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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屋



作者:黄宗英

  
  树林神:寨前寨后,各留一片千年万代不砍的老林——是树林神的庙。大年初一不能动神的任何树木。
                         ——藏俗

  都说,“烧头香”的人会有福气。
  农历除夕的午夜,我也随俗呆在上海的家里。钟敲十二响。爆竹声声催醉。我家也点燃了一袋十色焰火。立时,仿佛“三光同现”——或雨妙花、或焚妙香、或奏妙乐。瑞兆映得小楼前高大的塔松,显似树林神的化身。而我自己,却像被藏经中持五箭者射中。这一支支箭,使人能爱、醉、愚、瘦、被缚。我中了魔似的展开了稿纸……
  “极喜自在魔,他化自在天。”又是一年新春开笔,上上大吉。啊啧!
   
九九八十一个连环谜

  1982年9月初。我随着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来到了西藏。我躲过了体格检查。好家伙,一体检,我们团十二名团员去掉仨。在西安,友人张医生为我量了血压——正常。行——拜!
  西藏啊,西藏!你究竟是古老还是年轻?是滞留于落后还是迅速在前进?是富裕还是贫穷?许多中国人把你传得很可怕、荒凉,许多外国人都争着抢着来看望你。啊,都有根据,也都有道理。迷人的西藏,我国八分之一国土面积的神土啊,你怀里揣着九九八十一个连环的谜语。
  千岩万壑在造山运动中,刹然在这里“定格”不动了。如果你走进寺庙,历史也仿佛“定格”不动了。经幡、圣水、酥油灯,五体投地一次又一次地长拜、呢呢喃喃一遍又一遍地诵经……既然我不是研究宗教的,那么,让外国旅游者去惊叹并拍摄这宗教自由吧。我要在西藏寻访科学的“未来佛”的“圣殿”;寻访智慧转世的“玉女仙童”;寻访创造新天地的“五百罗汉”;寻访能破神土之谜的“千尊金佛”!
  我曾先后“朝拜”过日喀则农牧研究所、沃卡电站、羊八井地热站、太阳能研究所、藏医院、地质局等等大“庙”小“庙”;会见过许许多多“金刚”、“罗汉”、“真神”。如果我长着三头六臂千只手,我愿一一为他们塑像披金。愿他们一一显灵显圣显神通,变西藏为福地。
  只是,时辰已到!
  第二天(10月4日),我们就要飞离西藏。访问团能按预定日程回返,是对邀请来的贵宾的特殊优待。预订机票己登记到开年3月。
  招待所在布达拉宫脚下。我和伙伴们纷纷摄影留念。
  别了——拉萨(藏语:神住的地方)。我摘采着招待所花圃里的种籽;才来时,花儿正盛开,如今已结籽了。娇黄的金盏花、艳红的豌豆花、雪白的山菊花……说不定是当年文成公主带来的,文成不仅带来佛像,还带来医药、蚕种、技工……解放以来,又有多少“文成公主”……其实,文成公主若不来西藏,她的生命也没什么意义,应该说,西藏赋予她存在的价值……
  该辞行的单位去辞行过了;该告别的友人,已告过别了;账也结了,行装也理好;集中到指定的房间里……
  今夕何夕,访问团的同志们和我“吵”了起来:
  “什么?退机票?”
  我微笑——是那种存心气人的微笑:“嗯,退——机——票。”
  “荒唐!为什么?”
  “想到大森林里住住小帐篷,我碰到了几位搞林的。咱们走这一个月也没看见什么树……”
  “好,好,以后陪你去看树,现在随团回去……”他们在哄孩子了。
  “不。”
  “你是要写他们吗?”
  “还说不上……”
  “那更胡闹了!你总有什么目的?”
  “好玩!”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好玩?”
  “好奇!”
  “好奇?”
  “不可以吗?外国人几万里来到西藏,签证到期了,还赖着不走。我就不可以多玩些日子吗?”
  “随团回去!”他们火啦。
  我也火啦!拧劲上来了,挂长途,找上级:“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我死不了!大狗熊不吃我!”
   
波密会议

  大狗熊,端坐在云杉枝叶的沙发上。
  西藏东南,波密县境。岗乡秋日胜春朝。
  百鸟恰恰争啼,百兽怡怡相嬉。
  “怎么?”大狗熊问,“月亮缺过又圆了,还查不出那几个连毛也不长的人,究竟来干什么?”
  “我汇报过多少遍啦!”喜鹊喳喳地,“他们一共是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支起三顶帐篷。为首的是南京林学院教生态学的徐老师,女的,还有一个女的……”
  “头脑简单!”大狗熊生气地,“我们需要明确的结论:是好人?坏人?是朋友?是敌人?”
  夜莺婉啭:“我看,他们是勤劳的人。我夜夜飞过他们的帐篷,他们都点着蜡烛,细数树哥哥的年轮。从东南西北对着数。数了量,量了数,仿佛在弹奏新式的琴……”
  阳雀抢板:“是啊,一大早,他们就钻林子,背着干粮,一干一整天……”
  牦牛说:“呣,他们把树枝树叶都称过。一天要称几千斤。我恨不得借点力气给他们。”
  地鼠说:“他们连树根根、树须须也称。”
  花大姐说:“一片叶子也不放过。有一位叫胖朱的,把大小避债蛾、云杉木虱、松褐天牛……这些败类,钉了起来,把我们瓢虫类同胞姐妹请进小匣,高兴地说,‘可能是新种!’”
  “本质!要看本质!”大狗熊提醒。
  山羊咳嗽一声。他昨天钻进帐篷想吃白菜,没想到咬了一嘴辣乳腐:“依我看……咳咳,他们是来毁我家园的。那个徐老师,她说一共要砍十棵树。咳咳咳,愚蠢的人类!”
  白唇鹿补充:“人类终将毁灭他们自己。”预见的惨景,使他的嘴唇更白了。
  獐子说:“人类委实愚蠢混蛋之至,我今天一早,跑了九百九十九道岗,发现负责检查林木出境的林管站干部,又在搞‘关系学’,乱敲图章,放一车一车的原木出山,我看这一小队人,也不会比同类聪明。”
  大狗熊:“没有区别,就无所谓政策。你具体调查了吗?”
  獐讪讪地:“那两个藏族——白玛、尼玛都带着枪,他们还说到麝香。”
  “你怕啦!怕啦!”小黄鼬自大地,“我就不怕!”
  獐承认地:“是的。我听到他们大声地念《萨迦格言》:‘为了得到学问,小孩子的话也要听;为了得到香料,野兽的肚脐也要取。’我肚子一疼,就跑回来了。他们居心不良!”
  “沙……沙……”云杉婆婆抖了抖满头的细辫子,“不,不。我想……搞科研总要付出些代价。他们解剖了我老伴,我很伤心。但我听到他们说,他在哪年受过压制、生过病。还说,看来云杉长到270岁生命力还很旺盛。唉,能被人理解,能使我云杉属今后多做贡献,我老伴死也瞑目。孩子们,你们说呢?”
  “沙……啦啦啦啦。我们情愿牺牲!为了让我们的弟弟妹妹、子子孙孙能幸福地成长。”高原巨柏、高山松、青㭎木、爬地柏、延龄草……也都随声附和:“情愿!情愿!”
  长尾叶猴发言了:“那么……”大家都笑了。因为这老猴昨天抢了那女作家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看着很不习惯。
  是这样的:昨天作家在树林里发谬论:“人若没有向往,就和禽兽没有区分。”话音刚落,猴儿们都吱吱啊啊叫了起来:“看不起俺动物?动物比你们人类聪明。连小兔儿也不把窝边的草啃光!”猴子猴孙一齐上,拿小石子扔这一小队人……
  当其时,大地母亲也叹息说:“是啊,我把水给了树冠、树干、树根。这些败家子!杀树绝水!唉,我养了白痴!”
  “那么……归根到底,咱们速作决定:是打击?是支持?还是统战?”狗熊站了起来。
  森林里乱了好大一阵。云、雾、风、雷也都赶来,因为他们都与生态学有关。每天每天五次三番,这一小队人有值班的,把他们的行动一一记下来,所以,他们不能不表态。
  最后,大家举足通过决议:按兵不动,远距离防守,适当地予以保护。
  于是,狗熊一步一个大脚窝,把足迹留在这一小队人常走的林间小路上,它想试试这些知识分子的胆量和意志。那个戴小白帽的女生态学者徐凤翔,52岁了,还和猴儿赛跑,难道她真能像我们古老的前辈——凤凰般飞翔吗?她图什么呢?名利思想?好嘛!大家都来名利名利,欢迎!
  只有小黄鼬刚才没举手,它叨咕:“统一行动,没劲!我可还要去,那简装罐头特好吃。”
  黄鼬的新媳妇说:“别,人家有枪。那位藏族白玛副连长说打树梢顶叶,不会错打树枝儿。”
  “没关系,他们说我是益兽。我去了那么多回,每趟都吃得饱饱的,他们并没把我怎么样。”
  “那咱们更得尊重自己。”新娘说。
  “女的最婆婆妈妈。”
  暮雨微微,朝云灿灿。黄鼬郎又溜到帐篷边野炊的小木棚里去了。他刚把头伸进罐头,枪就响了,透过铁皮,正中脑部,黄鼬本能地一哆嗦,整个身体就进了罐头。当藏马鸡来报丧时,新娘一边抹泪,一边说:“也怪不得人家白玛副连长,郎啊郎……”
   
