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她 1978年春天，祖国大地万木百草茵茵萌发的春天。科学的春风把我这个“科盲”也卷进去了。我作为一名特约记者，列席北京全国科学大会。 我挤上了第一辆向长城进发的记者车，踏着城头上湿漉漉的朝露，抢占了制高点。 我看见一些鹤发童颜的科学家，奋发挺进，拾级而上。年轻的姑娘们，嘻嘻哈哈笑着，比赛着看谁跑得快。我移开视线，看见城蝶边站着一个姑娘，她凝神眺望着向北飞去的大雁。我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肩膀，问道：“默不言声的姑娘，你在想什么？”话音刚落，我察觉出了自己的错误。她一回头，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微黑的面颊上，已刻下细密的智慧的年轮。透过近视眼镜，她安详地看着我，淡淡地一笑：“我看见大雁，就想起了大雁塔下的植物园。” “你是——？” “我是种野药的。” 我、赛跑的姑娘、种药的同志临时凑到一起，不等到各自背囊里的杂食交换着吃完，就已天南地北、从古到今、数着地球的经纬谈个没够了。人们啊，往往如此，有时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有时，才碰头，就好像几辈子之前就相知了。尤其那位两鬓微霜的种野药的妇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当时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她那直率泼辣的性格，也可能是因为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也许是因为她太平凡、太普通——普通得就像我在农村里常碰到的那种半上半洋的助产士，才放下喂猪的勺把，洗洗手又抄起消毒的刀钳。我觉得，她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她，也许正是若干天来我在五千名科学家代表里，寻了千百回的描写对象。普通人，总是大多数。我正应该从普通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她，姓秦，名官属。生于1929年，现任陕西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 第二天，我约了两位和我一样的特约女记者，来到她的住所，进行个别采访，想跟她仔细谈谈。 妇女科学工作者，妇女文学工作者，在我们的国家里，数量还不算多吧。我们一见面，就被摄影机和录音机所包围。深谈是不可能了。只记得闪光灯摄下了秦官属眼里闪闪的泪花，她的两鬓在弧光下显得银亮银亮。她比她那四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又具有那样一种吸引人的特殊魅力。她那经常紧闭成一字形的嘴唇和沉静的目光，显示出一种为远大志愿和理想而深思的神情。这是一种有着顽强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脸型。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事业心”三个字成为禁语，成为“反党思想的罪恶渊源”。于是这种神情在知识分子群中好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较多的、茫然木知的面容，尽管五官端正，身体康健，然而没有光彩。在这跨入历史新阶段的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上，我重又欣喜地看到了那么多的面生眼熟的思考者的面影。 夜里，我看完晚会节目回到宿舍。书桌台灯下压着一张招得很工整的纸条。打开一看，是几行娟秀的字迹： 记者同志：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 望你们能谅解。 秦官属 ×月×日 她？ 纸条上的字句，不像一般的谦虚：难道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弄个明白。 我来到科学大会陕西代表团的秘书组，要求让我看一看陕西代表的个人书面材料。秘书组的同志十分热情，给我送来一大摞材料，我翻了一个晚上，不见秦官属同志的名字。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送还材料时问及：“为什么没有秦官属同志的个人材料？能不能帮我找到？” 过了两天，秘书组很抱歉地告诉我：秦官属同志不算是先进科学工作者个人代表，北京没有她的材料，省代表团也没有。只有西安植物园填写的简表，没有更多的事迹。接着，秘书眨巴眨巴眼睛，热情地向我介绍了陕西省许多女先进科学工作者代表的事迹。他感到有点奇怪：我为什么竟然看中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秦官属？！ 之后，我又从侧面知道，对秦官属能不能来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原单位曾有很大的争论。本来报上来的名字不是她，现在也不见得就真的同意她来。她的同屋代表——找地下水的姑娘告诉我：“老秦者发愁回去怎么传达，怎么贯彻。她常常愁得睡不着觉。” 秦官属同志为什么处在这么个不明不白、难上难下的境况之中？这件事引起了我刨根问底的兴趣。 我得到陕西省代表团副团长——也是省科委副主任杨戈同志和副主任刘抗同志的热情支持。 我对刘抗同志，颇有好感。她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目前，全国知名老科学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有中央直接抓，比较好办。而对更大多数的中年科学骨干的政策落实任务，地方上担子很重、很艰巨。因此，她希望我到陕西去调查，这将有助于他们政策落实工作的开展。于是，我委托陕西代表团秘书组同志，替我问问秦官属的工作单位——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到西安给秦官属写篇小报道，行不行？ 大会快结束时，转来了西安植物园领导的回答：“可以，欢迎。” 她？？ 到我能抽身去西安时，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我确实受到了热情的、郑重的欢迎。省科委出面安排，由西安植物园具体接待。 