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鬼使神差 难为法学人才 阴差阳错 成全化学骄子 中国首位获得法国法学“国家博士”的黄丹涵坐在家里 1987年4月2日。 春日融融。首都机场。一架银白色的波音747客机徐徐降落。 身着海蓝色外衣的黄丹涵，几乎是奔跑着扑向了迎接她的亲人们：年逾古稀的父母，年富力强的兄弟姐妹。鲜花、笑脸的簇拥，兴奋与激动使得她旅途的劳顿一扫而光。同机归来的还有结束在法国学习进修一年的丈夫。 这一天，她完全沉浸在与亲人团聚的欢乐之中。到了晚上，夜渐渐深了，亲朋好友们都告辞而去。黄丹涵躺在母亲专门为她预备的棕绷床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离别祖国家乡整整五年后的回归，是第一次没有客居他乡的不安。她一时难以入睡，思绪不由得飞得很远很远…… 受工程师父亲的熏陶，黄丹涵自幼就向往长大后当个工程师。十几岁的她早早就瞄上了“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为此，小学毕业后，她考入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席卷了往日的宁静。工程师之梦如同肥皂泡一样被革命运动轻易地破灭了。 高中一年级的她，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到了吉林省白城子地区农村插队落户。纯朴的老乡不在乎城里人分的等级，他们把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当成自家的孩子，手把手教会他们干活儿。 “那时候，我觉得老乡对我们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就为这，我玩了命地干活儿。”这是她当年在家信中讲的心里话。 在吉林农村，这位城里姑娘学会了挑水、磨面、烧火炕，后来，因她的成绩好，还被村里人推荐当过小学教师。后来，村里有了电动磨面机，让她做了修理工，她就让家里人寄来机械书籍，照猫画虎般地学着修理机械、绘制机械图……两年后，她随父母赴河南“五七干校”。之后，在一所中学教英语。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黄丹涵考入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在1982年获英语本科专业学位。接着，她在1982年1月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同年，由国家教委选送法国斯特拉斯堡法律与政治学院留学，攻读国际法，重点研究国际经济法，对西方涉及国际投资及跨国公司活动中的主要法律问题，以及西方国家有关的法规，如公司法、税法、竞争法、商事仲裁等。 5年的艰苦读书，在异国他乡，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她要为国争光，学好自己的专业，做一个于国家于人民有用的人才。 1987年3月14日。这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法律与政治学院一间教室内，黄丹涵以其流利的英语、法语，历经3个小时，成功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她的论文题目是《关于西方国际投资法的研究——法国法与美国法之比较》。答辩评审团一致以“优秀”的最佳成绩通过了丹涵的博士论文。 5位身披红色法袍的评审团教授，纷纷上前与她握手、拥抱表示祝贺。她的博士导师、前校长比绍夫及校长、答辩主任雅盖，握住这位来自世界东方的中国女士的手说：“你应该感到幸福与自豪，中国政府在你身上的投资是明智的。” 黄丹涵在学校那精致的法学“国家博士”签名册上，庄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首位获得法国法学“国家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 当黄丹涵挽着特意从实验室赶来参加她论文答辩会的丈夫步出学院时，望一眼湛蓝的天空舒了一口气。她深情地对丈夫说：“咱们该回家啦！” 5年，在人生漫漫的旅途中，不可谓短，早过了而立之年的丹涵以其出名的刻苦、用功，花了2年时间，首先摘取了“国际法硕士”的学位，而后又用3年的时间，获得了常人一般要用5年才能获得的“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桂冠。 可以说，这5年是丹涵生命中辉煌的5年，是她拼命汲取知识的养分、充实自己的5年，更是她创造奇迹的5年。这奇迹已融进了她迟开的花季。 电波将这一喜讯传回祖国，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有关中国留学生在法国首次获得法学博士的好消息。 “万事俱备，就等你们回来啦！” 从电话里传过来母亲带着乡音的话。临走前，心情激动的黄丹涵彻夜不眠。她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当年上山下乡的热情，想到自己的宿舍墙上亲人手书：“学好本领早还家”的那段诗句……但此时，更重要的是，她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国家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百业待举，法律尤为重要，回国后就得好好地为国家服务。 “我虽年近不惑，但现在开始为祖国做点事情还来得及。”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她和丈夫商谈了一夜，决定立刻回祖国。 然而，回国后的她，却不是那么顺利。从法国回来的法学博士，居然碰到了一个难题：没有一个部门邀请她……这是怎么啦？难道她不该学法学？中国用不上具有国际法律专业的人才吗？ 开始，她就坐在家里等待着，满以为会有单位主动找上门来，邀她去担任某个工作。但是她等了好久，没人登门，乃至一个与她专业有关的法律会议都没邀请她参加，她才知道自己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 等她开始四处找工作时，或许因为她找工作比别人多一个附加条件：解决住房，因而，她也就比别人更多出了一层困难。 她和爱人结婚后，因为南北两地上大学而两地分居，在北京的双方父母家，是小俩口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栖身之地。