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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的呼唤




  大别山南麓有一个红安县。
  红安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共和国的两位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诞生在这里。建国后,从红安走出来的两百多位功勋显赫的将军中,有两人任过全国人大长委会副委员长,有四人任过国务院总理,有十人任过中央正副部长,有二十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还有一百八十多人担任过省级领导或授予少将以上的军衔。
  红安是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土地──
  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先后持续的二十几年的战争中,全县遇难群众达十万之多,登记在册的烈士二千二百人。红军长征时,每四名烈士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
  天台山、老君山、黄毛尖……到处是险峻绵亘的山峰,这里的每座山头都曾在烈火中颤栗,它们用自己的胸膛挡过敌人的枪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剧之歌。
  然而,大山却也有劣势。和平建设时期,它们隔断了山外的文明之声,固执地把贫穷和愚昧挽留在自己的怀抱之中,致使红安这块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那是北京初夏的一个午后。
  李先念来到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省代表团,他问起了家乡的情况,当代表告诉他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李先念显然激动了:“家乡好、家乡穷、老苏区穷,这是个普遍问题;井岗山穷、大别山穷、延安穷、洪湖也穷。我们对老区人民是欠了帐的,可是,乡亲们没有报怨我们……”
  我在红安采访期间,听说了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张体学省长从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当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先念同志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我拨两亿斤粮食,家乡父老乡亲实在活得太艰难了。”李副总理更着急:“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拿
  不出两亿斤粮食,现在活得艰难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安县、一个湖北省!”红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他们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外省重载区。三百多位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一致投了庄严的赞同票。而当时,四十二万红安儿女自己却在饥饿中挣扎着……
  这就是红安人!这就是红土地的精神!
  七里坪镇──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如今,当独联体已经将列宁的诞生地列宁革勒又改为圣彼得堡时,这里的那所创办于一九三0年二月十八日的小学,依然高挂着“列宁小学”的校牌。陈列室收藏着半个多世纪前列宁小学的国语课本──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编写了这样的教材:“春风起,秋风凉,打倒富豪不交粮。”“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他一生都为革命工作。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在这里,老赤卫队员记忆犹新,当他们第一次跨进列宁小学的校门时,他们的父母像送子参军一样,为孩子们披红戴花。
  老区人民并非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是贫穷一直困扰着他们,使这里的教育处境窘迫。
  就在离七里坪镇不远的花园畈乡马蹄山村,我们走进了学生郑红艳的家。
  两间进门要低头的矮墙土屋,已经年久失修。屋内,除了一张油漆剥落的旧桌子,几张摇摇晃晃的板凳和一只木脸盆架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家具。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墙上竟赫然贴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两年前,父亲不幸病故,他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家产,却留下了一千元的债。
  为了还债,母亲吴喜梅终日劳作,省吃俭用。在他们家,一年也难得吃到一回沾油星的菜。哥哥正在上初中,每天一放学就跑去帮别人家放牛,为的是在农忙时能借人家的牛耕耕地。
  郑红艳寒、暑假一天都不敢在家里呆,全在县城里帮人照看孩子,每学期几十元的学费,就指望着两个假期靠自己去挣。
  “你会带孩子?”
  “开头不行,后来慢慢学会了。”
  “带一个月给多少钱?”
  “十七元。”
  吴喜梅红着眼圈,说:“两个孩子不讲吃不讲穿,就想着读书。成绩也好,哥哥每回第一,红艳也是头几名。好几回,我想说: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你们就莫念了……可话到喉头,我又说不出口……”
  是的,没有什么比孩子对读书的渴求更让人动心!
  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前,我的两眼在四处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出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然而,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山村。
  村民秦巨华的家就住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六百斤稻谷。油料卖了二百元,打小工挣了二百元,村里还给了二百元救济款。秦巨华身上披着一件面子已经破了好些洞、裸露着发黑的棉絮的旧军棉袄。
  有人问:“老秦,这军棉袄是谁给的?”
  “这?听说是那年秦先楚将军回上兴集镇老家,见乡亲们过得艰难,专门从部队调来的,十好几年了。”
  秦巨华的三个儿子,除了老小在上小学,大儿、二儿子都失学在家。我说:“老秦,你家老大、老二怎么只读了三年,就不叫再读了?”
  “同志,不瞒你说,是叫穷逼的。我常年有病,孩子妈是个哑巴,老娘八十多岁,这些年是年年欠债。老大、老二上学都是老师代垫的学费,到现在还欠了张老师和刘老师一百多元没还。”
  秦巨华的哑巴妻子一会儿撩开自己的破衣烂衫让人看;一会儿又把人拉进里屋,指着千疮百孔的蚊帐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
  村支书告诉我们,一九八九年初夏,将军回来过一次,当时,有人提出来让将军开开口,请中央、省里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将军为难了,他说:“我们在外面当领导,如果光顾着自己的家乡,有人会说闲话的。家乡要想真正富起来,还得靠乡亲们自力更生。”有将军这番话,乡亲们谅解了。
  当年,秦罗庄同将军一起出去当红军的有近百名后生伢,几十年南北转战,都相继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将军是唯一的幸存者。今天,看到家乡的人民还被贫穷折磨着,将军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太湖县──也是地处大别山的腹地。
  群山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条件恶劣,农民靠天吃饭。一九九0年,全县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六元,人均粮食一百七十四公斤,离国家规定的“人均收入三百元、人均粮食三百公斤”的温饱线,还差着好大的一段距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能相信,这里至今仍有10%的人家常年吃不上食盐,只有在春节或农忙季节才能得到国家的一点救济盐。一位细心的记者在为桐山乡中心小学的师生拍了一张合影后,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一百零六名学生中竟有七十四名赤着脚站在冰冷刺骨的雪地里,许多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其单薄而又破烂不勘的裤子,大腿却裸露在寒风中。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拖着长长的鼻涕,那一双双皱裂的小脚被冻得通红,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被冻得乌紫,那一个个弱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立颤栗!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当中有几个穿过真正的袜子?又有几个吃饱过一顿白花花的米饭呢?也许他们天天都在幻想着能有一小碟咸菜,幻想着能有一件能遮寒的棉袄,幻想着能有一双温暖的棉鞋!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曾幻想,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要读书’!”