庄严美丽的西安啊，我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骄傲。世世代代，你孕育了多少俊杰英才，诗圣文豪。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就在这里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轶话。半坡村六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村庄遗址里精巧的陶器；北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始创的历代碑林中灿烂的书法石刻；西安事变中敬爱的周总理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扭转乾坤，掀起民族抗日高潮的黄楼；还有玄奘藏经的大雁塔，以及塔畔三百亩连片的植物园……古往今来的历史啊，你曾留下了多少光辉的足迹！而现在呢！未来呢？大雁啊，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的翼翅下，西安植物园将怎样承担“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份重任呢？为什么本应是一片翠绿的植物园，如今竟是这般荒芜？园墙是新筑的。园内可向祖国汇报的科学研究新成果，究竟有多少项目？出了多少人材？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这里作出了多大贡献？俗话说：“种田看田头，着衣看袖头，烧饭看灶头。”植物园中吁陌小径上的枯草败叶，植物栽培布局上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杂乱无章，试验室里缺胳臂短腿的板凳：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 唉，嚼着主人待客的、园里试制的、可口椒盐扁桃仁，还要挑剔地感叹，实在太不通世故人情了。主人若知道在热情接待我参观之后，竟写下这样的贬句，也许当时不请我吃桃仁，而要摔我一顿毛栗子了。我焦急，我慨叹，不是因为当时看到了这些被“四人帮”破坏的情景；我焦急，我慨叹的是听不到、看不见园主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打翻身仗的激情和壮志。难道他们是在等待吗？等待什么呢？“大略驾雄材”——华主席已把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吹响。祖国的未来，应该较盛唐无可比拟般地辉煌。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和人民，岂能不如自己的祖先？岂能让古老的历史老是戳着我们的脊梁？更岂能容忍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投来蔑视的目光？！又怎忍心啊，怎忍心使我们的朋友惋惜、哀叹、失望？！ 我扯到哪儿去了？ 我开始调查有关秦官属的情况。 在我所接触的植物园的干部中，对老秦能久离家庭进深山工作这一点还是肯定的，其它的意见则大不一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否定的意见： 她：脱离群众，脾气极坏，骄傲自大，特爱吵架撒泼。 她：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严重。 她：地主的女儿，始终跟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她：不能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她的帮助，至今耿耿于怀。 她：本来不想进山，更不想去搞野生药物的栽培，是组织上一再说服才勉强去的。 …… 这真叫我一筹莫展，不免心寒了。我怎么冒冒失失地找了这么一个采访对象？ 我找园领导去了。 园书记者梁同志很有政治风度地说：“你写吧，这对秦官属同志会是很大的促进。至于群众方面，我可以多做做思想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党的政策嘛。尽管缺点很多，女同志嘛，也不简单了。” “噢……”我愕然地望着书记，心想：原来领导对秦官属也是那种看法。作为女同志，我可不同意在选先进问题上这么个照顾法。既然园里干群对她意见如此之大，为什么还同意我写报道呢？我该怎么写，我又该写些什么呢？…… 唉，我迢迢千里而来，怎么回去交账？是他们选错了去北京的代表，还是我选错了写报道的对象？她所工作的洛南县药材公司为什么极力推荐她呢？ 我感到问题似乎已超出我写文学报道的范围了。于是，向省科委刘抗同志如实反映了情况，并谈了我的看法。刘抗同志想了一想，说：“当然，我做不了你的主，我不勉强你写作。但我想，你既来了，就该深入下去。如果下边错了，省里官僚主义，你调查清楚了，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鞭策。我们可以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你说好吗？碰到乱线团，不摘出个头绪来，我估计你那性格也丢不开它。哈哈，到秦岭玩玩去，中分祖国南北的分水岭啊。商洛南地区是当年李自成屯兵之地，又是咱们的老解放区，值得去参观参观。只要不兴师动众，大吃大喝，我是支持作家游山玩水的。名山大川，人物风情里有政治嘛。百闻不如一见，去走一趟吧，写不写是次要的。” 她 我们一行数人，驱车驰过莽莽秦岭之巅。高原上，麦子收了，柿子坐果了。小松鼠被机鸣声吓得四处逃窜。在那人马牛羊上不去的峡谷里的陡削岩石缝中，小松鼠丢下了核桃，也许明年春回大地时钻出绿芽。小松鼠，谢谢你这顽皮的小播种家。 植物园的同志们，一路上指点给我看，这是漆树、黄莲木、五角枫、吴茱萸……花瓣淡粉的野蔷薇向我们点头微笑。羽毛乌黑的顺河溜溅起水花。窄梁尖峁坡地、川道平坦河滩，一片紫、一片白，好一派山乡风光。植物园的同志们辅导我阅读祖国大自然的课本，谈笑风生，朝气勃勃，我觉得和他们并不难相处，而老秦…… 当我在商洛山区洛南县药材公司晒药场旁下车时，以当年蝗虫庙旧址改建的发电站，正把光源输向灯火点点的小镇。我看到秦官属正在院里收拾洗净晾干的单衣裤褂和棉袄——只有住在高原山区的人们，才知道盛夏季节早晚也往往离不开棉袄。老秦是昨夜接到省里的电话，黎明起身，从海拔两千米的黑峰山村，赶了八十里路回县城迎我的。在黑嶂举行的栽植桔梗现场会上，她圆满完成了短期培训技术人员的讲课任务，风尘仆仆地来和我这个新交的老朋友会面。 