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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伙计受到某些食客的刁难是家常便饭了，没曾想今天钱老板自己也碰到了这种事。 那时候刚刚开始营业，一个瘦长个子的男人进来说，我要3块钱的叉烧。正好老板自己送刚出炉的叉烧到前面柜台来，便很利索地切了一块扔在白色的磅秤盘上，他低着头瞄了一眼计量器的指针，很干脆地报数说：“4元叉烧——”接着把叉烧肉放在圆木案板上便要下刀切成小块。 “慢，我要3元的，你为什么偏要给我4元的？”客人固执地不买账。 “什么？！我怎么是偏要给你4无的？你去店里买鞋也不一定拿到手就合脚，我给你减一点就是了嘛。你读过书没有？怎么这么说话！” 哈，今天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轮着钱老板责问人家读过书没有了？老唐这么想着。而那位客人竟也吃这一套，当即拿了3元的叉烧没再吭声就上了街。可是老板还是不依不饶地说：“对这样的扑街（粤语骂人的话：倒卧街头的“倒霉蛋”）就得硬一点！” 可轮到阿珍，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前几天，老唐快收工之前，她拍了拍老唐的肩膀，甜甜地叫一声：“麦哥，请帮帮忙。”原来，是要请老唐替她写一式两份的租房“合约”。 一、1989年9月1日起，每月租金壹仟元，1990年9月1日起，每月租金壹仟壹佰元。 二、房客如不再租屋，搬出前需提前两个月通知房东；房东如不再出租房子，亦须提前两个月通告房客。 本合约一式两份，有同等效力。房东与房客愿共同遵守。 此据。 房东××× 房容××× 介绍人××× ×年×月×日 原来，唐人街人口密度太大，不通英语的华人大都集中在这里谋生，因而屋租昂贵，且又难觅住房。阿珍好不容易在近处找到房子和别人合租，为免纠纷就要签这么一份并无法律效力的“合约”。为此，她送给介绍人300元作为酬谢金。然而，介绍人却让一位后生捎回来，说非要800元不可，而他们事先并没有议定介绍费的价格。介绍人最后通牒似地通知阿珍今天下午去谈判。这是阿珍上班的时间，按规定是应该寸步不离餐馆的，阿珍只好向老板请假。她恳求地说：“Boss，真对不起，我请假十几分钟好吗？” “不行，一分钟都不行！”钱老板黑着脸，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表叔，就放她10分钟假吧，我们替她招呼客人好不好？”老唐实在觉得老板太不近人情，便帮阿珍说话。 “说不行就不行。各人有各人的事情，谁也替不了谁，她为什么非要上班的时候去谈，她不会收工后再谈吧？！”这下子轮着老板责问人家为什么“非要”选这个时候请假了。 阿珍见请假无望，只好眼红红地去招呼堂食客人。 然而，大约正应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老话，过了两天，还不知道阿珍和介绍人的纠纷解决了没有，她本人上班却迟到了10分钟，而且愁眉苦脸的，一进门就急急忙忙地到后厨去做招呼客人的准备工作，诸如收拾茶具、餐具，备好水果罐头、纸巾之类。 原来，是她那不到60岁的公公心脏病犯了，今天早晨突然晕了过去。她为了送公公进医院终于来迟了。 阿敏、老唐都劝她回去照料公公。钱老板知道情况后却还是绷着脸，就是不发放她回去的话。老唐他们知道多说无益。在找到人顶替她之前，她只好勉力做下去。 大概阿珍自己也别无他法。只见她匆匆忙忙打了几个电话，依然像往常那样给客人开茶，入Ordre（下菜单），上菜，上饭，送橙，结账，收拾桌子乃至摘菜，摘虾（剥虾皮），搞卫生，一点都没有把自己该做的活计耽搁了。 老唐想；也真是难为她了，如果在大陆，不管是在饭店、酒楼，还是学校机关，谁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头头不通融，群众不咒死他才怪呢！ 直到下午5点钟，钱老板才把阿荣的妻子阿燕找来接替阿珍。阿珍匆匆忙忙地收拾回家去，临走还给钱老板换了100元零钱，以便找数，可见人家总还惦着餐馆的事。老唐想，这也就很不错了。 第三天，传来阿珍公公病逝的消息。阿珍为了办丧事当然没来上班。钱老板一脸的不痛快，但还是安排好阿燕来接替阿珍做“企台”。而阿敏，甚至老唐都己看得出来，阿珍很可能难逃被炒“鱿鱼”的命运了。 又过了两天，阿珍终于重新来上班了。她不像原来那样爱说话了，脸色更加苍白，霜打了似的。 