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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泣



作者:杜卫东

           ——艾滋病的现状、未来与思考

               引子:红色警告

  细雨靠靠,道路泥泞。
  一辆车门上有世界卫生组织标志的破旧吉普车缓缓地行进。路旁是破败的院落、断断续续的炊烟,偶尔有一两只羊望着吉普车发出“咩咩”的叫声,给荒芜死寂的村落带来些许生气。
  吉普车停在一座四面透风的大房子前。
  两个头带防毒面具、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下车走进房门,噢,除了地上废弃的药盒、病床前微微摇晃的挂瓶外,空无一人。
  “医生,可否向你们问好?”他们回过头,见是一个黑人小孩子,正倚着门框发呆。
  “你们的主治医生在哪儿?”
  “拉兹医生吗?我给你们带路。”
  穿过树丛,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只见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人,有黑人,也有白人,身穿白大褂的拉兹医生也在他们中间。
  ——他们死了!
  医生站在靠靠的细雨中,神态木然。
  一个黑人青年问:“医生,这怎么会发生?”
  医生摇摇头,冷风裹着雨水抽打着他们的脸,一阵阵凉意掠过心头,他们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你们是医生,你们为什么不知道?”泪水顺着黑人的脸流下来,和雨水交织在一起。
  雨住了。柴堆被点燃,大火熊熊。医生戴上口罩,把用布裹着的尸体扔进火堆。火在燃烧,红色的火苗一窜一跳地闪着,仿佛要撕破灰沉沉的天际……
  医生痛苦思索的面孔。
  黑人绝望无助的眼睛。
  这是1976年发生在中非的真实一幕。
  事后很多年,当艾滋病终于席卷全球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重新回首那场瘟疫,竟愕然地发现,死难者的种种症状竟与艾滋病颇为相近。幸亏它发生在世界最偏僻的角落,假如发生在交通要冲,那么借助喷气式飞机和现代化的交通设施,艾滋病在全球范围的流行也许会被提前几年。
  那红色的烈焰分明是上帝对人类发出警告!
  可惜,沉溺于物欲享受中的现代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第一章:现代瘟疫

               1号死亡档案

  或许,我们永远也无从了解艾滋病第一个病例的真实情况了。
  因为据专家们推断,早在60年代,艾滋病就已经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出现。最早,艾滋病病毒存在于非洲的野生灵长类动物身上,后来感染了人发生了变异,演化成人类的艾滋病病毒。它先是在中非产生,随后传入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国家海地。海地和它的首都太子港是举世闻名的亚热带旅游胜地,大量欧美游客乐而忘返,于是又由海地向北传入美国。而欧洲和非洲有着种种历史渊源,人际交往频繁,艾滋病继而在欧洲登陆。
  有记载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个美国青年。
  那是1980年6月的一天,三十一岁的盖尔坦刚刚参加了一个同性恋者的集会,他们捧着蜡烛在纽约街头游行,争取享有与异性恋者一样合法的权益。
  烛光摇曳,仿佛一条光的河流……
  他很兴奋,兴奋之余又颇感疲惫,以至在不太远的路途中,他坐在路旁歇了好几次。这种感受已经困扰他很长时间了:疲惫、咳嗽、腹泻,还伴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他无意中撩起裤腿,又发现了一块隆起的暗红色斑块。
  他决定到医院去看一看。面对这个有着一头棕色头发,面容清癯、神情憔悴而疲惫的小伙子,医生摘下听诊器,微微蹙起双眉,在诊断书上写下了结果:卡波西肉瘤。
  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因为盖尔坦全身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崩溃,所有的医疗手段在他身上都无济于事,他们眼瞅着他一天天形销骨立、遍体伤斑,在痛苦中悲惨地死去。
  随后,盖尔坦的两个同性恋伙伴相继收到了死神发出的同一张“请柬”!
  直到这时,一向敏感的医学界还没有意识到:一种后来被称为“现代瘟疫”的疾病已经在悄悄蔓延。到了秋风瑟瑟的时节,患这种怪病的人越来越多,且集中于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由于这些患者都是男同性恋者,出现的症状又同有免疫缺陷的人如出一辙,于是人们把这种病称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症”。
  医学界惊诧不已!。
  “天遣”说随即流行于世:因为同性恋违背人的生物本能,于是上帝降罪于他们。
  可是,当异性恋者正庆幸自己没有被死神之翼遮盖时,一些采用静脉注射毒品的瘾君子和职业妓女也患此病。
  医学界急忙从生活方式、性关系以及饮食、宠物和家庭化学剂对人的影响入手检查病因,终于分离出了致病的病毒,并在1982年对这种疾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综合症,英文缩写为AIDS,中国人译为:艾滋病。无可辩驳的研究成果表明,性接触传播、共用针头吸毒、医源性传播和母婴之间的传播是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而性交叉是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主要途径。艾滋病病毒进入健康人体内后,通过破坏人体内的白血球来彻底摧毁人体的免疫功能,使患者在发病后惨状难睹、衰竭而逝。需要指出的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并非同一个概念,前者是指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带毒状态,后者则是发病状态。带毒者未发病时与常人无异,潜伏期可达5—10年以上,这期间他或她都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当人类经过几十万年进化蜕变,历尽沧桑与磨难终于进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后,艾滋病向人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人类还是幸运的,因为艾滋病病毒毕竟不是通过拥抱、握手、水、食物或者空气传播,否则,我们的种族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了!

               “多米诺骨牌”

  盖尔坦死去了。
  他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喧嚣而浮躁的尘世,尽管活着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痛苦与失落。他望着浑身被白色裹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医生、护士,无力地垂下头,眼神倏地一黯,熄灭了生命的灯……
  他绝不会想到,作为第一个被文字记载下来的罹难者,他身后会跟上那么一串长长的队伍。
  死亡的市道里简直人满为患!他死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死于艾滋病的人已近20万,超过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1980年全世界估计有10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1994年,这个数字便如同浸入沸水中的水银柱,猛地增长了150倍。在这些感染者中,已有400多万人惨遭厄运,撒手人寰。全球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失去控制。
  它像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迅速地扩展到208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它正以每天超过6000人受到感染的速度扩大流行。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艾滋病中心主任乔纳森·曼博士预测,到2000年,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将达到1亿2千万。这一结论是由全世界40位专家综合各种资料,经过周密的调查与分析集体作出的,它要比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残酷得多,后者预测到2000年这个数字不会超过4千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是根据各国政府的报告作出的,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国家在报告中可能会隐瞒事实真相。
  一些国家已经面临种族灭绝。例如乌干达,20%的国民都是病毒携带者,死亡人群中一半是艾滋病患者。该国内战期间,每年战死者仅400人,但现在每年死于艾滋病的军人就有2000人!由于大批劳动力死亡,已经出现咖啡无人收获、土地无人耕作的悲惨局面。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估计,到2000年,只有1600万人口的乌干达将有73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
  亚洲曾是艾滋病染指较晚的地区。但截止到1992年,感染者已急剧增至200万人,与我国相邻的印度就有100万人,泰国80万人,缅甸、老挝、越南、尼泊尔和日本等国的感染者也一天比一天多。由于人口密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医疗水平低,有关专家预计,90年代后期亚洲的感染者总数将会超过非洲。
  非洲目前的数字是:1000万。
  最为悲惨的是妇女与儿童。在一些国家,由于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使她们无权讨论采取防范措施,感染者的人数正急剧上升。目前,全球每天都有3000名妇女感染艾滋病,500名妇女死于艾滋病,而其中70%的人是处于十五——二十五岁之间的妙龄女孩,她们青春的花朵还未来得及完全绽开就凋谢了。
  由于被感染妇女绝大部分正处于育龄期,她们所生的婴儿中,有三分之一一出生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从1983年首例报道婴儿艾滋病以来10年间,儿童患艾滋病的人数每年以10万人增长,到1992年就已经有100万儿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妇女患艾滋病的高发区纽约市,每出生100个新生儿就有2例感染者。到本世纪末,将有500万—1000万个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婴儿来到人间,当他们刚刚牙牙学语时便会相继死去,在其短暂的人生旅程中,还往往会受到社会的歧视与遗弃。侥幸未被感染的婴儿,也会因为父母双亲死于艾滋病而沦为孤儿。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本世纪末,这支孤儿大军将有500万之众!
  漫漫人生路,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黑洞”

  让我们做一假想:在另一颗行星上,或许是月球或许是火星,有一个绝对公正的观察者,他借助高倍放大镜,一直默默地注视着地球上人类的行为。那么,在惊叹今日人类物质大厦的辉煌时,他也一定会由衷地感叹:为了这大厦的每一块砖石,人类是怎样含辛茹苦、集腋成裘,一步一步从蛮荒的远古走进繁荣的现在。
  可是艾滋病的出现,却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人类用智慧与血汗创造的财富。
  据统计,在1981—1991年艾滋病蔓延的10年里,全世界为其付出的直接费用高达2400亿美元。到本世纪末,一年的总耗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
  以美国为例:第一批1万名艾滋病人消耗了15亿美元的医疗费用,他们正值青壮年,因早亡而使国家遭受的间接损失高达47亿美元。比如美国,现在也因每年为艾滋病患者花费10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而愁眉不展。到2000年,艾滋病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
  再看泰国。1991年从事长途运输的司机有3—5%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到2000年,估计感染率会上升到17—29%。1991年,用于这些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的医疗费用、死亡费用、补充人员费用等,支出了4万美元。到本世纪末,这些支出将达到1450万美元,10年总支出额将上升到5200万美元。目前,泰国共有8万张病床,政府担忧80万左右的感染者陆续成为病人后,医院根本无力提供住院条件,因而不得不拨出巨款兴建新的医院,费用将高达3千多万美元。从1991年至本世纪末,艾滋病病人人均直接和间接损失将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出16—18倍,全国因艾滋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将接近9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腾飞的亚洲一条龙也许会因为艾滋病的困扰而一蹶不振。
  艾滋病更使经济不发达国家雪上加霜。由于经济不发达,这些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普遍非常脆弱。加之人均医疗费用极低,宣传教育难以持久和深入,艾滋病一旦侵入,便很快呈爆发与流行趋势,世界上约80%的新艾滋病感染者正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许多非洲国家只有人均不足5美元的年度卫生预算,而购置一台血样检测器的价格便高达正.5万美元,仅验血一项每人就要支付4美元费用。中非5个严重遭受艾滋病侵犯的国家的经济损失,已远远超过1991年外国援助的总输入。事实证明,由于艾滋病的蔓延,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几十年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财力的巨大付出使它们国力衰退,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后劲,土地荒芜破败,人们流离失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久久凝视着一幅照片:
  这是一间阴暗的小屋,没有床铺、没有家具,只有一地稻草和一张破旧的草席。草席上坐着一位黑人妇女,她的双手无助地握在一起,眼睛里闪着绝望的光,她叫法莉莎娜·约瑟芬。她的丈夫得了艾滋病,为求医变卖了家里的一切和仅有的一小片土地,1988年死去的时候,留给她和六个孩子的只有形销骨立的痛苦表情和两行浑浊的泪水。她本人也感染上了艾滋病,身体尚好的时候,她去别人的田里做帮工;病得不能工作时,她和六个因付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的孩子只能相对而泣。他们日出而起,日落而息,很久很久了,约瑟芬甚至买不起一支蜡烛,在天黑之后照亮这间小屋……