县药材公司实验室在正中间，东屋是官属的宿舍。西屋就是我的临时客房了。 晚饭之后，小县城的夜异常清静。官属和我都赶了一天的路，不免有些倦意。一时，我也不急于和她深谈什么。我坐在她屋里小板凳上洗脚。热乎乎的水，解着我的疲乏。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后来，我还是忍不住了，就拐弯抹角、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地位和从前不同了，你应该注意群众关系……” 老秦默默地折叠晾干的衣物，叠了又叠，拉了又拉，压了又压，好像要把那几件带补钉的粗布劳动服，折叠得和首都高级旅馆里洗烫出来的礼服一样平整。 她一语未发，取出一盒烟，拿了一支递给我，漠然地看了我一眼。我顺势接过烟。于是，我们这两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才正式学会而又绝少在公共场合抽烟的知识妇女，对坐着，默看那缭绕飘升的青烟……沉默，压得我胸口发问。我站了起来，朝当院把水泼掉，心想：让她去自我思想斗争吧，我的责任尽到了。 “哈哈！哈哈！老黄同志啊，我们可等了你好几年啦！”我来到药材公司办公室，公司主任老王一边给我沏茶，一边极其热情地欢迎我。 我摇摇头笑道：“都说你们山里人术性子，你可会说俏皮话。我几个月前才决定来陕西，你们怎么会等了我好几年？”老王说：“我说的是实心话。我们几年前就盼望记者、作家来咱洛南，好好儿地把老秦的事写一写，表扬表扬。我实在不会写文章，挺生动的事儿，让我一写就干巴了。我只会画图表，你看——”老王拉亮一盏日挂灯，指点我看东面墙上的一张洛南县地图——是那种在县委各部、公社、大队办公室常见的统一挂图。不同的是，这张长方形的地图，展现在我眼前，很像一块大赤豆糕，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圆点。 老王说：“洛南县历史上是个药材产地。山上野生着远志、藿香、桔梗、五味子、丹参、半夏、金银花、石斛等等。年长日久，野生药材越采越少。解放以后，中药受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一发展，天然药材短缺情况日益显著。从1966年起，我们县开始搞野生药材家种。一开始全县搞了四十亩药场，”他戳了几处红点：“原计划到1970年发展到三百九十亩，但只完成二百二十六亩。”他又戳了几处红点：“当时办药场是个赔本的事，年年药材公司照例付出一笔赔款。没有人批评，默认这是个规律。从1970年开始，我们和西安植物园挂了钩，邀请园里派技术员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野生驯化的技术指导，老秦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就是那一年来的。从此情况迅速好转。1977年全县县、社、大队三级，一共办了一万一千亩药场。你看看，你看看——”他指着“赤豆糕”上数不清的红点点：“到1978年药材场地发展到一万六千五百亩，是1970年的七十三倍！” “药场是否占用可耕农田？” “除极少数做试验的种困外，大都是在龇牙咧嘴的梁峁、坡洼、死板上、石渣土上筑堰开荒。在我们这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老山沟，好地怎舍得种药？” “那么种药能改良土壤、改善农民生活吗？” “当然！所以咱们药材公司对老秦同志不是什么个人情谊。老秦和我们一起艰苦创业。我们没去的山，她去了；我们吃不了的苦，她吃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解决了，——所以我们都敬佩她。”他深有体会地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是生产力这一马列主义真理嘛！虽说，这一万六千五百亩地是贫下中农一锄一镐刨出来的，可这斑斑红点也渗透了老秦的心血啊！老秦亲自动手不说，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哪有那么大胆子铺那么大摊子？老秦没来那阵，我们多辟一个药场，就多赔上一笔资金。有一冬，光天麻一项就赔了两万块！现在你看——” 老王又指点西边墙上的两张图表——洛南县历年药材生产发展示意图和洛南县历年药材收购计划与完成金额对比示意图。 我看见箭头一年比一年往上窜得高，便赞叹地说：“今年的箭头要窜透房梁了吧！” “药材收购额1970年是三十二万零四百元，今年可达一百万元。这对解决国家短缺药材起了一定作用。药材公司从过去年年赔本，变成年年增加上交利润。如今各大队合作医疗费用大部分已能自给，队里副业收入逐年增加，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资金。省科委刘副主任看见这表，兴奋地夸奖说：太好了，你们这指标直线上升，快顶到房梁了……” “刘抗同志来过？”我插嘴问。 “来过！那正是1976年11月，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她要我们总结经验往省里送！” 我猜想秦官属所以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一定和刘抗同志此来有关。我的脑瓜跑弦了：刘抗同志为什么没有和我提起呢？…… 电灯忽然灭了。 “给工厂让电。”老王说：“你赶了一天路，也该休息了。”他照着手电筒送我，边走边说：“我们县里凡有药场的社队，谁不知道秦师傅、老秦同志、秦老师呢？尤其是她常去的、公司直接抓的试验点，老人娃子都认得她。他们说：‘秦师傅离儿别女扔着老伴，把心扑在俺这苦山圪挞地里。她黑着头发进山，如今白了头发，俺们忘不了她’。” 东屋灯光下，几个青年技术员围着秦师傅议论回社队后将要采取的措施，有的提出没有弄懂的问题。他们都曾集中在黑蟑学习，今晚住县，明晨分道赶路。 老秦给我屋里点上蜡烛，又回到青年中去了。 我累了，躺了下去。落枕又毫无倦意，只好把蜡烛移到床头放仪器的木箱上，打开从王主任那里借来的图表底样，大约摸地誊绘在我的笔记本上。 耳边，听着东厢房老秦和青年们融洽无间的谈话声……我的思想飞得很远很远。 如今，轮到思想斗争的倒是我了：什么叫群众关系？群众关系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对老秦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我的习惯，一个人溜上了街，正值小集。我转了一圈，回到药材公司收购站门口，只见送零星药材的农民队伍越排越长。老秦夹在公司职工中间鉴别药材。