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六十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惟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惟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压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压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当著名作家的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一个成语，比如将“关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共同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不过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笔，呐喊一声：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的教育，只会将我们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惟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女儿也确实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连她写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一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20世纪末，五十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在早期的几套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几乎没有一点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下，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因特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关系，甚至不会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可以一样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则不能用同样的意志与精神去战胜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早已枯竭，那些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害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当我静下心来读一读专家们的这些震聋发聩的话语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应该找出我们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过的那些语文课本，来引证一下是否真的马上会出现一场中国人文精神的大崩溃。我后来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们很容易认识中国五十年来的语文教育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子。
　　下面是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的课文及要学会的最初几句话和字词。 

　　透过这些不同年份走进学校的第一堂课上所学的第一句话、所学的第一个字词，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的那些编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编写语文教材的“秤杆”，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烙印。过去的五十年，中国大体经历了三大历史进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国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下产生的对知识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国人的脑子简单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对自我的影响。可见那些编教材的老师们头脑里都依据同一个“时代准则”，有所区别的无非就是深度与点面方面的量和质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断更新与变化的过程中，惟独语文教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们初、高中读本，我们马上就觉察到，那一本本装帧越来越精美、价格越来越高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陈旧、篇目的单一，已经到了“谁看谁烦”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
　　“中学语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百分之八，照理应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尔基外，20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与他们的导师钱理群教授的对话录。令人感到，学者们对现有语文教材选编内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们的作家们似乎对这方面的问题看法要少些。
　　戏剧评论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课里艾青的那首访苏诗。另一篇令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绊子。老师为此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在谈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创作时则多次提到过他们在读书时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响。《荷塘月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美文，是那种渗透了中国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学传统精神的经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够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散文大家。贾平凹认为朱自清这样的文章是任何一个汉学文化学习者必须熟诵的。
　　其实，受语文课中的一篇经典文章影响一生的人并不仅仅限于作家。一位已经有十亿资产的“资本家”感慨地告诉我，他说他从小就因为受了《铁杵磨成针》的课文影响，才克服了自己没有坚韧意志的毛病，“别看我现在资产多得可以用金子来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点点做起来的，而且生意场上大的和小的买卖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你没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你就永远不可能拥有金山银山。”
　　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和罗盛教的故事，还有雷锋、朱德的扁担等名篇不是的确影响过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成为国家的栋梁吗？
　　可为什么人们现在却对已经走过了五十年历史的中国语文冒出那么激烈和尖锐的意见了呢？
　　为什么连自己的文章曾被选进过语文课本的工蒙先生只能考六十分成绩？
　　问题当然还出在教材内容的编选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上。权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顾振彪这样分析道：
