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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行列车隆隆南去，过了黄河铁桥，过了泉城济南，过了五岳之首泰山，离家乡越来越近了。 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曾是很有名气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多次巡行天下，有一次途经这里，发现有“天子气象”，便犯了他的疑心病，下令在城中筑起一座“厌气台”。台下埋宝剑、丹砂，以“厌天子气”。这还不放心，又在城东挖“秦沟”，并“尽去瓷城之砖，谓之剥皮，凿城四隅如大他，谓之别足”，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这里的风水破了，不会再出天子。谁知全然没有奏效，这里到底还是出了一位天子，便是那大名鼎鼎的汉高祖刘邦。赢政苦心经营的大秦，仅二世而亡，天下归了刘邦的汉。两千年的岁月过去了，被后人称为“秦台”的厌气台和刘邦的诞生地“汉高故里”都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供千秋万代感叹唏嘘的历史。历史毕竟不能当饭吃，我们家乡的人并没有由此得着什么好处，日子一直清苦得很。这里是苏、鲁、皖、豫四省的交界处，却既没有江南的鱼米、胶东的海味，也没有黄山的烟云、洛阳的牡丹，只有贫瘠的黄土，饥馒的人民。在我记忆中，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年的绝大部分都是吃杂粮兼红薯、胡萝卜和野菜、树叶，只有短短的麦季和春节才可望吃到一点白面。大约家乡的风水的确被秦始皇破坏殆尽了，不然，何以这样穷呢？一直穷了两千年！尽管古人说过“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大鼓于劲的话，但“穷”毕竟不可爱，也不值得夸耀。 记得我在电影学院导演系即将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出于种种考虑，都在找各自的“对象”。表演系的一位女同学看上了我，便委托一位月下老人（也是同学）约我与她面谈。我们离校园很远的一片树林里等她。刚下过的雪，被脚踩得咯咯响，我觉得很有诗意。她来了。老同学，用不着寒暄，一见面，就进入了实质性谈判。 “你的家……”她问我。因为不同班，也不同系，她不了解我的家境，当然是应该问的。 我如实告诉她，我的家在遥远的穷乡僻壤，而且“家有八十老母”。这后一句话其实并不准确，我不仅有老母，还有老父，而他们也都没有八十，只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我那样说，是有意学了鲁迅的一句话。鲁迅是孝子，常说“我有八十老母”，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她倒没有细问这年龄问题，只问：“是在县城吧？” 我说：“不是，在农村。” “是农村里的小镇吧？”她又问。 “不是，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总共四五十户人家，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买东西要到六七里路外的小镇上去赶集。”我说。不知当时的心情是自嘲，还是自赏，总之，说的是实情。我觉得应该把实情告诉她。 她沉默了许久。我们踏着雪慢慢地在树林子里走，脚下，雪咯咯地响，我在等待。 走了好一段路，她才说：“我们家在北京，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这件事，我得慎重考虑……” 不必考虑了，她的意思我已经懂了，我不是她理想的伴侣。不是因为我本人，是因为我的家。虽然她不必嫁到我那个小村庄上去，但只要我有那样一个家，本来被她相中的人也立即逊色、贬值了。 ………… 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结了婚，有了孩子，并且作为导演也已拍了几部有些影响的片子，本不必再想那件往事了。但，每当我的心里一闪过“家”这个字，便会记起她的那一次“审讯”。我不恨那位女同学，不能强求她爱我的家和家乡。 最近，我正在执导一部新片《秦台夜月》。“秦台”是我们县的别称，“秦台夜月”是当地八景之一。影片叙述的是刘邦起兵之前在家乡的一段故事，没有写到楚汉相争，更没有写到他“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而只写他在家乡土地上是怎样生活的。刘邦年轻时也曾受到过饥饿的威胁，嫂子见他带了朋友来，便有意用勺子刮着空锅给他听。他忍着饥肠走出了家门，幻想着“有朝一日……”后来刘邦做了个极小的官“泅水事长”，一次奉命押送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造陵墓，刚刚走到距我们今天的县城西边二十来里的地方，就逃亡了许多。刘邦心想，等送到骊山不知会逃亡多少，自己也会落下死罪，竟乘着醉意，索性把他们都放了。刑徒们不忍丢下他，便拥戴他揭竿而起。这便是刘邦起兵最初的篇章，当时，他还挥剑斩了一条挡道的白蛇。后人论及刘邦，常常指斥他的许多缺点，而我认为，他肯为家乡人民奋起反抗暴秦，只这一件就够了不起的了。现在，影片的内景部分已基本拍完，即将出去拍外景，还打算到我的家乡去拍几个镜头，那里虽然已很难找到真正的秦汉遗迹，但那片黄土确曾养育过刘邦啊！ 但是，摄制组还没来得及动身，我就为突然发生的一件急事赶回家来了。 列车隆隆，家乡越来越近了。我的心不能平静。家，在召唤我，一封“父病危，速回”的电报紧急召唤我，我丢下刚刚拍了一半的电影，归心似箭地赶回来！老母已逝去多年，父亲又危在旦夕，我巴不得立即赶到家里去，去看一看日夜思念的父亲，看一看惟一的手足同胞——我的姐姐。 父亲，姐姐，对于你们，我是负了债的！ 二 我的父母一共生了二女三男，却一个接一个地夭折了，只剩下我们姐弟二人。当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土，死一个人只不过像死一只蚂蚁，我和姐姐能活下来，真是万幸。长大了，我们便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人们夸我的父母命好，“一儿一女一枝花”。尤其是我，父母指望我兴家立业，传宗接代，因此地位又远远在姐姐之上。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五岁。两年以后，我上学了。学校在一里多路远的一个村庄，是一个复班式初级小学，一、二、三、四年级统统坐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老师上课。讲一年级课程的时候，其他三个年级就“自习”，实际上却不得不旁听。大都市的小学生都有资格嘲笑这样的“学校”，而我却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预先“旁听”了二、三、四年级的课。