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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神童走进中央办公厅 要塞女儿登上世界妇代会 “新三届”人大都经历过“文革”的血雨腥风，走过了深山荒野的坎坎坷坷，在历经千难万险后，才有幸涉足知识的矿藏。他们在岁月的磨难中奠定了坚定的信念与毅力，在风雨中不动摇自己的理想。一旦风平浪静，朝阳初升，有了展露身姿的机会，他们便如龙跃海，做出令人惊诧的大文章，干出让世人刮目的大事业。 他们或是站立于改革的前列，以广博的阅历，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把握时代的脉搏，抒写改革的新曲；或是活跃于经济大潮之中，历尝创业的艰辛，改变一穷二白的旧貌；或是远涉重洋，向外域取经，获得科学的真谛，回国后再展雄图…… 在这一代人身上，有着深重的时代烙印，受过苦的人最知道甜的滋味，也最能体会幸福与欢乐。他们至今仍然以自己是“老三届”而自豪，也为自己有幸成为“新三届”的一员而感庆幸。抚今追昔，他们感到最想说的一句话便是，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在“新三届”的大学生中，有不少人现在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用自己的才智为共和国设计蓝天大厦，为民族的振兴肩扛重任，成为新一代的建国立业的国之骄子。 县委书记虚心向山沟里的“神童”刘德福请教 刘德福本是个山里孩子，他的祖上世世代代当农民，他的父亲与母亲都是老实巴交不识字的山民，但是，当他们有了德福这个孩子时，却在某一天，被人告知，“了不得，你们的儿子是个神童哩！” 儿子被称作神童，如果那是县城或小镇上的某个大仙神汉说出的话，他的父母或许还会心动一下，可是说那话的只是一个戴眼镜的城里人，那人自称是《大众日报》的编辑，是写文章的。他是专为刘家会写文章的儿子寻到这个小地方来的。 刘德福的父母对城里来的客人客气三分，但对他赋予儿子的“神童”称号，不以为然。德福不就好写个字吗？有啥用哩，会写文章换不了钱，只会招人烦，一会儿来人，一会儿又来人。 这是在70年代初，那时的刘德福还只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回乡初中生，可是有谁知道，他却在他生活的那个小山沟沟里，写出了令世人惊诧的大文章。 1973年10月14日，山东的《大众日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大家都来重视对孔子的批判》一文。这是全国第一篇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的文章。 不久，又是这个山里的小青年，首次在国内提出了“批孔要批三字经”的口号，并且又第一个写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正是在他的文章“启发”下，第二年年初，也就是1974年1月18日，中央发出了“批林批孔”的通知，接着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投入“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去。 正是由于当时发生了这种在人们看来是奇迹的事，山东《大众日报》的记者编辑才把刘德福这个山里青年叫做了“神童”。 有意思的还在于，刘德福那时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每天都蹲在山沟沟里，却能比住在城里的“中央首长”们更早感觉到某个政治运动潮流的到来，他写出的文章每每都有一种“提前量”的神奇效率。如他写了篇在当时看来似乎与现实斗争毫不相干的理论文章，或是提出某种观点，过三个月或半年后，就会与中央提出的某项斗争与运动联系起来。于是，编辑们每每收到刘德福寄来的文章，就把它搁上几个月，看到时机差不多了，才把它发出来，正好就赶上这一拨运动了。 正由于有这种神奇效果，那些在城里摇笔杆子的大编辑大记者，才深信诚服地送给了刘德福这山沟里的小青年一顶“神童”的帽子。 这“神童”的绰号不胜而走，竟传到了刘德福所在县委书记的耳朵里。那位县里的第一把手，把此事细细一了解，不得了，我们县里还真出了这么个大人物大手笔，得亲自去拜访一下。于是，这位“县太爷”坐了吉普车，跑了几十里路，到县东南隅的偏远小山村，亲至刘家的两间旧瓦房里，毕恭毕敬地对回乡知青刘德福进行了专访。 这天，县委书记十分客气地向比他小一半年纪的刘德福请教，中央下一步将会搞什么运动，我们能不能先走一步？刘德福也不谦虚，从容说出自己的看法。时隔不久，他预言的那场运动，果然如约而至，令那位县委书记大为惊奇，从此对刘德福越发地看重 这段近乎于神话的经历，是刘德福年轻时代的一段真实写照。 刘德福是怎么走上政治理论研究之路的？他这个农村孩子凭着什么走入神奇之途的呢？这不得不感谢当时的政治背景。因为自小出身贫穷，懂事很早的农家孩子从饿饭的感觉中得出一个人生哲学：凡事得靠自己，要靠自己走出贫穷，走出愚昧，走出山沟。 他从小就受到父母的谆谆教诲，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感谢社会主义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好日子。是的，在父母那一辈，小时候连饭也吃不饱，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到了新社会，饭总是能吃饱的，衣服虽旧，也不会露出皮肉了。刘德福从小就聪明好学，上小学，他写的作文在全班乃至全校都有名，成了范文。到了中学，遇上了“文革”，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好记性，很快便能把毛主席语录背诵下来，还能用毛主席的大段名言讲述革命道理，写出大篇文章。 那时候，他对毛主席的话是句句都当做真理，句句话都照着办的。那时的刘德福，才十三四岁，就已经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了。他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急需伟大的中国人民去拯救。他自己还没能吃饱肚子，却想着非洲的饥民，要把自己的那一份玉米饼送到非洲去…… 后来，中学毕业了，他还得回到农村去当农民。