　　新中国第一阶段（1950年至1955年），语文课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中、高中各六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课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同人民民主专政各个方面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对课本的恶劣影响。但在语文教育方面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考虑，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没有系统安排，过于忽视文言文。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文学、汉语课本是在建国后第一次对语文课本内容的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初中六册，高中四册。相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的名作，编排方面也比较灵活多样，但由于过分强调纯文学教学，忽视了作文教学，也忽视了一般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而是按照文学史系由古到今的编排方式，违反了由浅入深的原则。
　　第三阶段（1958年至1960年），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初中高中各六册。这套课本选材面广，课文按思想内容组成单元，语文知识短文穿插在各单元之间，但课文总数过少。后来在1959、1960年重新对上述缺陷进行了修订，可是单元的编排方面缺少计划性，同时语文训练也不够。
　　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先后有过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课本。这套课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养读写能力，选文力求规范，工具性较强，但缺点仍然明显，即实用性少，编排也不具严密性、科学性。
　　“文革”中的语文教材不值一提，都是以语录为主。
　　第五阶段（1978年至1988年）编的语文教材，对提高学生语文教学质量起过重要作用，其间曾经修订过几次，但老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是时代气息不足。
　　第六阶段即20世纪最后十多年的现行语文教材，虽然专家们力图改变以往的毛病，然而令人失望的恰恰又犯了老毛病——不愿触犯所谓的“敏感区”，结果因为多选老的内容而舍弃新的内容的“保险”，使整个教材远离现实，远离时代，最终被人讥讽为“爷爷上的课，儿孙仍在背”的古董。
　　中国的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人人都知道它不能再转动了，但却似乎谁也拿不出高招勇敢地摧毁它！
　　1995年，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做了一次实验，让该校当年的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入学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做一次中国语文测试。结果测试的平均成绩为63．9分。另一个结果是，学历越高，成绩越低。此次测试中，硕士生和博士生全都不及格。
　　呜呼！为什么？一位博士生说：我是学理科的，其实小时候我挺爱好语文，可后来从小学读到初中后，读来读去就是那些死板的东西，初中的课文与小学的课文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无非就是“思想深度”增加了些，再就是多加几篇古文和外国人写的文章。所以高中后我兴趣转到了理科。
　　对死板不变的教材，那些教学时间长的老师们更有意见，只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愿去捅破这层纸而已。
　　《盲点》一书中举例说的马文奇是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1954年走上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多年，而他对教材的感叹，便不仅仅是失望了：
　　1957年，他送走了他第一批学生。教第二批学生时，他对语文教材已了如指掌，他很想给学生们讲点新东西，于是他就反复思考教材中的每一篇课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做一些新的理解，在过去的备课笔记上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努力同样换来了学生们的成绩，马文奇老师感到前所未有的为人师的快乐。
　　这样送走几批学生后，马文奇老师已教了十多年书，他对中学语文教材已倒背如流，在学校里被称为“语文通”，但他却感到深深的苦恼，他即使想从教材里再挖，点新东西讲给学生听已是力不从心，他觉得无论自己怎样冥思苦想又都转回到自己讲过的东西上。他感到束手无策，他觉得一篇又一篇他讲那些不知讲过多少遍的讲义，是愧做老师的。
　　他于是打报告给校领导，想讲一些教材以外的文章，这在当年无异于惊世骇俗，得到的答复是：讲教材是老师的义务，至于讲其他是绝不允许的。他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照本宣科，老老实实他讲教材，虽然，从那时他就开始有些厌倦这本教材了。
　　马文奇老师的惊世骇俗之举在“文革”中成了他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要深刻反省讲教材以外的文章是出于什么思想动机，有什么反革命阴谋，是不是想趁机向学生灌输不良毒素？
　　马文奇老师的回答是想让学生们多接触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结果，这句话成了一条更大的罪状，马文奇老师因此被打折四根肋骨并被关进了监狱。
　　新时期以后，马文奇老师重返讲台，面对那一张张稚嫩的渴望知识的脸庞感慨万千，他重新整理备课笔记，虽然他累积起来的几米高的中学教学笔记在“文革”中皆被烧毁，但所有的笔记都藏在他头脑中，他重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辛勤工作。
　　从他第一次教书到他重返讲台再为人师时，时光一瞬间已流走了近三十年，可他手中仍旧是当年那本教材。他虽然因为想讲点教材以外的文章而进了监狱，但他并没有“认真反思过”。他再次向校方提出，在讲好教材的前提下，他想给学生讲点儿教材以外的文章，因为这本教材他已经教了近三十年，其陈旧感是不言而喻的。他感觉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他对这次提出抱有莫大的希望。
　　但校方领导对此却听而不闻，只是说，如果学生考得不及格，影响了升学率，到那时，上至教委，下至学生家长都不会答应。
　　马文奇老师不明白，校领导只是开口闭口地提到教委和学生家长，为什么不真正考虑一下学生呢？他们所学所用以后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一下呢？
　　马文奇只好按部就班他讲下去，看着那些学生，他有时真不忍心再这样教下去，可他没有一丝办法。他有时想，怎么就没有人来呼吁一下教材改革呢？他曾经呼吁过，但他人微言轻。
　　有一次开家长会，一个他不认识的学生家长激动地叫他老师。原来，这位学生家长是他50年代教过的学生。这位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恩难忘，忆起当年事情时感慨万千。马文奇告诉学生家长，孩子的语文不太好。学生家长也很苦恼，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让马文奇几个夜晚难以入眠。学生家长说：“马老师，怎么学的还是那本教材啊！我当年的学生笔记丢了，如果不丢，让孩子看看，一定会考好的，这孩子就是记笔记不认真。”
　　一句不经意的话说出了多少天下父母的心声。
　　身为多年老师的马文奇觉得一下子被这句话刺痛了。如果50年代的一本语文笔记，可以帮助90年代的孩子考出好成绩，那我们到底在教给孩子们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次，马文奇在课堂提问时，被学生问得哑口无言。学生回答不上来一篇文章的主题和段落大意，马文奇让他好好想想时，学生说：“老师，我特烦语文课，昨天，我爸爸说，他们那时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题，现在怎么一点儿没改变呢？”