蘑菇的玩笑

  乱峰相挤,使我想起童年、北方的冬日、学校的墙边,小小伙伴们挤在一起笑啊哼啊:“挤啊、挤啊、挤老米啊……”群山竟然把耸立的雪峰挤到我跟前,仿佛一伸手,就可以采到雪莲。
  徐老师说,那是能见度大,大气中绝少尘烟,所以天空特别蓝。我大口吞着气。既然这里空气中的氧,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一,吃不着干饭,多喝点稀饭也当饱。林学家们笑说:“省点力气!科学下会验证你的补偿呼吸。”
  “谁让你们都戴着小白帽,让我觉得是少先队来过夏令营。”
  “当然,和云杉的龄级比,咱们还在摇篮里!”是的,云杉以二十年为一龄级。
  我把测高仪、风向风速仪、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和油锯都玩遍了,就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我身高一米六十九,像耶稣一样站成十字,手指够不着大树的边边,仰头看不见大树的尖尖,我高呼:“啊,天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间的梦能实现。阿门!”
  太阳今天不肯和我玩,森林里阴冷。徐凤翔又在埋头数年轮,鼻子都快碰到树盘了。我可不高兴干。我插着插着针,脑子会不知跑到哪儿去。插错一根,两百多根都得从头来过。不干不干!
  燃起一小堆篝火,打好了酥油茶,烤好了饼,还有藏族民工阿福从家里带来的奶渣、酸奶子、糌粑粉……围着火堆,我们香香地吃了中饭。他们扭头就又各司其事去了,没人陪我耍。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风轻轻,水清清,依恋着密丛丛的森林在练习合唱。徐老师说,这里的森林蓄积量,每公顷三千五百至三千八百立方米,说是世界罕见。我闹不清他们怎么算出来的。秋山,恰似“围裙之乡”——姐德秀的巧手织的氆氇卡垫、邦典,由千种万种颜色织成的。是的,姐德秀的氆氇永不变色,就是从植物里提炼的颜料。可徐老师说,这山景叫垂直带谱。每种植物,都各自分布在一定的地带……
  我背起七彩的布包,去采蘑菇。
  灵芝和我捉迷藏,天麻早早收起了他的旗儿,银耳太害羞。猴头菌爬得太高,欺我不会上树。紫蘑菇,我不理她,是妖女,会摄你的魂。黄黄、白白的蘑菇,是可以信任的。打着小伞的蘑菇招呼我:来呀、来呀!顶着大帽的蘑菇扯着我裤腿:我和你走,和你走。我欢欢喜喜地采啊,采啊……徐凤翔大声喊:“黄老师!别跑远了,有熊!”我回答:“嗥——嗥——”他们过一会儿,叫我几声。我答:“啊呜——啊呜——”
  “啊呜呜啊——啊呜——”哎呀,什么野物应着我嚎了起来,“呀——”徐老师说:“别怕,黄老师,那是牦牛。”“牦牛不是这么叫啊?”“他在找女朋友。”徐老师头也不抬地解释。
  白玛跑过来,拎过我的七彩包:“给你武器,咱们该回营地做饭了。明天再采,吃新鲜的。”我的武器,是白玛为我削的一根竹棍,西藏也有美丽的竹林,我又没想到。全队九人,只我一个人柱棍。藏族健步如飞,能登峭岩。那几个汉人,搞林的,都有返祖现象,似类人猿。他们舒舒坦坦行半小时的路,我得紧赶慢赶花上一个半小时,还一路脱外衣、羽绒背心、毛衣,系在腰里。原来,藏族常常脱掉一只袖子或把衣服系腰里的习惯,是这里特殊气候的产物。太阳一出来,热得冒油,太阳刚躲进云层,就恨不得披棉袄了。中午,帐篷里蒸得进不去人;夜间,哈气结在睡袋上变成薄冰……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白玛开路,为我砍掉迎面扑来的荆棘、漆树的枝杈。我们从云杉林分,渐渐走向高山松林分,渐渐走向针阔叶混交林,走向灌丛。“哟!什么咬我……”“你惹它干嘛?是火麻。”“引火的吗?”“你们叫荨麻。”“让我认认。”“决走吧!下回再认。”乌鸦在叫,什么在吼。白玛下意识地摸枪,警觉地听辨:“还是那头公牦牛,要出事。”“找女朋友。”“不是季节。”这,我信任白玛,他从小牧羊放牛。牦牛吼了又吼。白玛皱紧眉头:“今天一定要出事儿。”“你迷信吗?”“共产党员还能迷信!”“啊——呜、鸣、呜噢——呜呜呜”、“刮刮刮”。白玛的眉头拧成结绳记事的疙瘩:“今晚不定出什么事儿,不对头。”
  白玛,藏语牡丹花。年方二十八,英俊威武。我问:“你这么个黑小伙,怎么叫牡丹花儿?”白玛不高兴地:“我们藏族生下来并不黑。”我连忙解释:“黑才漂亮!”白玛挽起袖子给我看,是不黑。可他那一手扑获拳,碰上可没跑。白玛还要为“黑”辩护:“你才来几天,不也黑了吗?‘高原补贴’——强紫外线嘛!看你回去拍不成电影了。”“早不演了!再说,我可以演小强巴的奶奶呀。剪了头发,反串牡丹花也行。”白玛又当我取笑他:“我本来不叫白玛,七岁上生了一场大病,爹妈给改了个姑娘名。”“咦?和我们汉族的民间风俗一样!起姑娘名,玉皇和阎上都不要他了。天堂地狱也都重男轻女。”
  “那是汉族和我们藏族一样,你们学我们。”
  “好吧,好吧。”反正我又不是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从西藏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无论是器物、器形、质料,都和内地文化相同近似。五千年前已属同一渊源,我和白玛争个什么?团结为上。
  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学来学去的!”
  白玛也说:“真邪门儿,不好的事,学得可快!”
  “是啊……”于是我们谈起了社会上流行的“阴暗面”,分析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在现实中的投影……
  两个不同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默默地在崎岖的山间小径上走着,行进着。白玛不时地搀我一下,拉我一把。沉默……沉默……
  回到营地。打开半导体,是印度乐曲。这里离印度很近,合着音乐的节拍,我们忙乎起来。
  白玛赶紧点火,添柴;我赶紧擀花椒,切葱花。白玛赶紧和面;我赶紧烙饼。白玛赶紧淘米,煮饭;我赶紧切白菜、泡粉条。白玛赶紧开罐头;我赶紧洗蘑菇。白玛已经来来回回下沟底取来一桶一桶清凉洁净的山泉水;我赶紧装火锅。火锅是在波密县城买的(西藏铜多、银多、金多、硼砂更多)。山高气候冷,野外吃饭,几口就凉了,火锅最妙,好歹淘点热汤。白玛把烧红的炭从野灶膛里扒出来,我把军区唐助理送我的金针菜放上几根,切几片胡萝卜配色。我淌汗了,白玛只穿一件衬衣、一件织得很精巧的透花背心,是女友的手艺。凡是重活,当然都是白玛包了,连从野灶上端锅我都怕烧手。我们的灶,白玛修了三个火眼。烙好饼,没盘,没盖垫,就用《西藏文艺》杂志当生熟容器。不知编辑部听了是高兴,还是生气!
  天麻麻黑了。同志们像修布达拉宫的山羊似的,背着树盘、树段,还有一路拣的柴火,回来啦。当他们一个个倚着帐篷前的巨石,放下负担,就仿佛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香!在河对面就闻到了!”“太香了!”“今儿吃什么好东西?”“爬下!(藏语:猪肉)”我馋他们,我们自打上山就没吃过鲜肉,又没工夫打猎,大大开罐头。人家都说:“你们怎不拿罐头换点鸡蛋,或换只鸡吃吃呢?”在西藏,以物易物是合法的,可我们不习惯。
  “蘑菇汤!胖朱老师,你检查吗?”我问。
  我们队里有一位姓朱,一位姓邹。藏族兄弟分不清,我们就管从贵州来西藏农牧学院教植保的老师叫胖朱,管南京林学院教植物分类的叫小邹。每次,我捡来蘑菇;胖朱老师都一一过目,还扒了吹,吹了看。我不懂蘑菇和他说啥。
  “你今天捡的是什么蘑菇?”“都是熟脸蛋儿,这些天常吃的,纪念邮票上还有呢,那些鲜艳的嫌疑分子们,我一个没理,我想甭检查了吧。”
  “这只大黑蘑菇……”
  “黑蘑菇好吃,上次徐老师说它是冠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下锅啦。”
  “我今天剥了七颗大蒜。”白玛说。
  “快洗脸吧!”我催着。
  “热水估计65度,比较标准。至少先洗前足,天黑下来,别吃到嗅觉器官里去。”林学家们老用学术词儿,白玛也传染了:“黄老师,你看颗颗大蒜雪雪白。”据说,大蒜不变色,表示蘑菇没毒。
  “没问题!克拉萨!克——拉——萨!”我朗声高叫。全体藏族和汉族队员公认我这句藏语“吃饭啦”,说得最准确、最悦耳。
