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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啸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慵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上下，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作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于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媚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提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鸽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提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鹤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翘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提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摺：“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鸥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悻，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日、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摺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摺，“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害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竿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聋，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和，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于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思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道，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遭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奕。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两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已经全白了。 英国方面，全权代表是驻华公使Mac Donald，汉文名字为窦纳乐。他身躯硕壮，着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领口上打着黑色须结。淡褐色的鬈发已经略显谢顶，更加衬托出宽阔的额头，高耸的眉弓下，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熠熠闪光。此人1852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从军，188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现年四十六岁，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正在操着高傲的英语阐述英国的立场，面前放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包扎整齐的羊皮纸卷。中、英两方的通事各自操着紫锋狼毫和鹅管笔紧张地笔录。等他的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汉语转述一遍，如若某处用词不够准确，英方的通事还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纠正。而在窦纳乐叽哩咕噜地发言的时候，听不懂英语的李鸿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准备应付下一个回合。 望着强硬的对手，李鸿章鼻腔里发出无声的叹息。想想自己自从同治二年以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创办洋务，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和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在别人看来，位高权重，名利双收，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回头看去，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光绪十一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及至最近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经他之手签订的，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予人特权。每当朝廷危难之际，总是把他推出来，用热脸贴洋人的凉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那滋味儿好受吗？ 去年冬天，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之占领旅顺、大连，上个月法国又提出租借广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李鸿章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英国人决不肯甘落他国之后，为了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也会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果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庆亲王奕劻不得已只好应允，但希望英国在租得威海卫之后，不得更索利益。窦纳乐当即回答说：“本公使拒绝对此作出保证。大英帝国向贵国租借威海卫，只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南方，如果法兰西占领了广州湾，那么我们也要别索一处以抵。”他所说的“别索一处”指的是哪里，当时并没有明说。 这项谈判从本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正式开始。窦纳乐说：“大英帝国的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仍然没有指出他要拓展到多大范围。 庆亲王答道：“香港拓界一事，当可两国磋商，但希望贵国对敝国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 窦纳乐当即拒绝：“很遗憾，亲王殿下！我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任何此类条件，因为大英帝国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各国有所动作，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抗的行动！” 话说得十分强硬，却又一如既往，含含糊糊，使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就在初次会谈的第二天，窦纳乐单独拜会李鸿章，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了。 一见面，窦纳乐就说：“关于香港拓界问题，早在去年年底，贵国两广总督谭钟麟阁下就曾对我国驻广州领事壁利南表示，‘不难就略为展拓一事作出安排’。” 窦纳乐在身居宰相之位的李鸿章面前引用两广总督的话，企图以此来说服他，显然是十分不得体的。李鸿章根本不把谭钟麟放在眼里。谭钟麟虽然是四朝元老，官居一品，年已八十有余，但至今没有入阁拜相，仍然是个地方官。北京有总理衙门统领外交事务，两广总督无权就国土的租让向洋人作出任何许诺。