　　马文奇看看眼前稚气未脱的学生，觉得学生说的正是自己这么多年想说的，他看看学生，无奈地摇摇头，让学生坐下，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把“教参”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让学生们认真地抄在笔记上，然后背熟，记牢。
　　马文奇临退休前一直盼望着能看到语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后他是带着满腹的失望离开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讲台。他很想告诉学生语文不是这么学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让学生多读点唐诗、宋词、元曲、《三国演义》、《红楼梦》，甚至老子、庄子，但他这些年只告诉学生要读好教材，要找对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点字的解释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语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书生涯中却没有一点儿得以实现。
　　退休的马文奇望着已经上了高中的小孙子在台灯下写作业，而孙子的教科书竟然仍是当年他所用的教材，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泪。这眼泪不应该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毕 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啊！
　　老教师马文奇的伤心，亮出了一个中国教材、也是中国教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顽症，这便是见不着影子的官僚政府行为。北京市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苏豫生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指出了这一顽症的症结：“我教课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约一千多节语文课，平均每年一百多节课。我觉得语文课最主要的问题是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成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最没兴趣。我曾经调查学生最喜欢哪些课，其中喜欢语文课的人特别少，这跟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有关系，这当中也涉及政府行为。比如教材的陈旧问题，现在中学语文大纲规定的一百零一篇基本篇目，全国各地教材都要包括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这一百零一篇抠好了，就会影响学生高考。所以，老师要受教材束缚，还要受高考束缚。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国各地编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说，这个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讨，这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解决，不是任何一级教育领导机构能说了算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作报告时，问同学们谁能说出90年代中国出过什么著名文学作品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到最后才有一个女生站起来说：“琼瑶的《还珠格格》。”
　　我哭笑不得。
　　“你知道现在的老师要求我们的孩子怎样写作文吗？”一位颇有经验的家长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要求孩子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立意，甚至独立的语汇。因为在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的考试能力与‘标准答案’越接近越好。”
　　原来如此。原来我们中国的语文都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标准”操作阶段了。然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已经在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
　　这使我想起了1999年高考语文试题在新闻报道中公布时，四川成都的一个中学的师生们顿时一片欢呼，原来他们的老师这年押题押出水平了——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好与他平时给学生讲的一篇科普范文相同！老师和同学们为此欢呼万岁——正因为押题的正确，至少使这个班的一半以上同学朝着大学的门迈进了好几步。
　　“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因斯但早就警告过我们。但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则一意孤行地做着这样一件可以用“丧心病狂”四个字形容的事！
　　“她写的作文几乎全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格式，去教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诗人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中这样慷慨激昂道，“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着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能想像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了。好像文化提高了，好像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模子是什么？模子可以用先锋词汇解释为“典型的数字化”。人的思维模型一旦成为像摩托罗拉手机一样以一种样式成千上万地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难道不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一天到来了吗？
　　中国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引起国人的恐慌与大声疾呼“拯救”。便是这一道理。
　　深圳朱健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两个例子让我难忘。他说参加了1998年高考语文阅卷的张智乾先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阅卷时发现，有道题要求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那些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的考生们，都被批卷的老师给了满分，而另一些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回归；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的考生，则被老师判为“思想不积极”而给了零分。为此，身为判卷老师的张先生曾与同为判卷的老师们发生过争吵，结果失败的还是他，而且他还因此让某些领导产生了特别的看法。离奇的是，有位重点中学的权威老师，在调进一所高校的那一年，他的儿子正好考大学，儿子让他借着押题做答案，他的答案结果被判“错误百出”。后来他当语文教研组长后，以自己的权威告诉大家，他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那些曾经判他帮助儿子做的题是“错误百出”的老师们竟一致拍手通过：组长的答案就是比我们的标准！
　　看，这就是中国教育中所谓的“标准答案”，原来是这样游移不定，原来是这样的随意。
