒能力极强，很少生病。捷莎突然顿悟人生真谛：小小的婴儿能生存，都需要巨大的强度和力度的刺激，那么当母亲又在上大学的你，就更能坚持下去了！ 既然医生说难难的病是因缺钙而造成的，那么就让她到大自然中补钙去吧。为此，捷莎领着不到1岁半的小女儿学游泳，为的是让她享受日光浴。时间对这位母亲来说，实在是太紧张了。课后，她连饭都顾不得吃，顶着烈日骑车回家，带孩子在水里游一阵，又骑车返回学校继续学习。 难难3岁，母亲又把她送进滑冰班。这个班要求孩子每天训练2次，捷莎和丈夫不论多忙，课余一定轮流回家，陪女儿训练。 小难难是很争气的，1岁半能自己爬上景山公园的山，3岁半时，在大人的帮助下，爬上了香山的“鬼见愁”，6岁时候，已经能算两位数以内的竖式。她成了一个聪明、挺拔、健康、漂亮和正常孩子。 可是，为之付出巨大辛劳的捷莎却显得有些苍老了。 那些年的日子，她是怎样苦熬过来的啊！ 生完难难，为了给家里省些钱，她整整两年多没有吃一个鸡蛋。为了生活，也为了事业，她在自己窄窄的肩膀上同时压下了好几副重担。 她给女儿设计了未来的图画，希望她成为一个学有专长，有奋斗精神，有业余爱好的知识女性。她在自己的紧张学习生活中，还要给孩子开发智力，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北京市的第一流幼儿园，她曾半夜就起来，为孩子排队报名。平时，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进行1小时的辅导。 在托儿所的小难难，曾经因为一直穿着用捷莎的旧衣服改的衣裳而被阿姨们指责和冷落过，孩子大了，上了一所对外开放的幼儿园，她的开销和年龄一样，成正比地增长着：买双冰鞋30多元，买件衣服10多元，孩子还在上美术班，孩子平时还很爱看书…… 这一切，在一般的家庭看来，都是力所能及的，而在这户人家做起来，就难了。 为了孩子，捷莎开始在业余大学兼课。当时的大学还没有提倡勤工俭学，一贯循规蹈矩的捷莎为了生活与女儿，她顾不得这些了。一度，她同时在两处兼课，其中，一所学校在北京城东的工业区，一处却在繁华的西单附近，而她住校的北京师范大学则是在北京的城北。最紧张的时候，学校的课，两边授课时间挤在一天，她从中午12时一直忙到晚上8点，为了赶路挤公共汽车，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在一个公共汽车站，她竟眼巴巴地看着过了16辆车，都没能上去，她太累了，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了…… 捷莎在婚后漫长的7年时间里，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原因简单得很——没有房子。 最初这对夫妇挤在婆婆家。那家在一个大杂院，住房面积总共20平方米，中间打个纸隔断，算是两间。可是，家里还有其他人，大也的表弟表妹一直寄居在此，刚从外地落实政策回京的亲戚，因为没有房子，也在这儿搭宿。 以后，马捷莎生了孩子，为了孩子有时还得请保姆，加上在这里休产假的大也妹妹母子俩，小屋人了兴旺时，高达10口！晚上睡觉要拼板子，睡下去，谁也不能动窝儿了。 这样算起来，住集体宿舍的马捷莎还算很幸运的，至少在大学里还有张能把四肢伸展开的床呀！ 可是，宿舍毕竟是集体的，小小面积，有7位女同胞，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捷莎偏偏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苦透了。 那年奇热，北京所有单位都缩短了工作时间。可捷莎他们要在酷热中完成毕业论文，要参加6门功课的毕业考试，7个女士中有5个还要考研究生！几个女大学生，有早晨5点来钟起床，善于晨读的；有惯于熬通宵到凌晨两三点的。可怜的捷莎听到一点儿响声就无法入睡，睡去又常被同伴们无意间碰撞东西的声音惊醒。后来，她考上了研究生，宿舍不那么紧张了，可整个楼道住的“秀才”们又都是惯于熬夜的…… 多少次，在睡梦中，她梦见了自己有了一间小房子。小房子里她的丈夫，还有小难难……她只能对自己的同学讲这些，剩下的就不好意思说了：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有时她很想丈夫，想他的有力的搂抱，还有…… 相思最苦。尤其在失眠的时候，想起了他多少好处：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挺着大肚子的她仍固执地要骑自行车到学校听课。那是个星期一，路上人很多，一路上骑车摔跤的人不断，捷莎却平平安安，因为，有大也护送。送完了她，大也再折回自己学校听课无疑是要迟到的，可他没有半句怨言，只是宽厚地报之一笑。 在假期，学校的集体宿舍好不容易静下来了，大也总是专程来给她送一顿饭：要么是热腾腾的饺子，有时是西红柿炒鸡蛋，听人说甲鱼补脑，有一次，他竟端着一小锅热气腾腾的甲鱼来了…… 是的，睡在集体宿舍小小的床上，想着自己的丈夫，就觉得连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亲切的。她需要他，无论多忙多紧张，体力多不济，只要他在身边，就有了依托，她就有力量。然而，这个要求可望不可及…… 当然，想归想，读书还是一点也不会放松，最后她还是战胜了艰难。