  我们的给养,是波密驻军调拨的。从拉萨出发,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叠介绍信,公家开的、朋友写给朋友的。西藏地广人稀,沿路往往要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家去讨顿热饭吃,讨碗开水喝。如果车子抛锚在四五千公尺的山顶,人民币、外币、兑换券都等于零。干粮,可不敢轻易动,雪是饮料。我们驰过海拔四千七百公尺的色吉拉山,途经世界闻名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徐老师前年经此,遇泥石流阻道,曾攀过吊索,越过深不可测的峡谷急流。此番是树林神保佑吧,六百余公里无事故安全到达目的地——波密。我们一心投奔部队——亲人。停车后,我们取出各种介绍信。徐老师问:“去大站,去小站?这里有两个兵站。”我说:“哪个门口大,去哪个。咱们又不是只想买几斤挂面!”于是,自治区科委的小裴师傅就把车开往以山为屏风、以大桥为前沿的、有解放军站岗的大门里。从此,兵遇见秀才,别见怪,一切多——依——赖!
  喝完最后一口蘑菇汤,天黑得分不清路和沟,月亮姗姗来迟,我借灶里余火的光,给自己倒了碗开水,吞下一粒“速可眠”药片,累了。再说,晚上好像没我坐的地方,我索性睡大觉吧!回到帐篷里,林学家们照例地点亮好几支蜡烛,架好小天平,准备夜间作业。我准备在各种数据的声报和应答的催眠曲中入梦。徐老师啊!总是一口气也不让人家喘,有朝一日建了站,哪个跟她?说也奇怪,此番过林芝县,去农牧学院投宿,她的学生(如今已是老师)还抢着跟她!胖朱老师也退掉援藏期满返内地的机票,跟我们进了密林。学生们告诉我,徐老师可严格,一班总共三十名学生,她给十五名学生“不及格”,校长说情也不行。她说:“我得对学生负责任。”女学生直哭,也不饶。可今晚……她……她两眼定住一动不动,脸绯红,紧紧抱住冲满开水的盐水瓶。
  “胃又疼啦!”我问。
  她痛苦地翻了翻汪着水的大眼睛,没回答。
  “很不舒服吗?”我又问。她猛地站起,刚跑到帐篷外头,就呕吐了,小邹把她搀了进来。
  我马上跑到一号帐篷(我们一共支起三顶帐篷。男同志把我们女篷夹在当中)。我还没开口,白玛捂着肚子坐在木墩上,也向我讨胃药。本来,白玛每晚都把锅盆擦得锃亮,我说:“会不会蘑菇中毒了?”白玛说:“可能性极大,伊觉已经又吐又泻倒下了。”伊觉在三号帐篷,蒙着被头。伊觉是个没心没肺的活宝,一高兴就唱歌,跳舞,常常逗得我们肚子笑疼。他要倒下,那就真倒下了。我也想倒下,不知是安眠药还是蘑汤的作用。小李子脸煞白,小邹也不舒服……
  我说:“能吐能泻,大概不要紧。”可我忽然想起外国影片《蘑菇人》里有个镜头:为试验蘑菇有毒无毒的奴隶的吐物,狗走过吃了下去,马上死了。我赶紧动脑筋:“咱们想办法灌肠吧,我那氧气袋上有一截皮管……”
  “氧气袋你不是扔在营房了吗?”白玛说,“我说带上,你说用不着。”
  “高锰酸钾也没有,喝肥皂水吧。”我胡出主意,我是临时卫生员,军区后勤唐助理给我的药品较多,朋友们又都送我点备用药,光是感冒药和Vc够我们全队吃的。
  没一个人响应我的号召,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出的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我也不喝肥皂水,大家都撑不住了。是上山来第一次,徐凤翔发慈悲,宣布:“今儿不打夜班了,早点休息吧。大家警惕些,彼此照顾,只要今晚不出事,明天一早阿福他们来上班,就好办了,尼玛取盐回来,也可以骑马去喊医生。”
  胖朱老师皱起他那没褶的前额:“如果吃蘑菇中毒死了,就太坍台了,咱们是学林的啊!”
  “是有点出洋相。”徐老师也为此仿佛特担心。
  “是我的责任,我写个说明就是了。”我说。
  “怎么是你的责任,真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徐说,“是我的责任,上山来就不该……”他们研究起究竟是哪一只蘑菇有毒,又猜也许只是钻进了一只小毒昆虫……
  我不管是谁的责任了,也无法追究是哪只蘑菇或哪只昆虫的罪行了,我的四肢已经麻木,麻木感硝烟似地向心脏和大脑侵袭,全队至此就我一个人没吐,不知是安眠药镇得反应迟钝,抑是体质特佳或特差;可能今晚上帝或阎王会告诉我。我把鸭绒睡袋的拉链拉严实。睡袋是在拉萨时,地质区域调查队傅大队长借给我和徐的。睡袋装三斤鸭绒,原来是五斤装;今年同样价格,少了两斤,傅大队长让我带话给上海的厂商,说:“知不知道带这么薄的睡袋去无人区(六千米以上)要冻死人?”我想:是要冻死人!我们只不过睡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帐篷里,还要加盖大衣、棉衣、换洗内衣,什么都加上去了,还冷。一早,碰什么都冰胶霜凝,连头发也是湿漉漉的,明早头发可能也上冻……
  我才迷糊过去,小邹穿着卫生衫裤跑进二号帐篷:“快!快!黄教师,你的心脏病的急救药,小李子的脉搏摸不到了!”小邹那由于漆树过敏而变形的脸,搞不清楚是什么表情。
  “啊?”我和徐都从睡袋里坐起来,慌乱中,拉链也拉不开了。“急救药!我搁在哪儿啦?我这人……”徐赶忙多点起几支蜡,又递过次品电筒(只她会用,对我无用,我的电筒早没电池了)。大家急急忙忙在我上衣口袋里,枕头底下,褥子下翻啊翻,翻到装着硝酸甘油和一种液体小玻璃管的小瓶——说是窒息时,挤破在手帕里一闻,可以醒过来。小邹刚跑出二号帐篷,我又大叫:“小邹,我这是老年人冠心病用的,小李子……不一定对症,是不是灌点糖水……
  徐又吐了……
  白玛在一号帐篷喊:“徐老师,咱们鸣枪吧!”曲珠在一号帐篷喊:“我这里有‘珍珠70号’,能起死回生!”
  “小邹老师……”徐凤翔又支撑着穿毛衣,腰里系的细塑料绳解不开了,“怎么样了,小李子……”
  三号帐篷里,没有回答。
  我想,明天,我应该用毛线给徐织条腰带。
  “……摸到脉了!小李子!小李子?”
  “不要紧,……”小李子呻吟着。这呻吟太让人高兴了。
  “好像不要紧了,你们都别动,别起来了,这儿有我!”小邹忘了自己也在折腾难过……
  好热。我右手背上,一窜一窜地疼,火麻咬处发作了。知道疼,比什么都不知道好……
  闹不清过了多久,我才又很不舒服地醒过来。只看见帐篷外人影绰绰,寒光零乱,你进我出……
  徐呢?点着一只白蜡,烛泪阑珊,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我随身带的那本《唐诗绝句选》!她像吃奶渣般细细地咀嚼着诗句,可真绝!我一动,她马上警觉地回头。
  我……一下子吐了。是我第一次,也是全队最末一个轮上。“好啰,好啰。”徐好像恭喜地,“我真怕你什么反应也没有,好啰。感觉怎么样?”
  “可以,想睡。只是手背一剜一剜地疼……”
  “荨麻螫了可厉害,我这儿有风油精。”她在《唐诗绝句选》里夹张小纸片后,递给我一个小瓶。
  “荨麻,什么样儿?”
  “荨麻是荨麻科艾麻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被螫毛,触后有剧痛感。叶互生,圆锥花序。我国有十四种……”
  “知识分子们!”白玛喊,“我命令:睡觉!我要对你们负责!”
  “白玛!”我检讨,“我下辈子也不采蘑菇了。要吃野蘑菇,一定先问旁边有没有医院。”
  一、二、三号帐篷里都有笑声。
  徐叫:“胖朱老师!”
  “活着!”
  “小李子!”
  “活着!阎王嫌我太瘦小。”小李子是徐老师在西藏农牧学院任教时的学生,才22岁,现在在贡布江达县林管站工作。我们路经该县,县委正在开会,我们“迅雷不及掩耳”地和县委书记打个招呼,就把他“拐”来了。
  “曲珠!”徐老师继续点名。
  “我可以。”曲珠是波密林场的油锯手,工作踏踏实实,不怎么说话,渴望学现代技术。
  “伊觉!……伊觉!”
  “狭不达尹达(干杯)”哈哈,伊觉不管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也还在“喝”呢,我们曾拿大米换了青稞,做了一坛青稞酒,伊觉喝得可高兴。生产队还照顾我们买酥油,每天早上,藏族兄弟都不嫌麻烦地煮茶,用简易的酥油桶打酥油茶喝。可惜,有天晚上,野狗钻进帐篷,叼走了酥油。我们听说藏族三天不喝酥油茶,身上就没劲儿;徐凤翔此刻安慰伊觉:“明天,我们再想办法买酥油。伊觉,听见吗?”
  “吐吉切(谢谢)!”伊觉咕噜着。
  “睡觉!”白玛大喝。
  徐悄悄交给我一张活页笔记小纸:“这是马马虎虎画的荨麻的形状,明天……”我吹灭了蜡烛。
  帐篷里渐渐安静了。帐篷外,山溪越唱越欢,起风了。马在刨什么,又有什么小动物从我头上跑过去……渐渐地,声音远去了,远去了。西藏寺庙里描绘十八层地狱的壁画——活动了起来。我被判处砍掉右手的刑罚,因为生前写文章太没规矩,呀,我可不知道阴间也那么讲规矩。
  ……一道亮光投入地狱。
  亮光被遮住了。一个婆娑迷离的身影,身影慢慢移动了。亮处又出现一处身影,又移动、又出现……三仙女显灵了。帐篷对面是三仙女峰。尼玛说,北京来的勘探队也证明有三仙女。若非语言的误会,这倒是全世界头版头条新闻。三仙女向我移步走来。“喝点开水吧。”三仙女又并成一个,是凤翔,站在我床边。