尽管那时的老师水平不高，教唱“天空出彩霞”的时候讲解道：“啥是彩霞？彩霞就是太阳！”我长大以后还是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念那所学校和那位启蒙老师。 然而，有一次我却逃了学，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因为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面墙上写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是骂我的。我用同样的手段报复了一下，结果成了仇。我的“敌人”很有号召力，把所有的同学都拉拢在他的一边。从此，我只好一个人走过那长达一里多的土路去上学，半道还常常遭到“伏击”。唉，那时还没有长成一个男子汉，被这小小困难吓退了，不敢再去上学了。 父亲很生气，脱下鞋用鞋底狠狠地打我。我平生只挨过父亲这一次打，但这一次就足够我记一辈子了。我当时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生气，原先我犯什么过错他从不打我，而这一次他却不再宽恕。父亲没有上过学，虽然我的爷爷曾经是教私塾的先生，却没有让他自己的儿子上学，一天学也没上过。原因很简单：他上了学，谁种地？谁喂驴？谁领家过日子？父亲是爷爷的长子，从十来岁就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几百斤重的独轮车累得他早早就落下了“痨病”根儿，一到冬天就喘得出不来气；登高修房不慎摔下来伤了腰，一到阴天下雨就腰疼。但是，在那样的重压下他还渴望着读书。一半是靠爷爷的熏陶，一半是靠自学，他掌握了相当的文化。“子日”、“诗云”读了不少，《三国》、《水浒》烂熟胸中，还知道许多野史轶闻。他讲的刘邦的故事足够写成一本书，还写得一笔好字。附近村庄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文化人”，代写书信、春联等，他也乐于承担这种任务。农闲的时候，老少爷们儿常常围在我家堂屋里，听他念“闲书”。但是，父亲毕竟不是文化人，他并没有文凭，没有公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穿着一身粗布裤褂，布鞋也是我母亲做的，口儿浅浅的，鞋底不分左右。我们那里的庄稼人没有买过弯底的“从脚鞋”。他和大家一样，不留头发，头皮剃得光光的。瘦长的脸庞，嘴角上老是挂着谦和的笑容，一双棕黑色的瞳孔清亮亮的，闪着智慧的光。他的智慧没有用武之地，得不到发挥，除了写信、写春联、念闲书之外，他和大家一样，犁、锄、耙、种，收干晒湿，是一个极好的庄稼把势。 他大概不甘心让我也做庄稼把势才那样打我的。“我叫你逃学！我叫你逃学！”父亲脸上谦和的笑容无影无踪了，鞋底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头上、身上、屁股上。 母亲在一旁流泪，她不敢管，管父亲照样会用她做的鞋打她，这在我们那里，属于常识之内的事。 这时候，出去割草的姐姐回来了，挎着装满青草的“权子”（畚箕），满脸都是汗水，身上的粗布花条褂子都塌湿了。她一看见家里的阵势，就慌忙扔了权子，扑倒在父亲跟前，死死地抓住他的手：“大大，甭打他了，他小，搁不住！你打我吧，打我吧！” “打你做啥？”父亲的脸色铁青，拿鞋的手还是高举着，“我打这个逃学的，打这个没志气的孬种！” “他不是逃学！”姐姐极力为我辩解，“是人家欺负他！赶明儿我送他上学，甭打他了！” 姐姐的话给母亲壮了胆，她擦着泪，也向父亲求情：“这行了吧？叫莲妮儿天天上学送他，放学接他，省得他再逃学……” 父亲高举着鞋的手放下了。我龟缩在门旁，等着他的恩准。父亲脸上的表情缓和了许多，是因为被姐姐的求情感动了，还是觉得这样送的办法未尝不可一试？不，此刻他心里生出来的念头实在出乎全家人意料。 “叫莲妮也跟他兄弟一起上学吧，一个孩子是上，两个孩子也是上！” 姐姐震惊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上学的命！“真叫我上学？我保准好好地护着俺兄弟，不叫旁人打他！我保准放学回来就割草，不叫牲口饿着！我保准……”她的眼泪刷刷地流，像是怀着深深的歉意，做出一连串的“保准”。 就这样，姐姐和我一起上学了。她比我大六岁，十三岁的闺女了，跟着我从头儿上一年级，还高兴得了不得。其实她早该上学了，她和我一样有上学的权利。可是在我逃学之前，竟然任何人也没有这样想过，包括她自己。闺女不中用，儿才中用，将来这个家是儿的，当然要省吃俭用供儿上学，天经地义。只是由于我，姐姐才获得以“伴读”的身份上学的资格。每当我看到她那高高的个子坐在七八岁的小孩中间，认真地学习最初的功课时，心里总感到一种歉疚，仿佛我欠了姐姐的债。是啊，是一笔债，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欠下她的第一笔债！ 姐姐的功课出奇的好，我们俩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放学以后，她又像弥补自己的过失似的拼命地割草。我帮着她割，江米草、萋萋芽、婆婆丁、蚂蜂菜，很快装满了权于。有时候，在地里还能找到野瓜。我家没有瓜地，只有一棵枣树，难得吃到除此之外的瓜果，发现一棵野瓜是足够兴奋一阵子的。“咆，这儿有个瓜！”姐姐欣喜若狂，摘下来，用衣裳襟擦干净，她一掰两半儿，大半儿给我，小半儿自己吃。她吃得很慢，等我吃完了，又把自己的递过来，“你吃吧，吃罢了该家走了！” 割草不误读书工。高小毕业之后，我们双双考上了县立中学，这在我们全校也是仅有的两名。父亲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以后就更有奔头了。邻居们却议论纷纷，西院的大娘说：“人家爹有文化，会说，早跟城里的校长拉好了！”那年头还没有“走后门”这个词，可那意思也就是“走后门”了。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父亲“会说”不假。他肚子里有墨水，谈古论今出口成章，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不说不说百十句”。可是他的日才没有使在后门上，县立中学的校长，他还不认得哩，一个“泥腿子”，即便去“说”，怕也不顶用。 我和姐姐上了初中，父亲的担子更重了。中学不比小学呀，书籍费、学杂费每个学期都得十几块，而且是双份的。庄稼人哪来这么多钱？我们只好申请助学金。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训斥我的情形。 “你还想申请最高的助学金哩？你看看你那个样儿！” 我站在办公室，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样儿？我的样儿怎么了？论五官、相貌，比你那瘦猴样儿强多了！不，他嘲笑的是我穿着用姐姐的夹袄改做的不大合身的褂子，是父亲用剃刀给我理的上黑下白的头发。这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身份证，某些人据此就可以任意侮辱你！ “踩践人做啥？助学金不给就不给！”父亲咬着牙说。他蹲在枣树下想主意。 有什么主意可想呢？那时候已经实行了合作化，地、农具、牲口都归集体了，不能卖；屋，正住着，不能执。卖啥？父亲望着自家的篱笆院，找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 “卖手艺！”他发着狠说。 其实，他也没什么手艺。铁、木、纸扎，一样没学过。但他想现学现卖。没用几天，父亲就在农闲的时候挑起担子走乡串户了。卖什么？卖烙饼用的“轴子”，即擀面杖；纺线用的“锭子”；做针线用的“轱轮子”，即木制顶针。这些，都是他砍了自家的树，用自制的旋床旋的。父亲手巧，无师自通。不，是穷教的，贫穷迫使他这个快四十的“文化人”半路出家卖手艺。人们指着他的脊梁骨，说什么的都有，父亲本来脸皮薄，可是他，忍啦！ 在县立中学读书，我和姐姐都不在食堂搭伙。每个星期六跑二十里地回家，第二天背上一个星期的馍馍上学去。每顿饭装在布口袋里两个，送到食堂去馏一馏，馏热了，拿回宿舍里，就着开水吃。冬天还好办，一到夏天，馍馍搁不了一个星期就长了白毛绿斑，照吃不误。那年头，我不知吞下了多少“黄曲霉素”！ 到了二年级，连发霉的馍馍也吃不上了。家里开始吃“食堂”，在柿子树行里支一口大铁锅，白水煮干红薯叶子，过“共产主义”的生活。我和姐姐呢？每回背走的是一色的胡萝卜，比起我们吃红薯叶子的母亲，这已是神仙了。 那时候，父亲的“副业”停了，不是因为“割资产阶级尾巴”，那时候还不兴割，是因为城东要兴修水利，一个偌大的工程，征用千千万万的民工。父亲正值壮年，又是我家惟一的整劳力，自然是非去不可。 挖河的民工过的是“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集体住宿，集体干活，集体吃饭。啥饭？每人每顿四两（十六两进位）生豆饼就凉水，连支锅烧火都省了。说声“吃饭”，赶快狼吞虎咽；说声“干活”，即刻抄起家伙跑步前往。跑得慢的，来晚了的，不客气，“跪下！”只听得扑通跪倒一个，扑通跪倒一个……不要担心，这里决不会出现什么“罢工”或“暴动”，民工们谁也舍不得那四两生豆饼就凉水，老老实实地干，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而且保质保量，让头儿去放“卫星”。 老天可怜我的父亲，让他在童年时代偷偷地喝了点墨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量方。虽然也是四两生豆饼就凉水，毕竟不用抡铁锨啊！ 挖河工地离县城不远，抽一个什么机会，父亲到县立中学看我来了。我听说了，赶紧朝校门跑。 父亲坐在传达室门前的地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他的破棉袄上蒙着一层灰土，脸色就像干枯的树皮，一双清亮的眼睛也变得浑浊而呆滞。像一座木头雕像。 “大大！”我叫着他，蹲下来。 他看见了我，靠在墙上的脊梁仍然没有动，只是脸上泛出了一丝笑意，好像一个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 “你的成绩……咋样？”父亲问我。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一项。 “都是五分，”我对他说，“最近的几篇作文，都印成了范文。” “那就好，那就好。”父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班主任对我也不那样了，”我又补充说，“他对成绩好的学生就好点儿，下学期，我的助学金有希望了！” 父亲放心地噢了一声，抬起那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在怀里摸索着，取出一个纸包，递给我。 “这是啥？”我问。随手打开了纸包。立即，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那是一块生豆饼。 “我不要，我能吃饱喽！”我把豆饼又塞到父亲怀里。 “光吃胡萝卜不长肉，这是粮食！”父亲又固执地把豆饼递过来，“学习耗心血，得吃粮食！” 不能要，无论如何不能夺父亲的口粮！我坚决又把豆饼塞了回去。 “那……就给你姐姐吧，”父亲说着，扭头朝校院里张望着，“她咋还不出来？” “你还不知道？俺姐姐病啦！”我说。 父亲一个激灵，腰离开了墙：“啥病？” “脖子上长了个疙瘩，”我说，“回家好几天了。” “吔，脖子上……要紧的地方！可别是……”父亲紧张起来，脸上枯槁、麻木、疲劳、饥饿的神色都不见了，“我得请个假，赶明儿就请假……”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急急往家跑。这一次，不光是为了拿胡萝卜，我还挂牵着姐姐的病。 到了家，见姐姐躺在堂屋里间床上痛苦地呻吟着。脖子上的疙瘩不见消肿，也不见化脓，只是红肿肿的像核桃那么大。 “请了先生啦，一会儿就到。”母亲对我说，像是为了宽我的心，“你先吃饭吧，熬好了糊涂等着你哩！” “糊涂”，多么形象的字眼儿，这是我们家乡对杂粮熬成的黑乎乎的稀粥的称呼，我们喝了多少年，糊里糊涂地喝，越喝越糊涂。这一顿糊涂，我喝了八碗。年成越孬，人的饭量越见长，肚子可不糊涂！ 天黑了先生才到。那是个嘴比手灵得多的乡间医生，六十多了，也没个正经职业，专靠民间东请西请混点儿看病的钱。他先烤了好一阵子火，直到热得脱了皮袄，才草草地看了看姐姐的脖子，连声说：“不咋，不咋，放了脓就好了。”说着，取出一个人们割鸡眼用的那种三角形小刀就要下手。 “先生，先生，”母亲吓得打战，小声跟他商量，“你看，这疮不像化脓……” “等化脓就晚啦！”那先生胸有成竹，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叫母亲端灯照着亮儿，他一手捏着姐姐的脖子，一手持刀，开始施行类似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手术”。 我吓得扭过了脸，不敢看。只听得姐姐“娘唉，娘唉！”连声惨叫，那刀子就像剜在我的心上，剜在娘的心上！ 就在这时候，父亲赶到家里了。他一定在路上一步都没停地跑，一定走到村口就打听姐姐的病情，一定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姐姐的叫声，脚刚刚迈进堂屋门槛，他就扑通摔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1960年，是饥饿威胁最严重的一年，我升了高中。“有多大的本事使唤出来，你能上多高我供你多高！”父亲说。可是对于姐姐，他有所保留了。他没有能力供两个高中生的学费，实在没有。高中毕业还得考大学，两个大学生他更供不起。尽管姐姐也完全有把握考上高中，并进而考上大学，也不得不退让了。“莲妮别上高中了，保你兄弟一个，你考师范吧！”他和姐姐商量。 师范属于中专，一律公费，毕业之后当小学教师。考了师范，这一辈子就永远别想上大学了。姐姐明明知道，还是答应了，答应得心甘情愿。这都是为我啊！ 姐姐以极为出色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的县立师范。