她不时地和职工、农民交谈着如何识别药材真假、好次、什么该挖、什么挖早了……这个大学毕业的助理研究员成了药材业的行家里手，我却孤陋寡闻得不知道药物学专业都设在什么大学里…… 参观药场的日程开始了。按照公司王主任的安排，要把好的、中的、差的、老的、新的都给我们看看。 一路车行一路谈，老王一一向我介绍所经各场的建场史。老秦一下车总是去找该场的技术员了解情况。有时她也会过来跟我说：“这就是头一年我搞试验失败了的地方。”或说：“这就是我才来时认不出药草出洋相的地方……” 海拔一千八百米的蟒岭在望。古城公社谢底大队快到了。这里杉皮小屋和砖瓦房错落有致。进村了。远远听见像鸟叫般的童声：“秦姨——” 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含苞，红芍药怒放。一个小女孩，像一只谈粉色的蝴蝶，从山顶飞下来，飞下来，一头扎在了老秦怀里：“秦姨，我做梦都梦见你哩。快家去，快家去。”小女孩又像一头小鹿，深情地蹭啊、顶啊、拉啊地把老秦拽进家。一个小男孩也过来抱住老秦的腿。“康成，长高了！瞧，鞋又穿反了。”老秦说着坐在小板凳上，把小男孩抱在怀里，给他换鞋。 孩子们的妈才收早工进家，前脚张罗给我们沏红糖茶，后手急忙从柜子里找出藏着的柿饼、核桃；一边点火做饭，一边把几个月来当队干部的丈夫受气、受累，大儿子的对象，小姑娘的老师，以及娘家母、舅舅、表叔……三亲六邻家里屋外的事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端。直到谢底大队药场场长叫我们上场部去吃晌午饭时，她才住嘴，生气地说：“咋不在家吃？糕都给蒸上了。”场长说：“两桌人哪，嫂子。”孩子妈说：“她秦姨来客，我翻转米坛也愿意咧！”老秦推说今天真的有事，下回一定来。那大嫂才气咧咧地拿一块干净手帕，硬是把柿饼包了，塞在老秦书包里。老秦也留下一个纸包，里面是孩子们念书用得着的铅笔和簿于。她又针对刚才谈话中了解到的孩子妈的病情，开了一个药方，让那大嫂到医疗站去取药服用。——老秦有这本事，我又没想到！ 等我们坐在药场吃饭时，小姑娘又像粉蝴蝶般飞来，在老秦耳朵边悄悄告诉她，一小篮蒸糕已放到她床头柜上，让她夜里当点心吃。 经过参观、访问、座谈、闲聊，我在谢底大队接触了许多不同身份的人，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于是，秦官属同志来山区前前后后活动的底片，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地“感光显影”了。 谢底大队位于蟒岭北坡的群山之中。耕地和住家都散落在三阴、四岭、八坡、七条沟里。一年做到头，打粮少，费工多。这里地薄人穷，山可是富啊。光叫得出名来的野生资源就有一千一百多种。俗话说：“认识是宝，不认识是草。”这一带坡坡岭岭上千年万载野生着丹参。山里人不知道丹参是医治心脏病的名贵药材，每当盛花时节，只是放牛娃子采摘几朵紫花，放在嘴皮上当“蜂糖罐儿”吮吮，而丹参、丹皮一古脑儿喂了牲口。置身于天然药库里的庄稼人，生了病，却要跑到五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古城镇去买药治疗。后来，县药材公司进山收购药材，用两角一斤的价格收进晒干的丹参。不到三冬两春，紫色的“蜂糖罐儿”在万绿丛中越来越罕见了。其他野生药材也是越挖越少，越采越少。1972年，县药材公司和西安植物园合作，到这里搞“七叶一支花”的栽培。西安植物园派出了一个科研小组，由曾是“秦官属专案”组的负责人带队。秦官属也随同前来。当时虽然“专案”已经撤销，但是她的处境依然尴尬。贫下中农一眼就能看出，她是那种“犯了错误来改造的人”。但是，贫下中农对“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是有着本能的对抗的。他们对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下乡改造，自有一套要求和标准。 秦官属初来谢底大队，就住在破庙里。柯拉叶子的酸菜，她咽得下。腰里揣上橡子面窝头，大早上山，一天没水喝，不叫苦，不埋怨。她能这样，贫下中农就觉得不简单。 老秦干活泼泼辣辣，认认真真。她撂下三岁的娃子，五岁的妮，顾不上照顾孩儿他爹，整年整月在山沟里奔波。每年她不等六九阳坡绿就进了山，待到秋霜打草草枯黄，挖出待收的药草，栽下来春萌发的根块籽种，她还是不愿回家。乡亲们心疼她，常常逼她回城去看顾看顾她的家。 “天麻神仙脚，石钵拿不住，天种人不种。”在西安植物园同志来之前，这个队就试种天麻。因为科学知识不足，风险很大。老秦他们来了之后，现在队里连小孩儿都知道天麻和密环菌的伴生关系。人们学会拴住神仙脚了。现在大队药场种了一百六十窝，估计每窝可挖出一至三斤天麻。收购价格是每斤六元五角。1977年有一窝天麻就重三斤六两。人们说：科学比神仙强。 秦官属用超声波处理桔梗种子，出芽快，苗齐壮。 秦官属搞无性繁殖，普遍扩种丹参。如今“蜂糖罐儿”漫山遍野。宅前屋后，蝶闹蜂繁。山里人赞道：“一篮一斤半斤，换来手扶拖拉机进村。” 谢底大队药场，从半亩杭芍，发展到五百多亩药材地（其中有三百亩是木本药材）。 从1972年到1977年，药场收入一万四千元。大队的手扶拖拉机、粉碎机、脱粒机、架子车、缝纫机、开山炸药……大部是用药场赚来的钱买的。1977年一年提供药材三千二百○七斤，支援各社队药材种籽三百二十斤，苗二十五万株，1978年贡献将更大。仅赤小豆（亦粮亦药）一项，估计可收一万斤。收购价格是每斤四角三分，就是四千三百元了。预计1978年药场收入可达一万元。群众管药场叫“银行”。 尽管现在秦官属并不经常来谢底大队，但大家仍认为这一切成绩都和秦师傅带来的科学知识分不开。 两天来，孩子们总是围着老秦打转转，跟前跟后，既不干扰，又不离开。我偶然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啊？”孩子们回答：“像秦姨那样嘛！——”秦官属同志在山区培植成功的岂仅是药材…… 坡陡路滑的蟒岭啊，我上去容易下来难。场长张罗着给我砍青竹，做手杖。老秦当然用不着，她常常在我们前边带路，一路上如数家珍般指点我认黄柏、黄芩、杜仲、忍冬、威灵仙、鸡头根…… 参观访问以来，我总感觉到老秦有意躲着我，于是我常常借故请教药物靠近她。她教我认五味子，告诉我，到没有人家的山上去种药，喝不上水，吃窝窝头时，就摘一把五味子解渴，这就酸甜苦辣成全有了。 一次，她从岩缝中拔出一棵草问我：“认识吗？” 那大概又是什么药，看起来它是那么不起眼的草，却有着长长的棒槌般的根，花骨朵还没开，从花托透出的花色看，将会开出淡紫色的花。我开玩笑地胡猜：“一定是‘勿忘我’——Oh，God！Forget me not！” 老秦微笑着说：“它不会去拉住上帝的衣角，祈求上帝给它取名。它的名字可能是古代山里一位读书人给取的吧！