  “都……活着?”我有气无力地问。
  “都好好地睡着呢?”她顽皮样地笑了笑。仿佛咱们这帮孩子做错了事,又躲过了惩罚。
  我抿着开水:“你解决了烧水的实践问题。”
  徐除了和树打交道,显得能耐;其他,都笨如木头疙瘩。
  “她一添火,就把火弄灭了,还解释,从理论上,我……”
  “得了,你那理论靠边,看我实践吧。”白玛只扒拉两下,吹口大气,火就呼呼地了。
  凤翔之“笨”,令我费解。高原风厉,帐篷又漏缝。我的脑袋最怕冷。有人下山,就托人家买了两匝毛线(西藏本地的毛线和毛毯,都是纯羊毛的),挤出两天闲工夫,我织好一顶小帽;还麻烦徐伸出两个手指头来,绕了一个小绒球。徐眨眨眼睛:“一根线,怎么被你扭来扭去,就扭出个帽子来呢?”“你不会织毛线?”江南女子不会织毛线的绝少。徐是江苏丹阳人,久居南京,有儿、有女、有老伴儿,她怎么连这点基本功也没有?
  “在家,谁做饭呢?”西藏农牧学院盛传徐老师星期日用茶壶煮夹生干饭,挖不出来的笑话。
  “老范。”
  老范——范自强是她爱人,在南京林学院教化学,也许是“化”出三餐吧。去年,徐进林子,和男同志挤一个帐篷,睡在帐篷口。经常是吃糌粑、喝酥油茶、酸奶子。说实话,换了我,受不了。礼貌性地尝尝还可以。
  听说,老范为了支持徐进藏,自己也到西藏农牧学院,教了半年化学;而家里一应事务,妻子一律不过手,只专心专业。徐也很不过意,常说:“早知道,我应该当尼姑,不要连累别人,还可以清静地伴着森林。”我说:“算了吧你!尼姑如今比咱们还忙,庙里比哪儿都热闹。”
  蘑菇中毒后,每人脸庞都小了一号,走路晃晃悠悠的,肠胃也很不正常,而我的黄连素药片已全部被消灭。满山的三颗针,红红的叶子,煞是好看,虽是提炼黄连素的原料,但我们总不能吞针。大家什么也吃不下。我提议煮稀饭。停工一天,徐老师像掉了魂似的,也在小木棚边转。小木棚,是因为才进山时老下雨,无法举火,就捡来伐木场转移后丢下的旧木板搭的;大家动手,只我没动。搭好后,我占据木棚中心,很是自我欣赏,觉得颇像演卓文君,如果挂块牌子……我简直想把定位站的牌子挂在这儿。因为徐凤翔做梦也想建一座“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向上级申请的报告已打过多次了。我想:我可以用锅底灰写在木板上,再挂上两只花灯笼——那是我从拉萨买来,一直带在行囊中,梦想着也许我们会突然收到一份电报,批准了“定位站”的建立。那就点起灯笼,斟满青稞酒,跳起藏族的舞蹈……
  “我能做点什么吗?”徐问。
  “咱们素炒个白菜吧。增加点Vc,少炒点,粗纤维滑肠,你切点葱花,去去油腥。”
  徐一本正经地问:“零点几厘米?”
  “什么?”我眼睛都瞪凸了,好容易明白过来,她问的是葱花,“咳——随便!”
  “规格不明确,我很难执行。”
  “长点短点都行!”
  “都行……”她举着刀迟迟疑疑。那神气气得我长出力气来,我数快板似的说:“同志!切葱,可分葱花、葱节、葱段、葱丝、葱泥、葱汁、兰花葱。你……任择其一!”
  她像一头挨了揍的可爱的小狗,闪着惊慌的眼神:“……那么复杂,……我还是别切了。”我的油冒烟了,夺过刀,三下五除二,把葱剁巴剁巴扔锅里了。
  记得还有一次,也是一大早,我还没穿鞋呢,她问我:“起来啦?”
  “你不是让我拍摄多么美多么美的晨曦和日出吗?”
  “你抽烟吗?”
  “干嘛?大清老早的,你什么工夫学会客套啦?停可美(藏语:不抽)。”
  “我需要你的协助。一只草虱叮在我的肩部。”
  “什么虱?”
  “一种蜱螨目的小动物,它叮在人体上吸血。昨晚我躺下去,这里又痒又疼,我就猜又是草虱,拿手电一照,果然。”
  “你怎么不弄掉呢?”
  “弄不掉!不能硬拔,最好用烟头烫。”
  “那你昨晚上怎不叫我烫?”
  “我看你累了。”
  “唉……”我点着一支烟。她脱去鸭绒外衣,解开对襟的,买来的羊绒衣,可解不开绑在腰部的细塑料绳(她胃寒,我真该给她织根腰带)。她裸露出瘦削的美人肩。清晨,帐篷里好冷,毛巾冻得像页岩石片。那草虱,只绿豆般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它相逢,可它不肯露面。它翘着小屁股,一头扎在人体里,怎么碰也不动一动,像水田里的蚂磺。徐曾无意中谈地起,在下察隅的密林里,她身上爬上一百多条蚂蟥,来不及处理,处理了也白搭,还得爬上去,爬在胳肢窝里最不好受。徐催我:“拿烟头烫呀!”
  “要烫痛肉的!”
  “不要紧,可以忍受。不能硬拔,拔不出;拔出一半来,头还在里边,得开刀。”
  “是吗……”我取出带手电灯的放大镜(那是我在北京东四大街的文具店买来的,只两元多,倒成了我们队的先进工具了。可怜的野外考察队!),小心翼翼地,朝着她的肩膀头烫过去。
  “你看见它那八只腿了吗?”
  “看见腿了。”
  “腹部鼓鼓的,吃得多饱。”
  “看见了,它在动,你别动!”
  “啊……好……好啦,它不动了现在你看我拔它出来,你看得清楚吗?太好了,它的口器还是完整的,你用放大镜仔细看……”“好啰,好啰!看你的肩膀吧,要不要擦药?”
  “不用,你看它的嘴,是刺吸式口器……”
  “把衣裳穿起来!你——呀!”
  “问一问朱老师,要不要这完整的草虱标本。”唉,没治!
  当夕阳披上新娘的盛装,小尼玛回来了(尼玛,藏语:太阳)。昨天上午他下山去部队伙房取盐。我们的食盐,装在用过的敞口罐头筒里,先是放在木架下层,被牦牛拱翻,洒了一半;我们又把罐头放在高高的岩石上,藏在结着小红果的栒子木丛中。没想到又让大马给衔了,倒翻在泥里,只剩下罐底几勺盐,前天早饭后,我对徐凤翔说:“咱们没盐了,得派人下山去取。”徐正记什么,连头也不抬,慢悠悠地:“还有糖吧。”我气啦:“别理她,她不食人间烟火!这么重的活儿,不吃盐,怎么拿得下来,白玛副连长你下命令:尼玛,立即下山取盐!”如今小尼玛的军用背包里,凸凸地塞满十斤盐、十封蜡烛和许多杂物回来了。他远远哼着歌儿,用口哨打着过门:“……在那密密森林里,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尼玛回来啰!”“尼玛”!“小尼玛!”“好尼玛!”我们八个人都吹呼起来,站了起来,走了过去,奔了过去,仿佛隔世见到了亲人。只在此时此刻,我们才忽然觉悟到,我们险些永别了尼玛——太阳!
  “小尼玛,你想我们吗?”徐凤翔问。
  “正儿八经地想哩!”尼玛不知从哪部电影的对白里学会了句“正儿八经”。“我正儿八经昨天做梦也梦见你们。”小尼玛才十八岁,半个脸都让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占了,什么事都抢着干。夜里,数年轮,数着数着他的头就枕在圆盘上了,催他去睡觉,他还说:“不困,正儿八经一点儿也不困。”他空下来,就大声读汉文——《西藏文艺》里的文章,吹口琴,唱歌儿……
  “小尼玛,你昨天不在太可惜了。”小邹说。
  “你们跳舞啦?”因为我们说过,拿下第十棵树要举行舞会。
  “比跳舞还乐。”胖朱说。
  “喝酒啦?”
  “尼玛猜不着!罚!罚!”伊觉又还原了。
  只白玛和曲珠像好管家似的,去装盐,分蜡,分劳动手套、电池、防晒油……
  徐老师像个老师的样子讲开了:“尼玛,你将终生遗憾。”
  “什么好事?”尼玛问。
  “太好的事了。你想想:世界上四十多亿人口,吃蘑菇中毒的百分比占多少?”
  “你再算一算:世界上吃了毒蘑菇,而又没有死的占百分比多少?”
  ……尼玛悟过来了,一下子跳将起来,大声喊:“什么?你们中毒啦?怪不得一下子都瘦了!”尼玛那一对有着藏族特点的又深又大的眼睛,一下子涌出了泪:“徐老师!黄老师!……我背你们下山去医院!”
  “你一个人背几个呢?尼玛?”徐老师问个没完了。
  “我……我一个一个背!快!”
  “小尼玛,我们不要紧啦!”我心疼尼玛了。
  “真的,都不要紧了吗?”尼玛不放心地审视我们的一张张蜡黄的脸。
  徐笑了:“不要紧啦!今天晚上照常工作。只可惜你没有享受到这份福气。”
  “……福气?”尼玛擦了擦眼角的泪。
  小邹问:“小尼玛,如果你回来,看见我们都死了,你怎么办?”
  “那我也死!”尼玛斩钉截铁地说。
  徐老师说:“不对,你应该下山去报信。”
  “正儿八经我绝对不会想到去报信,全队都死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活着?正儿八经只有死。”
  “你怎么死?”
  “用枪把自己打死,要是还剩有蘑菇汤,喝了死。”
  “尼玛,你不能死……”
  “正儿八经一定得死,和你们一起死!”他好像马上就非死不可,脸都涨红了。
  “尼玛不死,不死,我们不是也都没死吗?好尼玛……”徐老师抚摸着尼玛的肩膀。
  尼玛的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来,用袖子捂着鼻子哭了。徐凤翔的大眼睛里也啪哒啪哒地掉下泪来。我们的眼圈也红了。此时此刻,真觉得活着是多么好:因为人间有着可爱的尼玛——太阳。
   