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职责，不忘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一个革命战士，他一边干着农活，挑粪、担土、挖地、打粮，到晚上，人累得四肢无力，头晕脑胀，却支撑着身子，伏在土炕的小桌上继续读毛主席的文章，写出一篇篇学习心得，又从借来的报纸上了解世界大事，关注着政治运动的动态。 就在这样的精神支柱支撑下，他发奋地写作，写出了一篇篇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一个理论高手的文章。他尝试着把这些文章寄到省城的报社，没想到很快就得到回音，准备发表他的文章，并希望他再多写多寄，加强联系。 就这样，一个山沟里的回乡知青，写出了一篇篇引起全国关注的文章，成了全国性运动的“带头羊”。 多年以后，刘德福回顾自己年轻时走过的那段奇特的历程，认为当时自己的那股革命激情，完全是建立在一种朴素的认识上的。“文革”给他带来了双面的影响，一方面是错误路线的负面引导，另一方面却也让他形成了有着朴实的粗线条的世界观。 他那时写文章，完全是在读了大量的毛主席著作的前提下形成的观点。他的这种非理性的崇高激情促使他完成了最初的革命理论基础。在打下了这种革命理论基础的同时，他也就成了革命的“传声筒”，成了当时一些运动的“启蒙者”。这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当然，作为一个入了门的“年轻理论家”，刘德福也寻找到了一条通往“理论高峰”的必然路径。他无条件地接受了毛主席晚年思想的思维逻辑，沿着领袖的思路去思考，结果，他惊奇地发觉自己的理论有了一种难得的“超前意识”！ 后来，已经有了“神童”称号的刘德福被视为当地的一个奇才，有了一份不必出工的闲差，从此就不再每天在农田干活，可以坐在屋里挣饭吃了。他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可以有许多时间读书与写作。 刘德福决心写出更强有力的文章，他不满足于在牦主席语剥和牦泽东选集》的“红海洋”里倘祥，便大胆地走进了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走进了《列宁全集》。他试图从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鼻祖的理论中，寻找到更有力的评法批儒的思想武器。 然而，就是这一次寻找，使他的人生观产生了重大的转折。他才发觉，从马克思与列宁的书里得到的，与现实的教科书与报刊上认识到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别，有时候，有些重大原则似乎完全不相容。他被震惊了，原来，我过去认识的真理竟是一种伪真理，我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所批判的对象，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观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仿惶与反复的思考，身居农村的年轻人大胆地写出了一批文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出了质疑。他的文章矛头直指姚文元、张春桥与罗思鼎，笔锋锐利，观点鲜明。但是，这些文章寄出后，却如泥牛入海，沓无回音，没有一家报刊敢发他的这些大逆不道的文章。编辑在给他的回信里婉转地说出了那份胆怯，要他写一些别的文章，譬如与“批邓”有关的，但他未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此时的农村青年理论家刘德福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钻研得相当深，继而他又花费了大约一年半时间，起早贪黑地通读了当时业已出版的3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一步研究了长期困扰他的许多问题，譬如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和“唯生产力论”等。 在深入研究的同时，他大胆地写出了多篇与几十年流行的观点全然相左的观点的文章。当他把这些文章寄到有关报刊时，即引起了轩然大波。1977年8月，他写了《驳林彪、“四人帮”在物质利益问题上的谬论》一文。这篇文章寄到《大众日报》，报社不敢发表，一直等到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时才发出来。即便是压了一年多，这篇文章依然在全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力。 就在刘德福这个山沟里的“土马列主义者”闭门造车，独自苦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央发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他喜出望外，终于有了走进正规大学的机会，终于可以拜师攻读了！ 刘德福当即报名投考，一举考中山东师大政治系，成为一名年近三十的大龄学生。他有了更为广阔的学习研究夭地，有了更多的知音与辩友。在大学的那几年，也是刘德福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认识，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的重要时期。 就在入学的头一年，他把自己写成的一篇题为《破与立》的理论文章投寄给校刊《齐鲁学刊》。这篇文章观点鲜明地反对当时的“两个凡是”，顿时在全校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学校党委为怕上级追究责任，专门开会研究此事，最后决定把文章中最要害的400字盖住，贴上复印文字。 从70年代初的初中毕业生到70年代末的大龄大学生，这期间刘德福自学成才，研读了毛主席著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出了大批的理论文章，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神童”，一个有“超前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等他考入了大学，成为一个具有正规大学学历的“新三届”人后，他却把自己“冷却”下来，不再像过去那样，连续不断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自甘自愿地坐在了大学的校园内，如同把自己关进一个相对封闭的“修道院”，不写文章，只管读书，在喧闹的理论界自我隐退了。 