即便在未设总理衙门之前，当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在穿鼻洋上胁迫两广总督琦善“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也只是答应代为恳奏皇帝，未敢签字画押。纵使如此，道光皇帝已经雷霆震怒，将他革职锁拿，抄没家产。这不过是五十多年前的事，谭钟麟竟然不知教训，擅自向洋人许诺香港“拓界”，看来，两广总督的那把交椅，他恐怕也快坐到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香港的“拓界”之事，既然下有谭钟麟垫背，上有庆亲王点头，他李鸿章身上的责任反而轻得多了。想到这里，就对窦纳乐说：“庆王爷已然发了话，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商量。但不知贵国究竟希望把香港的界址展拓到什么范围？” 谁知窦纳乐还是含糊其辞，语焉未详，只是说：“大英帝国对于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会超过防御所需要的范围。” 李鸿章很恼火。心想：你既然明火执仗地上门来抢，就干脆说清楚要什么，我们也好打发，何必这么忸忸怩怩呢？难道还要我们开个单子，主动奉送不成？“防御所需要的范围”，谁知道你们的“防御”需要多大的范围？中国与英国，远隔重洋，五十多年前你们的兵舰还不是开到中国来了吗？如果说这也算“防御”，那么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划入你们“防御”的范围之内了！ 心里虽是这么想，嘴里却不敢说。窦纳乐起身告辞，把一个问葫芦仍然留给了他。 李鸿章心里总不踏实。过了两天，他以回拜为名，来到东江米巷英国驻华公使馆，借着上次窦纳乐的话头，点了他两句：“据上次贵公使所说，贵国之意在于香港港口两边设防，修筑炮台之类，那么，所占不过方寸之地，拓界请不要超过这个限度！” 当时双方约定在闰三月初四，即公历4月24日——也就是今天，再次谈判，想必窦纳乐已经把他要用于“防御”香港的地盘规划完毕，李鸿章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 现在，窦纳乐的发言已经告一段落。李鸿章收住纷乱的思绪，集中精力听中方通事把那番叽哩咕嗜的洋文译成汉语： “窦公使说，女王陛下治下的大英帝国的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它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的安全受到威胁时，理所应当地要采取防御措施。卖公使说，他向大清帝国提出的这一合理要求，十分荣幸地得到庆王爷殿下和李中堂阁下的充分理解。现在，他将正式就拓界的界限问题向中堂和各位大臣阁下作一说明。” 李鸿章听完，点了点头。心说，早该如此，豆儿干饭们到这会儿，也该揭锅了。 “那么，就请公使明示！”他缓缓地说。 窦纳乐随即示意他的随员打开了身旁的那个羊皮纸卷，摊开在桌面上，原来是一幅地图。 李鸿章戴起老花镜，礼部尚书许应骙、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也都微微欠身，”伸长了脖子来看。 许应骙平时只接触礼部文牍，不熟悉地图这玩艺儿，何况那上面所标的尽是洋文，更如入五里雾中。于是就问李鸿章：“李中堂，他这是何方地理图形？” 李鸿章毕竟是洋务领袖，看了一眼，便说：“噢，这便是我大清国东南海隅一带。” 坐在旁边的那位张荫桓虽是捐班出身，但自出道以来，官运亨通，曾出使沙俄及欧美多国，见多识广，在朝臣中也是以外交才能著称的，于是指点着地图，一一向许应骙指出，哪里是香港岛，哪里是大屿山，哪里是九龙司，哪里是深圳河，哪里是新安县县衙驻地南头镇，哪里是深圳湾，哪里是大鹏湾，许应骙仿佛学童发蒙，觉得十分新鲜，伸出长长的指甲，沿着曲曲折折的图像移动，眯起昏花老眼详加辨认，饶有兴致，竟忘了这是在和洋人谈判，喃喃道：“噫，有意思！想必当年诸葛孔明隆中决策，授刘皇叔三分天下之术，展示的也是这种地理图形？” 李鸿章看他那迂腐之态，很为不悦，叹息道：“如今的神州，已是八分也不止了！” 英方的通事，听了两人无意中的对话，掩口而笑。李鸿章发觉，忙拉了许应骙一把，许应骙这才自知失态，敛容端坐，不再声张。 窦纳乐此时站起身来，伸出右手，指着地图，从深圳湾一挥而下，一直到大鹏湾，然后说：“本公使认为，从这条线以南的全部地区，都应该划归大英帝国，才足以保证香港的安全。” 李鸿章吃了一惊！他实在没有料到窦纳乐的胃口竟然如此之大，这么一片地区，不仅囊括了香港周围的大屿山以及大大小小的离岛，包括了整个九龙半岛，向大陆大大推进，将新安县地界割去三分之二，总面积超过香港本岛的十倍以上！ 许应骙也张口结舌：“这……这……” 张荫桓忧虑地看着李鸿章：“中堂！” 李鸿章面有愠色，松弛的泪囊微微抖动，两眼定定地看着窦纳乐。尽管他事先对英国人有所警惕，仍然估计失误，他感到自已被窦纳乐耍了！ 各人心里一本账。窦纳乐的那本账，远非李鸿章所能看透的。 自从英国相继割占香港和九龙之后，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继续扩张的企图。 早在1863年，港英官员就曾提议在扼守维多利亚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英国有关当局认为这对于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 1884年，萨特金少将曾要求英国战争部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的山岭和一些海岛； 1886年，萨特金的继任者曾马伦上将又旧事重提； 1890年，第十任港督德辅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把中国为修筑广九铁路所作的初步勘察工程说成是中国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炮台，俯视英国殖民地，以此作为拓界的借口…… 这些提议、要求、报告，都未能实现，当然不是英国和香港政府不想拓界，而只是因为时机还未成熟。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节节败退，隔岸观火的第十一任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的机会来了，他在1894年11月9日致函英国殖民地大臣Ripoa： ……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岛及其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二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维多利亚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 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 窃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沿伸到深圳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从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及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王这块有价值的属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岛、大屿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我冒昧地祈求上述建议受到仔细考虑。这算不上大计，但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 威廉·罗便臣在信中还附了驻军司令柏加的一封信，信中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英国统治的不利因素，甚至连墓地和九龙城的存在也包括在这种因素之内。 数日后，威廉·罗便臣又发出第二份文件，还把香港巨商遮打的一封信转给殖民地大臣Ripoa。 遮打在信中说：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在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五十年之后，也许二十年，中国可能成为一处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她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头和岛屿都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只有靠人家发慈悲…… 1860年的争议现在又旧事重提。我们现在的要求正是当年的要求；那就是对殖民地安全所必需的东西。由于武器的改进和战争形式的变化，当年足够的，现在已不够了，我们必须多要些……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今天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起全面起义；二十年后的中国将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想做就立即去做，时不我待。 