老板不阴不阳的，没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反正没给她好脸色看。 第二天是老唐的休息日，也不知道这一天店里是怎么过的。反正他休息了一天再上班就见不到阿珍了。接替她的是一位叫阿丽的马拉女。阿丽并不漂亮，平平常常的脸盘子，只是还年轻，30来岁的样子。阿丽自己说，她是和丈夫一起从马来西亚到美国来打工的，已经做了五年，原先是在一个川味馆里做“企台”。 老唐听说阿珍被老板停了工，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这里真是人情薄如纸，老板说炒你鱿鱼，你就得卷铺盖滚蛋，真是一点也不通融啊！ 他又注意另外几个人的反应：阿荣闷闷不乐，本来就没多少话，如今更是只顾做活，不露一点笑容——他的快乐没有了；阿敏也似有所失，收了7元竟然多打了三个零，成了7000元，无奈，老唐只好让他在一张白纸条上签字认了错账。 到傍晚客人渐渐多的时候，阿珍突然出现了。她说是来取她放在小抽屉里的零碎小费的。当着众人，她大概不好说说什么，只轻轻拍了老唐的肩膀，惨然一笑，悄悄地说了声“拜拜”！老唐也只对她轻声说“保重”。她又告诉阿敏哪里有她的电话，有事请联系。他知道阿敏和阿珍会保持联系的。阿珍轻轻地点点头，对老板和阿丽都不理不睬，便离店而去。 老唐在福临门粤菜馆里做了一个多月，已见过不止一个伙计被老板炒鱿鱼了。头一个还是一位很能干的台山人，叫发仔，才30多岁。据说他能掌勺炒菜，又熟悉管理，前两年老板回大陆探亲，他也曾替老板主持了两个月店务，这一回又把他请来做，钱老板公开说，有发仔顶档，我就可以喘一口气了，果然，他掌勺充当了大厨，也事事卖力干，又不对大家耍脾气，店伙都高高兴兴地和他合作。那两天常见老板到下午才来店里，也显得颇为轻松满意的样子。但发仔头一次迟到，老板就瞪圆了眼睛不高兴。他解嘲他说：“Boss，麻烦你替我在唐人街找个住的地方，我就不会迟到了。实在住得太远哪！” 但在唐人街找住处谈何容易！发仔接二连三地迟到，老板终于“割爱”把他打发了。 按表面上的规矩说，老板固然可以炒工人的就鱼，而工人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老唐就亲眼见过一位工人辞主不干的例子。那是一位高达1.8米的汉子，广东人中显然算是高个子了。他是新移民，由哥哥陪着来找工做。老板说，愿意做就试工吧，头三天管饭不给工钱。做什么呢？原来是安排在狭窄的厨房里洗碗打杂。大概钱老板想让他慢慢顶替年老的姚叔吧？谁想，只做了一天，这大汉就受不了啦。第二天他再没有来，所以大家连他叫什么都一无所知。他就是这样炒了老板的鱿鱼——然而，这于老板何损？这个大汉为了衣食还不知又到哪儿做苦工去了。 阿珍被炒鱿鱼的这天，钱老板没有在店里吃午饭。只有阿敏、姚叔和老唐几个人闷头吃饭。老唐忍不住，终于和姚叔讨教起炒鱿鱼的是非来。他问姚叔：不是说按美国的规矩，不管老板炒工人，还是工人炒老板，都要提前一个星期通知对方么？ 姚叔还没答话，阿敏倒先说了：我是准备再做半个月，按说我一个礼拜后就应该告诉老板。但只怕Boss不高兴。如果他说你做累了吧？那明天就不要来上工了。果然这样，我不是有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工做了吗！ 老唐这才想起几天前阿敏悄悄地告诉他：半年来他已经攒了4800元（一边说一边把存款单给他看），过些日子就要回马来西亚接太太去了。 姚叔听阿敏这么说，才老谋深算地回答：就是这个道理啰，所以有的工人是今日出粮（发工资）明日走，免得吃憋啊！ 老唐说，那不是没了规矩吗？没有圆规和尺子就画不好圆和方的图案，办事哪能没有一定的协议来互相约束呢？ 姚叔说，是呀，正所谓无规矩难成方圆。可老板就是老板，到底是他求你的少，你求他的多。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吗！ 老唐想，在炒鱿鱼这个问题上，Boss一定自认为“朕即国家，我的话，我的决定就是规矩”。果如此，则无规矩亦可以成方圆。看来，我做到哪一天，也得向老板讨个实话了。 后来，见到钱老板，老板果然说：阿P什么时候上班，你什么时候辞工好了。 大家都听说P姐过两天就从香港飞回来。那么，老唐也做不了几天了，唐教授在纽约的卖饭生涯即将结束了。 阿敏听说，竟对老唐打趣说：你总算就要脱离苦海了！ 老唐说：没说的，到那天我请大家饮咖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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