学名叫远志，俗名细草、小草。这小草能在岩石缝裹扎根。根部入药，名曰‘醒心杖’。它的药性能益智强志，也就是西医说的，对健全脑神经有作用。”老秦的神情显得庄严起来：“这小草，漫山崖长着，用不着我去育种驯化。可这几年，它成了我的好朋友。在家里，我还搞了个标本，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 这庄严，我能意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祖国浩浩荡荡的脑力劳动大军啊！他们像漫山遍野的小草，分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狂风暴雨，冰雹严霜，刀砍火伤，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民，他们就在哪里深深扎根。 我问秦官属：“你在哪个大学里学的野生药物？” 庄严的神情变成了愤懑：“我根本没学过。”她头也不回，“噎噎噎”地奔下山去。 用什么办法打开老秦半掩的心扉？我这个记者没辙了。老秦像是一头受过伤害的小兽，动不动就扎毛。是她敏感到别人已向我说过什么？还是她担心和我谈多了会惹出更多的麻烦？ 离开谢底前的黄昏。蟒岭舒坦地仰卧在绚丽的晚霞中。姑娘们恋恋地问起我们文化界的生活。我谈到敬爱的周总理，介绍了两三件总理关怀知识分子的“小事”。我突然发现老秦满脸绊红，满眼泪花…… 谢底大队药场新建的试验室土屋里，夜雨敲打着格子富。我们俩在摇晃的烛影下，回忆着那被林彪、“四人帮”扰乱的黑暗年月。我们谈到了“人心所向”，谈到了血雨腥风的丙辰清明……渐渐地，她那掩着的心扉向我敞开了。 解放前，秦官属由于弟妹众多，生计困难，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就弃学任教，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解放后，1951年，秦官属抱着改造沙漠、绿化祖国的理想，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是该届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入学之初，有人劝她转系，说女同志搞林，受不了那份苦。她回答：“我还没受，怎么就断定受不了？” 在大学学习、实习和最初工作的日子里，她逐渐地对杨树的优选育种专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她和老师、同学、同志们一起，以陕北高原、渭水河滩为考察基地。她驰马、骑驴、跨骆驼，踏过内蒙古茫茫草原，攀过新疆高高的阿尔泰山。她在鄂尔齐斯河里洗过脚，在布尔津河畔搭过帐篷。秦官属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59年4月，在西安植物园建园之始，她就来了。1961年开始搞杨树引种，她是杨树树种优选研究专题的业务组长。 植物园中，选自全国各地的杨树树种有一百多种。 老秦也曾跟随外国植物学家，远走峨嵋、太白，近踏渭河两岸。以后，外国专家从他们遥远的祖国，邮寄来了各国的杨树优良品种。那随树而来的泥土里渗透着抗击法西斯的鲜血，碧绿的青苔维护着人民友谊的生命之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老秦从重点培养、重点使用的对象，转瞬之间变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她靠边站了。而原来生机勃勃的植物园啊，原来团结战斗的集体啊，突然之间，战友变陌路，助手变对手，互相学习变成互相攻汗。切磋钻研的科研单位，变成了“文攻武卫”的角斗场。同志之间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对立起来。没完没了地斗个不停，乱得没个够。 于是，一百多种的杨树种植圃一大半被刨掉了，杂种上庄稼，名为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外国杨树树种没人经营了，植物园里杨树研究的课题被取消了。 在批斗会上，秦官属始终不肯“低头认罪”。有人大声嚷叫：“搞杨树树种研究，本身就是脱离生产的修正主义课题。杨树，用不着你研究也长了几千年了，哪个农民不会种？”老秦肚里气鼓鼓地想：“无知！这像科研单位的批判水平吗？你倒不说距今七千万至一亿年前地质年代晚白垩纪时期，就有杨树化石了。什么脱离生产……”越批她越想不通。揿着脑袋不让辩论，还能挡得住心里不服气：“你倒不问问，不管是为了国计民生，还是为了生财有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在精心钻研杨树树种的优选！”践踏科学的“自杀政策”像舂米的木杵捣得她心碎欲裂。 大自然慷慨地奉献给人类以笔直、坚韧、速生、挺拔的杨树。它树种繁多，宜旱宜涝，抗风固沙。它能渐渐改变小气候，能快快献出好木材。如果我们的祖国能广为换种上适宜于当地条件的优良杨树品种，那么，全国每年增产的木材，只有用电子计算机才能计算出来…… 撤了杨树研究课题，刨了中国杨树种圃，心痛得秦官属三魂七魄离了窍。她常常到仅存的外国树种的杨林中徘徊。从小有着韧性性格的老秦，曾多次萌起轻生的念头，恨不得一头栽到大杨树上，血肥杨林，死了算啦！她多年搜集的植物标本被抄走了，笔记弄散了。她一气之下，把自己省吃俭用置来的业务书籍胡乱捆扎起来，论斤卖掉，有的一本一本地当了引火纸生煤球炉。一天清晨，她又拉过一本书，点火引炉子。火力不够，再拉过一本……突然，像全身引着了火一般，她猛地站了起来……她呆呆地望着那本书……那封面……那……啊……七批八斗不低头、不掉泪的秦官属，她把那本书紧紧地贴近火热的胸膛，嚎啕大哭起来。 那本书是： 中国共产党西北农学院总支委员会印赠的、周恩来同志于1956年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山风传送着松涛。屋里恬适地响着药场青年女工们均匀的鼾声。新打的松木板床吐着清新的木香。新置办的超声波仪器和玻璃瓶中标本液里浸润的药材标本，在烛影下闪光。蜡烛快烧尽了，淋漓酣畅地流着泪…… 官属说：“我坚决相信我们的党不会抛弃我们知识分子的。我坚决相信社会主义不会不要科学文化……” 官属没有哭，却流下了泪；我也没有哭，也流下了泪……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黑暗日子里，多少知识分子，多少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不泯的信念，流过泪，甚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科学文化前进的浪潮。 