遮打的信还要求“赶走九龙城的中国混蛋”，赶走中国海关，包括它的派出所、税收站、收税员、侦探、特务，这样就有地方容纳更多的人士，工业上将获得土地和水源，在家禽、蔬菜方面可以不依赖广州…… 威廉·罗便臣对遮打的要求给予极力支持，因为在他接任港督之前，香港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站的地位已经被后来居上的上海所取代，香港的经济在威廉·罗便臣的任期内全面衰退，所以这位港督迫不及待地希望扩展他治下的殖民地，以摆脱困境。但英国政府当时仍然对此顾虑重重，外交部仅仅将罗便臣的报告“记录在案”，殖民地部次长爱德华。温菲尔德提醒罗便臣，他的献策超越了他的职责。 1895年4月，战败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俄、德、法随之哄起，“干涉还辽”，并以此为由，向清政府索取种种利益，与老牌的殖民霸主英国争雄，“日不落帝国”在远东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5月，英国海陆军联合会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份报告，从英国的战略考虑，建议在香港“展拓并调整界址”。报告说，适当地保卫香港的安全，不仅需要完全控制香港与大陆之间的水面，而且有必要控制其南面和北面的海洋。南面的海岸已由英国掌握，而北面的海岸仍由中国管辖，必须夺过来。这份报告得到了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赞同。 1895年8月三日，福建古田发生教案，英国传教士死伤多人，伦敦和香港的英商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拓界的极好时机，遮打代表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并取得香港总商会的支持，再次致函港督罗便臣，希望借此要求中国开放江西并展拓香港界址。与此同时，英商中华社会香港分会也提出同样要求，该会主席克锡并且在11月6日具体提出，香港界址应“扩大到包括大鹏湾和九龙半岛”。 1896年10月和11月，英国殖民地防务委员会两次提出备忘录，敦促政府采取行动。 1897年1月，新任殖民地大臣张伯伦致函索尔兹伯里首相，指出：德国似乎决意要占领中国的一些领土，“我们除了照此办理，将别无选择。” 1897年11月，德国果然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后在12月强占了旅顺、大连，更在英国本土和香港殖民地引起轩然大波。12月3日，英商中华社会香港分会致电伦敦总部：“如果德国或其他任何强国取得中国领土，希望英国在香港拓界一事上能有所成就。”12月14日，也就是俄国军舰占领旅大的当天，威廉·罗便臣也催促英国殖民地大臣张伯伦立即采取行动。张伯伦本来就主张在列国竞争中采取坚决态度，坚持帝国的扩张，否则将永远失去机会，对首相索尔兹伯里的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极为不满。在英国和香港军、政、商各界的压力之下，面对德、俄在华步步得逞的严峻现实，索尔兹伯里不得不承认他幻想“在一个竞争的时代保持垄断时代的既得利益”政策的破产，在1898年年初把他兼任的外交大臣职务交给强硬派贝尔福代管。 1898年3月7日，法国在俄国支持下，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并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证：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于3月17日向伦敦报告了这一最新势态，提醒英国政府：如果法国的这些要求得到满足，那么香港的拓界将成为不可能了！此时，任满回国的威廉·罗便臣也再一次呼吁政府向中国攫取土地。3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指示窦纳乐，要求他从中国政府取得保证，如果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随时可以要求展拓香港界址。 至此，早就按捺不住的窦纳乐总算得到了“尚方宝剑”。他根本不满足于两广总督谭钟麟许诺借给香港一小块地方修筑港口、炮台，而且认为香港政府和军界、商界先前曾提出的拓界理由也过于琐屑，什么墓地啊，靶场啊，练兵场啊，粮食、蔬菜基地啊，鸡零狗碎，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要伸手，就应该大捞一把。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向李鸿章把话说明，只不过是在等待国内的具体指示，而且自己手头也缺乏资料。4月13日，代理港督布莱克把一份标示拓界方案的地图交给窦纳乐。4月16日，窦纳乐又收到英国代理外交事务大臣贝尔福的指示，把拓界的范围规定为：自深圳湾到大鹏湾一线以南，包括两湾水域以及邻近岛屿在内的全部领土。 现在，香港拓界的时机已经成熟，窦纳乐把这张图和这个方案突然展示在了大清国要员的面前，管你们吃惊不吃惊呢！ 这层层内幕，当然都是李鸿章所不知道的，但他却必须硬着头皮，面对这张地图。 李鸿章强压着心中的震怒，用尽量平稳的语气说：“窦公使，阁下上次已经言明，所谓展拓香港界址，只为防御一事，哪里用得了这么多土地？” 窦纳乐板着脸说：“在今天之前，我从未就‘防御’一词的范围作出解释，而今天请阁下过目的这幅地图是我唯一的解释。我知道，阁下仅仅打算在九龙半岛的沿岸给我们一小块土地，以作为象征性的‘设防’；而我却要提醒阁下，那样如同儿戏的‘设防’根本不可能保卫香港的安全。阁下请看，”他伸出汗毛很重的手指，指着面前的地图，“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如今已经布满了危机。北面，俄国控制了渤海湾；东面，德国占据了胶州湾；东南面，日本扼台湾海峡要冲；南面，法国踞广州湾重地。一旦爆发战争，他们的军舰四面包围，小小的海上孤岛香港将何以对付？香港的辖地必须向中国大陆扩展，而且必须包括九龙半岛两侧的海湾，我们别无选择！请阁下为英国想一想，为香港想一想！” 李鸿章心里说：英国也罢，俄国也罢，德国也罢，法国也罢，你们占据的都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瓜分不均，也难免互相厮打起来，到时候遭殃的还是中国！你要我为英国着想，俄、德、法也会要我为他们着想，到底让我听谁的？你们哪一个又肯为中国着想呢？ “阁下身为英国公使，自然要为英国着想。不过……”李鸿章嗫嚅道，“如此大片租借，敝国也有难处……” 窦纳乐微微一笑。“是吗？德国租借的胶州湾，俄国租借的旅大，都比英国所要求展拓香港界址的面积要大，为什么贵国答应了他们，而要拒绝我们呢？大英帝国对于贵国已经很客气了，而你们却把我们的忍让看作软弱可欺，这不公平！” 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李鸿章心想，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软弱可欺”的是你还是我呢？但这种牢骚又不能当面发出来，只好说：“敝国对待各友邦皆一视同仁，不是已经答应将威海卫租与贵国了吗？其大小足以与德、俄租借土地相当！” “威海卫属于另一个问题……”窦纳乐略一沉吟，狡黠的蓝眼珠转动着，“英国租借威海卫，可以有效地扼制俄国在旅大的势力，这对中国大有好处。威海卫地处与日本对峙的海防前沿，而中国却又没有足够的防备力量，阁下所创建的北洋水师，不就是在那里遭到覆灭的命运吗？” 像一柄利刃戳到李鸿章的心上！北洋水师曾经是他的骄傲，却又是他的耻辱，在这样公开的场合奚落他，只有洋人才敢，而且料定他不敢还口。李鸿章张了张嘴，还是忍了，一阵怒火攻心，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 窦纳乐眨眨眼睛，继续说：“如果阁下能够让俄国人撤出旅大，那么，我们就马上离开威海卫，这一点，我绝对保证！但是，你做得到吗？” 李鸿章默然不语。他当然知道，俄国人如狼似虎，要想把他们从旅大“请”走，莫说他李鸿章，就是庆亲王出面，皇上出面，皇太后出面，也是万万办不到的！那么，以此来换取英国人从威海卫撤退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窦纳乐才敢于作这种毫无意义的“保证”。而在今天的谈判中，本来也不涉及威海卫，这张牌是由他李鸿章打出来的，白白让对方吃掉，说了等于没说，还饱受一通奚落。 窦纳乐又说话了：“所以，我希望阁下正视现实，香港的拓界，才是我们今天的议题。” 绕了一圈儿，还得回到原地。李鸿章费尽唇舌，毫无作用，根本改变不了窦纳乐的一定之规。那么，就这样认可他的索取吗？从深圳湾到大鹏湾一线以南的那么一大片土地，也实在不甘心轻易地丢掉呢！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方绢帕，擦了擦汗津津的额头，就势看了看身边的许应骙和张荫桓，心说：你们两位也都是食皇家俸禄的，别只让我一个人为难！ 许应骙一脸惶恐，躲开他的目光，望了望张荫桓。 张荫桓却两眼只盯着那幅地图，沉默不语。 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曾名噪一时的同治七年状元洪钧，光绪十三年奉旨出使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荷兰四国，时年五十，携了刚刚续娶的“夫人”名妓赛金花赴任。谁料这趟风光差使，却埋下了祸根！光绪十八年，由于中、俄两国帕米尔边界之争，右庶子准良上书皇帝，称帕米尔图说纷纭，宜求精确；御史杨宜治更弹劾洪钧私刻地图，将帕米尔画于大清疆界之外，援俄人以权柄，通敌卖国。