               戴上面罩的城市

  比利时的一个法庭。一宗刑事案件正在审理。首席法官用肥胖的手捂住嘴打了一个呵欠,然后用手指在桌子上轻轻点了点,说:“好,请被告律师陈诉意见。”
  被告律师站起来,望了一眼当事人。那是一位中年男子,约摸四十来岁,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和一双深褐色的眼睛,表情有些漠然,这从他游离的目光中便可感到。而在日光灯下略显苍白的脸和紧抿的嘴唇,又给人一种苍凉感。
  被告律师开始答辩:“作为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的当事人……”
  “什么?”首席法官像被蜂蜇了一下,下意识站起身打断了律师的话,“你的当事人是艾滋病人?”
  “不,他只是病毒携带者。”所有的人都听清了: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法官惊慌失措,不再叫律师解释,急忙宣布:“退庭!”法庭内外立时一片混乱,人们拥挤着夺路而逃,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可以随时伤人的猛虎。
  无独有偶,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一位小姐刚刚上班就接待了一位奇怪的顾客,他戴着口罩,两只眼睛阴沉沉的,面对小姐的询问并不答话,只是从皮夹里拿出一张纸条递过去,上面写着:“我是艾滋病人,活不过一个月了。给我钱!”小姐吓坏了,忙从抽屉里拿出2500美元哆哆嗦嗦地递了过去,劫匪大摇大摆地去了好半天,小姐还浑身发软不能站立。案发后查明,这个劫匪根本没有艾滋病,他用同样的手段已经接连几次作案得手。
  由于艾滋病来势凶猛,直到目前仍无药可治,比起历史上曾流行的瘟疫如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在猖獗程度和“杀人罪行”方面毫不逊色,因而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至今仍谈“艾”色变。艾滋病给人类造成的经济损失尚可计算,精神冲击简直无法衡量,它也许会直接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的动荡。
  在美国,曾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者向警察吐口水表示蔑视而以“谋杀罪”被起诉。
  纽约的一节地铁车厢里,无论人多人少,总有一个空座位无人敢坐,因为有人在上面喷了一行字:“刚有一个艾滋病人坐在这里!”
  美国佛罗里达州某城市是个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富庶之乡,因为在收割和耕种时雇用了大批艾滋病高发区的加勒比海国家的劳工,造成了艾滋病的大流行,全城2万人中,有3千人得了艾滋病,以至市长哀叹:“此地已经陷入绝境。能走的人早带着财产离去,留下来的都是无可奈何之辈,工作再也找不到了,到处都是憎恨和恐惧,人们戴着防护面罩才敢上街行走,其他的人则把屋子四周装上防护栅栏,不准外人进来。”
  在世界其他国家,因艾滋病而引起的骚乱、诉讼、游行和恐怖更是接连不断。
  防护面罩和防护栅栏不能抚慰人的精神。
  单纯的医疗手段同样不可能阻止艾滋病这一当代瘟疫的蔓延。
  由于致病原因、传播渠道和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艾滋病对人类已不仅具有生物学和流行病学上的意义,它更具有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上的启迪。

              第二章:死亡登陆

               为了一篇论文

  1983年9月7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无数中国人照例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办公室,他们沏上茶、点燃烟,然后翻开刚刚送到的报纸,噢,这个世界太不安宁了,苏联击落一架南朝鲜客机,里根政府趁机大作文章;英国又研制出一种新式鱼雷;莫斯科在意大利近海炫耀武力;还有高价船票,假造文凭;无意中,一些人瞥了一眼《人民日报》第七版的一条消息——《一种新的不治之症》:
  目前,美国新出现一种不治之症——后天免疫失效症(简称AIDS),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一些从事这种疾病研究的医生惊呼,美国正面临着20世纪新的“黑死症”。美国社会、医疗组织、医生和专家们正受到这种神秘疾病的困扰而焦虑不安。据透露,这一疾病已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
  “惊呼”?美国的“惊呼”也太多了。我们呢,当然不必紧张,隔着太平洋呢!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生存史上凸现的日子。因为正是这一天,艾滋病向12亿中国人拉响了第一声警笛!
  时隔不到两年。
  一架中国民航波音747飞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舱门打开了,一个美国旅游团的成员们鱼贯而出。一张张保养得很好的脸微笑着,一双双或湛蓝、或深褐的眼睛大睁着,小心翼翼地踏上了东方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有一个小伙子却颇显疲惫。他的呼吸有些急促,额头挂满汗珠,不时干咳几声。旅游团曾在上海、南京、西安逗留,在南京时他就开始发病,一到北京更觉气短难挨。他决定买机票回国,尽管流光溢彩的故宫和奇绝壮观的长城曾使他魂牵梦萦。
  购买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时,他被要求出示医生证明,因为人家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能承受长途的飞行。于是他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
  协和医院诊断为肺炎。不过,医生们很快就发现,按照对肺炎的常规治疗,病情非但没有控制住,还发生了呼吸衰竭,病人虽然有明显的肺炎症状,但又有许多临床表现按肺炎无法解释清楚。医生按照病人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在美国亲属的电话,或许他们可以提供关于病人更详尽的病史资料,以便于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当一个陌生的声音从大洋的另一端传来时,协和医院的医生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倏然僵在那里,他张着嘴,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许久,才喃喃了一句:“Thankyou。”
  上帝!这是一名艾滋病人。
  遥远与现实有时仅仅隔着一道幕布!
  一个血腥的概念,一个恐怖的名词,一个死亡的代号,一个残酷的恶魔,瞬息之间就化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出现在眼前。
  病人很快衰竭而逝。这一天是1985年6月6日。六六大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本来是一个吉祥的日子,艾滋病魔偏偏选择这一天,向中国人拉响了第二声警笛!
  遗憾的是,国人仍然没有警醒。
  媒介报道了这一病例后,有关人士急忙在报上发表谈话,教导人们不要惊慌失措,因为死难者是一位阿根廷籍的美国游客,中国有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良好的道德风范,足以将这种以性为主要传播渠道的疾病御于国门之外。
  用心可谓良苦。只是,没有一个国家对艾滋病免疫,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确保不被艾滋病侵犯,除非它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导致艾滋病的行为,在所有的社会人群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
  那是1989年初夏。
  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研究生要做一个艾滋病的课题,需要一份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清。到哪里去找呢?他去请教自己的导师——北京协和医院传染科主任王爱霞教授。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王教授自然清楚疾病的传播绝不会为界碑所阻隔,她有一种预感,艾滋病已经在中国本土传播,只是它像海中的暗礁,被平静的海水遮掩住了而已。
  “你去检验科找一些梅毒患者的血样标本,做一下艾滋病的血清检测。”
  研究生知道,性病患者最易感染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出来了,事实又一次使人震惊:在五六十份梅毒的血清标本中,有一例经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也就是说,这个梅毒病人同时又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死亡正式在中国登陆!
  紧张的追访开始了,因为患者用的是假地址,他们头顶酷暑,骑着自行车颇费周折才查出了他的下落。——该患者男性,三十一岁,有同性恋经历,职业是售货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澳大利亚来华旅游的同性恋者,两人从此交往甚密,不久前已由性伙伴资助飞赴澳大利亚留学。
  两年后,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派人赴澳大利亚访问,问及此人情况,对方答曰:已开始发病……