　　那天我在北大与几位曾经胜利走过十几年的考试而迈入中国最高学府的社会学研究生们一起议论此事时，他们大为感慨道：“标准答案”是一个自然科学里转化来的数字概念，它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可是社会学科里很多问题的解释和理解是不能用什么“标准答案”来判定的。中国的文字和词汇之丰富，一个字词又能有几种解释，还有明意、暗意之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诸如‘齐心协力’与‘同心协力’、‘一心一意’与‘全心全意’这样的词语分解出谁对谁错来。它们之间的标准与非标准，就连电子计算机都无法判定，何况我们那些靠主观臆断的几个判卷老师。而在社会学科里（其实一些自然学科里也同样存在）用“标准答案”来规范、框定学生和考生的认识、行为和能力，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只能是那些考试机器和失去活跃思想、失去聪灵敏捷、失去独立人格、失去创造性的人！这样的民族教育即使每一个人都进入大学，其危害性也是很大的，大到用最快速、最强制的时间表来毁灭我们这个古老而优秀民族的活力！
　　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几代人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但历史又常常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某些行为，使得航船出现巨大的倾斜。由此我们设想，从我们已经深感“标准答案”之危害的过去十几年，到今后仍继续进行如此严酷死板的应试教育，那么我们中国就会出现两至三代人的创造力与独立人格的毁灭。而这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快速发展的时代，当别人已经教孩子们如何通过网上搜寻去占有资源与财富时，我们仍停留在教育孩子如何“铁杵磨成针”，这之间的差异将注定中国被人吃掉的日子不会久远了。
　　每年近千万参加高考的考生，加上他们的家长就是小一个亿的人数，再算上三亿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中国不是天天都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在被“标准答案”所困惑并埋头苦干着吗？年年都有大批的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年年都有那么多靠死记硬背而迈进死板式教育门槛的学生，年年有那么多经历“标准答案”拿到一纸文凭却到社会上连饭碗都不好找的毕业生，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不都是这种人为的模式化教育的牺牲品吗？
　　如此看来，中国的作文准都不会写了，只有那些老师，那些制定且背熟了“标准答案”的老师，那些手执考试卷子和红笔的老师们才会做。真是可悲。
　　有一位专家对我说，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试题，可以说恢复高考二十二年来，绝对打不了及格分，因为从国家考试中心的题库中选出题目开始，到阅卷老师的判卷、打分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八股文风”！他的话提示了我对二十二年来的高考语文试题作了一次认真的翻阅，结果发现确实很有趣，也很可笑。
　　考题大体为四类。一类便是像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二类像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三类如1980年的《读《画蛋》有感》；四类像1998年的另一考题：《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这几类考题，“教书匠”们自我评价是“年年高考话作文，年年文题有创新”。其实，细看一下，就会发觉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老毛病，这就是“八股”气。它集中反映了考题总是以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来实现对学生的“假想敌人”的攻击；往往不是侧重将作文作为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一主导方向，而是使考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猜测题意上。像1988年的看四幅落水救人的图、1996年的《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题，这样的题意，不同考生可以得出不同看法。其实本来是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可偏偏考生们不敢这么做，因为老师早已告诉他们：如果不扣题，就会失大分。所以谁还敢轻易任思绪飞翔？一顶模式化的“标准答案”大帽子压在考生头上，你想发挥一下吗？你敢？当心你的一生命运可能就砸在这一“发挥”上！
　　于是，学生们每天都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那些其实就是“八股”中“破题”、“承题”等传承而来的“扣题”、“立意”。其结果是说“扣题”，实力让你戴着手铸跳舞；讲“立意”，实则叫你蹲在井里游泳。久而久之，教书的老师就有了一套对付这种考题的本领，如老师教给学生：凡以后遇到像需要表明“责任”一类的题目时，就按照“谈谈孔繁霖，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方程式去填就行了，而且准能获得高分。于是1998年高考作文主题“战胜脆弱”的卷子上，成千上万的考生为了表现“坚强”的精神，竟然不惜让自己的父母都“双亡”，那一模一样的故事编得最后连判卷老师都发笑了，最好调查一下，如果真的父母双亡的，我们就给好分，如果不是，我们也给好分，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标准作文”。
　　用放大镜看完了语文教材和高考语文考题的幽默剧，再回头想想孩子们为什么不愿学语文，和今天我们庞大的国家，越来越出不了能写优秀作品的年轻人，是不是与此也多少有点关系？想想今天影坛、歌坛、电视台里那些肤浅不堪的“流行与时髦文化”，是不是也同样与我们多年来的语文教学有关呢？
　　太闷了，有人就会出来说话。关于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自《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北京文学》等报刊频频发表文章后，1998至1999两年，几乎成了“讨伐中国语文”年。有人说，“让今天的孩子再读鲁迅的文章是教唆他学会跟政府对着干，是让他们从小学会伶牙俐齿”，“早该把鲁迅这样的古董从教科书还原到坟墓之中”；“郭沫若是什么？他的文章里渗满了奴骨，让孩子学他能获得赚钱的手段还是做人的准则”；“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这样的软件之王，就是因为几代人一直在傻学雷锋故事和朱德的扁担那种傻人傻事”等等。本来是优秀民族文化的辉煌遗产，本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缔造者留下的经典之作，本来是共和国大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想动摇和抛弃它，不是很危险吗？什么可以丢，什么不可以丢，什么应该改进，什么应该弘扬，什么必须拒绝，什么必须坚持，如此大是大非，“秀才”们千万不要忘了，忘了就会出现麻烦。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马列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讨伐”的。记住这一点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完成此作时，听到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2000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首先是内容将作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大调整，其次是高中语文的旧教材将被停止使用，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现在的教育部门适应了时势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证明了社会上那么多人对现行教材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国家教委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中，对教材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让人欢欣鼓舞！
　　我们期待新教材真的能适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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