洪钧上疏辩解说：“自去年帕事起时，臣衙门当即遍查《内府舆图》、《一统志》等图，于帕地山川道里形势险要，皆略焉弗详，不得不藉英、俄两国之图，旁参互证。新疆本无精通绘图之员，又以畏惧俄兵，不能前往履勘。该督抚先后寄到两图，皆未精确。迨至去冬，北洋大臣李鸿章译寄英图数种，出使大臣许景澄搜集英、俄、法、德图说十余种，详稽博考，订成一图，益为赅备，亦于十二月寄到，以核臣衙门先后历办情形，似与疆界方舆尚无乖谬……”云云，把自己的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但是，依据洋人的地图，来画我边界，岂不是授权予人吗？我大片国土因此归于俄国界内，洪钧既曾出使俄国在前，又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于后，你是干什么吃的？无论如何难脱干系。后来还是李鸿章出面为他说了好话，才免于治罪，仅予开缺处分。洪钧因此悒郁成疾，于光绪十九年八月呜呼哀哉，留下风流寡妇赛金花，重操贱业…… 这件往事发生在十几年前，如今想起来仍令人心有余悸。只因为一条边界，洪状元丢了兵部左侍郎的官阶和一条性命，何等可怕！张荫桓也是常常奉旨出洋的人物，去年正月里还到了“日不落帝国”，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亲眼领略了大英皇家的气派，深知这位债主不是好惹的。现在，女王陛下的钦差窦纳乐送来了面前的这幅地图，挥手之间便要从大清国的领土上割去一大片！事关国家利益，张荫桓如缄口不语，有失大清臣子的本分；但若据理力争，又怕惹恼了窦纳乐，一旦酿起纷争，两国交兵，他张荫桓又如何担得起责任？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有了主意，不如避开窦纳乐提出的疆界之说，单独点出其中一个细节，做做文章。 于是，他伸出右手食指，指向九龙半岛，从尖沙嘴向东北方向移动，找到九龙城所在地，说道：“请问窦公使，这九龙城也在拓界范围之内吗？” 窦纳乐耸耸眉毛：“当然。” 张荫桓说：“如此，窃以为不妥，这九龙城里设有中国衙门啊！” 他这一句话，提醒了绝顶聪明的李鸿章。五十八年前，中、英打起鸦片战争，他当时虽然还未入仕，却也是过来人，腥风血雨，记忆犹新。那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为加强防卫，调大鹏协军队和水师船至九龙驻守，把英国钦差大臣义律率领的英舰打得落花流水。虽然鸦片战争以大清国的惨败而告终，关天培战死，林则徐被革职充军，香港岛割让与英国，但大清国朝廷对于九龙的防务，却远比过去重视了，在战后筑起九龙寨城，隶属于广东新安县九龙巡检司。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又强行割占九龙司，也并未把九龙寨城划在界内，大清国的官兵，至今仍驻守如故。难道此次拓界，要把中国的衙门也占领了不成？ “唔，樵野说得有理，”李鸿章说着，看了一眼张荫桓，樵野是张荫桓的字。“衙门所在，关乎国体，万万不可租让的！”这句话，他说得很坚决，没有丝毫犹豫。 “是这样，”许应骙也附和道，“万万不可！” 窦纳乐眯起灰蓝色的眼睛，饶有兴致地端详着这三位清廷大员。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三个人都对小小的九龙寨城给予极大的注意，而对于此城以北的大片土地不置一词？窦纳乐心里一阵兴奋，感到这里一个极好的征兆：中国官员把形式上的“主权”看得过于重要，所以不惜失去大片土地而保住一座衙门；那么，他正好可以抓住这座衙门不放，诱使对方因小而失大！ “本公使不能接受诸位阁下的立场！”窦纳乐故意皱起了眉头，提高声音说，“香港展拓界址之后，边界之内的所有土地理所当然地归于女王陛下的治下，怎么能够容许在这块土地上存在另一个国家的什么‘衙门’？这是对国际公法的侵犯，对女王陛下的侮辱！” 张荫桓一愣，眼前闪现出维多利亚女王的威仪。不料由他提起的九龙寨城之议，竟然“侮辱”了英国女王，真是罪莫大焉！ 许应骙没见过维多利亚女王，但分明感到刚才的话题很是严重，把窦纳乐惹恼了。他转脸望望李鸿章，轻声说：“中堂，这国际公法……” 李鸿章倒是比他们沉着，觉得窦纳乐由九龙寨城扯到英国女王，未免有些离题了。至于国际公法，二十多年前，中国倒是印行过一本美国律师惠顿的著作《万国公法》，由来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当时朝廷人士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了氏翻译此书，无非是向中国夸示外夷律例，他本人亦有步意大利传教大利玛窦后尘，博取虚名之嫌。而恰恰就在此书印行的同治三年，发生了一件国际争端，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引起争执。大清总理衙门援引这本《万国公法》中的有关则例，据理力争，最终使普鲁士将其截获的丹麦商船移交中国处理。有鉴于此，恭亲王奕訢认为，外夷律例虽不尽符合中国法制，但亦有可取之处，于是命总理衙门刊印三百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进入光绪朝以来，中国涉外事务愈繁，这本《万国公法》已成为各通商口岸地方官员以及一切涉及夷务人员所必备之书。李鸿章身为总理衙门大臣，对此书并不陌生，不过，仓猝之间也难以回忆起其中的繁琐律例，而且像今天所遇到的这种事，一国向另一国租借土地是否可以连带衙门，似也无现成条款。尽管如此，总理衙门当年援引《万国公法》处理国际争端的往事仍然给了李鸿章以启发。 “窦公使言重了！”李鸿章说，“敝国办理外交，一向尊重他国元首，遵守国际公法。譬如俄国租借旅大，德国租借胶州湾，所租者，仅土地而已，而不包括衙门，敝国官员照旧在金州、胶州的衙门办公，与俄、德租界，井水不犯河水。既然有此类先例可循，那么，贵国如欲展拓香港界址，亦可照此办理。” 窦纳乐微微一愣，感到李鸿章这番话说得倒不大容易驳倒。他自己也明明知道，像土地割让和租借这种弱肉强食的掠夺方式，根本找不到什么法律依据；而且，“遵循先例”恰恰又是英国所奉行的普通法系的一大特点。也许，中国的洋务领袖李鸿章有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窦纳乐决不肯承认李鸿章有“理”，而必须以气势压倒李鸿章。于是昂然反问道：“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大英帝国仿照俄罗斯和德意志的先例？难道还要我们至高无上的女王陛下屈居于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之下吗？” 李鸿章暗暗叫苦，心里说：这个家伙实在难缠，竟如此蛮不讲理！他咂了咂嘴，解释道：“窦公使误会了，鸿章并无此意，方才所说，仅指九龙寨城而已。诚如窦公使所说，各国一律平等，所以，关于九龙寨城的归属，似应与金州、胶州同等对待。如若不然，他国则难免指责我厚此薄彼，叫我如何答复？” 许应骙见李鸿章一脸苦相，于心不忍，便接下去对窦纳乐说：“九龙寨城，一向在敝国治下，管理有序，若突然移交贵国，恐怕城中官员和民众会产生疑虑，若是激起民变，伤了两国和气，反而不美，请窦公使三思！” 许应骙本是想帮一帮李鸿章，却不料帮了倒忙，把窦纳乐激怒了！ “本公使不是在征询民意，而是在和贵国政府谈判！”窦纳乐拍案道，“诸位阁下作为全权代表，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决断，而不必吞吞吐吐，寻找种种借口！本公使坦率地奉告诸位：大英帝国政府本来是要向贵国索取舟山群岛，本公使本着与华为善的愿望，说服了政府，不然，今天的谈判就不仅仅在原有的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了！” 李鸿章看他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好像对于中国的任何一块领土都如探囊取物，他不取舟山而只求香港拓界还给了中国莫大的面子！ “这么说，”李鸿章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倒应该感谢窦公使才是！” “难道不是这样吗？”窦纳乐对于这句明褒暗贬的话却坦然受之，“本公使一贯对华友好，至少应该得到你们的理解，共同妥善解决香港拓界问题，使我们两方面皆大欢喜！” 李鸿章心想：这本来就是一厢情愿的买卖，哪还有“皆大欢喜”可言？于是说：“既然窦公使坚持对华友好，就不要强人所难吧？拓界拓到哪里为限，可以商量，但九龙寨城必不可在此之内！烦请窦公使向贵国朝廷奏明，如何？” 窦纳乐眼看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已入他彀中，着眼于局部而不顾整体，拓界似乎已经不成问题，障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九龙寨城了。而就他窦纳乐的本意，这个九龙寨城其实可有可无，在必要的时候并不排除舍弃的可能性。如果拓界成功，深圳湾到大鹏湾一线以南的大片土地都划归了英国，其中保留一个中国的衙门又有何妨？他们能够长期驻守吗？到了那一步，英国再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也是轻而易举的！ 窦纳乐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看来，本公使有必要把你们的难处电告大英帝国政府，争取相互谅解。” “如此最好，”李鸿章听到他的口风松动，心里踏实了一些，“那么，拜托了！” 窦纳乐点了点头，眉目之间漾起一丝难得的笑容。几个小时之前，当他带着那幅漫天要价的地图踏进这座总理衙门之时，对于能否旗开得胜并没有太大把握，他只希望竭尽自己的力量去和对手较量，迫使他们妥协；他们不妥协就继续争论下去，打它几个回合。