如今，丈夫在中科院遥感卫星地面站工作，一直住在父母家里，年近不惑的黄丹涵自然想到回国后找工作同时，为自己安个家。更何况做女人的到这个年龄，十分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家，连要孩子的起码条件都没有。这要求并不过分，只求一方生活的空间，也好为自己成包成箱的书籍、资料找一块足够的空间。 可是，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留学生政策远不如今天完备；房子问题也没有像今天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加之国人对人才的认识也没有今天这么“火”。 朋友们也帮不上忙，只能怨她，“谁让你急急忙忙回来啦！在国外先联系好接受单位，要求都达到了再回来……”朋友们说的有道理，她无言以对。 丈夫想安慰她，但说出的话却是抱怨声：“你真是太幼稚了，你以为回国以后什么事情都由着你……”她只能报之以苦笑。 她也在怨自己，“如果当初在法国再呆上一段时间……”当初，她真是没有想到。唉，心里真不是滋味。 她只能向母亲，向朋友诉说着自己的苦情，眼里噙着泪花。有的朋友熟人多，就帮着她跑单位，根据她的专业特长，给她开了一大串“路条”，推荐了好几个部门。 她一家一家地跑去了，问了情况，结果，甲部门主管部门的一位同志淡然地答复说：“我们这儿不要女的，即使是博士也不要。” 第二天，再到乙单位，情况似乎好一点，回复是：“来我们这儿可以，5年内不得申请住房，不得提出调动……” 又一日，去了丙单位。那边人很热情，但有一个重要条件无法满足，“我们的确需要你，但不能解决住房。” 再一日，黄丹涵走进一家与她的专业极对口的单位，她很想到这里工作，哪怕没有住房，或是工资待遇差点也不在乎了。她只想要找个工作，让自己有事可干，让心里不再空荡荡的。 但是，那个单位的一位主管领导边翻看着她的材料，边不紧不慢地说：“你这样的人才，我们很需要，就是不好安排！” 她急忙说：“我只要工作。”接着说了一番自己的想法，想把工作做好，让自己的专业能为国出力……可是，她的“表决心’并未感动那位领导。其实，人家是给她个“软钉子”：如果知趣就赶紧走吧。可她，整个儿一个洋墨水“喝”多了，这话竟没听出来！ 她在法国读书时，曾亲耳听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这些国外留学生时讲过，国家如何如何需要你们，你们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效力，国家一定会很好地安排你们的工作的…… 可是，等她回国了，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国内这些基层单位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让她百思不解：自己的价值究竟何在？难道是自己一厢情愿吗？她陷入了困惑。 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好几个月。 终于有一天，她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她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所有的好朋友与亲人们，“经贸部政体司同意要我了，部长特批房子……” 她的最大希望是等有了钱就建一座法律综合图书馆 进了经贸部后，她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她是个爱工作的人，也是个多面手，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经贸部看出她的突出才干所在，便把她调出政体司，进入条约法律司。 这真正是她的专业。经贸部领导认为她具有法律和英、法文3方面的专长，前段工作却只用了她的外语专长，对国家来说太可惜了，应该让她到更适合的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了条约法律司后，黄丹涵果然如鱼得水，从此，她经常出入国门，成了名副其实的“女飞人”。黄丹涵成了一个著名的忙人。她的专业优势与外语优势越来越能派用场了。 改革开放，让许多外国企业走进中国，而发挥桥梁作用则是留学生的天然优势，黄丹涵有多年在国外生活学习的经历，也常有参加国际会议与外国同行接触的机会，了解外国人的要求，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程度，更了解他们探讨问题的习惯和方式，因此，她就可以以外国人士能接受的方式，向他们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宣传中国的法制建设。反过来，她也能了解外国人的疑虑，向他们释疑，从而促进某些重要问题的解决…… 1990年，在罗马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工作会议上，黄丹涵把中国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复印成册发给与会代表，并用流利的英语不失时机地与各国专家、教授侃侃而谈，她介绍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合同，介绍中国合同法现状及存在问题，说得头头是道，老外们点头称是。 1992年，美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一本辞典，其中介绍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章节所采用的资料还是几年前中国没有版权法时的，这可不行。黄丹涵深知在知识版权问题上事关重大，即连夜用英文起草了一份报告，专门介绍中国已经建立的专利法及今后的立法动向，这样就弥补了可能的漏洞。 对国外经济法颇多了解的黄丹涵认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要和更多的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签订各种合同，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一套独立的法律体系，因而在国际上制订各种法律时，更多的是参照英美法，很少有人问及中国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黄丹涵感到自己这个学法律的有责任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她的想法是，如果能从英美法系这两大法系中找出折中点，以此确定中国法，那将是非常有前途的，也是切合中国国情的。 