从此，家里的“养分”就全浇到我一棵苗上了，甚至还盼望着姐姐三年毕业，当了教师，挣了工资，那时候还好供我上大学。 悲惨的命运又一次无情地降临到姐姐的头上，1962年，她在师范只上到二年级，由于国家的困难，师范下马了。没毕业的学生啥也不算，回家种地去！ 那一年的暑假，我一回到家，就和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的姐姐抱头痛哭。姐姐的眼泪滴在我的头上，反而还安慰我：“别哭了，我开头上学就是为了陪着你，你大了，不用陪了，我回家种地也……放心了！” 我抬起泪眼，看着姐姐。她的眼睛红红的，脖子上，乡间医生给她留下的那块疤在霍霍地跳。姐姐内心也是痛苦的，只是她不说。她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走错了一步棋，满盘皆输。她，为了弟弟，让出了在她面前遥遥可见的、光华灿烂的前程，让出了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青春岁月。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的农家儿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发愤读书一条路。只要你考得好，什么名牌大学都会向你敞开大门。北京、上海，什么大都市你都可以去。完全不用费尽心机、踏破铁鞋去磨蹭什么“户口、粮油关系”，你就一辈子捧上国家的铁饭碗，再也不是农民了。这一切，本来都是属于姐姐的。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稳拿，却被轻轻地一让，全让光了。 而我却得到了，统统得到了。高中毕业后，我轻而易举地考取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是凭借这方面的才能，我当时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凭借的是一篇关于我的家乡历史的论文。我狂妄地宣称：贫瘠的黄土可以产生最优秀的电影！这篇论文深得主考的一位电影导演的赏识，他后来成了我的恩师。父亲对我报考艺术院校很支持，在他心目中，文与史、史与戏，是一回事，是十分神圣的事业。他的眼睛并不盯着清华、北大，儿子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电影导演———当代最风流的职业，由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得到了，最高的愿望实现了。当我捧着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首先想到的却是姐姐，我感到又欠了姐姐一笔债。这倒不是因为我参加高考的路费是已经结了婚的姐姐从她丈夫的工资中给我的，不是。用纸币计算的债可以偿还，可是心债，一辈子也还不了…… 三 黎明时分，车到了徐州。外边在下雨，糟糕！离开家乡久了，忘了这里的冬天也会下雨，没有带伞，只好风雨兼程了。我得冒雨赶到西关的汽车站，坐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县城，从那里再徒步奔走二十多里才能到家。唉，这雨天！ 一出徐州站，迎面碰上了救星——长途汽车！一问，是我们县的一个什么“运输公司”，个体户的。车站就在火车站门口，方便得多了，而且票价同公家一样。我喜出望外，赶紧上车买票，踏上归程。 车上的人坐得满满的，都是家乡人。听着这熟悉的乡音，坐着家乡农民自己的汽车回家，使我感到异常亲切。这两年，报纸上、广播里不断有各地农民“富起来”的新闻，总觉得与我无关。没想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也有了农民的汽车！ 我的邻座是一个黑脸大汉，一身油渍麻花的制服，手里提着一只旧手提包。此人非常健谈，好像一分钟也不愿把嘴闭上。 “出差？”他主动向我打招呼。 “不，是回家探亲。”我说。用的是标准的乡音，对故乡人，我一直是这样的。 “哦，老乡！在哪儿工作？”他愈见热情地看着我这个戴眼镜、穿制服的知识分子，很愿意攀谈。 “北京。”我说。 “北京的形势咋样？听说江西的农民要进京办公司，王府井大街要成农民街了？”他望着我，很想得到一个明确答复，好像我是北京市长似的。 “我……说不好。”我据实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孤陋寡闻。这惊人的消息我还是从他嘴里第一次听到，自然也不知确否。而且，我心里惦记着病危的父亲，也无意扯这些山海经。 “下个月，我上北京看看，找市政府拉拉，”他说，口气之大更令我瞠目结舌，“我这个公司也想打人王府井！” “你是什么公司？”我忍不住问他。 “运输公司。俺家弟兄仨，三部车。一部拉微山湖里的鱼，一部客运，一部跑上海做买卖。”他向我伸出三个手指头，如数家珍。 我只好对他刮目相看了。“这就是你的车？”我指了指现在乘坐的长途汽车。 “不，不！”他不屑地摇摇手，“他这是小打小闹，光跑徐州，挣有数的死钱，没多大意思。我准备在北京搞个出租汽车公司，一色的进口小卧车，带空调的！” 我简直目瞪口呆了！他有多少钱？这么大的口气！ 他似乎意识到我的不信任，把他当成吹牛大王了。笑嘻嘻地说：“你甭看我这一身不咋样，秀才不在蓝衫旧。咱不打扮外观，穿旧衣裳，提个破包，到哪儿，谁也想不到偷咱的。这一趟上海，净利这个数！”他伸出了五个指头，不知是五千、五万、还是五十万。 惟恐我不信，他干脆从提包里拿出一张单据让我看。我瞟了一眼，上边大写着人民币两千元整。 “这才两千。”我说。心里认定他刚才是吹牛了。 “两千只是住宿费，”他微微一笑，“旁的都从上海直接转账了！” 我没有话说了。他一趟上海，仅仅住宿费就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而且，他又是个体户，没地方报销去，挥金如土，必定有殷实的家底。 “想不到……”我喃喃地说。 “嘿，你想不到的事多得很啦！到了县城你再看看，咱县成了小上海啦，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是个干家，亲自抓建设，大楼一座接一座，个个不重样儿！” “噢，好……”我听得心里热乎乎的，生平第一次听到家乡人这么自豪，即使有点“贫汉骤富”的卖弄也可以原谅。他们毕竟穷得太久了，穷怕了，猛然间富了起来，未尝不可在人前夸一夸，况且我又是家乡人。 可是，现在占据我心头的是我那生命垂危的父亲！黑脸大汉说的这一切，同我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老了，风烛残年，靠的是我的工资养活，而我，每个月才能拿到七十二块五毛钱，上要养老，下要抚幼啊。那“万元户”，那什么什么“公司”，那不重样儿的大楼，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无心再听黑脸大汉的唠叨了。 车子进了县城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急急下车，奔进国营汽车站，要买回家的票。如今，那二十几里路不用腿跑了，可以乘车到离家不太远的小镇，然后再徒步回家。 