没有想到，对手竟是如此软弱，很快便接受了强加于他们的现实：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将随着这幅地图陡然扩展三百六十多平方英里！这块新领土相当于香港本岛的十倍，而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却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们所关心的不过那座小小的衙门而已，实在可笑，荒唐，不可思议！窦纳乐在心里说：我胜利了！ 而有意思的是，被窦纳乐所击败的三位总理衙门大臣的脸上也流露出酣战之后的轻松，似乎他们也是谈判的胜利者。是啊，这场唇枪舌剑，尽管大清国从一开头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步步为营，节节败退，但谈至今日，总算多多少少还留有一线希望，如果能够保住九龙寨城，好歹也是大清国主权的一点儿象征，这样，在慈禧皇太后、皇上和庆亲王那里，也有个交代。 双方各自庆幸，谈判到此告一段落，暂时休会。 窦纳乐从谈判桌旁站起身来，恢复了英国绅士的优雅从容，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向东道主告辞，戴上礼帽，由他的秘书、通事、随员簇拥着向门外走去。李鸿章拄起手杖，谦谦礼让，和许应骙、张荫桓一起送客。夕阳从檐下射进一束金色的斜晖，洒在大红的廊柱上，洒在华服冠带的李鸿章和西装革履的窦纳乐身上，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面。 等候在院子里的戈什哈闻风而动，快步朝衙门外跑去，扯起嗓子喊道：“老爷们要起轿了，伺候着！” 衙门外面，“中外提福”匾额下，困顿慵乏的轿夫们忽地抖擞起精神，准备抄家伙卖力气。 李鸿章和许应骙、张荫桓把窦纳乐一行送到衙门口，行洋礼握手而别。 等洋人的轿子走远了，李鸿章才感到有些累了。抬头看看西边天际，已经斜阳西坠，吁了口气，伸手捶着自己的后背，说：“天不早了，我们……也回去歇着吧！” 这自然也正是许应骙和张荫桓的想法，此时此刻，巴不得早点儿打道回府，躺在烟榻上抽它几个泡子解解乏，让丫头子好好儿地给捶捶腿儿、烫烫脚。于是互相拱手道别，上轿而去。 李鸿章年纪大了，动作迟钝，由轿夫搀扶着，缓缓地上了轿，坐下来，又是一阵喘息。轿夫前后一个招呼，正待起轿要走，不料胡同里快步走过来一个年轻人，直奔李中堂的轿子。 络腮胡子戈什哈一双威严的眼睛盯住了他。唔？还是一个时辰之前要闯衙门的那个人！他在胡同里徘徊了这么半天，还不肯走，现在又来拦中堂大人的轿子，这是个什么人？莫非是要行刺吗？！说时迟，那时快，络腮胡子戈什哈猛地转过身去，飞步上前，不待那人接近官轿，已经伸出鹰爪般的大手，把他当胸抓住，怒喝一声：“干什么？” 年轻人却既不畏惧，也不反抗，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一眼，说：“我要见李中堂大人，烦请通报一声。” “嗬，口气不小！中堂大人的尊驾，是你想见就见的吗？”戈什哈冷笑道，“小子哎，你活得不耐烦了吧？爷今儿个手正痒痒呢！” 说着，抡起拳头就要打。那些轿杠在肩的轿夫，衙前站岗的卫兵，恭送官轿的苏拉，眼睛都放了光，今儿有好戏瞧了！这年头儿，哪个小民不怕官？无论在大街小巷，只要远远地看见官轿，都像避猫鼠似地急急逃遁，今天这个不知死活的主儿倒是少见！他要干什么？是拦轿喊冤还是图谋不轨？身上带着暗器没有？得瞅清楚，搜利索！ 李鸿章听到外面吵嚷，从轿窗望去，看见他的戈什哈当街揪住了一个人，心头也吃了一惊。李鸿章在官场数十年，京官、外官、文官、武官都做过，向来都出人头地，积怨甚多，政敌数不胜数，难保没人重金收买亡命之徒，暗算于他。他如今七十有六，步入风烛残年，若是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岂不让他那些仇人拍手称快？不过，当他定睛一看，见那个被戈什哈扭住的年轻人衣冠整洁，仪态儒雅，又听他说话从容镇定，倒不像个歹人…… 李鸿章悬着的心放下了。他断定自己并没有什么危险，是戈什哈小题大作了。李鸿章虽然身居高位，却并不喜欢他的属下耀武扬威，官越是做得高，越是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特别是近年来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更加需要做出一副勤政爱民、礼贤下士的姿态，以笼络人心。于是，他便掀起轿帘，喊道：“慢着！不要这么咋咋唬唬的，唤那个年轻人过来！” 络腮胡子戈什哈一愣，那些卫兵、苏拉、轿夫也一愣，大人今儿个是怎么了？对这种当街拦轿的莠民不但不下令立即擒获，严加查办，反而特别赏脸，传他到轿前问话，咳，新鲜！ “嗻！”络腮胡子戈什哈虽是心有不满，却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如同看家狗听到主人的呵斥，他立即恭顺地答应了一声，那鹰爪似的大手也就松开了，胳膊软绵绵地垂了下来，极不情愿地对那个年轻人说：“听见没有？中堂大人喊你到跟前儿问话呢！” 年轻人整整衣冠，快步来到轿前，深深一揖：“晚生易君恕拜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听到这个姓名，顿觉一股书卷气扑面而来，再抬眼细看易君恕其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却又伟岸挺拔，潇洒英俊，一派阳刚之气，不像一些纨绔子弟，忸怩作女儿态。李鸿章不禁在心里赞叹：好一个美男子！他恍惚觉得，这副相貌似乎有些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于是问道：“你与老夫上次见面，是在几时？” 易君恕答道：“回禀中堂大人，晚生今天是初次得瞻大人尊颜。” 嗯，倒是个老实人，李鸿章心想。如果是那些浮华招摇之辈，还不顺着竿子往上爬吗？简单的一个问答，使李鸿章觉得这个年轻人颇有些可爱之处，刚才那一阵疲倦之感竟随着心情的好转而缓解了。 “易君恕……”他喃喃地重复着这三个字，“请问台甫？” “晚生单名一个‘仁’字，字‘君恕’，以字行。” “嗯，仁者，求仁得仁；恕者，犯而不校。好名字，谁给你起的？” “家父所赐。” “令尊是……” “家父易元杰，曾在中堂大人麾下为国效力，是北洋水师丁军门帐前的一名文案。甲午年中日之战……” “噢，我想起来了！”李鸿章心里一阵悸动，怆然说。 其实，他并不是想起了易君恕的父亲易元杰那个人，一名小小的文案，即使见过面，也未必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想起的是那一场险恶的海战！ 就在四年前，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那一年的十月初十恰逢圣母慈禧皇太后的六十寿辰，不料春夏之交便有一股狼烟自东方升起，给将要到来的“万寿之期”蒙上了不祥的阴云。四月里，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声势甚盛，朝鲜国王镇压无术，向大清国求援。五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总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淮练旅一千五百名，分坐招商轮先后进发，同时根据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政府。岂料日本却乘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派兵入朝，冲进王宫，幽禁国王，强令朝鲜与中国断绝关系，成为日本殖民地。六月，日本违背国际公约，在牙山口外的半岛海面不宣而战，将中国雇佣运载军队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击沉，落水溺死千余人众。局势的突变震动了大清朝廷。七月，光绪皇帝被迫向日宣战。八月，日军进攻平壤，记名提督左宝贵血战玄武门，壮烈牺牲，叶志超弃城而逃。八月十八日，丁汝昌所率北洋水师十八艘主力舰在运送淮军回航时在黄海大东沟洋面遭遇日军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负伤，大清战舰多艘重创，“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舰伤弹尽之际，下令开足马力，决心撞沉日本主力舰“吉野”，欲与敌舰同归于尽，却不幸被鱼雷射中，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全部壮烈殉国！就在那一天，光绪皇帝怒责李鸿章“未能迅赴战机，以致日久无功，殊负委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为阻止日本海军深入内犯，又命李鸿章加强旅顺、威海卫防务。李鸿章以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十月，日军长驱直入，在慈禧皇太后的“万寿之期”攻陷大连，随后又占领旅顺，进攻威海。光绪皇帝闻讯大怒，谕令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十二月又命他“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李鸿章明知败局已定，又连遭惩处，战志全无，只想尽量保存实力，下令北洋舰队“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翌年乙未正月，日军从后路抄袭，登陆成山角，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封锁港口，向刘公岛和北洋余舰发动最后的总攻。