这几年来，黄丹涵多次以专家身份参加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涉外合同、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证券投资等方面的国际会议及有关的国际性文件、国内涉外法规、合同的起草和对外谈判。她成了许多重要事项的参与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法律专家，还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译者。 她连续多年参与了外贸体改政策研究及方案的讨论与制定，并且熟悉掌握了国家的有关政策及法规问题，是中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专家。 她从1990年起参加了中美知识产权的谈判，是中美商贸联委会知识产权小组成员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具体负责谈判的业务准备工作，参与《外贸法》等经贸法规的研究起草工作，还应邀参加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对成员国及非成员国的法律影响的国际研讨会，等等。 因她所处的地位及特殊的身份，这位留法女博士在国内名声鹊起。她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席各种讨论会，研究会，以专家的身份，讲解各种涉外法问题。她还介绍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情况，也有请她介绍国际贸易管理法的，有请她介绍关贸总协定的。这些都是她的特长，所以她可以用大量生动的事例，把神秘高深的法律讲得通俗易懂，让人听得明白。她告诫人们在对外贸易中，应注意哪些法律问题，如何不会上当受骗。 黄丹涵的报告常常会引起一阵轰动效应。有一回，她到西安作了一次讲演报告，邀请人专门将其录像严加保管，并且以此作为向本系统公司企业等业务部门进行法律教育与咨询的重要资料。 黄丹涵现在越来越忙了，国内外的一些大公司、大企业把她视为宝贵的人才，纷纷邀请她去做法律顾问，做代理人。这期间，她还时常给几位也是留学归国正在搞证券业的朋友做业余法律顾问。 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法学女博士黄丹涵，生活在慢慢充实起来，她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个“理想”。一个可爱的儿子就在此时“气宇轩昂”地来了，那时她已39岁了。当朋友们向她表示祝贺时，她轻松幽默地说：“我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总算尽了妻子的责任，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因为工作太忙，来去匆匆的她，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与丈夫。她的小家在北郊某处，可那儿总是空空荡荡的，儿子与丈夫长期“寄住”在爷爷奶奶家。黄丹涵只能在周末，与儿子与丈夫见面，一起吃一顿晚饭，得享一回天伦之乐。 儿子对母亲很有意见。有一回，黄丹涵忙着往返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儿子连续好多天看不到母亲，好容易见了一面，儿子眼泪汪汪地问道：“妈妈，你还去‘那个美国’吗？我不让你去了！” 儿子的小手紧紧地拉着妈妈的衣角，黄丹涵不由得伤心地捧着儿子的脸，流下了眼泪。可她最后还是不得不再去儿子恨死了的“那个美国”。 黄丹涵不是那种被影视作品中描写得格式化了的所谓“女强人”。她认为事业与家庭应该兼顾互补，如果一个女人只有事业而无家庭，那是人生的一种重大缺憾。 为人妻为人母的黄丹涵有一位了解她的好丈夫，他是某研究所的业务责任人，副研究员，也有自己的事业与追求。他对妻子的工作一向是支持的，他认为黄丹涵是个搞事业的人才，让她放弃事业，她会不快乐，那样他与儿子也就会没有幸福可言了。 令人惊异的是，在国家外贸部工作了几年后，工作正十分顺手，在各方面也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时候，黄丹涵却提出了调动要求。她离开许多人想去而不能的部机关，舍弃了处级头衔，来到了中国对外贸易大学，当起了“教书匠”。 当朋友与家人问起她的想法时，她坦然地说：教书，时间相对充裕一点，还能腾出精力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是的，黄丹涵不是一个喜欢做官的人，她不喜欢某种官场恶习，所以她宁愿找一份清静自在的工作，多做一些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的研究工作。她还想看到经她的手教出的法律人才。那种桃李遍天下的远景也是吸引她走进大学校园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丹涵是早已出了名的人物，初到外贸大学时，她给大学生们讲了一场有关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报告。消息一传出，大学生们都涌进报告厅来，由于人挤得太多，玻璃都挤坏了两块，不得不换了更大一点的场所。 到系主任那儿报到时，主任问黄丹涵希望教什么课？她的回答却是令系主任大为吃惊的，她说：“我来补缺吧。” 系主任与她一谈，原来，黄丹涵早已了解了本系的课目安排，看出本系似乎还缺一门很重要的课。于是系主任完全同意由黄丹涵独立开一门新课：不动产物权《房地产》法，另外还与人合教“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课。 黄丹涵是个闲不住的人，有朋友问她，你有能力四处当顾问，为什么不尝试着自己“下海”，做一回搏击海浪的出海人？ 说实话，对下海这事，黄丹涵也不是没动过心，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能力与精力有限，而且有时候，还需要多想一想，看一看，只有看准了，才能行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对法律的要求也愈加迫切，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完善、成功的市场经济。