不治之症

  同志们已转内业,帐篷里没我摆摊的地方了,什么也不能碰,满地都排列着分门别类的根、须、叶、籽、土……同时,我急盼一封回信。
  我比“大部队”早六天下山。因为我犯了“不治之症”——我想开写;但不是写文艺作品,我想帮徐凤翔呼吁和申请这么一座小木屋。
  我下山的第二天,就发现环抱的群山,像被裁缝师傅弹了粉一般——雪线陡然齐崭崭地下降了。这里,已进入隆冬。“大雪盖不住热锅”,同志们不会在意的,只是更艰苦了。
  啊,如果能有一座小木屋该多好啊!玉树琼花丛中,一座覆雪的小屋,小小的玻璃窗(记住,下回进藏,要带几块玻璃,很难买到)。玻璃窗下结着雪花形状的美丽图案,屋里点燃着从自然倒上劈下的柴火。当然,能利用山泉的落差发电,小木屋的取暖照明就都有了,还可以灌溉人工苗圃,建起杂木加工厂……兔妈妈带着孩子们来串门……唉,我想:这些知识苦力啊!说是脑力劳动者,可又要付出惊人的体力。活儿是那么繁重、又那么精细,那么规正、又那么琐碎,在普通人看来,又是那么枯燥。周而复始,每天每天,从晨光熹微干到月移中天,没吃过一顿夜点。烛火烧焦了额发,漆树过敏搞得满身是泡,脸都肿得没鼻子了,还不肯吃我带的扑尔敏药片,怕打瞌睡。他们究竟图什么呢?徐凤翔的职称是其中最高的,一个月工资八十七元。朱老师硬是退了机票,不然此刻到家守着老婆孩子了。小邹老师瘦瘦的,一天上肩几千斤。被我们“拐”来的小李子,本来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回信来了。一个星期才有一次邮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啊,我进山前就发了,是写给老范的。我得悄悄问问清楚,他对妻子要求长期留藏,究竟怎么想?我要求他坦率直言。是的,这不是说说玩玩的事。如果我再帮徐凤翔加把劲,定位站万一批准了——上了笼屉的馒头,碱大碱小,都没法往下揭了。我得在落笔前掌握分寸。
  我猜不着范自强将写些什么,更想不到天天和试管打交道的化学家,会寄来一把子诗!且看“诗管”吧:
  我过去看过不少旧小说,经常有“有诗为证”的说法。自然这是一种写作方法。我以前往往以为是“滑稽可笑”。但从“诗言志”这点来看,有的诗是可以做“证明”的,它是一种“心音”。敬发以证。
  
  赴藏临别凤翔自咏 七绝四首
  (怪不得徐那么有滋味地读唐诗绝句——英评。)
  人生倏忽数十年,焉能虚度如云烟。
  鸟过留声人留迹,献身林业了终天。
  少年立志在山林,如今白发染双鬓。
  愿效苍松傲霜雪,汗水浇得遍山青。
  暮春三月江南绿,东风和煦花锦簇。
  柳丝千条绾不住,壮心飞向珠峰麓。
  任重道远赴边疆,夕照征途鞍马忙。
  毋需返顾江东岸,留得余辉育栋梁。

  当时,我和了四首:
  
  送凤翔赴藏 自强
  二十余年多离别,今日骊歌又频催。
  此去西域长经年,思君忆君情更切。
  志在伟业立功言,不顾儿女私情绵。
  女子四海亦为家,巾帼须眉有今天。
  立地艰辛出坚材,气候乖戾炼魄骸。
  人生白驹间隙过,以苦为乐高境界。
  送君神思忽有失,学君为党心如一。
  临别赠言无从说,努力加餐顾劳逸。