丁汝昌誓不降敌，服毒自尽，残部在美国洋员浩威的煽动下向日军投降，北洋水师这支曾经雄居亚洲首位和全球第六位的庞大舰队，终于全军覆没…… 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仕途中最大的败笔。他自咸丰十一年招募淮练劲旅，自光绪六年创办海军，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多年之功毁于一旦，御赐三眼花翎和黄马褂的殊荣尽行褫夺，革留摘顶。若不是皇太后为他撑腰，称“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议和约”，他李鸿章早已身败名裂，没有今日的地位了…… 往事不堪回首，“甲午”二字是李鸿章心头的一块伤疤，突然被易君恕触动，当年丧师之痛又陡然泛起。虽然在他的记忆之中，北洋水师文案易无杰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但毕竟曾经是自己的部下，而今看见了北洋水师的后代，心中不禁沧桑之叹，无限凄凉酸楚！ “足下原来故人之后！，’他望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喃喃地说，“易公子，当年了军门杀身成仁，令尊他……” “家父也随了军门而去，”易君恕说，“一头撞在大清国龙旗的旗杆上，以身殉国了！” “噢，令尊死得壮烈，死得壮烈！”李鸿章感叹道，稀松浮肿的两眼不觉泪光闪闪，对于旧部后人顿生怜悯之心，觉得应该多少有点表示，便说，“令尊逝后，老夫一向疏于问候，很为不安。府上若有什么难处，但说不妨，老夫当尽故人之责！” “多谢大人垂怜，”易君恕躬身说，“合下虽然清贫，但读书人所需甚少，晚生与老母、拙荆尚可蝴口，不敢劳大人分忧。” 李鸿章对这位年轻人的自爱深表嘉许，但又觉得如此自甘清贫，不思进取，也未免可惜：“你……何不在功名上下些功夫，以继令尊遗志，报效国家？” “回禀中堂大人，”易君恕说，“家父在世时，也是教导君恕努力进取。甲午年顺天府乡试，君恕侥幸中举，但随后便传来家父殉国的噩耗，君恕居丧三年，乙未科会试当然也就错过了。” “嗯，”李鸿章点了点头。得知易君恕是位举人，他更加另眼相看，“如今三年丧期已满，今年又是戊戌正科，你……” “唉！”易君恕叹了口气，说，“晚生近来心绪不宁，未赴春闱。” “这又是为什么？”李鸿章很觉困惑。 “大人……”易君恕看看左右，欲言又止。 李鸿章心想：这位年轻的举人，必有什么转圜不开的难处，才来求助于我，却又碍于面皮，羞于启齿。他既是旧部后人，我何不借此帮他一把？如若有所造就，必不会忘本，倒是个可靠的嫡系……正待开口询问，抬眼看看身旁，唉，自己也老糊涂了，在大街上向人家问话，又无法屏退左右，这不是让人家为难吗？ “好吧，老夫暂且不走了，”李鸿章两手扶着轿杆，干脆下了轿，又对易君恕解释说，“老夫进京不久，家居草率，就请在衙门里一叙吧！” 这当然是个托词。李鸿章是三朝元老，在北京根基很深，在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虽久居天津，甲午战后奉旨进京入阁，也已近两年，以他的权势地位，哪里还会“家居草率”？况日他现在并不住在自己的府邸，而是按外官进京的惯例，寓居贤良寺，离总理衙门仅一箭之遥。但面前这位易君恕毕竟刚刚一面之交，他还不打算延揽到寓所去，且在这里谈谈再说。 易君恕自然客随主便：“但凭大人吩咐！” 那些戈什哈、苏拉、轿夫，见已经上了轿的李中堂又决定不走了，还得伺候着，满心的不高兴，但谁又敢说什么？ 易君恕从容地随着李鸿章迈进衙门，刚才对他趾高气扬的戈什哈，现在却低眉垂手而立。易君恕心里不禁觉得好笑：自己没有高鼻蓝眼，不是也进了这座衙门吗？ 李鸿章当然不可能在刚才与英使谈判的大堂接待易君恕，即使进二堂、花厅也过于隆重。他带着易君恕来到签押房，这是总理大臣平时办理公务、接待下属的地方。 李鸿章说声：“请！”两人分宾主坐下。苏拉迈着急促无声的碎步走进来，奉上两盏盖碗茶，李鸿章一挥手，便又知趣地退了出去。 签押房里只剩下李鸿章和易君恕两个人。 “易公子是世家子弟，家学渊源雄厚，且攻读有成，老夫甚觉欣慰！”李鸿章眯起眼睛，亲切地看着易君恕，“可是，你还没有回答老夫，今年为什么未参加朝廷会试？” 这些事情，本不是易君恕今天要谈的，但既然李中堂一再问他，却也不好不回答。 “大人，恕我直言……” “你我不是外人，但说不妨！” “大人，”易君恕说，“晚生受家父熏陶，早已以身许国，平生所愿，当然是为国建功立业。如今西风东渐，新学兴起，而朝廷仍以八股取士，士人不读秦汉以后书，不言秦汉以后事，不识地球各国，不知天下之变，学生以为实在落后于时代潮流，这个科举，不考也罢！” “噢？”李鸿章没有料到易君恕竟是个新派人物，把明清两朝的八股取士一言以蔽之“落后于潮流”，完全否定了。李鸿章本身就是靠八股文中的进士，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显然欠妥。但李鸿章毕竟不同于那些“不读秦汉以后书，不言秦汉以后事”的腐儒，几十年来，买铁舰，创水师，铺电线，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周游列国，搜求新知，执大清国洋务派之牛耳，易君恕攻击八股取士自然应该把他排除在外，所以他并不介意，甚至还有偶遇知音之感。 “嗯，我大清欲自立于当今世界，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年轻人也应该学些真才实学，”李鸿章略过八股不八股这个话题，朝着他感兴趣的方向问下去，“想必易公子对西学颇有研究？” “晚生不才，对西学所知甚少，”易君恕有些腼腆，据实答道，“只读过德国人花之安所著《自西祖东》、英国人李提摩太所译《百年一觉》、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等少数几本书，一知半解，仅皮毛而已。” “易公子过谦了！”李鸿章见惯了官场中的虚伪，并不把这话当真，料定易君恕必然精通西学，心中更觉喜欢，“老夫几十年来，为了国家富强，致力洋务；近年来又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办理各国外交，倒是个用人的地方。易公子学贯中西，若无意于科举……” 说到这里，下半句话却又咽住了，慈祥地看着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对于初次见面的易君恕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明显示意。但李鸿章毕竟不肯把话说尽，他要留下一半，让对方自己来表达甘心投靠的意愿，如当年李太白《与韩荆州书》所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幕一至于此！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 这层意思，易君恕自然听得明白。李鸿章把他左盘问、右盘问，原来以为他是来走门子，想进总理衙门谋个差事。 “中堂大人，”易君恕淡淡一笑，却说，“晚生今日求见，并非为了谋职。” “噢？”李鸿章倒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自己身居高位，那么主动地表示关切，对方一定会感激涕零，趋之若鹜，却不料被这个年轻人轻易地拒绝了，这岂不是太不识抬举了吗？既然如此，就干脆单刀直入，“那么，易公子所为何来呢？” “中堂大人，”易君恕拱拱手，说道，“晚生确有一事相求……” “那就请直说吧！”李鸿章已经有些不耐烦，心想此人既然不肯投在他的门下，必是为一些小事儿走走关节。且听听他所求何事，如果顺手，也不妨卖个人情，帮他一把，打发了这个“故人之后”也就是了。“只要老夫力所能及，定尽绵薄！” “多谢中堂大人！”易君恕听了这话，便如同得到许诺，双目炯炯地望着李鸿章，“请问大人，刚才乘轿子出去的那位洋人，可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吗？” “嗯？”李鸿章一愣，“你问这个干什么？” “晚生听说，近来英国公使频频到总理衙门谈判，谋求展拓香港界址……” “你……你听哪个讲的？”李鸿章突然失去慢条斯理的常态，一着急，连老家合肥话也出来了。易君恕突然提出的问题，使他颇为震惊。总理衙门和洋人谈判，几乎每天都有，在李鸿章如同家常便饭，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则是不应该知道也不应该关心的国家机密。可是，易君恕却不但说出了谈判对手的名字，连两国相争尚未定局的议项也点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是总理衙门的哪位大臣或是戈什哈、苏拉不慎泄露了秘密，还是易君恕受了什么人的指使，前来刺探情报？ “回禀中堂大人。学生日前到南横街粤东会馆，听南海康有为先生在保国会演讲，谈到近来时事，据说英使窦纳乐要求展拓香港界址，”易君恕答道，他已经从李鸿章那双警惕的眼睛里证实了这个传闻，“看来，是确有其事了。” 李鸿章不语，倒吸了一口凉气。易君恕的消息来源是康有为！提起那个康有为，李鸿章的内心深处再一次被触动了伤疤！ 就在甲午战败之后，慈禧皇太后又要派李鸿章这位败兵统帅赴日议和。李鸿章知道，此去日本，无非是割地赔款，但圣命难违，也不得不去。在日本马关，李鸿章作为战败国的全权代表，受尽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奚落和恫吓，而且还被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其中委屈，向谁去诉？