               中国不是玫瑰园

  昆仑饭店的咖啡厅。
  我来时,已有两位衣着时髦的小姐坐在临窗的桌子旁。热心的朋友把我作了介绍,其中一位瞟了我一眼,一招手,把系着黑色领结的侍者招呼过来,冲我一呶嘴:“喏,问问这位先生喝点什么?”
  “扎啤。”
  “聊点什么?”说话的小姐长着一双丹凤眼,她皮肤白皙,举止得体,如果不是眼波去而复来,来而复去的流动,真难以相信她会是一个风尘女子。
  一位开出租车的朋友知道我在写一篇有关艾滋病的报告文学,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面,我也希望得到一些第一手资料。当今,在全世界所有艾滋病感染者中,三分之二是通过异性性交感染的——这一比例到2000年将上升到75—80%,而妓女无疑是重要的传播渠道。艾滋病流行的国家,妓女感染率都很高,美国纽约一项调查表明,妓女中抗体阳性者占51.1%,泰国抗体阳性的妓女为15—20%,印度孟买有10—30万妓女,20%抗体阳性,而在乌干达,妓女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高达50%以上,而她们感染率的高低,又主要取决于了解多少艾滋病方面的知识。
  “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吗?”
  “知道啊!”丹凤眼优雅地取出一支香烟点燃,仰起头吸一口,然后娴熟地吐出一串烟圈儿,“你问这个干什么?”
  “很重要!”我喝了一口扎啤,加重语气说,“特别是对于你们。”
  “听说那是个绝症,得了以后必死无疑。”一直没有说话的另一位女子显然对我的话题感兴趣。她梳着齐耳短发,两只眼睛圆圆的,像一对黑葡萄,镶嵌在有些扁平的脸上。
  “那么,你们知道它通过什么渠道传播?”
  “性交,还有……”“黑葡萄”想了想,问我,“接吻、拥抱会传染吗?”
  我讲了艾滋病传播的三种渠道,并告诉她们,一般的生活接触,如接吻、拥抱、握手、共餐等等是不会传染的,并向她们强调,现在异性性交是艾滋病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主要途径。
  她们的神色有些黯然,半晌无语……
  离开昆仑饭店,我的心情颇感沉重。
  20世纪以前,性滥交几乎受到各国的伦理道德谴责,只是随着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发展,作为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反动,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性解放”的浪潮开始席卷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到了60年代,瑞典、美国更有人提出了“性革命”的口号,主张满足性欲如同喝一杯水一样简单。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蔑视,越来越多的人在男女关系上随心所欲。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西方文化观念也伴随着肯德基与比萨饼一起涌入了中国。
  上帝死了,什么都可以发生,什么都可以去做,但不是所有能做的事都有必要去做。全无情感的性行为毕竟只是“海市蜃楼”,它可以使人一时虚幻,但无法使人获得一种立足人生的充实感。事实上,“性解放”的浪漫并没有使西方人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极乐世界。可惜,咀嚼着比萨饼的我们并没有真正领略个中的滋味。
  即便是正常人群,人们的性观念也有了很大改变。中国性学研究中心报道,7%的大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正常的。据对上海50所大学调查,在大学期间有性行为的,男生占18%,女生占17%。北京市某区分别有3.4%的宾馆服务员和13.6%的出租车司机,承认有多个性伙伴。
  这无疑为艾滋病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使艾滋病在我国的大面积流行成为可能——
  周边国家艾滋病传播迅猛,犹如“隔墙之火”;西方游客鉴于这些国家的妓女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已把中国大陆作为商业性性旅游的“温柔之乡”。自1992年以来每年来华旅游的外籍人员已达3000万人,这些人在华逗留时间不会超过一年,根据规定无需提供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为阴性的证明,其中有不少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国静脉吸毒者有增无减,共用针头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最佳通道,而且,男性吸毒者往往涉足性乱,女性吸毒者又多以卖淫换取吸毒资金。流动人口日益庞大,大批涌入城市的民工既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又游离于现行卫生预防管理体制之外,很容易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这些民工的流动又能造成艾滋病的远距离传播。医源性传播预防工作薄弱,比如,我们还不能普遍对献血员进行必要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另外,因为医疗设备简陋,医疗器械消毒不合标准而造成艾滋病病毒扩散的阴影,由于资金短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难以消除。
  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公众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知之甚少,自我保护意识极差。预防医学科学院近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沈阳8所大学中,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云南某县的吸毒人群中,不知道艾滋病知识的高达94%。
  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刻。时值残冬,风中还夹带着缕缕寒意。我竖起风衣领子,耳畔又响起了刚才的那一段对话:
  ——中国现在有几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几个?1985年发现了第一例,到去年9月,全国就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94例。而且,从1994年以来,数字攀升极快。1994年报告了531例,约占过去10年累计报告数的30%,仅1995年1—9月,就报告了820例,已大大超过了1994年的数字。
  ——有这么严重吗?
  ——这是公开的数字,其实,它只是冰山之巅,据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实际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会低于5—10万!

             冰山之巅:在性病诊室

  北京市性病治疗中心坐落在菜户营立交桥的东侧,那是一座灰色的长方型建筑。
  推门进去,没有一般医院的嘈杂与拥挤。求医者默默坐在长椅上候诊,进出的医生护士脚步轻盈,面带和善的微笑。几乎所有可能落上尘土的地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加上窗台上摆放的绿萝和温暖如春的阳光,给人一种静谧与温馨的感觉。
  如果把庞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成一座冰山,这里便是露出水面的山巅一角。许多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都会辗转来到这里,以求得最后的确诊;一些艾滋病感染者也定期来这里听从医生的指导与抚慰。对于他们孤寂的心灵,这里是一处避风的港湾,对于他们行将走到尽头的生命,这里是一座不需设防的驿站……
  我是再三向中心的主持者徐莲芝医生做了保证才获准来到这里的。我说,我绝不会披露求诊者的真实姓名和情况,因为我知道,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中,这无疑宣判他们的死刑;我说,我会像她一样用一颗爱心对待每一位求诊者,因为即使他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作为受害者,作为一个已收到死亡请柬的人,他们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歧视与伤害。
  走进第2诊室,徐大夫正在和一个中年男人聊天。见我进来,他警觉地看了我一眼,不再说话。我接过徐大夫递过的白大褂穿上,坐在一旁。
  中年男人的目光又变得焦虑与不安:“您说,我真的不是吗?……会不会是,啧,没化验出来呢?”徐大夫翻看着一叠化验单,说:“你要相信科学嘛,你看,你都化验了6次血清,都是阴性啊!”中年人仍然长吁短叹:“可是我的症状……”
  这时,一个护士探进头,说:“徐大夫,电话。”徐大夫出去了,中年人问我:“实习的?”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恐“艾”症患者,由于艾滋病的致死性,加上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宣传普及得不够,一些有过高危行为的人疑心生鬼,终日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即使多次检查也难以从恐惧中自拔。于是我劝慰他:徐大夫是这方面的专家,既然她已经明确告诉你没有感染,你尽可以放心。只是,以后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了。
  他双手交叉,两个拇指互相揉搓着:“唉,我倒希望给我确诊成艾滋病,那样我上一趟黄山,从天都峰上往下一跳就完事了。不介,我哪天真一发病,我死了没什么,亲朋好友和周围的人会怎么看我呀!”他一低头,流下两行浑浊的泪。
  徐大夫回来了,耐心把那个男人劝慰走后,告诉我,来电话的是一个女孩儿,曾和两个非洲学生有染,从她陈述的情况和自觉症状上看,很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我的心倏地一沉:“那怎么办呢?”“她已经买好了安眠药,准备到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去自行了结……”徐大夫长长叹出一口气,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张开,摁住两个太阳穴,“我告诉她,要乐观,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和她见上一面。”
  “她答应了吗?”“她把电话挂断了!”
  一时,我们相对无言,我在想,茫茫人海,不幸的姑娘你在哪儿呢?但愿你能和徐大夫见上一面。因为只要你们倾心交谈了,你就会发现,广袤的情爱世界里不光有沙漠,有孤舟,也有清澈的甘泉令你流连,有葱郁的绿岛供你驻足……
  又一个病人推门进来,叫了一声:“徐大夫!”
  徐大夫脸上浮出微笑,她拿起听诊器,说:“你现在情况不错嘛!”病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红光满面,毫无病容,他一边接受检查,一边说:“徐大夫,您真是手到病除啊!哪天,我得好好请您嘬一顿儿!”
  “不想开车从悬崖上冲下去了?”‘“您看,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不是过去么!”
  小伙子放下衣服,瞟了我一眼,继续说:“说真格的,不是遇见您,我这把骨头早不知扔哪儿了。您得给我一次报答的机会呀!怎么着,到老不吃顿西餐吗?”
  徐大夫一边为他开药,一边说:“只要你身体棒棒的,比请我吃什么都强。”小伙子干恩万谢地走了。
  望着窗外他的背影,徐大夫说,每每听到病人讲这种话,她的心里都特别难受,因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种药或者一种治疗法可以阻止艾滋病病人的死亡,她能做到的只是减缓他们的死亡进程。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他们就不得不搭上死神的囚车。作为一个医生,有什么比眼瞅着自己的病人一个个死去更痛心的呢?
  “这个小伙子可仁义了!”徐大夫告诉我,他是被妻子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但他并不怨恨妻子,他老说,如果早一点知道妻子是艾滋病,早一点对症治疗,也许她能活得长一些;而且,他会对她更好,让她多感受一点人间的温暖。发现自己也感染了艾滋病后,一度他想自杀,他是司机,想开车找一个悬崖冲下去。经过开导,他想通了,为了两岁的女儿,他要争取活下去!别人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在生活中他特别注意,前不久,患牙病,牙床子都肿了,正赶上徐大夫出差,他硬撑了十多天,等徐大夫回来后一起到医院拨了牙。他怕把病毒传染给别人,他知道徐大夫会把一切安排好。
  “真的,他可仁义了!”徐大夫噙着泪水……