  他叫李明林。
  两年前,妈妈不幸瘫痪。去年,才十四岁的姐姐又因病去世。白天爸爸要上山种地,留下妈妈连口水都喝不上。为了照料妈妈,李明林不得不辍学回家,小小年纪过早地分担了家庭的重担。他要洗衣、做饭、打柴,还要为妈妈端屎端尿。晚上,本可以歇一歇了,可是,只要爸爸一进屋,他便拿起书本,举一支活把,托着疲惫不堪的步子翻一座山,到邻家上学的小伙伴那儿去问字。他才九岁,他才只有九岁啊!
  他叫胡为忠。
  那天,放学回家,只见屋里围着好些人,妈妈在失声痛哭着。他急了,一问,才知道在城里拉人力车的爸爸让汽车给轧死了。爸爸死了,家里的生计无法维持。妈妈说:“孩子,你就别读书了,好吗?”他说:“不,我要读书!”妈妈说:“下学期,妈实在拿不出学费了。”他苦着脸,想了想,说:“妈,我自己挣。”学校放暑假,他开始打柴卖。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动身上山。近山的柴差不多都打光了,他就到远山去打。一个暑假,他的双肩鼓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开学那天,他带了一包硬币去交学费,可是数来数去,还差八毛九分钱。他急得出了满头的汗,“哇”地一声哭了:“老师,你们就让我上吧,不够的钱,我星期天再去打柴卖……”班主任也被感动得哭了,一把搂过胡为忠:“可怜的孩子,你来上吧,不够的老师替你垫了。”
  他叫刘小山。
  生出来三个月,爸爸就去世了。妈妈拉扯着他,什么苦都受过。
  该上学了,他嚷着要上学。可那十几元的学费却把妈妈难住了,急得“巴嗒巴嗒”直落泪。后来,妈妈变卖了家里的床板,送他上了学。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瞒着妈妈一个人到深山里打柴。那个星期天,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傍晚了,他没回来;天黑了,他还没回来。妈妈急了,去找村长,村长一拍大腿,说;“坏了,可能要出事了。”村长带着全村乡亲们满山遍野地找,终于,最后,在一个偏僻的山坡边上才找到了一根骨头和一本课本.妈々撕心裂肺地喊了声“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死过去了。
  后来,妈々成了疯子,披头散发,见人就喊:“我的儿啊我的儿──”仅々一个太湖县,去年就有五千二百九十四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这些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孩子们,含泪离开了学校,汇进了文盲大军之中。
  去年“六一前夕,大别山鄂豫皖三个老区县(湖北省罗田县、河南省新县、安徽省金寨县)的三位县长,联名发出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的呼吁:
  ……为了振兴山区的基础教育,我们这些山区贫困县一直是“勒紧裤带办教育”。在财政状况十分艰难、党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每年仍挤出一半的财政收入投入教育。我们的口号是:“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粥少先让孩子喝”。但是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死。失学问题,仍然深々的困扰着我们这些“地方官”。在目前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尚无力全部免去这些失学孩子的学习费用。看到这些老区人民的子弟含泪离开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我们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怠误了儿童等于怠误了未来。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失学问题,共同伸出友爱之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全国所有孩子一样,在社会主义阳光的沐浴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长……
  李先念主席一次在接待来自家乡的县委书记时,曾十分感慨地说道:“早年时,咱们山里人要是连有几个丰年,肚子里见了油水,就要搞名堂了,什么烧香修庙、修坟积德;现在不兴这些了,可是现时有现时的善事,下点本钱,把学堂办好,就是给后代积了大德。看这社会的潮流,不多喝几瓶墨水,将来怕是要连饭都吃不起了……”
  我在翻阅《洪安县革命史》时,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击了汉口,在董必武等支持下,黄安县(即现在的红安县)党组织领导革命知识分子夺取了黄安县教育局的领导权,成立教育委员会,领导全县教育改革:一是废除私塾,兴办了学校和夜校;二是考核教师,淘汰不称职的私塾教师。1927年初月18日,县教育局第一次检查全县教师,董必武定下了这次国语试题是做一篇作文,题目是《如何打破黄安县偏处山乡消息闭塞的局面?》,经过考试,那些教“子曰”的私塾教师多被淘汰……
  我们呢?在过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也来考考怎么样?题目依然还是那个题目:

  如何打破红安的封闭和落后?
  如何打破整个大别山的封闭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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