所以，以黄丹涵担任主任的“北京市博宇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它是一家以提供涉外民商事法律服务为主的综合性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作为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黄丹涵为它制定的服务宗旨是：奉行法律至上，信誉至上，竭尽全力维护客户合法权益；立足国内，放眼海外，力争成为联系中外企业的纽带与桥梁。 她想让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课堂，同时希望通过实践改革现在的高校法律专业教材。她更希望新一代法律人才在没有毕业前就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真正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所急需的人才。 现在，黄丹涵的工作担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她是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罗马国际司法协会帼际商事合同》起草工作组专家；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中国组顾问；中国国际司法学会理事；北京房地产开发促进会特邀研究员……后来，她又被正式聘为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首席法律顾问。 回国八九年间，她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还写论文，有不少篇发表在国内外的重要法学杂志上。她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也开始著书立说了。而当人们问起她有什么最新的想法时，她总是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的法律人才太少，尤其是高层次的法律人才还是太缺乏了。”黄丹涵真诚地希望正在国外学习法律的留学生与她建立联系，或者干脆回国来一起干。 黄丹涵还有一个暂时不想与外人说的最大希望，那就是等她有了钱，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座综合性的法律图书馆。 美国教授：从你的身上看得出来中国的万里长城是怎么造起来的 90年代初，不满四十岁的郑兰荪，由于在原子簇等方面研究有突出贡献，被国家教委列为首批跟踪的青年教师和首批跨世纪人才计划专家，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同时是厦门大学化学系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50年代初，郑兰荪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郑重是厦门大学海洋系国家一级教授，母亲顾学民教授曾担任过厦大化学系主任。郑兰荪从小受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的教诲与熏陶，自小读书十分用功，有志于将来干一番大事业。特别是他母亲顾学民，对儿子更是寄予厚望。 然而，在“文革”之中，这对在教学上卓有成就的教授夫妇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他们对科学与教育没有失去信念，相信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出于这一坚定信念，他们还暗地里教失学在家的儿子学英语。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郑兰荪这个读书做学问的好苗子，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权利。他在十七八岁时，便只得去工厂当工人。但他对读书生活仍是十分怀念，十分向往有一天能上大学，钻研他所喜欢的化学专业。 在父母的鼓励支持下，郑兰荪开始自学，并对英语产生了深厚兴趣，他投入了全部的业余时间，终得以自学成才。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时，在厦门大学物理系综合电子厂当了几年工人的郑兰荪决然地报考大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于某大学英语专业。 谁知好事多磨，录取时，他的档案不知为什么找不着了，等到费了半天劲查出时，该校英语专业招生已满，无奈，郑兰荪才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个无意中的错失“玩笑”，造就了今日的化学界新秀郑兰荪。 厦门大学化学系以其高深的学术水平而驰名中外。卢嘉锡。田昭武、蔡启瑞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使多少厦大化学人倍感自豪。郑兰荪一头扎进化学王国，默默地重新寻找自己的支点。4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我国首届中美联合招收的化学类留美研究生。 1982年，郑兰荪远涉重洋，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南部休斯敦大学，师从美国著名化学与物理学家R·E·史密莱教授。教授欲结合与运用各种现代高新技术，开创以激光产生与研究原子簇的新前沿学科领域。郑兰荪一踏进导师的实验室，就协助其建立起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产生与研究原子簇的大型装置，赢得了导师的赞赏和信任。 史密莱教授看准了这个聪明勤勉的中国学生，把“超冷的原子簇正负离子束的产生”这一课题交给他。这个课题在国际上尚没有人尝试过，这对于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挑战！ 