  1979年2月,我去西藏农牧学院讲了两班化学课。我当时去的目的,是要了解一下西藏的情况,以决定是否同意凤翔长期在那里工作,固她去藏前已经有这个抱负(“毋需返顾江东岸”);当然也是去为西藏的教育做点贡献,是有点公私兼顾的。
  我去后,感到西藏的教育很落后,很需要师资;林业是很有前途的。我支持她在那里工作。为此,我和西藏农牧学院、自治区教育局的领导都谈过(凤翔自己当然也谈过多次)。他们表示从精神上很钦佩和理解;但实践中行不通。他们说,当时说明是援藏二年,不能说了不算数;不能留下,怕“影响不好”——即外间会认为西藏把人“扣下”,会吓得别人以后不敢再来援藏了。即使自己要求留下,但领导上也说不清,别人会认为是做了工作的缘故,如此……等等。因此凤翔在1980年8月返回南林。在离藏前又写了一首诗:
  
  清风明月伴我还
  离家别子事征鞍,誓把余生献高山。
  跋涉山林何惧苦,笔耕达旦墨犹酣。
  坎坷半百知音少,丹心一片入门难。
  匆匆两载高原梦,清风明月伴我还。

  (英注:‘丹心一片入门难’——此感慨系由徐凤翔同志从青年时代到现在,屡屡要求入党,未予批准而发。提及此事,她眼圈就红。我劝她说:“别难过,等你死了,一定能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返回后,凤翔对西藏的林业还是念念不忘,奔走呼吁林业部、国家科委等单位,幸得上级机关的支持,拨给经费,1981牟得再次入藏。她又酸气冲天,写了一首七律。
  
  重上高山归林海
  人回江南心未返,梦魂索绕云树间。
  功名得失慵挂齿,事业长存勤登攀。
  松涛声声呼远客,雅江滔滔洗征帆。
  重上高山归林海,面壁十年也心甘。

  行啦!明白了。范自强的态度,不是中性PH7,而是浓烈的强酸!
  我赶快翻阅报纸,想了解社会生态。我查找了近一个月的报纸,焦急地想知道中央目前发展科学的大政方针。我忘了问徐凤翔,“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是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若说是应用科学,仿佛谁也不等待着她的数据来指挥生产,若说是基础科学,不像?连我都大致能懂,就不像。“定位站”究竟该不该上马?可能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支持?一共十来个人编制,当然要花一笔基建费,小木屋里得有仪器设备,也得有常年经费。国家不富,但如果要做,也不过似在大森林里移棵小树苗。哪个大科研项目省了零头也就够了。但是,她已经申请了三年!常有这样的情况:天大的事,一句话定了;不丁点儿的事儿,却得讨论研究个没完没了……我庄严地拿起了笔,不是写稿,是写请求书,请求建立这座科学的小庙——勇敢、意志、智慧的圣殿。
  抬头我空着。因为我不知该写到哪里、写给准。生态定位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而我国的生态定位站还寥寥可数。西藏自治区负责农、林、牧口的领导同志,热诚地表示支持建站;但是,定位站编制虽小,却不能直接挂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里啊!怎么办?……我细细历数与此有关的机构和领导干部花名册,拿不定主意……
  我写了撕,撕了写,写……
  要命!我只上过短期文学讲习班,没上过“请求书”讲习班。可怎么求呢?
  要命!我又不守规矩了。纸上出现了另一对眼睛。和定位站——小木屋、和徐凤翔、和我要递申请书的对象——领导干部都无关的眼睛。正是:
  
  默思上师的尊面,
  怎么也没能出现,
  没想那情人的脸蛋,
  却栩栩地在心上浮现。
                ——《仓央嘉措情诗》

  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写得妙!
  这对眼睛,如此这般地凝视着我,凝视着我——那是另一位女植物学家的眼睛。她的眼睛早已永久地阖上了。她的名字:吴素萱。
  吴素萱,北京植物研究所已故植物细胞学家。她在青年时代,孑然一身,远涉重洋,艰苦学成。归国后,搞植物细胞研究,每天每天,从叶片上取下一粒汗毛孔大的小绿点,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她创立了“细胞核穿壁”的学说。但当时,有的权威说是偶然现象。她的论文没能在年会上宣读;以后,只发表在一个不显眼的期刊的不显眼的版面上。她没有结过婚,她依然每天每天观察小绿点,把青春和爱情都给了小绿点。四十年过去了,一批有声望的外国科学家到中国来。他们说:“说到我们研究工作的成就,不能不感谢贵国的吴素萱先生。她的‘细胞核穿壁’的学说,对我们启发很大……”于是人们赶快找吴素萱。她已经60多岁了,在洗瓶子。她的科研课题,早在十年浩劫中,被当做“三脱离”典型给“砸烂”了。人们忘了自己也是细胞构成的!一直到1978年的春天,当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时,“细胞核穿壁”学说被当做新(?!)的科研成果,陈设在成果展览大厅。一对穿壁细胞,如同银幕上一对眼镜的特写。我亲眼见吴素萱纤弱的身影,一步跨两个台阶,进入人民大会堂。那时,她的课题虽几经周折却还没有恢复。待到……待到真的要上这个课题时,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半年后,报上竟出现“吴素萱正在实验室工作”的报导。(积压的稿件见报了,积压的人……)吴素萱悄悄地活过了,也悄悄地离去了。我曾经几度写过吴素萱,但她的一生,像画里的一弯冷月,没有圆过,我不忍发。我的性格不适合写她。但当我想到徐凤翔时,她的前边老站着吴素萱,闪着那对大眼睛。我不想再看到、听到又一个、又一个吴素萱。萱姐,我能不能说一声:“你安息吧,你瞑目吧!”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集中和概括。它离不开时代和群众。但同时,一个科学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课题,课题的生命连结着这一科学家的生命。科学家的福与祸、生与死,往往也是课题的进与退、立与毁。当然,人亡学存者,古往今来多矣、多矣。
  徐凤翔的课题,从常识上讲,是需要的。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哪有不重视调查自己生存的条件、财富、蕴藏……的呢?何况生态调查具有国际意义。听说,日本曾想投资人力物力,在我国波密地区建立高山森林定位研究站,我们未允,现在在尼泊尔境内建了日尼合作的定位站。此事未允,这没什么。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搞嘛!
  
  宝贝在自己手里,
  不知道它的价值;
  宝贝归了人家,
  不由得又气又急。
                 ——《仓央嘉措情诗》

  这样的教训我们还少吗?我们完全可以对人类多作贡献嘛!同一纬度的垂直带谱的研究成果,将有益于环球!
  但是,科学家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生物的进化发展,提出了时代的命题。如果人们还不认识它之重要和必需,那么,就并不是他个人能不能得到支持的问题。
  如此,科学家的请求,如树叶落在厚厚的地被物上。如此,我这个非科学家的请求……
  我不再写申请。这仿佛是串了行,不对路。
  我呆呆地愣在那里,视觉却并非空白。吴素萱在凝视我。她的双目已不能转睛,却能传语。在这对眼睛上,又清晰地叠现、推出徐凤翔的眼睛,一闪一闪……
  
  江水在私语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神魂颠倒。
  原来不熟也好。
  免得情思萦绕。
             ——《仓央嘉措情诗》