            人物(1)阳在秋风中逝去

  你是那样平静,平静得如同一片被秋风吹落的枫叶,随便命运摆布,没有不满、没有抗争。阳光透过窗棂,把一抹金辉不规则地洒在你的脸上;因了阴影的衬托,就更显出你鼻梁的挺直与唇线的分明。那两只略有些凹陷的眼睛如秋水似寒星,因深奥因高远而叫人看不清里边藏着的究竟是忧伤还是淡然?
  造物主真是仁爱而残酷。它精心雕琢了这样一件艺术品,又毫不犹豫地要将其毁灭。
  坐在你对面的王爱霞大夫也因你的平静而愕然。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的传染科主任,她经历了难以计数的死亡,但面对死神的邀请,有如此超凡脱俗表现的并不多见,何况是一位艾滋病人!
  “我早想到了,真的。”你终于开口了,语调平静,仿佛在讲述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不然,为什么要把我隔离呢?”
  你是作为结核病人收治入院的。当时你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连上趟厕所都要吸氧。住院医生觉得你有点过分,不就是肺炎吗,至于吗?王爱霞大夫来查房,听住院医生汇报了你的病情,决定为你查一下血清抗体。果然,呈阳性。
  院方没有马上把结果告诉你,怕你承受不了,想在你精神负担不很重的情况下先医好你的合并症。虽然只是治标,但毕竟可以延长你的生命。你才三十岁,没有谁看到生命的太阳这么早陨落而不悲伤。
  你要出院了,结果必须告诉你。因为你既要调养好自己,还要保护别人不受到感染。
  这是一次极为残酷的谈话。王大夫为此设想了好几种谈话方式,她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坦然,手持死神的通知还忘不了调侃。
  你说你不该叫阳。因为两年前你去五台山旅游,有一个算命瞎子说过,你的名字和你的生辰八字相克。名字沾水,你才能逢凶化吉。你说,看来那是谶语,不可不信,现在果然应验了。抗体呈阳性,就意味着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啊!如果早点改名叫河呀、海呀什么的就好了。说完,你摇摇头,一脸的无助与无奈。王大夫站起身,拍拍你的肩头。
  你笑了,笑得很灿烂。从感到自己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以后,你就特别注意有关的信息。你知道,许多艾滋病人与其说是死于病魔的侵蚀,毋宁说是死于社会的遗弃。而你在医院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蔑视,打针、体验,医生们做得是那么从容自然。特别是王大夫,她关注的目光常常使你想起母亲。
  你出院了。来的时候你上一层楼都要歇几次;走的时候你气不喘,腿不抖,好人一样。可是王大夫知道,也许仁月,也许半年,你还会回来。而每回来一次,你便离死神更近一步。
  果然,两年中你又住了四次院。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大小便你用自备的便盆;吃完饭,你自觉地用塑料袋把餐具包好;手不小心扎破了,你偷偷用创可贴贴上;护士给你打针,你说:“戴上橡皮手套吧,别不小心传染上。”
  多善良的一颗心灵啊!可是,有人竟惨无人道地扎了它一刀。那次你住院,闷闷不乐。王大夫以为你精神负担加重了,便劝慰你。你说,不是因为自己的病,既然已经得了,怕有何用?你是为一个不讲信义的朋友,他说能换美元,骗走了你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笔钱。瞎,王大夫说,你都这样了,还在乎那些钱?说完这话,王大夫有些后悔,她怕伤了你的心。你凄苦地摇摇头,我倒不在乎那点钱,我攒的这笔钱是留给我妈的。她老人家拉扯我这么大,不容易,我走了,想把钱留给她。她没有工作,这些钱对她是很重要的。王大夫闻言,差点掉下泪来。她这才明白,平常你为什么那么节省,连买个肉菜都常常舍不得,反哺之情,真是苍天可鉴!
  王大夫见过你的妈妈,那是因为你要学气功,王大夫因你一个人去不放心,于是把你妈妈找来,说陪你去。这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母子俩都相倚着想去寻觅到一块生命的绿洲……
  不怕死不等于不想活。内心深处,你无法割舍对人生的眷恋。
  有时病情刚稳定一些,你就耐不住寂寞,你问王大夫,我去饭店讲讲课可以吗?你在好几家五星级饭店干过,站位,摆台,业务颇为熟练,而且还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在饭店你学会了人生的技能,同时,也因为无知成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你去讲课,当然为挣钱,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母亲;同时也是为了对社会能有所回报。你才三十岁,还没干什么呢!所以,最后一次住院,你郑重其事地把王大夫叫进病房,说:“我有一个要求,你要答应我,我死了,我愿意把尸体捐献出来解剖,为社会做最后一点贡献……”
  最后一次出院后不久,你终于不行了。上帝没有被你的爱心和真诚打动,终于要召你回归天国了——但愿真有天国存在。
  你的哥哥打电话告诉了王大夫,王大夫赶到你家。瘦骨伶什、憔悴不堪的你知道死神将至,尽量使自己安详,但痛苦仍使你肌肉抽搐,头冒虚汗,1米8的小伙子像个小孩子一样蜷缩在床上。你觉得那个像影子一样跟随了自己几年的东西已触手可摸。因为触手可摸,你便觉得释然了,否则,你的嘴角为什么会挂上一丝浅浅的微笑呢?
  你说,你曾经很羡慕美国的一个艾滋病患者,临死的时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很自豪,没有一个人歧视我。今天你也想说同样的话,因为,医生、护士、母亲、哥哥和你的伙伴,没有谁歧视你,他们把真挚的爱给了你,使你能怀着一种美好的眷恋离开这个世界……
  你说,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你没有能早一点了解有关艾滋病预防的知识。有些过失可以弥补,有些过失将以生命作为代价。
  你说,但愿这种代价以后不再付出……

              第三章:面对艾滋病

                沉默=死亡

  也许,对我们民族的生存繁衍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艾滋病病毒,而是愚昧与无知。
  从1981年发现首批艾滋病患者至今,世界医学界已花费巨额资金研制疫苗和寻找特效药,至今未获成功,人类也不可能将决策的重点放在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上,这就意味着,对付艾滋病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向公众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
  预防的最大障碍就是社会意识层面的无知。
  泰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协会主任米猜日前在接受《国际先驱报》记者采访时,这位泰国前内阁部长曾抱怨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实际人数,都被故意掩饰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面对现实,这就埋下了未来会爆发的灾难。越是少做有关的工作,疾病便愈是蔓延得快。”
  米猜的感慨是有缘由的。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印度政府提防艾滋病,遭到了印度官方的嘲笑:在西方发生的事决不会在印度发生。1991年,艾滋病已开始在印度流行,印度政府的官员仍视而不见,称:“鉴于我们社会传统文化的背景,我们十分自信,在我们国家,艾滋病不会像在非洲那样广泛而又迅速地蔓延。”
  曾几何时,印度便拥有了一支百万之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军!
  泰国人曾声称:对艾滋病我们是免疫的!话音未落,1984年泰国出现了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位从国外归来的年轻男性,系同性恋者。时隔二三年,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又陆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数目不大,据泰国卫生防疫部门报告,至1988年检测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仅数百例,所以一直没有引起泰国高层领导的警惕,为了不影响旅游业,他们还对真相遮遮掩掩。
  很快,这个数字就如大鹏展翅一样扶摇直上,到他们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到80万!今年,泰国将有4万人死于艾滋病。自称对艾滋病具有免疫力的泰国政府最近提供的数据表明,自从流行开始,已有10万人死于艾滋病,目前的80万病毒携带者中,将有20多万人在21世纪到来之际发展为艾滋病!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泰国政府估计,如果采取有力的预防措施,到2Q00年泰国艾滋病感染者总数可能低于200万,否则可能高达400万人,也就是每14个人中就有1名感染者,届时发病的感染者要达到65万,全泰国因艾滋病死亡人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且绝大部分是青壮年。
  泰国人的自信已被艾滋病魔彻底击毁。现在泰国政府已成立了由政府总理出任主任的国家防治和控制艾滋病委员会,14名成员全是政府各部的主要负责人。政府已作出规定,电视节目中每小时必须拿出一分钟为预防艾滋病免费专题宣传。每年,他们仅用于艾滋病的宣传费用就高达680万美元!
  印度和泰国实在应该成为我国的前车之鉴。
  去年以来,国务院已经对艾滋病的防治重视起来了,成立了协调会议制度、每年举行一次。并且设立了中央级的艾滋病防治专款,每年由国家财政拨出500万人民币,用于艾滋病的宣传、研究、防治,还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追加。
  500万人民币,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过我们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前不久,德国第三大城市法兰克福举行了一次向艾滋病宣战的活动,200多位男女老少躺满街道的拐弯处,身上全都盖着大床单还写着大幅德文标语“沉默一死亡”,道旁站满了举着白色标语的人。
  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医学专家海科林说:“在德国,艾滋病正欲吞噬8100万人民的生命,我们这次活动就是要向全体公民大声疾呼,艾滋病和纳粹一样可恶,到了向艾滋病宣战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唤起日耳曼民族的觉醒,有一天就会发生惨不忍睹的场面:艾滋病患者暴尸街头!”
  几年以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航天部710所的研究人员分别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艾滋病的蔓延趋势作了预测。预防医学科学院认为,假定到2000年我国艾滋病中度流行,估计感染者将达到10万左右,艾滋病病人可达2万左右。航天部710所根据现有被感染者的低底数情况估计,到2000年中度流行感染人数可能达到8—19万、艾滋病患者约1—2.5万。这两个单位运用不同的方法,描述了艾滋病在我国流行的趋势。
  可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要比我们悲观。他们认为,到本世纪末,我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不会低于亚洲平均数以下。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我国将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大国。

               被击倒的拳王

  莫里森神情沮丧地步入记者招待会会场。
  这位二十七岁的小伙子仍然是那么强壮,衬衫遮掩不住发达的胸大肌,由于骨骼粗大,一对拳头像是老虎的脚爪。就是凭着一对呼啸生风的铁拳,他在重量级拳击被黑人选手垄断的世界拳坛上,一路夺关斩将,让美国白人很是引以为自豪过一阵儿。
  而今天,他不是来接受崇拜者的朝圣,而是来回答一个残酷的提问:怎么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拳王抬起眼,眼睛中清楚地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他声音颤抖地说:“过去我确实认为我赢得六合彩的机会都要比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大,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大的错误啊!”莫里森说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但是他承认,他曾有过荒唐的行为,对于慕名投入自己怀抱的妙龄女郎从来来者不拒,也许就是在某一次的风流艳遇中,他遭遇了艾滋病病毒的一记致命的重拳……
  确实,面对艾滋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度外。
  有一个词汇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90年代以前,举世公认艾滋病病毒主要在同性恋团体、静脉吸毒者以及妓女中传播,于是上述人被称为“高危人群”;1991年,篮球魔术师约翰逊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后,专家们注意到约翰逊并不属于高危人群,于是,“高危人群”被“高危行为”所替代;不到两年,“高危行为”已显滞后,因为越来越多没有高危行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例子被发现,比如忠实于丈夫的妻子、才出生的婴儿、从未有过高危行为的男子等,于是“高危行为”现在又被“高危环境”取代了。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自己也是“个中人”。
  有些事实或许能增强我们的警惕性。
  武汉对来自非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81名留学生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阳性感染率为2.47%,桂林和郑州检测津巴布韦来华留学生,其阳性率分别为9.68%和33.33%。武汉查出阳性的一例女留学生在华期间曾与两名非洲留学生同居,其同居者又与多名中国女性有性接触。根据广州口岸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一例中非留学生留穗两个月间,有7名异性密切接触者,该留学生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被监护出境前,几乎天天都与其中的中国女青年发生性关系。
  严重的问题是,这些中国女性并非职业妓女,其中有一些人只是想以此为手段达到出国的目的,她们一旦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潜伏期将长达五至十几年,这期间与常人无异。无论是否妓女,最终她们都要嫁人。嫁人时,没有规定她们必须接受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查;未嫁人时,她们仍有可能和恋人发生婚前性关系。
  退一步说,假设你没有可能接触到这些有过高危行为的人,你仍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
  北京市卫生检疫局曾发现一起病例。有位入境的中国人,在境外停留不足3个月,入境时免检,当其再次出国体检时发现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经流行病学证实为境外感染,并已传染给了国内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不知道自己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曾到医院做过拔牙手术……
  是的,除了性传播,共用针头吸毒和母婴传播以外,血液传播的危险几乎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拔牙、针灸、注射、输血、手术、器官移植,和他人共用刮脸刀、剃须刀或牙刷,甚至到浴室修脚,都有可能因不注意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而被感染的概率与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多寡成正比。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少一个,我们的健康保证就多一分,反之亦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也不可能置身度外。
  也不必惊慌失措。只要我们增加自我保护意识,避免高危行为,注意可传染器械的消毒,艾滋病的感染源就完全可以切断。因为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外的存活时间很短,漂白粉和高温蒸煮都可以杀死病毒。关键,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狼来了”的游戏。
  在卫生部采访时,沈处长给我们讲述过她的一段经历:去年9月她去泰国清迈参加第5届亚洲艾滋病国际会议,遇见了在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泰国同学K先生,现在K是清迈大学附属医院的助理院长,他告诉沈处长,现在医院每天都可以诊断出艾滋病患者,老百姓一家子一家子地死亡,情景非常凄惨。可是前几年,当医生告诫人们要注意预防艾滋病时,他们总是不屑地说:“你们不要危言耸听了,哪里有那么多艾滋病。”有些建筑工人甚至认为:所有关于艾滋病的宣传,都不过是阴茎套制造商推销产品的手段。
  我想起了美国作家房龙笔下的一则寓言: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守旧老人主宰一切,不允许人们离开这里半步。没过多久,爆发了一场特大干旱,溪水枯竭,牲畜渴死、庄稼枯萎,入冬后,一半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人们终于不顾守旧老人的拦阻,来到山谷的另一边。啊,那里果然像一位勇敢的先驱者讲的一样:土地肥沃、牧草丰盛。于是,人们重新在这里建起家园,却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
  这则寓言令我玩味再三。