郑兰荪一头扎进实验室里，每天要泡上十几个小时。为了取得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数据，他常常不分昼夜，甚至节假日也在研究课题。 一天下午，天气闷热，史密荣教授像往常一样来到实验室时，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所感动。只见老大的实验室里，郑兰荪一个人正拿着一把锯在全神贯注地锯一条碗口粗的实验钢管，白上衣浸透了汗水紧紧地贴在背上，脸上的粒粒汗珠随着身体的耸动而滚落下来，他顾不上停下来喘口气擦擦汗，也没觉察到自己的导师已站在身后好一会儿了。 史密莱教授掏出白手帕递了过去，感叹道：“郑，从你身上我可以体会到中国的长城是怎样修筑起来的！” 1986年5月，郑兰荪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史密莱教授看完他的博士论文后，称赞该文是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中最具独创性的。 在科学的殿堂里，郑兰荪看准了自己的前进目标，找到了敲门金砖，要是继续留在美国工作搞起研究来也许会少走很多弯路。然而，4年来让他魂牵梦绕的是祖国科学研究领域的这片空白；是母校厦门大学对年轻的教学科研人才的企盼。他决定回国。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民族，不应忘记自己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于是，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三天，他登上了波音747飞机，回到了祖国，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郑兰荪来到厦门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厦大第一位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然而，当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开展自己的研究时，未曾料想到的困难便接踵而来，成堆地摆在他面前。 在美国，他研究的是激光化学、分子动力等方面的课题，但厦大缺乏这方面的工作基础，一时又没有足够的经费，他不得不先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自己所不熟悉的合成化学，“摆弄起瓶瓶罐罐”来。 尽管这些工作并非他的特长，但做事一向十分严谨认真的郑兰荪仍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成就。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研究成为“一碳化学”、“应用量子化学’等重大课题的组成部分，其中仅已确定了结构的银铬化合物就已合成了数十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两年后，他出站被聘为副教授。在学校和一些老教授的支持下，他完全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建设起自己的实验室。 光阴茬苒，一晃八个春秋过去了。郑兰芬用智慧和汗水培育出了科学奇葩。 他研制成功了我国首台激光等离子体源飞行时间质谱计，该仪器完全由微机控制，所有部件均在国内研制和加工，可用于原子簇的激光产生与研究、激光等离子体化学研究、激光质谱分析等，由国家教委组织的鉴定认为：该仪器能同时记录激光等离子体中正负离子的质谱，其主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科学研究上，他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摸索出一种“滚动式”方法：一方面在已有的设备上开展研究，一方面根据研究的进展，对现有的设备加以改进，研制新的设备发展新的研究手段，以此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处于国际前沿地位。 在这种方法的引导下，他为中科院化学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设计建立一台大型仪器：交叉分子——离子束级质。谱仪。他负责为福建物构所研制一台用金属簇合物激光离解研究的大型装置将初步建成。 同时，由他编制的仪器控制软件被国内多家实验室选用，国内有关单位已批量生产由他开发的程控脉冲发生器、瞬态记录仪 1989年底，当他将一幅实验记录的谱图作为圣诞贺卡寄给美国的导师，并告诉他整个研究装置仅花1万美元时，史密莱教授简直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呢？郑回国才几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么多科学成果？ 这确实可称得是个奇迹。短短几年时间，郑兰荪已发表论文60多篇；首创了以脉冲激光真空溅射同时产生与研究原子簇正负离子的方法；首次发现了具有二点群对称的、超稳定的C180以及氮、磷、硫等原子簇…… 这一项项喜人的成绩，得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重视和肯定。卢嘉锡先生称赞郑兰荪是国内青年化学工作者的代表；唐敖庆先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引述并评价他的研究成果。1991年7月，他应卢先生的邀请参加了日中双边原子簇学术讨论会，他的报告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兴趣和重视。 生活中的郑兰荪总是本本分分：淡淡泊泊，然而，国家却没有忘记这位有杰出贡献的青年教师，他先后荣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厦门市十大杰出青年”、“厦门市劳动模范”、“福建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了福建省“五一奖章”。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还授予他博士生导师资格。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