一个真正优秀的知识妇女的毅力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人与动物根本的不同点，就是不仅能适应客观环境，而且能够改造和战胜周围的环境和困难；人活着么，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克服事业和生活的困难。 最艰难的时候已过去了，苦读成才的马捷莎有了学问，也有了房子，有了美好的家庭，现在可以扎扎实实地为祖国做事情。留校任教的马捷莎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她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年，她已出版了20余部书，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前不久，她在学校开了《家庭伦理学》选修课，深受欢迎，居然有些外校学生也赶来旁听。 还有那个在艰难之中出生的孩子难难，现在也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大姑娘了，品貌学业皆好，在她的户口上的名字是“楠”，楠木，是常绿的乔木，木材很坚固，是贵重的建筑材料。 从“老三届”走向“新三届”大学生的一种共性 现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主编的林双川，也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这位归侨后代有机会在恢复高考的年代，与其哥哥一同考上厦门大学，至今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林双川是福建人，历史上福建人出外谋生的很多。林双川在“文革”期间中学毕业后回到乡间，进了一个华侨农场做了农场工人。在恢复高考时，他与同在一个农场做工的哥哥商量，是不是一起赴考？ 那年头，“左”的影响还很大，他们哥俩的身份背景可不那么可靠，有海外关系这一条，过去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放进档案的。他们哥俩后来小心翼翼地去报名，好像并没有人挡着不让他们一起报考。接着，他们就去考试了。他们这个农场有一万多人，其中百余人参加了高考，结果考取的仅他们俩人。 这样的结果让林双川大为吃惊，他不是喜出望外，而是担心。一向没有这样的事的，他们这样的家庭有问题的人，哪能有这样的好事，能去上大学？ 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全农场只有他们考取，最后也让他们一起去上大学了，谁也没有拦着。从这件事上，林双川觉得，改革开放最了不起的一个思想成果，就是通过公开竞争选拔人才。 林双川对校园生活有着美好的回忆。他记得第一次看到厦门大学那块白底黑字校牌时，顿时有一种天上人间，恍若隔世的晕眩感。就是已经入学，在厦门大学校园里生活了两三个月后，他每天仍然处在一种难以遏止的梦幻感之中，总还不相信自己已经真正地成了一名大学生。 林双川读中文系。在厦门大学中文系里，可说是高材生汇聚，笔杆子众多。单是他们这几十个学生聚在一起，说起个人生活经历，几乎每个人都足以编汇一大本故事集。其中有的还有不小的成绩，有的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编辑，有人写过有分量的诗歌评论，还有地区级的先进教师。林双川对照他人，觉得自己的经历算是很简单无奇的。 那时大学里的思想特别活跃，每天都有各种论题的演讲和学术报告，请来各方人士和权威来作演讲，开讨论会。整所大学处于一种空前活跃的开放状态之中。 因为有这种前提条件，林双川就觉得在这种学习环境中，时时处于一种无形的竞争压力之下。他的学习条件不算差，至少与一些已经有了孩子的大龄同学相比，他的时间与精力要优越多了。 在他的班里，大家不论从哪里考上来，不论是年纪稍大的，还是才十几岁的，大家都十分珍惜这份读书时光，他们互不相让，又团结友爱。许多同学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读英语，到五点钟又自动组织做起了早操，然后就开始上课，或是趁着图书馆开门之初去抢个座位。一天课上下来，到一了晚上，还要自学，直到深夜十二点才关灯，有人还打着手电看书。 林双川对一个同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位由贫困的仙由县来的同学，大学的四年时间里，居然连近在咫尺的鼓浪屿都没去玩一趟。就是这位刻苦用功的同学，后来考上了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然后又考上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名下做论文。 林双川与他的同学都把读书看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少听一节课都是不堪设想的事，对考试更是慎重其事，认真得就像小学生似的，考了90分还不满足，还耿耿于怀别人的92分或是94分。 