上午的班车过了，我只好买下午一点的票，还有一个多小时，好难打发啊！ 我走在那条极熟悉的东关大街上，这条街变得我几乎认不出了。两旁的大楼一座接一座，果然不重样儿。马路尽头，是县城的中心部位，也就是两千年前秦始皇埋宝剑、丹砂的地方，盖起了一排壮观的楼房，80年代气息。远远望去，真的以为是上海或北京的某一条新建的大街呢。 故乡，在游子心中唤起的是喜悦，也是酸楚。我一生中金色的时光，父亲一生中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如今父亲老了，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我从“秦台”故地折回来，重新朝汽车站走去。路旁各式各样新开的店铺，邻街摊贩高声叫卖的家乡小吃，樊啥的传人正在兜售的本县传统狗肉，收录机中播放的邓丽君歌曲，这一切，都不能吸引我，我心里只有家，赶快回家！可是，家在哪里？已经没有家了。我出生的那两间茅屋，院子里的那棵我和姐姐亲手栽的脆枣树，都已经没有了，这个家，已经不复存在了。父亲现在住在姐姐家里！ 姐姐从县立师范肄业回乡不久就出嫁了。那时她已经二十好几，在乡下，谁家的闺女也不会等到这会儿再出嫁。经同村的二大娘做媒，姐姐嫁走了。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像办丧事，一点儿喜庆劲儿也没有。姐姐扑在母亲怀里哭了一场，告别了这个家。按照家乡的风俗，我手里提着一把茶壶送姐姐出了村，一直送了很远很远还舍不得分手。姐姐没有坐花轿，那过时的东西早不兴了；也没有坐汽车，那新派的东西也还没有传到我们这个角落。她坐的是马车，一辆平时用来拉庄稼、拉粪用的马车。 我们终于分手了。十几里地，我不能送到头，家乡的风俗也不允许，男家娶妻要闹新房的，一个小舅子怎么能参加那种尴尬的场合呢？我站住了，手里捏着茶壶，木然地目送着马车辘辘远去…… 姐夫是一个中学教员，高高的个子，脸又黑又瘦，戴着一副眼镜，沉默寡言。起初，姐姐对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感情，但不久，她就变了，向我说了姐夫的许多好处。这，我完全相信，后来我和姐夫之间的感情几乎像亲兄弟一样。他比姐姐大六岁，像个大哥哥似的，处处让着她。可是，他无法排遣姐姐心中的痛苦：一个师范肄业生，就这样成了他家的一个媳妇，和东邻西舍那些文盲大嫂一样，侍候公婆，生儿育女，喂羊喂鸡，缝补浆洗……如此而已。自己花了十几年心血学来的知识，粪土一样扔掉了；而丢掉了多年的活儿，从来也没想到还会捡起来的活儿，又占满了她的双手。那双手，那双曾经写出过许多篇优等作文的手，喂鸡喂羊去吧，抚养孩子去吧，上地里送粪去吧！失去的梦，攀登知识高峰的梦、上京下海的梦，甚至当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梦，统统都忘了吧！ 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到姐姐家里去看看。姐姐被家务、农活和一群孩子缠累，老得很快。从她身上，已经很难看出和左邻右舍的大嫂的区别了，她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农妇，在重复着我不识字的母亲做过的一切。姐夫常在假期里开各种各样的会，我去了不一定能见到他，而姐姐则忙着为我做饭，我坐在堂屋里和她的公公说话，耳朵里却在听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呕当呕当的风箱声。我轻易不来，姐姐定要做点好饭菜，拉着风箱，往锅底下塞着柴禾，呕当好几个钟头才算完事。而吃饭的时候她又不能陪我，妇女不上席。姐夫不在家的时候就临时请村上的“文化人”来作陪，说着搜肠刮肚找出来的闲话。而我是来看姐姐的啊，却一句体己话都顾不上说。在我同陌生人吃完她费了不少劲才凑齐的“四个碟子”之后，她才和孩子们坐在锅屋里享受残汤剩饭。姐姐，我的姐姐！她把自己看成一个废人，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巴望着我大学毕业好挣钱奉养父母，承担起做儿女的责任。 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贫穷之中去世了，家里只留下父亲。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大学生粪土不如的年月。四十六块钱的工资要养活自己，还要结婚、生孩子、奉养父亲，一分一分地计算也难以安排。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念完了大学还穿着家乡的土布褂于，裤子上打着补丁。要在北京安一个家，哪怕置办最简陋的东西，也要四十六块的多少倍？我和妻子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斗屋里举行了只有我们两人参加的“婚礼”。结婚好几年连锅、案板、菜刀都没有备齐。 父亲怜惜我，没有到北京来拖累我。他仍然在贫瘠的土地上挣取连口粮都换不出的“工分”，年年决分都要“透支”，由我向生产队偿还父亲劳作一年仍然欠下的债务。进一步孝敬父亲我就没有余力了。也许家乡父老把我看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人了。我可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电影导演在前些年是挨批的角色，这几年处境不同了，但也只是“有名无利”的职业。我跑遍全国各地拍片，每部影片都花去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成本，为国家赚回成倍的利润。可我自己从去年开始每月工资才涨到七十二块五毛，并没有“富起来”啊！ 父亲终于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痨病”时常发作，一个人躺在那两间茅屋里，如果半夜里一口气上不来，死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感谢我的一个当“赤脚医生”的堂弟给他打针吃药，替他挑水做饭。可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人们都会问：“他儿呢？不会找他儿去？” 我无法再忍受心中的愧疚，一再写信敦促父亲到北京来治病。 1981年秋收之后，他终于来了。 我拿着电报，去车站接他。从家乡小镇上打来的电报几经周转到我手里已经过了钟点。出站口如流的人群、无数张面孔我一个都不放过，但里边没有我的父亲。我逆着人流往里挤；在纷纷攘攘的车厢里寻找他，一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才在已经快走空的座位中间发现了一位老人。他穿着黑布夹袄，守着几个大大的粗布包袱，在焦灼地等待着他的儿子。 “大大，你来了！”我急切地叫着从小习惯的称呼，去搀扶我的父亲。 白发苍苍的头从车窗边转了过来，那双棕黑色的眼睛朝我注视了一会儿，父亲才认出我来。