  眼睛呀,眼睛——孽缘哟!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样的眼睛?
  眸子里闪着,是泪花还是喜悦?是希望还是失望?是激情还是愤懑?是信任还是怀疑?是追索还是祈求?……
  推算起来,还是1979年秋天的事了。我去成都列席旁听一个学术会议。会议重点:是对我国“生态平衡”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国际上极重视。19世纪德国文学家歌德,于1786年往意大利寻诗,却迷上了植物生态,朝夕为伴。四年后,出版了《植物形态学》——此大自然的理论诗篇之诞生,早于诗剧《浮士德》。
  在我国,研究此学科的学者也不少。“八十不稀奇”的生态学家侯学煜,本身就是生态学的先锋树种。从40年代初,他就在《贵州日报》上呼吁:切不可如何如何,万不可如何如何;要因土制宜,要保护植被……那年月,哪个听他的?生态学,哼,大小“黄鱼”生意学还顾不过来呢!可他还是喊啊:切不可……万不可……!又喊了三十多年,像树籽漂落在大海里。直到十年浩劫之后,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天神地母也愠怒无常,洪、旱、涝、碱一起泛滥,泥石流汹涌直下,“生态平衡”这词儿才不胫而走。从中央到地方也把这并不新的词儿,列入议事日程表。各级党政负责人,嘴上笔下倒也渐渐常挂着它了。只是“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还一个劲儿挤它、挤它。唉,只怪稻、麦、菽、粟也忘了本,忘了它们怎样才得生存。连秦始皇还不焚种树的书哩!
  侯老之业(在佛教中,人之生时所为,亦为业),够写本生传十三卷。但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笔音道行未满,未能超凡,且暂按下不表。只是纵借我以明察因果之目光,“普耀经”中所载三十二种功德毫无欠缺之人,又何处寻来何处觅?
  “开始了很久了吗?”生态平衡会议日程进入大会发言,我进入会场时,又晚了。俗务缠身,做不得学问。我悄悄溜边进去找座位,一位女同志挪了挪身子,我坐到了她旁边。
  她没答理我,还盯着发言人,继续记她的笔记。直到发言者在掌声中下台,她才从活页本上小心地取下前几页,递给我,也才顺便地瞄了我一眼。好锐利的目光,是谴责我不守时刻吧,职业的敏感使我猜测她是个老师,并常用这样的目光对待学生。幸而她旋又微微一笑,随即转过头去。
  我瞄着她手中纸上娟秀的字体和简明的摘记;并同时以我的广角视线,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短短的头发、纤弱甚至娇小的身躯,一身学生式的打扮,倒也和她的中年的年纪相配,尤其那双眼睛,眼睛!无论刚刚从正面,还是此刻从侧面看:怎么形容呢?美丽?不恰当。刚毅?不适合。明锐?不确切。总之,这是一双值得拍摄大特写的眼睛。我们的银幕上,需要这样的眼睛——蕴蓄着知识者的专注的内在的坚定。
  “现在请南京林学院援藏教师、西藏农牧学院徐凤翔同志发言;下一个……准备。”
  她站了起来。我忙侧腿让路。果然是老师?判断的准确使我沾沾自喜。
  徐凤翔像所有惯常上课的老师一样,从容走上台去,条理与口齿都很清楚地讲开了。
  她先是概述森林与人类发展之关系。我心里直替她嘀咕:“不必要!下边坐的都是专家。”接着,她又讲到全世界应该在哪几处建立高山生态定位站,西藏东南是一处。“嗳,你管全世界干嘛?”我替她着急。然后,她对“生态平衡”一词提出异议,她说:“符合自然界演替规律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生态关系是协调关系。我建议以‘生态协调’,代替‘生态平衡’。”嗬,口气不小!谁理你?喊了几十年生态平衡还行不通,谁还顾得过来协调?何必如此“叫真”!
  当徐凤翔不再像个老师、学者,而是像个小姑娘似他讲到西藏有多美多美的森林,大会主席眯起眼微笑地按时揿铃了。每一发言只允许15分钟!此刻是预报铃。徐凤翔急遽加快节奏,把1/4拍换成1/16拍,但未截枝剪叶。她建议在藏东南建一座“定位站”,定点观测、分析生态环境和森林,以及林区农、牧业之间协调的关系,为林区生产综合布局和技术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她说哪里哪里的森林,是祖国的珍宝,在国内外资料上迄今还未查到有如此高的森林蓄积量……铃声再度响了!徐凤翔涨红了脸执拗地说下去:“我要求有关领导、有关方面郑重考虑建站。可以因陋就简,先盖一座小木屋。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森林!”铃声大作!在礼貌和同情的寥落的掌声中,在赞许和睥睨的翳翳的目光中,在透了口气而不一定含恶意的笑声中,她抿了抿嘴唇,矜持庄重地走下台来。是的,听烦了“豪言壮语”的学者对所有的宏图大志都持审慎态度。科学重在实践,不过,幻想是科学的先行。我特意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向她索取发言提纲。可是,她把头埋了下去。我懂,这节骨眼上,别碰她,别碰她……
  发言就是发言。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发言的分量,在天平上占不占、占什么样的砝码,那就要看“国内的、国际的、区域性的、总体的、符合规律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结构及发展规律——新的、动态的生态协调的需要。”以上,这位女生态学者的观点,所涉及的,都是她八竿子挨不着边边的。她怎么没测测自己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位置?唉,在1979年百废待兴、万机初理的时刻。
  当大会闭幕,代表们分别回返时,我不意在嘉陵江畔又遇上她。她戴着小白帆布圆帽,那是植物学者在野外活动必备的。猛一看,我还以为是少先队辅导员哩!我们并肩漫步。我兴致勃勃地说:“这一的画面很有特色。彩角胶片偏黄些,就更显得深沉。”她锐利地盯了我一眼:“还不够黄?江水多混浊!含沙量增加了,水位大大下降;下游的森林砍伐得太苦了,都‘剃光头’了。生态失调的苦果……”三话不离本行,彼此彼此。
  “回西藏吗?”我问。
  “回西藏。”她用力抿了抿嘴唇。
  “……没有什么反响吗?”
  “……”她明白我指的是她的发言。她看了看我,那双眼睛比话复杂。
  我久久望着混浊的江水,心里打着旋涡。
  “我希望……有一天到西藏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多美多美的林园。”我不能轻率允诺,许愿总要还愿。作为作家,我心里揣着个“踏中华”的小小念头。可是西藏从地理、风俗、语言、气候,从那使我们血管性头痛患者畏惧的海拔高度——按照我国规定:以黄海平均水面作为全国高程的基准面来测算,上海除西部残丘外,其余多为海拔五至十米左右。而拉萨是三千七百米,还是拉萨河下游谷地……我,我始终还没敢把它列入自己的行程。
  她瞄了瞄我,笑了笑。我明白:她不相信我会去。她也不在意我还是不去。
  “我想,咱们会在西藏的森林里再见。”我伸出右手。
  嘉陵江水在私语、在低唱、在啜泣。她的眼睛在探测我的目光。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了。我赶紧倍儿脆地说了声:“再见!”掉头跑了。
  江水啊,你作证,你担保,可别让我失信?虽然我根本搞不清什么叫“定位站”!我……我只明白她想要一座小——木——屋。
  滔滔的江水啊,提醒我,相信我,如果我有分身法,我愿追逐哟,追逐每一对专注的坚定的目光,追逐到江之源,天之边!
   