他们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大哥已有34岁，在考试的那几天，因夜深后宿舍里熄灯不能看书，就悄悄地捧了书本到室外的路灯下复习，夏天的蚊子多，叮咬得他身上一块块的小包，但他连拍打的功夫都没有，一直要复习到一两点钟。他对林双川说，我年龄大点，理该考好一些，但现在记性不好，就得多花功夫多吃苦。 其他同学也大多如此，林双川看到有的同学天不亮就起来，跑到海滩边去背英语单词，到走道上轻轻地一边走着，一边默默地记着课文。这种种场景在大学校园里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尽管老师们多次劝说，让大家不要太拼命，要注意劳逸结合，但很少有人会遵从。 多年以后，林双川回顾自己和同学们走过的那几年大学之路，觉得那时拼了命地读书，考高分，并非单纯地为了争得分数的高低，而是尽可能地想把自己的求知心表达出来，为了学得更多更扎实的知识。 林双川在四年大学时光，把校图书馆里能找得到的外国文学名著、中国的先秦文学、历代小说散文、现代文学名著等，都读过了。那时有的书还没有正式开禁，譬如沈从文的小说，还有巴老曹，再如《金瓶梅》等等，他都千方百计地找来看过，研究一番。 那时的大学生，虽说年纪偏大，却还带有“文革”时期留下的一些“遗风”，譬如许多男女学生之间还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不要说谈恋爱，就连正常的学生间交往都不太敢，男女见面不好意思说话。 那时他班上有一位从内地来的男生，四年里竟没跟一个女生说过一句话，临到毕业时，班里的一个女生主动与他握手告别，他一时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过后他对林双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的学生除了渴求新知这个唯一的愿望，在衣食住行方面还不讲究，不看重，社会上也刚刚开始活跃起来，所以，校园里有一天，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穿起一条连衣裙，立即成为全校的大新闻，引得各班男女同学都涌到那个女生宿舍前去观望欣赏。 林双川在大学读了两年书，身上还是旧军装、绿胶鞋，到了大二，他才狠心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双皮鞋。学生宿舍又小又挤，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高低铺上要睡七八个学生。可是大家都是为了读书来的，挤就挤点，谁也不会为了睡上铺还是下铺闹意见。每个人的行李只不过是在硬板床上铺一张草席，倒下就可以睡。林双川等大学毕业，分配进北京工作时，才听说过世上还有“被褥”、“床单”这些奢侈品，才意识到自己在文学上知识丰富，可是在生活上的知识却很贫乏。 厦门大学为生活上最能吃苦的“新三届”大学生每人每月发给21块钱的奖学金，这点钱能让他们吃过用过，还能买书，林双川每天的伙食是一顿饭买5分钱咸菜，能下饭就行了。这是在农场劳动养成的“良好习惯”。剩下的钱，他多用于学习上，除了买书必须的钱，最奢侈的消费就是看电影。看电影是中文系的课外必修课。但也不是什么电影都看得起，得先细细地算一番，看第一场电影最贵，不如等高潮过后，票价降下来，再去看会便宜一点…… 走上工作岗位后，林双川在事业上大有成就，十年后他重返自己的母校，参加了一次校庆活动。他看到九十年代的厦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翩然如怡，如草地上的美丽鲜花与翻飞的蝴蝶，成双成对，那么富有诗意地占据着他们当年曾经苦苦背诵英语单词的走道上、小径边，感觉真是恍若隔世呵！ 林双川并不为自己当年的苦行僧式的大学生活而感到自卑，他觉得那时的收获是巨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至今他还为当时刻苦求学的劲头而感自豪，并且至今仍能保持当年那么一股为学习而不顾一切困难的毅力。 他认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共同点，那就是十分务实，工作上肯干，不好高骛远。科学与理智是从“老三届”走向“新三届”大学生的一种共性。 林双川后来与一位同他相似经历的“新三届”女大学生相爱结婚，他们有了下一代，从不硬要孩子学钢琴，也不想方设法地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他们平静地生活着，不与他人攀比豪华，不会再做社会潮流的拥泵，不会成为狂热的“发烧友”，他们直面越来越复杂的人生与社会，默默地在继续着他们生命的乐章。 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老三届” 雷颐是吉林大学78级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近代史研究》杂志的副主编。回忆在大学时代的读书气氛，感慨颇多。 那时候，中国的大地上正流行着一首电视剧插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其中有“这睡狮渐已醒”之句。