远志啊，远志！读书人——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啊！只要我们的专业知识，能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有用；能点滴造福于世界，能对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有所促进；那么，即使工作再艰苦，精神的折磨再大，尝尽人间五味，也如嚼过神秘果，只品得出个甜哪甜！ 沉默了好久，我问她：“你本不愿意来种药吗？” 她理直气壮地：“那当然！凭什么撤掉杨树选种课题？没道理嘛！再说，我又没学过药科。下达野生药物驯化课题时说这是战备任务，我出身不好，万一失败了，再扣上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怎么受得了？我不干！” “那你怎么又干了呢？” 她拿自己也没办法地摇摇头；“唉，关着我时，我倒也死了心。出来了，我能够工作，没有工作，这种惩罚实在受不了。有人说我每个细胞都是黑的，说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都是专门拆社会主义墙脚的。我就想通过实践修个墙脚给他们看看。我不能和人民赌气，不能和党赌气。没有党，我能上大学？人民需要药，我就不信学不会……”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都说你脾气大，你能否告诉我，你发的最大的一次脾气，是为了什么？” 她一下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那是有人要锯杨树树种！就是那仅存的外国稀有杨树树种！当时我早已被迫放弃了杨树研究课题。有一次我从山里回到西安，发现有人要锯我的杨树，我一下子就站到了杨树前头。我大喊大叫：为什么要锯杨树树种？谁敢锯这杨树树种就先锯了我！——” 蜡烛流尽了它那最后一滴泪，屋里霎时变黑了。 屋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悄悄出来了，透过婆娑点点的树梢，映照出秦官属同志挺直的半身侧影。 画面外，是秦官属款款的声音：“当时有人劝我，你早就不搞杨树课题了，这事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何必为这个得罪人，闹得不可开交！唉，这怎么是我个人的事呢？这些树种，好不容易在咱们的土地上扎根、长大了，它就是我们祖国的科研成果了。谁也没有权利毁掉它！” 透过窗框上的画面，我仿佛看到远处的山峦峭壁，漆黑险峻。我想起了此番进山，出县城四五十里处，看到一个黑潭，潭边矗立着一块黑色的巨岩，据传那就是《山海经》上记述过的仓颌造书之地，是洛南县胜景之——“阳虚乌迹”。 人间本来是没有文字的。传说上古时候，仓颌为帝南巡登阳虚山，有灵龟负图出于水中。仓颌接受后，就懂得了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俯察龟文鸟迹，指掌而创文字，造为六书，写下二十八个大字。这可不得了啦！龙哀鬼哭，说是有了字，人就能书了，泄露天机了。于是泼油纵火，颓山裂石……如今，当我行经此山，只是一片乌焦。举首细看，二十八个字，我一个也找不到，认不出。可是，人间毕竟有了文字。文字在发展。科学文化在发展。可笑的是，远古至今，星流日转，仍有牛鬼蛇神害怕人民识字有文化！林彪、“四人帮”暴跳嚎叫，大肆鼓吹“焚书坑儒”，欲毁我五千年文化精华于一旦，拒世界优秀文化于国门之外。他们远远听见“四个现代化”，就像鬼怪瞥见照妖镜之灵光，赶快撒出浑身解数。而唯独他们自己能独霸天机，独知天秘，大书帮文，大播帮语，横扫狠砸，武卫文攻，空留下乌焦一片鬼话连篇，是为20世纪70年代人间之奇景也！嗑兮，呜呼哀哉！ 她？？ 驰车返回西安的路上，对我来说，最触目的是，展望山巅、野岭、川道、河滩，几百里长的公路两旁，几乎都是白杨、白杨、白杨，新栽的，成材的……在这阴坡油松阳坡橡、四旁沟洼核桃多的莽莽秦岭之地，我也几乎只认得出杨树，杨树，杨树……我分辨不出那些杨树是不是优种，只是老秦的话总响在我的耳边：“如果我们都换种优选树种……” 我问书记老梁：“为什么把老秦的杨树研究课题撤了呢？”虽然我知道老梁那时还没来植物园，还在原来单位被当成“走资派”报斗，但我还是向他提出了问题。他倒也答得出来：“园里把这题目让给林业研究所了。” “记得来植物园第一天，我听说老秦是被掐着脖子，才勉强搞药的。从研究杨树到研究野生药物驯化，算不算用非所学呢？”我知道老梁过去也是农学院的，是懂业务的领导。 “不能那么说。”老梁说，“就好像演员演戏，今天演这个，明天演那个，说不上是改行。” 我不同意地摇摇头。我虽然不懂植物学的分类究竟多细，但高高的乔木和遍野丛生蔓长的草药，它们除了都可称是植物、都是靠光合作用生长叶绿素外，其中差距有多远，我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的。我说：“她大学四年，实际工作六年，搞的都是杨树，忽然丢下榻树搞药，对她个人的研究专业来说，不能不说是改行。就像演电影。话剧的，你让他改唱京戏，即使掐着他脖子也是唱不出来的。” 梁书记解释说：“植物园根据生产需要改变研究课题，是常事。” “那不能把老秦调到林业研究所吗？” 老梁忙说：“哎哎，老黄你可不能拆我的台啊！” 我也笑了：“现在你就是掐她脖子，恐怕她也不愿放下药呵。” 我又继续问：“锯树是怎么回事？” “锯什么树？” “锯外国的杨树品种，老秦为了这个不是跟人大吵过吗？” “她就那脾气！嘴不饶人，爱吵爱闹。” “吵得对不对？” “有时也有道理，就是方法不对头。一次人家在杨树林里搭工棚，她说烟囱熏了树，大吵大闹。我们开了个会，把工棚撤了，换了地方。” 是的，老秦和我说过，梁书记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 我又问：“锯材呢？” “那是间伐。一般长到一定年限，木心变色，或太密了，就应该间伐。” “间伐？”我不言声了。如果应该间伐，老秦大吵，就是无理取闹。 我曾问某同志：“你对老秦在洛南山区的野生药材驯化研究工作怎么估价？”答：“她还是肯吃苦，肯钻的。不过，洛南县野生药材驯化有成绩，也不是老秦一个人搞出来的。何况，严格地说，那也算不了科研，很多地方都搞成功了。农民自己都会搞。” “那用超声波科学处理种于的经验算不算科研成果？”我想起了老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对比试验的记录卡片和用“西安植物园科研小组”的署名刊印出来的经验材料。 