他读完了大学本科，继而考上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过了三年后，他再接着考入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又苦苦研读了几年，让自己坐了十年的冷板凳。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据他不完全的统计，十年里共读过1500本书，专门研究的书籍约上百部。 他只埋头读书，不多写文章的缘由很简单，当时，中国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在全国展开，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各种学说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受到了冷落与怀疑。此时的刘德福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他脑子里也经常反省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十年苦读书中，他不断地清理自己的思想观念与理论思路，最终确立了科学的信仰。这个信仰一旦确立，他就再也没动摇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对马列主义的原理理解更加深刻。 刘德福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最重要的一个收获便是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马克思从来都肯定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因资本主义社会患上了“富裕病”，如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精神颓废等等，成为重大的病因，该怎么治，马克思开出了“社会主义”这一剂药方。 刘德福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的是方法论，它把世界看做是流动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必然与发展是联在一起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实践也是在发展的实践，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也是实践中发展的。他的这些研究所得，把过去一些很流行的东西，如苏联的，还有我国的教科书抛到了一边，他认为那是被改头换面和被扭曲的。 在十年寒窗里，苦读马列以后，刘德福豁然开朗，理出了一条通向真理的光明大道。他把十年的读书心得写成了一部部引起世人注目的长篇论著。1986年，他写了《社会主义改革十论》，提出破除姓“资”姓“社”思维方式与“三个有利于”的观点；1988年，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论》，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观点；1991年发表了《竖管上百年，横管各方面》的论文，提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上百年。 就在同年，他把十年读马克思全集，总结其哲学观点精华，写出了一部哲学论著《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出版于1991年。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与认识。这部书当即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面理论的镜子。 苦守寒带十年，研读马列百部，在政治理论上完全成熟起来的刘德福，在自己的小书房里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从35岁到40岁，再撰写一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40岁到45岁致力于站在马克思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创造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到45岁以后再干点实事。 但是，他的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任需要各方面的优秀人才站在第一线来承担。刘德福这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了中央的关注与重视，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在调研室担任政治组组长、研究员。 近年来，身系国家改革重任的刘德福全身心地扑在改革大计上，他参与或主持、独立起草影响全局的重要文稿数百件，出版、发表个人论著约400万字，主编约400万字。 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这样形成了，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他的实践证明理论的确具有“一声长啸谷生风”的生机，并证明它可以不跟在一部政治家言论后面做注释，而自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号角与先导。 学富五车的大才子看上徐伟新的“会考试”与“肯读书” 刘德福考上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时，与他同班的有一个女生成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后来，成了他的同行人与亲密伴侣。