当时的大学生几乎都在嘴里哼着这支曲子，重复着早年拿破仑的关于中国是“睡狮”的伟大预 刚恢复高考时，雷颐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人生之途。他经历过“文革”，下了乡，再从乡下争取到部队去当兵。那时年轻人最神往的是当兵，穿真正的军装。 他也曾有过上大学的理想，那是少年时代，曾经做过一阵大学梦，但“文革”开始后，首先提出的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要“彻底废除旧教育制度”。经过多年的折腾，上大学这个梦，雷颐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谁知有一天，他突然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他当时一下子就惊呆了。 雷颐当时认真地思考了恢复高考这个问题。尽管是个普通的空军地勤兵，他仍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还保持着思考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责任感。 在动乱时期，雷颐在河南农村插队时，为了找书读而吃过许多苦头，有时为了到其他知青那里借到一本想读的书，可以顶风冒雪地走几十里泥泞小路。他一直记着一件事，因为借了一本向往已久的《安娜·卡列尼娜》，他兴奋不已，当天晚上就捧读不辍。因为没有电，煤油灯也是配给的，他只能点起一支蜡烛照亮了看书。看着看着入了神，时不时地便往蜡烛火上凑，弄得脸上都是黑烟灰。他在下乡期间把周围知青中间流传的所有的书都读过了，包括一些黑格尔的哲学书与马克思列宁的译著。 下乡的经历让他悲观失望过，当了兵后，虽说地位上有了变化，但他内心还是不甘于就此放弃往更高的知识层登攀的理想。得悉恢复高考的好消息，使他想到许多，他认定恢复高考不只是让什么人上大学的问题，中国的巨大改变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正是他心里企盼已久的。 1978年3月，他探亲路过武汉，只有短短两天，他却鬼使神差似的，在武汉大学校园里整整转了一天。他亲眼看到恢复高考后，新一代大学生刻苦读书的情景，内心不由得一阵阵地发热，那种感觉让他如痴如醉，当时他便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读大学！ 回到部队，他就坚定不移地请求转业，他的申请理由很清楚，我想读大学。他终于如愿回到了地方，分在一个国营企业工作。他成为一名工人，师傅是全国劳模，工作极其认真，每天早来晚到，雷颐作为徒弟，只能比师傅做得更多，起得更早，下班也得晚半个小时，这样就没有他极需要的复习时间了。 那一阵复习考大学，雷颐是吃够了苦头，大热天点着蚊香看书，多少次被烟呛着，打盹时又被烟呛醒。值得自豪的是，他在那一阵工作没少干，还多次受到表扬，同时复习也取得了实质性的回报，考上了大学。 雷颐考上历史系，后来又专攻中国近代史。这是他经历了“文革”后，最有感触也最感兴趣的课题。刚进学校时，雷颐和他们这代学历史的大学生首先接触的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过去只是间接地听别人谈马克思主义，解说马克思的思想，进大学后直接阅读马克思著作，就有了一种系统学习，直接了解的机会。 这时的雷颐有意用自己的头脑去接近马克思，把它作为一门科学而非宗教进行认真的对话。他的目的是，想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独立地说出马克思的话，而不再是盲从，听人宣读语录。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觉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如康德和黑格尔，进行必要的补课学习。他还特别关注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译著，像流行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国内的改革与新思想。这是雷颐与他的同学一致的态度。那时国内正开展着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雷颐认真地阅读《人民日报》的第一篇社论，对有关真理讨论的文章，有关改革开放的文章，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他和一些同学还每每就其中的一些新观点新论点进行认真而激烈的争论，而且一争论起来便是深夜。 那时大学的校园里自由论争的空气十分浓郁，“新三届”的大学生们，大多是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有思想，也有口才，所以争论起来便十分有劲，不肯罢休，也不会轻易认输。他们争论的焦点论题有“真理讨论是不是否认“文革”、“恢复高考是不是‘复辟’？”。