答：“那是很一般的处理种子的方法，谈不上科研成果，而且也没做否定试验。” 是我对什么叫科研、什么叫成果的提问方式本身不对头，还是？…… 我问某骨干：“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对秦官属的批判是否对头？那样的冲击是否过头？” 回答是：“我们园里相当文明，又没打过她，只不过挂挂白袖章，批了几次，短期隔离，劳动劳动。群众运动嘛，她应该正确对待。” “对这样一位立了专案的同志，该怎么落实政策？” 对方觉得我的提问很奇怪：“她还有什么落实政策问题？都去北京开过会了嘛！又没给她定什么性，档案里也没塞进什么材料。再说，她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她……” 我问曾经是“秦官属专案”组的负责人：“老秦究竟是不是地主出身？” 他很严肃地回答：“填出身订成份的政策界限是硬碰硬的。她上大学时，乡里填送的表格上写着：出身：地主。” “老秦1951年上大学，这是土改后的结论吗？” “这次运动，我们又外调了。地主出身是肯定的。” “那为什么老秦说，政府没给她父亲戴地主帽子。” “人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他说。 “人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我说。 唉，植物界没有两片相同叶脉的叶子；而人界，却有着统一的表格，出身一栏只够写三五个字，怎么表达得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那么复杂的情况……唉，本来，什么出身并无大碍。毛主席历来倡导：“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是让林彪、“四人帮”祸害得啊，这个本人无从选择的出身，简直要命哩！ 我又问另一位骨干：“这么多年来，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对老秦在洛南的工作算是支持的吧？” 答：“支持得不够。但，这是园里的重点科研项目，总的来说……是支持的。” “那为什么在她这个课题组长的身边，技术人员一直在调换？合作者、助手为什么那么不稳定？” “老秦脾气暴。另外，作风也不大正派。有个青年技工和她配合挺好，可是她……唉……” 我的心一沉，朴朴实实的老秦……？我问：“那青年多大岁数？” 答：“二十五六岁。” 我的心又一沉：“怎么搞的？！ 对方说：“是啊，她把他介绍给自己女儿搞对象，现在八成都快成她女婿啦。” 我惊讶得眼睛都直了：“那怎么样哪？那又怎么样哪？” “别人议论可大啦！” 天啊…… 最后，我问老梁：“你说，报道老秦的这篇文章我是写，还是不写？” “你写，你当然可以写。” “你们园里干部和群众，对她有意见的不在少数。我写了，会不会有反作用？” “不碍，我们组织上做工作。大家也是说说罢了。现在各人都有一摊业务，忙六分之五还忙不过来呢！管不了那么多……” 是啊，我曾问过一些人：“你们是不是不同意秦官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有的同志回答说：“赞成。”有的却说：“也没什么，去也去了，反正有个名额，可以去个人，但是起标兵作用，向她学习，那可办不到！” “我为什么写她呢？”我也不知是问自己，还是同书记。 “老黄同志啊，落实政策嘛！华主席、党中央大抓科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嘛！” 那秦官属算不算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不是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又是一个星期日。对我们搞创作的人来说，上帝的安排和法定的例行假日，都关系不大。在我又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有多少问号在我脑于里翻腾！我苦于自己政治理论水平太低，逻辑思维能大太差。我不知道自己碰到的情况，说明什么问题。但老秦在洛南山区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想写写她。 我的脑子都想胀了，就强迫自己先翻翻植物学方面的书籍。我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着阅读摘记： 纤维素——是使植物具有刚性和强度的物质。假如没有纤维素，所有植物都会像胶状物那样柔软；而当下雨时，就会被溶化掉。……不溶性、抗热能力和高抗张强度，使纤维素分子对植物极为有用……所有这些，都起源于依靠太阳能所进行的光合作用。就像老秦，她在党的阳光下……（呀，怎么拿老秦和植物类比？） 我接着阅读： 植物生长发育的必须元素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铜、锌、钼、硼等……数一数，必须元素在十五种以上，而有些人只会给植物“二二三”“六六六”“DDV”，天天打除虫剂还了得。（行了行了，思想别开小差……）缺少某一元素时，植物体就会出现某种病症。只有补加所缺元素，病状才能消失。秦官属缺少哪种必须元素呢？她为什么过早地白了头发？她的性格为什么变了；她本来在学校里爱唱歌，爱打球，爱傻笑……（哎，我干吗又连上她？） 我继续阅读—— 自由水：不被植物细胞内的胶体所束缚……束缚水：与植物细胞内的胶体结合，而不能自由流动的水分。抗热性、抗旱性和抗寒性较强的植物，体内束缚水较多。老秦束缚水较多……（糟糕，老秦不肯退出我的“植物生理学”笔记了！） 是的，是的啊！三年枝柴五年椽，七年矿柱十年檩。老秦同志，你自己已成长为一棵挺拔的、枝叶茂密的直木——大杨树了。风媒传花结籽。洛南县地图上的斑斑红点里，也都长出了秀丽的杨树苗苗。正是： 似杨枝沾土就活， 效丹参红在根本， 如桔梗开花漫野， 怀远志感报春晖…… 忽然刘抗出现了：“大星期天的，还把人头搡在书上！走，到我家玩玩去。今天不许工作，也不谈工作。”没二话地把我拽走了。 嗑着瓜子，喝着茶，聊着这个那个，我也不记得了。反正谈着谈着，瓜子不嗑了，茶忘喝了。不知咋的，我就谈起老秦的事儿来了。当我讲到“老秦就在大杨树前头一站，大喝一声，谁敢锯！要锯就先锯我！”时，刘抗同志不自觉地站了起来，说：“太好啦！我们有这样的女干部，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本来对她了解很不够……”我觉得她相当了解老秦。要不，老秦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去北京开会？