他忍辱含垢，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二万万两，添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规定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享受与进口货同等优惠待遇。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朝廷文臣武将，号泣谏言、愿决死战者不乏其人，不肯以寸土与人。当时正赶上乙未科会试，各省举子齐集京师，群情激愤，台湾赴京举子痛写血书，表示誓不从倭！广东举子康有为趁机一呼百应，带领六百余名举子联名上万言书，反对签约，主张变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举人进京应试，均由公车接送，所以举人又称“公车”，康有为此举，便以“公车上书”之名轰动全国，使得赴日议和的李鸿章骑虎难下。幸而朝中还有一班主和的老臣，对康有为的万言书予以抵制，未能上达天听，而号称“四小枢”的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军机大臣徐用仪则冲破帝师翁同龢和他一帮门徒的重重阻挠，力谏皇上休战言和，光绪皇帝虽顿足流涕，到底也还是在和约上签字用宝，才了结了这场纷争。如若不然，一旦朝廷拒签和约，他李鸿章尚在日本马关，性命危矣！ 李鸿章一想起这些，心中就打翻了五味瓶。康氏一举成名，是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去的！而向皇上引荐康有为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一味主战、与李鸿章尖锐对立的帝师翁同龢！由于翁氏极力怂恿，今年春节，皇上竟然不顾“破五”的成例，在大年初三命翁同龢、李鸿章和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荣禄，刑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廖寿恒，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共同在总理衙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康有为不就是在乙未科刚刚中的进士吗？至今也还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让五位顶尖级朝廷大员会见他一个人，可谓郑重其事到了极点。 当时，荣禄开宗明义，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总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谓机敏狡黠，使荣禄一时语塞。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对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侧尽弃乎？” 康有为对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 …… 那次“问话”，使李鸿章震惊地感到，三年前横空出世的康有为，如今已成气候。平心而论，康有为高屋建领的立论和舌战群儒的辩才，都使他折服。李鸿章为官一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症结在于法治涣漫，官制陈旧，官场腐败，与近百年来崛起于世界的列强各国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较之青春焕发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渴望变更这种现实，渴望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又不敢触及那个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小改小革，为此耗尽了心血，熬白了须发。而年方不惑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就显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直指大清国的要害，出一鸣惊人之语，收振聋发聩之效。李鸿章不敢说的话，康有为说出来了；李鸿章不敢做的事，康有为要亲手去实现。这真让李鸿章羡慕而又嫉妒，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由于康有为打出了“维新”的旗帜而变得陈旧，突然之间黯淡无光。像一匹不甘伏枥待毙的老马，李鸿章不肯让时代抛弃，不愿让“维新”的浪潮淹没，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为的麾下。早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李鸿章不计前嫌，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不料却未获批准，想做“康党”而不可得！李鸿章的名声已经臭到这种地步了吗？连步“维新”后尘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那一次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李鸿章真真切切地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他厚着老脸捱过了世态炎凉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总理衙门大臣身分维持着虚弱的体面，静观着时局的变化。而康有为却锋头正健，新鲜花样层出不穷，今年三月又发起保国会，慷慨激昂，呼风唤雨。这一次，李鸿章不会再主动上门自找没趣了，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觉得，今天的保国会也许仍像当年的强学会一样，风头出得太大了，难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场！ 只因为易君恕毫无顾忌地说到康有为，使李鸿章浮想联翩。洋务派首领和维新派旗手之间本来应有的声气相通和血脉相连，却又被不可消弥的积怨所纠缠，所间隔，形成积瘀于胸中的一四块垒，难以排遣，难以言说。 “嗯，原来易公子是康有为保国会的人？老夫倒是失敬了……”他喃喃说道，语气中流露出某种失望和怨忽。 “不敢当！”易君恕说，“晚生为南海先生的主张和学说所动，不揣浅薄，慕名追随，虽忝列会员之末，却自惭无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康有为的尊崇爱戴和自己的保国会会员身分，但也隐隐感到对方似乎听得有些逆耳，于是试探地说道，“还望中堂大人指教！” “哦，哪里，哪里！‘雏凤清于老凤声’，康、梁诸君与足下之辈，年轻有为，后来居上，老夫早已望尘莫及！”李鸿章尴尬地勉强笑了笑，自谦之辞包含着酸酸的无奈。“不过，康氏以保国为名，发起组织，俨然政党，却在朝臣之中招致颇多议论。荣中堂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 说到这里，李鸿章收敛了笑容，眯起那双饱经世故、阅尽沧桑的眼睛，观察着这位年轻人的反应。 易君恕吃了一惊。他知道，李鸿章所说的荣中堂，就是当今慈禧皇太后的内侄、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但他却不曾想到，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何以会招致荣禄如此的仇恨，以至于非杀不可，连入会者也要小心脑袋？而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却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堂大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海先生正是痛感国土日割，国势日衰，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保国卫民，一片忠贞之心，苍天可鉴，不知何罪之有？南海先生在保国会上演说，字字滴血，声声含泪，使听者动容，为之泣下！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四，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不必再背了，天津《国闻报》上登了他的讲稿，老夫已经拜读过了！”李鸿章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沉着脸说，“康有为才华横溢，豪情激荡，若以文章而论，的确不失为高手。但他年轻气盛，立论偏激，又难免授人以口实。比如足下刚才所称道的那一段文字，把我大清天下形容为覆屋、漏舟、牢笼、釜镬、牢狱，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腔调和昔日洪、杨、捻匪的恶毒攻击毫无二致，若以犯上作乱论处，他将何以自辩？难怪有人说，康有为的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再如康氏最近所刊布的《春秋董氏学》，更赤裸裸宣称‘爱及四夷’，‘无疆界之分’，这是什么话？