这位女生如今已是哲学博士，担任着中央党校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并独立主持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妇女与参政论坛”的主旨发言人。 这位出色的女哲学博士名叫徐伟新。她在社会主义动力论方面作专门研究，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个人专著《社会动力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等3部专著，合著13部，论文100多篇。 这位“新三届”大学生中的伎饺者，提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便自然地从自己的少年时代的几件事情讲起了。 徐伟新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她的童年与少年生活一帆风顺，没有什么挫折可言，那时候，她与父母同住在山东半岛东边的长山列岛上，那儿自古就有“蓬莱仙境”的美称。在那里生活的人，都享受着美妙的画一般的风光，生活平静而安逸。但是，“文革”开始后，一切就都变了样，轰轰烈烈的运动起来，那些平时面带笑容的男男女女都变了样，一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一会抄家，一会儿游街，把个仙境般的长山列岛搅得天翻地覆，难有一寸清静之地。 有一天，徐伟新走上街，想去新华书店买书，没想到看到了一个令她吃惊的场面。新华书店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售货员，原养着两条黑亮的长辫子，很招人喜欢的。徐伟新过去一直很羡慕那位姑娘的长辫子，很想自己也有一条。但是这天，她却亲眼看到一伙人在街上把那姑娘的长辫子一把揪住，用一把大剪刀，咯地一声就把一根长辫子剪断了。那姑娘吓得脸色惨白，连吭也不敢吭一声。 这一幕让徐伟新十分惊怕。她虽说没有那么长的辫子，但她怕那些横肉黑脸的家伙把她揪住，也要剪她的头发。她赶紧逃命一般逃回家，从此再不敢出门。 不出门也还有祸事降临。没过多久，她的父亲也出事了。 徐伟新父亲是长山要塞驻军的副政委，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家里送他和另外两个亲戚到青岛读书。这三个年轻人后来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她父亲选择了走向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徐伟新对父亲一直十分敬重，她小时候就常看到父亲静静地坐在房里看书，看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相当深的理解。 作为一名相当一级的军官，她父亲在要塞区很有威望，岛上的官兵都很敬重他，他也与其他同志关系很融洽，一直处得很好。但是，“文革”开始后，就不再是过去的那种亲近关系了，有的只是阶级斗争的那个纲与网，只有恐怖与仇恨。 似乎是一夜之间，要塞区的驻地就贴满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字样的大字报和标语，全是对准徐伟新父亲的，一直贴到她家的大门上和院墙上。本来与她家关系十分亲密的人，这时候就都躲开了，有的还用一种可怕的冷森森的目光看她家的人。 可以说，是“文革”时的疯狂与颠倒是非，把少年徐伟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搞乱了。她亲爱的父亲怎么能可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呢？美丽为什么就得受到攻击与摧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实践，难道就是这种摧残与肆虐吗？ 从少年到青年，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徐伟新亲身经历着一桩桩难以接受的事实，一直困惑地看着世事浊流，在心里划着一个又一个的大问号。就这样，她带着满脑袋的疑问走进了大学，走进了大学的课堂。她要弄明白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从走进大学的第二天起，她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拼命地读书。她在心里为自己的四年大学作一个计划，要把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全都读完。除了上课，她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泡进图书馆里，班里别的事，她一概不管不问，也不去想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去。她成了这个班里的“怪人”之一。 徐伟新埋头读书，一直读到大二。她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大量的读书，使得她从朴素的朦胧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转到自觉的信仰，尤其是读了《资本论》以后，再读别的学说的著作，觉得其他那么多的智慧之门，没有一种智慧能超过马克思的。 就在她着迷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同时，她与同班同学，比她大几岁的刘德福走近了。 刘德福能吸引徐伟新的，便是他在思想与理论上的早熟与深刻。徐伟新发觉这位“师兄”简直是个奇才，别人才开始读《资本论》，他就早已研读过好几遍了，连任课老师都要借用他的学习笔记作参考。这种事可真是少有呵。徐伟新和一些才入门的同学们简直钦佩得五体投地，由此，这个只知教室门与图书馆大门的女生开始对一个异性产生了兴趣。 与此同时，刘德福也对徐伟新刮目相看了。令这位“神童”惊诧的是徐伟新的“能考试”与“钻图书馆”。徐伟新脑子特别灵，每次班上考试，她只要一考便能考出全班的最高分，连刘德福也在其下。而徐伟新整天钻图书馆的兴趣也让刘德福有“同病相怜”之感。 