纸上我自作主

  没有树。
  拉萨、日喀则的几座“林卡(庄园)”除外,简直看不到林子。
  山又水,行驶在山南、藏北,沿途往往多少小时,视线所及,没有一棵树!
  在上海都市,人的视野通常只限制在一二百公尺内。住家的晾衣裳竹竿,可以伸向邻居的窗台。而在西藏的山头,人的视野可扩大到三百多公里。仰天,离我们有16.3和26.4光年的牛郎织女星,仿佛来到近在咫尺的电视屏幕上。只是,树……没有!
  北京牌吉普在山路上跳着“迪斯科”,沙石敲击车窗为它伴奏。一天,两天,车窗外是五颜六色的无尽的山峦,是无边的湖泽,是无际的草原以及和天野浑为一体的牧民、帐篷、牛羊。而那乌黑色的,是泥煤——草的古尸;那深褐色的是牛粪。牛粪作为燃料,要卖到每百斤七元钱。徐凤翔说的多么美多么美的大森林在哪儿?徐凤翔又在哪儿?
  三年了。从1979年秋,到1982年秋。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我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批准了徐凤翔的单项研究课题!即:她可以征得南京林学院同意,去西藏考察,经费以节约为原则……这种例子可不多——由国家部门直接支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向往。徐凤翔不必再像蔡希陶(云南植物园的创始人),在旧社会先去种烟叶、卖烟叶……虽然她还属单飞的季候鸟,年年来西藏,还没“小木屋”,也算得上时来运转的了。说不定哪一天,又一个贺老总,又一个周总理,像当年跑到蔡希陶面前那样,问徐凤翔:“你搞研究需要多少土地?这片山,够了吧?还需要什么条件?”于是,小木屋在林子里出现了……咦,我怎么也做起小木屋的?
  “你认识徐凤翔吗?”我到处问。
  “你问的是咕叽咕叽吧?”有人答。
  “咕叽咕叽?”我疑惑地。
  “是那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吧?”
  “是过半百了吧,1979年,她48岁,可是像个少先队辅导员,戴着个小白帽。”
  “是她,年年来,到处咕叽咕叽,人家叫她‘咕叽教授’。”
  “她怎么啦?”我以为她得了个不雅的绰号。
  “咕叽,就是藏话‘求求’的意思,咕叽个‘熊掌牌’——就是在路边伸手拦车求捎脚;咕叽吃顿饭、借个宿;咕叽捎带标本;还从这个部到那个局咕叽建个什么站……”“咕叽教授”——徐凤翔究竟在哪儿?
  有人说:“听说她去了下察隅。”
  “上个月,在樟木口岸看见她。”
  “看见她在尼泊尔边境,傻看对岸的森林。”
  “听说她打算去墨脱。那儿可只能步行,骑马都悬。”
  那么,肯定她是在西藏。西藏土地面积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等于十二个浙江省,或者两个法国。出门就是山。我不能贴“寻人”告示;也不能“咕叽”公安部门“通缉”她。访问团离藏在即。看来前世少缘,今番我们要失之交臂了。
  “黄老师,你打听徐凤翔老师吗?她就住在招待所南楼。”听到谁这样说了!我拔脚就往南楼跑,来不及看一眼、谢一声“传音天使”。
  我下榻的北楼是住贵客和外宾的。南楼是普通客房。我匆匆穿过走廊挨门嚷嚷:“徐凤翔!徐——凤——翔”有的旅客好奇地打开门,我抱歉地:“对不起,咕叽咕叽,我找……”
  没找到徐凤翔,却找到了几位新交的老外。
  来西藏的外国人可真多。几乎到哪儿都碰见外国人。日本的颇负盛名的电视导演牛山纯一先生的摄制组,正在西藏转。中法地质考察队和我们同楼居住。每天每天,我看见北京来的师傅发动吉普送他们出去,再带回大大小小石块来。有位法国地质学者,腿一瘸一瘸的,也拄着拐棍出野外。一天,我听到有人用藏语读佛经,原来是法国毛头小伙子!在赛马大会上,美国朋友茉莉女士,迎着奔跑的马抢镜头……罗伯特和他的同屋到我房里喝甜茶。茶是藏族朋友格里和敏吉用八磅热水瓶送来的。罗伯特是奥地利人。西安——拉萨的机舱里,我正好坐在他的邻座。三十不到的年纪,留了个恩格斯式大胡子。他一句中文也不会,却懂得许多关于西藏的历史、地理。他在大学教史地,攒了两年的钱,到中国来。签证上写有去我国二十四个城市的许可。途经青海格尔木,要在那里过夜。他语言不通,又来找我。我只好当了他的临时半通翻译。格尔木机场的同志把他安排和中国旅客同吃同住,在国际上是当然如此的,在中国,一般都不是这规矩。到拉萨下飞机时,西藏文联的同志,向我们献哈达,他也得到一条,他高兴极了。其实,他的签证上没有日喀则城,他也去过了,穿着他那身旧了的圆领衫和蓝布工作服。他的同屋,三男一女,互不相识,都是节节省省地穷逛。你会常常碰到外国人灰头土脸地混在大卡车上头,那当然也是“熊掌牌!”我用小稿纸一裁二,当碟子,装上我从北京带来的花生米、糖、小点心。我们用混杂的语言和丰富的表情“谈”得无拘无束:
  “你在找谁?也是电影明星吗?”
  “只能说……可以是;应该是……应该成为我国银幕上的角色。”
  “是什么人物?”
  我想说生态学家,没学过这单词,“她是……森林的情人!”是的。“她疯狂地迷上了森林。整个中国,除了新疆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大部分的森林她都到过。她用不着担心签证。”
  外国朋友羡慕极了:“你们是老朋友?”
  “是的吧。一共说过三句半话。”
  当我与徐凤翔故友重逢时,她正在汉族的、藏族的、修表的、开车的、烧饭的、钉鞋的、采购的、探亲的一群人中。小小的施舍客房里,她正闪着大眼睛向大伙讲森林。她对谁部只讲森林。树林神供在她的心龛中。她是树林神教的传教士,经她布道而成为该教信徒者不少。迷了,中魔了!
  中魔了!唵吗呢叭嘛哄——南无阿弥陀佛哟!三年啦,也已经深深中了魔的我,怎么办?
  唉。具体的设想和规划,让“咕叽教授”自己再去咕叽吧。为了来年的经费,她也得再去咕叽,何况她站着、醒着、睡着、活着(哪怕死着)都在做小木屋的梦呢!有一次,我问她:“你是怎么决定学林的?”答:“高中毕业后,我跟同学们到南京大学去玩,南大森林系是在一座小木屋里,美极了……”噫!就此许了终身。
  我呢?我的好朋友曾送我一副对联:“天下岂能由我,纸上我自作主。”思前想后:老者老矣,如侯学煜;死者死矣,如吴素萱;生者……虽说徐凤翔也只能再干半个云杉龄级——十年吧。果真有十年,也……满足了。让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能获得专心致志于专业的十年,我们的国家将焕然一新!于是,我决定先在绿格稿纸上,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以祈福法灾。我把花灯笼挂在我的书桌前,点亮了心之光……
   
不醒的梦

  才结凌的山道,最容易出事故。
  当地驻军的领导同志们,心肠菩萨般的慈祥,几番劝阻、几番“恫吓”,软话“硬”话像连发的炮弹;徐凤翔全然不听,固执地非走川藏路不可,还非要走远而险的老公路线。
  部队领导说:“你们从波密往拉萨,只六百多公里。我们派专车送你们。到了拉萨,民航买不到机票,用军用机送你们。”
  飞机上是难以详测树木的。所以徐凤翔固执地要行一千八百三十八公里到成都:“部队不是也在送老兵、迎新兵吗?战士能走这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呢?”徐反问。
  “你们不同。”
  “为什么不同?”徐凤翔是火箭也拉不回来了。
  “那我们得请示上级。”
  “别请示。我已经联系好车了。”
  “昌都运输队吗?人家11月25日起也不发车了。”
  “为我们发一辆!”
  “又去咕叽了?”
  在拉萨第一招待所,听徐凤翔讲树而中魔的司机冯随科,向运输站挂钩;经不起徐凤翔左咕叽,右咕叽,运输站领导答应放一辆车,并一叮咛、二嘱咐、三命令冯师傅——安全第一,绝对保证不出事故。天底下哪有绝对的事呢?
  我呢?说实在的,我真想在波密孵到明春雪化时节;路况实在是险。我在哪儿写作都一样。可今番……我……豁出去了。有权的帮权场,有人的帮人场。为了小木屋的梦,奉陪了。
  部队又留了我们一阵子,为我们放映电影,请我们给战士做报告,还很不好意思地恳请林学工作者们为部队的苹果树会诊。剪枝行家朱老师第二次退了飞机票,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学会并剪修了八百棵苹果。而徐老师又只身“闯”入波密县委会,要求给县委领导同志讲一讲森林生态。县委领导班子里只一二位汉族,其余为藏族,还有一位僜人。可热情啦!徐凤翔开讲那天,县委会议室里笼起一小盆炭火,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徐凤翔又眼睛一闪一闪地,从开天辟地、森林与人类之起源,从全世界、全中国的森林讲了一遍,更深情夸赞波密的森林多么美、多么美,保护森林有多大的好处,破坏了森林将造成多大的灾难……县委领导们也中魔了!连续三大开车来接徐凤翔,带着她察看全县的森林,请她选“小木屋”的基址,并说:“只要上级批下来……”啊,事实证明: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不是不需要科学的!不是不欢迎科学家的啊!我……我不相信小木屋的梦不能实现,在我的社会主义的祖国。
  徐凤翔和我终于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带着部队炊事员起大早为我们蒸的馒头,炸的油饼上路了。
  这部卡车呀,可真是老啦。历年所花费的修车钱,早够买两辆新车的了。它又刚刚“中修”过,漆得倒挺鲜亮,可是,在山路上一颠就露馅了: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四个掉了仨、防滑链挂不上去。冯随科——也是命定要随着科学吧,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他载着我们,险中有稳,稳中显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险情就不说了,徐凤翔什么山道没走过?尤其这条道,她是熟路。可她一路手心常出汗,说:“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出了事,我可怎么承担得起?”我说:“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冯师傅说:“唉,我驮着总共120岁的两位知识分子,这回是超载了。”一路说说笑笑。徐凤翔兴致勃勃,一会儿叫停车,下去采标本;一会儿下去拍照;一会儿到河滩上取水样……冯师傅也不辞艰险地随着科学工作者攀岩、下谷、上树、涉水……
  悬崖深壑之夜,是这般静、这般静。连会车也极少。车灯的光射出去,我们往往会发现;远远的,一个、两个、三五成群的小黑点。迎面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车近了,黑影站住。车过了,从反光镜中看到黑影又跪下了。有时有一群黑影,缩在岩边睡着。那是虔诚的朝佛者。他们就这样地向拉萨——神住的地方走去。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如果有人因冻饿、疾病死在路上,会被欣慰地认为是被神接去。初进藏时,我第一次见到此情景,曾震慑地呆住了,并悄悄地落过眼泪……
  “我不如他们虔诚……”徐喃喃地说,她的眼睛凝视前方,眸子里蕴蓄着内在的坚定。
  我懂,我承认:“……远远不如……”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1982年11月起草于波密。
                1983年2月13日第一稿于上海。
                   2月27日凌晨,二稿成。
                    3月12日植树节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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