难道中国人跟洋鬼子亲如一家，连国土疆界也不要了吗？康氏动辄指斥他人‘卖国’，哼，真正卖国的还不知是何人呢！” 李鸿章论康有为，虽然左一个“难免授入以口实”，右一个“难怪有人说”，但也已经清楚地显示自己的倾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易君恕没有读过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所以并不知道南海先生是否真地说过“爱及四夷”、“无疆界之分”，即使确有此论，也还不知道究竟是何含义。但他毕竟读过民间刊布的康有为多次上皇帝书，也当面听过康有为的讲演，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康有为会是个“卖国贼”。是了，当年南海先生发起“公车上书”，抵制李鸿章的屈节卖国行为，看来，李鸿章至今仍耿耿于怀，不忘这一箭之仇，随时留意南海言论，于字里行间，寻隙报复。唉，俗语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中堂大人的心胸何以如此狭窄！不过，他既公然指斥康氏“卖国”，不就是要证明自己“爱国”吗？易君恕倒也不妨将计就计，借此激他一激…… “多谢中堂大人指点！”易君恕说，“晚生阅历短浅，人言纷纷，多以‘爱国’标榜，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番话是带刺的。但李鸿章却佯作不察，以长者的口吻，谆淳说道：“是啊，明辨真伪，至为重要！当今之世，泰西之学风行中国，维新声浪日高，人人标新立异，争唱‘爱国’、‘保国’高调，岂不知也是良萎并陈、鱼龙混杂。易公子应自有主见，切不可随波逐流，为他人所利用！白香山有诗曰：‘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又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古往今来，岁月悠悠，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曾有多少明珠蒙尘，又曾有多少鱼目混珠？”说到这里，他满腹愤懑又被勾起，慨然道，“不过，老夫相信历史无情，功乎过乎，真耶伪耶，天下自有公论！” “大人所言极是，”易君恕不失时机地接下去说，“历史不可欺，民心不可辱，千秋功罪，取决于天下人心！以当今而论，列强窥伺中国，瓜分豆剖，迫在眉睫，四万万同胞莫不忧心忡忡，盼望朝廷忠良之臣，出救国之策，辅佐我皇上，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度过国朝有史以来最大难关，必然众望所归，名垂青史！中堂大人屠宰相之位，掌栋梁之职，当不负天子重托、万民仰望！” 本来，李鸿章所说的“历史”啊，“公论”啊，不过发发牢骚而已，却被易君恕移花接木，借题发挥，把面前这位年迈虚弱颤颤巍巍一步三喘的老朽推上一身系天下安危的风口浪尖。如果此时他们的身旁还有第三者在场，听到这种过分的吹捧，也许会掩口而笑；可是在李鸿章听来，却如春风拂面，舒服得很，“君子闻过则喜”不过是骗人的假话，谁不爱听顺耳之言呢？ “不敢当，易公子过奖了！”李鸿章那张稀松的脸上漾起难得的笑容，“鸿章并非无救国之志，只可惜，如今廉颇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把奉承领受了，然后再把责任推掉，不仅是这位久经宦海沉浮的老官僚的圆滑，他其实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大清国已经将近三百岁了，老迈不堪，发落齿摇，百病缠身，周围还有一大群红毛洋鬼张牙舞爪，就凭一个李鸿章便可以祛病降魔、妙手回春？仅仅当作一个吉利的笑话听听罢了。 易君恕却不是在和他说笑话。 “大人年事已高，自然无须去领兵打仗。晚生以为，当今救国之计，最为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对内，明定国是，变法维新；二是对外，争我国权，守我国土。去冬今春，旅大、胶州接连被强占、租借，现在英国人又要展拓香港界址，大人身负外交重任，谈判桌就是两军对垒的战场！” 李鸿章脸上的笑容像被一阵风扫去，突然变得冷若冰霜。易君恕贸然造访，跟他兜了那么大的圈子，直到现在才道出了真正的用意！台湾、旅大、胶州湾，或割或租，都是从李鸿章的手里放出去的，眼见得香港的拓界也拦不住，此外还得搭上一个威海卫，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其中委曲，决非你易君恕一个小毛孩子所能明了的，竟然跑到总理衙门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似乎比老夫还要高明，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总理大臣的尊严受到了冒犯，这是李鸿章难以容忍的。然而他却并没有发作。易君恕不是对手，对这么一个无职无衔的白衣举人大发雷霆，反倒显得他气量太窄了。何况这位还是“故人”之后，姑且宽容一些，希望他能知趣。 “易公子，”李鸿章忍住心中的不悦，用尽量和缓的语气说，“请问，府上的祖籍是广东新安县吗？” “不是，”易君恕一愣，不知道他突然问起他的祖籍是什么意思，也只好答道，“晚生祖上，世居北京。” “如此说来，香港拓界与公子并无利害瓜葛，”李鸿章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么，又为何如此关切呢？” “中堂大人！”易君恕又是一愣，没有想到堂堂总理大臣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新安虽不是晚生的家乡，但毕竟是大清国土！晚生有一位朋友，从新安来京赴试，得知香港谋求拓界的消息，深为焦虑不安……” “嗯？你来见我，倒还是受他人之托？” “是，大人！晚生的这位朋友说……” “好了，不必说了！与外夷交涉，乃是国家大事，何须私人投门拜帖？”李鸿章一个冷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总理衙门自会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妥善办理，公子就不必多虑了！” “大人！”易君恕吃惊地看着李鸿章，愤然说，“晚生自知人微言轻，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贸然求见大人，并非为了身家私利，而是不忍看我大清国土一再任人宰割！大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您要为大清国守住每一寸土啊！” 像一记重槌猛击在李鸿章的心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一语等于当面指斥他的误国、卖国，并且警告他不可一误再误、一卖再卖！ 李鸿章被激怒了。他提起手中的手杖，重重地戳下去，脚下的方砖地“略”地一声响。他要教训教训这个毛孩子，让他知道知道总理大臣的厉害！可是，面对这个振振有词的易君恕，仅仅震怒发威是不行的，还必须以理服人。他说什么呢？ “唉！”李鸿章的手杖戳在地上，随之发出来的却不是雷霆暴怒，而是一声深深的叹息，“娃娃，‘为大清国守住每一寸土’，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做到太难了。我何尝不愿意在洋人面前昂首挺胸，与列强争一日之短长？可是……你哪里知道我的难处，国家的难处！” 他摆摆手，不再说下去。那意思是告诉对方：国家大事，本不是该对你说的，也不是你该问的，更不是你能管得了的。算了，不必多言了！ 易君恕却不知进退，继续慷慨陈词：“大人，晚生知道国家艰难到了极点，危急到了极点，所以，我们已无退路可走，多难兴邦，此其时也！强国当从变法做起，保国当从保土做起！道光、咸丰两朝打了两次败仗，丢了香港、九龙，至今国土未归，国耻未雪，如果光绪朝再允许香港拓界，则耻上加耻，何以向国人交代？何以向子孙后世交代？大人，大人！您即使不为国家着想，也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啊！” “我的名声？”李鸿章怦然心动，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眼前，猛地闪现出自己所经历的一次一次屈辱情景，议和，签约，议和，签约，那些条约，每一张都代表着一块国土、一份国权的丧失，每一张都签着他的姓氏，现在都白花花地在眼前晃动，一张接一张，排成长长的一排，好像是他几十年来磕磕绊绊走过来的谈判之路，这条路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完，也许要走一辈子，走到死！那么，待到百年之后，当中国人的子子孙孙回顾这条漫长的、屈辱的路，将怎样评说李鸿章？给他一个怎样的名声？只怕历史真地要对他无情，天下公论将鞭答这个无以自辩的亡灵！啊，太可怕了！ 一阵惊悸攫住了他的心，李鸿章面如死灰，愣愣地望着窗外残阳如血的天空。 “中堂大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千载声名计，请自珍重！约不可签，地不可让，望大人三思！”易君恕立起身来，朝他深深一揖，突然，双膝跪倒，饱含热泪的双眼凝望着李鸿章，“晚生代表为国捐躯的先父亡灵，拜托了！” 李鸿章僵坐在太师椅上，颤颤巍巍伸出枯槁的右手，端起了身旁的茶碗：“送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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