在他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小时候的样子，自从翅膀硬了飞走之后，一年一度、数年一度的探亲已留不下十分确切的印象。而且儿子也在变老，面前的这个戴着眼镜、鬓发斑白的中年人是他的儿子？他得凭着记忆中的印象几经印证才敢确认。 “噢，我知道你一准来接我，就坐在这儿没动窝。包袱忒沉，得等你接啊！”父亲的脸上漾出笑意。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一笑，两边的皱褶拉成好几条深深的沟纹。 “包袱？你带这么沉的包袱做啥？”我提了提他身边的包袱，埋怨地问。 “穷家难舍，我都搬来了。” “那房子呢？” “屋，扒了。树，刨了。连床，都卖了。你寄的盘缠没动，我还能给你添点儿过日子的钱呢，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父亲一一历数着他的行李，告诉我哪件里边是什么。除了他自己的四季衣服，还有用了多年的被褥，几件舍不得丢的小玩意儿，还有一口袋绿豆，一口袋芝麻，一罐香油和一包脆枣，那是我家的枣树最后一次收获。 我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用超过这些包袱价值的车钱把父亲的家产运回了我在北京的家。父亲见了他日夜惦念的孙女、孙儿，用抖抖索索的手抓了脆枣给他们吃，眼里涌出了两行老泪：“吃吧，咱家的水土好，这枣儿甜。吃吧，就这一回了，往后就吃不着了！” 夜里，在一间半斗室里住下了老老少少五口人。床铺不够，就搭行军床吧，就是搭地铺也不回家了。 父亲住下来了。他要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住在儿孙身边，过一过大都市的生活。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都逛一逛。历史博物馆也得看一看。闲着没事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拳，玩玩鸟儿，像那些退休的干部、工人们似的。儿子的书橱里有很多闲书，他可以好好地看一看，甚至还可以写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替人家写了不知多少春联，而最得意的一副是贴在自家门上的：“读书写字真乐事，种竹栽花最恰情”。一个农户贴这样的春联？那是他的志趣，他的爱好，他的精神支柱，他一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 他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从颐和园的排云殿，他沿着山路走走停停，一直登上佛香阁。从万寿山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北京，他陶醉了，随口吟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杜甫的名句。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他像孩子似的把耳朵贴在那弧形的墙上，谛听我在另一端亲切的呼唤：“大大，大大！”这最悦耳的乡音，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故宫，他久久地注视着“金銮殿”上的皇帝宝座，仿佛在心中丈量从农民到帝王之间的十万八千里距离，而这距离，刹那间缩得近在咫尺。他也许在回味陈胜在当农民时说的一句话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不是在用知识分子的心理溢美自己的父亲，不，父亲是博学的，他甚至在凭吊历史古迹的时候，好几次指出了写在牌子上的说明词中的谬误之处。我告诉他：等我手头的这部电影完成之后一定拍一部历史片，父亲说的这些说不定能用上。 父亲在北京的日子是美好的，却又是短暂的。西山的枫叶红了的时候，父亲的“痨病”犯了。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嗓子里呼着微弱的气息，带着咝咝的疾音。瘦骨嶙峋的胸腔艰难地起伏着，那里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 担架！救护车！输氧！紧急抢救！我被吓懵了，惟恐死神夺去父亲的生命。 父亲又活过来了。他在阴曹地府的门口转了一遭重回人间之后已不再留恋北京，而急于回去，回家去。也许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要把遗骨埋在故乡的祖坟上。也许，是地下的母亲在冥冥之中召唤他吧？ 北京的冬天天气奇冷，我的心也像冰冻的土地一样板结，没有什么可以使它融化了。带上必备的药品和须臾不敢离开的氧气袋，在万木萧疏的季节，我把苟延残喘的父亲送回了家。不，已经无家可归了，是送到姐姐家，然后，只身返京。“对望无言惟有泪，几番徘徊意踟蹰！”父亲后来在信中这样回忆我们的离别。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照料他，“等”他死，我还有工作，还有事业，还得走，只有把父亲交给姐姐了。说不定哪一天，父亲会突然死在姐姐家里，连通知我回去都来不及。我的心缩成一团，有什么办法？一切都拜托姐姐吧。她，曾经将阳关大道让给我，自己跨上了独木小桥。而这一次，我却把重担都“让”给她了。心债，我的心上，欠了姐姐多少债啊！ 我终于捱到了下午一点，登上了从县城往西开的长途汽车。不，路不长，只有二十多里，我过去背着胡萝卜徒步要走两个小时，现在，汽车只要三十分钟。可这三十分钟我却觉得长似一年。“父病危，速回”！每一分，一秒，我都在赶，在抢，谁知道父亲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姐姐为了不使我过度伤心才把死讯说成病讯？也许，姐姐怕我不回去摔“老盆”才这样把我“骗”回去？哪儿能呢？我岂有不回之理！哪怕父亲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也要赶回去见他一面，哪怕父亲已经闭眼，我也要按传统的仪式披麻戴孝，摔“老盆”，把父亲的灵枢送进祖坟，与母亲的遗骨合葬。我要在坟前做双倍的忏悔！不，我相信父亲不会死，他已经奇迹般地在姐姐家又活了三年，前不久，还亲笔给我写来了长篇书信。不会死，他一定还活着，在等着我——他惟一的、最爱的儿子。 汽车到站，我又上了乡间土路。从这里到姐姐家还有五六里路，我踏着雨后的泥泞，沿着当年汉高祖起兵斩蛇的“白帝河”，没命地跑，奔向那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在我心中却永远抹不掉的小村庄。 走进村子，我的心咚咚地狂跳，我担心会听见哭丧声。没有，村子里静静的，大人都出去干活了，只有几个小孩在墙边路口上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一步一步走近姐姐家的大门。到了门口，我几乎要窒息了，好像预感到姐姐正在里边抚着父亲的尸体痛哭。