可是刘抗同志为什么还是不提她去过山区的事？ 我说：“有人说那树该锯，是间伐。” 刘抗说：“噢？……我想对杨树种圃该不该间伐，从西安植物园来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秦官属吧！” “矛盾着的问题很多，我希望向省科委作一次正式汇报。” “你和杨戈同志谈一下吧，我来约时间。”刘抗说。 我一见杨戈同志的面，他就对我说：“关于锯杨树的问题，间伐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植物园领导决定间伐，实际是挑粗粗大大的伐，主要是盖房子要用材料，因此秦官属同志怒火三丈是对的。这连老梁也承认了。这件事说明秦官属同志的斗争性是很强的。” 我对杨戈同志说：“报告文学一般以表扬先进为主，写出主要人物先进的一面。现在秦官属同志的问题已超出了记者调查的范围，是否请省科委派一个调查小组去调查落实，比如秦官属同志的地主出身问题……” 杨戈同志说：“就是地主出身，又为什么不能写呢？重在表现嘛！就是地主出身，可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洗刷了地主阶级烙印，证明我们党的力量嘛！” 我说：“我的意思是她家在解放前几年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她父亲和她自己教书的收入，土地剥削量不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当然旧知识分子的经历是复杂的，但经过了那么多运动，也有结论，应该说是清楚的。解放初期，她父亲是地区林业局局长、政协主席、技术干部，而她的母亲则是个有着卖身契的壮族女奴。和秦官属挨肩只差一两岁的弟弟、妹妹都是职员出身，她为什么是地主出身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她父亲被扫地出门，遣返原籍，身染重病。秦官属把他接回城里，死在她家——这就构成了她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主要罪状。” 杨戈同志沉默半晌，说：“宗英同志，我看你大胆写吧。你亲耳听到了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对她的反映，你亲眼看到了她在山区的艰苦努力，你为什么老嘀咕你没有看到的档案里的材料呢？出身问题我们帮你调查调查，存而后论罢。我看，你是不是心有余悸啊？” 我说：“她父亲即使是战犯我也敢写她！可情况得明啊。这是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的起码条件。秦官属的家庭成员中，有七个是搞林的。她父亲，她两个弟弟，两个弟媳，她爱人，都是搞林的。你们陕西榆林地区干得颇有成绩的飞机造林——第一批去的成员里，就有老秦的爱人。搞林业，有多艰苦，不用我说。……地主……孝子贤孙……他们一家子疯啦，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竟然野心勃勃，想分霸祖国荒山大漠？他们想当‘林主’吗？！”我不知是跟谁生气，一肚子火，连说话都粗声粗气了。好在杨戈同志并不在乎，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写吧，你就写吧。我们支持你，不要怕。” 我不是胆小的人，也不是很勇敢的人。我的工作是要用笔向社会说话，怕也白搭，悸也无用。我要尽可能地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情况，以便把握住他的基本素质。当然，秦官属也不是没有缺点。世界观完全改造好了的人能找出几个呢？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今天，促成一个人做出成绩的优点，以后又往往成为他犯错误的前因。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决定于他做出成绩的大小、犯过错误的多少。要紧的是他的基本素质。如今呢，秦官属同志的情况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虽然我的采访日记里已记了满满一本子，可还是个乱线团，没摘出个头绪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识了许多人（包括自己），也一下子知道了许许多多本来不认识的人的事情。有人一提到某某，人们就说：“噢——我知道。”他们相识吗？不。“大字报上写的……”“小报上登的……”“批斗会上听的……”啊，有多少不做结论的专案，没有入档的材料，以及存而后论的出身、成分、问题……飘洋过海，传播四方，抹不掉，洗不清。西安植物园里的同志们，本来对秦官属并没有什么个人成见、个人恩怨。造成如此局面的根由、造成致命内伤的元凶，就是万恶的“四人帮”！“四人帮”强迫人们戴上了形而上学的眼镜；“四人帮”阴毒地使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彼此相看时，“管窥蠢测”地只看对方的污点、缺点——扩大了的、硬上纲的变了形的、无中生有的……是“四人帮”发明了种种新式刑具一打着冒牌“马列”标记的思想的镣铐，刻着“全面专政”钢印的眼睛的枷锁……善良的人们啊，让我们尽快地清醒过来，团结起来。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对我来说，当大雁从北方飞来的时候就可以写了。可是，踌躇再三，难以动笔。矛盾写不写？写出来能发不能发？发了能不能解决问题？目前全国都在大力落实政策，陕西省也不例外。我现在发稿也许过时了吧？没有必要了吧？老秦毕竟是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毕竟比更大量的、默默地工作着的知识分子们的政策落实问题要好办些。从典型的普遍意义来说，真过时，真没必要了，那可是大喜特喜了。我嘀咕来，嘀咕去，仿佛进入了梦乡。我梦见： 大雁飞过我的窗前，盘旋，盘旋。大雁们围在我的书桌前，站成一个半圆，在观看、在议论我写下的草稿。只听得头雁用宽厚的男低音说：“呃，——这种情况很熟悉嘛，很熟悉。我们从北方飞到南方，从南方飞到北方，常常碰到，常常碰到！” 大雁们马上用各种声部参加讨论；“快——研究研究。”“快——研究研究。” 大雁们把我写好的草稿一张一张地衔走了，街走了。大雁们排成了人字形，飞远了，飞远了…… （原载《十月》1979年第1期）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