“农村分田到户是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等等。 雷颐是各种讨论会的积极参与者。校园里到处可见激烈辩论的场面，有的同班同学因争论过于激烈而一时失和，伤了和气，面红脖子粗起来。于是，雷颐或其他同学便插一句，“干吗？好像你们要为国家决定重大决策似的。”一句话，便让争论的双方恍然醒悟，相视一笑。 那时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大学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朝气。这当中起着主流作用的自然是经历过“文革”、插过队下过乡的“老三届”人。他们对过去的那些左的一套已经看得多，吃够了苦头，所以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格外投入，态度非常坚定。 雷颐在学校的大讨论期间，还专门下到自己曾插队过的地方，河南叶县去实地考察，以证明当前的分田到户政策是不是对农民有利。他到了叶县，发觉情况比他预想得要好得多。 他下乡那些年，河南农民吃的很苦，吃的是红薯干、高粱面，只有到过年时才有可能蒸上一锅馍，吃几天白面。那时社员没有积极性，劳动生产出勤不出力。可是，雷颐考上大学离开叶县才两年，他就发现这里的农村改革已收到很大的成效，吃的粮食都以白面为主了，运输也开上了拖拉机。 回了一趟河南农村，雷颐更加坚定了信念，他返回学校，即以在河南叶县农村看到的改革后的新面貌，向大家作宣传，大力传播改革开放政策的优越性，在大学里形成一阵拥护改革开放的潮流。许多教师看到雷颐他们的这种学习与研讨的认真劲头，不由得感慨万分，说他们教了一辈子书，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这么有思想的学生。 像吉林大学这样关注于国家建设与民族兴亡的学生，在别的大学也处处可见，可以举出许多相似的例证。如山西大学78级学生赵国楠，就有与吉林大学雷颐相似的体会。 赵国楠的外祖父是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的父母也都是20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党员。他的上一辈亲属中有十几人都在抗战期间参加了革命，其家庭被誉为革命之家。 出身于这样一个革命之家的赵国楠，却不像一些高干子弟那样喜欢标榜自己的出身地位。他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常会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人物。他也确实乐意做一个普通人。过去他填写家庭出身，一般只写上“贫农”，这是父母自小教育的结果，也是他经历了家庭大起大落的冲击后，一种甘于平常的心态写照。 “文革”中，赵国楠的父母如其他许多干部一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打倒，批斗，挂牌游街这些是免不了的，身为干部子弟的赵国楠想不通，对“文革”自然也就产生了怀疑与想法。但那时他还不太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听到的只是断章取义的一些文章里说的话。后来，他到农村插队。在劳动中，他还不能淡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这起因也还是对自己的祖父、父母为之奋斗终生的这一事业的思考与困惑，总想就人与社会这些重大问题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在乡下，他所能找到的书极其有限，马克思主义的书勉强还能找到，有一回看到一本《反杜林论》，只是随意翻了翻，谁知就被吸引住了，点起煤油灯一直看到深夜。这种对革命理论的探求虽说起源于父辈的教育，更因家庭变故的反思而起。 终于有了系统学习马克思的时机了。他考上了山西大学哲学系。在大学图书馆，赵国楠找到了他一直想要读的那些书。有好长时间，他在知识的海洋里漫游不止，在读书中触发了更多的思考。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大热门时期，各种思潮纷纷登场，其中对人性与人道主义的呼唤最为引起共鸣。而这便引起了一些争论的话题，一些人由整人哲学想到阶级斗争学说，由阶级斗争学说想到马克思，以至于怀疑马克思及其学说。 在这种背景下，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赵国楠产生了想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他的思考最早就从这一点开始的：马克思比我们早生一百多年，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比他更聪明，离真理更近一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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