啊，生离死别，我在艺术创作中极为陶醉的生离死别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在电影中，我总不让任何一个角色痛痛快快地死，不让他的亲人在死前得到“大团圆”的结局，想方设法折磨观念的心，巴不得让他们的眼泪流成河。现在，在一幕话剧中我成了剧中人，才知道自己曾是那么残酷！ 院子里没有哭声，一点声音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贴那种×形的草纸，丝毫也没有出殡的迹象。父亲真的还活着吗？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像跨进鬼门关似的快步走了进去。父亲，我来了！ 四 走进卧室，我竟然没有看到父亲。姐姐家的两间东屋间壁土墙上挖了个下方上圆的小门，套间里惟一的小窗上蒙着旧塑料布，屋里一片昏黄幽暗。两张床靠墙摆成“丁”字形，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临窗的床上堆着黑乎乎的被褥和棉衣。父亲，我的父亲在哪里？ 姐姐一家人跟着我走进来。 “外爷爷在这儿唻！”我的外甥女指着临窗的床上对我说。 啊，我这才看清了，父亲原来音围坐在那堆起的被子、棉袄中间！他佝偻着腰坐在床上，头无力地耷拉在怀里抱着的氧气袋上，一动不动。猛然间，我竟然不敢相信那是一个活人！ 我扑在床上，抓着父亲的手：“大大，大大，我回来了！” 父亲仍然一动不动，任我摸着那双干得起皱的双手，对我的呼唤也毫无反应。不，他听见了，只是没有力气做出反应。一顶旧绒线帽遮住了他满头的白发和宽阔的前额。背着西窗的微弱光线，他的脸上一片昏暗，眼睛无力地半闭着，上唇和下颚都长满了杂草似的胡须。他轻轻地喘着气，夹杂着哩噬的疾青。父亲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他不喜欢留胡子，不愿意显出老相，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他在农民中长期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卫生习惯，刷牙、漱口、洗澡，从不马虎。而如今，他连这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仅靠氧气袋维持生命的残躯，一动不动地佝偻在床上，像是只等我回来做永久的告别。 “这回犯病犯得怪厉害，还怕等不到你回来哩！”姐姐对我说，“吊针打了三天三夜啦！” “三天三夜？”我看着一动不动地佝偻着的父亲，“一直就是这个姿势吗？” “三年都是这样！他不能倒下睡，倒下就憋得慌，三年就这样坐着，腿上都磨出茧子啦！一天天地受罪！”姐姐说着，抬起衣袖擦泪。 我的心痛苦地战栗。三年，父亲竟是这样度过的？为什么每次写信都没告诉我？我自以为尽量地寄钱可以减轻姐姐的负担，可以减轻父亲的病痛，可是这三年的僵坐，我怎么代替啊？我自以为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父亲，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压制自己的怀念之情，可我毕竟每天从半夜到凌晨还有一夜安眠啊！而父亲，却连片刻的平卧歇息也没有，就这样似醒似睡、半死不活地坐了三年！为什么父亲不让我在梦中看见他这备受煎熬的身影？他的信，那一封封写得很长、字迹又很工整的信，竟是伏在膝盖上写的，字里行间向我报着平安！ “咱把大大送医院吧？”我对姐姐说，“住院治疗，不惜一切代价，我带着钱呢，带了五百块！” 姐姐擦着泪说：“多少钱也没有用了，他不能动，几十里路送医院能把他颠打坏喽！还不抵在家，俺啥工夫都不缺，医生天天上家来打针、给药，我白天黑夜守着他，端屎端尿，医院里能行？” 姐姐说得对，我不忍心再让父亲受颠簸了，“就把钱留在家里吧，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凡是咱大大想吃的东西，都给他办到！可惜我来得太急，啥吃的都没带！” “不缺，啥都不缺，”姐姐说，“他的胃弱，也不能吃旁的啥，就是吃稀的，鸡蛋糕子，蜂糕茶。怕大便干，还得常喝蜜。” 父亲床前的草囤子上盖着块木板，权当桌子。上面摆着点心盒子、蜂蜜瓶子……虽然上面落满了灰尘，可在我们家乡没有人把灰尘当成什么有碍卫生的东西，吹一吹就行了。我看着这一切，揪心似的疼痛。如果父亲住在我那里，总比这里强得多啊！可是他现在已经不能经受千余里的汽车、火车了。何况我那里有天天到家里来看病的医生吗？有整日整夜在床前值班守候的人吗？没有。这里是父亲惟一的安身之处了。 “俺这给他生了个炉子，他这屋最暖和了！”姐姐说。语气里有尽孝的自慰，还有一些自豪。 的确，我们家乡在冬季从没有生炉子取暖的习惯，家家都是屋里屋外一样冷，充其量在来客人时才抓把柴禾烤烤。现在父亲的床前生着一只烧蜂窝煤的铁炉，大概是全村最优越的了。那炉子还兼做炊具，无盖，无烟筒。 我又不安了：“别中了煤气。” “不要紧，门跟窗户都不严，中不了煤气。”姐姐说。 可不是嘛，我们家乡的房子都是那种老式的双扇门，关起来也露着好大的缝。门媚上还有一块空档，是留给燕子飞来飞去的“燕路”。窗户不安玻璃，也不糊纸。只有父亲的这扇窗口蒙上块塑料布，被西风吹得呼扇呼扇的。唉，既要取暖，又要透风，这糊涂的生活哲学！ 父亲醒来了。不，他根本就不是在睡，他一直在倾听我们说话，只是没有力气插嘴。此刻他蓄足了力气，终于张开了嘴要说话了。我期待地望着他，他的眼睛却照样地半闭着，并不像凝视着归来游子的样子，只是嘴唇在动：“这一崩儿（一段时间）……没见你的信，小报上说，你在拍刘邦的电影？完了没？我还……能捞着看不？” 父亲的声音极为微弱，而且被喘息时时打断，但在我心中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涛。我没有想到，父亲在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时候，在盼望已久的儿子突然来到面前的时候，他关心的首先是儿子的艺术！啊，我那该诅咒的艺术，它像磁石一样死死地吸着我，耗去了我二三十年的岁月，把我作为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差不多都推给了姐姐。为什么，为什么父亲却不恨我，也不恨我为之献身的艺术？连我自己有时候都恨哪！好几次，在摄影棚里，水银灯下，我突然走了神，从紧张的拍摄现场“闪回”到父亲的病床前。我愣着，愣着……一个镜头拍完了，没有我发出“停”的口令，摄影师不能停机，胶片沙沙地空转着。“导演，导演！你怎么了？”所有的人都吃惊地望着我。父亲，艺术，在我心中打架，顾此而失彼。父亲却并不恨它，因为那也是他的向往，他的寄托，他渴望着我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了却他一生的夙愿。而在他病魔缠身的时候，在他勉强栖身的这间土屋里，他心中闪耀着光辉的，还是艺术！这时，只有在这里，我才注意到，这间小屋的四面墙上都贴满了父亲的书法。那是用乡下仅能买到的孩子们钉练习本用的纸写的，但字却写得很认真，倾注了父亲的心血。一幅，一幅，我动情地看着。在那个下方上圆的套间门旁贴的是一副我极为熟悉的对联，“读书写字真乐事，种竹栽花最恰情”。