              “只要我还呼吸”

  印度的孟买,有一面长3米、高2米的“反对艾滋病墙”,这是一个艾滋病组织建立的,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上面涂写了标语,他们中有歌星和司法官员。标语有:
  ——与艾滋病作斗争而不是与人作斗争!
  ——我需要朋友,别因为我有艾滋病就离开我,我很孤独。
  孤独,比艾滋病病毒更让他们恐惧。
  因为怕离群,羊群可以跟着公羊首领跳跃深不可测的悬崖,大雁离群后会尽其所能,尝试着各种办法以便再找到这个群体;而野鹅也曾三番两次地接近人类居住地区,以便加入被我们驯养的鹅群。
  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动物学家康罗·洛伦兹在列举了以上事实后强调说:“假如你知道野鹅是多么害羞,你就可以想像出群居的本能力量有多大。”他通过周密而科学的验证与观察甚至得出结论:群居的本能,在某种情况下居然能够取代其他所有的本能:饥饿、性欲、逃避、攻击。
  大多数脊椎类社会动物都会发生类似的行为,甚至上溯到猩猩。因此一位西方哲人有一句名言:单独一只猩猩等于没猩猩。
  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恰恰是在最需要社会关怀时,人们的歧视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推入了情感荒原,使他们求生不得。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北方的一座小城——
  Z实在适应不了这个巨大的精神落差: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
  变化是由一次例行的血液检查开始的。作为派往西非某国的医务人员,他期满回国后被检查出体内潜伏着艾滋病病毒。
  在这个只需半个小时便可骑车横穿整个市区的小城里,几乎没有秘密可保。何况,这是一个巨大的秘密。
  作为医生,他本想从容地面对死神,不胫而走的消息却一下子把他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没有人再找他看病。只要他在医院楼道里一走,几乎所有可以行动的病人都会落荒而逃,而且高喊着:“不好了,过来了!”
  妻子被单位歧视,孙子被幼儿园拒收,粮店不卖粮食,连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也被同学疏远,形单影只,有时一个人竟独占整整一间阅览室。
  他是医生,却无法因病住进自己为之服务了几十年的医院。因为听说他要住院,住院部的患者几乎都闹翻了天,他们已向院方发出通牒,一旦Z住进来,他们马上集体出院!
  仅仅如此,宽厚的Z也许还可以理解,还可以忍受。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游行终于爆发了。请愿者来到市府门口,高呼:“我们不要艾滋病!将艾滋病患者赶出本市!”卫生局长同时收到一封信:“你有义务立即解除Z对全体市民生命的威胁,如果再置之不理,我们将处死你!”
  Z终于无法在这座城市再呆一天了。在省委领导的关注下,决定将Z迁出本市。迁往哪呢?西藏无人区,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些建议自然不会被一个文明社会接受,于是经过反复磋商,Z被迁往了北京……
  Z还是幸运的。毕竟,北京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他,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感受到了几缕人间的温馨。
  1994年8月17日,被沈阳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吕丽英确诊的辽宁省第一例艾滋病患者A,境遇就更悲惨了。他也曾赴非洲工作,回国后一度发烧、头痛、呕吐,当时以为是感冒;一晃4年平安无事,今天,艾滋病终于发作了,得知自己的病情后,A精神萎靡,表情呆滞,反应迟钝,情绪低落,两个眼睛中流露出浓浓的忧郁。几天以后,在极度的孤独与无助中,A在医院自杀身亡。
  只有在这时,他的脸上才布满了祥和。
  别因我们的漠视而忽视了他们对生命的渴求;别因我们的淡然而荒芜了他们精神的家园。
  卫生部沈处长讲述的一个故事真让我感动:
  肯尼亚内罗毕有25%的人呈阳性,在那里她结识过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个漆匠,三十多岁,一头卷曲的乌发,一张厚厚的嘴唇,加上一双很有神的眼睛,使他看上去很年轻。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他正准备结婚,于是未婚妻离他而去,他也被家人轰了出来,绝望已极的漆匠找了一间小屋,整天躺在地上,不吃饭,不喝水,只一个劲儿喝酒,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就在他奄奄一息时,有两位小姐敲开了他的房门,这是两位志愿者,她们为他唱歌、给他跳舞,还给他讲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当小伙子有了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后,她们就把他扶起,和他在一个盘子里吃饭,用一只杯子喝水……
  现在他已是一个艾滋病组织的负责人,每天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地,宣讲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朋友,假如有一天你的身旁出现了一个艾滋病人,你将怎样对待他呢?这不是天方夜谭,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泰国清迈有一个叫作“新生活友爱中心”的组织,它拥有Z000多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会员,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到二十九岁之间,有500多名女性,成立3年来,他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被艾滋病夺去生命的朋友,安排后事参加葬礼,供养遗孤,同时又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会员,互相鼓励,分享保健经验,进行生活技能培训。
  “中心”宣传册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只要我还在呼吸,我就有梦想。
  是的,只要他们还在呼吸,就让我们一同来分享阳光、水、空气和友谊吧,并让我们用爱心陪伴着他们去编织一个美好的梦,直到永恒!

             人物(2)最后的善良

  他躺在病床上,默默地望着天花板出神。5年前,他被派到美国进修、学习。工厂要合资了,需要有人去掌握进口设备的性能与操作,借鉴人家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他是厂里的技术主管,理所当然地去了。一年后,他满载而归。
  半个月以前,他开始咳嗽、气短、体重骤然下降,检测结果证明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已经发病。他像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冰窟窿,活着的感觉一点一点地从体内被抽空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具会喘气的行尸。他不知道该怎样消磨余生,三个月,半年……
  病房的门推开了,他以为又是护士送药,便把脸转向墙壁,他已经不愿再和任何人的目光对视——那目光中即使不是厌恶与恐惧,也是怜悯。他反感厌恶,也拒绝怜悯。
  “老伙计,好些了吗?”他听声音一愣,转过头,是厂长。那个曾对自己寄予了厚望,逢年过节总要和自己喝上两杯的厂长,“对不起你呀,我刚知道……来迟了!”那声音中没有厌恶、没有怜悯,有的只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同情。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厂长上前一步,双手摁住他的肩头:“快躺着。”他心头一热,仿佛有一股热流顺着肩头注入了他冰凉的体内!亲如妻儿,来医院看望自己时,也只是远远地站着,仿佛不是来探视一位亲人,而是向一具遗体告别。
  “厂长,我……”入院一个星期一句话不曾说过的他喉头有些哽咽。“什么也甭说了,厂子永远是你的后盾!”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叹一口气:“唉,我是不能为厂子尽力了。”“什么话?丫长坐在床头,拿出一只桔子剥开,剥下一瓣向他嘴里送,“厂子需要你!你不是说,新产品试制成功后还要庆功吗?为这,我可是留了一瓶好酒等着你一块儿喝呢!”
  他哭了。泪如清泉,滋润着他大旱龟裂的心田。从那天起,他不再整天望着天花板出神了。他开始配合治疗,开始有了笑容……
  那天,厂长又来看他,眉头微锁,似乎有些心事,他追问再三,才知道厂长是为了一个技术难题困惑。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不忍心再打搅他。
  厂长走了,医生和护士看到,他的单间病房成了工程师的工作间,饭桌上摊着书,床头摊着书,他时而喃喃自语,时而凝神苦思,时而又写写画画。
  厂长又来看他了。每逢厂休都来,雷打不动。那天正好天降暴雨,厂长走进病房时已成了一个泥人儿:“他娘的,骑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可惜了你弟妹给你炖的一锅鸡汤。丫长摇摇摔瘪的铝饭盒,无奈地苦笑着。
  他心疼地望着厂长,默默地从枕头下拿出二页纸:“上次你说的问题我已经从理论上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你们回去试试吧。丫长有些愕然,拿过材料,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使劲握了一下他的手……
  那天,他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后便闷闷不乐。原来儿子要结婚,没有房。厂里正好盖了一栋宿舍,儿子让他向厂里要。
  “我怎么好向厂里张口呢?”他对医生说,“我这病已经拖累厂子花了这么多钱,我也不能再为厂子继续工作了,怎么再提这种无理要求。”
  医生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厂长。厂长再来时,有些神秘地对他说:“今个儿,我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你猜猜是什么?”见他的神色有些茫然,厂长掏出一把钥匙,“根据你的条件,厂分房委员会为你补了个独单元!”接过钥匙,他半晌无语。他知道,职工住房紧张,厂长为了这把钥匙,不知要花费多少口舌。
  “厂长,你对我这么好,我应该把染病的情况告诉你……”“别说了!丫长握住他的手,“无论怎么得的病,你都是我的好兄弟!”
  医生和护士没见过这样的厂长,问他:“你为什么对工程师这样好?丫长说:“厂里的一砖一瓦上,都有他洒下的汗水,厂里关心他是应该的。再说,他得了这种病,已经很不幸了,连家里人都不能谅解他,如果工厂再撒手不管,他会带着一种多深的创伤离开人世啊!”
  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了。
  医生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发明了一种艾滋病新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患者病情,忙告诉了厂长,厂长在电话另一端只说了一个字“买!”但是,工厂辗转从美国买回的药仍然没有能阻挡住死神的脚步。
  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望着厂长特意从乡下接来的老母亲,泣不成声。母子俩抱头痛哭,观者无不动容。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止住哭声,用颤抖的手从枕头下取出厚厚的一叠材料,递给守护在一旁的厂长,断断续续地说:“你和工厂待我,胜过家人……无以为报,这,是对工厂的一些建议和思考,算是礼物留给您吧!酒,喝不成了,我死后……新产品占领市场的那一天……你倒一杯,放在我的骨灰盒前……”
  厂长强忍住泪水,点点头:“一定!”
  他又把头扭向医护人员,气喘吁吁地说:“谢谢,你们……受累了!”