于是，他们就从请教与讨论《资本论》第一卷开始了最初的接近，接着，这两个书呆子便渐渐有了更多的一起读书的时间，而后图书馆里有了双双进出的身影。再接下去，大学毕业后，他们只感到四年的本科，书读得太少，于是又一起考中山大学研究生，一起下羊城；等读完了研究生，这一对还觉没读够书，又一起考上京城的中央党校，双双做了博士生。 徐伟新在读书方面受了刘德福的很大的影响，但她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研究的专门领域。在她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时，正经历着“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对于他们这一代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学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也是一个非常艰难与痛苦的再选择与再转变过程。 在最初的那几年，徐伟新与刘德福一样，带着伤痛的心情经受着对毛泽东的话以及对毛晚年思想进行再批判再肯定的蜕变。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被证明是失败了，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就行不通，马克思主义是否就不再灵了？ 扬弃如同从海水里爬上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它要一层层地蜕皮，承受着剧烈的痛苦，可是还得睁着眼往前看，而不是往后退回习惯地生存过的水里去，只有经过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它的后代才能在新大陆重新站立起来。 徐伟新在埋头读书时，便经过了这样的一种蜕变过程。也正是在这种再蜕变与再选择中，她与这一代学人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敏锐，富有创造性见识的知识分子。 徐伟新与她的同仁们，在这种再生中，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这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应该如何调整方向，中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一种危机也蕴含着一种生机，改革开放便是这种生机的催发剂，是最好的选择。 徐伟新就在这种清醒的认识作用下，开始选择了自己的研究主攻方向：社会主义动力学研究。这种动力学，说到底，便是中国应该主动而自觉地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这便是对内全面改革，对外全方位开放，其中的最关键一点，便是提出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徐伟新认为，整个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正是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把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变成世界的历史。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资源配置的最好的方式，任何人想绕开这条道路而走向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徐伟新提出自己的理论，用大量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走向市场经济，警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搞市场经济，就难以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立足；没有市场经济意识，一个人也会游离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之外，失去对新生活的洞察的制高点，在人生舞台上就会黯淡无光，甚至扮演反动角色。 徐伟新在研究动力学时，提出了“睁眼看世界”的观点。她要求人们不能满足于资本主义繁荣发达给予我们的种种刺激，而是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得那么快。这个被我们批判得一钱不值，又造成如此之多的社会弊端的社会，在本世纪初就被老祖宗们宣称行将就木的社会，为什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快，还好？要敢于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就必须睁眼看世界，要找出其所以然，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本源中去寻找答案，探求基本方法。 在对马克思主义本源的认识上，徐伟新与刘德福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和发展的。因为，徐伟新的动力学也借助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 她看到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时，许多人很容易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一方面追求创新，一方面又不知如何应付转型时所附带的新问题，就又思念起过去的那个时代。她认为，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指出亦此亦彼、看主流和看趋势的正确方法论来，以帮助人们确立起必要的“代价”意识，而不是以偏执取代理性来挑剔改革和发展，甚至为过去的贫穷和愚昧披上“正义和纯粹真善美”的外衣，削弱人们渴求前进的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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