啊，支持父亲艰难地活过来的不独是我，还有他丢不下的艺术！ 对于我那部拍了一半又不得不为了父亲的病危而放下的影片，我现在没有心思谈它了。但我不愿让父亲伤心，只好说：“快了，明年春天就可以拍完了。‘秦台’和‘白帝河’准备到家乡来拍，到时候，我用小车接你去看我怎么拍电影！” 父亲半闭着的眼睛闪了一下，显出了一些光泽，显然得到了一些慰藉。他盼望着看到儿子的这部电影。 “咱大大的病眼看着见好！”姐姐兴奋地说，“见了儿啦，喜的。你一回来，啥病都好啦！” 我却没有这么乐观。我虽然相信父亲的心情会因为我回来而有所好转，病也许会轻一些，但“病去如抽丝”，哪会一下子全好呢？维持吧，尽全力维持，能延长父亲的寿命三年五载、一年半载也好。 “我盼着好，我还没活够……”父亲的话多了起来，虽然说得吃力，但总想说。仿佛他的生命中又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要与病魔搏斗，长久地再活下去，“看着你成名，看着你姐姐出去工作，我的心事就全了啦……” “工作？姐姐要出去工作？”我没听明白。 “噢，还没顾上跟你说，”姐姐说，“俺这一拨儿师范肄业生上级要给落实政策了，补发毕业证，安排工作，可能是当小学教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这是真的？失掉了二十多年的梦想竟然要实现吗？这对于姐姐简直是僵死的生命重新复苏！我激动地望着姐姐，从心底里祝贺她命运中这个尽管来得太迟了的转折。 “真的，”姐姐说，脸上并没有过分激动的神情，也许她“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她忧心冲忡地望着父亲，“可我咋去哇？咱大大病得离不开人，我情愿把这个机会放弃了！” 放弃？她说得那么轻松！不，那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搏斗之后无可奈何的选择。父亲，工作，这两者她只能选一样。但在这关头，她只能要父亲，日日夜夜侍候父亲，而放弃她失而复得的理想！这二十多年，她虽然不存任何幻想，但并没有忘记自己走了一半的路啊！每当她在路上遇见过去的老师或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她都要经受一次刺激，不敢接触那种询问的目光，一转脸走了过去。她死守在农村，没有任何出路，虽然如今的农村也出了一些能人、富翁，可她没有那种本事。她能搞什么什么“公司”吗？能当什么什么“专业户”吗？能去跑长途运输当二道贩子吗？不，她没有经商赚钱的本领，只有缠手的一群孩子、一身的家务、承包的责任田、卧病的父亲，还有烂在肚子里的师范二年级的文化知识。要用，也只有这一次了。而且，她要追求的，父亲要追求的，也不是去做腰缠万贯的“经理”，而是吞吐知识的乐趣。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而姐姐却又要轻而易举地放弃！又要“让”吗？啊，又到了该她“让”的时候了！ “不行！”我急切地对姐姐说，“不能放弃，照顾父亲的事，咱再想想办法！” “啥办法都想了！”姐姐说，深深地叹息，“谁也不能替我。你能行？你姐夫能行？你们有工作的都不行。孩子都在上学，也不能耽误他们的学业。只有我能守着他。工作的事，反正也没想过，丢了二十多年的东西，不想啦！我也老了，四十多岁的人，干也干不了几年了，算了！” “不，哪怕一年，一天，你也应该过一过另一种生活！”我说。说得很坚决，很恳切，却想不出实现的办法。 “我也是这样说，”我的外甥女给我沏了一杯糖开水，放在我面前，说，“我想体学不上了，回家侍候外爷爷，叫俺娘出去工作，可俺娘不愿意……” “甭说了，那不行！”姐姐瞪了女儿一眼，“你明年就该考大学了！” 噢，外甥女现在正上高二，又到了姐姐肄业的时候！姐姐怎能忍心让女儿再走自己的老路？怎能忍心用女儿的前途换取自己这棵老蔓再去开一朵太迟了的花？不，她不肯，绝对不肯。她心甘情愿把那诱人的未来留给女儿，“让”给女儿！ 看来，进退维谷，姐姐的确无路可走了。父亲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话，嘴唇在轻轻地嚅动，他又在积蓄力量，要说话了。 “是我误了你……误了你一回，还要再误第二回吗……”父亲喘息着说，眼睛又恢复了先前那暗淡无光的老样子。看得出，他对姐姐怀着与我同样的负债感。是的，间苗、掐顶，一次次地改变姐姐命运的决定，都是父亲做出的，那不是一笔一笔的债务吗？这一切，我本来都认为是我欠姐姐的，因为都是为了我。可是，父亲都揽在自己身上了。从他那歉疚的眼光里看得出，他对于女儿怀着深深的愧意，愧自己的无能，误了女儿的一生。现在，女儿又到了需要他帮一把的关键时刻了，不是需要他的钱、他的力气，只需要他健康地离开病床，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而这，难道是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吗？ “大大，大大！”姐姐满脸是泪，俯在父亲床边，“甭说这话！大大，这是命，我认命！为了大大，我啥都能舍，心甘情愿！” “命？”父亲半闭的眼睛中滚下了浑浊的老泪，喘息着说，“……五十而知天命，你还不到五十啊……” ………… 不知不觉，夜已经很深了。 父亲不再说话，头耷拉在氧气袋上一动不动，像是困了。我和姐姐悄悄地退出来，在外间屋里的马槽前对坐着，谈论着面临的难解难分的矛盾。外面下雪了，雪花打在门上，打在窗户上的塑料布上，沙沙地响。这一夜，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上大概只有这一间小屋里亮着荧荧如豆的煤油灯光。姐姐家的那匹老马咯嘣咯嘣地咀嚼着草料，一夜都没有停，伴着姐弟两人无尽无休的绵绵夜话。 我终于没能说服姐姐，她打定了主意：不去工作了，让孩子安心上学，让父亲安心养病，让我回去上班。她就守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了，什么也不想了。而我，却还没有死心。 天色微明的时候，油灯灭了。父亲半闭的眼睛终于合上了，嗓子里咝咝的疾声停上了。他不再佝偻着腰，安详地平卧在黑乎乎的褥子上。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平展展地安睡，也是最后一次。他，再也没有醒来。用胶布粘在鼻孔上的橡皮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拔了下来，扔在一边，那一袋氧气还没用完，成了无用的废气，在无声地吐向昏暗的斗室。 夜里的一切争论，都无须再继续了，父亲用最后的一点气力结束了这争论，偿还了终生的债务，轻松地走了，到极乐世界去享受读书写字、种竹栽花的乐趣去了。他去得很急，很匆忙，连我的《秦台夜月》也等不及看了。 大雪停了，惨淡的月光下，小小的村庄，无尽的田野，一片洁白。 白色，圣洁的颜色。在西方，是新嫁娘礼服上的轻纱；在中国，是哭灵的儿女身上的孝衣。 写于1985年春 （发表于《人间》1985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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