              第四章:双面硬币

                道德的困惑

  每一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职业医生都不会忘记《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是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在二千多年前用希腊文写成的一部医学经典。它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谨在医神阿波罗、阿斯克来皮斯,健康之神海基雅,痊愈之神巴拿
  西以及男女诸神之前宣誓:……凡我执业或社交,所见所闻,无论与我医
  业有无关系,凡不应宣泄者,我当永守秘密。

  二千年来,这几乎成了所有行医者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
  癌症、神经病等不是传染病,威胁不到他人的生命;即便传染性很强的肺结核、肝炎和性病,因不具有致死性也不妨碍医生遵从这一誓言。
  艾滋病则不同。一方面,它到目前为止仍是绝症,而且从感染到死可长达10年以上,这期间感染者既没有任何自觉症状,外表又与常人无异,但却随时可以把病毒传染给别人,传染途径又主要是通过最为隐秘的性接触。这就有必要公开患者的诊断结果,以使别人免遭传染。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艾滋病的致死性和传染性,公开患者的诊断结果则会使他们遭受歧视与打击,无异于在精神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而且要缓期1—10年以上的时间执行,他们所受的蹂躏简直为常人难以想像,这就更要求对患者的诊断结果予以保密。
  一对难以调合的矛盾。
  对此,当代伦理学的解释是:为患者保密,要以对他人不构成潜在的威胁为前提。它的真正含义正如美国医学会的《医疗道德原则》所说:“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病人保密。因此,美国的法律规定,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因过失传染给别人的构成侵权,故意传染给他人的构成犯罪。不过,人们在被感染艾滋病后,几年甚至十几年没有任何症状,传播途径又主要是最难为局外人所知晓的性生活,那么,有谁能去监督患者的行为?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区别“过失”与“故意”呢?
  我国刑法唯一追究故意传染艾滋病的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五条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5000元以下罚金。”这里的“严重性病”自然应该包括艾滋病。但它仅限于嫖娼卖淫者,对其他人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则未做出明确规定。
  防止艾滋病传播也不能乞灵于严刑峻罚。因为法律是一柄双刃剑,用之不当就会走向反面,不仅不能发挥预防疾病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驱使犯人挺而走险。
  还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性伙伴”问题。
  每个已发现的艾滋病病人,都是一条感染链中的一环。因为怕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对于求治的性病或艾滋病的患者,医疗单位一般是不要求他们必须披露真实姓名与住址的。徐莲芝和王爱霞大夫曾告诉我,她们和有些感染者已经来往很长时间了,却不知道他(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以至每当有艾滋病感染者对她们的救治感激涕零时,她们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常常是:你如果真的感谢我,就把你的性伙伴找来查一查血清!
  她们的病人往往因而面露难色。这并不奇怪。艾滋病患者目前尚无痊愈希望,一旦确诊不但自身精神难以承受,还往往要受到社会的抛弃。所以主动提出检查的极少,有的即使偷偷检查了也不想知道结果,以维持内心平衡。
  有些国家立法,对高危人群实行强制检查。事实证明:强制检查的范围虽有不同,产生的效果却大体一致:使一些本来应当接受检查的人退避三舍,被迫接受检查者产生强烈对立情绪,检查确诊者无地自容,社会因之进一步流行恐“艾”症。
  所以,我国对已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管理,主要还是依靠其自觉的行为控制;他们如果不愿说出性伙伴的名字,医生也无计可施。
  在美国,是否公开艾滋病病人的情况,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曾达成共识:即取决于病人的可信赖程度、知识和坚持“安全性交”的一贯性判断。如果医生相信性交是安全进行的,就应该倾向于保密,但假如医生判断错了,患者由于放弃安全性交而导致传染发生,医生就有可能因此承担法律责任。这简直是要求医生不但要手捧《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还要到一流的侦探学校接受培训。
  确实,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灾难的疾病并不鲜见,但还没有任何一种像艾滋病一样,在威胁着人类繁衍与生存时,给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道德困惑与社会难题。它像一块魔方,使医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律陷入两难境地。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日益激化,社会的基本准则和道德框架受到挑战,我们不得不在原有的准则基础上寻找新的坐标。那么,新的坐标在哪儿呢?

               我们的“禁忌”

  “什么?阳性!”四位秀发披肩的年轻女性仿佛四尊被雨打湿的泥胎,无力地瘫坐在北京某大医院的长椅上。
  医生同情地望着她们,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帮助,可是,当医生事后根据她们留下的地址和姓名去寻访她们时,四位小姐已下落不明。
  这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陈春明教授,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预防与控制艾滋病联席会议上讲述的故事。
  四位小姐所以隐匿于茫茫的人海,不肯通过药物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的不宽容氛围所致。
  传统的道德观总是力图将艾滋病患者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辜的”,即血液或血液产品的受害者,产期传染的婴儿;另一类是“有罪的”,即性乱和吸毒者,对“无辜者”给予同情和救治;对干“有罪者”,不关心和不履行义务已是最宽容的措施。
  即使那些因为采取了不健康生活方式或偶一失足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生活已经给了他们相当严厉的惩罚,由于这种病的致死性和巨大痛苦,我们本该给予更大的同情。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看,只有为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创造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他们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疾病和人生,才能正确地对待社会和公众,才能执行社会为他们制定的防止感染他人的行为规范。
  不宽容则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前苏联,有人在报刊上公开宣称:“艾滋病是人类的卫生员,将把人类从嗜毒者、同性恋、妓女处拯救出来”,建议“消灭所有的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死者的照片被赫然登在报端以示警戒。但是,这并没有能防止艾滋病在前苏联蔓延!
  而且,由于社会的不宽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处于更隐秘的状态,拒绝承担防止感染别人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反省说,这也正是各国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而被感染人数却迅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有甚者,一些感染者挺而走险,公开对社会进行报复。意大利的米兰不久前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劫匪在被捕后供称,他们是艾滋病患者,因为不堪忍受世人的歧视与冷漠,才以抢银行作为报复。发生在泰国的一个案例更让人触目惊心: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因为受到周围人的歧视与羞辱而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更对社会产生了怨恨,终于有一天,他手拿医用针头跑到大街上,先往自己身上扎几针,然后再把针头乱扎向街上行人。
  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是由于人们的一种自保本能。但是,本能往往不能“审视”后果。
  美国作家房龙在《宽容》一书中说: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告诉人们,你不宽容别人,你就难以自保。也许,这是人类在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上应该有的“禁忌”!

             “避孕套先生”的箴言

  我和万延海先生的谈话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
  作为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健康人类学系的主任,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身于艾滋病的宣传与预防工作中去了。他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有热忱的志愿者。
  所以说他是志愿者,是因为他由于种种原因已脱离了他曾供职的北京市健康教育研究所,作为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他牵头建立的这个健康人类学系和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只是一种松散的挂靠关系,所有的经费都要由他自筹。
  有感于艾滋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他干几年前就已经奔走于各种人群中去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了。此刻,他坐在我的对面,镜片后的目光显得有些忧郁,他说:“目前,在既无疫苗又无特效药,强制性的隔离与血清检查为文明社会所拒绝的情况下,对付艾滋病最有效的办法,除了加强宣传,切断血液感染的途径外,就是大力推广使用避孕套。”
  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艾滋病病毒在世界上大体有三种流行模式,即欧美以同性恋和吸毒传播为主;非洲主要是异性性传播;亚洲则以外来输入感染为主。但到后来几乎殊途同归,基本上都转到经异性性传播为主这条途径上来了。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目前全球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中,四分之三是通过异性性接触传染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哪一种传播方式,等到传染源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最终都会转到以性传播为主这一模式上来。因此,避孕套的推广使用尤显迫切。
  联合国卫生组织曾经作过一个预测:经过以推广使用避孕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防治”,到本世纪末,新的成年感染者的数量可减少一半。这就意味着挽救近1000万人的生命——非洲400多万,亚洲400多万,拉丁美洲100多万。而防止艾滋病病毒感染,不只是简单地减少一人死亡,它将有助于打破传播途径,避免感染者将病毒传给其他人,引起更大范围人群的感染,最终挽救的人数更多。
  10年前泰国的避孕套年消费量是1000万个,而1995年达到1.7亿个。因为避孕套的推广使用,已减少了四分之三的性传播疾病,艾滋病的发病率也趋于平稳。
  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调查,在撒哈拉南部非洲,避孕套的使用率不到1%。面对着严峻的艾滋病爆发趋势,他们已经猛醒:1986年,全非洲大陆只有加纳是制定了在市场上出售安全套计划的国家,它的感染率在非洲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到1994年,又有20个国家开始效仿加纳的做法;去年,塞内加尔、刚果、加蓬、尼日利亚和莱索托又就避孕套的推广使用出台了新的规模更大的计划。
  西方一些国家,安全性行为的教育则已深入人心。比我们更早经受艾滋病高发灾难的美国因有效地通过宣传和避孕套的推广使用,控制了艾滋病的迅速扩散,发病率已开始回落。
  万延海告诉我,我们在避孕套的推广使用上所以措施不力,主要是有一些人担心会因此对婚前性关系的混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纵容性乱。
  我一时语塞。类似的观点在国际上也存在,他们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根源是性乱和性放纵。有效地遏制措施是恢复和发扬传统文化和法律,如将通奸和鸡奸的人用石头砸死。但是,可以一夫多妻。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非乐”的传统和重义轻利的内涵。在避孕套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纵容性乱,而不是如果预防不力,艾滋病将给我们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当然,鉴于国情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我们对艾滋病的防治绝不应该仅仅维系于避孕套的推广和使用,教育人们洁身自好、忠诚于婚姻关系、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仍是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对于吸毒和卖淫嫖娼,无疑需要加大打击力度,以阻断艾滋病的传播渠道。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性行为的道德观无助于约束那些性行为活跃的人群。
  青霉素的发明曾把人类从死神的阴影下拯救出来,但也有促成性乱和性传播疾病流行的反作用,因为人们不必担心淋病和梅毒会夺去自己生命了。难道我们能因此就放弃使用青霉素了吗?如果有一天艾滋病特效药问世,也将如是,但我们不是仍在不遗余力地为着这个崇高的目标努力吗?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群不断扩大,高危环境日益形成,无辜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将愈来愈高。
  道德应该促进的是大众的幸福。
  泰国前总理办公部部长米猜,在曼谷开有一家名为“蔬菜与避孕套”的餐馆,其中大多数道具都是由避孕套组成的,他因为在推广使用避孕套方面成绩卓越,被朝野亲呢地称为“避孕套先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米猜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避孕套不仅能控制生,更能控制死!

              第五章:极地曙光

             一位球员和一个“神话”

  对于所有热爱体育的人来说,1991年11月7日真是一个梦魔般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曾12次入选全美明星队,并两次荣获NBA最有价值球员奖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欧文·约翰逊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因为魔力非凡的传球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娴熟动作而荣膺“魔术师”称号的约翰逊,面色沉重地面对着灼眼的镁光灯讲述了自己因异性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经过,告诫人们,性关系一定“要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以免误人误己,井声明自己从此退出篮坛。
  整个西方社会为之震惊。无数热爱约翰逊的球迷痛哭失声,以至一些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不得不赶快在安全带停泊,因泪水已经模糊了驾车者的双眼。有人甚至把这一消息同海湾战争爆发相提并论。
  这一切当然都是出自人们对这位篮球巨星的崇拜,但同时也是由于这位篮球巨星伟大人格的感召。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称赞了约翰逊面对这一严酷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正直与善良。
  正在罗马参加北约首脑会议的美国前总统布什也立即发表谈话,他说:“约翰逊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感染艾滋病病毒是一个悲剧,但对全体美国人来说,他仍是英雄!”
  约翰逊当之无愧。他没有担心披露自己的“隐私”而损害自己的半世英名,他想到的首先是,别人不要再因无知重演自己的悲剧。约翰逊公布了自己的情况后,美国刮起了关心艾滋病的旋风,成千上万的人主动走入医院进行化验,艾滋病预防器具的销售额猛增,许多人为防止艾滋病而主动捐献器官。
  同时,约翰逊也没有沉沦。他勇敢地向死神下了战书1他一如既往地训练。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其中包括2个小时的篮球专项训练、1个小时的力量练习以及多达700次的仰卧起坐。
  谁也不会想到,约翰逊会在4年后复出。约翰逊复出的消息传出后,各国通讯社几乎都持怀疑态度,一直到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这一决定之前,很多新闻机构还说这是骗人。
  他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意味着他已经收到了死神的请柬啊!当初医生为约翰逊作的结论是:控制好了活8年,控制不好只能活4年。
  复出后的约翰逊仍然像以前那样潇洒、那样健壮、那样面带微笑、那样出神入化。人们对他复出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与热情,和他宣布退出篮坛时的震惊与痛苦完全成正比。
  洛杉矶湖人队一场比赛只发100张记者观赛证,约翰逊复出的首场比赛,他们竟发了300张。入场券的黑市票价被爆炒到1000美元一张,仍然供不应求。
  当约翰逊指挥湖人队以精湛的球艺击败了另一支篮坛劲旅金州勇士队时,球迷们近似疯狂地为他鼓掌,为他欢呼,为他喝彩!许多人热泪盈眶。——约翰逊仍是“魔术师”!约翰逊创造了一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体育本身。它首先证明: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约翰逊刚刚诊断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时,很多队员表示不再与他同场比赛。他随美国梦之队参加奥运会时,气氛异常悲壮,仿佛约翰逊会一去无归,将用生命去祭奥林匹克的五环旗。现在人们意识到了,“魔术师”的几滴汗水是不可能使他们感染的,即便约翰逊和他的一位队友身上都有一个暴露的伤口,在比赛中因冲撞造成伤口接触,因此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也微不足道。因为血是向外流的,接触又瞬息即逝。
  同时它还说明,人类正在精神上向艾滋病发起一次冲击。观众山呼海啸般地呼喊,固然是有感约翰逊精湛的球艺,同时,也是向一位勇敢的斗士发出的由衷敬意。在约翰逊的身上,他们感受到了人类的坚强与不屈!
  这正是我们战胜艾滋病的希望所在。
  无论约翰逊最终是否倒下,在人类与艾滋病斗争的编年史上都会浓墨重彩地写下一行大字:——1996年1月30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欧文·约翰逊重返赛场。它表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绝不应该被社会抛弃!

             一部宣言和一项“悬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同各种流行瘟疫抗争的历史。
  1918年至1919年,2000万人曾死于一场不可遏制的流行感冒。英国《瘟疫年刊》的作者丹尼尔·福笛对当年的惨状曾有过悲怆的记录:“半夜里从各城镇贫民区中出发的木车满载死者,川流不息;许多人、许多家庭被这吱吱作响的木车拉到郊外的墓地,只留得万户萧疏,村村荒凉。”
  1348年,3艘从卡发开回热那亚的意大利商船,船上载着香料,也带回了染上黑死病的老鼠。于是黑死病在欧洲猖獗了很久,伦敦十室九空,受害较小的德国在1348年中也死了1244434人。
  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到库克群岛的船员们,把麻疹病带给太平洋的居民,使那里的人口令人惊愕地减少了。同样,西班牙人探险时带到美洲大陆的病毒,所杀死的土著居民,也比战争所引起的死亡率更高。非洲肆虐一时的黄热病,克里米亚战争时的霍乱大流行,都曾迅速死了数以万计的人。
  实际上,每年死于疾病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战争的人数。
  艾滋病无疑已成为人类一场新的劫难。但是,经过犹豫、观望与拒绝,人类终于走出了认识的盲区。面对着一种疾病的挑战,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手挽手地站在一起。
  1994年12月1日,人类所经历的第7个世界艾滋病日。世界上42个国家政府和议会的首脑们聚会巴黎,庄严地在“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的宣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信仰的不同、地域的阻隔、贫富的差异没有筑起藩篱,世界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显要们一致认同:艾滋病的大流行就其严重性而言对整个人类构成威胁。他们郑重向世人承诺——
  我们作为政治领袖有义务确保这场向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战斗的优先地位;
  我们有义务在采取行动时对那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有危险被感染的人们富有同情心并且能够团结他们,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会还是国际间;
  我们决心确保所有生活在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中的人们在任何环境中不加区别地享有充分的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们决心向贫穷、偏见和歧视宣战……
  新闻媒介不断把感人的信息传向世界:
  印度副总统科拉·纳拉亚南先生同5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握手,作为消除偏见的一种象征性表示。
  菲律宾总统费道尔·拉莫斯与两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共进午餐,席间谈笑风生。
  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克尔在宽敞的柏林会议中心宣布第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开幕。在发言中,他强烈反对歧视:“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感染,但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而对身患重病的同胞们弃之不理。”他激动地呼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运动中。
  英国流行歌星艾尔顿·约翰为艾滋病慈善机构捐赠了50万英镑,以创立他自己的艾滋病基金会。他说:“我失去了许多朋友,并且深知许多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已经变为艾滋病患者。他们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和儿童。我希望做力所能及的事,以有助于与这种疾病的斗争。”
  在阿拉伯世界,无数教民则匍伏在地,虔诚地聆听着宗教领袖的训示:什么是艾滋病,怎样去预防。许多教堂、清真寺和庙宇已参与了照料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活动……
  在神圣的联合国讲坛上,秘书长加利博士大声号召开展与艾滋病作斗争的全球统一行动。
  掌声,在联合国的会议大厅响起!
  ——它体现了人类战胜艾滋病的坚强信念。
  与过去几种恶性疾病的研究和攻克时间相比,从1981年正式发现和研究这种新的疾病,到1983年即找出致病的病毒,只用了2年时间;到搞清病毒准确的遗传物质和结构,也只用了一二年时间,这比以前弄清如天花、结核病的时间要快得多。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调配了最佳配置,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医学专家正在致力于艾滋病的研究,每年投入的资金数以百亿美元计,人类彻底降伏艾滋病病魔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很多人也许还记得那个既令人欣慰又使人自豪的征集悬赏:80年代中期,某医疗研究所悬赏30万美元,在全球寻找三十岁以下的天花患者,曾有几位满面麻斑的人前去领赏,但均被查明是为了骗取巨额赏金而用外科手术伪造的“假麻子”,这笔赏金至今还没能被人领走。
  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人类会以同样的赏额来寻找一位艾滋病病人。
  因为我们可以战胜天花、鼠疫、霍乱和流行感冒,我们最终也一定能战胜艾滋病!

             一条小路和一艘“方舟”

  德国柏林的自然博物馆里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每一块碎石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已经有1000多块了。那是一些死于艾滋病者的姓名,他们都是西方各国文化、艺术界的名人……
  人们称这条小路为“沉思路”。
  我们又应该做出怎样的沉思呢?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生理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这一点,如果说在对其它疾病的评价上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在艾滋病的评价上应是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首先,艾滋病的起源、感染、扩散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受到人类行为规范等的重大影响。其次,艾滋病的感染与流行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后果,它正在和即将引起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某些变迁。防治它,仅仅靠医学的努力是不够的。
  艾滋病的流行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竞争日益加剧,人际关系愈加淡薄,社会、家庭压力骤增,人们的情感世界也日见荒芜。特别是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以信息产业为标志的后工业化社会形成,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在无理想、无信仰的状态中随波逐流,乐于追求刺激而淡忘责任,感觉方式被各种时尚所左右,“瞬间的辉煌”成为快乐的顶点。
  艾滋病正是这种世纪末情绪的产物。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摆脱苦恼无非几种方式:吸毒、禁欲、恋爱、幻想和出世。他认为较合理的方式是恋爱。因为“恋爱除了对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和互相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不过,在“性解放”的观念已冲毁了传统道德的堤坝,一切都被等价交换的原则所支配的现实生活中,真诚的爱情大多已被尘封在作家的经典里。性乱和吸毒成了逃避苦恼最便捷的市道。
  改革开放,西风东渐,我们在接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同时,也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最不光彩的礼物——艾滋病。
  医学上攻克艾滋病只是迟早的事。但是,如果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没有消除,即使艾滋病攻克了,也还会有比艾滋病更凶险的疾病再度降临人间。这不是危言耸听。
  那么,放弃文明是否能使人类幸福呢?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幸福的程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科学技术能改善人类的处境,那么,它同样可以使人类幸福。
  没有人会因水脏,愿意把孩子与水一起泼掉。
  亘古以来,人类经过无数代繁衍,走出了蛮荒,开始有所作为,同时邪恶与奸诈也弥漫于人类。于是上帝发怒了,一场从天而降的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遭遇灭顶之灾。上帝降水之前,曾向世上唯一的完人——诺亚,预告了灾难即将降临。于是,诺亚按照上帝的预示,建造了一艘特大而坚固的方舟,带上家人及一些动物,躲过了灾难……
  这是《圣经·旧约全书》中记述的故事。
  当人类要迈进公元2000年的门槛时,俯瞰一切的“上帝”又发怒了。为了检验一下人类社会的良知是否混灭,在施威前,它先派了一个使者——艾滋病,用它敦促人类在生存方式与思维观念上作出调整和反省。
  没有什么可以拯救人类,只有爱。只有爱筑起的方舟可以使人类免受灭顶之灾。

            人物(3)快乐的“秘密”

  北京。1996年除夕之夜。
  徐莲芝大夫走出医院,向家属区走去。
  她下午一直在医院开设的艾滋病热线值班,她知道,越是佳节临近,亲人相聚之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会感到孤独难挨,需要找人倾诉。她接了几个电话,也呼了和自己单独联系的几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呼机。每个呼机上,她都打了祝福的话。留言人则是:徐阿姨。
  “有人不理解,问我为什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么好,怎么说呢,作为医生,这是我的天职,作为母亲,这是我的天性。”我采访徐大夫时,她说。
  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寓言:一个小女孩走过一片草地,看见一只蝴蝶被荆棘弄伤了,她小心翼翼地为它拔掉刺,让它飞向大自然。后来蝴蝶为了报恩化作一位仙女,对小女孩儿说:“因为你很仁慈,请许个愿,我将让它实现。”小女孩想了想说:“我希望快乐。”于是仙女弯下腰来在她耳边悄悄细语一番,然后消失无踪。小女孩果然很快乐地度过了一生……
  空气中流淌着一股沁人的肉香,徐大夫觉得有些饿,便加快了步伐,就在她要走进单元门的一瞬间,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徐大夫。”
  她停住脚步,回头一看,见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正站在离她不远的路灯下。凭直觉,徐大夫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于是,她走近姑娘,轻声问:“你怎么会认识我,等我很长时间了吗?”
  姑娘点点头,又摇摇头,回答:“我在电视上见过您,您讲解过艾滋病方面的知识,而且,我还跟您通过电话。”
  通过电话?徐大夫觉得声音似乎有些熟,她想起来了,忙问:“你是从B省来的吧?”
  事后徐大夫告诉我,她就是我在性病诊室采访时打来电话的那位姑娘,中午在北京站下了火车后一直守候在医院门口。
  在南方一家公司打工时,她结识了一个非洲留学生,两人很快同居。这个留学生曾答应和她结婚,但是回国后便杳无音讯。他的一个同学又找到姑娘答应设法带她出国,两人同居一段时间后,那个留学生经检验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于是被遣送回国。姑娘吓坏了,因为他们同居时,从未采取过安全措施,姑娘还曾两次做过流产手术。姑娘怀疑自己被感染了,从报上知道了徐大夫的电话号码,于是从南方打来长途电话……
  为谈话方便,徐大夫又和她一起回到性病诊室,检查后姑娘很紧张,问:“已经感染了吧?”
  徐大夫说:“还不能确定。明天,我给你查个血清。不过,你应该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同时也要相信科学的发展。”
  徐大夫帮姑娘找好住处,大年初一,又破例为她查了血清。检测结果未出徐大夫所料:阳性!她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病人,她才二十多岁,还是一株含苞欲放的鲜花啊!
  来到姑娘的住处,徐大夫尽量使自己显得平静,装作没事一样和她闲聊,姑娘也像有所预感,并不打听检测结果,但从她那游离不定的目光中,徐大夫感到了隐藏在她内心的巨大恐惧。
  果然,当徐大夫讲述人类是怎样一次次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时,姑娘“哇”地一声哭了:“徐大夫,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
  徐莲芝的眼角也挂上了泪花,她抚摸着姑娘的肩头,一时无语。
  姑娘抬起头:“我已经想好了,一旦确诊,我就去死!死前我能遇见您也算是我的福分。”
  徐莲芝站起身:“年纪轻轻的就想到死,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父母?”姑娘仰起头,任泪水“扑籁扑籁”地滚落,“我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再见他们了。”
  原来她临行前,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姐姐。姐姐是家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她听了妹妹的讲述,整整一天没有说话,到了晚上,她把妹妹叫到屋外没人的地方,只说了两句话:“不要给家里带来灾难,不要给父母带来耻辱。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不怨恨姐姐。我知道,一旦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消息传开,他们在当地就没法呆了。”于是,她只身来到北京。
  走之前,她向姐姐提了一个要求:让她和姐夫来送送自己。因为她对父母说,公司派自己长驻新加坡,可能三年五年也回不来。一个女孩儿,出这样的远门,没有人送情理上怎么说得通呢?
  她永远也忘不了临出家门前父母欣慰的目光,姐姐和姐夫那强装的笑颜。上火车时姐姐哭了,哭得好伤心。她拉住妹妹的手,把还带着体温的1000元钱塞给了妹妹。血浓于水,毕竟是同胞姐妹……
  徐大夫让姑娘坐在自己身边,她掏出一块手绢为她擦去泪水,疼爱地说:“他们其实是爱你的,为了不辜负他们的爱,你也应该好好活下去。再说,你要相信科学。现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专家在研究着攻克艾滋病的办法,医学上的发展简直日新月异。你现在只是被感染者,说不定要10年后才能发病,那个时候,艾滋病可能已经被人类攻克了。”
  她们谈了很久。直到树影西移,月上柳梢。
  渐渐地,姑娘黯淡的目光又明亮起来,绝望无助的脸上也绽开了一缕笑容。她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在一间服装屋里卖服装。徐大夫时常去看她,为她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并告诉她,应该怎样爱护自己,应该如何去履行保护别人的义务。姑娘二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徐大夫还特地送去了一束康乃馨,25朵鲜艳的花朵,散发着沁人的芳香,白的像雪,红的像火……
  “她现在情况不错。白白胖胖,精神也挺稳定。”向我说这话的时候,徐大夫的眉宇间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欣慰之情。那是具有崇高爱心的人才能得到的馈赠。
  于是我不由想起了那则寓言的结尾:小女孩年老时,邻人要求她:“请告诉我们吧,仙女到底说了什么?”快乐的老妇人笑着说:“仙女告诉我,我周围的每个人,都需要我的关怀。”

               尾声:寻找坐标

  写完第五章的最后一个字,我仍然无法放下手中的笔,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弥漫在心头。
  我想起了米歇尔·诺查丹玛斯的“恐怖大预言”。这位15世纪的法国人,自认为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天使,他为世界末日测定的时间是:公元1997年。耶稣在《圣经》中描述过世界末日到来前的前兆:战争、地震、洪水、瘟疫和彗星。
  现在,所有的“征兆”几乎全部出现。海湾战争、日本地震、中国洪水、百武彗星和现代瘟疫——艾滋病。
  同样的预言在公元999年也曾出现过一次。那时,社会各阶层关于末日的传说和预言使基督教世界确信:公元999年12月31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毁灭时,基督将亲临世间对人类进行“末日审判”,好人可升入天堂,于是,高利贷者免除了别人的欠款,偷猎者向庄园主承认了自己的非法行为,而贵族则一反常态允许他们继续“偷猎”,富人们把华丽的外衣赠送给穷人并慷慨地供养乞丐,人们忘记了旧怨新仇、尊卑贵贱和出身门第……
  可是,当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时刻过去后,虚惊一场的人们又回归了中世纪的生活节奏。商人不再免费赠送他们的食品,业主想方设法收回散失的财物,高利贷者重新登门讨债……
  反观历史,人类没有理由对自己的前途悲观。
  问题是,为什么要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才可以亲如兄弟,一旦危险不复存在,爱与宽恕又被重新封闭了呢?
  是的,人虽然被邪恶污染了,但毕竟是天赋有丰富的创造才能,同时也有某种道德素质的理性生物,对于自私自利所造成的灾难,他们随着文明的进步只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感觉。什么时候,人类不仅仅是由于生存的压力,更是出于一种内心的渴望,一种真诚的理念,一种对真、善、美和幸福与正义的共同追求而相亲相爱,什么时候人类的高尚与尊严才得以真正建立。
  这是人类应该确定的终极坐标。
  人类正在向着这个坐标不懈地行进。在行进的过程中,她需要不断走出自己的误区,校正自己的航向,批判自身的弱点,提升自己的精神。
  艾滋病的出现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困惑与悲欢,不过是这一艰难行程中的一段插曲……

                   (原载《人民文学》199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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